北大通识课

清初理学的批判

  清朝学风，最初因陆王派不读经典，只空谈冥想，而展开对它的批评和修正，发展到后来，整个宋明理学都被贴上虚无不实的标签，被彻底批判，由此产生了实用派与考证派（所谓汉学）。这就是所谓由程朱与陆王之争，演变成汉学与宋学之争。当时秉程朱之学而攻击王学的，有陆世仪、陆陇其等；虽属程朱派而自己另有建树的，有顾炎武、王夫之等；虽属陆王派而对王学有所修正的，有孙奇逢、李颙、黄宗羲等。攻击理学的，一方面认为理学无用于政治，以致“武人俗士”专权，“夷狄寇盗之祸”四起，“天下鱼烂河决，生民涂炭”；另一方面批判理学的研究方法不实际，理学家虽主张实行夏商周的王道政治，然而根本从记载中无从考见三代政治的真相。由前一种批判产生了实用主义派，由后一种产生了考证派，顾炎武的学术兼有以上所述的两个特点，可视作清代学术的奠基人。

  顾炎武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儒。本名绛，字忠清，江苏昆山人；因为仰慕文天祥学生王炎午的为人，改名炎武，字宁人，也自署蒋山佣，有反清复明之志，并参加昆山抗清义军，兵败后游历北方各省，通观形势，阴结豪杰，晚年定居陕西华阴，以待时机。世人尊称亭林先生。

  顾炎武青年时就发愤为经世致用之学，学问渊博，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地理、兵农经史、音韵训诂，都有研究。晚年治经重考证，开清代朴学风气。其学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为主，合学与行、治学与经世为一。主要著作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音学五书》。客观实证主义与经世救时的实用主义，是他思想的主要特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及“经学即理学”两句名言即出自他口。

  王夫之，字而农，一号姜斋，湖南衡阳人，因晚年隐居湘西石船山，被称为船山先生。著作有七十余种之多，后有邓显鹤集为《船山遗书》，其中《读通鉴论》、《宋论》、《俟解》、《诗文集》有单行本。王夫之十分推崇张载和朱熹，反对王阳明，从本体论与方法论的角度批评王阳明的“恍惚空明之见”，比顾炎武等更为深刻。

  王夫之认为，先有“器”而后有“道”；反对“以见闻觉知所不能及为无有”的说法，认为有无不过是聚散隐显的变化，而太虚不变；太极本体只有动，静也是一种动；体用一源，不可离“用”而另立一“体”；心不能离身而存，己不能绝物。这些见解，比宋明的理学家们都要深刻。近代学者李石岑在《中国哲学十讲》中评价说：“船山在中国哲学上的地位，我看比朱晦庵、王阳明还要高，也比颜习斋、戴东原诸人来得重要。”

  孙奇逢字启泰，号钟元，晚年讲学于辉县夏峰村二十余年，从者众，世称夏峰先生。明亡，清廷屡召不仕，人称孙征君。因为要补救王阳明之学的“虚病”，生平著作大半是文献考证和资料记载，没有哲学上的专著。

  李颙字中孚，号二曲。陕西周至人。因为“周至”的古字在《汉书》中解释为山曲和水曲，所以世称二曲先生。出身贫农，借书苦学，遍读经史诸子以及释道之书。曾讲学江南。学说颇有平民色彩，主张兼取朱、陆两派之长，认为“朱之教人，循循有序”，“中正平实，极便初学”；“陆之教人，一洗支离锢蔽之陋，在儒者中最为儆切”（《二曲集》卷四）其长。哲学思想也属于实用主义，与孙奇逢相似。

  黄宗羲，字太冲，一字德冰，号南雷，别号梨洲老人，学者称梨洲先生。生平因奔走国难，备尝艰苦，著作重要者有《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明夷待访录》、《南雷文定》等。他的哲学思想属于王阳明的主观唯心论，但作了实用主义的修正，主张把“致良知于事事物物”的“致”字作“行”字解，摒弃静坐参悟求见本体的虚妄。他的政治理想主要集中在《明夷待访录》一书，从“民本”的立场抨击了君主专制制度者，包含着明确的民主主义精神。当时卢梭《民约论》还未出现，而黄宗羲已有此卓越思想，因而被誉为“中国思想启蒙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