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通识课

王阳明之学

  王阳明，本名守仁，浙江余姚人，曾在阳明洞建筑书屋聚众讲学，因而被称为阳明先生，其学派是姚江学派。谥号文成，因而后人又称王文成公。

  十八岁时，王阳明与夫人诸氏返回余姚，行船路过江西广信时拜访了理学家娄谅，娄谅向他讲述了“格物致知”之学，王阳明听得十分入迷，之后他遍读朱熹的著作，思考宋儒所谓“物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具至理”的学问。为了实践朱熹的“格物致知”，他下决心穷竹之理，“格”了七天七夜的竹子未有发现，却因此病倒。从此，王阳明对格物之学产生了极大怀疑。这就是中国哲学史上“守仁格竹”的典故。

  至三十七岁时，王阳明因得罪宦官刘瑾，被贬到贵州龙场驿。一天夜晚忽然大悟：天下事理无穷无尽，一样样地追究根底不现实，探求“理”不应在事物上，而要从自己内心去寻找。“理”在人“心”，“理”化生宇宙天地万物，故人心自秉其精要。“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人人都具备成为圣人的能力，这样的能力蕴含于本心之中，向内心需求真理已足够，无须借外物。于是提出“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三种学说，以良知说为根本。王阳明的著作，有《王文成公全书》三十八卷，前三卷的《传习录》是门徒们记录他日常讲学整理而成，也是王阳明哲学思想的精华所在。

  “心即理”继承了陆九渊的主张。王阳明说“心外无理，心外无事”—心的本体就是天理，事物虽千差万别，理在人心，心即理。反对程朱一派通过事物追求“至理”的“格物致知”之法。

  “知行合一”在“心即理”的基础上推演而来。想求理于本心，只有知行合一才可穷天下事理。在知与行的关系上，强调要知，更要行，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知必然要表现为行，不行则不能算真知。“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夫人必有欲食之心，然后知食，欲食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我们常说“我知道这件事情应该这样做，但是……”—王阳明告诉我们，知道而不去做，等于不知道。坚定地把“但是”去掉，去做你觉得应该的事情。

  “致良知”，是将《大学·致知》与《孟子·良知》结合在一起，“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此便是良知……常人不能无私意障碍，所以须用致知格物之功，胜私复礼，即心之良知，更无障碍”。例如，身边的同事在用一个错误的方法干活，你知道正确的方法，本可以告诉他，但此人跟你有过争执；不告诉他，也跟你没关系。王阳明告诉我们，此时要选择告诉他正确的方法—做决定，永远选择更接近善良的那一个。

  王阳明的“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都在强调道德的自觉和主宰性。他说：“知是理之灵处，就其主宰处说便谓之心，就其禀赋处说便谓之性。”人心能够知晓行为的善恶，也能自觉地去为善，这就是本心的“明觉”，这是对程颢思想的发展。正因为人心的本质是理，并且人能自觉到这种道德意识，所以人不需通过外物去认识本心之理，外物之理只是人心的表现。格致的功夫不是去认识外物，而是去掉本心的私欲。

  作为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与孔子—儒学创始人、孟子—儒学集大成者、朱熹—理学集大成者四人并称孔、孟、朱、王。他的学术思想传至中国以外的日本、朝鲜半岛、东南亚等国与地区，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集立功、立德、立言于一身。

  朱熹的哲学中包含有唯心主义的成分，王阳明将他著作中的这一部分言论搜集起来，编辑成《朱子晚年定论》一书，强调这是朱熹晚年成熟的见解，以证明其与自己的思想是一致的。与王阳明同时代的罗钦顺在《困学记》中点出王阳明《朱子晚年定论》的曲解，指出朱熹一派与陆九渊一派实质不同。

  王阳明的学说后来分为左右两派。右派以王畿为代表，引入佛教禅宗的思想，主张无念无知，达到生死轮回的解脱；认为儒、释、老三教可以融合，儒家排斥异端是不合理的。左派以王艮为代表，有所谓“淮南格物说”，认为己心正则天下国家亦正。他将哲学常识化以求实用，活跃于民间。他的门徒颜山农、何心隐都有游侠风，心隐因反对权臣严嵩而被害。左派的思想至李贽而达到极点，他曾写文章批评儒家，斥责以“正名分”为中心的礼教害人，认为世间是非本无定论。李贽被视作礼教罪人，著作数次被焚，本身被诬下狱，自刎而死。

  实际上，李贽崇尚儒家学说，但反对把程朱理学作为评判是非的唯一标准，强调为社稷民生着想、关心百姓生活才是“真道学”；提倡个性自由、官民平等和男女平等，这在社会价值导向上是有积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