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言诗
汉魏六朝间的诗,多半是五字一句的,而建安时代,五言诗的创作特别丰富而优美,因《昭明文选》中多为五言诗,人们也称为“选体”。五言诗和乐府不无关系,如李延年《北方有佳人》、蔡邕的《饮弓长城窟行》、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以及之前提到的《孔雀东南飞》、《羽林郎》、《陌上桑》等,基本都是五言。
五言诗始于何时,前人看法不一。有的认为汉代李陵与苏武的唱和诗是五言之祖,有的认为《古诗十九首》才是五言起源,而作者和创作年代都不可考。五言诗虽不能确定创于何人,而起源于西汉则是无疑的。东汉时,五言诗作家有班固、张衡、傅毅、徐淑、秦嘉夫妇、蔡文姬等。建安时期,曹操、曹丕、曹植三父子最为有名,以陈思王曹植的作品成就最高,著名代表作有《美女》、《七哀》、《名都》、《白马》、《驱车》、《弃妇》等。其次是号称“建安七子”的孔融、王粲、徐幹、陈琳、阮瑀、应玚、刘桢。这些诗人中佳作不多,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最为世人称道。同时代的诗除五言占主流外,也有四言诗,如曹操的《短歌行》,和七言诗,如曹丕的《燕歌行》。四言诗是《诗经》形式的延续,七言诗则是一种新的诗体创作。
建安时代的文风,由质朴渐入浮华,讲究音节与辞藻的华美,为六朝的唯美主义文风奠定了基础。继承建安风格的有阮籍和嵇康,前者以《咏怀诗》著名,他们是正始(魏主芳的年号)文学的中心人物,同时又是西晋“竹林七贤”(除他二人外,还有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的先锋人物。西晋太康(武帝年号)时期的“三张”—张载、张亢、张协,二陆—陆机、陆云,二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等,都不同程度继承了建安的传统,但专注对仗排偶的技巧,诗意日渐浅薄。南北朝时,淫艳之风大行。
东晋南北朝时期的诗,形式上仍继承汉魏,五言古体诗为主,其次是七言古体诗,“律诗”初见萌芽,诗风不似先前的质朴婉转,日趋艳丽浮华,只有东晋末年的陶潜与别家格外不同。
陶潜,字渊明,世称靖节先生,曾做过几年小官,后因厌烦官场辞官回家,从此隐居乡里以诗酒自娱,与周续之、刘遗民并称“浔阳三隐”,以田园生活为题材创作诗文,清新自然,不事雕琢,同时又怀有深情寄托。陶渊明的诗如《归田园居》、《读山海经》、《饮酒》、《咏荆轲》等,都为世人称道。词赋也很有名,代表作有《归去来兮辞》、《闲情赋》。
陶潜之后,有诗人谢灵运,他是东晋指挥淝水之战的著名大将谢玄的孙子,袭封康乐公,也喜欢歌咏自然,后人将他与陶潜并称,他为山水诗人,陶潜为田园诗人。唐时的孟浩然、王维、储光羲、韦应物、柳宗元等人,都学陶诗以歌咏自然风物。
谢灵运和颜延之、鲍照,都是宋元嘉(宋文帝年号)体的代表作家。谢灵运和弟弟谢惠连在当时的文坛名气不小,人称“大小谢”。也有人将他和南齐的谢脁并称“大小谢”。谢脁字玄晖,曾作宣城太守,是齐永明(齐武帝年号)体的代表者。齐武帝的第二个儿子竟陵王萧子良,爱好写诗,他所结交的诗人谢脁、任昉、沈约、陆倕、范云、萧琛、王融、萧衍等,号称“竟陵八友”。后来的皇帝梁武帝萧衍又收编了这八位诗友,因此有所谓“齐梁体”的名目。
梁代的君主都是文学家,梁武帝的三儿子萧纲—后来的简文帝,特别以艳诗著名,号称“宫体”。江淹、何逊、吴均等也是梁代的名诗人。此时诗的形式渐重声调格律,风格日益低俗,至陈代更甚,较著名的诗人有徐陵、阴铿、庾信等人。徐陵编选汉魏六朝的艳体诗十卷,名《玉台新咏》,于是有“玉台体”的名称。
北朝诗人不似南朝诗人那样众多,北魏的温子升、魏收、邢邵名声在外,以温邢并称,又有“大邢小魏”之号,南朝的庚信到北周任职,于是又有南徐北庾的说法。至隋统一南北,除隋炀帝杨广,还有诗人薛道衡、杨素、虞世基、王胄等名家,对徐陵、庾信有所继承,但诗风开始转变。不乏荡气回肠、情感豪迈的作品。
这一时期出现的女作家有苏蕙,擅于回文诗。民歌《子夜歌》的创作者是一位名叫子夜的女子。此外,谢道韫也是一位女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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