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的产生
宋明理学,即为两宋至明代的儒学。
隋唐时佛家思想的勃兴,使儒家也受了影响。如韩愈、李翱等,一方面吸收佛家理论,另一方面又辟佛,这一现象预示了新儒学的产生—理学。
宋代开始建立的理学,虽然属于儒学范畴,但同时借鉴了道家甚至是道教和佛学的思想,特别是运用在宇宙论与心性论方面,而这两方面又老早是儒、释、道三家混合的所在。如晋王弼拿道家的思想来解释《易经》,道教是阴阳家借道家之名创造的,同时用儒家部分经典—主要是《易经》附会道家学说。佛教中的“格义”,是拿《老子》、《庄子》及《周易》解释佛经。这些相互掺杂的现象,为宋明理学的形成提供了前提条件。宋明理学,将儒、释、道三家的思想融会贯通之处整理成了同一体系。
另一方面,汉唐的训诂注疏学十分烦琐乏味,一些有独立思想的儒学者想谋求新的学术研究途径。宋时的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王安石等,都是留心政治、拿经史的义理来研究解决实际问题。宋初的胡安定、孙明复、石守道三个学者,讲求经世致用之学,开一代学风。安定设立经义和治事二斋,依据学生的才能、兴趣志向施教。经义是“明体”的,治事是“达用”的。经义主要学习六经;治事分为治民、讲武、堰水(水利)和历算等科。凡入治事斋的学生每人选一个主科,同时加选一个副科。另外还附设小学。这种大胆尝试,使学生能领悟圣人经典义理,又能学到实际应用的本领,胜任行政、军事、水利等专门性工作。这可说是当时的新教育。在这种教育影响之下,出了不少的学术人才。这成为理学产生的另一前提。
宋时的手工业和商业已有相当发展,货币流通范围扩大,甚至开始使用纸币。经济活跃的同时,民间文化事业也得到促进,如印刷术的进一步完善,书籍数量的增加,官学之外又有民间自由讲学的书院,分布各地。除印刷术外,罗盘针及火药的发明也在宋朝。这样一种欣欣向荣的历史大环境下诞生新的哲学思想—理学,也非偶然了。
北宋嘉祐治平年间(一〇五六年—一〇六七年),儒学发展形成了王安石荆公学派、司马光温公学派、苏轼的蜀学等派。
此后兼容性理而著名的有周敦颐(濂溪先生)的濂学、张载的关学、二程(程颢、程颐)兄弟的洛学。后来洛学由大儒学家朱熹发扬光大,在福建创立闽学,成为居正统之位的程朱理学。濂、洛、关、闽四学派,人称理学四派。
理学实际创始人是周敦颐、邵雍、张载、二程兄弟(程颢、程颐),南宋朱熹而集大成,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提出“理”先于天地而存在,主张“即物而穷其理”。与朱熹一派相对的,是陆九渊的主观唯心主义,主张“宇宙便是吾心”。
到了明代,王阳明进一步发展陆九渊的学说,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心之“灵明”是宇宙万物的根源。主张“明体心”、“致良知”。
此外,北宋张载提出的气一元论,与二程截然不同。明代王廷相及清初的王夫之、颜元等,对程朱学派、陆王学派都持反对态度。戴震著《孟子字义疏征》,得出“理存于欲”,指出“后儒以理杀人”,对理学作了有力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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