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通识课

佛教的中国化

  印度的阿育王在位时期，佛教逐渐传播到印度以外，如缅甸、锡兰、阿富汗等地。阿育王以后三四百年，佛教渐渐盛行于上述各地及中国地区，印度本地的佛教反而衰败了。

  公元二三世纪，龙树比丘提倡诸法皆空的观念，成为大乘空教的始祖。四五世纪之间，无著及其弟子先后阐扬大乘佛法，而创立唯识宗。到了六七世纪，陈那革新佛教逻辑学“因明学”，护法著《成唯识论》来发展无著、世亲的教义，其弟子戎贤继承他的衣钵，而和他们对抗的则有继承龙树理念的法辨及其弟子智光。

  初唐中国的玄奘法师到西域，对以上两派理论都有研究。同时期到中国传播佛教的，有菩提达摩、真谛、达摩笈多、法藏（贤首大师）等。公元八世纪，印度佛教衰微，此时到达中国传教的有善无畏、金刚智、不空、实义难陀等人。中国的义净法师游学印度，滞留在南海诸国，回国后多有弘法讲学。

  佛教东移，分两条道路，一条是北方路线，经新疆一带进入中国。一条是南方路线，由印度、缅甸、暹罗、安南等地进入中国。后来又由中国传到朝鲜和日本。佛教传入中国，大概是在东汉明帝时期。公元六五年，明帝遣使到印度求佛经，结果得到了佛像经卷，还与释迦摩腾一同归国。在此后的两三百年间，印度及西域佛教家，到中国学汉文、传教、做佛经翻译的，不在少数。从南北朝到隋唐五代，佛教思想支配了中国学术界。

  当南北朝对立的时期，北方国家利用佛教对抗南朝，于是中国儒家曾和道家联手进行反佛运动。如梁朝范缜著《神灭论》、刘勰著《灭惑论》、宋朝顾欢著《夷夏论》，引发了佛教徒的诸多辩驳。另一方面，一般学佛的人多用老、庄、《周易》的思想来解释佛教教理，即以外典（非佛教的经典）说明内典（佛教的经典），称为“格义”。

  “格义”是佛教中国化的开始。但凡民族接收外来的文化，常常拿固有的民族文化做基础，这就是佛教所以中国化的理由。中国人讲佛学的时候所加入的中国思想倾向，可以归纳为几点。

  第一，中国古代哲学都以为在个人主观之外，还有客观的外界存在，而佛学认为外界虚妄不实，即空。中国人认为这种说法太奇怪，讲佛学者就讲佛学所谓的“空”另加解释，使外界“不真空”。

  第二，中国儒家主张在“自强不息”之中求人格的最高境界，而富于出世色彩的庄子也并非以全然不活动的人为理想中的真人、至人，因此中国人对佛的境界，也认为并非永寂不动。佛“不为世染”，也“不为寂滞”，所谓“寂而恒照，照而恒寂”。

  第三，因印度种族等级很严格，所以印度佛学说有一种人没有佛性，而中国人却说“人皆可以为尧舜”，所以讲佛学时，人人都有佛性。佛教中有轮回的思想，认为今生修行的成就可作为来世修行的根基，如此历劫修行，最终可成佛。而中国人却说即在此生中“顿悟可成佛”。

  上述种种情况，在印度佛教徒中也可能有，但到了中国得以发扬光大。如前所说的龙树一派的“诸法皆空”论，因其近于老庄的思想，所以中国人比较容易接受，而无著、世亲的“万法唯识”论跟中国思想不太匹配，因而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响。佛教中国化的发展，后来产生了禅宗、天台宗、华严宗等宗派。

  公元五八一年，杨坚于北方灭北周而建立隋朝，公元五八九年南下灭陈，中国复归统一。当历史由南北朝步入隋唐之时，中国佛教也进入了最辉煌的时期。

  隋朝统一中国以后，佛教综合南北体系，形成了统一的特色。隋文帝生于佛寺，养于佛寺，称帝后大力提倡佛教，广建寺庙，并颁诏保护佛教。隋炀帝也笃好佛教，在扬州时设“千僧斋”，并请陈朝高僧智顗大师为其授菩萨戒，智顗授予他一个“总持菩萨”的法号。即位后，隋炀帝诏令天下州郡行道千日，总度千僧，亲制愿文，自称菩萨戒弟子，在扬州造弘善寺，使江苏地区的佛教有所恢复。

  这一时期，智顗大师正式创建了中国最早的佛教宗派—天台宗。由于它形成于浙江天台山，故得名。天台宗的教义主要依据《法华经》，因而也称法华宗。智顗著有《摩诃止观》一书，应是中国佛教第一部佛学导论或概论的巨著。按佛教的说法，其理论也来源于大乘空宗一系。天台宗的教义以“止观并重”、“定慧双修”为最高要求，这也是智顗完成南北佛教统一任务的具体表现。智顗“一念三千”学说，是对其止观理论的进一步发挥。

  由于隋炀帝的暴政，隋朝只存在了三十八年。公元六一八年，唐朝建立。唐朝存在的近三百年间，是中国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都相当繁荣发达、对全人类具有较大贡献的历史时期。

  唐代很重视对佛教的整顿和利用。高祖武德二年（公元六一九年），在京师聚集十大高僧，立十大德，管理一般僧尼。太宗继位，重兴译经事业，度僧三千人，在旧战场各地建造寺院。

  从武后到玄宗，佛教得到了空前发展，达于极盛，寺院之数比唐初增加一半。在这一时期发生了中国文化史和佛教史上意义重大的一件事，那就是玄奘法师自印度留学归国，太宗为其设立译场，汇集国内学僧与文人名士数千人参与佛经的翻译工作。

  玄奘翻译而得的学说，基本反映了公元五世纪以后印度佛学的全貌。当时印度那烂陀寺等处的佛学已分为因明、对法、戒律、中观和瑜伽等五科。

  因明科方面，译出《理门》和《入正理论》，树立了在论议基础上的佛家逻辑轨范；

  法科、声闻乘方面以《俱舍》为中心，包括《俱舍》以前根本的“一身六足”和《婆沙》等论，以及其后发展的《顺正理》、《显宗》等论，玄奘都原原本本地传译了出来；

  大乘对法译出了《集论》和其注书《杂集论》，此二集显示对法经不同于瑜伽论的特点，并指示大小对法相通的途径；

  戒律科方面，翻译传播了大乘唯一的《瑜伽菩萨戒》，并辑出《受戒羯磨》作为实行的规范；

  中观科方面，特别译出护法的《广百论释》，反映出瑜伽是贯通中观的成就；

  瑜伽科方面，则有“一本（《瑜伽》）十支（《显扬》、《庄严》等）”，差不多全部译出。

  可以说那烂陀寺最盛时期所传承的佛学精华，基本上都由玄奘大师译传于中土了。在这时期，随着大量印度佛经论著的翻译、传播和弘扬，中国佛教的思想理论获得了创造性的发展，各个宗派先后兴起。除净土宗、天台宗外，具较大影响的还有律宗、三论宗、禅宗、华严宗、法相宗和密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