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医书
任何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和民族，必定有自己的文化经典，经典对于民族精神的构建，作用是巨大的。而在东西方文明的“轴心时代”诞生的中医体系，产生了早期的所谓“四大经典”著作，即《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
《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简称《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文献典籍，最早著录于刘歆《七略》及班固《汉书·艺文志》，原书十八卷，其中的九卷名《素问》，另外九卷无书名，汉晋时被称为《九卷》或《针经》，唐以后被称为《灵枢》。宋之后，《素问》、《灵枢》始成为《黄帝内经》的两大部分，每部分各八十一篇。《素问》大部分是讲五行和运动的，论述了自然界变化的规律、人与自然的关系等；《灵枢》讲针灸，核心内容为脏腑经络学说。
相传神农尝百草，黄帝求教于岐伯而作《内经》，实际上《皇帝内经》非一人一时之作，主要部分形成于战国至东汉时期。总结了春秋至战国时期的医疗经验和学术理论，并吸收了秦汉以前有关天文学、历算学、生物学、地理学、人类学、心理学，运用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的理论，对人体的解剖、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治疗与预防，做了比较全面的阐述。在理论上建立了中医学上的“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藏象学说”、“经络学说”、“病因学说”、“病机学说”、“病症”、“诊法”、论治及“养生学”、“运气学”等学说，反映了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黄帝内经》以五行为框架，以人体为主要研究对象，形成中医学所特有的天人合一的体系。
中医认为，人与自然界是统一的整体，即“天人合一”、“天人相应”。人的生命活动规律、疾病的发生等都与自然界的各种变化—如季节气候、地区方域、昼夜晨昏等息息相关；人所处的自然环境不同，人对自然环境的适应程度不同，其体质特征和发病规律也因此而异。所以，在诊断治疗同一种疾病时，中医多注重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并不千篇一律。
人类出现以后，就有疾病，有了疾病必然就要寻求各种医治的方法，所以医疗技术的形成的确远远早于《黄帝内经》。但中医学作为一个学术体系的形成，却是从《黄帝内经》开始的，所以《黄帝内经》被公认为中医学的奠基之作，是中国医药学发展的理论基础和源泉。
同时它也是一部养生经典。《内经》中讲到了怎样治病，但整本书只收载有十三种药方，讲的更多是怎样不得病，怎样健康长寿，关键就是内观—注意自身的五脏六腑，气血如何流动，然后内炼—通过调整气血、调整经络、调整脏腑来达到健康，达到长寿。
《黄帝内经》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疗已发生的病变，治疗未发生的疾病，这反映了中医对预防疾病的重视，因为疾病不是一下就得来的，疾病的产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这体现了中医对未病时病症的把握。
《难经》
《难经》，原名《黄帝八十一难经》，传为战国时的名医扁鹊所作。但据考证，该书是一部托名之作，从内容上看大约成书于汉代。“难”是“问难”之义，或作“疑难”解。“经”指《内经》，即问难《内经》。主讲脉诀，是《内经》的一部分撮要。
书中以问答的形式编撰而成，共讨论了八十一个问题，所以又称《八十一难》，内容包括脉诊、经络、脏腑、阴阳、病因、病理、营卫、俞穴、针刺等基础理论，以脉诊、脏腑、经脉、俞穴为重点，同时也列述了一些病证。其中一至二十二难为脉学，二十三至二十九难为经络，三十至四十七难为脏腑，四十八至六十一难为疾病，六十二至六十八为腧穴，六十九至八十一难为针法。
书中对命门和三焦的学术见解，以及所论七冲门（消化道的七个冲要部位）和八会（脏、腑、筋、髓、血、骨、脉、气等精气会合处）等名目，丰富和发展了中医学的理论体系。书中还明确提出“伤寒有五”（包括中风、伤寒、湿温、热病、温病），并对五脏之积、泄痢等病多有阐发，对后世伤寒学说与温病学说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此外，对诊断学、针灸学的论述也一直被医家所遵循。全书内容简扼，辨析精微，在中医学典籍中常与《内经》并提，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古典医籍之一。有多种刊本和注释本。
扁鹊，是战国时勃海郡郑地的人，姓秦，名越人。“扁鹊”一词原本为古代传说中能为人解除病痛的鸟，秦越人医术高超，百姓敬他为神医，便说他是“扁鹊”，渐渐地，就把这个名字用在秦越人的身上了。扁鹊云游各国，为君侯看病，也为百姓除疾，名扬天下。他的技术十分全面，无所不通。在邯郸听说当地尊重妇女，便做了带下医（妇科医生）。在洛阳，因为那里很尊重老人，他就做了专治老年病的医生。秦国人最爱儿童，他又在那里做了儿科大夫，不论在哪里，都是声名大震。
古人将《难经》托名扁鹊所著，借其名以示书的重要性，也表达了人们对他的尊敬与怀念。
《神农本草经》
《神农本草经》又名《神农本草》，简称《本草经》或《本经》，我国现存最早的药学专著。托名“神农”所作。在我国古代，大部分药物是植物药，所以“本草”成了它们的代名词，这部书也以“本草经”命名。汉代托古之风盛行，人们尊古薄今，为了提高这部著作的地位，增强人们的信任感，就借用神农遍尝百草，发现药物这妇孺皆知的传说，将神农冠于书名之首，定名为《神农本草经》。
《神农本草经》的成书年代说法不一，或认为是秦汉时期，或认为是战国时期。清人孙星衍认为这部书有可能源自神农、黄帝之时，当时虽无文字，但药石知识相传不绝，经过历代名家修订、增补，屡有阙佚。现行本为后世从历代本草书中集辑的。现存最早的辑本是明代卢复辑《神农本经》，流传较广的是清代孙星衍、孙冯翼辑的《神农本草经》，以及顾观光辑《神农本草经》、日本森立之辑《神农本草经》。
全书分三卷，载药三百六十五种，其中植物药二百五十二种，动物药六十七种，矿物药四十六种，分上、中、下三品，认为无毒的称上品为君，毒性小的称中品为臣，毒性剧烈的称下品为佐使。文字简练古朴，为中药理论的精髓。书中对每一味药的产地、性质、采集时间、入药部位和主治病症都有详细记载。对各种药物怎样相互配合应用，以及简单的制剂，都做了概述。更可贵的是，早在两千年前，我们的祖先通过大量的治疗实践，已经发现了许多特效药物，如麻黄可以治疗哮喘，大黄可以泻火，常山可以治疗疟疾，等等。这些都已用现代科学分析的方法得到证实。
《伤寒杂病论》
《伤寒杂病论》是一部论述传染病与内科杂病为主要内容的典籍，是我国最早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临床诊疗专书。
作者张仲景是东汉著名医学家。该书编成后不久因作者去世流失民间，到晋代时，一位名叫王叔和的太医令在偶然的机会见到了这本书的残章，他全力搜集《伤寒杂病论》的各种抄本加以整理，并最终找全了关于伤寒的部分，命名为《伤寒论》，包含有二十二篇论文，记述了三百九十七条治法，载方一百一十三首，总计五万多字。王叔和的功劳，清代名医徐大椿评价道：“苟无叔和，焉有此书！”
到了宋代，翰林学士王洙在翰林院的书库里发现了一本被虫蛀了的竹简，书名《金匮玉函要略方论》。这本书一部分内容与《伤寒论》相似，另一部分，是论述杂病的。后来，名医林亿、孙奇等人奉朝廷之命校订《伤寒论》时，将它与《金匮玉函要略方论》对照，得知是张仲景所著，就更名为《金匮要略》刊行于世。《金匮要略》共计二十五篇，载方二百六十二首。《伤寒论》与《金匮要略》的合集，即现代流传的《伤寒杂病论》了。
《伤寒杂病论》序言中提及，张仲景因其宗族中大半死于伤寒，遂“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在诊断上融会了四诊八纲，对伤寒各证型、各阶段的辨脉、审证大法和用药规律以条文的形式作了较全面的阐析。
《伤寒论》系统地分析了伤寒的原因、症状、发展阶段和处理方法，创造性地确立了对伤寒病的“六经分类”的辨证施治原则，奠定了理、法、方、药的理论基础。书中精选的三百多方剂，其药物配伍比较精炼，主治明确。如麻黄汤、桂枝汤、柴胡汤、白虎汤、青龙汤、麻杏石甘汤。这些著名方剂，经过千百年临床实践检验，都证实有较高的疗效，并为中医方剂学提供了发展的依据。名医华佗读了这本书，啧啧赞叹说：“此真活人书也。”明代中医喻嘉言高度赞扬张仲景的《伤寒论》，说：“为众方之宗、群方之祖。”“如日月之光华，旦而复旦，万古常明。”（《中国医籍考》）
《伤寒杂病论》是后世中医必修的经典著作，历代医家对之推崇备至，赞誉有加，至今仍是我国中医院校开设的主要基础课程之一，仍是中医学习的源泉。在这部著作中，张仲景创造了三个世界第一：首次记载了人工呼吸、药物灌肠和胆道蛔虫治疗方法。它不仅是我国历代医家必读之书，而且还广泛流传到海外，如日本、朝鲜、越南、蒙古等国。特别是在日本，在当地的一些著名中药工厂中，伤寒方一般占到六成以上。
中医配药治病分为两派：经方派和时方派。经方有两种意义，一是指医家在治疗过程中发现确有疗效的“经验之方”，一是指在张仲景著作中使用过的“医经之方”。在明清之前，经方主要是指“经验之方”。到清朝初年，出现了尊古的经方派，他们称张仲景著作使用过的方剂是“经方”，而后世医家及温病学派设计的方剂则是“时方”，他们反对时方而主张用经方。因为经方派的影响，现在中医界所说的经方，其意义则转而成为后者—张仲景的方剂。也因此，经方派在日本称“古方派”，时方派称“后世方派”。
方药施治，是临床疗效的重要保证。中医临床基础包含“八纲”、“八法”、“七方”、“十剂”等原则。所谓“八纲”，指中医辨证中的八个基本纲领—阴、阳、表、里、虚、实、寒、热。“八法”指八种治疗方法—汗、吐、下、和、温、清、补、消。“七方”即七种方药配伍和组成—大、小、缓、急、奇、偶、复。“十剂”指十种药剂功用分类法—宣、通、补、泄、轻、重、滑、涩、燥、湿。这些中医临床的基础原则，在《伤寒杂病论》三百多个方剂中有着明显的体现，也因此，《伤寒杂病论》被后世中医公认为“经方”的代表。在几千来中医学发展过程中，一直指导着医家的临床实践，受到极高的崇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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