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

日落西山

　　在那個把我們這個世界攪得無法安生的人①崛起以前的十年，即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三三年，是歐洲相對平靜的時期每當我國憶起那十年，經常懷有一番感激之情。因為我們那一代人在此之前遭受的災難實在太深重了，所以我們把那相對的和平視為意外的禮物。我們所有的人都覺得，我們一定要在那十年中，彌補一次大戰和戰後的艱難歲月從我們生活中奪走的幸福、自由與精神財富；於是我們發憤工作，但卻帶著比較輕鬆的情緒；我們四處漫遊，進行各種嘗試，我們重又發現了自己的歐洲、自己的世界。人們從來沒有象在那十年裡似的進行那麼多的旅行——這是不是可以說，年輕人已忍耐不住，急於要彌補他們在過去彼此隔絶的狀態中失去的東西？抑或這是一個隱隱約約的預感：我們必須在再次遭到“禁錮”以前及時衝出狹窄的天地？

 

　　①指希特拉。

 

　　在那個時間裡，我也去過好多地方，只不過那些旅行不能跟我青年時代同日而語罷了。因為我現在在那些國家已不再是個名不見經傳的人了，我到處都有朋友、有我的出版人、有一大群讀者。我是作為我的書的作者去那些國家的，我不再是從前那個隱姓埋名的獵奇者了。這給我帶來不少好處。我可以更為有效地、更加廣泛地宣傳那個多年來已經成為我自己畢生奮斗的理想：爭取歐洲的精神統一。我本着這樣的思想在瑞士、荷蘭發表演說，用法語在布魯塞爾的藝術官演講，用意大利語在那座具有十三世紀藝術風格的佛羅倫薩的歷史性大廳裡——米開朗瓊羅和萊奧納多·達·芬奇曾在那裡就座過——發表演講，用英語在美洲——從大西洋此岸到太平洋彼岸的講學途中——發表演講。這完全是另一種類型的旅行；我現在到處都可以見到那些國家的最優秀的人物，如同友人一般，而不必去尋找他們：但在我的青年時代我對他們是不勝敬畏的，我從不敢給他們寫一行字的信，而如今他們都成了我的朋友。我躋身于那些通常把陌生人傲慢地拒之門外的社會圈子，我可以觀光聖日爾曼城區①的華麗建築和意大利的高級宅邸，我可以看到私人的珍藏；我已不必站在公共圖書館的出納台旁有求於人，而是由圖書館館長親自把庫藏的善本拿給我看。我可以在擁有百萬美元資產的古董商——如，費城的羅森巴克博士②——那裡作客，每當小收藏家們走過這些古董商的店舖時，總是目光羞澀。於是我第一次見識到了所謂“上層”世界以及這個世界的奢華。而這一切無需我向別人請求，是它們自己送上門來的。然而，難道這樣一來，我就見多識廣了嗎？不，我依然經常渴望我青年時代那種無人事先等候的旅行，而且由於隻身行動，一切顯得更有魅力；所以我還不願放棄過去那種舊的旅行方式，每當我去巴黎，我就儘量避免在到達的當天通知象羅歇·馬丹·杜加爾③、儒勒·羅曼、杜阿梅爾、馬塞雷爾這樣一些最好的朋友。我要先在大街上漫無目的地隨便溜躂溜躂，就象從前當學生時一樣。我重訪原來的那些咖啡館和小飯館，讓自己口味過去的青年時代；倘若我想寫作，我也是到那些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去，如布洛涅或蒂拉諾或第戎這樣一些外省的小地方。我覺得，在住過那些令人厭惡的豪華大飯店之後，住在小旅館裡，無人知道自己的行蹤，起居行動完全按照自己的意願，是最舒服不過的事。後來，儘管希特拉從我身上奪走了許多東西，但是唯有這種美好的回憶——我曾按照自己的意願又過了十年享有充分內心自由的歐洲式生活——是他既不能沒收，也不能從我心中磨滅的。

 

　　①聖日爾曼城區（FaubourgSt.Germain），巴黎的一個舊城區，是貴族居住之處。

 

　　②亞伯拉罕·S ·沃爾夫·羅森巴克（AbrahamS.WolfRosenbac ，一八七六——一九五二）美國書籍收藏家，著有《不能發表的回憶錄》（TheUnpublish— ableMemoirs，1917）等書。

 

　　③羅歇·馬丹·杜加爾（RogerMartinduGard ，一八八一——一九五八），法國著名作家，代表作有《蒂博一家》（LesThibault ）。

 

　　在眾多的旅行中，有一次旅行曾使我特別興奮，也使我受益匪淺：那就是去往新的俄國。一九一四年，戰爭爆發的前夕，我正寫着一本關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書，當時我就為此行作準備了；可是戰爭的流血場面打斷了我的計劃，自那之後，又有一種顧慮妨礙着我的打算。由於布爾什維克的實驗，俄國對一切有知識的人來說，成了戰後最富有烴力的國家。有的人熱情地讚美它，有的人瘋狂地與它為敵，但都沒有確切的瞭解。由於宣傳與同樣激烈的反宣傳，沒有人能清楚地知道那裡究竟發生了什麼。但是人們知道，那裡正在進行一些全新的嘗試，不管那些嘗試是善是惡，它們很可能決定我們這個世界的未來形式。肖伯納、威爾斯①、巴比塞、伊斯特拉蒂②、紀德以及其他許多人都去訪問過那個國家，當他們回來時，有的熱情滿懷，有的失望沮喪。要不是那種希望用親眼目睹的事實來得出自己印象的想法也同樣引誘着我，我很可能不會成為一個在思想上曾非常想瞭解那些新事物的人。我的書在那裡流傳甚廣，不僅有馬克西姆·高爾基為我撰寫了序言的全集，而且還有價值幾個戈比的廉價小版本深入到廣大群眾之中。當然，我肯定會在那裡受到很好的接待。不過，仍然有妨礙我成行的因素，那就是在當時到俄國去的任何旅行，本身就已經意味着一種表態；而且要我這個對教條主義和政治性的事情最為深惡痛絶的人，在對一個難以預測的國家進行幾個星期的一般性觀察之前就公開表示讚許或者否定，要我對一個尚未解決的問題先發表自己的判斷。所以，儘管我有熱烈的好奇心，卻下不了決心到蘇維埃俄國去。

 

　　① H·G ·威爾斯（HerbertGeorgeWels ，一八六六——一九四六），英國著名科幻小說家，代表作有《隱身人》、《星際戰爭》等。他的反戰小說《勃列特林先生看穿了它》曾受到高爾基讚揚。

 

　　②帕納伊·伊斯特拉蒂（Panaitlstati，一八八四——一九三五），用法語寫作的羅馬尼亞小說家，曾受羅曼·羅蘭的讚賞，身後名聲大振。代表作有《基拉·基拉莉娜》、《安格爾舅舅》、《阿德里安·佐格拉非的故事》等。

 

　　一丸二八年初夏，我收到了一封邀請信，要我作為奧地利作家代表團的成員到莫斯科參加紀念列夫·托爾斯泰誕辰一百周年的慶祝活動，目的是要我在紀念晚會上發表賀辭。我沒有理由迴避這一次機會，因為這是一次超黨派的活動，從而使我的訪問失去政治色彩。托爾斯泰作為非暴力的信徒，不是一個布爾什維主義者。由於我寫的關於他的書已有數萬冊在那裡流傳，我顯然有權利談談作為作家的托爾斯泰。而且我覺得，如果所有國家的作家們都團結一致，共同紀念他們中間最偉大的人物，那麼按照歐洲人的思想方法，這是一次重要的示威。於是我接受了邀請，而且對我如此迅速的決定也無需後悔。因為穿過波蘭的旅程就已經使我大長見識。我看到，我們的時代治癒自己造成的創傷竟是那麼快：我在一九一五年看到的那些一片廢墟的加利西亞地區的城市，現在都已煥然一新；我再次認識到，十年時間在個人的一生中是一段頗長的旅程，而在一個民族的生存中僅僅是一瞬間。在華沙已經看不到交戰雙方的軍隊在這裡兩次、三次、四次浴血奮戰的痕跡。咖啡館裡坐著穿著時髦的婦女，十分耀眼；穿得筆挺、身材瘦長的軍官們在馬路上散步，看上去更象是扮演士兵的皇家劇院的傑出演員。到處都可以感到一種意氣風發、充滿信心和自豪的情緒，因為如此興盛的新的波蘭共和國是從幾百年的瓦礫堆上建立起來的。列車從華沙繼續向俄國的國境駛去。大地越來越平坦，沙上也越來越多，每到一個車站，全村的居民們穿著各種色彩的鄉村服裝站在一旁，因為在當時，白天只有這唯一的一趟客車通過這裡向那個禁止外人入境的封閉的國家駛去。因此，觀看一趟聯結東西方世界的特別快車的潔淨車廂，在這裡便成了一件大事。邊境車站涅戈洛爾耶終於到了。鐵軌上方高高地懸掛着一條寬寬的血紅橫幅，上面是用西里爾字母寫的一句口號，我不認識，有人給我翻譯說，那是：“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我們從這鮮紅的橫幅下面穿過，算是踏上了無產階級的帝國——蘇維埃共和國的國土，進入到一個新的世界。誠然，我們乘坐的列車根本不是無產階級的，它是沙皇時代的臥車，比歐洲的豪華列車還要舒適愜意，因為車廂甚是寬敞，行駛速度也比較緩慢。我是第一次乘火車穿越俄國的國土，奇怪的是，我對這片土地並不感到陌生，覺得一切都是那樣的熟悉：遼闊、空曠、令人略感憂鬱的草原；草原上的小茅舍，矗立着蔥頭形屋頂建築的小城鎮；蓄着長鬍鬚、一半象農民一半象先知的男人，用善良、爽朗的笑聲向我們致意，頭戴花巾、身穿白色短衫的婦女們出售着克瓦撕、鷄蛋和黃瓜。我怎麼會早就知道這一切的呢？那是由於俄羅斯文學的大師們——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阿克薩科夫、高爾基——曾甩卓越的現實主義手法為我們描寫了“民間”生活。那些穿著肥大的白色上衣的男人們站在那裡，顯得憨態可掬，樸實得令人感動；列車裡的年輕工人們，有的下棋，有的看書，有的交談，當他們說話的時候，我雖然不懂他們的語言，但我相信我明白他們的意思，我感覺到他們身上那種青年人具有的心神不定、不能自製的精神狀態，由於他們得到了要竭盡全力的號召，年少氣盛在他們身上奇異地復活了。如果說，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對“民眾”的愛憐會在一個人的心中起到回憶的作用，那麼我在列車上就已經對這些人的單純而又令人悲嘆、聰明而又尚缺教養產生了憐憫之情。

 

　　我在蘇維埃俄國度過了高度緊張的十四天。我看、我聽，有時讚賞，有時厭倦，有時歡欣，有時生氣，始終是一般介於冷與熱之間的交流電。莫斯科本身就是一個矛盾體——那裡有壯麗的紅場，旁邊有圍牆和蔥頭形屋頂的建築，有一點兒韃靼人的、東方的、拜占庭的奇異風格，因而也是遠古俄羅斯的風格。而紅場的另一端矗立着現代化的，超現代化的高大建築，猶如一群陌生的美國巨人。兩者格格不入，被煙燻黑的古代希臘正教的聖像和鑲嵌寶石的聖壇在教堂裡影影綽綽顯現，而離教堂一百步遠的地方卻是一口水晶棺材，裡面躺着身穿黑色西服的列寧遺體，剛剛整修過（我不知是不是為了歡迎我們），一邊行駛着幾輛潔亮的小汽車，一邊都是滿臉鬍子、邋里邋遢的馬車伕輕輕吆喝着，揮動鞭子驅使駕車的瘦小馬匹。我們發表演講的大歌劇院裡燈火輝煌，在無產階級的聽眾面前仍然是一派沙皇時代的富麗景象。郊區是一片老朽的舊房屋，象骯髒的、無人照管的老人，為了不致跌倒而互相依靠着。所有的一切早已變得陳舊、衰頽、鏽蝕，可是現在卻想一下子都變得現代化、超現代化。正是由於這種怠于求成，莫斯科人滿為患，到處顯得雜亂不堪。無論是在商店裡，在劇場門口。到處都是擁擠的人群，由於機構臃腫，因而效率極低，人們不得不到處等候。那些理應訂出“制度”的新官僚們熱衷于批條子簽檔案，一切事情都被耽誤了。盛大的晚會原應該六點開始，可是到丸點半才開始，當我于深夜三點鐘精疲力盡地離開大劇院時，演說者們還在滔滔不絶他講下去；而我作為一個歐洲人在參加每次招待會和赴約時總是提前一個小時到場。時間就這樣從一個人的手中白自流去，而且又顯得每一秒鐘都十分忙碌：東張西望、注目而視、無休止的討論；對什麼事情都表現出某種熱情，我覺得，那種俄羅斯人煽動人心的神秘力量不知不覺地抓住了每一個人，使得他們那種難以抑制的興奮、感情和思想一起熾熱地迸發出來。雖然不十分清楚，這些人為什麼和為了何事如此容易激動，但無疑和那種不安寧的新氣氛有關，也許一種俄羅斯式的國魂已降臨到每個人的身上。

 

　　有許多事情確實是了不起。首先是列寧格勒，這座由具有膽識的諸侯們天才地設計的城市，佈局恢宏，宮殿壯麗。但它同時又是《白夜》中陰霾的彼得堡，是拉斯科爾尼科夫①的彼得堡。冬宮極其雄偉，而更令人難忘的是裡面的景象，我們看到成群的工人、士兵、農民穿著笨重的靴鞋，手裡拿着帽子，誠惶誠恐地穿過從前皇帝們的殿堂，就象走到聖像前去似的，一邊細看著那些繪畫，心裡有一種說不出的自豪，因為他們覺得：這一切現在是屬於我們的了，我們要學會瞭解這些東西。教師們領着圓圓臉蛋的孩子們穿過大廳，管理藝術品的工作人員在向那些頗顯拘謹而又專心聽講的農民們介紹林布蘭特和提香的繪畫；當講解員指着某些繪畫的綱部時，他們總是從沉重的眼皮下抬起怯生生的眼睛。那種天真的、一本正經的努力，未免使人感到有點可笑，就象到處見到的那樣。因為要想讓目不識丁的“民眾”在一夜之間就能懂得貝多芬與維米爾②顯然是拔苗助長。無論是講解這些藝術珍品的一方，還是力求要懂得這些藝術珍品價值的另一方，起初都是那麼性急。孩子們在學校裡畫的可是最粗陋、最簡單的東西。在十二歲小姑娘的課椅上放著黑格爾的著作和素列爾③的書（當時就連我也不知道這個人），甚至連還不怎麼識字的馬車伕手裡也拿着書，那僅僅是因為那是書，而書則意味着“教育”，這是新的無產階級的光榮和義務。是呀，當他們給我們看那些中型工廠並且期待着我們的驚訝之情時——好象我們在歐洲和美洲還從未見到過那類工廠似的——，我們不得不經常袋出笑容；一個工人曾非常自豪地指着一台縫紉機對我說：“這是電動的”，然後用期待的神情望着我，似乎我應該發出讚歎之聲。因為那些民眾都是第一次看到這些技術產品，所以他們虔誠地相信，是革命和革命之父列寧與托洛斯基設想出和發明了這一切。於是我們微笑着稱讚一番，而在稱讚的同時又暗自覺得好笑。這個俄羅斯國家就是這樣一個不可思議、具有才能而又心地善良的大孩子。我們總是這樣想並且問自己：這個國家將來真的會象它打算的那樣非常迅速地改天換地嗎？宏偉的藍圖將會變得更加龐大呢，還是在俄羅斯人原有的奧勃洛摩夫④式的怠情中變成泡影？我們有時候覺得可信，有時候感到懷疑；我越看得多，心中越糊塗。

 

　　①拉斯科爾尼科夫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罪與罰》中的主人公。

 

　　②維米爾（JanVermeer，一六三二——一六七五）荷蘭著名風俗畫家。

 

　　③喬治·索列爾（GeorgesSorel，一八四七——一九二二），法國新聞記者和社會哲學家。代表作有《暴力論》等，曾對列寧產生過影響。

 

　　④奧勃洛摩失是俄國作家岡察洛夫的小說《奧勃洛摩夫》中的主人公，他心地善良，很有教養，整天躺在床上懶洋洋地胡思亂想，心裡雖有種種改良計劃。但始終沒有付諸實現，用打瞌睡來打發日子。

 

　　然而，難道這種思想上的矛盾只有我有？俄國人身上就沒有？甚至在我們來此紀念的托爾斯泰的心靈中就沒有？在去亞斯納亞·波爾亞納①的火車上，我跟盧那察爾斯基談論過這個問題。盧那察爾斯基對我說：“他究竟是怎樣一個人，是一個革命者還是一個反動分子？他自己知道嗎？他作為一個真正的俄國人想把數千年來世界上的一切反掌之間來個迅速改變”，他微笑着補充說道，“就象我們現在似的，想用一個唯一的方案改變一切。如果有人把我們稱為非常有耐性的人，那是他把我們俄羅斯人看錯了，我們的身體、甚至我們的心靈是有耐性的。但是我們的思想卻比任何一個民挨都沒有耐性，我們總是要想立刻知道一切真諦，即‘真理’。這位老人就是因此而使自己備受痛苦的。”確實，當我穿過在亞斯納亞·波爾亞納的托爾斯泰的故居時，我總是有這樣一種感覺：“這位偉大的老人曾是怎樣自討苦吃呵。”那裡有一張他曾寫下不朽著作的寫字檯，而他卻離開了它，為的是要到隔壁一間可憐的小房間裡去修鞋，去修理破舊的鞋子。那裡有一扇門，那裡有一座樓梯，他正是穿過這扇門，通過這座樓梯，逃離這個家，擺脫他生活中的矛盾。那裡有一支槍，他曾用它在戰爭中打死過敵人，而他又是一切戰爭的敵人。就在那幢低矮的白色莊園房子裡，他生活中的矛盾癥結，強烈地形象地呈現在我面前，可是令人奇怪的是，當我向他的最後安息地走去時，那種悲涼的感覺已漸漸淡漠。

 

　　①亞斯納亞·波爾亞納，是托爾斯泰居住的農莊所在地。

 

　　因為我在俄國所見到的一切，再也沒有比托爾斯泰的墳墓顯得更偉大、更使人感動的了。那塊高貴的朝聖地座落在偏僻、孤寂之處，被一片樹林環抱。一條狹窄的小路通往那座山丘，那山丘只不過是一個由土堆積起來的矩形土墩子，沒有人在那裡看守，也沒有人保護，只有幾棵大樹給它遮蔭。他的孫女兒在墓前對我說，那些參天大樹是列夫·托爾斯泰親手栽下的。他和他的哥哥尼古拉在童年時曾從一位村婦那裡聽到過這樣一個傳說，人們栽樹的地方將是一塊吉祥之地。因此，他們半象遊戲似地栽下了一些小樹苗。只是到了晚年，這位老人才忽然想起這個迷人的預言，於是他立刻表示這樣的願望：死後讓人把他埋在自己栽下的樹林中間。他身後的事是完全按照他的意願辦的，而且由於那座墳塋簡樸得令人心服，從而使它成為世界上給人印象最深的墓地。一個小小的矩形土丘坐落在高大繁茂的樹林之中——沒有十字架，沒有墓碑，沒有銘文。這位偉人就這樣不題自己的名字，被埋葬在這裡，再也沒有一個人有象他這樣為了自己的名字和榮譽而感到痛苦的了；他埋葬在那裡，就象一個被偶然發現的流浪漢，或者象一個不知名的士兵。誰都可以來看他這塊永眠之地，雖然周圍有稀疏的柵欄，但從來沒有封閉過。

 

　　唯有人們的敬意守護着這位永不休息的人的最後安息。通常人們總是時陵墓的壯觀感到好奇，而在這裡卻以一睹墳瑩的出奇簡樸為快。風象上帝的喃喃低語在這座沒有名字的墓地上簌簌作響，除此之外便是一片寂靜，人們也許不知不覺地從這裡走過，除了知道這裡埋葬着一個人——在俄羅斯的土地上埋着某一個俄羅斯人——之外，就什麼也不知道了。無論是巴黎榮民療養院教堂裡大理石拱門下的拿破崙墓室、君王陵寢裡的歌德靈柩①，或者是威斯敏斯特教堂②裡的墓碑，它們的氣象都不及這座處在樹林之中、非常安謐的無名墳塋感人之深，因為在官上面只有風兒在絮絮低語，而墳塋本身卻沒有留下任何文字和話語。

 

　　①歌德的靈柩和魏瑪公國奧古斯特公爵的靈柩存放在一起。

 

　　②倫敦的威斯敏斯特教堂是英國著名人物國葬的地方。

 

　　我在俄國待了十四天，我始終感覺到他們那種急於求成的心情和那種有點盲目的飄飄然，究竟是什麼東西使他們如此激動？不久我認識到：因為他們是人，而且人都會有熱情的衝動，他們所有的人都相信自己參加到一個涉及全人類的偉大事業中來，所有的人都抱著這樣的信念：他們不得不忍受物品匱乏和短缺，都是為了一個更崇高的使命。他們從前在歐洲人面前的那種自卑感一下子變成了一種狂熱的自豪，好象他們超過了所有的人。“光明來自東方”——他們是未來的救世主，他們想的就是這樣率真、簡單；這就是他們認識到的“真理”。別人只能夢想的事情將由他們來完成。即使他們給我們看最微不足道的東西時，也會眼睛炯炯有神地說：“這是我們幹出來的。”而所謂的“我們”是指全體人民。替我們駕車的馬車伕會用鞭子指着某一幢新樓，裂着嘴笑着說：這是“我們”建造的。大學生課堂裡的韃靼人和蒙古人向我們迎面走來，驕做地給我們看他們的書，這一個說“這是達爾文的書！”那一個說“這是馬克思的書！”那副驕傲的樣子，就象那些書是他們自己著作似的。他們急切地給我們看他們的一切，給我們解釋，他們非常感激有人來觀看他們的“事業”。他們每一個人都對歐洲人表現出無限的信賴——但那是史達林以前的年代！——他們用善意的、真誠的目光望着我們，和我們象兄弟似的緊緊握手。而恰恰是這些極少數的人同時又表現出：他們雖然對我們友好，但卻缺乏“尊敬”。因為在他們看來，人本來就是兄弟，是同志。

 

　　即便是那些作家們也不例外。我們曾在過去屬於亞歷山大·赫爾岑的宅第裡聚會，不僅有歐洲的作家、俄羅斯作家，而且還有通方斯族作家、格魯吉亞的作家和高加索的作家，每一個蘇維埃加盟共和國都為紀念托爾斯泰而派出了自己的作家代表。我們和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不能互相交談，但都彼此明自意思。有時候，他們中的一個人站起身，朝我們的一個人走來，指着我們一位作家寫的一本書的書名，再指指自己的心，意思是說：“我們非常喜歡這本書”，然後抓住這位作家的手，使勁地握著，一邊使勁地抖動，好象他喜歡得要把人家的所有關節都抖散架似的。更令人感動的是他們每一個人都帶來了禮物。當時還是因難時期，他們沒有什麼值錢的東西，可是每人都拿出了一點東西給我們留作紀念：一幅不值錢的舊版畫；一本已經沒法念的書，一件鄉間的木刻。我更容易得到這些東西，乃是因為我可以用在俄國多少年來早已見不到的值錢的東西進行回贈，如，一把老頭牌剃胡保險刀、一支鋼筆、幾疊優質的自信紙、一雙軟皮拖鞋，以致我回家時行李少得不能再少。正是這種不用語言的激情使我們深為所動，我們在那裡感覺到的過分熱情在我們歐洲是從未見識過的，因為在我們那裡還從未達到都是“人民”的境界。每當和那些人物相聚一起，就會受到一次危險的誘惑，確實也有一些外國作家在訪問俄國時上了當，由於他們看到自己受到如此空前的歡迎和被真正的群眾所愛戴，他們議為一定得稱讚一番那個政權，因為在那個政權下的人讀了他們那麼多的作品和那麼喜歡他們。是呀，禮尚往來，以心換心，本來就是人的本性。我不得不承認，我自己在俄國有時几乎也要大咱讚歌，在一片熱情之中，自己的頭腦也几乎發昏。

 

　　我之所以沒有陷入那種魔術般的迷境，與其說我該感謝我自己的內在力量，毋寧說我更應感謝一位我不知名的陌生人，我以後也永遠不會知道他是誰。那是在一次大學生們的慶祝會之後，他們圍住我，擁抱我，跟我握手。我完全被他們的熱情感染了，我高興地望着他們容光煥發的臉。有四五個大學生陪着我國住處，整整一群人，裡面有派給我的那位女翻譯，她也是大學生，她把什麼都翻譯給我聽。一直到我關上旅館裡自己的房門時，我才真正是一個人獨處，說實在話，那是十二天以來我第一次一個人獨處，因為在十二天中我身邊總是有人陪着我，有人圍住我，被熱情的群眾擁來擁去，我開始朋衣服，把我的上衣放在一邊。這時我發覺衣服裡有沙沙的紙聲。我把手伸進衣袋，拿出來的是一封信，一封用法文寫的信，但不是一封通過郵局寄給我的信，一定是有人在擁抱或擁擠的時候俏悄塞進了我的衣袋。

 

　　那是一封沒有署名的信，一封寫得非常巧妙、通情達理的信，它雖然不是一名“自俄”寫的情，但它是對最近幾年來對自由不斷增加限制所表示的忿懣。這位不相識的人寫道：“請您不要相信別人對您所說的一切，請您不要忘記，當您看到他們給您看的一切時，他們還有許多東西沒有給您看您得記住。跟您交談的那些人，絶大多數都沒有把他們想要告訴您的活對您講，而只是講了可以允許跟您講的話。我們所有的人都受到監視，您受到的監視也不會少。您的女翻譯要向上彙報每一句話，您的電話被竊聽，每一步都有人監督。”他給我舉了一連串我無法證實的例子和細節。我按他的要求把信燒了——“請您不要撕了它，因為有人會從您的紙簍裡把碎片取走，再把它們拼起來的。”——我這才第一次開始深省一切。我曾身處誠摯的熱情之中，在那同志式的氣氛中曾不止一次地有機會私下和某個人進行無拘無束的交談，難道這一切都是假的？由於我不懂俄語，使我無法和老百姓有真正的接觸。更何況我在這十四天裡所看到的，只不過是這個望不到頭煦帝國的非常小的一部分！如果我真的不想遷就我自己和遷就別人，那麼我不得不承認，雖然我得到的印象，在某些細節上今人感動和鼓舞，但在客觀上下會有什麼用處。所以當其他們歐洲作家從俄國回來後，几乎都很快出版了一本書，熱情地讚揚或者激烈地否定，而我只不過寫了幾篇文章。而且我以為這樣的保留態度很好，因為三個月以後，許多事情跟我所見的就不一樣了；一年以後，經過迅猛的變革；當時說過的每一句話都已被事實斥之為謊言。不過話又說回來，我在俄國強烈感覺到的我們那個時代那種疾風暴雨式的事情，仍然是我一生中罕見的。

 

　　當我離開莫斯科時，我的箱子基本上已經空了。我把能給掉的東西都分送掉了；他們送的東西，我只帶回兩幅聖像，後來我把它們長期裝飾在我的房間裡。不過，我給自己帶回家的最珍貴的東西，是和馬克西姆·高爾基的友誼。我是在莫斯科和他第一次相見的。兩年後，我和他在素倫托再次重逢，他是由於健康受到威脅而到那裡去療養的。我到他家做客，度過了難忘的三天。

 

　　我們那一次聚會本來就很不尋常。高爾基不會任阿一種外語，我又不懂俄語。按照各種邏輯，我們必然是默默地相對而坐，或者借助我們尊敬的朋友瑪麗亞·布德貝格男爵夫人的翻譯才能得以交談。可是高爾基真不愧為世界文學中一位最具天才的敘述家。敘述對他來說不僅僅是一種藝術表現形式，而且也是他全部天性本能的表現。他在敘述時，把自己置身于被敘述的事物之中，把自己變成為被敘述的對象。通過他臉上的各種表情，我雖然不懂他的語言，但卻明白他的意思。他看上去是地地道道的“俄羅斯人樣子”，——我無法用別的詞來表達。他的面貌沒有什麼引人注目的地方，人們看到這位身材瘦長、頭髮草黃、顴骨寬寬的人，很可能想到田裡的農民，馬車上的馬車伕，小鞋匠，無人管教的流浪漢——他是地地道道的“老百姓”，是俄羅斯人原型的集中表現。人們在大街上可能會漫不經心地從他身邊走過，不會注意到他的特點。只有當你坐在他的對面和他開始敘述什麼的時候，你才會認出他是誰。因為他無意之中就成了一個他所要描繪的人。今天我仍然記得，他是怎樣描述一個他在遊歷則遇到的疲倦、年邁的駝背人——在別人給我翻譯之前，我就明白了——，他很自然地把腦袋一耷拉，雙肩垂下，跟神陰鬱、倦怠，——而他開始敘述時，藍眼睛卻是明亮有神——，聲音顫抖；他不知道自己已經變成了那個駝背老人。而當他描述一些高興的事情時，他立刻就會放聲大笑。他輕輕地向後倚靠着，額角閃爍有光，聽他講話真是一件難以形容的快事，他講述的時候，一邊用熟練的形象動作描述與之有關的景色和人物。他身上的一切：無論是他的坐相和走路的姿態，還是他傾聽別人講話和十分高興的時候，都顯得樸買而又自然。有一次晚會上，他喬裝一個貴族，腰間佩着一把軍刀，眼神頓時變得威嚴極了。他眉毛飛揚，器字軒昂，在房間裡來回地踱着方步，好象正在考慮一道嚴峻的詔書，可是當他不一會兒把化裝衣服脫去時，他又笑得象一個農家少年那樣純樸。他的生命力簡直是個奇蹟，他的肺壞了，可是他依然活着，這原是違背醫學規律的。是那種不同尋常的生活意志，堅強的責任感使他繼續活下去；他每天早晨用清清楚楚的手寫體著述他的長篇小說，回答他的祖國的青年作家和工人們向他提出的千百個問題；對我來說，和他在一起，就好象見到了俄國，但不是布爾什維克的俄國，不是從前與今天的俄國，而是看到了一個永恆民族的寬厚、堅強、深沉的心靈。在那些年月，他的內心還是猶豫不決的。作為一個老革命家，他曾願意改天換地，他曾與列寧有過個人的友誼，在當時他仍然猶豫是否要完全投靠黨，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否要成為黨的“牧師和教皇”①。他始終感到良心上的壓力，因為在那些年月，每個星期都有決定，而那些決定跟他這樣的人是不合拍的。

 

　　①教皇一詞，在歐洲人的習語中，常指某一領域的權威。

 

　　在那些日子裡，我恰巧成了那樣一種完全是新俄羅斯人的典型場面的見證人——那一場面為我揭開了他的全部矛盾。一艘俄國戰船在訓練航行中第一次駛進那不勒斯。從來沒有到過西方世界的年輕水兵們芽着漂亮的制限散步，穿過托萊多大街，他們睜大自己那對好奇的農民眼睛，對一切新鮮的東西看個沒夠。第二天，他們中有一群人決定到索倫托來，來看看“他們自己的”大作家，他們沒有事先通知他：在他們俄羅斯人的伺胞情誼的思想中，他們覺得“他們自己的”作家理該隨時為他們騰出時間。他們突然出現在他的住宅前，而且他們的想法也完全正確：高爾基沒有讓他們等候，就把他們請了進去。可是高爾基第二天笑着對我說，那些青年人一開始在他面前裝得非常嚴厲。對他們來說，“公事”高於一切，他們剛一踏進那座美麗舒適的別墅就說道：“你怎麼住這樣的房子，你生活得簡直象資產階級。你究竟為什麼不回俄國去呢？”高爾基不得不儘可能詳細地向他們解釋。不過，基本上說來，那些老實巴交的年輕人也並沒有把這件事看得非常嚴重，他們無非是想顯示一下他們的信念。接着，他們毫無拘束地坐下來，喝茶、聊天，最後告別時一個接一個地和他擁抱。照高爾基的描述，那場面是非常動人的，他對新一代人的那種輕鬆自由的方式十分喜歡，對他們的大大咧咧一點也不生氣。他一再重複說：“我們和他們是多麼的不同啊，我們不是畏首畏尾，就是激烈無比，卻從來不能把握自己。”那天晚上，他一直興高采烈。可是當我對他說：“我想您當時的想法是：最好和他們一起回國。”這時他猛地一怔，直瞪瞪地望着我。“這您怎麼知道的？說真的，一直到最後一刻鐘我還在考慮，我是否應該粑一切：書籍、紙張、手稿統統撂下，和那些年輕的小伙子們一趄乘船去航行十四天，這樣我也許文會知道俄國是什麼樣子的了。一個人在遠離祖國的地方，會把學到的最美好的東西荒疏，流亡中的我們，還沒有一個人作出過有益的貢獻。”

 

　　不過，高爾基把他在索倫托的生活稱之為流亡，是不對的。他每天都可以回國，事實上他也回過國。他不象梅列日科夫斯基似的，——我在巴黎遇見過這個悲劇性的憤世嫉俗者——書籍被禁止，本人被驅逐；他也不象今天的我們，按照格里爾帕策的美妙的說法，我們“對兩邊來說都是外國人和沒有祖國”，我們說的是他國的語言，無家可歸，隨風飄蕩。一個真正的流亡者不是象高爾基所說的那樣。我在以後幾天裡在那不勒斯拜望了一個非常特殊的流亡者，他就是貝內代托·克羅切，他曾當了數十年青年人的精神領袖，他曾作為參議員和部長在自己的國家享有各種禮儀上的榮譽，一直到他因反對法西斯主義而和墨索里尼發生衝突。他辭去各種官職。隱居起來，但這並不能使那些強硬派們滿意，他們要制限他的反抗，必要時甚至要對他進行懲戒。那些大學生們也和過去大不一樣，他們今天到處成了反動勢力的急先鋒，他們衝擊他的住宅，打碎他的住房的窗戶玻璃。但是這位有着一雙聰明的眼睛、留着一小撮山羊鬍子、外表更象一個愉快平民的矮胖人物，並沒有彼嚇倒。他沒有離開那個國家，儘管接到美國及其他國家大學的邀請，他還是待在家中，躲在書籍的大牆後面，他繼續以同樣的觀點辦《批評》雜誌，繼續出版他的著作，而且他的威望是那樣的高，以致根據墨索里尼的命令建立的毫不留情的檢查制度在他面前也執行不下去，然而另一方面，他的學生和與他信念一致的同志卻完全被瓦解了。對一個意大利人，甚至對一個外國人來說，要去看望他，是需要非凡的勇氣的，因為當局清楚地知道，他在自己的堡壘裡，即在他滿是書籍的書房裡，談話是直言不諱的。所以，他等於生活在一個空氣密封的房間裡，他在四千萬同胞當中，就象生活在一隻煤氣罐裡一樣。我覺得，在一座有幾十萬人口的城市裡，在有幾千萬人口的國家中，這種密封式的孤立是一件可怕的事，但同時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我當時還不知道，這種消滅一個人的思想的做法比起以後加到我們自己頭上的做法，還是要寬容得多，我不能不欽佩，這個已經年邁的老頭在每天的鬥爭中保持了怎樣清醒和旺盛的精力呵，但是他卻笑着對我說：“恰憐是那種反抗鬥爭使一個人變年輕了，要是我繼續當着議員，我在精神上也早已變得懶散和不堅定了，我就容易老了。對一個有思想的人來說，危害最大的莫過于缺乏反抗精神；自從我孤身一人和青年們不再圍着我以來，我才更需要使自己變得年輕。”

 

　　然而，我不得不過了好幾年才懂得，一旦折磨、迫害和孤立不能摧毀一個人時，它們就會不斷升級，就象生活中一切重大的事情一樣。一個人獲得這類認識，從來不是通過別人的經驗，而是始終只能從自己的命運中得來。

 

　　我從未見過意大利的那位最重要的人物——墨索里尼，這要歸咎於我不願接近政治人物的毛病，即便在我的祖。國——小小的奧地利，我也未遇見過國家領導人，如，賽佩爾、多爾富斯①、舒施尼克②。——這本來就是有意這麼做的——。據我從朋友們（他們也是墨索里尼的朋友）那裡獲悉。墨索里尼是我的書在意大利的第一批和最熱心的讀者之一。但是由於他曾主動地滿足過我第一次向一位政治家提出的請求，所以我本該親自去向他道謝。事情是這樣的。有一天我收到一封朋友從巴黎寄來的快信，說一位意大利婦女有要事要到薩爾茨堡看我，希望我馬上接待她。第二天，她就來了。她對我說的事確實讓人震驚。她的丈夫，一個窮人家庭出生的優秀醫生，是由馬泰奧蒂③出錢培養成材的。在馬泰奧蒂——那位社會黨的領導人被法西斯分子殘酷殺害時，早已交瘁的世界良心再一次對這種罪行作出了憤怒的反應。整個歐洲都被激怒了。他的這位忠實的朋友是當時敢於在羅馬的大街上公開抬着被害者的靈柩出殯的六名勇士之一，不久之後，他由於遭到刁難和威脅而流亡出走。但是，馬泰奧蒂家屬的命運仍然使他感到不安，為了報答他的恩主，他想把馬泰奧蒂的孩子偷偷地從意大利送到國外。但他在於這件事的時候落到了密探或者搗亂分子的特務手中，他被逮捕了。由於一提起馬泰奧蒂就會使意大利感到難堪，所以用這樣的理由對他進行起訴，几乎不會對他構成太大的罪名。不過，那位起訴人卻巧妙地把他同另一件同時發生的企周用炸彈殺死墨索里尼的案件聯繫起來，於是這位曾在戰地獲得過最高獎賞的醫生被判階十年重犯監禁。

 

　　①恩格爾貝特·多爾富斯（Engelbert Dolfus，一八九二——一九三四），奧地利政治家。一九三二年任奧地利總理和外交部長。一九三四年在納粹分子發動的一次未遂政變中被殺害。

 

　　②庫特·馮·舒施尼克（KurtvonSchuschnigg，一八九七——一九七七）奧地利政治家。一九三四年在多爾富斯被殺害後繼任奧地利總理，曾為奧地利的獨立和反對希特拉而進行政治鬥爭，後曾被德國納粹分子逮捕投入集中營。一九四八年至一九六七年任大學教授，著作有《反對希特拉的鬥爭》等。

 

　　③賈科莫·馬泰奧蒂（GiacomoMateoti，一八八五——一九二四），意大利社會黨人，一九一九——九二四年曾任眾議員，因斥責法西斯黨徙而被綁架殺害。

 

　　不言而喻，他的那位年輕夫人心急如焚。她在信中說，她的丈夫可能活不到這十年，我一定得為反對這個判決而做點什麼，我一定得聯合歐洲文學界的所有名人，大聲疾呼地進行抗議。她請我予以幫助。我立即寫信勸她不要搞什麼抗議。據我所知，自第一次大戰以來，所有這類輿論聲明早已沒有任何用處，我竭力向她解釋：出於民族的尊嚴，沒有一個國家會在外界的壓力下修改自己的法律，在美國的薩科一萬澤蒂案件①中，來自歐洲的抗議完全是幫了倒忙。我懇切地請求她不要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幹出什麼事來，她這樣做只會使她丈夫的處境變得更糟。因為如果有人試圖從外界給墨索里尼施加壓力，他也絶不會作出減刑的安排；即便他想這樣做，也絶不能辦到，但是我用非常誠懇的言辭答應她，我將儘量設法。正巧我再過一個星期就要去意大利，我在那裡有一些能施加影響的好友。也許他們能悄悄地為她的丈夫說好話。

 

　　①薩科—萬澤蒂案件，這是一樁以掛匠尼古拉·薩科（生於一八九一年）和魚販子巴爾托洛梅奧·萬澤蒂（生於一八八八年）命名的美國法律案件。這兩名，意大利出生的無政府主義者在此案件中被指控犯有殺人罪。儘管所引證據疑點很多，這兩人仍在二九二一年被宣判有罪並于一九二七年處死。此案引起全世界的注意，至今莫衷一是。

 

　　我到意大利的第一天，就立即去辦這件事。但是我發覺。我的那些朋友早已變得噤若寒蟬。我剛剛說出那醫生的名字，每個人都立刻顯出面有難色，都說自己沒有辦法，並且說這是根本不可能的。於是我找了這一個，又找了那一個。我回國時深感慚愧，也許那位不幸的女人以為我沒有為她儘力呢。不過，我也確有一條路沒有試一試。現在還剩下一種可能性，那是一條直截了當的路，即：給那個大權在握的人——墨索里尼本人寫信。

 

　　我這樣做了，我寫了一封真正坦誠的信給墨索里尼。我在信中寫道，我不願在信的開頭寫許多恭維話，我想開門見山他說，我不認識那個醫生，也不知他的事件的詳情。但是我見到過他的無疑是無辜的妻子，如果她的丈夫要在監獄裡度過這麼多年的話，那麼，這懲罰的枷鎖不也是加在她的身上麼。我絶不想指責判決本身，但我可以設想，要是她的丈夫不是坐牢而是送到某個允許妻兒和被流放者一起居住的島嶼上，這對那個女人來說不啻是救命之舉。

 

　　我拿起這封寫給貝尼托·墨索里尼閣下的信，把它投進薩爾茨堡的普通信簡。四天之後，駐維也納的意大利公使館貽我來信說，墨索里尼閣下向我表示感謝，並說，他已經滿足我的願望和準備縮短刑期。同時有人從意大利發來一份電損，證明我所請求的改判已執行，墨索里尼用他的大筆一揮，親自實現了我的請求，事實上，那個被判刑的醫生不久就完全被赦免了。在我一生當中，還沒有一封信有象這封信似的使我感到高興和滿足，如果說有一件文字工作曾產生過作用，那麼，我就會懷着特別感激的心情想起這封信。

 

　　在那風平浪靜的最後幾年裡旅行是十分愉快的。不過，回到家鄉看看也很有意思。在那風平浪靜之中發生的一些事很值得國味，那座擁有四萬人口的小城市薩爾茨堡，——正因為它具有浪漫色彩的偏僻，我才選擇它為自己的定居地——，發生了驚人的變化：到了夏季，它不僅成了歐洲藝術家的大都會，而且也成了全世界藝術家的大都會。在第一次大戰後最艱苦的幾年裡，為了幫助那些在夏季沒有收入的演員和音樂家們擺脫困境，馬克斯·賴因哈德和霍夫曼斯塔爾曾舉辦了幾場演出，尤其是在薩爾茨堡的教堂廣場上舉行的那次稱為“為每個人”的露天演出，那些演出主要是為吸引緊鄰地區的觀眾；後來，他們又試着演出歌劇，而且越演越好，越演越完美，於是逐漸地引起全世界的注意，最優秀的指揮家、歌唱家、演員都懷着好勝心湧來，以便能有機會不僅在自己有限的國內觀眾面前，而且也在國際觀眾面前愉快地獻藝。薩爾茨堡的各種藝術節一下子吸引了世界各處的人，彷彿成了新時代的藝術表演的奧林匹克，各個國家都競相到這裡來展現他們最優秀的藝術成就，沒有誰願意錯過觀看這些精彩的演出。國王和王公們、美國的百萬富翁和電影明星、音樂愛好者、藝術家、詩人。還有假充內行的人，都在最近幾年雲集於薩爾茨堡。在長期不被人重視的小小奧地利的這座小城市裡，能這樣成功地把優秀的表演藝術家與音樂人才薈萃一堂，這在歐洲是空前的。薩爾茨堡繁榮起來了。到了夏季，在城市的街道上，人們會不時遇到來自歐洲和美洲的人，他們到這裡來尋求藝術的最高表演形式，他們穿著薩爾茨堡的民族服裝——男人身穿白色亞麻短褲和短上衣，婦女是一副阿爾卑斯山農婦打扮——身穿緊胸、褶腰的衣裙——，不起眼的薩爾茨堡一下子左右了世界服裝的時尚。在旅館裡，人們爭着訂房間。到演出大廳去的汽車道上一片喜氣洋洋的景象，就象從前去參加皇家官廷舞會的路上一樣，火車站始終是人山人海，其他城市也曾試圖吸引這股有錢可賺的人流，但沒有一座城市成功。薩爾茨堡在那十年之內一直是藝術朝拜者在歐洲的聖地。

 

　　所以說，我住在自己的城市，一下子也等於生活在歐洲脅中心。又是命運滿足了我的一個自己几乎從來不敢想的願望，我們在卡普齊納山上的那幢房子成了一所歐洲人的房子。誰沒有到我們那裡去作過客呢？我們的賓客登記簿也許比我這純粹的回憶更能說明問題，但是這本登記簿也和那所房子和其他許多東西一樣，落到了納粹分子的手裡。我們在那裡和誰有度過美好的時刻呢？我們曾從陽台上桃望美麗，靜謐的景色，不知道就在對面的貝希特斯加登山土住着一個要破壞這一切的人①。羅曼·羅蘭和托馬斯·曼曾在我們那裡住過，在作家中，我們曾友好地接待過 H.G. 威爾斯、霍夫曼斯塔爾、雅各布·瓦塞爾蔓、房龍②、詹姆斯·喬伊斯、埃米爾。路德維希③、弗朗茨·韋爾弗爾、蓋奧爾格·勃蘭兌斯、保爾·瓦萊裡、簡·亞當斯、沙洛姆·阿施、阿圖爾·施尼茨勒。在音樂家中，我們接待過拉威爾④、理夏德·施特勞斯、阿爾濱·貝爾格⑤、布魯諾·瓦爾特、巴爾托克⑥。分散在世界各地的著名畫家、演員、學者，誰沒有到過我們家呢？每年夏季給我們帶來多少暢談文學藝術的愉快和美好時光呵！有一天，阿爾圖羅·托斯卡尼尼⑦登上了我們那陡峭的台階，從此開始了我們之間的友誼，這友誼使我比以前更懂得喜愛和享受音樂。後來有好幾年時間，我是他排練時的最忠實的座上客，我曾不止一次地親眼目睹他為達到藝術上完美無缺的境地而竭盡全力，——那種藝術上的完善在以後的公開音樂會上既顯得象是奇蹟，而又覺得非常自然——（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描述過他排練時的情景，他的那些排練對每一位藝術家來說都是最好的榜樣，促使他們不達完美無瑕的境地決不罷休）。我深切體會到莎士比亞說得真好：“音樂是心靈的養料”，而且，當我目睹各種藝術比賽時，我真慶幸我有和它們給下不解之緣的好運。那些夏天的日子是多麼豐富多彩呵！藝術和令人陶醉的風景交相輝映！後來，當我迴首往事，想起那座小城市的時候，我總是心情頽喪和抑鬱不樂。第一次世界大戰剛結束時，我們曾在自己的那幢房子裡冒着寒冷和從屋頂漏進來的雨水搏鬥，這時我才感到那幾年國泰民安的歲月在我一生中所起的作用，那就是恢復了我對這個世界、對人類的信任。

 

　　①係指希特拉。

 

　　②房龍（vanLoon ，HendrikWilem，一八八二——一九四四）美國新聞記者和作家，原籍荷蘭，代表作有《人類的歷史》、《聖經的歷史》等。

 

　　③埃米爾·路德維希（EmilLudwig，一八八一——一九四八），瑞士德語作家，一九四○年後居住美國，以撰寫不拘泥于歷史真實的傳記著稱，代表作有《拿破崙傳》、《歌德傳》、《俾斯麥傳》、《羅斯福傳》、《史達林傳》等。

 

　　④莫里斯·拉威爾（MauriceRavel，一八七五——一九三七），法國作曲家，代表作有芭蕾舞劇，《達非尼與克羅埃》、管絃樂曲《西班牙狂想曲》等。

 

　　⑤阿爾濱·貝爾格（AlbanBerg ，一八八五——一九三五），奧地利作曲家，所作歌劇《沃伊采克》被西方公認為現代歌劇的代表作。

 

　　⑥貝拉·巴爾托克（BelaBart6k，一八八一——一九四五），匈牙利鋼琴家。

 

　　⑦阿爾圖羅·托斯卡尼尼（ArturlToecanini ，一八六七——一九四七），世界著名的意大利指揮家。

 

　　雖然在那幾年有許多著名的受人歡迎的客人到我們家裡來，但是當我獨身自處的時候，在我周圍彷彿仍有一群高貴人物神秘地和我在一起。那就是在我上面已經提到過的名人遺墨蒐集本裡收藏着的各個時代最傑出的大師們的手跡，——我通過這種方法漸漸地把著名人物的蹤影召來了。我十五歲時就開始了這種業餘愛好，但在以後的年月裡，由於經驗的積累，辦法越來越多，更主要的是熱情越來越高人這種業餘愛好也就由單純的一般收集變成有機聯繫的彙編，我甚至可以說，變成了一項真正的藝術工作。開始之初，我象每一個新手一樣，只追求把名字——名人們的名字蒐集起來；後來才出於好奇的心理，收集更多的手稿——作品的初稿或片斷；這些手稿同時也使我瞭解到一個受人愛戴的大師的創作方法。在世界上無數不解之謎中，造物的秘密乃是最深奧和最玄妙的。大自然不讓人摸透造物的秘密。地球是怎樣產生的，一朵小花是怎樣產生的，一首詩和一個人是怎樣產生的，大自然從來不讓人掌握其中最關鍵的奧秘。大自然毫不留情地、絶不遷就地在這裡給自己蒙上一層面紗。就連詩人自己、音樂家本人事後也無法說清他靈感產生的那一瞬間。當一件作品突然變得非常成功時，那麼，就連那位藝術家本人也不再記得作品的起源和它的形成過程。他永遠或者几乎永遠也說不清楚，在他精神非常集中時，詞句是怎樣變成詩行的，個別的單音是怎樣變成千古流傳的旋律的。對這種不可捉摸的創造過程能提供少許猜測依據的唯一材料是藝術家的一頁一頁的親筆手稿，尤其是那些塗塗改改、不准備拿去付印的未定初稿。後來的改定稿就是從這些初稿中逐漸形成的。收集一切偉大的詩人、哲學家和音樂家的這些底稿——這些反覆修改的原稿，也是他們艱苦創作的見證——，是我收集名人手跡的第二階段，也是更有意識的階段。到拍賣市場去蒐羅這些底稿對我來說是一種樂趣，我也非常願意花精力到藏匿得最深的地方去尋求這些底稿，同時這也是一門科學，因為我除了收集名人手跡之外，還收集全部有關寫名人手跡的第二手書，以及業已出版的手跡本的全部目錄。從數字上講，我收集了四千多冊有關書籍，這是一筆非常大的、無人可以與之匹敵的私人藏書，因為即使是商人們也不會把那麼多的時間和熱情傾注于一個專門學科。我甚至可以說，在那三四十年的蒐集手跡的時間裡，我成了這一領域裡的第一個權威，我知道每一頁重要的手稿，知道它在什麼地方，是誰收藏着，是怎樣轉到它的收藏者手中的，我成了一個真正的鑒定家，一眼就能辨出真偽，在估價方面，我比大多數專業人員還要有經驗。——當然，在文學方面或者在生活的其他領域裡，我是從來不敢說這樣的話的。

 

　　儘管如此，我在收集手稿方面的雄心仍然有增無減。僅僅是反映成千種創作方法的一系列世界文學和音樂方面的手稿已不能使我滿足。單純擴大收集量也已不再吸引我，而是不斷地精選，我在最後十年的收集工作主要是這方面，如果說，我最初曾滿足於收集那些能反映一位詩人或者一位音樂家創作過程的手稿，那麼，我後來的努力方向就漸漸地轉到收集那些能表現一位藝術家處于創作鼎盛時期，即獲得最高成就時期的手稿。也就是說，我蒐集的不僅僅是一位詩人所寫的任何一首詩的手跡，而是他的最優美的詩篇之一的手跡，而且儘可能收集一首不朽詩篇的手跡。——在用羽毛筆或鉛筆把靈感第一次形成世間的詩篇的最初時刻起一直流傳到千古。我正是要從那些不朽之人遺下的珍貴手稿中收集他們為世界而創造的不朽之作。——這是非常苛刻的要求！

 

　　所以，我的收集工作從來都是接連不斷的；一旦我找到一頁更重要、更有特色的手稿，即一頁更有永久保留價值的手稿——如果我可以這樣說的話——，那麼我會把我收藏的任何一頁已不太符合我的那個最高要求的手稿剔除掉、賣掉或者交換掉。而且令人奇怪的是，在許多情況下都能成功，因為除了我之外，只有極少的人具有這樣的知識、這樣堅韌不拔的毅力，同時又有這樣的經驗去收集這些重要的手跡。所以，那些作品的最初手稿或者屬於創造性的人類最有永久意義的檔案草稿，蒐集到最後，先是一皮包，然後是用金屬和石棉加以防護的整整一箱子。由於我今天被迫過着一種漂泊不定的生活，手頭沒有那些早已失散了的收藏品的目錄，所以我只能隨便列舉幾件收藏品——從中可以窺見處于不朽時刻的世間天才。

 

　　在那些收藏中，有一張是達·芬奇工作筆記的手稿，是他用向左傾斜的筆體書寫的對素描的附註；有四頁拿破崙用几乎不能辨認的字型寫給他在黑沃利的士兵們的軍令；那裡有用大幅印刷紙印的巴爾扎克的一整部小說，每一印張上都有上千處字跡甚為清楚的校改，說明在上面進行了反覆的推敲。（幸虧因為一所美國大學需要它的照片複製品，從而把它保存了下來。）那裡有尼采的《悲劇的誕生》的鮮為人知的最初手稿，這部為他心愛的科西瑪·瓦格納而寫的手稿在《悲劇的誕生》發表之前好久就寫成了；在我的收藏中還有巴哈的一部康塔塔①、格魯克的阿爾西斯特詠歎調和一首韓德爾的詠歎調，韓德爾的音樂手稿是所有音樂手稿中最為稀世罕見的，我總是找那些最有代表性的手稿，而且絶大部分都找到了，如勃拉姆斯的《吉普賽人之歌》、蕭邦的《巴爾卡羅勒》、舒伯特的千古流傳的《致音樂》、海頓的《皇帝四重奏》中《上帝保佑》的不朽旋律，在有些情況下，我甚至能做到：從收集一件具有獨創性的手稿開始，擴大到收集能概括一生創作個性的手稿。於是，我不僅有一張莫扎特十一歲時稚氣未脫的手稿，而且還有他為歌德的《紫羅蘭》所作的瞅曲手稿——這首不朽的歌是他歌曲藝術的標誌。在他的舞曲中，我收藏的手稿有：表現費加羅“不再受人欺凌”的小步舞曲；《費加羅的婚禮》裡的小天使詠歎調，以及那些從來沒有全文公開發表過的寫給巴斯勒②的十分粗魯的和一首輕佻的卡農③；最後還有一頁在他逝世前不久寫的《狄托的仁慈》④中的一首詠歎調的手稿。我收藏的歌德的手稿也能勾畫他一生的輪廓。從他九歲時的一篇拉丁文譯文的手稿一直到他去世前不久八十二歲時作的一首詩的手稿。在這中間有一大張他的頂峰之作的手稿，即《浮士德》的一張雙西對開頁的手稿；還有他的自然科學論文的原稿，許多詩作的手稿以及從他一生各不相同的階段中選來的繪畫手稿，從這十五件手稿中人們可以概觀歌德的一生。但我收集的我最尊敬的貝多芬的手稿卻不能全面概括他的一生。我的發行人基彭貝爾格教授是我在收集歌德和貝多芬的手槁時的對手和競爭者。他是瑞士的大富翁，他收集的貝多芬的珍貴手稿是無人可以與之匹敵的。但是我收藏的貝多芬的遺物至少可以讓人們清楚地看到他一生中最淒涼的一刻——這是世界上沒有一家博物館能提供的，且不說我收藏着貝多芬青年時代的筆記本、他的歌曲《吻》的手稿和《哀格蒙特》樂譜片斷的手稿。由於碰到一次好運，我得到了貝多芬房間裡剩下的全部陳設，那些陳設是在他死後被拍賣，而由樞密顧問官布羅伊寧購得，然後轉讓給我的。主要是那張大寫字檯以及藏在寫字檯抽裡的他的兩位戀人的畫像：一幅是吉烏莉塔·古西亞爾蒂伯爵夫人，另一幅是埃爾德蒂伯爵夫人。還有那只直到他臨終前還一直保存在自己床邊的錢箱，那張斜面小寫字桌——他臥在床上還一直在這張小斜面桌上寫下最後的樂譜和書信；還有一綹從他臨終床上剪下來的白色捲髮、訃告信函；以及他用顫抖的手寫下的最後一張洗衣單，可以拍賣的傢具什物的清單，他在維也納的全體朋友為他身後無依無靠的女廚莎莉而認購遺物的字據。由於一個真正的收藏家總是經常會碰上好運氣，所以在我得到他房間裡的一切遺物之後不久，我又有機會弄到三幅他在臨終床上的素描。從那幾幅同時代人的繪畫中，我們知道，在十一月二十六日⑤貝多芬彌留之際，一位年輕的畫家和舒伯特的朋友——約瑟夫·特爾切爾想把垂死的貝多芬畫下來，但是他被那位認為這是大不恭敬的樞密顧問官布羅伊寧趕出了死者的房間。那幾幅素描銷聲匿跡了數百年，一直到那位名氣不大的畫家的好幾十本素描手稿在布爾諾⑥的一次小小拍賣中。以低得可憐的價格出售時，才突然發現在手稿中有那三幅素描。不知怎麼一回事，好運接踵而來，一天，有一個商人給我打電話，問我是否對貝多芬在臨終床上的畫像真跡有興趣。我回答說，我自己已經有了。但是後來才弄清楚，那張打算賣給我的手稿就是後來的丹豪塞⑦的非常著名的貝多芬臨終遺像的石版畫。於是我把所有那些以視覺形式保留了那個值得紀念、真正不該消失的最後時刻的畫像收藏在一起。

 

　　①康塔塔（Ksntate ），源於意大利文 cantare，意為“歌唱”：與 sotata （演奏）對稱，是多樂章聲樂曲，以詠歎調、宣敘調、重唱、合唱組成之，故一譯“大合唱”。巴哈作有康塔塔二百餘部，絶大多數為宗教性，其中世俗康塔塔僅遺留二十五部。

 

　　②巴斯勒，是莫扎特的歌劇《費加羅的婚禮》中的人物——一個愛為主人幫閒拍馬的音樂教師。

 

　　③卡農，復調音樂之一種，如貝多芬的《命運交響曲》末樂章。

 

　　④《狄托的仁慈》（TheClemencyofTitus），莫扎特于一七九一年創作的二幕歌劇，劇情是關於古羅馬皇帝狄托（Titus ，約四十——八十一）的仁政。它是莫扎特的最後一部歌劇，上演後九星期作者逝世。

 

　　⑤據原書出版者注，此處茨威格記憶有誤。貝多芬死於三月二十六日。

 

　　⑥布爾諾（Brunn ），今捷克一小城鎮。

 

　　⑦約瑟夫·丹豪塞（Joseph Danhauser，一八○五——一八四五），奧地利畫家，維也納市民風俗畫的主要代表，作品有《母愛》等 .

 

　　毫無疑問，我從來不認為我是那些物品的佔有者，而僅僅是那些物品在那個時期的保管者。吸引我的不是那種佔有的慾望、據為己有的慾望，商是要把那些珍品蒐集到一起的心情，是把收藏當作一項藝術性的工作。我當時就意識到，這項收集工作本身，從總的長遠的觀點來看，比我自己的作品更有價值。儘管已經收集到了許多東西，但我還是遲遲不整理出一份目錄，因為我仍然處在初創時期，工作正在進行，且不夠完臻，尚缺少某些名人和某些手稿。經過一番考慮，我當時的想法是把那些獨一無二的收藏品在我死後轉變給一所能滿足我特殊條件的研究所，也就是說、該研究所能每年撥出一定數量的款項、按照我的想法去繼續完善那些收藏。如果是這樣，那麼我的全部收藏就不會凝固僵化；而是一個富有生命力的有機體，它會在我身後五十和一百年的時間內不斷得到補充和完善，從而成為一種越來越完美的齊全的收藏。

 

　　可是對我們那一代歷經磨難的人來說，是不可能想到自己身後的事的。隨着希特動時代的開始和我遠離家園，我的蒐集收藏品的樂趣也就沒有了。再說，把一些東西保存在某處的安全性也不具備。有一段時間，我還把一部分收藏品放在保險箱裡，放在朋友那裡，但是後來我決心按歌德說的話去——如果博物館、收藏品和兵器庫得不到繼續充實的話，還不如把它們封存起來。我寧願和我今後再也無能為力的蒐集工作告別。臨分手時，我把主要是我同時代的朋友作為禮物贈送給我的一部分收藏品送給了維也納的國家圖書館。另一部分我變賣給了別人，其餘部分，過去和現在的命運如何，我就不在乎了。我的樂起從此就一直在於自己的創作，而不再在於別人已經創作好的作品。我放棄了收藏，但我不感到後悔。因為在那些敵視一切藝術、敵視一切收藏品的時代，我們這些被追逐、被驅趕的人還必須新學會一種藝術，即捨得放棄的藝術：向我們曾經視為驕傲和熱愛過的一切訣別。

 

　　歲月就這樣隨着寫作、旅行、學習、讀書、蒐集、玩樂而年復一年地過去。當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一個早晨我醒來時，我已是五十岑的人了。對薩爾茨堡那位老實巴交的白髮郵差來說，那一天可暈一個倒楣的日子。因為在德國有這樣一種庭好的習俗，一個作家到了五十歲生日的時候，報紙上要為他大大慶祝一番。所以那位老郵差不得不將大批的信件和電報從一級級陡峭的台階上拖上來。在我打開那些信件和電報之前，我就思忖，那一天對我來說意味着什麼呢？人生的第五十個年頭被看作是一個轉折；我不安地迴首過去，我已經走過了多少路程，我捫心自問，我是否還要繼續向上奮進。我細細琢磨已經度過的時光；回顧那五十年的生活歷程，我想起我是怎樣從自己的家走進這阿爾卑斯山區、然後又到了那塊緩緩傾斜的谷地①，同時我心裡又不得不這樣想，那塊谷地很可能是罪惡之藪，我沒有什麼可感激的。但出乎意料的是，人們最終給予我的，要比我期待的多得多。傳播媒介界——我正是藉助它們而得以發展，並且通過它們發表自己的詩歌、文學作品——所起的作用，遠遠超過我童年的最大膽的夢想。島嶼出版社特地發行了一本我的業已出版的各種文本著作的總目錄，作為慶祝我五十壽辰的禮物，它本身就已經象是一本書，裡面什麼語種都有了，有保加利亞文、芬蘭文、葡萄牙文、亞美尼亞文、中文和馬拉提文②。傳播媒介界還把我的話和思想用盲文、速記、各種外國的鉛字與方言傳播到人們中間，我的生存空間遠遠地超出我自己居住的範圍我和我們那個時代一些最優秀的人物給成了私人朋友，我欣賞過最完美的演出；我可以遊覽和觀瞻那些不朽的城市、不朽的繪畫、世界上最美的風景我沒有職務和職業上的覊絆，始終自由自在。我的工作就是我的樂趣，不僅如此，我的工作還給他人帶來樂趣！還會有什麼不幸的事發生呢？到處是我的書：難道會有人把這些書鬱毀了？（當時我就是這麼想的，完全沒有預料到後來發生的事。）那裡是我的家，——難道會有人把我從家裡趕出去？那裡有我的朋友——難道我有朝一日會失去他們？我曾經毫無畏懼地想到過死，想到過患病，但是在我的思想中卻從未想到過我目前面臨的這種處填，沒有想到我不得不背井離鄉，作為一個被趕出家門的人而被追逐；被驅趕，再次從這個國家到另一個國家，浪跡天涯，我沒有想到我的那些書籍會被焚燬、被禁止、被宣佈為不受法律保護，我沒有想到我的名字在德國會那是一塊罪惡之藪。象一個罪犯的名字似的受到指責，我沒有想到原來的那一班朋友——他們的信件和電報在我生日那天全放在我的桌上——在以後的邂逅中會突然臉色變得蒼白。我沒有想到我在三四十年裡孜孜不倦所做出的一切業績竟會被一筆抹煞。我沒有想到我當時自以為在生活中十分穩固的一切竟會分崩離析。我沒有想到在我的事業即將接近頂峰的時候竟又要我以力不從心的精力和交瘁的心去重新開始一切。說真的，在我慶祝五十壽辰的那一無，我做夢也沒有想到以後會發生這樣一些不可思議的荒唐事。當時，我是心滿意足，從而也熱愛生活。我無憂無慮，即使我不再進行任何寫作，我的已出版砌書籍也足夠我生活。似乎一切都已得到，萬事大吉。我早年在父母家中獲得、爾後在戰爭中失去的那種安全感，又依靠我自己的力量重新獲得。我還想得到什麼呢？

 

　　①那塊谷地是指薩爾茨堡，希特拉也曾在薩爾茨堡居住過，因此茨威格說

 

　　②馬拉提文，印度孟買省中部馬拉提人用的文字

 

　　不過，奇怪的是恰恰在我不知道還想得到什麼的時候，卻感到一種莫名的不快。在我的內心中好象有什麼東西（不是我自己）在發問：要是你的生活始終這樣下去，始終這樣一帆風順，始終這樣有條不紊，始終這樣有收穫，始終這樣舒服和沒有新的焦慮和磨難，難道果真就不錯了嗎？這種優裕的、完全有保障的生活難道不是更不符合你的本性嗎？我沉思着在房子裡走來走去。那幢房子在那幾年已完全按照我的願望變得相當漂亮了。可是，難道我就應該始終在那幢房子裡生活？始終坐在同一張寫字桌旁，一本接一本地寫書？然後坐等一筆又一筆的版稅？漸漸變成一位尊貴的先生，用禮俗端正的品行來維護自己的名聲和著作？和一切意外的事件、一切焦慮不安、一切危險隔絶？難道我就應該在筆直、平坦的大道上繼續這樣生活下去，一直到六七十歲？——我心中繼續這樣夢想著——，對我來說，出現一些其他的事，一些新鮮的事，一些使我感到不安、焦慮但同時又能使我變得年輕的事，豈不是更好嗎？因為這些事將會促使我去從事新的、也許是比較危險的鬥爭。是呀，在每一個藝術家的心中都隱藏着一種莫名其妙的矛盾：當生活十分坎坷的時候，他渴望安寧；可是當生活十分安寧的時候，他又渴望緊張。所以，我在五十歲生日的那一天，內心深處只有這樣一種居心不良的願望：但願會發生一些能把我再次從那充滿安全感的舒適環境中拽出來的事，但願會發生一些迫使我不象以往似的繼續生活下去、而必須重新開始的事。難道這是我害怕年老、害怕衰退、害怕變得遲鈍的表現？抑或這是一種神秘的預感，它讓當時的我為了尋求內心的發展而渴望另一種復為艱難的生活？對此，我並不知道得很清楚。

 

　　我之所以不知道，是因為在那個特殊時刻，從無意識的朦朧中產生的想法根本不是一種說得清楚的願望，也肯定不是和清醒的意志有聯繫的東西。它只是我感覺到的一種倏忽而親的念頭，大概也不完全是我自己的念頭，而是一種連我自己都不清楚的出自幽冥的念頭。可是，駕馭我生活的那種神秘力量想必已覺察到我這一念頭。——駕馭我生活的神秘力量是不可捉摸的，它曾滿足了我從來不敢大膽奢望的許多東西。擔它當時已順從我的意願，舉起自己的手準備把我生活的基不徹底粉碎，同時迫使我在生活的廢墟上重新建立一種更為艱難困苦、完全不同的另一種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