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

又回到世界上

　　一九一九、一九二○、一九二一——奧地利戰後最艱難的三年，我是在薩爾茨堡與世隔絶的狀態下度過的。我已經放棄了有朝一日重見世界的希望。戰後的大崩潰、國外對每一個德國人或者用德語進行寫作的人所抱的仇恨、我們貨幣的貶值，都是災難性的，致使人們已經準備一輩子都獃在自己故土的狹小天地裡。然而，一切都好起來了。人們重又吃得飽，重又坐在自己的寫字檯旁不受干擾地進行工作。已經沒有搶劫活動，也沒有發生革命。我生活着，我感到自己又有了精力。難道我不該重新嘗試一下自己青年時代的愛好，出遠門去旅行？

 

　　我還沒有想到遠途旅行。但意大利就在近處，只有八小時或者十小時的路程。難道我不該試一試？我作為一個奧地利人在那裡是“世敵”，雖然我自己從未有過這種感覺。難道我可以先不友好地把自己拒之門外？難道為了不致使自己的老朋友難堪，就該從他們身邊一擦而過？不，我倒敢試一試，於是一天中午我終於越過了國界。

 

　　晚上，我到達維羅納，走進一家旅館。有人遞我一張登記表。我填寫完畢，門房把表格粗略看一下。當他在國籍欄裡看到“奧地利”這個字時感到十分驚訝。“您是奧地利人？”他問道。我正在想，他現在是不是要把我趕出門去。然而，當我作了肯定的回答之後，他顯得十分高興。“啊，見到您很高興！終於來了個奧地利人！”那是第一個向我表示歡迎的人，但已再次證實了戰爭期間我曾經有過的那種感覺：所有的煽動和宣傳仇恨只會使頭腦短時間發熱，而從未涉及到歐洲的真正群眾。一刻鐘以後，那個憨厚的門房還特地到我房間裡來看一看是否招待周到。他熱情地稱讚我的意大利語，告別時我們親切地握了手。

 

　　第二天我到了米蘭，我重又見到了大教堂，在畫廊裡閒逛。在米蘭，我聽到意大利可愛的聲樂。我在所有的街道上信步而行，欣賞欣賞有點熟悉的異伺風光，使人不勝愉快。當我在街上看見一幢大樓上掛着《晚郵報》的招牌時，我立刻想起我的老朋友朱·安·博爾傑塞就是那個編輯部的領導人。我在柏林和維也納時曾多次和凱澤林伯爵、本諾·蓋格爾一起，參加博爾傑塞舉辦的社交活動，度過輕鬆愉快的夜晚。他是意大利最優秀、最富熱情的作家之一，對青年人尤其具有影響。雖然他是《少年維特之煩惱》的譯者和德國哲學的狂熱信徒，但在大戰中卻持強烈反對德國和奧地利的立場。和墨索里尼一起推行戰爭政策，後來又和墨索里尼分道揚鑣。在整個戰爭期間，我曾經有過這樣一個奇怪的念頭：找一個在敵方的老朋友來當調停人，而現在我更想見一見這樣一個“敵人”。不過我不想冒吃閉門羹的險。於是我給他留下一張我的名片，並在我的名片上寫上我的旅館地址。可是當我還沒有走下樓梯，就已經有人從後面衝到我的前面，一張高興得滿面生輝的臉——正是博爾傑塞；五分鐘以後我們就談得象往常一樣誠懇，或許更加推心置腹。因為他也從那次戰爭中得到了教訓，我們分別在此岸和彼岸的人也就比以前更接近了。

 

　　這種情況到處可以遇見。在佛羅倫薩，我的老朋友、畫家阿爾貝特·斯特林加大步流星地向我走來，冷不防地緊緊將我抱住，以致和我在一起頁不認識他的妻子以為這個滿面鬍子的陌生男人要謀害我呢。一切都和從前一樣，不，比從前更真誠。我輕鬆地舒了一口氣：戰爭終於被埋葬了，戰爭已經成為過去。

 

　　然而，戰爭並沒有過去。只是我們不知道罷了。我們都在自己的善良願望之中矇蔽了自己，而且把我們個人的思想準備和世界的思想準備混為一談。不過我們不必為自己的這種過失而感到羞愧，因為那些政治家們、經濟學家們、銀行家們所受的矇蔽也並不比我們少。他們在那幾年裡同樣被經濟復甦的虛假繁榮所迷惑，而且為了國家的安定疲勞不堪。實際上，鬥爭只不過從國家之間轉到社會內部罷了；我在那最初幾天所目睹的一個場面，我是後來才懂得它的深遠意義的。我們當時在奧地利是不大瞭解意大利的政治的，只知道隨着戰後的失望情緒，社會主義的傾向，乃至布爾什維克的傾向四處蔓延。每一堵牆上都可以看到用墨炭或粉筆寫的歪七豎八的“列寧萬歲”的字樣，而且還聽說，一個名叫墨索里尼的社會黨領袖在戰爭期間和本黨脫離了關係，組織了一個對立的黨派。但是人們對這類消息只是抱著無所謂的態度聽聽罷了。這樣一個區區小黨派能成什麼大氣候呢？當時每個國家都有這類黨派；在波羅的海的沿岸土地上到處都有志願兵在列隊行走。在萊因蘭和巴伐利亞都成立了分裂主義的黨派。到處都有示威遊行和暴動，只不過每次暴動都被鎮壓下去。因而沒有人想到那些身穿黑衫的“法西斯分子”——他們穿的不是加里波第①義勇軍的赤色衣衫——在未來歐洲的發展中會成為一個重要因素。

 

　　①朱塞佩·加里波第（GiuseppeGaribaldi ，一八○七——一八八二），意大利愛國者，一八六○年率領一千名身穿赤衫的義勇軍遠征西西里和那不勒斯·推翻了波旁工朝的專制統治。

 

　　但是，我在威尼斯卻忽然對“法西斯分子”這個詞有了感性認識。一天下午，我從米蘭來到那座瀉湖島上的可愛城市。到達之後竟沒有見到一個搬運夫和一艘威尼斯小遊艇。到處站着無所事事的工人和鐵路員工，雙手插在口袋裏，正在舉行罷工示威。由於我拖着兩隻相當重的箱子，所以我環顧四周，想求人幫忙。我向一位年紀稍大一點的先生打聽，附近何處可以找到搬運大。他遺憾地回答說：“您來的正不是時候。不過，我們現在倒是常常有這種日子。今天又是一次總罷工。”

 

　　我不知道為什麼要罷工，也就不再間下去。我們在奧地利對罷工早已習以為常。每當社會民主黨人走投無路時就採用這種自以為最厲害的手段，但實際上事後並無效果。我繼續拖着我的箱子步履艱難地走着，一直到我終於看見一個劃遊艇的人從一條小河裡偷偷地慌里慌張地向我招手，接着他把我和兩隻箱子弄到船上。在船行駛時，好幾個人向我的船伕——一個罷工破壞者——揮舞着緊握的拳頭。半小時後我們回到了旅館。我不加思索地照老習慣立刻走到集市廣場去。那裡顯得非常冷冷清清。大多數商店都緊閉着門。咖啡館裡空寂無人。只有一大群工人三三兩兩站立在街面房屋的拱廊下，好象在等候什麼特別的事。我也和他們一起等着。不一會兒，等待着的事突然發生了。一隊年輕人用急促的整齊步伐從一條小巷走出來，或者說奔跑出來，隊列十分整齊，以訓練有素的節奏唱着一首歌，歌詞的內容我當時並不知道，後來才知道就是那首《青年之歌》。在百倍於他們的罷工群眾還未來得及向他們湧去以前，他們就已經揮舞着棍棒，從罷工的人群面前奔跑過去。這支組織嚴密的小隊伍懷着真正的勇氣，大膽地從罷工的人群中穿行而過。當罷工的人剛剛意識到這是一種挑釁時，那一小隊人已迅速而過，再也無法把他們抓住。現在，罷工的人氣惱地聚集在一起，緊握著拳頭，但為時已晚，再也不可能追上那支小小的衝鋒隊。

 

　　親眼目睹的事給人留下的印象始終是一些令人信服的事。那時我才第一次知道，我几乎一點都不瞭解，傳說中的法西斯主義在現實中是怎麼回事，它是一股領導得非常好的力量。法西斯主義能煽起那些堅毅、勇敢的年輕人對它產生狂熱的崇拜。從那以後，我再也不能贊同我在佛羅倫薩和羅馬的那些年紀較大的朋友們的看法了。他們總是輕蔑地聳一聳肩膀，把那些年輕人看成是一幫“僱傭來的歹徒”，並且譏笑他們的“魔鬼老頭于”，我出於好奇買了幾期《意大利人民報》，從墨索里尼尖鋭、清楚、拉丁式簡潔的文風中同樣感到那種和奔跑着衝過集市廣場的年輕人一模一樣的堅毅，我當然不會頂見到那場鬥爭一年以後達到的規模。不過，從那時起我就意識到，不僅在這裡，而且在世界各處仍然面臨着一場鬥爭，我們的和平還不是真正的和平。

 

　　那是為我敲起的第一次警鐘：我們的歐洲在似乎平靜的表面底下，到處充滿着危險的暗流。第二次警鐘的敲起也沒有等候多久。由於重新受到旅行樂趣的引誘，我決定夏天到德國北海之濱的威斯特蘭去。當時，對一個奧地利人來說，到德國去看一看，是頗為誘人的。迄今為止，馬克和我們疲軟的克朗相比，仍然保持着良好的信譽，看來，恢復工作正在那裡全面進行。列車正點到達。旅館窗明几淨。鐵路兩側林立着新蓋的住房和工廠。到處都有默契似的無可指摘的規章制度。那種規章制度在戰前招人討厭，可是在一片混亂時又受人稱讚。誠然，那裡的氣氛還是有些緊張。因為全國都在注視着，看看德國作為一個平等的國家，和昔日的敵國在熱那亞和拉巴洛舉行的最初幾輪談判中，能否實現減少戰爭賠償的希望，或者至少得到真正諒解的一般承諾。領導那幾輪在歐洲歷史上具有紀念意義的談判的人，正好是我的老朋友拉特瑙。他在戰爭期間就已充分表現了自己傑出的組織才能；是他最早認識到德國經濟以後會遭到致命打擊的最薄弱環節，即原料供應問題，因此他曾及時（在時間方面他也是很有預見的）把全部經濟集中到中央控制之下。而當戰爭結束之後，正需要一個能以德國外交部長身分和那些對手中最機智和最富有經驗的人進行外交談判時，這一重任自然落到了他的身上。

 

　　我到了柏林之後，猶豫不決地給他打了二個電話。我怎麼可以去打擾一個正在造就時代命運的人呢？他在電話裡對我說：“是呀，很難騰出時間，我現在爾得不為了公務而犧牲友誼。”不過，他以一種充分利用每一分鐘的特殊技巧，很快找到了我們會晤的辦法。他說，他要到幾個使館去拜會，而且他是從格魯內瓦爾德出發到那些使館去，要坐半小時小轎車，所以最簡單的辦法是我到他那裡去，然後我們坐在小轎車裡聊上半小時時間。他集中思想的能力很強，他能從對一件事情的思考很快轉到對另一件事情的思考，所以他在小轎車裡和列車上談話，事實上能象他在自己辦公室裡一樣說得準確和深刻。我不想錯過這個機會，而且我相信，他能和一個不介入政治但和他本人有着多年友情的人談談心，同樣也會使他感到愉快。那是一次長時間的談話。我今天可以作證，拉特瑙這個自己無法超脫的人，完全是在心情不輕鬆、沒有多大興趣和不耐煩砌時候，接受德國外交部長這個職位的。他事先知道，他承擔的使命暫時還是一項無法完成的使命，在最好的情況下他也只能爭回四分之一的賠償費，得到一些無關緊要的讓步，但是還不能指望真正的和平和寬宏大量的對待。他對我說：“也許要等到十年以後吧，到那時大家的身體都不行了，不僅僅是我們這些人不行了。首先是老一輩的人退出了外交界，將軍們也已經只有默默無聲的紀念塑像矗立在公共廣場上。“他完全意識到自己肩負着雙重的責任，周為他是一個猶太人，也許在歷史上難得有這樣一個人，內心充滿着無窮的憂慮，抱著十分懷疑的態度，去迎接自己的使命。他知道，這一使命不是他所能完成的，而是只有時代本身才能完成。他還認識到這一使命將會給他本人帶來危險。埃爾茨伯格爾①就是由於承擔了停戰協議中令人不炔的義務而遭暗殺的，——而魯登道夫卻由於眼看要承擔那種義務而小心翼翼地逃到了國外。從孤以後，拉特璃毫不懷疑，自己作為一個謀求和解的先驅戰士，類似的命運正等待着他。不過，他至今未婚，也沒有兒女，孤身一人，所以他說他沒有必要顧忌生命安危；況且我也沒有勇氣去提醒他應注意個人的安全。拉特瑙在拉巴洛于得很出色，在當時情況下可以說是已取得最好的成果了。這在今天來說仍然是事實。他具有迅速抓住每仍個有利時機的出色才能和世界政治家的風度，再加上他個人的聲望，使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但是，國內已有一些小組織變得相當強大。他們知道，只要一再向自己這個戰敗國的國民聲言：他們根本沒有戰敗，任何談判和讓步都意味着對國家的背叛。這樣，他們就能招徠更多的人。這些大搞同性戀的秘密團體已比當時共和國領導人想象的要有勢力得多。共和國領導人按照自己關於自由的觀念對所有那些要把德國上地上的自由永遠消滅的人聽之任之。

 

　　①馬蒂亞斯·埃爾茨伯格爾（MathissErzberger，一八七五——一九二一），德國政治家，一次大戰後任德國政府談判代表團團長，力主接受凡爾賽和約，一九一九——一九二○任財政部長，為完成賠償要求制定了應急的稅收計劃，被狂熱的國家主義者反對而遭暗殺。

 

　　我是在市區的外交部門前向他告別的，當時我沒有料到那竟是訣別①。後來，我從照片上認出，我們一起坐車行駛過的那條街正是不久之後暗殺者伏擊我們那輛小轎車的街。僅僅是僥倖，我沒有成為那場不幸歷史事件的目擊者，所以我事後對那一悲劇事件感到更痛心、印象更深刻，隨着那一悲劇的結束，德國的不幸、歐洲的不幸也就開始了。

 

　　①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四日，拉特瑙從家裡驅車前往外交部途中，被德國國家主義恐怖組織的青年狙擊暗殺。

 

　　那一天，我已經在威斯特蘭。數以千計的療養旅客正在海濱輕鬆地游泳洗澡。一支樂隊就象宣佈弗朗茨·費迪南被暗殺消息的那一天一樣，依舊為無憂無慮消暑的人們演奏着音樂。突然，送報人象自色的信天翁似的越過林蔭道奔來，一邊高喊着：“瓦爾特·拉特瑙被暗殺！”人們驚慌失措，全國震動。馬克一下子迅速貶值，一直跌到用數以兆計的瘋狂比例來進行計算為止。通貨膨脹所造成的真正混亂的局面現在方纔開始。我們奧地利先前通貨膨脹的比例在達到一比一萬五千時，就認為已經十分荒唐。而現在和德國的通貨膨脹比例一比，簡直是微不足道的兒戲。如果想把那次通貨膨脹的細節和那些難以置信的事例敘述出來，那簡直需要寫一本書。而且這本書在今天的人看來，好似童活一般。我曾經歷過那樣的日子：早晨用五萬馬克買一張報紙，晚上就得用十萬馬克。必須兌換外幣的人只好按鐘點分幾次兌換，因為四點鐘的兌換比價可能要比三點鐘多好兒倍，五點鐘的兌換比價又可能比六十分鐘以前多好兒倍。例如，我給我的出版商寄一部我寫了一年的手稿，為了保險起見，我要求立刻預付一萬冊的稿酬；可等支票匯到，面值還不夠頂一星期前寄稿件的郵資；電車票是用百萬計算的。從帝國銀行運到各銀行去的紙幣，要用卡車袋載。而且十四天以後我在排水溝裡見到面值十萬馬克的鈔票：那是一個乞丐看不上限而扔掉的。一根鞋帶比先前的一隻鞋還要貴，不，比擁有兩千雙鞋子的一爿豪華商店還要貴；修一扇打碎的玻璃窗比以往買整幢房子還要貴。一本書的價錢比從前一家擁有幾百台機器的印刷廠還要高。用一百美元可以買到庫爾菲爾斯滕達姆①林蔭道上一排六層高樓。幾家工廠的價值不會高出過去買一輛手推車的價錢。剛剛成年的男孩在港口檢到被人遺忘的一箱肥皂，就可以坐著小轎車兜幾個月風，因為只要每天賣出一塊肥皂，就可以生活得象貴族一樣。而他們的父母，從前是富人，現在卻成了乞丐，步履艱難地四處行走。送報紙的人現在蓋起了銀行大樓，他們在各種外匯兌換中發了橫財。他們中間的佼佼者便是那個名叫施廷內斯②的大贏家。

 

　　他利用馬克貶值的時機，擴大自己的信貸，而自己只買進礦山和輪船、工廠和股票、城堡和農莊；但實際上所有的東西都未花錢，因為每一筆錢，每一筆貸款最後都等於零。不久，四分之一的德國掌握在他的手中。德國人總是對看得見的成就洋洋自得，於是他們竟把他當成一個天才人物熱烈歡呼。這當然很不正常。成千上萬的失業者到處都是，他們舉着拳頭向黑市商人和坐在豪華小轎車裡的外國人揮舞，因為那些人會把整條街的東西買下來，連一盒火柴都不剩；凡是會識字和能寫字的人都做起買賣來，搞投機倒把和想法賺錢，而且心中都感覺到：他們大家都在互相欺騙，同時又被一隻為了使國家擺脫自己的負債和義務而蓄意製造這種混亂局面的隱蔽黑手所欺騙。我自信對歷史比較熟悉，但據我所知，歷史上從未出現過與此類似的瘋狂時代，通貨膨脹的比例會達到如此之大。一切價值都變了，不僅在物質方面是如此；國家的法令規定遭到嘲笑；沒有一種道德規範受到尊重，柏林成了世界的罪惡淵藪。酒吧間、遊藝場、小酒館如而後春筍般地出現。相比之下，我們在奧地利見到過的那種混亂局面只不過是群魔亂舞的小小前奏，因為德國人把他們的自己全部熱情和有條不紊的作風都搞顛倒了。穿著緊身胸罩、塗脂抹粉的青年人沿著庫爾菲爾斯滕達姆林蔭道游來逛去，還不僅僅是有職業的青年人；每個中學生都想掙點錢，在昏暗的酒吧間裡，可以看到政府官員和大金融家不知羞恥地在向喝醉酒的海員獻慇勤。縱然斯韋東③的羅馬也沒有見過象柏林那種跳舞會上穿著異性服裝的瘋狂放蕩場面。成百名男人穿著女人的服裝，成百名女人穿著男人的服裝，在警察的讚許目光下跳着舞。在一切價值觀念跌落的情況下，正是那些迄今為止生活秩序沒有受到波動的市民階層遭到一種瘋狂情緒的侵襲。年輕的姑娘們把反常的兩性關係引以為榮，在當時柏林的任何一所中學裡，如果一個女孩子到了十六歲還是處女，就會輕蔑地被看作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每個姑娘都願意把自己的風流韻事公開張揚，而且覺得這種風流事愈帶有熱帶的異國情調就愈好。可是這種充滿激情的性愛最令人反感的是它的可怕的虛偽性。其實，這種隨着通貨膨脹而迸發的德國人的恣意縱慾無非是一味追求時髦而已；從那些出身正派的市民家庭的年輕姑娘們身上可以看出，她們本來是寧願把頭髮簡單地分兩邊梳開，而不願梳個光溜溜的男人髮型，她們原本喜歡用小勺吃奶油蘋果餡餅，而不願喝烈性白酒；可是到處使人感覺到每天令人頭痛的通貨膨脹簡直象發瘋—樣。全國人民都已無法忍受；被戰爭弄得滿目瘡痍的整個國家，實際上都在渴望秩序、平靜、安寧和法紀。而且整個民族都在暗中憎恨這個共和國。這倒並不是因為共和國壓制了那种放縱的自由，而是恰恰相反，共和國把自由放得太寬了。

 

　　①庫爾菲爾斯滕達姆（Kurfurstendamm），柏林一條主要街道。

 

　　②胡戈·施廷內斯（HugoStinnes ，一八七○——一九二四），德國礦冶工業巨頭，在一次大戰後的德國通貨膨脹期間，擴大了施廷內斯康采恩，從而成為德國最大的企業。

 

　　③斯韋東（Sueton，原名 GainsSuetoniusTranquilus ，公元七○·———四○）羅馬著名傳記作家，代表作育《凱撒生乎》，他所處的時代正是羅馬帝國安敦尼王朝的盛世。

 

　　誰經歷過那些象世界未日似的可怕歲月，都會有這種感覺：當時必然會有一種反衝、一種令人恐怖的反動產生——儘管他對此十分厭惡和憤恨。正是那些把德國人民驅向亂世的人物手裡拿着時鐘，在幕後笑吟吟地等待着，心裡想：“這個國家情況愈糟糕，形勢對我們愈有利。”他們知道，他們得勢的時刻即將到來。一般反革命勢力已經明目張膽地聚集在魯登道夫周圍，人數比聚集在當時尚未掌權的希特拉周圍要多。那些被人扯下了肩章的軍官們組織了秘密團體。那些眼看自己的積蓄被人騙走的小市民們，悄悄地互相聯絡，並準備隨時響應任何能帶來秩序的號召。對德意志共和國來說，再也沒有比這更具有災難性的了，即共和國的那種理想主義企圖：它既要給人民以自由，又要給自己的敵人以自由。由於德意志人民從來是講秩序紀律的人民，所以對自己獲得自由就不知道該怎麼辦了，正急不可耐地巴望着那些來剝奪他們自由的人。

 

　　德國通貨膨脹結束的那一天（一九二四年）可以說是歷史的一個轉折點。當用令人暈眩的以前一兆馬克兌換一個新馬克之時，也正是一切恢復正常之日。事實上，隨着通貨膨脹而泛起的一切污泥濁水也從此迅速退了下去。酒吧間、小酒館消失了。社會狀況日趨正常。現在，任何人都能清楚地算出自己的得失。大多數人，即廣大群眾遭到了損失。可是，這種責任沒有讓那些挑起戰爭的人去負，而是要那些本着犧牲精神挑起恢復新秩序重擔的人去負——不但得不到感謝，再也沒有象通貨膨脹那樣使德國人民變得如此慷慨激昂、如此充滿仇恨——這是要不斷記取的。因為戰爭儘管屠殺了千萬生靈，但卻曾用勝利的鐘聲和號角帶來過歡呼的時刻，作為不可救藥的軍國主義國家的德國，曾為那些一時的勝利感到過無比自豪，與之相反的是，通貨膨脹使德國感到自己是一個受到玷污、欺騙和屈辱的國家；整個一代人都不會忘記和原諒德意志共和國時期的那些歲月，他們寧願重新召口那些大肆屠殺的人。不過，這一切還是以後的事。從表面上看，到了一九二四年，那種混亂不堪的怪現象，猶如飄忽的鬼火，似乎已經過去。光明的日子重又來到，秩序得到恢復。看到秩序日益恢復，我們的心情開始釋然。我們又以為，戰爭已一去不復返。但我們象往常一樣，又當了不可救藥的傻瓜。不過話又說回來，正是這種自欺欺人的幻想給了我們十年時間的工作、希望和安全。

 

　　在今天看來，從一九二四到一九三三這短暫的十年時間，即從德國通貨膨脹結束到希特拉援取政權的十年，畢竟是作為見證人和犧牲品的我們這一代人自一九二四年以來所經歷過的一連串災難中所出現的一段空白。當然，這並不是說在這十年時間內沒有產生過任何緊張局勢、動盪不安和危機——尤其是一九二九年的經濟危機。而是說在這十年時間內歐洲和平顯得有了保障，僅僅這一點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在這十年內，德國被光榮地接納到國際聯盟；利用貸款促進自己的經濟建設（實際上是秘密地擴充軍備），英國裁減了軍備，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接管了對奧地利的保護。世界好象要重新建設自己。巴黎、維也納、柏林、紐約、羅馬，無論是戰勝國的城市還是戰敗國的城市，都變得比以往更漂亮。飛機加快了交通的速度。辦理護照的規定已放寬。貨幣比價的大幅度波動業已停止。人們知道自己可以收入和支出的數字。注意力已不再如此熱衷地集中到那些瑣碎的表面問題。人們能夠重新工作，集中心思，去考慮文學藝術方面的事情。人們甚至可以重新夢想和希望有一個統一的歐洲。好象那十年時間——世界的一瞬間，重新把一種正常生活賜予我們這一代經受磨難的人。

 

　　在我個人生活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在那幾年中有一位客人來到我的家，並友好地留了下來，那是我從未期待過的客人——我的成就。不言而喻，談論我的書籍所取得的表面成就，對我自己來說並不十分愉快。在一般情況下，我也不會留下那些可能被看作為沾沾自喜或自吹自擂的最最粗略的說明。不過，我有着一種特殊的權利，甚至可以說我是被迫對我一生歷史中的這一事實不能保持緘默。因為七年以來，即自從希特拉上台以來，我的成就已成為一種歷史。我的數十方冊，甚至數百萬冊的書曾在當時的書店和無數的家庭中佔有過穩固的地位，可是在今天的德國卻連一本都買不到了；誰要是手中還石我的一本書，他就得小心謹慎地把它藏起來，而且我的書在公共圖書館裡是始終塞在所謂“毒品櫃”裡的，只有得到官方的特別許可——大多是為了辱罵的目的——，才有人為了“學術上”的需要去看那些書籍。在那些寫信給我的讀者和朋友中間，早就沒有一個人還敢把我那個已入另冊的姓名寫到信封上。不僅如此，在法國、意大利以及所有目前被奴役的國家裡，我的書籍今天也都同樣根據希特拉的命令遭到禁止。而在當年，我的書的譯本在那些國家是屬於讀者最多之列的。正如我們的格里爾帕策所說，我今犬作為一個作家，是一個“在自己的屍體後面活着行走的人”，我四十年來在國際上創建的一切，或者說几乎是一切，都被他那一隻拳頭擊得粉碎。所以，當我談論自己“成就”的時候，我說的並不是今天屬於我的東西，而是過去屬於我的東西，正如我的家、我的祖國、我的自信心、我的自由、我的沒有偏見一樣，都已屬於過去；如果我不事先指出我在被人推落以前所達到的高度，那麼我今天也就無法形象他說明我和其他無數相同的無辜音以後被人推落到有多深以及總的情況。我也無法說明我們整整一代從事文學工作的人是如何一下子被徹底滅絶的，因為我不知道歷史上還會有第二個例子。

 

　　我的成就不是突然降臨到我家的；他是緩慢地、小心翼翼地走來。但他在希特拉用法令的鞭子把他從我身邊趕走以前，一直忠實地、始終不渝地留在我的家。他的影響一年勝似一年。我在繼《耶利米》以後發表的第一本書，是我的《建造世界的大師們》三部曲的第一卷《三大師》，它很快為我開闊了道路；蒞此之前，表現主義者、唯意志論者、實驗主義者都曾產生過。對堅韌不拔的人來說，那條通向人民的路又暢通了。我的中篇小說《馬來亞狂人》和《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深受廣大讀者的歡迎，達到了平時只有長篇小說才會有的程度。那兩篇小說被改編成了戲劇；它們的片斷由人們公開朗誦，後來又被改編成電影；我的那小書《人類的群星閃耀時》，遍及所有助學校，不久它被列入“島嶼叢書”，印數很快達到二十五萬冊。沒有凡年工夫我就獲得了在我看來是一個作者最有價值的成就，那就是：擁有一個讀者群，一批可信賴的人，他們期待和購買我的每一本新書。他們信賴我，我也不可使他們的信賴失望。我的讀者群漸漸地越來越大。我的每一本書，當它第一天在德國公開發行時，就要銷售兩萬冊，而且報紙上還沒有登過任何廣告。有時候我有意識地想避開那種成就，可是它卻出人意外的固執，始終跟隨着我。所以，我寫了一本書——《富歇傳》，目的是為了自娛。然而當我把書寄給出版人之後，他寫信給我說，他將立刻印一萬冊。我隨即覆信給他，請他不要把這本書印這麼多。我說富歇是個不會給人以好感的角色，況且書裡也沒有任何描寫女人的插曲，這本書不可能吸引較多的讀者；他最好先只印五千冊。一年以後，這本書在德國銷售了五萬冊，可是就在這同一個德國，今天卻不允許讀我的一行字。我在創作悲劇《伏爾波尼》時，遇到的也是類似情況。當時我几乎有一種病態的自我懷疑。我原來的意圖是要把它寫成一部詩體劇。於是花了丸夭時間先用散文體寫下各場次，當然顯得鬆散和沒有份量。由於我的第一部劇作《忒耳西忒斯》①是在德累斯頓的官廷劇院首演的，所以我總覺得對該劇院欠着情，剛巧就在那幾天劇院偶然來信問我有什麼新的創作計劃，於是我把用散文體寫的劇本第一稿寄去，並表示歉意說：我所奉寄的僅僅是我打算改寫成詩體劇的散文底稿。

 

　　①《忒耳西忒斯》（Thersites ），是茨成格的第一部劇作，該劇為希臘式的詩體悲劇，作於一九○七年。

 

　　可是劇院立即給我回了電報，說我對劇本千萬不要再作任何修改；事實上那個劇本後來就是以散文體的形式登上世界各國舞台的（在紐約，是由以艾爾弗雷德·倫特①為首的戲劇公會演出）。總而言之，我在那幾年是不斷取得成就，而且與日俱增的德語讀者一直忠實於我。

 

　　①艾爾弗雷德·淪特（AlfredLunt，一八九三——卒年不詳），美國著名演貝。

 

　　由於我在為外國的作品或人物寫評論或傳記時始終把探求那些作品或人物在他們所處的時代發生影響或不發生影響的原因作為已任，所以有時我在沉思默想中不得不反躬自問：我的書之所以能夠取得我意想不到的成功究竟是由於哪些特點。我最終認為，那是出於一種個人的惡習，也就是說，我是一個急躁而又容易動感情的讀者。在一部小說中，一本傳記。裡，或者在一場思想意識的辯論中，任何冗長煩瑣、空泛鋪張、晦澀朦朧、含混不清、不明不自，以及一切畫蛇添足之處都會使我感到煩躁。只有每一頁都始終保持高潮、能夠讓人一口氣讀到最後一頁的書，才會使我感到完全滿足。而到我手裡的全部書籍中，有十分之九我認為描寫過多，對話囉嗦，有許多配角沒有必要，麵舖得太廣，因而使作品顯得非常不緊湊，死氣沉沉甚至一些最著名的經典作品也有許多拖泥帶水的地方，破壞我的情緒，因此我經常向出版商們闡述我的那項大膽計劃：把全部世界名著——從荷馬、巴爾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直至《魔山》——進行徹底的縮寫，去掉個別累贅的部分，出版一套簡明的叢書。唯有這樣，所有這些無疑包含着超越時代內容的作品才能在我們的時代重新生氣勃勃地發揮作用。

 

　　我對一切煩瑣和冗長所抱的反感，勢必會從對外國作品的閲讀轉移到自己的寫作上來，同時使我養成一種特殊的警惕性本着這種警惕性，我的創作刻意追求輕快和流暢，書的第一稿，我總是信手寫來，把心中的構思傾瀉在紙上。同樣，在寫作一部傳記作品時，我首先把一切想到的可供我使用的文獻資料上的細節利用起來；如在《瑪麗·安托瓦肉特》這樣一部傳記中，我事實上把每一筆賬目都核對過，為了確定她個人的開銷，我研究了當時所有的報紙和小冊子，仔細查閲了訴訟的所有卷宗。不過，在印刷好的那本書裡卻再也找不到任何一行有關這方面的字句，因為一本書的第一次未定稿剛剛謄情，對我來說是真正的工作就開始了，即進行壓縮和調整結構的工作，我一遍又一遍地推敲各種表達方式，這是一項無止境的工作；一項不停地去蕪存精、不斷地對內部結構進行情煉的工作。當其他大多數人無法下決心對他們自己所知道的一些事保持緘默，而熱衷于在字裡行間表現比自己原本知道的更廣和更深的內容時，我的抱負卻在於：始終要瞭解比從表面上看到的更多的內情。

 

　　這種壓縮過程和隨之而來的使作品更富於戲劇性的過程，以後還要在校樣長條上重複一次、兩次和三次；這種過程號後就成了一種興味很濃的捕獵工作，即在不會影響作品的準確性，同時又能加快節奏的情況下，找出可以刪減的一句話，或者哪怕是一個字。在我的創作中，最使我感到有興味的就是這種刪減工作。我記得有一次，當我特別滿意地放下工作，站起來時，我的妻子說我今天看上去異乎尋常的高興，我自豪地回答她：“是的，我又刪去了一整段，這樣文氣就更順暢了。”如果說，我的書有時被人譽為節奏賢湊，那麼這一特點絶非出自天生的性急或者內心的激昂，而僅僅由於採用了那種把所有多餘的休止符和雜音一概去除的條理化方法。如果說我意識到某種藝術方法的話，那就是善於捨棄的藝術。因為倘若從寫好的一千頁稿紙中有八百頁扔進字紙簍，只留下二百頁經過篩選的精華，我是不會抱怨的。如果有什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釋我的書之所以有這樣的影響的話，那就是我嚴格遵守的規則：寧可在形式上緊湊一些，但內容必須是最重要的。由於我的寫作意圖從一開始就是面向歐洲，超越國界的，所以國外的出版商——法國、保加利亞、亞美尼亞、葡萄牙、阿根廷、挪威、拉脫維亞、芬蘭和中國的出版商——紛紛來同我聯繫，這是我真正值得慶幸的。不久我不得不購買一個特大的書櫃，以便把所有不同譯本樣書放鱉齊。有一天，我在日內瓦國際聯盟的《智力合作》的統計表上看到，我是當時世界上被翻譯得最多的作家（按我的稟性來說，我又認為那是一種錯誤的報道）。又有一天，那家俄國出版社再次寄來一封信，說該出版社準備出版我的俄文版全集，並問我是否同意請馬克西姆·高爾基為全集寫序言。問我是否同意？當我還是一個中學生時，我就讀過高爾基的小說，是偷愉地把書塞在長椅底下讀的，多年來我一直愛戴和欽佩他。但是，我卻從未想過他會知道我的名字，沒有想過他還會讀過我的一些作品，至于對這樣一位文學巨匠認為有必要自己動筆為我寫序，更是不敢妄想。又有一天，一位美國出版商帶著一封介紹信——好象非這樣不可似的——到我在薩爾茨堡的家裡來，提出要出版我的全部著作並獲得連續的出版權。他就是瓦伊金出版社的本亞明·許佈施，從那以詹他就成了我最可靠的朋友和顧問，當其他所有一切被希特拉的鐵蹄踐踏在地的時候，是他用文字為我保存了最後一個故鄉①，因為我已失去了原來那個古老的真正的故鄉、德意志的故鄉、歐洲的故鄉。

 

　　①出版商本亞明·許佈施出版了不少茨成格的著作，茨威格把這些書籍視同自己的故鄉，因為它們引起他無限美好的回憶。

 

　　這樣一種表面上的成就，很可能產生危險：使一個人飄飄然，更多地相信自己事先美好的打算，而對自己的能力和自己作品的效果想得較少。一個人不管以什麼形式成名，本身就意味着對他的自然的平衡狀態的破壞。在正常情況下，一個人使用的名字，無非就象雪前的外層煙葉一樣，只不過是一個標記，一個表面的、几乎無關緊要的客體，它和真正的主體，即原本的我只有鬆散的聯繫。然而一旦有了成就，這個名字就會身價百倍。名字就會脫離使用這個名字的人，開始成為一種權力、一種力量、一樣自在之物、一種商品、一種資本，而且在強烈的反衝下，成為一種對使用這個名字的本人不斷產生內在影響的力量，一種左右他和使他發生變化的力量。那些走運的、充滿自信的人就會不知不覺地習慣于受這種力量影響。頭銜、地位、勛章以及到處出現的本人名字都可能在他們的內心產生一種更大的自信和自尊，使他們錯誤地認為，他們在社會、國家和時代中佔有特別重要的地位。於是他們為了用本人的力量來達到他們那種外在影響的最大容量，就情不自禁地吹噓起來。不過，一個天性對自己持懷疑態度的人，他就會把任何一種外在的成就，看作一種恰恰要在那樣微妙的處境中儘可能使自己保持不變的責任。

 

　　我這樣講並不是說我對我的成就不感到高興。恰恰相反，我的成就使我歡欣鼓舞。不過，我的成就也僅僅限于那種脫離我自己的產物，即我所著的書以及與書聯繫在一起的我的虛名。當我偶然在德國的一家書店裡，看見一個不認識我的小小中學生走進書店，用他自己僅有的一點零花錢要買一本我的《人類的群星問耀時》，那種情景使我深受感動。當臥鋪車廂的列車員在登記姓名之後以尊敬的神態把護照交還給我財，或者當意大利的一個海關人員因為讀過我的某一本書而認出我來，然後優惠地不再對我的行李作一一檢查時，也都可能使我沾沾自喜。甚至純屬數量上的結果也會使一個作者忘乎所以。有一天，我偶然到萊比錫去，那一天正好開始發行我的一本新書。當我看到我用三四個月時間寫了三百頁的書，竟無意之中要別人花那麼多的體力勞動時，我內心無比激動。工人們用大的板條箱把書捆裝起來，另一些工人杭唷杭晴地哼着，把木箱從台階上拖下來，裝上卡車，然後卡車把木箱送到開往世界各地的火車車廂。幾十名姑娘在印刷車間分層堆放紙張；排字工、裝訂工、搬運工、批發商都從早晨一直工作到夜裡。我可以自己計算一下，那些書如果象磚塊似的排列起來，能夠建成一條相當壯觀的路。我也從不自鳴清高而不屑于談物質利益。在最初幾年，我從不敢想我的書能賺錢，或者甚至靠版稅能夠維持生計。而現在，我的書突然帶來可觀的，而且是不斷增長的收入。這些錢似乎能永遠消除我的一切憂慮——當時誰會想到我們今天的時代呢？我可以慷慨大方地縱情於我青年時代的老愛好：蒐集名人手跡，而那些令人讚嘆的聖人遺物中的某些最精美的珍品是在我這裡找到了備受細心保護的歸宿。我能夠用我自己所寫的、在更深的意義上來說是相當短命的作品，來換取那些不朽作品的手稿，如莫扎特、巴哈、貝多芬、歌德、巴爾扎克等人的手稿。所以我以為，那種意想不到的表面上的戌就竟隨隨便便或者說內心並不願意地光臨到我的身上，真是一種可笑的舉動。

 

　　不過，當我今天說，我只為我的書籍所取得的成就和我在文學上的名聲而感到高興；但如果好奇心轉移到我本人身上，那麼我所取得的成就只會引起我的反感，我說這話完全是真心實意的。從少年時代起，在我心中最強烈的本能願望是：永遠保持自由和獨立。而且我覺得：任何一個酷愛個人自由的人，一旦到處刊登照片，他身上許多最美好的東西就會遭到破壞和歪曲。除此之外，我出於愛好而開始的事，很可能有變成為一種職業或者甚至一種企業形式的危險。郵局每次送來一大疊信件、請柬、通知、要求答覆的諮詢。每當我外出旅行一個月，回來以後就得花兩三天時間來清理那些堆積如山的郵件，以便讓“企業”重新恢復正常。儘管我不願意這樣，可是由於我的書籍十分暢銷從而使我陷入一種忙碌不堪的事務。為了處理好各種事宜，要求我井井有條、通觀全局、辦事準確和熟練，這些都可以說是非常受人尊敬的美德，可惜和我的稟性格格不入，而且將會嚴重影響那種無拘無束的純粹的思索和夢想。所以越是要我去大學講課，去出席各種慶典，我就越深居簡出。我不該用拋頭露面來宣揚自己的名聲。我從未能夠克服那種几乎是病態的畏縮。直到今天，我還有這種完全出於本能的習慣：在大廳裡、在音樂會上。在觀劇時坐在最不顯眼的最後一排；沒有比在台上或者在一個拋頭露面的位置，讓大家盯看我的臉看，更使我難以忍受的了。對我來說，以各種形式隱姓匿名是一種本能的需要。當我還是一個孩子時，我就始終不能理解，為什麼老一輩的作家和藝術家，象我尊重的朋友阿圖爾·施尼茨勒和赫爾曼·巴爾，總是喜歡穿著絲絨前克衫，燙着鬈髮，月捲曲的頭髮蓋着前額，或者以與眾不同的鬍鬚式樣和奇裝異服，在大街上招搖過市。我深信，任何想以拋頭露面來使自己遐邇聞名的人，無意之中會使自己生活着象一個“鏡中人”——用韋爾弗爾的活來說，各種姿態都要按照某種風度。而一般說來，隨着那種外表上的變化，內在的誠懇、自由和無憂無慮也就失去了。如果我今天還能從頭開始，那麼我一定會用另外一個名字，一個杜撰的名字，用一個筆名來發表自己的作品，這樣我也就能一箭雙鵰，既能享受文學成就所帶來的喜悅，叉能享受隱姓匿名所帶來的愉快生活，因為象這樣一種兩全其美的生活，本身就已充滿魅力和無窮的樂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