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的垂死掙扎
羅馬的太陽已經沉沒。
我們的白晝已經過去；
黑雲、夜露和危險正在襲來，
我們的事業已成灰燼。
莎士比亞：《裘裡斯·凱撒》
跟那個時候高爾基在索倫托①一樣，我在英國的最初幾年很少覺得是一種流亡，即使是在那次所謂“革命”和緊接着那次革命納粹企圖用突然襲擊和暗殺多爾富斯來佔領那個國家以後，奧地利依然繼續存在。我的祖國又繼續掙紮了四年。我自然每時每刻都可以國家。我沒有行動不自由。我沒有被驅逐。我的書還完好無損地在薩爾茨堡的家中。我身邊還帶著奧地利的護照，祖國還是我的祖國，我還是那裡的公民——而且是有全部權利的公民。那種可怕的、沒有親身經歷過永遠體會不到的、失去祖國的處境還沒有開始。那是一種攪亂神經的感情。睜着清醒的眼睛在一片空虛中渾渾噩噩，心裡知道，無論你在哪裡落腳，隨時都會遭到白眼。而我才處于這種境遇的最初階段。當我一九三四年二月底在維多利亞火車站下車時，我就有一種異樣的感覺：決心要在那里長期居住的城市，和一座只是去作客的城市，看上去就是不一樣。我不知道，我將在倫敦住多久。對我來說只有一點是重要的，那就是又可以從事自己的創作了，又可以維護我的人身自由和內心自由了。因為一切財產都已意味着累贅，所以我沒有為自己張羅住宅，而只是租了一套簡單的公寓房間，大小將夠，那些少量書籍可以藏在兩個壁櫥裡。我是離不開書籍的。房間裡還可以放一張寫字桌。這樣，我就有了一個腦力勞動者所需要的一切。要是來客人，當然是沒有地方了。我真的寧願住最狹小的房間，以便可以隨時出去旅行。我的生活無意之中已經變成臨時性的了，不能再作長遠安排。
①索倫托：意大利那不勒斯海灣之城名。
第一天晚上——天色已黑，牆壁的輪廓在昏暗中逐漸模糊起來——，我踏進那間終於整理好了的小居室，我吃了一驚。在那一瞬間，我以為走進了大約三十年前我在維也納為自己佈置的那個小房間。因為房間是同樣的小，牆上同樣貼著那句對書籍的祝辭，同樣掛着那幅布萊克的畫：《約翰國王》那張畫到處陪伴着我，國王夢幻般的眼睛一直望着我。我確實需要一點時間鎮靜一下，因為多少年來我再也沒有想起過維也納的那第一套小房間。難道那是我的生活——相隔那麼長的時間——退縮到過去的象徵？是我自己變成幽靈的象徵？當我三十年前在維也納為自己選上那間斗室時，我的命運已經開始。當時，我還沒有創作出什麼來，或者說，還沒有創作出什麼重要作品來：我的著作、我的名字還沒有在我的祖國生根。
現在——在驚人的相似環境中———我的著作從自己的語言環境中重新消失了。我所寫的一切，對德國來說已非常陌生。朋友們都已疏遠，昔日的聯繫已被破壞，貯有着收藏品、繪畫和書藉的住房也已失去，完全和當時一樣，我又被一片陌生所包圍。我當初努力幹過的、學到的、享受過的一切，看來都已飄逝，我已五十歲了，但又要從頭開始，我又要坐在寫字桌前當學生，早晨疾步走到圖書館去——只不過不再那麼虔誠，不再那麼熱情罷了，頭髮已經灰白，疲憊的心靈蒙上了薄薄的沮喪。
對更多他講述有關一九三四年到一九四○年我在英國的情況，我總感到有些猶豫。因為我已踏進我們今天的時代，而且我們大家几乎都同樣經歷過那個時代，懷着同樣由廣播報紙煽動起來的不安，懷着同樣的希望和同樣的憂慮。我們今天很少會懷着驕傲的感情回想自己政治上的迷惘，而是懷着可怕的感情回想那個時代曾把我們引向何方；要想說明過去的人，他必然要控訴，可是今天，我們誰有這種權利呢！再說，我在英國生活是非常小心謹慎。我知道自己不善於剋制內心的無限惆悵，所以我在那半流亡和流亡的全部日子裡，斷絶了一切社交活動。我想，當他們討論時局。的時候，我在一個陌生的國家是不可以說三道四的。我在奧地利對那些領導人物的愚蠢舉動尚且無能為力，我怎麼可以在英國信口雌黃呢？我黨得自己在那美麗的島國只是一個客人，我非常清楚：如果我——用我們知道的比較清楚、比較可靠消息——指出希特拉紛世界帶來的危險，那麼他們就會把它看作僅僅是我個人的看法。當然，眼看著那些明顯的錯誤而緘口不語，有時候是很困難的。看到英國人的高尚道德、忠心耿耿、毫無猜忌地信賴每一個人的真誠意願，竟被事先精心策劃的宣傳所濫用，是多麼傷心的事呵。他們一再受矇蔽，說什麼希特拉只是要把邊界周圍的德國人弄到自己身邊，然後他就滿足了，為了表示感謝他會把布爾什維主義剷除，這樣的誘餌確實產生了不同尋常的效果。只要希特拉在演說中說出“和平”這個詞，報紙就會熱烈歡呼而忘記了他犯下的全部罪行，並且也就不再過問德國如此瘋狂地武裝自己到底要幹什麼。從柏林回來的旅遊者稱讚那裡的秩序和設計新秩序的大師，那是因為那些旅遊者的參觀訪問都經過預先安排，他們受到的是奉迎的款待。英國人開始漸漸預設那位新領袖“要求”建立大德意志帝國是有道理的——沒有人理解，奧地利是歐洲大牆裡的一塊基石，要是有人把它從牆上挖掉，歐洲必將崩潰。我以焦慮的目光覺察到在英國人和他們的領導人當中存在着那種被人誘騙的天真和高尚的輕信，因為我曾在自己的家鄉親眼目睹過衝鋒隊員的臉，並聽他們唱着：“今天，德國屬於我們，明天，將是整個世界。”政治局勢越緊張，我越是避免和別人談話，避免任何公開的行動。我在英國從未在一家報紙上發表過一篇和時局有關的文章，也從未在電台講過話，從未參加過公開的討論；在昨日的世界上，咱有對英國，我是這樣，我生活在那間斗室裡，比我三十年前作為大學生住在維也納的那間小屋裡，更加無聲無息。所以，我今天沒有權利作為一個名副其實的見證人去描述英國；當我後來不得不承認，我在戰前從未真正認識到英國最深沉、最內在、只有在最危險的時刻才會表現出來的力量，那時，我就覺得更沒有權利了。
我在英國也沒有見到許多作家。我剛開始接近的那兩位作家：約翰·德林克沃特和體士·沃爾波爾，又恰巧提前被死神帶走了。較為年輕的作家，我更不常遇到。由於那種不幸壓在自己身上的“外國人”的不安全感，我避免去俱樂部、宴會廳和公開場合。不過，我還是經歷了一次真正令人難忘的特別場面。我看到兩位思想最敏捷的人物——肖伯納和 H·G ·威爾斯進行了一次私下成見極深、但表面上文雅得體的爭論。我事先不知道究竟是什麼造成他們之間那麼深的隔閡；但兩位大作家之間的那種一觸即發的緊張關係，在他們互致問候時便讓人感覺出來了，彼此都象半開玩笑似的嘲弄對方。所以我當時的處境是既尷尬又極感興趣。——他們之間必然有過原則性的意見分歧，可能不久前已經消除，或者，要通過那次午宴來加以消除。那兩位在英國都享有聲譽的大人物半個世紀前均在“費邊社”①為當時尚且年輕的社會主義並肩戰鬥過，自那以後，他們都按自己非常獨特的個性發展，彼此之間的距離越來越遠。威爾斯堅持自己積極的理想主義，堅持對人類未來的美好憧憬。而肖伯納則相反，他越來越用懷疑、嘲諷的眼光觀察未來和當代的現實，以檢驗自己冷靜的“愉快的戲劇”②。他們的身形外貌也隨着歲月而形成對照。肖伯納，那位精神矍鑠得驚人的八旬老人，當時只吃些核桃和水果，嘴巴還發出格格的響聲。他身材高大、瘦長，從不知倦怠，在健談的嘴邊不時發出爽朗的笑聲，他比以往更熱衷于自己的奇談怪論。威爾斯，那位樂天的六旬老人，比以往更追求享受、安逸，他身材矮小，面頰紅潤，在偶爾輕鬆愉快的表情背後藴有一股無情的嚴肅。肖伯納善於進攻，他迅速而又巧妙地變換着攻擊點；威爾斯在戰術上長於防衛，他不動聲色，猶如一個教徒、一個信念堅定的人。我很快得到這樣的印象：威爾斯來這裡不僅是為了一次友好的午宴談話，而是為了一場原則爭論。
正因為我不知道有關那次思想分歧的背景，我不免感到氣氛有些緊張。那兩個人的每一個表情、每一次目光、每一句話，都表現出一種傲慢而又相當認真的好鬥情緒：就象兩個擊劍手在互相激烈交鋒以前，總要先用小小的試探性碰擊來試一試自己隨機應變的能力。肖伯納思路敏捷。每當他回答一個問題或者避開一個問題時，在他濃密的眉毛下目光閃爍，他喜歡幽默和玩弄詞藻，並以此自豪，在過去的七十年裡，他在這方面可謂已登峰造極。他的濃密的白鬍子有時在輕聲的長時間的笑聲中顫動，他的頭稍微偏斜，好象總是注視着自己手裡那把劍的劍頭是否擊中了對方。面頰紅潤、有着一雙沉靜的眼睛的威爾斯，言詞更尖鋭、更直截了當；他的理解力也是敏捷非凡，但他不施展那種高深莫測的手腕，而喜歡單刀直入。那場舌戰宛若劍擊，進行得非常尖鋭、非常迅速。劍光晃晃，一來一去，你砍我擋，我擊你閃，好象其樂無窮，使得在旁觀戰的人對那場擊劍比賽、熠熠劍光以及你來我往的技藝讚歎不已。但在那場敏捷的、始終在最高水平上進行的對話背後卻藏着一種精神上的憤怒，它是以英國人高貴的風度，通過最文雅的辯論形式表現出來。那就是寓嚴肅于遊戲，寓遊戲于嚴肅。兩個極端對立的人的一場針鋒相對的爭論，似乎是由某件事引起，但實際上早就有着我不知道的原因和背景。不管怎麼說，我看到了兩位英國最優秀的人物所進行的一場十分精彩的爭論。而後來在《民族周刊》上繼續進行的幾個星期的論戰並沒有引起我百分之一的興趣。文字論戰遠不如那次激烈的對話引人入勝，因為在抽象論據的背後再也見不到活生生的人，那些實質性的問題也不再顯得那麼清楚。然而，才智很高的人和才智很高的人發生摩擦，是十分難得的。那場爭論使我大開眼界。我在那以前和那以後，也從未在喜劇裡聽到過那麼精彩的對話藝術。因為他們的對話藝術並不是有意要追求什麼戲劇效果，而是極其自然完成的。
①英國一種資產階級改良車義思潮。主要代表有悉尼·維伯、肖伯納等。
②肖伯納把自己的戲劇分為“不愉快的戲劇”、“愉快的戲劇”。詳見肖伯納生乎傳記。
可是在那幾年裡，我只是在英國占着一個空間，我的整個靈魂並沒有在英國。恰恰是對歐洲的憂慮，那種痛苦的、壓迫着神經的憂慮，促使我在從希特拉掌權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那幾年裡經常出去旅行，甚至兩次渡過大西洋。我出去旅行，可能是出於這樣一種預感：只要世界還向我開放，只要輪船還能在大海上平安行駛，我就應該為以後更黑暗的時代積累印象和經驗，使我下如此大的決心的，也許還有那種渴望：要想知道，當我們自己這個世界被不信任和不和睦破壞得不成樣子的時候，大洋彼岸的世界是怎樣進行建設的，甚至還有這樣一種隱隱約約的預料：我們的未來，以及我本人的未來，是在遠離歐洲的大洋彼岸。一次橫越美國的演講旅行使我有極好的譏會看到那個強大的國家全部豐富多彩的生活，看到那個國家從東到西、從南到北、內部團結一致。不過，我對南美的印象也許更強烈。我是愉快地接受國際筆會的邀請，到那裡去參加代表大會的。在那種時刻，我更覺得，強調超越國家和語言的思想團結，是多麼重要。
在那次旅行之前，我待在歐洲的最後幾個小時，用令人擔憂的警告送我上路，一九三六年夏天，西班牙內戰已經開始，從表面看，那次戰爭只不過是由那個美麗而又悲慘的國家的內部不和而引起的，但實際上卻已經是兩種意識形態的勢力集團為自己未來的衝突進行預先演習，我是從南安普敦乘一艘英國輪船啟程的，我原以為，為了避開戰爭地區，輪船要繞開往常停靠的第一站維哥①。但出乎我的意料，我們還是駛進了那個港口，甚至我們旅客還被允許上岸待幾個小時。維哥當時掌握在佛朗哥的黨徒手中，離真正的戰場還遠。就在那不多的幾個小時內，我還是看到了一些確實會令人心情沉重的事情。市政廳飄揚着佛朗哥的黨旗，市政廳前站着不少年輕人，他們穿著農民的服裝，排着隊，大多數是中牧師帶領着，那些年輕人顯然是從附近農村來的，我開始還不明白，當局對那些年輕人有何打算。他們是招來應急的工人？他們是來領救濟金的失業工人？可是一刻鐘之後，我看到同那些年輕人一樣的一批年輕人從市政廳裡走出來，但己變了樣子，他們身上穿著簇新的軍服，佩着槍和刺刀；在軍官們的監視下，他們擁上同樣嶄新鋥亮的汽車，汽車疾駛過街道，出城而去。我感到一陣可怕。我不是曾在什麼地方看到過這種情景嗎？第一次是在意大利，後來是在德國：那些簇新的軍服、嶄新的汽車和機槍突然在這裡和那裡出現。我又問自己，是誰提供那些新軍服？是誰付的錢？是誰把那些一貧如洗的年輕人組織起來？是誰驅使他們反對現政權、反對選舉產生的國會、反對他們合法的人民代表機構？據我所知，國庫掌握在合法政府的手中，軍火庫同樣也在合法政府的控制下。那麼，那些汽車、那些武器肯定是從外國弄來的，毫無疑問，它們是從鄰近的葡萄牙越過邊境運進來的。那麼，到底是誰提供、是誰付的款呢？那是一般新的要想取得政權的勢力，它在這裡和那裡活動，它是一股喜歡暴力、需要暴力的勢力，我們所信仰併為之畢生奮斗的一切思想、和平、人道、友善，在那股勢力看來，都是過時的弱點。那群人詭秘地隱藏在自己的辦公室裡和他們的壟斷企業裡，他們陰險地利用青年人的幼稚思想為自己的權力慾望和陰謀服務。他們信奉暴力，企圖用新的、詭譎的伎倆把古老的野蠻戰爭帶給我們不幸的歐洲。一個通過親眼目睹、自己感覺到的印象往往會比千百篇報紙文章和小冊子對心靈產生更大的力量。我看到那些無辜的年輕小伙子被那些神秘的幕後操縱者用武器武裝起來，讓他們跟自己國家的同樣無辜的年輕人作對。我突然預感到，那就是我們面臨的現實，歐洲面臨的現實。輪船停了幾個小時之後又起錨了，我趕快上船，走進艙內。要是再看一眼那個美麗的、但遭到外國罪惡蹂躪的國家，定會使我非常痛苦；我覺得，歐洲由於自己的瘋狂已瀕臨死亡。歐洲，我們神聖的故鄉，我們西方文明的搖籃和聖殿，正在走向死亡。
①西班牙西部海港城市。
這以後看到的阿根廷國土上的景象當然令人更加欣慰。那裡是另一個西班牙；西班牙的古老文化在那一片新的、遼闊的、沒有流過血、沒有彼仇恨熏染過的土地上得到了保護和保存。那裡有豐足的糧食、過剩的財富，那裡有無限的空間和未來的糧食。我感到莫大的愉快和一種新的信心。幾千年來，文化不就是從一個國度傳播到另一個國度的嗎？縱然樹木被斧頭砍倒，只要種子被保存下來，不就又會有新的繁茂、新的果實嗎？我們世世代代所創造的一切是永遠不會失去的。只是人們必須學會從更大的範圍去思考，從長遠的時間去計算。我對自己說，人們應該開始再也不要單從歐洲的角度去思考問題，而是要超出歐洲去思考問題，人們不要把自己埋葬在正在漸漸死去的過去，而是要共享歷史的再生，在那座新的百萬人口的城市裡，所有居民都對我們的大會表現出滿腔熱情。我從中感到，我們在那裡不是外人，在那裡，對思想統一的信仰——我們把生命中最美好的東西都獻給了這種信仰——仍然具有主命力、仍然有價值、起作用，我感到，在我們那個有了新速度的時代，縱然是大洋也不能把我們分開。在那裡一個新任務代替了舊任務：那就是在更廣闊的範圍內、在更大膽的設想中建設我們夢想的共同事業。如果說，自從我看到準備戰爭的那最後一瞥以後，我對歐洲已經失去信心，那麼，我在南方的十字星座下又重新開始有了希望和信仰。
巴西給我留下同樣深刻的印象，也給了我不小的希望。那片得天獨厚的土地有着世界上最美麗的城市，在那片廣袤的國土上，至今還有鐵路、公路，乃至飛機未曾到過的地方。在那裡，歷史被保存得比在歐洲更加精心。第一次世界大戰帶來的野蠻還沒有在那裡侵入民族的鳳尚和精神。人類在那裡和平地一起生活，他們懂禮貌，不象在我們歐洲，不同種族之間的交往含着一種故意。那裡的人不是由人們用荒謬的血統論、種族論和出身論來劃分。一種奇怪的預感使我事先就覺得，我可以在那裡安寧地主活，那裡的空間為未來無限的繁榮作好了準備，可是在歐洲，國家之間為了最可憐的一點兒空間就要大動干戈，並使政治家們抱怨無窮。那裡的大地期待着人們去開發官、用自己的能力去充實它。歐洲在文明方西創造的一切能夠在那裡以其他新的形式得到輝煌的延續和發展。那裡新的大自然以它的千姿百態使我賞心悅目，我已經看到了自己的未來。
但是旅行，繼續不斷地到另一個星空下、到另一個世界去。旅行，不等於擺脫了歐洲、擺脫了對歐洲的擔憂。看來，大自然對人的報復几乎都是凶狠的，當人類通過技術把大自然最秘密的威力掌握在自己手中時，所有的技術成就又會同時攪亂人類的心靈。技術帶給我們的最壞的咒語，莫過于它會阻止我們逃避哪怕只是一剎那的現實。過去的祖先們在遭受災難的時候，便逃遁到孤獨和偏僻的地方去，可是現在，我們在同一個時刻便可知道和感受到我們地球上某個地方發生的壞事。儘管我離歐洲多麼遠，但我隨時可以知道歐洲的命運。在佩爾甫布戈登岸的那一天夜裡，南方的十字星座就在頭頂，黑色皮膚的人群在我周圍的街上行走，我感到疲勞不堪，忽然我在一張報紙上讀到轟炸巴塞羅那和槍殺一位西班牙朋友的消息。那位朋友幾個月前曾和我共同度過了愉快的幾個小時。在德克薩斯州，我坐在一輛飛馳的普爾曼①式的車廂裡，行駛在休斯頓和另一座石油城之間，我突然聽到有人發瘋似的用德語大喊大叫，原來是不知哪位旅伴把列車裡的收音機撥到了德國電台。列車的車輪正在德克薩斯的平原上滾滾向前，我卻不得不在車廂裡聚精會神地聽希特拉發表煽動性的演說。無論是白天，還是黑夜，我總一直懷着痛苦的憂慮思唸著歐洲，一直想著在歐洲的奧地利，難以擺脫。在許多令人驚駭的危險地區中——從中國到埃布羅河②和曼查那雷斯③——唯有奧地利的命運特別令我關心，這大概就是一種狹隘的愛國主義吧。但我知道，整個歐洲的命運全系在那個小國家身上——它恰巧是我的祖國。如果我今天回過頭來試圖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那些政治錯誤，那麼我會認識到最大的錯誤是：歐洲和美國的政治家們沒有執行簡單明確的威爾遜計劃，而是歪曲了它。他的思想是給小國家以自由和獨立，不過他正確地認識到：那種自由和獨立只有在所有大國和小國參加的一個有約束力的統一組織內才能得到保證。由於人們沒有建立那種組織——真正的、全面的國際聯盟——，而只是實現了它的綱領的另一部分，即給小國家以自主權，因而人們製造出來的不是平靜，而是接連不斷的緊張局勢。因為沒有什麼再比小人的狂妄慾望更危險的了，那些小國家剛一建立起來，它們的第一件事就是你爭我奪的搞陰謀，為自己獲得小塊土地爭吵不休，波蘭人跟捷克人打仗，匈牙利人跟羅馬尼亞人作戰，保加利亞人跟塞爾維亞人開火，而在所有那些競爭中，作為最弱者的小小奧地利卻跟龐然大物的德國對抗。那個支離破碎、殘缺不全的國家——奧地利，它的統治者曾一度在歐洲頤指氣使、不可一世，現在——我今天不得不一再重複——它成了歐洲牆上的一塊基石。我知道，在我居住的那座英國百萬人口的城市——倫敦，所有人都不會覺察到，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巴爾幹，都要先後被希特拉公然併吞。他們不會覺察到納粹主義能夠用維也納——依靠維也納的特殊組織已把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這根槓桿把整個歐洲撬起，翻個個兒。只有我們奧地利人知道，是什麼樣的怨恨激起的慾望驅使希特拉向維也納進軍，那座城市是他最窮困潦倒的時候的見證人，他要以凱旋而歸的統帥身分進入那座城市。
①普爾曼（一八三一——一八九七）是美國鐵路工程師。此處指普爾曼公司製造的高級車廂。
②西班牙河名。
③西班牙城市。
因此，每當我匆匆去一下奧地利，然後又越過邊界回來時，我總要舒一口氣：“幸虧這一次希特拉還沒有來”，而回頭一看，好象那就是最後一次了。我看到了災難的來臨將是不可避免的；在那幾年裡，當別人早晨自信地拿起報紙時，我卻有數百次從內心害怕這樣的大寫標題：奧地利完了。唉，當我裝作我早已不關心奧地利的命運時，我是怎樣在欺騙自己呵！我每天從遙遠的地方比我那些在祖國的朋友們更為奧地利緩慢而心切的最後掙扎而痛苦，他們用愛國主義的遊行來欺騙自己，每天互相打氣：“法國和英國不會拋棄我們，而首先，墨素里尼絶不會答應。”他們相信國際聯盟、相信和平條約，就象病人相信貼有漂亮商標的藥一樣。他們無憂無慮地、幸福地過着他們的日子，而看得更加清楚的我，心都快要碎了。
我最後一次去奧地利，沒有別的理由，而是我內心對那越來越近的災難的態懼的自發表現。一九三七年秋，我為探望我的老母親去過維也納。因為我在倫敦有較長一段時間波有事幹；更沒有什麼急事。幾個星期以後的一天中午，——那是十一月底的時候——我橫過攝政王大街回家，在路上買了一份《旗幟晚報》。那天是哈里法克斯勛爵①飛往柏林的日子，他第一次試圖和希特拉本人談判。在那份《旗幟晚報》的第一版上——我只是粗略地看了一下，右邊版面上的文章是黑體字——列舉了哈里法克斯想和希特拉達成諒解的幾點內容。
①哈里法克斯勛爵（Lord Edward Frederlck Llndley Wood Halifax一八八———九五九），英國政治家。一九三五年任陸軍大臣。一九三五————九三八年、一九四○年任掌空大臣。一九三八———九四○年任外交大臣。一九四一——一九四六年任駐華盛頓大使。
其中也有一條是談到奧地利的。在那些字裡行間我感覺到或者我以為我已經看到：出賣奧地利。因為和希特拉談判還能意味着別的什麼呢？我們奧地利人完全知道，希特拉在這一點上是絶不會讓步的。值得注意的是，把那次討論內容歸納為那幾點的綱領，唯獨出現在那份午間出版的《旗幟晚報》上，而在下午晚些時候開印的報紙上卻又不見了。（我後來聽到謡傳，說報紙的消息是由意大利公使館幫助弄到的，因為意大利在一九三七年最怕德國和英國背着它搞聯合。）在那份《旗幟晚報》上的消息——大概有很大一部分人沒有注意到——本身是否確實，我無從判斷。我只知道，我個人對那個想法吃驚非小，就是說，希特拉和英國已經在談判有關奧地利的問題了，我今天不羞於說，當我拿着那份報紙時，我的手顫抖着。不管消息是真是假，幾年來我還沒有那樣激動過，因為我知道，只要那條消息有一點真的話，也就意味着完蛋的開始。歐洲大牆上的那塊基石就會塌下來，歐洲也隨着崩潰。我馬上迴轉身，跳上第一輛上面寫着開往“維多利亞火車站”的公共汽車，向帝國航空公司駛去，想打聽一下是否還有明天早晨的機票。因為我還想再去看一次我年邁的母親、我的家庭、我的故鄉。巧極了，我得到了一張機票，我迅速將一些東西塞進箱子，飛往維也納。
我的朋友們對我如此迅速、如此突然回到維也納很是奇怪。但是當我說出我的憂慮時，他們是如何嘲笑我的呵；他們譏諷我，說我還是那位老“耶利米”①。說我是不是不知道，奧地利人現在是百分之百地支持舒施尼克？他們不厭其煩地稱讚“祖國陣線”規模巨大的遊行，而我在薩爾茨堡就已看到過，絶大多數參加遊行的人都把規定的統一徽章別在罩衫的衣領上，以便不給自己的地位造成危險，與此同時，他們又都為謹慎起見早已在慕尼黑的納粹黨那裡登了記——我學過的歷史和自己寫過的歷史太多了，我不會不知道大批群眾總是突然倒向勢力大的一邊的。我知道，他們今天高呼“舒施尼克萬歲”，明天他們會用同樣的聲音高喊“希特拉萬歲”。然而，在維也納所有我與之交談的人都表現出了真正的無憂無慮。他們互相邀請聚會，穿著燕尾服，吸着香煙（根本不知道，他們不久就要穿上集中營囚犯的衣服），他們奔忙於購買聖誕節禮品，佈置自己漂亮的家（沒有人預料：幾個月後那些東西都會被洗劫一空）。古老的維也納永遠是悠然自得，我以前非常喜歡它的逍遙自在，真的，我整個一生都夢想那種無憂無慮，維也納的民族詩人安岑格魯貝爾②曾把那種無憂無慮概括成這樣簡潔的格言：“你不會出什麼事的。”——那種無憂無慮現在第一次使我感到痛心。但最終說來，他們——所有那些在維也納的朋友——也許要比我聰明，因為他們在事情真的發生的時候才感到痛苦，而我呢，我事先在想象中就感到痛苦，當災難降臨時，我又第二次痛苦。我再也理解不了他們，我也無法使他們理解我。從第二天起，我就再也不警告任何人了，幹嗎要讓那些不想讓別人打擾的人驚恐不安呢？
①舊約中的先知。
②安岑格魯貝爾（Ludwig Anzengruber，一八三九——一八八九）奧地利作家。
不過，如果我今天說，當我在維也納的最後幾天望着我在那裡出生的那座城市的每一條熟悉的路、每一座教堂、每一座花園、每一個古老的角落時，是懷着一種“永不會再有了！”的無聲絶望，人們不會把我的話當作是事後添油加醋的說法，而認為完全是真實的。我擁抱我的母親時，就帶著那種隱藏的感情，“這是最後一次了”。我對那座城市裡的一切、那個國家裡的一切都帶著“永別了：”的感情。我意識到那是一次告別，永遠的告別。列車駛過薩爾茨堡，那裡有我在裡面工作了二十年的住宅。但是列車進了火車站，我都沒有下來一下。我雖然可以從車廂的窗戶看到山丘上我家的房子，回憶那些消逝的歲月，可是我沒去看。看了又有什麼用呢？—我永遠也不會再住進那所房子了。在列車越過邊界的時刻，我象聖經中的老祖宗羅得一樣，知道我身後的一切都是塵土與灰燼，一切凝結成了象鹽一樣苦澀的歷史。
我以為，當希特拉將要實現自己仇恨的夢和作為凱旋而歸的統帥佔領那座曾經遺棄過他——一個窮愁潦倒、一事無成的年輕人——的那座城市維也納的時候，我預感到了一切可能發生的可怕的事。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三日爆發了慘無人道的事件，那一天，奧地利以及歐洲都成了赤裸裸的暴力的戰利品！但我本人對那種慘無人道的想象、以及每一個人的想象，是顯得多麼保守、多麼怯弱、多麼可憐！現在假面具撕下來了。由於其他國家公開表現出畏懼，殘暴不必再顧忌任何道德的約束了，它不再需要——英國、法國、世界還算得了什麼？——利用應該從政治上消滅“馬克思主義者”那種虛偽的藉口了。現在已不單單是擄掠搶奪，而是每個人都在恣意放縱自己的復仇私慾。大學教授必須用赤裸的雙手擦洗馬路；虔誠的白鬍子猶太人被拽進寺廟，由狂叫怒吼的年輕人逼着跪下齊聲高呼“希特拉萬歲”。那些年輕人把大街上無辜的人象兔子一樣抓在一起，押着他們走，要他們打掃衝鋒隊營房的廁所，病態的、卑劣的仇恨狂人在多少個黑夜裡所痴心妄想的一切，如今在青天白日裡發泄出來了。他們衝進居民的住宅，從發抖的女人們那裡搶走耳朵上的裝飾珠寶——類似這樣的洗劫城市在幾百年前的中世紀戰爭時期也曾發生過；不過那種公開折磨別人的無恥私慾、對心靈的摧殘、花樣翻新的侮辱都是新的。所有那一切不是由個別人、而是由千千萬萬遭到折磨的人記錄下來的，到了一個比較平靜、不象我們今天這樣道德已經淪喪的時代，人們將會毛骨悚然地讀到那些記錄：一個空前絶後的仇恨狂人在二十世紀的那座文化城裡犯下了什麼樣的罪行。因為那是希特拉在他各種軍事和政治的勝利中最最可怕的勝利，那樣一個傢伙竟然成功地運用不斷升級的作法，砸碎了每一條法律。在那種“新秩序”面前殺害一個人不需要法庭審判，而其冠冕堂皇的理由則會令世人咋舌，拷刑在二十世紀是不堪設想的，人們當時還把沒收財產明白無誤地稱之為搶掠。可是現在，在又一個接叵而至的聖巴托羅繆①的夜晚之後，在衝鋒隊的營房裡和鐵絲網的後面每天把人拷打得死去活來，這以後，還談什麼非正義呢？還談什麼人世間的痛苦呢？一九三八年，在奧地利之後，我們的世界已經非常適應慘無人道、無法無天和野蠻粗暴的行為了，那是幾百年前所沒有的現象。要是那座不幸的城市——維也納在以前發生了那樣的事情，就足以遭到國際的唾棄，可是在一九三八年，世界的良知在忘卻和原諒那些暴行之前，就已沉默，或者只是咕噥了幾句。
①聖巴托羅繆夜晚為巴黎屠殺新教徒之夜。法國國王亨利第四未即位前為漸教徒首領，一五七二年八月二十四日為其在巴黎舉行婚禮之日，新教徒被誘。當日盡遭屠殺，亨利也被拘禁。
那些日子對我來說是我一生中最可怕的日子，每天都有從祖國傳來的尖叫的呼救聲；我知道每天都有我最親近的朋友被非法拖走，被拷打、被侮辱；我為每一個我所愛的人擔驚受怕，卻又無能為力，今天，我不羞於說，當老母親去世的消息傳來時——我們當時把老母親留在維也納——，我並不感到吃驚，我沒有悲哀——時代已把我們的心變得如比反常，而是相反，我感到一種寬慰，因為我知道，她已不會再遭受各種痛苦和危險了，她已八十四歲了，雙耳几乎全聾了，她就住在我們家的住宅裡，根據新的“雅利安人法律”，她可以暫時不被驅逐，我們曾經想，再過些時候通過什麼辦法能將她接到國外。然而很快，在發佈的維也納第一批法令中有一條規定擊中了她。八十四歲的她，腿力已經不支，她每天都要作一次小小的散步，在費勁地走上五分鐘或十分鐘之後，總習慣在環城大道旁或者公園的長凳上歇一會兒。希特拉在那座城市還沒有當上八天主人，殘暴的禁令就已下達；猶太人不准坐在長凳上——這是專為那些恣意折磨人的肉體的殘酷目的而想出來的許多禁令中的一條。不管怎麼說，搶劫猶太人的財物總還有一點他們自己的邏輯，還可以理解，因為他們可以把從工廠、私人住宅、別墅裡搶來的東西、把那些已空缺的職位賜給自己人，獎賞給老部下；戈林的私人畫廊之所以富麗堂皇，要歸功于那種大規模的搶劫行動。但是不讓一位老婦或者一位精疲力盡的老頭坐在一條長凳上喘一口氣，那也只有二十世紀和那個傢伙于得出來的事，而千百萬人卻把那個傢伙敬為那個時代最偉大的人。
幸運的是我的母親不用長期忍受那些野蠻行為和侮辱了，在維也納被佔領幾個月後，她去世了。我今天不能不把一件踉她的死有聯繫的小事寫出來；我覺得，正是那些細節對一個正在到來的時代是重要的，類似的事在今後的時代一定不會發主。一天早晨，八十四歲的老太太突然失去知覺，被請來的醫生很快就說，她可能過不了那個晚上，醫生還僱來一個女看護——一個大約四十歲的女人——守護在老太太臨終的床邊。我母親僅有的兩個兒子——我和我的兄弟——正好都不在身邊，當然是回不來了，因為即使回到一位臨終的母親的床邊，對德意志文化的維護者來說也是一種罪行。於是我們的一位堂兄決定在那屋裡過夜，這樣，在她斷氣的時候，家庭中至少有一人在場。我們那位堂兄當時已六十歲，自己身體也不太好，事實上一年之後他也死了。當他正準備在隔壁房間搭床過夜時，女看護出現了——我今天說這件事，對她是相當不光彩的——，她解釋說，遺憾得很，按照納粹的新法律，她是不能留在要死的人旁邊過夜的。她說，我的堂兄是猶太人，她作為一個不到五十歲的女人，即使是在一位要死的老太太身邊，也是不可以和他在同一個住所裡過夜的——按照那位挑剔者的心理，一個猶太人首先應該想到的是：不要給她帶來種族上的恥辱。她說，當然，我對那種規定也感到非常苦惱，但她必須遵守那些法律。於是，為了能讓女看護守留在我要死的母親身旁，我的六十歲的堂兄被迫于當晚離開了那所房子；人們也許現在能夠理解：我為什麼慶幸我的母親沒有在那些人中間長命下去。
奧地利的那種局勢也給我個人生活帶來變化，起初，我把它看作是一種無關緊要的、僅僅是形式上的變化：我失去了奧地利的護照，我不得不向英國當局申請一張白卡，即一張無國籍者的身分證。我曾常常在我世界主義的夢幻裡為自己偷偷地描繪過這樣的情景：沒有國家、不用為某個國家承擔義務、從而讓所有的人沒有區別地生活在一起，該是多麼美好啊！多麼符合我自己的內心感情啊！可是，我不得不再次認識到：我們人世間的幻想是多麼有限，恰恰是那些最重要的感受，只有自己親身經歷過，才會明白。十年前，我曾在巴黎遇到梅列日科夫斯基，他向我抱怨說，他的書在俄國遭到禁止，沒有經歷過那種事的我當時還心不在焉地想安慰他幾句，不過，面對那種國際上流行的世界通病，說也無濟於事。但是，當我後來自己的書從德語界消失時，我才多麼清楚地理解他的抱怨呀！因為我寫的那些書只能通過翻譯、即通過沖淡了的、改變了的媒介形式出版。同樣，我在那一瞬間——當時，我在前廳申請人的長凳上坐等了一陣子之後，正被允許進入英國官員的房間——才懂得，把自己的護照換成一張外國人身分證意味着什麼。因為以前我曾有權要求得到我的奧地利護照。每一個奧地利領事館官員或者警察局官員都有義務立即給我這個享有一切權利的公民填發護照。相反，我想得到那張英國的外國人身分證，我必須去申請。那是一種申請得來的照顧，而且還是一種隨時都可能被收回的照顧。一夜之間，我又降了一級。昨天還是一位外國客人，在某種程度上還是一位有身分的紳士，我在那裡支付我的外匯並納稅，現在我卻成了流亡者，一名“避難者”。我被降至即使還不是不名譽的那類少數人中間。此外，從此開始，每到一個國家，那張白色身分證上的簽證都得由本人提出特別申請。因為所有國家都對我突然屬於“那類”沒有法律保護、無國籍的人表示不信任，我們那些人不象其他人，如果我們在那個國家變得令人討厭或留住時間太長，必要時，我們就會被驅逐或者被遣返自己的國家，我不得不想起幾年前一個流亡的俄國人跟我說的話：“早先，人只有一個軀體和一個靈魂，今天還得外加一個護照，不然，他就不能象人一樣被對待。”
事實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最使人感覺到世界大倒退的，大概莫過于限制人的行動啟由和減少人的自由權利。一九一四年以前，世界是屬於所有人的。每個人想到哪裡就到哪裡，想在那裡待多久就待多久。沒有什麼同意不同意，沒有什麼允許不允許。當我今天跟年輕人敘述我一九一四年以前去印度、美國旅行的那些事情時，我總是高興地看著他們一再流露出驚奇的神情，那時候不用護照，或者根本沒有見過護照。人們上車下車，不用問人，也沒有人問你，今天要填的一百多張表格，你一張也不用填。那時候沒有許可證，沒有簽證，更不用說刁難；那些國境綫只不過是象徵性的邊界而已，人們可以象越過格林威治的子午綫一樣同樣無憂無慮地越過那些邊界線，而今天由於大家互相之間那種病態的不信任，海關官員、警察、憲兵隊已經把那些邊界變成了一道鐵絲網。一直到一次大戰後，由於民族主義作祟，世界才開始變得失常。而且，作為第一個看得見的現象，也是我們這個世紀的精神瘟疫，是對外國人的仇視：仇視異族人或至少是害怕異族人。人們到處抵制外國人，驅逐外國人。早先對付罪犯的一切侮辱手段，現在都用在每一個在旅行前或正在旅行的旅客身上了。那些旅客一定得交出左面、右面、側面、正面的照片；頭髮要剪短到看得見耳朵，還必須留下指紋，起初只需要拇指，後來是所有十個指頭，此外，還要出示許多證明，健康證明，注射防疫針證明，警察局證明，推薦信，還必須能夠出示邀請信和親戚的地址，必須有品行鑒定和經濟擔保書，還要填寫、簽署一式三四份的表格，要是那一大堆表格中缺少了哪怕一張，那麼你也就丟失了自己。
看來都是些小事情。一開始我也覺得是些不值一提的瑣事。可是由於那些毫無意義的“瑣事”，我們那一代人也就毫無意義地浪費了不可輓回的寶貴時間；如果我今天總算起來，我在那幾年裡填了不知多少表格，在每一次旅行時寫了不知多少聲明、稅賦說明、外匯證明、過境和居日許可證明、申報和註銷，我在領事館和官署的前廳裡站立了不知多少小時，坐在不知多少官員面前——他們有的和藹、有的並不友春、有的無聊、有的過于熱情——，我在邊境綫經歷了不知多少搜查和盤問。後來我才感覺到，人的尊嚴在我們這個世紀裡失掉了多少呵。我們年輕時曾虔誠地夢想過我們這個世紀會成為自由的世紀，成為世界主義即將到來的時代，可是那些非生產性的、同時又侮辱人格的繁文縟節浪費了我們多少生產、多少創作、多少思想呵！因為我們每個人在那幾年裡用了更多的精力去研究那些官方的規定，而不是去研究文學藝術書籍。在一座陌生的城市、在一個陌生的國家，不再象往昔那樣，第一條路是通往那裡的博物館、風景區，而是去領事館、警察局領取“居住許可證”。過去，當我們這些人坐到一起，常常是談論波德菜爾的詩或熱烈地討論一些問題，現在，我們突然發現自己談論的是被盤問的情況、許可證的情況，打聽是否要提出申請長期簽證還是旅遊簽證；結識一個可以便你縮短等候時間的領事館的小小女官員在最近十年裡要比和一個托斯卡尼尼或者一位羅曼·羅蘭結成友誼更為重要。人們得始終憑着天性知道，人是客體而不是主體，我們沒有什麼權利，一切都只是官方的恩賜。人們不停地受到盤問，登記，編號，檢查，蓋章。時至今日，我，作為一個出生於比較自由的時代、不接受教訓的人，作為一個夢想的世界共和國裡的公民，還一直覺得我的護照上的每一個圖章猶如犯人額上的一個烙印；每次盤問、每次檢查猶如一種侮辱。那是一些小事情，始終只是一些小事情，我知道那是在一個人的生命價值比貨幣的價值跌落得更快的時代裡的小事情。不過，只有當人們緊抓住那些小小的癥狀，往後的時代才能將正常的精神狀態和精神失常的臨床表現記錄下來，那種精神失常籠罩着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我們這個世界。
我大概從很早開始就放縱慣了。我的敏感大概也由於近幾年來激劇的變化而漸漸受到過分的刺激。任何一種流亡形式的本身都不可避免地會引起一種平衡的破壞。如果人失去了自己立足的土地——這也必須要自已經歷過，才能理解——，人就挺不起腰板，人就變得越來越沒有把握、越來越不相信自己。我坦率承認，自從我不得不靠外國人身分證或者護照生活的那天起，我就從未覺得我是完全屬於自己的。和原來的我、真正的我相一致的一點天性永遠被破壞了。我變得比原來的我謹小慎微多了，我——早先的一名世界主義者——今天時時有這樣的感覺，彷彿我現在一定要對每一口被我這個外國人吸走的空氣特別感恩戴德似的。我心裡自然很明白，我知道這種奇怪的想法是荒謬的，可是什麼時候理智能戰勝自己的感情呢！我几乎用了半個世紀來陶冶我的心，讓我的心作為一顆“世界公民”的心而跳動，但無濟幹事。在我失去我護照的那一天，哦已經五十八歲了，我發現，一個人隨着祖國的滅亡所失去的，要比那一片有限的國土多。
但並非我一個人有這樣的不安全感。動亂不安開始漸漸遍及整個歐洲。自從希特拉入侵奧地利那一天起，政治局勢始終不明朗。在英國，那些曾經悄悄地為希特拉開闢道路、希望能以此來換取自己國家和平的人，現在開始變得慎重了。從一九三八年起，在倫敦、巴黎、羅馬、布魯塞爾、在所有的城市和鄉村都不再有什麼議論，不管那些議論的話題開始多麼偏僻，但最終都要說到那個不可避免的問題，即是否可以以及怎樣才能避免或至少推遲戰爭。當我今天口顧戰爭恐懼在歐洲不斷上升的那幾個月，我只記得總共只有兩三天的時間真正有信心，在那兩三天裡，人們再次、也是最後一次有這樣的感覺：陰雲總會稍散，人們又會象往常一樣和平、自由地呼吸。奇怪的是，那兩三天正是今天被認為是近代史上最糟糕的日子：那就是張伯倫和希特拉在慕尼黑會談的日子。
我知道，今天人們很不願意回憶那一次會談，在那一次會談中張伯倫和達拉第自投羅網，向希特拉和墨素里尼投降。可是由於我要在這裡忠於事實的真相，我得說，每一個在英國經歷了那三天的人當時都覺得那次會談好極了。只是到了一九三八年九月最後幾天，局勢才令人絶望。張伯倫剛剛第二次從希特拉那裡飛回來。幾天之後人們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張伯倫到那裡去，是為了在戈德斯貝格①毫無保留地同意希特拉以前在貝希特斯加登向他提出的要求。可是希特拉在幾個星期前還能感到滿足的事，現在已填不滿他的慾壑了。緩靖政策和“爭取再爭取”的政策可憐地失敗了。在英國的輕信時期一夜之間結束了。英國、法國、捷克斯洛伐克、歐洲只有這樣的選擇：要麼在希特拉的無法改變的權力意志面前屈服，要麼用武器同他對抗。看來英國下決心豁出去了。人們不再對備戰保持緘默，而是公開示威。工人們忽然出現了，他們在倫敦的公園裡、在海德公園、攝政工公園，特別是在德國大使饞對面築起了防空洞，以對付轟炸的威脅。艦隊也作了戰時準備，總參謀部的軍官經常在巴黎和倫敦之間飛來飛去，以便共同制訂最後措施。開往美國的船隻擠滿了外國人，他們想及時到達安全地帶，自一九一四年以來，英國尚未有過這樣的覺醒。人們走起路來顯得更加嚴肅和沉思。大家眼望着房屋和繁華的街道，心裡暗暗想著：炸彈會不會明天就落在它們上面？人們在屋內圍着收音機，有的站着，有的坐著，收聽晚間新聞。籠罩着全國的可怕的緊張氣氛一直留駐在每個人的身上、雖然看不見，卻能感覺到。
①德國地名。白一九六九年起成為波恩城市一部分。
接着召開了那次有歷史意義的國會會議，張伯倫在會上作了報告，他說，他曾再次努力，試圖和希特拉達成協議，並且再次，即第三次向希特拉建議，為了拯救受到嚴重威脅的和平，他願意到德國任何一個地方去會見希特拉。但對他的建議的答覆尚未到達。接着，正在舉行會議期間——安排得太戲劇性了———回電來了，電報說希特拉和墨素里尼同意在慕尼黑共同舉行一次會議，在那一瞬間——在英國歷史上几乎是絶無僅有的——，英國國會失去了控制。議員們跳將起來，喊叫着，拍着手，大廳裡響徹了歡笑聲。多少年來，在那莊嚴的大廳裡，還從未象當時那樣爆發出如此歡樂的情緒。從人的感情角度說，那是一出精彩的戲，為拯救和平的那種純真熱情是怎樣戰勝英國人在一般情況下表現出來的那種老成持重的。但從政治角度說，那種歡樂情緒的爆發是否個絶大的錯誤。因為國會仍國家通過那樣無憂無慮的歡呼，暴露出它對戰爭是如何深惡痛紹，為了和平，它非常願意作出一切犧牲、放棄自己的利益、乃至自己的成信。所以，張伯倫從一開始就是那樣一個人，他去慕尼黑並不是為了贏得和平，而是為了乞求和平。但當時還沒有人預料到，面臨着怎樣的投降。所有的人——我不否認，也包括我自己——都認為，張伯倫去慕尼黑是為了談判，而不是為了投降。然後，焦急等待的兩三夭來到了，啊，三天的時間，在那三天裡，整個世界彷彿停止了呼吸。在公園裡，人們挖着壕溝，兵工廠忙個不停，有的地方架起了防衛的大炮，防毒圃具也分發完畢，疏散倫敦的孩子也已作好安排，還做了很秘密的準備，有的人不理解那些準備，但每個人都知道那些準備是針對誰的。早晨過去了，中午、晚上過去了，深夜過去了，人們等待着報紙，細聽收音機裡發出的消息。一丸一四年七月的那一剎那又重現了，人們憂心忡忡地、精神恍惚地等待着成還是不成。
接着，象突然襲來的一陣颶風把逼得人們透不過氣來的烏雲吹得四分五散，心中的石頭落地了，情緒輕鬆多了。消息傳來了，希特拉和張伯倫、達拉第和墨素里尼完全取得了一致，而且——張伯倫成功地和德國達成了一項協議，那項協議隱瞞了今後和平解決國與國之間可能產生的一切衝突的辦法。看起來，好象是一位本身並不重要、平庸的政治家用堅抓不拔的和平意志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在最初的時刻，所有的人都激動地感謝他。人們在收音機裡首先聽到的是“為了我們時代的和平”那篇消息，它向我們受過考驗的那一代人宣告：我們可以再次在和平中生活，可以逍遙自在，可以為建設一個更美好的新世界出力。可是，今天每一個人都不說真話，企圖否認我們當年是怎樣被那漂亮的詞句迷惑的。因為誰會相信，一個吃了敗仗的人竟要準備凱旋式呢？倘若倫敦的廣大群眾知道張伯倫從慕尼黑回來的那無早晨的準確時間，一定會有幾十萬人到克洛伊敦機場去向他表示祝賀，向他歡呼；正如我們當時所有的人相信的那樣，他拯救了歐洲的和平和英國的榮譽。接着報紙出版了，報紙上的照片表現了張伯倫神氣地大笑着在機艙門口揮動着那張具有歷史意義的檔案，它宣告了“為了我們時代的和平”；張伯倫是把它作為珍貴的禮物帶園來送給自己的人民的。張伯倫的面容平時是非常獃板的，一種類似痛苦的表情，顯得神經過敏。當天晚上電影院裡也已放映了那些場面；看電影的人從自己的座位上跳起來，歡呼、喊叫。他們以為世界將會開始新的和睦局面，懷着那種感情几乎互相要擁抱起來，對當時在倫敦、在英國的每一個人來說，那是空前絶後、震撼人心的一天。
我喜歡在那些具有歷史意義的日子裡在街上轉悠，以便更強烈、更具體地去感受那種氣氛，去真正呼吸那個時代的空氣，工人們停止了在花園裡挖防空洞的工作，人們笑着圍住他們聊天，因為有了“為了我們時代的和平”，那些防空洞己成為多餘的了。我聽見兩個小伙于在用流利的倫敦話嘲弄說，希望把那些防空洞改成地下公共廁所，因為倫敦的公共廁所不夠用。每個人都高興地跟着一塊兒大笑。所有的人都象雷雨後的植物，顯得更加精神飽滿、生氣勃勃。他們走路時胸脯挺得比一天以前更直了，肩膀顯得更輕鬆了。平時顯得非常冷淡的英國人的眼睛，現在也閃爍着愉快的光輝。當人們知道那些房屋再也不會受到轟炸的威脅後，這些房子也好象變得更為明亮了，公共汽車也裝飾得更漂亮了，太陽更加燦爛了，成千上萬人的生活也由於那令人陶醉的字眼而更加活躍、更加豐富。我感覺到自己也為此振奮不已。我不知疲倦地走着，越走越快，越走越輕鬆，新的信心的浪潮也有力地、歡快地把我推向前去。突然有一個人從皮克第利拐角那邊匆匆向我走來。他是一位英國政府官員。我們也只是萍水相逢。他完全是一個感情不易衝動、非常內向的人。在一般情況下，我們。也只是禮貌地互相打個招呼，他從來不歡喜和我攀談。可是現在。他的眼裡閃耀着明亮的光芒，朝我走來。他說：“您覺得張伯倫怎麼樣。沒有人相信過他，可是他做對了。他沒有讓步，他輓救了和平。”他高興得神采飛揚。
他們大家都是那種感覺，我在那一天也是那種感覺。第二天又是幸福的一天。報紙仍然一致歡呼，在交易所，行情猛漲。多少年來又從德國第一次傳來了友好的聲音，在法國有人建議給張伯倫樹立一座紀念碑。唉，可是那只是火焰最終熄滅以前的最後的熊熊燃燒。在以後幾天裡，各種令人不安的細節透露出來了，對希特拉的投降是多麼徹底啊，多麼卑鄙地出賣了自己曾鄭重答應援助和支持的捷克斯洛伐克啊。過了一個星期，形勢更加明朗。投降已不能使希特拉滿足了，條喲。上簽字的墨跡未乾，希特拉已違反了條約的全部條文。戈培爾毫無顧忌地公開吹噓，他在慕尼黑把英國逼得走投無路。偉大的希望之光幻滅了，但它曾照亮過一兩天時間，溫暖過我們的心。我不能、也不想忘掉那幾天。
從我們認識到在慕尼黑究竟發生了什麼那個時候起，荒謬的是我在英國反而看不到多少英國人。當然責任在我，因為我迴避他們，或者確切些說，避免和他們交談，儘管我不得不比以往更欽佩他們。他們對成群結隊而來的難民表現得慷慨大方，他們有高貴的同情心和樂於助人的精神。但在他們和我們德意志人之間，在這一方和那一方之間，內心上產生了隔閡：我們已經遭遇到的事情，他們還沒有遭遇到。我們懂得已經發生了什麼，還會發生什麼，而他們還不願去弄懂———部分人是違心的——他們不顧一切現實，竭力堅持自己的幻想：說出來的話是算數的，條約就是條約，只要理智地、用人性去和希特拉談話，是能夠同他進行談判的。幾個世紀以來，英國領導人物由於民主傳統而獻身于正義事業，他們不可能承認或者不願承認，一種蓄意欺世、無視道德的新伎倆正在他們身邊形成，那個新德國在和各國人民打交道時以及在法律范屈內踐踏了一切以前有效的準則，一旦它覺得那些準則礙事胸話。對那些早就把一切冒險行為棄置腦後、清醒而高瞻遠矚的英國人來說，既然那個傢伙①那麼快、那麼容易、達到了那麼多目的，竟還要鍵而走險，覺得太不可能了。他們始終相信和希望，那個傢伙①將首先針對別的國家——最好是針對俄國瞭然後在這段時間裡能夠和他達成某種諒解。而我們卻知道，最可怕的事必將發生。我們每個人都見過一個被打死的朋友的照片，一個被拷打的同伴的照片，因此我們的目光比較嚴厲、比較尖鋭，比較無情。我們這些被歧視、被驅趕、被剝奪了權利的人知道，只要事關搶掠與權力，任何藉口都不會顯得太荒：唐、太虛偽。所以，我們這些受過考驗和正準備接受考驗的人我們這些流亡者，和英國人說的話就不一樣；如果我今天說除了極少數英國人以外，我們是當時在英國唯一認識到全部：危險而不彼迷惑的人，我相信這話絶不誇大。正象當初在奧地。利一樣，我在英國也肯定會帶著一個破碎的心和痛苦的敏鋭目光相當清楚地預見到那不可避免的事，只不過我在那裡作為一個外國人、作為一個被收留的客人，不能提出警告罷了。
①指希特拉。
所以，當我們的嘴唇預先嘗到未來的苦味的時候，我們這些已被命運打上了罪犯烙印的人只能在自己人中間說說，我們為那個把我們親切收留的國家而憂慮，我們的內心是多麼痛苦呵！不過，即使在最黑暗的時代，和一位道德高尚的知識分子談話，也會給人以無限的安慰和精神的鼓勵，我在災難來臨之前的最後幾個月有幸和西格豪特·弗洛伊德度過了美好的數小時，使我難以忘懷。幾個月來，我一直想到那位八十三歲、有病的弗洛伊德還留在希特拉佔領的維也納。後來，那位出色的瑪麗亞·波拿巴公主——他的最忠實的女學生——成功地將那位住在被奴役的維也納最重要的人物救了出來，撻到倫敦。那是我一生中非常幸運的一天：我在報上看到，他踏上島國。我本以為我已經失去我那位最尊敬的朋友，我卻又看到他從陰間回來了。
西格蒙特·弗洛伊德是位偉大而又嚴肅的學者，在我們那個時代還沒有人象他那樣深化和擴大過有關的精神的知識。我是在維也納認識他的，當時他在那裡被看作一個固執己見、一絲不苟、十分怪癖的人而受到敵視。他狂熱追求真理，但同時又清楚地意識到，任何真理都有侷限性——他曾對我說過：《很少有百分之百的真理，就象很少有百分之百的酒精一樣！“——他曾離開大學乃其學院式的謹小慎微的研究工作，毫不動搖地、勇往直前地向至今無人涉足和膽怯地迴避的那個人世間隱秘的性衝動世界，即當時正被莊嚴宣佈為”禁區“的領域進軍。樂觀主義的——自由世界無意之中感覺到，這位毫不妥協的學者以其潛意識學說無情地破壞了自由世界的遁過”理智“和“進步”逐漸抑制性衝動的理論，這位學者以其無情揭開面紗的手法，使自由世界迴避難堪問題的研究法岌岌可危。然而，不僅僅是大學、不僅僅是老派的神經病醫生行會——那些醫生聯合起來，一致反對這位令人討厭的“叛經離道者”——而是整個世界、整個舊世界、舊思想、倫理“常規”、還有整個時代都在這位揭開面紗者面前感到恐懼。醫生們開始慢慢地集體抵制他，他失去了自己的診所，可是由於他的論點以及他提出的那些最大膽的問題在學術上駁不倒，他們就試圖按維也納人的方式：用諷刺、挖苦，或者使之變成庸俗的笑料，來扼殺他的關於夢的理論。只有少數忠實的信徒每星期聚集到這位孤獨者的周圍，舉行討論晚會。精神分析學說這門新科學就是在那些討論晚會上初步形成的。早在我本人知道那次由弗洛伊德的最初的奠基性著作準備的思想革命的全部規模之前，那位傑出人物在道德上毫不動搖的堅強態度已經贏得了我對他的欽佩。他終究是一位科學人物，年輕人多麼夢想能把他作為自己的榜樣，在他沒有得到最後的證實和絶對的把握以前，他對每一個論斷都是小心謹慎的。但是一旦他的假設得到證實，他就會對整個世界的抵制採取堅決對抗的態度。他本人非常謙虛，但是為自己學說的每一個信條而戰鬥，卻是十分執着，他捍衛自己認識到的內在真理，至死不渝。人們恐怕想不出還有比他在思想上更無畏的人物：弗洛伊德隨時都敢講出自己的想法，即使他知道，這樣清楚、不顧情面他說出來，會使別人感到不安和不快；他從未想用最小的——哪怕只是形式上的一妥協來改變自己的困難處境。我今天敢肯定，如果弗洛伊德準備謹慎地把這些理論粉飾一下，把“性慾”說成“情愛”、把“慾念”說成“追求的渴望”，不要總是毫不留情地明說那些最後結論，而僅僅作出暗示，孤麼，他就不會受到學院派的任何抵制，而能把自己五分之四的理論發表出來。可是，凡是遇到他的學說和真理的地方，他從不遷就。外界的抵制愈強烈，他的決心就愈大。如果我今天要為道德勇氣——世界上唯一不要求別人犧牲的英雄主義——的概念尋找一個象徵性的人物，我始終看到弗洛伊德那副有着一雙目光坦率、安詳的深色眼睛、具有男性秀麗的容貌。
他給自己祖國增添的榮譽是世界性的和超越時代的，現在他從那個祖國逃到倫敦來，按照他的歲數，他早已是一個年 468邁、身患重病的人了。但他不是一個軟弱的人、不是一個卑躬屈膝的人。我曾有一點兒暗自擔心，他在維也納一定經歷了全部痛苦的時刻，現在再見到他，想必憤懣填胸或者心煩意亂，可是我發現，他比以往更開朗，甚至更精神飽滿。他把我領到他在倫敦一幢郊區住宅的花園裡。“我住的地方更漂亮了吧？”他問我，曾經是非常嚴肅的嘴角邊露出輕鬆的微笑。他把自己心愛的那些埃及小雕像拿給我看，那是瑪麗亞·波拿巴幫他搶救出來的。“我不是又待在家中了嗎？”寫字檯上攤着他的手稿的大張對開紙，他已八十三歲高齡，每天仍用清楚的圓形字型寫作，精神煥發，孜孜不倦，一切都象他在風華正茂的歲月時一樣；他的堅強意志戰勝了一切，戰勝了病魔、年邁、流亡，他在戰斗的漫長歲月裡沒有外露的善良本性現在第一次從他身上自由迸發出來。只是年齡使他變得更加溫和，坎坷的磨煉使他變得更加寬厚。我現在發現，他有時會做出溫柔的姿態；這是我以前在這個善於剋制的人身上從未見到過的；他把一隻胳膊諾在一個人的肩上，眼睛從光亮的眼鏡片後面熱情地望着你。在那幾年裡，我和弗洛伊德的每一次談話，對我來說，都是莫大的精神享受。我既學到不少東西，同時也對他欽佩不已，我覺得自己能理解這位毫無成見的人說的每一句話。沒有一種坦率的自白會使他吃驚；沒有一種見解會使他激動，對他來說，教育別人清楚地看和清楚地感覺的願望，早已成為他生活中的本能願望。但是使我最感激的，是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年——令人憂鬱的一年——進行的那一次無法彌補的長時間談話。當我踏進他房間的一剎那，外面世界上的瘋狂彷彿消失了，斥殘酷的事也變得抽象了，最混亂的思想變得清楚了，眼前的急事願意服從全局的安排了。我第一次體會到他是一位超脫自己的真正的智者。他已不再把。痛苦和死亡看作是個人的經歷，而是看作一種超越個人的現察、研究對象：他的死和他的生命一樣，是一種精神上的偉大業績。
弗洛伊德當時已病得很重，病魔很快會從我們這裡將他奪走，看得出來，他帶著假牙齶托說話很吃力，所以聽他說話的人都感到汗顏，因為他每吐一個字，都要費很大的勁。但是拋不讓一個朋友不說話就走。他對自己鋼鐵般的精神特別重視，他要讓朋友們看到：和他身體上的小小痛苦相比，他的意志更堅強。他的嘴巴由於痛苦而扭曲了，他在寫字檯旁一直寫到他生命的最後幾天。即使他夜裡難受得睡不着覺——他平時睡得深沉、安穩，這是他八十年來力量的源泉——，他也絶不服安眠藥或注射麻醉劑。他不願用這種減輕病痛的方法來抑制自己煥發的精神——哪怕是一個小時；他寧願清醒地。讓病痛折磨，他寧願在病痛中思考，而不是被麻木。他要當精神上的英雄，直至最後時刻。這場痛苦的戰鬥延續得越長，也就越可怕、越了不起。死神一次又一次地把自己的陰影越來越清楚地投在他的面容上，死神使他的面頰枯癟乾瘦，使太陽，穴從額角綻出來；死神扭歪了他的嘴巴，使他的嘴唇無法說話；可是死神對他的眼睛卻無能為力，那是一座無法破壞的燈“塔，這位英雄的精神巨人就是從這裡觀看世界的。眼睛和思、想，直到最後時刻還是那樣明亮與清醒。有一次，那是我最辰幾次看望中的一次，我帶著薩爾瓦多·達裡①一起去——我認為他是我們新的一代中最有才能的畫家——他對弗洛伊德無限崇敬，在我和弗洛伊德談話時，他就在一旁畫速寫。我從不敢把那張畫拿給弗洛伊德看，因為達裡已經把弗洛伊德身上的死神畫出來了。
①薩爾瓦多·達裡（Salvador dali ，一九○四——），西班牙畫家、雕刻家① 摩西（Moses ，約生於公元前一五○○年）相傳為猶太教之鼻祖，希伯來大先知。
最堅強的意志的那場鬥爭，即我們時代那位最敏感的思想家和死亡的搏鬥變得越來越殘酷；直至他自己清楚地認識到——清楚對他來說就是思想的最高境界——，他將不能再寫了、不能再工作了，他才象一位羅馬英雄似的要求醫生結束他的痛苦。那是一個偉大生命的壯麗結束，在那個殘殺的時代，在死人的大祭之中，他的死是值得紀念的。當我們這些朋友將他的靈樞埋進英國的土地時，我們知道我們把我們祖國的精華奉獻給了那片土地。
我在那些時候常常和弗洛伊德談論起戰爭和希特拉世界的恐怖。作為一個有人性的人，他深為震驚。可是，作為一個思想家，他對那些可怕的野蠻行徑一點也不覺得奇怪。他說，有人總是責罵他是一個悲觀主義者，因為他否認文化能戰勝本能：現在人們看到——這自然不會使他感到驕傲——他的見解得到了最驚人的證實，即野蠻殘酷、自然的毀滅本能在人的心靈中是剷除不掉的。也許在未來的世紀裡，人們會找到一種至少在各族人民的公共生活中壓制那些本能的形式；可是在平常的日子裡，那些本能作為不可根絶的和也許是必不可少的保持緊張狀態的力量而存在於最內在的本性中。在他最後的幾天，他還關心猶太人的問題和猶太人面臨的悲劇。但是這位科學人物在這方面還沒有想出什麼方案，他的清楚的頭腦還沒找到答案。不久前。他發表了一本自己對摩西①的研碗著作。他認為摩西不是猶太人，而是埃及人；他用這種在科學上几乎站不住腳的說法，既大大傷害了那些虔誠的猶太教徒，又傷害了那些有民族意識的猶太人。那本書恰恰是猶大民族面臨最險惡的時刻出版的，這使他感到內疚，他說：“現在有人奪走了猶大人的一切，我又粑他們的最優秀者奪走了。”我不得不承認他說得對：每一個猶大人現在已變得非常敏感。因為就在這次世界悲劇中，他們是真正的犧牲品，在任何地方都是犧牲品。早在遭到這次打擊以前，他們就已張皇失措，誰都知道，所有的壞事首先臨到他們頭上，而且遭殃最多。誰都知道，那位古今未有的仇恨狂人②要凌辱和驅趕的正是他們，要把他們趕到世界的盡頭，趕進地獄。
②指希特拉。
隨着一個星期接着一個星期、一個月接着一個月過去，逃到這裡來的人越來越多，後到的逃難者也比先來的逃難者越來越可憐，精神越來越頽唐。那些動作最快、最先離開德國和奧地利的人還能救出自己的衣服、箱籠和家什，有些人甚至還帶了一些錢。但是，一個人相信德國的時間越長，越是捨不得離開可愛的祖國，他受到的懲罰也就越重。納粹先是剝奪了猶太人的職業，不讓他們去劇院、電影院、博物館，不讓猶太族的研究工作者去圖書館；那些猶太人有的出於忠誠，有的出於惰性，有的出於膽小，有的出於傲慢而留在家中。他們寧願在祖國受欺凌，也不願在他鄉當乞丐受侮辱。接着，納粹不讓他們用僕人，拆走他們家中的收音機和電話機，然後沒收他們的住宅，最後強迫他。們佩帶大衛王之星①的標誌。任何人都會在街上認出他們來，把他們看作趕出門的人、無賴漢，象避開痲瘋病人似的避開他們，嘲笑他們。他們所有的權利都被剝奪了。任何摧殘心靈和身體的強暴行為都被當作取笑手段強加在他們身上。對每一個猶太人來說，那句古老的俄羅斯民間諺語突然變成了嚴酷的真理，“在討飯袋和監獄面前，沒有人是安全的。”沒有走的猶太人被送進了集中營。在裡面，德國人的管教使最傲慢的人也屈服了，然後，納粹把他們身上剝得只剩下一身衣服，口袋裏只剩下十個馬克，再把他們逐出家園而不管去向。他們站在邊界線旁，然後到領事館去苦苦哀求，可是几乎都沒有用，因為哪個國家要這些被搶得精光的人呢？要這些乞丐呢？我將永遠不會忘記，當我有一次在倫敦走進一個旅行辦公室時，我看到的是怎樣一番景象呵；那裡擠滿了逃難的人，几乎全是猶太人，他們想，隨便去哪裡、哪個國家都一樣，到北極的冰窟，或者到撒哈拉大沙漠滾燙的盆地，只要離開這裡，只要能繼續逃難，因為他們的逗留期限已滿。他們必須繼續往前走，帶著妻子、兒女走到另一個陌生的墾室下、走到陌生的語育世界，到那些他們不認識的人群中去，到那些不歡喜他們的人群中去。我在那裡遇到一個從前非常有錢的維也納工業家，同時他也是我們最有知識的藝術收藏家之一；一開始，我沒有認出他來，他的頭髮已變得那麼白，人已變得那麼老，精神已變得那麼沮喪。他顫巍巍地用雙手扶着桌子。我問他想到哪裡去。“我不知道，”他說，“誰今天還會問我們的想法？哪裡允許我們去，我們就到哪裡。有人告訴我，這裡大概可以得到去海地或者聖·多明哥的簽證。”我的心頭不禁一怔；一個帶著兒孫的精疲力盡的老頭戰戰兢兢地希望到一個他從前從未在地圖上好好看一眼的地方去，只是為了繼續到那裡去乞求，繼續過流落異鄉、得過且過的生活！在他旁邊的一個人急切地問，怎樣才能去上海，他說，他聽說中國人還會接受他們這些人。就這樣，那裡一個人挨着另一個人，擁擠不堪，他們是過去的大學教授、銀行經理、商人、地主、音樂家，每一個人都準備拖着自己生活中可憐的破爛越過大地與海洋；他們什麼都干，什麼都能忍受，只要能離開歐洲，遠遠地離開，遠遠地離開！
①大衛王之星：大衛王，公元前十世紀以色列之王，大衛王之星用以象徵以色列或優太人。這裡指後來德國法西斯強迫猶太人佩帶的六角星標誌。
那是一群面黃肌瘦象鬼一樣的人。可是最令我震驚的是這樣一個念頭：那五十個備受折磨的人僅僅是一支五百萬、八百萬、也許一千萬猶太人大軍的零星先頭部隊，那支大軍已經在他們後面出發，蜂擁而至，所有那些被搶光、接着在戰爭中彼躁瞞的幾百萬人正等待着慈善機構的遣送，等待着當局的批准和盤纏，那巨大的人流若驚弓之鳥、喪家之大，在希特拉的焦土政策面前倉皇出逃，圍在歐洲各國邊界火車站的四周。擠在監獄裡。他們是一個完全被掃地出門的民族，人們不承認他們是一個民族，而這個民族兩千多年來只要求不再流浪，只要求有一塊歇腳的安靜、和平的土地。
不過，二十世紀猶太人的悲劇中最最悲慘的是，他們再也無法找到自己遇到的悲劇有什麼意義，無法找到自己錯在哪裡。所有在中世紀被逐出門的人，他們的祖先至少知道，他們為何而受難：是為了自己的信仰，為了自己的律法。他們把對自己真神①始終不渝的信仰看作是靈魂的護身符——今天的猶太人早就把它丟掉了。他們在自豪的幻覺中生活和受難。作為世界和人類的創造者的一個優秀民族，命中注定會有特殊的遭遇和特殊的使命，聖經中預示的話對他們來說就是誡律和教規。要是有人把他們推進火堆，他們就把那本聖經貼在胸前，他們就會由於那內心燃燒的火而感覺不到殘酷火焰的的燙了，要是有人趕他們出境，對他們來說還有一個最後的故鄉，那就是真神。
①猶太教奉雅赫維為“唯一真神”。
沒有一種世間的權力、沒有一個皇帝、沒有一個國王、沒有一個宗教法庭能把他們從真神那裡趕走。在宗教把他們團結在一起的時間裡，他們仍然是一個集體，因而仍然是一種力量；倘若有人驅逐和趕走他們，那是他們為自己的過錨而受罰，因為他們通過自己的宗教信仰、通過自己的風俗習慣，有意識地把自己和世界上其他各民族隔離開來。可是二十世紀的猶太人早已不是一個集體。他們已經沒有共同的信仰，與其說他們為自己是猶太人感到自豪，毋寧說感到一種負擔。他們不再意識到自己的使命。他們在生活中把從前自己神聖的書籍中的誡律拋在一邊，他們不再說那古老的共同語言，他們已經生活在、融合在自己周圍的各民族裡；消溶在普遍的生活之中是他們越來越迫切的願望，為的是面對種種的迫害能得到和平，在永遠的逃亡中能得到休息。所以，他們互相之間已不再理解，他們已溶化在其他的民族裡，他們已經是法國人、德國人、英國人，俄國人，而早已不再是猶太人。現在，又粑他們趕到一起來了，把他們象街上的垃圾似的掃在一起，他們有的是住在柏林華麗宅邸裡的銀行經理和正統猶太教堂的執事，有的是巴黎的哲學教授，有的是羅馬尼亞的馬車伕，有的是出殯時僱來哭靈的婦女，有的是洗屍體的人，有的是諾貝爾獎金獲得者，有的是音樂會的女歌唱家，有的是作家，有的是釀酒工人；有的家財萬貫，有的一貧如洗，他們中有大人物、也有小人物，有虔誠的教徒，也有思想開明的人，有高利貸者，也有哲賢之士，有猶太復國主義者和同化論者，有德意志猶太人和西班牙、葡萄牙猶太人，有正義者和非法者。在這些人後面還有一群以為早已逃脫了咒語的茫然不知所措的人，還有改宗的猶太人和混血的猶太人。現在，幾百年來第一次，又把猶太人自己早就覺得不再存在的一種共性重新強加在猶太人身上，那就是從埃及開始一再出現的共性：驅逐猶太人。可是為什麼這樣的命運會降臨到他們身上的呢？而且總是一再單單降臨到他們身上？這種毫無道理的迫害原因何在，有何意義？有何目的？把他們趕出所有的國家，卻又不給他們一塊土地。
人們說：別和我們住在一起！但又不告訴他們：他們應該住在哪裡。人們把罪責加在他們身上，可是又不讓他們用任何方法來贖罪。所以他們在逃亡的路上總是睜着焦灼的眼睛凝視着——為什麼我要逃亡？為什麼你要逃亡？為什麼我要和你一起逃亡？我既不認識你，又不懂你的語言，我也不瞭解你的思想方法，我跟你毫無關係，為什麼我要和你一起逃亡？為什麼我們大家一起逃亡？沒有人知道答案。即便是在那些日子裡我常常與之交談的弗洛伊德。——我們那個時代頭腦最清楚的天才，也不知道在這種荒謬中有什麼目的與意義。但也許這正是猶太教的最終意義：通過猶太教謎一般的長期存在，一再向上帝重複《約伯記》①中那個永恆的問題，以便這個問題在世界上不被完全忘記。
①《約伯記》，《舊約聖經》中的一卷。以書中主人公命名。以長篇詩劇形式討論善人在世受苦並非由於自己犯罪的哲理問題。主文敘述約伯之友認為約怕遭難是由於獲罪于上帝的結果，約伯反對此說，最後上帝證明禍福悉有上帝安排，世人唯當承行上帝旨意。
當人們誤以為在生活中早已死去和裝進棺材的東西，突然以同樣的形式和姿態重新向他們走去時，沒有比這更可怕怕的了。一九三九年的夏天到了，慕尼黑協定連同它的短命的為了我們時代的和平“的幻想早已過去，希特拉已經違背自自己的誓言和許諾襲擊了殘缺不全的捷克斯洛伐克，併吞並了它，梅梅爾②已經被佔領；被煽動得忘乎所以的德國報紙大囂要得到但澤③和波蘭走廊。英國突然從自己真誠的輕信中痛苦地清醒過來。就連那些未受過教育的普通人，儘管只是從直覺上厭惡戰爭，現在也開始表示異常憤怒。任何一個平時十分矜持的英國人都會和另一個人攀談起來。看守我們大公寓的門房、開電梯的服務員、打掃房間的女仆，都在談論此故事。他們當中沒有一個人清楚地知道發生的事，但每一個人都仍記得那一件事，那件不可否認、公開的事：英國首相張伯倫三次飛往德國拯救和平，但是如此曲意奉迎卻沒有使希特拉感到滿意。曾經聽到英國國會裡有過強硬的聲音：”停止侵略！“人們到處感覺到英國在為將來臨的戰爭作準備（或者確切地說，為反對戰爭作準備）。淺色的防空氣球又開始在倫敦的上空飄浮①——它們看上去象孩子們的大灰象玩具，純潔無邪。人們又在修築防空掩體，對已經分發的防毒面具進行仔細的檢查。局勢變得象一年前那樣緊張，或許更緊張。因為這一次作為政府後盾的不再是老實和輕信的人民，而是堅決和憤怒的人民。
②今蘇聯地名。
③今波蘭地名。
①天空中佈滿氣球，以阻礙飛機。
我在那幾個月裡已經離開倫敦，隱居到巴斯②鄉間，在我一生中，我從未有象當時那樣感覺到自己對世界發生的事完全無能為力。我在倫敦是一個清醒的、有思想的、遠離一切政治的人，我獻身于自己的工作，默默地、鍥而不捨地把耕耘，把自己的歲月變成作品。但也有另外一些少數人，他們獃在某個看不見的地方，人們不認識他們，也從未見過他們，他們就是獃在柏林威廉大街、巴黎凱道賽③、羅馬威尼斯宮以及倫敦唐寧街的人。這十個或者二十個人為人們不知道的事情談話、寫信、打電話、訂條約。其中只有權少數幾個人表現出特別的機智或才幹。他們作出沒有別人參預的決定，別人對那些決定中的細節一無所知。他們卻用那些決定來左右每一個歐洲人的生活和我本人的生活。現在，我的命運是掌握在他們手中，而不是掌握在我自己手中。他們毀滅或者愛惜我們三這些無權無勢的人。他們賜予我們自由或者逼着我們受奴役他們為千百萬人決定戰爭或者和平。而我在那個時候就象所有的其他人一樣，坐在自己的房間裡，象一隻蒼蠅似的不能抵抗，象一隻蝸牛似的沒有力量。然而，那是關係到生死存亡仍的大事，關係到內心最深處的我和我的未來，關係到我腦子裡正在形成的想法，關係到已經產生和尚未產生的計劃，關係到我的起居和睡眠，關係到我的意志、我的財產、我所有的一切。當時，我象坐在自己小囚室裡被判了刑的犯人眼望着空室，面對四壁靜候着，陷入那毫無意義的、無能為力的等待。我左右的那些同伴們在打聽、議論、燒舌，彷彿我們中間某個人知道或者能夠知道；他們要怎樣支配我們。
②巴斯（Bath），英格蘭西南部著名療養地。有溫泉，風景幽美。居民八萬人。
③法國外交部所在地。
電話來了，一個朋友問我，我在想什麼。報紙來了，只是使我更加心煩意亂。收音機打開了，聽到的是前後矛盾的話。我走進小巷，遇到的第一個人問我這個同樣一無所知的人，是否會發生戰爭。人們在不安中打聽、議論、胡扯、討論，儘管他們清楚地知道，他們多年來所積累的全部知識、經驗、預見，在那十幾個不認識的人的決定面前毫無價值。他們知道，他們在二十五年之內第二次對命運感到束手無策，缺乏毅力，他們知道，那些使自己腦袋發痛的想法是沒有意義的。我終於再也忍受不了那座大城市——倫敦了，因為那裡的每一個街角都貼著海報，那些刺眼的話象瘋狗似地向我撲來；因為我無意之中從身旁熙熙攘攘的人流中的每一個人的額角上看出，他在想什麼。原來我們想的全是同一件事。只是想戰爭會不會爆發。只是想在那決定性的賭博中是贏還是輸。在那決定性的賭博中，我的整個生命、我的最後幾年歲月、我的那些尚未寫成的書、以及我迄今感到是我的使命、我的生命意義的一切，都成了賭注。
可是在外交的賭盤上，彈子猶豫不決地滾動，慢得令人神經受不了，它滾去又滾來，滾來又滾去，一會兒黑，一會兒紅；一會兒紅，一會兒黑；希冀和絶望，好消息和壞消息，就是一直沒有最後的決定。忘掉這些吧！我對自己說：躲開這裡吧，逃避到你內心的叢林最深處，即躲進你的工作之中，躲進只有稱一個人的地方去——你在那裡不再是國家公民，不再是可拍的賭博對象，在一個變得瘋狂的世界上，你的一點智力只有在那裡還能理智地發揮作用。
我不缺工作任務。多年來，我一直在為寫一部有關巴爾扎克及其作品的兩卷集巨著積累素材。但我從未有勇氣去開始寫一部範圍如此廣泛、涉及時間又長的作品。現在，恰恰是煩惱給了我勇氣。我隱居到巴斯，為什麼偏偏去巴斯呢，那是因為英國光輝文學中的許多佼佼者，首先是菲爾丁，是在那裡寫作的。那座小鎮比英國其他任何一座城市更忠實、更強烈地反映出另一個世紀——十八世紀恬靜的面貌。但是，那種幽雅、秀美的景色和世界不斷產生的不安以及我的思想又形成多麼痛苦的對比呵！英國一九三九年的八月和奧地利一九一四年美麗的七月完全一樣——我今天仍能記得那七月的情景：迷人的美麗。天空還是那樣湛藍、一望無際，象上帝的和平帳篷，太陽溫暖的光輝還是那樣照耀着草地和森林，盛開的鮮花還是那樣絢麗多彩——世界是一片同樣和平的景象，但世界上的人卻在準備戰爭。面對那些茁壯、繁茂、靜靜的草木，面對瀰漫在巴斯的山谷裡令人陶醉的安謐氣息，不由得使我想起一九一四年巴登景色的嬌媚，相比之下，那種瘋狂的冒險在當時顯得多麼不可思議。
我象過去一樣，不願相信那一切是真的。我又準備作一次夏季的旅行。一九三九年九月的第一周，國際筆會代表大會在斯德哥爾摩召開、由於我這個兩棲人不再代表任何國家，瑞典的同行們請我作為貴賓參加；在後來的那幾周，中午、晚上的每個小時，都披友好的東道主事先安排好了。我早就訂好了船票，但緊急動員的消息接踵而至。按常理，我現在應該迅。速把我的書籍、我的手稿捆紮好，離開那個可能成為交戰國的大不列顛島，因為我在英國是一個外國人，況且，一旦戰爭爆發，我便是一個敵對的外國人，種種可以想得到的自由限制就會臨到我的頭上。但是有一些無法解釋的情緒在我心中反對我離去。一半是固執，我不願一次又一次地逃難，因為我的命運到處都一樣；一半是已經疲乏。“我們命該遇到這樣的時代”，我用莎士比亞的話對自己說。如果這樣的時代要降臨到你頭上，你這個快六十歲的人就別再和它抗拒了！你盡最大的努力，你用你的生命，也掌握不了這樣的時代。所以，我依然留在英國。我要儘可能先安排好自己的日常生活。同時，由於我打算第二次結婚，我不願耽誤時間，以免一旦戰爭爆發，因為我屬於交成國的公民而被拘留或者其他意料不到的措施和我未來的生活伴侶長期分離。於是，九月一日（星期五）上午我去巴斯的民政局登記結婚。那位官員拿着我的證件，顯得分外友好和熱情。他象那個時代的每一個人一樣，理解我們要求儘快辦理願望。結婚儀式打算安排在第二天；那位官員拿起筆，開始用漂亮的圓形字型把我們的名字寫進他的登記簿。
就在那個時刻——十一點鐘左右——，裡面套間的房門突然被打開。一位年輕的官員急速走進來，一邊走一邊穿著大衣。在安靜的房間裡大聲喊道：“德國人已侵入波蘭，戰爭爆發了！”那句話象重鎚一樣擊在我的心上。可是我們那一代人的心已經習慣了各種冷酷無情的打擊。“這還不一定是戰爭吧！”我說，心裡也確實這樣想。然麗那位官員几乎怒不可遏。“不，”他高聲喊叫着，“我們已經上當夠了！我們不能每隔六個月受一次騙！現在該結束了！”
當時，那位已經開始為我們填寫結婚證書的官員又若有所思地擱下筆。他考慮了一下說，我們畢竟是外國人，在交戰的情況下自然也就成了敵對的外國人。他不知道，是否允許在這種情況下結婚。他說，他感到很抱歉，他要向倫敦請示。——接着是兩天的等待。希望、擔心，那是心情極緊張的兩天。星期天上午收音機裡宣佈了英國向德國宣戰的消息。
那是一個不尋常的上午。我默默地從收音機旁走開，收音機傳來了條將會歷經數百年的消息。這條消息肯定會全面攸變我們這個世界，改變我們每一個人的生活。在默默傾聽這條消息的那些人中間，將會有成千上萬的人死去。對我們大家來說，那條消息是悲哀和不幸，絶望和危險，也許多少年後，那條消息才會有另外的意思。戰爭又降臨了，一場比以前世界上的任何一次戰爭更可怕、範圍更廣的戰爭。一個時代又結束了，一個新時代又開始了。我們默默地站在那間突然變得鴉雀無聲的房間裡，互相國避着對方的目光。外面傳來鳥兒無優無慮的啁啾聲，它們在和煦的軟風裡輕鬆愉快地作着親呢的嬙戲，樹枝在金色的陽光裡搖曳，樹葉象嘴唇一樣在輕柔地互相舔舐。可是那古老的母親——大自然又什麼也不知道，不知道她的造物的憂慮。
我走進自己的房間，把我的東西收拾進我的小箱子。如果以前一位有地位的朋友對我說的話應驗的話，那麼我們在英國的奧地利人應該算是德國人，所以等待着同樣的限制：也許當天晚上我就不能再睡在自己的床上。我又降了一級。自從消息傳來一個小時以後，我在那個國家已不僅是外國人，而且還是一個“放邦的外國人”，即一個敵對的外國人；我將被強行放逐到一個我搏動着的心不願獃的地方。因為對一個早被趕出“德國”的人來說——由於他的種族和反德意志的思想方式的緣故——現在在另一個國家，根據一項官僚主義的法令，硬把他劃在一個他身為奧地利人從來不屬於的集體裡，這種處境豈不更荒唐？大筆一揮，整個生命的意義變成了荒謬絶倫。我還一直用德語寫文章、想問題，但我腦子裡想的每一個念頭、我感覺到的每一個願望，都是屬於為世界自由而戰的國家。我的任何其他聯繫都被扯斷了，所有過去的一切，曾經有過的一切，被粉碎了。我知道，在那次戰爭之後，一切都必須重新開始。因為我內心深處的願望已成泡影，四十年來我把自己信念的一切力量都獻給了這個願望，實現歐洲的和平統一。我害怕人類互相殘殺的戰爭甚于害怕自己的死亡，現在戰爭第二次發生了。我整個一生熱烈追求人性與精神上的團結一致，我在那個比其他任何時候都需要牢不可破的團結的時刻，由於那受到嚴重排擠的處境而感到無能為力。我感到一生中從未有過的孤獨。
為了最後看一眼和平的景象，我又一次徒步下山向那座小鎮走出。它安詳地沐浴在中午的陽光下，在我看來，它與平時沒有什麼兩樣。那裡的人用自己習慣的步履走着自己習慣的路。看不出他們匆匆忙忙，他們也不聚在一起聊天。他們在星期天的表現是安詳、從容不迫。我忽然問自己：難道他們到了最後還是不知道戰爭嗎？不過，他們畢竟是英國人，他們善於剋制自己的感情，他們不需要用大張旗鼓、不需要用喧囂和音樂來增強自己堅韌、剛毅的決心。這跟奧地利一九一四年七月的那些日子那麼不同呀！但是，話又說回來，當時作為一個沒有經驗的年輕人的我和今天被這些回憶壓在心頭的我也是不大相同呀！我知道，戰爭意味着什麼。當我看到熙熙攘攘、五光十色的商店時，我在一片幻覺中重新看見了一九一八年的景象，那些商店被搶劫得空空蕩蕩，好象睜着眼睛凝視着我。我在幻覺中看到惟粹的婦女在食品店前排着長龍；哀傷的母親、傷員、殘廢者，從前在夢魘中出現的一切又都象幽靈似的回到了那天陽光燦爛的中午。我回憶起我們當年的那些老兵，他們衣衫襤樓、面容疲憊，他們是怎樣從戰場上走來的呵。我跳動着的心感覺到那次戰爭的全部過程。但今天開始的戰爭還掩蓋着它的可怕景象。而且我知道：過去的一切又全完了，一切業績化為烏有——歐洲、我們曾為它而活着的故鄉，遭到了徹底破壞，遠不止只是我們自己的生活。有點兒不同的是，一個新的時代開始了，但是要達到這個新時代，還要經過多少地獄和煉獄呵。
驕陽普照着大地。正如我在回家的路上忽然注意到我前面自己的影子一樣，我也看到了在現在這次戰爭後面另一次戰爭的影子。戰爭的影子將漫延過我們那全部的時代，不會再從我這裡消失，戰爭的影子籠罩着我日日夜夜的每一個念頭，它的暗影大概也矇住了這本書的某些章頁。可是不管怎麼說，每一個影子畢竟還是光明的產兒，而且只有經歷過光明和黑暗、和平和戰爭、興盛和衰敗的人，他才算真正生活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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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进度：和平的垂死掙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