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拉的崛起
在那些決定時代命運的巨大運動剛開始的時候，恰恰是歷史本身阻礙了那些同時代人對它們的認識，這仍然是不可抗拒的歷史法則，所以我今天已記不得，我是什麼時候第一次聽到阿道夫，希特拉的名字的。這個名字我們當時已經聽了許多年，我們不得不每天，甚至每秒鐘都聯想到或者說出這個名字。這個傢伙給我們世界帶來的災難比一切時代的任何一個人都要多。不管怎麼說，那肯定是相當早的事了因為我們薩爾茨堡離慕尼黑只有兩個半小時的火車路程，可以說是它的鄰近城市，只要那個地方發生了什麼事，便會很快傳到我們這裡來。我只記得，有一天——我今天怎麼也想不起那個日子來了——一位熟人從那裡來，抱怨說，慕尼黑已經又閙起來了，尤其是那裡有一個名叫希特拉的煽風點火的傢伙，他用大打出手的方法擾亂會場，並用最下流的方式煽動人們反對共和國與猶太人。
當時，這個名字進入我的耳朵，是空空洞洞的、沒有份量的，後來我也沒有再去想它。因為正如今天早已消隱得無影無蹤的許多煽動家和暴亂者的名字在當時混亂的德國出現一樣，不用多長時間便又消失了。比如，帶領波羅的海部隊的上校艾哈特①的名字，卡普②將軍的名字。政治謀殺者們的名字，巴伐利亞共產主義者的名字，萊茵地區分裂主義者的名字，志願軍頭目的名字。幾百個這樣的小氣泡在發了酵的泥塘裡翻滾着，既不產生爆炸，也不留下什麼，只是化作一陣惡氣，把尚未癒合的德國傷口裡的腐爛過程清清楚楚地暴露出來。有一次、我偶然看到一份那個新納粹運動的名叫《米斯巴哈報》的小報（那份報紙後來發展為《人民觀察家》）。米斯巴哈只不過是一個小村莊。那份報紙也辦得粗俗鄙陋。那麼，究竟是誰這樣關心它呢？
①艾哈特（HetmannEbrkardt ，一八八一——一九七一》德國海軍軍官。志願軍頭目。曾參加卡普暴動。
②卡普（WolfgangKapp，一八五八———九二二）德國政治家。一九二○年三月發動暴動，一九二二年死於受審前的監禁中。
我几乎每星期都去國界那邊的近鎮賴興哈爾和貝希特斯加登，後來有一次我在那裡看到了穿著翻口長統靴和褐色襯衫的年輕學生隊伍——排頭是小個兒，後面是大高個——他們每個人的手臀上都佩帶著顏色顯明的卐字形袖章。他們舉行集會、遊行，趾高氣揚地唱着歌、齊聲喊着口號穿過大街，他們把巨幅標語貼在牆上，並裝飾以卐字元號，我第一次察覺到，在這些突然冒出來的烏合之眾的背後一定有有錢和有影響的人物存在。當時希特拉還只能在巴伐利亞的啤酒館裡發表演說，他一個人是不能把幾千個年輕人武裝成一支耗費如此浩大的隊伍的。必然有更強有力的人物才能推動那個新“運動”。他們的制服是簇新的，在那個真正的老兵都穿著破舊軍服走來走去的時代，從一個城市派到另一個城市的“衝鋒隊員”竟然擁有一個令人吃驚的停車場：裡面停的全是嶄新的汽車、摩托和載重車。除此以外，顯而易見的是軍隊領導人對那些年輕人進行了戰術上的訓練——或者如當時人們所說的“準軍事”訓練——而且肯定是德國國防部本身提供物質條件，來進行那種有計劃的技術訓練，希帶動一開始就是德國國防部秘密情報處的密探。恰巧不久我有機會親眼目睹那種事先訓練過的“戰鬥行動”。在邊境的門個小鎮，社會民主黨人正在以和平的方式舉行集會，突然有四輛大卡車急馳而來，每一輛車上都載滿了手持橡皮棍的年輕納粹黨徒，完全如我在咸尼斯聖馬可廣場旁邊看到的一樣。那些納粹黨徒閃電般地對毫無準備的人群進行突然襲擊。是從法西斯主義者那裡學來的同一種方法，只是在軍事上更加訓練有素，用德國的話說，對細枝未節都作了系統的準備。衝鋒隊員隨着一聲哨響，迅猛地跳下汽車，用橡皮棍向在路上遇到的每一個人掄去，警察還沒有來得及干預，或者工人們還沒能聚集在一起，他們就已經重新跳上汽車，飛馳而去。使我驚異不已的是他們那些蹦上跳下攀登汽車的準確動作，那些動作每一次都是按那幫歹徒頭目的一聲尖厲的哨聲完成的。看得出來，每一個年輕隊員事先都已知道，用怎樣的技巧、從汽車的哪一個輪子爬上去，跳到哪一個位置，以避免和下一個人碰撞，從而不致給全體造成危險，他們的肌肉和神經對此早已有所準備。這無論如何不是一個人的機敏所能做到的；手的每一個動作肯定早就在營房、在練兵場練了幾十次、幾百次了。一眼就能看出那支部隊從一開始就是為了襲擊、暴行和恐怖活動而訓練的。
不久，人們便可聽到更多的有關在巴伐利亞州舉行的那些地下演習。當大家熟睡的時候，那些年輕的隊員便悄俏地溜出房間，集合在一起，進行夜間“野外訓練”，由國家或者黨的秘密資助人出錢，由正在服役或已經退役的國防軍的軍官們訓練那支部隊，當局對那些難得的夜間演習並不太注意。當局是真的睡着了嗎？或者只是閉上了眼睛？當局對那個運動是袖手旁觀呢，還是暗地裡助長它的氣焰？不管怎麼說，曾經暗地裡支持過這個運動的當局後來自己也被那突然出現的運動所使用的那種殘暴手段和快速行動驚駭得不知所措。當局在一天早晨醒來的時候，慕尼黑已經落入希特拉之手。一切行政部門均被佔據，報紙被手槍逼着宣告革命已經勝利完成。一籌莫展的共和國只是象做夢似地眼望着魯登道夫將軍如救星一般從那雲霧中升起，他是許多自以為能戰勝希特拉的人物中間的第一人。可是他們不但沒有如願，反而被希特劾愚弄了。那次想征服德國的著名的啤酒館暴動是上午開始的，但到中午就完蛋，這是大家知道的（我沒有必要在這裡講述世界歷史）。希特拉逃跑了，不久又被捕；那個運動也隨之消失。到了一九二三年，卐標記不見了；衝鋒隊和希特拉的名字也几乎被人遺忘了。沒有人再想到他可能會是一個掌權的人物。
若干年後，希特拉才又重新出現，是當時對現狀不滿的怒濤把他匆匆抬出來的。通貨膨脹、失業、各種政治危機，還有外國的愚羹舉動，使德意志民族人心浮動；此外，當時德國各階層都迫切要求建立秩序，對他們來說，秩序從來就比自由和權利更重要。歌德就曾說過，沒有秩序比不公正更令他厭惡。所以，當時誰要是許諾建立秩序，一下子便會有幾十萬人隨着他走。
但是，我們還是一直沒有注意到危險。少數作家也真的花精力去讀希特拉的書，可是他們不去研究他的綱領，卻只顧嘲諷他的枯燥無味的散文的華而不實的風格。民主主義的大報紙——不是去提高人們的警惕——而是每天撫慰自己的讀者，說什麼依靠用重工業和冒險借來的錢勉強維持着的那種耗費巨資的宣傳運動是不可避免地要在明天、後天徹底破產的。然而在外國，人們大概永遠也不會理解那個基本道理，那就是在那些年裡德國為什麼會低估和輕視希特拉的為人和他不斷擴大的權力的，這是因為德國從來不僅是一個等級森嚴的國家，而且在等級觀念裡還要加上根深蒂固的對“學歷”的頂禮膜拜。除了一些將軍以外，那個國家的高級職務都是由所謂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擔任的；而當時在英國卻有一個洛德·喬治①，在意大利有一個加里波第和一個墨索里尼，在法國有一個布里昂②，他們都是從平民走向國家最高職位的。一個還沒有讀完市立中學、更談不上讀完大學的人，一個在成年男子收容所裡度過夜、而且常年用直到今天也沒有弄清楚的手段過着不明不自生活的人③，竟也能接近一個馮·施泰因男爵。一個俾斯麥、一個比洛親王④曾經佔有過的位子，這對德國人來說是不可思議的。德國的知識分子是最看重學歷的；在他們來看，希特拉只不過是一個在啤酒館裡煽風點火的小丑，這使他們上了大當。他們認為，這個小丑絶不會變得非常危險，而希特拉卻早已藉助他的幕後指使者為自己在廣泛的階層贏得了有力的支持者，不僅如此，即使當他在一九三三年的一月那一天當上了總理時，竟還有一大批人，甚至連那些把他推上那個位子的人，還只是把他看作是臨時佔據那個職位的人，把納粹的統治看作是暫時的插曲。
①洛德·喬治（LloydGeorge ，David 一八六三——一九四五）英國自由主義政治家。一八九○年起為了院議員。一九一六年為陸軍大臣。一九二二年任首相。
②布里昂（AristideBriand，一八六二——一九三二），法國政治家和外交家，主張德法親近。一九二六年獲諾貝爾和平獎。
③指希特拉。
希特拉的奸雄本色在那時才大量表現出來。多少年來，他向各方面許願，爭取到了各個政黨的重要代表人物；那些代表人物都以為可以利用這個“無名小卒”的神秘力量為自己的月的服務。後來，希特拉在重大的政治事件中正是採用了同樣的伎倆，以發誓和以德國人的忠心和那些他想消滅和剷除的人結盟。他的上台，說明他的這種伎倆取得了初步勝利。所以，他完全知道，怎樣用許諾來欺騙各方面的人；從而使他在掌權的那一天，即使在最對立的營壘裡也竟然會爆發出一片歡呼聲。在多倫⑤的君主政體主義者們認為，他是皇帝最可靠的開路先鋒。在慕尼黑的古老的巴伐利亞維泰爾斯巴哈⑥王族的君主政體主義者們也無不感到歡欣鼓舞，他們也把他看成是“他們的”人。德意志國家主義者們希望他為他們把木材劈小，以便添進他們自己的爐子裡。他們的領袖胡根貝爾格①根據事先的協議為自己在希特拉內閣裡弄得了最重要的職位，他相信自己因此而站住了腳跟——當然，沒過幾個星期，信譽旦旦的協議猶在，他卻被趕出了內閣。重工業家們感到，由於希特拉的出現，他們就可以從布爾什維克的恐怖中解脫出來，他們巴望着他登上權力的寶座，他是他們多年來暗暗地用錢扶植起來的，而那些日益貧困的小市民們也同樣舒了一口氣，因為希特拉曾在上百次的集會上答應他們要“打碎利息的桎梏”。小商人們想起了要關閉大商店——他們最危險的競爭者——的許諾（這個許諾從未有實現過），而特別歡迎希特拉的，要算是軍界，因為希特拉用軍事眼光考慮一切，臭罵和平主義。甚至社會民主黨人也不是如人們所想象的非常不高興看他青雲直上，因為他們希望他將扼殺他們的死敵——那些擠在他們背後的令人討厭的共產黨人。最不相同、最對立的黨都把這個對各階層、各個政黨、各種傾向的代表作過許諾並發過誓的“無名小卒”當作自己的朋友，就連德國的猶太人也並不感到十分不安，他們自欺欺人地以為一個當上“部長的雅各賓派”就不再是雅各賓派了。德意志帝國的一個總理當然一定會阻止反猶太主義煽動者的野蠻行徑。再說，在那樣一個法律已經牢牢固定下來、國會裡多數人都和他對立、每個公民按照莊嚴宣佈的憲法都享有自己的自由與平等的國家裡，希特拉怎能胡作非為呢？
⑥維泰爾斯巴哈（Witelsbach）德國中古時代巴伐利亞王族。
①胡根貝爾格（AlfredHIJgenberg，一八六五——一九五一），德國工業家和政治家。一九○八——一九一八年為克虜伯公司董事會主席。一九二○——一九四五年為帝國議會議員。
接着，國會縱火案發生了，國會消失了，戈林①撤出他的暴徒，霎時間，德國所有的法律都化為烏有，當人們知道集中營就設在和平的環境之中，秘密審訊室就設在兵營裡，無辜的人就在那裡沒有經過任何法律和手續就彼處死，都不覺毛骨諫然。有人心裡想，可能只是一開始喪失理智的狂怒表現罷，那樣的享不會在二十世紀繼續存在。然而那才僅僅是開始呢。世界上的人密切注視着事態的發展，並懷着僥倖心理。不相信那些難以置信的事。但是，就在那些日子裡，我已經看到了第一批逃難的人，他們在夜間越過薩爾茨堡山地或者游過邊界河，他們面黃肌瘦、衣衫襤褸，驚惶失措地盯着別人；躲避慘絶人寰的迫害的可怕逃亡就從他們開始了，後來，那種逃亡一直蔓延到整個世界。在我看見那些被驅逐的人群時，我全然不知他們蒼自的臉色已反映出我自己的命運，我們大家都會是那個人的暴行的犧牲品。
①戈林（H ｅrmann G ǒring，一八九三——一九四六）納粹德國戰犯。一九二二年加入納粹黨，不久為“衝鋒隊”頭子。一九三三年為蓋世太保的頭子。後任空軍部長。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制定對猶太人的種族迫害計劃，一九四六年被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判處絞刑，服刑前自殺。
一個人想在短短的兒個星期之內就把在三四十年裡培養起來的對世界的信念徹底粉碎，這是很難的。我們依然相信德國良知、歐洲良知、世界良知的存在，我們深信，野蠻總有限度，它必將在人性面前毀滅，這一切在我們的道德觀念裡已根深蒂固。由於我試圖在這裡儘可能忠於事實，所以我必須坦白承認，當我們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年待在德國和奧地利的時候，每當一件事闖入到我們生活中間，幾個星期以前我們都認為是根本不可能的。誠然，我們這些自由、獨立的作家們對某些必然會來的困難、煩惱、敵對行動事先是清楚的。國會縱火案剛發生後，我便跟我的出版者說，我的書很快就要在德國成為過去的事了。我將不會忘記他當時那副驚愕的神情。“誰會禁止您的書呢？”——他說這旬話是在一九三三年。當時還不勝驚詫——“您可從來沒寫過反對德國的一個字或干預過政治呀。”我發覺：所有那些駭人聽聞的事情，如幾個月之啟已經成為事實的焚書以及各種刑具的使用，在希特拉掌權一個月之後，對那些思想深遠的人來說也是無法理解的。因為伺家社會主義慣于用卑鄙的欺騙伎倆，在時機成熟以前，不暴露自己目標的全部激進性。所以納粹分子小心謹慎地運用自己的手法：總是先用一定的劑量，然後便是小小的間歇。總是先單獨用一粒藥丸，然後等待一會兒，看看它的效力是不是不夠強，看看世界的良知是否受得了這個劑量。由於歐洲的良知急不可待地強調“與已無關”，所以藥的劑量越來越大，直至整個歐洲最後在這種劑量中徹底完蛋。歐洲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暴行是在“國界那一邊”進行——這有損於我們的文明，也是我們文明的恥辱。希特拉並沒有作出什麼天才之舉，但他卻成功地運用慢慢試探、逐步升級的戰術，來針對一個在道德上、爾後在軍事上變得越來越孱弱的歐洲。就是那個早就決定了的行動：消滅任何自由的言論和任何獨立的書籍，也是按照那種事先試探的方法在德國取得成功的。當時，沒有立即頒佈一項公然禁止我們著作的法律——那項法律是兩年之後才宣佈的——，他們開始沒有頒佈那種法律，只是先採取小心翼翼的試探，看看能走多遠，對我們著作的第一次攻擊，是推給一群不負正式責任的人，即身為納粹黨徒的大學生們去幹的。在此之前，他們為了貫徹蓄謀已久的抵制猶太人的決定，導演過一出“民眾憤怒”的丑劇，他們也以同樣的方法，暗示那些大學生們，要他們對我們的著作公開表示“憤慨”。
德國的大學生對任何能表現他們反動思想的機會都是很興奮的。他們順從地在每所大學聚眾閙事，把我們的書從書店裡取走，帶著那些獵獲品，舉着飄揚的旗幟，向一處公共場所走去。他們有時候在那裡按照德國古老的習慣，把書籍釘在恥辱柱上示眾——中古時代的風尚突然變成了時髦——，我今天自己身邊就有一本曾被釘上過恥辱柱的我自己的書，那是一個友好的大學生在執行完任務後搶救出來，並把它作為禮物送給我的；有時候他們就在那裡把書籍放在大堆的柴薪上，口中唸著愛國主義的詞句，把它們燒成灰燼，可惜當時已不允許焚燒活人。雖然宣傳部長戈培爾①在經過長時間的猶豫之後最終決定贊成焚書，但是焚書一事始終還是一種半官方的措施。然而公眾卻沒有從那些大學生的焚書事件和胡作非為中得出一丁點兒的教訓仍還有什麼能比這更清楚地表明：當時的德國對這樣一些舉動是多麼無動于衷。儘管書商們受到警告；不准再把我們的書放進櫥窗，也儘管再沒有。家報紙提到那些書，但是那些真正的讀者卻絲毫不受影響。在尚未設立監獄和集中營的那會兒，我的書雖然在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年遇到過刁難和凌辱，然而銷售量几乎和從前一樣多。為了把幾十萬和幾百萬德國人與我們強行疏遠開，才非得把那個“保護德意志民族”的赫然規定，即那個把印刷、出售和傳播我們的著作說成是政治犯罪的規定變成法律不可，不過，那些德國人當時還是喜歡讀我們的作品，而不喜歡所有那些突然冒出來的乳臭未乾的詩人，他們願意在我們的創作中忠實地陪伴我們。
能在德國和卓越的同時代人托馬斯·曼、亨利希·曼②、韋爾弗爾、·弗洛伊德、愛因斯但②以及其他一些人——我認為他們的作品遠比我的作品重要得多———起承當那種完全被剝奪文學創作的命運，與其說感到恥辱，不如說感到光榮。不過，無論哪一種殉道者的姿態都會令我非常反感，所以，我很不願意提及那種相連在一起的共同命運。然而，奇怪的是，恰恰是我自己使納粹分子、甚至使希特拉本人處于特別尷尬的境地。在所有被剝奪了公民權的人中間，正是我創作的文學形象在貝希特斯加登別墅裡的高級人物和最高級人物中間一再成為他們最惱火和爭論不休的問題，從而使我感到一定的滿足，在我一生中又增添了一件高興事，因為我讓那個新時代一時最強有力的人物——阿道夫·希特拉不時惱怒。
①戈培爾（PauIJosephGoebbel ，一八九七——一九四五），納粹德國戰犯。早年當過新聞記者。一九二二年加入納粹黨。一九二八年起掌管該黨宣傳機構。一九三三年希特拉上台後任國民教育部長和宣傳部長，一貫造謡，鼓吹戰爭，宣傳種族主義謬論。蘇軍佔領柏林時自殺。
②亨利希·曼（Heinrich Mann ，一八七一—一九五○），德國近代文學中批判現實主義大師之一。代表作有長篇小說《臣仆》等。
③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一八七九——一九五五）。德國物理學家。狄義相對論和廣義相對論的創立者。一九二一年獲諾貝爾物理學獎。
在新政權的最初幾天，我就無辜地被安上一條搗亂的罪名。當時全德國正放映着一部根據我的中篇小說《灼人的秘密》①改編的、而且片名也叫《灼人的秘密》的電影。根本沒有人對此表示哪怕只是一丁點兒的反感。可是在國會縱火案——納粹黨徒妄圖嫁禍于共產黨人而未能得逞——之後竟發生了這樣一件事：在電影院招牌和《灼人的秘密》廣告前聚集着一群人，他們互相擠眉弄眼，哄然大笑。不一會兒，蓋世太保明白了人們為什麼在這個片名前天笑的緣故。當天晚上，警察騎着摩托車在街上巡邏，並命令停映這部電影。從第二天起，我的中篇小說《灼人的秘密》的書名也就從所有的報紙廣告和一切招貼廣告的柱子上消失得無影無蹤。其實，禁止這樣一句使他們感到不安的話，甚至焚燒和撕毀我們的全部書籍，在當時是一件相當簡單的事。不過，在特定的情況下，他們對我也無可奈何；因為在關鍵性的時刻他們不能同時傷害另一個他們正極為需要用來維護他們在世界上的聲望的人，他就是德意志民族最偉大、最聞名、當時還活着的音樂家裡夏德·施特勞斯。我當時剛巧和他一起完成了一部歌劇。
①茨威格的中篇小說《灼人的秘密》（BrennendesGelieimis ），又可譯為《燃燒的秘密》，這使當時的觀眾聯想起國會縱火案的內幕，納粹對此也十分敏感。
那是我第一次和裡夏德·施特勞斯合作。在此之前，從《埃勒克特拉》和《薔蔽騎士》①開始，他的所有歌劇的歌詞都是由胡戈·馮·霍夫曼斯塔爾寫的，而且我也從未見過裡夏德·施特勞斯本人。霍夫曼斯培爾死後，裡夏德·施特勞斯通過我的出版商跟我說，他很想開始創作一部新歌劇，問我是不是願意為他寫一部歌劇的歌詞。我對這樣一種請求感到莫大的榮幸。自從馬克斯·雷格爾為我的第一批詩歌譜曲以後，我一直生活在音樂和音樂家的圈子裡。我與布索尼、托斯卡尼尼、布魯諾·瓦爾特、阿爾濱·貝爾格結成了親密的友誼。但我不知道，在我們時代的音樂創作家中，有誰能比裡夏德·施特勞斯更使我樂意為他效夯。裡夏德·施特勞斯是純德意志血統音樂家的偉大後裔中最後一位了。這個偉大世系從韓德爾、巴哈到貝多芬、勃拉姆斯，一直延續到我們那個時代。我馬上表示願意，並在第一次會面時就向施特勞斯建議，用本·瓊生②的《沉默的女人》作一部歌劇的主題。施特勞斯對我提出的所有建議理解得非常迅速、非常清楚，對我來說，確實是一件喜出望外的事。我從未想到他身上會有一種如此敏捷的對藝術的理解力、一種如此驚人的對戲劇的知識。我還正在介紹那部歌劇素材的時候，他已經使它具有了戲劇的形式，更加今人驚異的是，他把那些素材和他自己最大的才能結合得珠聯壁合。他對自己能發揮所長的地方，簡直瞭如指掌。我在一生中遇到過許多偉大的藝術家，可是從來沒有一個藝術家有象他那樣如此清醒、如此客觀地看待自己。合作剛一開始，施特勞斯馬上坦誠地向我承認，一個七十高齡的音樂家不再具有音樂靈感的原始力量。他說，他也許再也創作不出如《梯爾·歐倫施皮格爾》或《死亡與神化》那樣一些交響樂作品了，因為恰恰是純音樂需要一種最高的創作活力。不過，歌詞還始終會使他產生靈感。他說，他還能夠將一種現成的、已經形成的主題用音樂戲劇性地表現出來，因為對他來說，音樂的旋津是自動從那些意境和詩歌中發展出來的，因此，他到了晚年，就專門從事歌劇創作了，他說，他雖然清楚地知道，歌劇作為藝術形式本已過時。他說，瓦格納是偉大的高峰，無人能夠超越他。“不過，”他用粗獷的巴伐利亞人的笑聲補充道，“我可以繞開他走。”
①《埃勒克特拉》和《薔薇騎士》均為裡互德·施特勞斯的歌劇作品。
②本·瓊生（BenJonson ，一五七二——一六三七）英國人文主義戲劇家，是與莎士比亞同時代的劇作家。他曾同莎士比亞進行過多次激烈爭論，批評莎士比亞。他認為，喜劇不應去表現重大曆史事件，而應象在實際生活中一樣描寫思考着與行動着的人物，代表作有諷刺喜劇《伏爾蓬涅》等。
在我們弄清劇本的基本輪廓之後，他又提醒我幾點要注意的細節，他說，他讓我有絶對的自由，因為一部預先用威爾地①的歌劇格式裁剪好的歌詞永遠也不會給他靈感，而只有一部富有詩意的作品才會令他靈感勃發。他說，如果我能構思出一些能使音色多變的形式，那他就太高興了。他說：“我不象莫扎特，能忽然產生長長的旋律。我總是先從短的主旋律開始。不過，我知道以後怎樣去變奏那個主旋律，去自由裝飾那個主旋律，把蘊藏其中的一切從主旋律中挖掘出來。我相信今天沒有人倣傚我的做法。”我對他的這種坦率真又是驚愕不已；說實在，施特勞斯的作品几乎沒有超過若干個節拍的旋律；可是那些節拍不多的旋律——如薔蔽騎士的華爾茲一一後來又是怎樣昇華，怎樣用賦格作曲法使它們變成完美絢麗的音樂的呵！
①威爾地（GiuseppeVerdi ，一八一三———九○一）意大利作曲家。歌劇作品有《茶花女》、《阿依達》等。
完全跟第一次相遇時一樣，在每次新的晤面時，我總是對他滿懷崇敬之情。讚賞那位年邁的大師在自己的創作中有這樣自信和實事求是的態度。有一次，我和他單獨坐在薩爾茨堡會演大廳裡聆聽他的《埃及的海倫娜》的內部綵排。大廳裡沒有別人，周圍是漆黑一片。他專心地傾聽著。我忽然發現他在輕輕地、不耐煥地用手指敲擊着坐椅扶手，然後小聲地跟我說：“不好，很不好！我再也想不出什麼來了。”幾分鐘之後，他又說：“我要是乾脆把它刪掉呢！哦，天哪，那完全是空洞、冗長，太冗長了！”又過了幾分鐘，他說：“您看，這不錯吧！”他評判自己的作品是那樣客觀，那樣實事求是，好象他第一次聽到那音樂似的，好象那音樂是一位完全陌生的作曲家創作的。他衡量自己的那種令人驚奇的感情從未離開過他。他對自己是怎樣一個人、有多大能耐，知道得一清二楚。他不太感興趣把自己和別人比較：比別人差多少或者比別人強多少。他也同樣不感興趣：自己在別人眼裡的身價。使他感到樂趣的是創作本身。
施特勞斯的“創作”是一個非常獨特的過程。他沒有那種精靈作祟的力量，沒有藝術家的“顛狂”，沒有那些沮喪和絶望——象人們從生活傳記中所知道的貝多芬和瓦格納似的。施特勞斯創作時既實際又冷靜，他作曲的時候——象約翰·塞巴斯蒂安·巴哈一樣，象所有技藝高超的藝術大師一樣——安詳而有條不紊。上午九點，他坐到桌邊，繼續在他昨天作曲時停頓下來的地方工作，象通常一樣鉛筆寫初稿，用墨水筆寫鋼琴總譜，不停地一直寫到十二點或午後一點。下午，他玩紙牌，謄抄兩、三頁總譜。晚上，他有時還要到劇院去指揮樂隊。任何一種神經衰弱的病症與他都無緣。他的藝術智慧無論在白天還是在晚上都是同樣的光輝、明晰。當僕人敲門，給他送來指揮樂隊時穿的燕尾服時，他就放下工作，站起身來，乘車去劇院。他指揮樂隊時是同樣自信和安詳，就象他下午玩紙牌時一樣，到了第二天早晨，靈感又準確無誤地出現在同一個地方。因為施特勞斯是按歌德的話來“指揮”自己的靈感的：他認為，能力就是藝術，甚至各種能力都是藝術，誠如他用詼諧的話所說：“一個真正的音樂家該是什麼樣，他也得能為一張菜單譜曲。”困難嚇不倒他，只會給這位正在形成自己風格的巨匠帶來樂趣。我今天還高興地記得，有一次，他得意洋洋地跟我說：“我給那位女歌唱家佈下了疑團謎！她要是猜得出來，一定得費死腦筋。”當時，他的一雙藍色的小眼睛多麼炯炯有神呵！在那樣難得的時刻，他的眼睛閃閃發光，你會感覺到，好象有什麼神秘的魔力深深地隱藏在這個奇怪的人身上。他的工作方法是準時、按部就班、紮紮實實猶如手工一般、看上去心不在焉，剛開始會使人有點兒失望，恰似他的面孔一樣。他的面龐屬於一般的圓形，胖乎乎的、孩童似的臉頰，額角微微偏後，乍一看，毫無特色。可是你要是再看一下他的眼睛，那雙明亮、炯炯有神的藍眼睛，你馬上就會感覺到，在那張平凡的面孔背後隱藏着一種特別神秘的力量。那雙眼睛大概是我在一個音樂家身上看到的一雙最清澈的眼睛，不是具有魔力的眼睛，而是一雙顯出睿智的眼睛，是一雙徹底認識到自己使命的人的眼睛。
在那次令人振奮的會面以後，我回到了薩爾茨堡，接着便開始工作。自然是出於好奇，我想試一下他是否能接受我寫的詩句。兩個星期後，我就把第一幕的稿子寄給他。他很快給我寄來一張明信片，上面寫着一句歌唱大師的名言：“一鳴驚人。”作為對第二幕的更為熱烈的祝賀，他寄未了他的歌曲有開頭幾句：“啊！我找到了你，你這個可愛的孩子！”他的那種喜悅，或者悅對我的鼓勵，給我以後的創作帶來難以形容的快樂。裡夏德·施特勞斯在我寫的歌劇腳本上沒有改動一行字，只是有一次因為反向進行的聲部需要，他請我再加上三四行字。我們之間就這樣開始了最誠摯的關係。他到我們家來，我去他住的地方加米施①。他在加米施用他細長的手指在鋼琴上按照初稿斷斷續續為我演奏了整部歌劇。完全象預先商定好似的——其實，既沒有協議，也不是義務：我在完成那部歌劇之後，又立即着手寫第二部，而他也早已毫無保留地同意了那第二部歌劇的基本內容。
一九三三年一月，當阿道夫·希特拉上台之時，我們的歌刪《沉默的女人》第一幕的鋼琴總譜已全部完成。可是幾個星期後，當局下令，嚴厲禁止在德國舞台上演出非雅利安人的作，品或者有一個猶太人以某種形式參與的那些作品這一駭人聽澗的強制措施甚至對死人也不放過，萊比錫音樂廳前的門德爾松②立像被拆除了，此舉激怒了世界上所有音樂界的朋友。這條禁令一下，對我來說，我們那部歌劇的命運也就完了。我似為裡夏德·施特勞斯自然會放棄和我繼續合作而和別人另：搞一部作品。可是他並沒有這樣做，他給我寫了一封又一封的信。相反，倒是他提醒我，說我應該為他的下一部歌劇準備歌詞，因為他當時正在為第一部歌劇配樂。他表示，他並不想讓任何一個人禁止他和我合作。我不得不坦率地承認，在整個事情發展過程中，他一直對我恪守朋友的忠誠。當然，他也採取了一些預防措施，但對我來說自然是格格不入——他接近權貴，常常和希特拉、戈林、戈培爾晤面，當富爾特溫格勒③還在公開對抗希特拉的時候，他竟接受了納粹的國家音樂局總監的任命。
①加米施（Garmisch）：今西德一地名。
②門德爾松（Mendelssohn ·Bartboldy ，一八 0九———八四七，德國作曲家。猶太人。少年時即與歌德交往，受其思想影響，一八四三年創建德國第一〕所音樂學院于萊比錫。作品結構工致，旋律流暢。第三、第四交響樂及《赫布里寬島》序曲尤為著名。
③富爾特溫格勒（WilbelmFurtwangler，一八八六——一九五四），德國著名指揮家。一九二二——一九四五和一九四七——一九五四任柏林樂團總指揮……
他那種公開投靠的行動，對當時的納粹分子來說是舉足輕重的。因為當時不但最優秀的作家們，而且那些最著名的音樂家們都憤怒地對納粹分子嗤之以鼻。那些與納粹分子沈瀣一氣或投奔納粹的少數人，在那些最廣泛的藝術家圈子裡不過是無名小卒，在那樣一個難堪的時刻，這位德國最有名氣的音樂家竟公開倒向他們一邊，從粉飾現實的意義上來說，它給戈培爾和希特拉帶來了不可估量的好處。施特勞斯跟我說過，希特拉在維也納流浪的年代裡，就用自己通過某種方法辛苦掙得的錢，去格拉茨②看過《莎羅美》③的演出，希特拉很尊敬他；當時，在貝希特斯加登的所有節日晚會上，除了瓦格納的作品之外，几乎只演唱施特勞斯的歌曲。但不同的是，施特勞斯和納粹共事，是有很多重要打算的。對他任何時候都真誠、執着信奉的藝術唯我主義來說，哪一個政權對他都一樣。
②格拉茨（Graz）：奧地利地名。
③《莎羅美》是裡夏德·施特勞斯的歌劇。
他曾作為宮廷樂隊指揮為德國皇帝服務過，曾為皇帝的軍樂配曲，後來又作為維也納宮廷樂隊指揮為奧地利皇帝服務，在奧地利和德意志共和國，他也曾是受歡迎的人。他如此奉迎納粹分子，還出於和他生命攸關的利益，用納粹的話來說，他負有一筆巨債。他的兒子和一個猶太女子結了婚，他肯定擔心，他最最喜愛的孫子們會被當作廢物排斥在校門外；他的新歌劇受到了我的牽累，他早先的歌劇又受到非“純雅利安種”的胡戈·馮·霍夫曼斯塔爾的牽累，他的出版商是一個猶太人。他覺得，給自己找一個靠山是越來越迫切了，於是堅決地邁出了那一步。他到新主子們要他去的地方去指揮樂隊，他為奧林匹克運動會詣了一曲讚歌。同時，他在給我的那些陰鬱而又直率的書信中說起他對那項委任並沒有多少興趣。事實上，在這個藝術家的神聖自我中，他所關心的只有一點：讓自己的作品發揮作用，首先是能看到那部新歌劇上演，那部歌劇跟他的心貼得特別近。
他向國家社會主義作這樣的讓步，對我來說，肯定非常尷尬。因為很容易產生這樣的印象：好象我暗地裡參與此事，或者說，在聯合抵制行動中，我只同意這一次例外。我的朋友們從各方面責難我，公開反對在納粹德國演出那部歌劇。可是第一，我原則上討厭那些公開的、感情激動的姿態，此外，我也不願意給裡夏德·施特勞斯那樣一位天才設置困難。施特勞斯畢竟是當時活着的最偉大的音樂家，而且已是七十歲的年紀了，他為那部作品花了三年時間，在那三年時間裡，他在我面前表現出來的全是友好的情誼、正直和勇氣。因此，從我這方面說，採取沉默的態度，讓事情自己發展，我以為是對的。
再說，我知道自己也沒有別的辦法。我只能以採取完全消極的態度，給德意志文化的新保護者們增添更多的因難。因為納粹的國家文化局和宣傳部只不過是在尋找一個好聽的藉口以便能夠讓一項對他們自己的那位最偉大的音樂家的禁令得以成立。譬如說，他們把那部歌劇的腳本拿到所有官員和名人。那裡去徵求意見，暗地裡卻希望找到一個藉口。要是在《沉默的女人》裡有一個類似於《薔蔽騎士》裡的場面，即有一個年輕的男子從一個已婚女人的臥室裡走出來，那事情也許就好辦。多了！這很可能給他們一個必須捍衛德意志道德這樣的藉口。然而令他們失望的是，我的劇本中沒有傷風敗俗的描寫。後來，他們把蓋世太保那裡的所有卡片索引和我過去的著作、都翻了一遍。就連這些地方也沒有發現我曾對德國（對地球上任何一個其他的畫家也一樣）說過一句貶低的話或者從事過什麼政治活動。儘管他們一直在活動、在試探。可是所作的決定又原封不動地回到了他們自己手裡。他們是否應該在全世界面前剝奪那位年邁的大師——這可是他們自己把納粹音樂的旗幟塞到那位大師手中的呵——上演自己歌劇的權利，或者，是否應該說，和裡夏德·施特勞斯的名字赫然並排在一起的詞作者的名字斯蒂芬·茨威格，象已經發生過多次那樣，再次玷污了德國劇院的節目單——那真是國家奇恥大辱的日子！——他們大操其心和他們苦不堪言的絞盡腦汁的情景多麼使我暗自高興呵，我預料到，即使我不參與，或者更確切他說，我不置可否，我的那部音樂喜劇也會不可避免地發展成為一種具有政黨色彩的刺耳音樂。
納粹黨在了結這件事以前，一直下不了決心。，可是，不管納粹黨是想違反自己的法律還是想反對那位當時最偉大的音樂家，到了一九三四年初，不得不作出最後決定。因為時間不允許再繼續拖下去。總譜、鋼奉曲部分、歌詞劇本早就印好了；道具服裝已經在德累斯頓的皇家劇院預定好了，角色也分配好了，而且還作了排練，可是各級有關部門、戈林、戈培爾、國家文化局、文化委員會、教育部以及憲兵隊都沒有取得一致意見。雖然這一切顯得十分荒唐，但《沉默的女人》事件終究成了一件轟動的國家大事。所有的部門，沒有一個敢於承擔那種打破僵局的“同意”或者“禁止”的責任，別無他法，只得將這件事交給德國的主人、黨魁——阿道夫·希特拉親自決定。我的著作在此之徹就有幸受到不少納粹分子的青睞；特別是《富歇傳》一書，他們曾把它當作政治上毫無顧忌的榜樣，一再加以研究和討論。不過，繼戈培爾和戈林之後，阿道夫·希特拉將不得不親自下功夫研究我寫的那部三幕抒情歌劇，我對此確實役有準備。作出決定對他來說是不容易的，據我私下通過各種渠道得到的消息，說他們還舉行了一連串沒完沒了的會議。最后里夏德·施特勞斯被召到那位至高無上的權力者面前。希特拉親自告訴施特勞斯，他將破例允許那部歌劇上演，儘管它違背新德意志帝國的一切法律，希特拉作出這樣一個決定，大概完全象他和史達林與莫洛托夫簽署條約一樣，不是出於本意，而是玩弄權術。
對納粹德國來說不舒服的那一天終於來到了，被納粹擯棄的斯蒂芬，茨威格的名字又引人注目地出現在戲劇海報上，各個劇院將再次上演他的一部歌劇。我當然沒有出席那一次演出，因為我知道觀眾大廳裡一定擠滿了穿褐色制服的人①，人們甚至估計希特拉本人也會出席其中一次演出。那部歌劇獲得了巨大成功。我必須向音樂評論家們表示敬意。因為我知道，他們當中百分之九十的人十分高興地利用了那次好機會，以便再一次，最後一次表達他們內心深處對那種種族觀的反抗。他們用盡友好的言詞未評論我的那部歌劇腳本。在柏林、漢堡、法蘭克福、慕尼黑，所有的德國劇院都立刻預告：那部歌劇下一次演出的時間。
①指希特拉的黨衛軍。
在第二次演出之後，突然晴天霹靂。一夜之間，德累斯頓和整個德國接到通知：禁止上演那部歌劇。更有甚者，我吃驚地讀到裡夏德·施特勞斯辭去“國家音樂局”總監職務的消息，每個人都清楚，肯定發生了什麼特別的事情。不過，在我知道全部真相之前，還有一段時間，事情是這樣：施特勞斯又給我寫了一封信，他在信中敦促我馬上創作一部新的歌劇腳本，他在信中以驚人的坦率表示了他自己的態度。那封信落致了蓋世太保手中。信被擺到施特勞斯面前，然後，施特勞斯不得不立即辭職，於是那部歌劇遭到了禁演。這樣，那部德語歌劇當時只能在自由的瑞士和布拉格上演，不久又用意大利語在米蘭的斯卡拉大劇院上演，那當然是得到當時還未拜倒在種族歧視腳下的墨索里尼的特別同意的，而德國人民卻再也不能聽到他們自己的、當時活着的、最偉大的年邁音樂家的那部頗為令人銷魂的歌劇中的任何一個音符了。
當那件事頗為喧閙一陣的時候，我正在國外，因為我覺得奧地利的動盪使我無法安靜工作。我在薩爾茨堡的家離邊界是那麼近，我只要隨便一望就能看見貝希特斯加登山，阿道夫·希特拉的住所就在那座山上。那真是一個今人掃興和深感不安的鄰居。靠近德意志帝國的邊界，當然也使我有機會比我在維也納的朋友更好地判斷奧地利的危險局勢。在維也納，坐在咖啡館裡的人，甚至還有政府各部的人，都把國家社會主義看作是“那一邊”發生的事，認為它絶不會觸及奧地利。社會民主黨及其嚴密的組織不是還在嗎？它几乎得到半數國民的支持。自從希特拉的“德國基督教徒”公開非難基督教並公開宣稱自己的元首“比耶穌基督還偉大”的時候起，天主教黨不就已經和社會民主黨團結一致對敵了嗎？法國、英國、奧地利的民族聯盟不是奧地利的捍衛者嗎？墨素里尼不是說要堅決承擔保護人的地位嗎？他不是還說要保證奧地利的獨立嗎？就連猶大人也漠不關心，他們裝聾作啞，好象剝奪醫生、律師、學者、演員權利的事情發生在中國，而不是在三小時路程那一邊的同樣講德語的地方。他們愉快地坐在自己的家中；坐著自己的汽車行駛在馬路上。除此以外，每個人都有這樣一句口頭禪似的安慰話：“那種情況不會長時間持續下去的。”可是，我回想起了在我短暫的俄國之行時于列寧格勒和當時出版我著作的人的一次談話。他跟我說，他以前曾是一個非常有錢的人，有過非常美好的光景。我問他，為什麼不象許多人那樣在革命一爆發就立刻離去？“啊呀，”他回答我說，“那個時候誰會相信象一個委員會和士兵共和國這樣的事情會超出兩個星期的時間呢？”當時的奧地利人同他一樣，出於同樣的生活意志，自己欺騙自己。
在靠近邊界的薩爾茨堡，人們看事物比較清楚。狹窄的邊界河上開始不斷有人來往，年輕人夜裡悄悄地渡過河去接受訓練；煽動家們坐著汽車，或者持着登山杖裝作純樸的“旅遊者”越過邊界；在奧地利各地建立起他們自己的“基層組織”。他們開始招募新成員，同時威脅說，誰不及時表態，誰以後就一定得受懲罰。這使警察和國家官員都戰戰兢兢。人們開始動搖。我越來越感覺到，人們的舉止行為亂了方寸。的確，在生活中有許多親身經歷的小事是最有說服力的證明。我在薩爾茨堡有一個青年時代的朋友，一位頗有名氣的作家。我和他有過三十年最密切、最友好的交往。我們互相都稱你①，我們互相贈書題詞，我們每個星期都見面。有一天，我在街上看到這位老朋友和一個陌生的先生在一起走，我看見他立刻在一個和他毫無關係的櫥窗旁站住，並把背朝着我站在那裡，興緻勃勃地指給那位陌生人看什麼東西。好奇怪，我想：他肯定已經看見我了。但也可能是偶然吧。第二天，他突然給我打電話，問我他是不是可以下午到我這裡來聊天。我答應了，但有些納悶，因為我們過去總是在咖啡館裡會面。結果是，他雖是緊急來訪，卻沒有跟我說些什麼特別的事情。我馬上明白了，他一方面想和我保持友誼，另一方面，他又不想作為我的青年時代的朋友而受到嫌疑。他在那座小城裡不想對我表現得過分親密。這件事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不久便覺察到，平時常來的許多熟人過了一段時間都不見了。我的必境變得危險了。
①德國人之間稱“你”表示親密無間。跟客套的“您”含義有別。
我當時並設想到要徹底離開薩爾茨堡，但我終於和往常不一樣，決定到外國去度冬天，以逃避一切小小的緊張氣氛。可是我沒預料到，當我于一九三三年十月離開我美麗的家園時，竟是一種告別。
我曾打算在法國工作，以度過一月和二月。我愛那個有文化的美麗國家，我把它當作我的第二故鄉。我在那裡沒有覺得我是外國人。瓦雷裡、羅曼·羅蘭、儒勒·羅曼、安德烈）紀德、羅歇·馬丹·杜加爾、杜阿梅爾、維爾德拉克、讓·裡夏爾·布洛克，那些文學界的領袖都是我的老朋友。我的書在那上擁有几乎與在德國一樣多的讀者。在那裡，沒有人把我當作外國作家，當作陌生人。我愛那裡的人民，我愛那個國家，我愛巴黎這座城市，我在那裡有賓至如歸的感覺，它是如此之深，以致每當我乘的列車開進巴黎北站時，便會產生這樣的感情：我“回來”了。不過，那一次是由於特殊情況，我比往常提前離家，可是我又想在聖誕節後到巴黎。在這段時間裡我到哪兒去呢？我想起來了，自從我上完大學至今已過了四。分之一多的世紀，可是我還沒有重訪英國。我跟自己說，為什麼老是待在巴黎呢，為什麼不去倫敦待上十天或兩個星期呢。為什麼不用另一番眼光再去看看闊別多年的那些博物館呢？再育看那個國家和那個城市呢？就這樣，我沒有去乘到巴黎的特別快車，而是坐上了去加萊①的火車。在三十年之後的又。一個十一月的日子裡，仍然是那樣迷霧蒙蒙，我又在維多利亞車站下車了。一到倫敦我感到驚奇的第一件事是，我將不再象從前那樣坐馬車而是乘小汽車到旅館去。霧，陰涼、柔和灰色的霧，還是和從前一樣，我還沒有來得及向那座城市看上一眼，我那過了三十年的嗅覺又已聞到那種包圍在你身旁的特別嗆鼻、潮濕、鬱悶的空氣。
①法國北部地名，隔海與英國相望，為歐洲大陸與英國相距最近的海口。
我帶的行李很少，同樣，我也沒有帶多少期望。在倫敦，我几乎沒有友好關係，我們歐洲大陸的作家和英國作家在文學上的接觸也不多。在他們和我們不完全相通的傳統裡，他們在自己的范周之內，過着一種獨特的生活。我今天不記得，在從世界各地寄到我家、放在我桌子上的許多書籍中，能找到一本英國作家作為禮品餽贈給我的書。我曾在赫勒勞①遇到過一次肖伯納。有一次，威爾斯在訪問薩爾茨堡時到過我家，我自己的那些書雖然都已譯成英文，但在那裡不太出名；英國還一直是我的著作發生影響最小的國家。在我和美國的、法國的、意大利的、俄國的出版商結成私人友誼的時候，我還從未見過一位要在英國出版我的著作的公司經理。因此，我作好了思想準備，象三十年前一樣在那裡忍受陌生的感覺。
①自一九五○年起為德累斯頓城市的一部分。
可是事實卻是另一回事。幾天之後，我在倫敦感到說不出來的舒適。不是倫敦大變樣，而是我自己變了。我老了三十歲，在緊張和過度緊張的戰爭年代和戰後年代之後，我渴求再次過上平靜的生活，別再聽到那些有關政治的事情在英國自然也有政黨，輝格黨②和托利黨③，一個保守黨，一個自由黨和一個工黨，它們之間的爭論和我毫不相干。不用說，在文學中也有門戶之見與流派，各種爭吵與隱蔽的競爭，但我完全置身于外。特別使我感到舒適的我終於又感覺到在自己周圍有一種謙恭的、寧靜的、沒有仇視的市民氣氛。在前些年裡，沒有什麼再比在農村和城市裡籠罩着我的仇恨與緊張氣氛更毒害我的生活了。我必須時刻小心提防自己被拽進那種爭論中去。倫敦的居民沒有那種張皇失措的表情，倫敦和我們那裡不一樣，在倫敦的公共生活中，誠實和溫文爾雅有着較高的水準，而我們的國家由於充滿了欺騙而變得不仁不義。倫敦的居民生活安詳、滿足；他們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花園、心愛的小玩意身上，他們不關心鄰國發生的事。我可以在那裡自由地呼吸、自由地思想和考慮問題，但留我在那裡的根本原因是為了一部新作品。
②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初反對王權和國教而主張議會有最高權力的黨，十九世紀演變成現在的自由黨，和保守黨對立。
③一六七九年英國的保皇黨，十九世紀中葉後的英國保守黨。
事情是這樣的。當時，我的《瑪麗·安托瓦內特》剛好已出版，我正看著我寫的《伊拉斯謨》那本書的校樣，我在那本書中試圖給一位人道主義者的精神面貌畫像，那位人道主義者雖然比專業的世界改造者更清楚地理解時代的反動，可悲的卻是他不能用自己全部的理智去阻止那種反動。在完成那部影時現實的作品之後，我打算寫一部醞釀已久的長篇小說。我寫的傳記夠多的了。可是到倫敦的第三天，我馬上遇到了這樣一件事。由於我對作家的手跡感興趣，我在大英博物館的公共閲覽室裡瀏覽着展出的手跡，其中有一份關於處死蘇格蘭瑪麗亞女王的手寫報告。我情不自禁地問自己：瑪·麗亞·斯圖亞特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她真的參預了謀害她的第二個丈夫？或者不是她？因為晚上沒有什麼可看的讀物，我便買了一本關於她的書。那是一首讚歌，它象保護聖靈一樣保護着她，一本膚淺而又愚蠢的書。出於無法醫治的好奇心，第二天我又買了另外一本，它說的几乎完全相反。我立刻開始對這件事件發生興趣。我打聽哪一本是真實可靠的書，但沒有人能說得出來。於是我尋找，摸索，不知不覺陷入了兩者的對比之中，而且在並不真正知道底細的情況下，開始寫作一本關於瑪麗亞女王的書。那本書後來使我好幾個星期離不開圖書館。當我一九三四年初重新回到奧地利時，我就已決定，我想要在安靜的環境中把那本書寫完，我得回到對我來說已變得可愛的倫敦。
用不了兩三天的工夫，我就看出奧地利的局勢在不到幾個月的時間裡已變得非常糟糕。從充滿寧靜、安穩氣氛的英國到那個瀰漫著狂熱和好鬥氣息的奧地利，就象人們在紐約的酷熱的七月天，從一間空氣涼爽、有空調的屋子裡突然走到熾熱的大街上一樣。納粹的報紙開始慢慢破壞宗教界和市民階層的神經；他們感到經濟壓力和迫不及待的德國的顛覆勢力越來越大。多爾富斯政府為維護奧地利的獨立、抵禦希特拉，一直在拚命尋找最後一根支柱。法國和英國太疏遠了，而且它們對奧地利也極為冷漠；捷克斯洛伐克仍然懷着宿怨，在跟維也納競爭——於是，只剩下意大利了，它當時正在爭取成為奧地利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的保護國，為奧地利保護阿爾卑斯山的關卡和的裡雅斯特。可是墨索里尼卻為這種保護提出了苛刻的條件：奧地利應該順應法西斯主義的潮流，解散國會，從而也就結束民主。然而，如果不消滅或者剝奪社會民主黨——奧地利最有勢力、組織最嚴密的政黨——的權力，是不可能滿足這一條件的。而要摧毀這個政黨，沒有別的辦法，只有依靠殘酷的暴力。
多爾富斯的前任伊格納茨·賽佩爾已針對那些恐怖暴行建立了一個組織，即所謂“民團”。從表面上看，可以想，它是一個極可憐的組織，它由外省的小律師、退役軍官、不名身分的人、沒有工作的工程師組成；他們對自己的處境感到失望，並且互相瘋狂仇視。他們終於在那位年輕的施塔勒姆貝爾格①親王身上找到了一個所謂的領袖，那位親王曾一度拜倒在希特拉腳下，謾罵過共和國與民主，現在卻帶著自己的僱傭兵作為希特拉的敵手東遊西蕩，並許諾：“要罷許多人的官”。那些民團到底想于什麼，還不完全清楚。實際上，民團的目的，無非是想混一碗飯吃。他們的全部力量就是墨素里尼的拳頭，是墨索里尼推着他們向前走。那些看上去好象是愛國主義的奧地利人實際上是在用意大利提供的刺刀砍自己坐著的樹墩——自取滅亡，自己卻不知道。
①施塔勒姆貝爾格（F ūrstE.R.von一 Starhemberg. 一八九九———九五六），一九二三年參加希特拉的暴動。後來支持多爾富斯。一九三八至一九五五年流亡國外。
社會民主黨比較清楚地認識到真正的危險究竟在什麼地方。從本身來說，那個黨不必畏懼公開的鬥爭。它有自己的武器，並能通過總罷工使所有的鐵路、水廠、電廠陷于癱瘓。但那個黨知道，“希特拉正等着這樣一次所謂的”赤色革命“，一旦有了這樣的藉口，他就可以作為”救世主“開進奧地利。所以，對社會民主黨來說，比較恰當的做法，便是犧牲自己的大部分權利乃至國會，以達成一項可以接受的妥協。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奧地利正處在希特拉主義的威脅陰影之中，一切有理智的人都會支持這樣一種折衷方案。甚至連多爾富斯那樣一個多謀善變、雄心勃勃、但又完全是個現實主義的人，也傾向于團結一致。可是年輕的施塔勒姆貝爾格和他的同夥——法伊①少校，他後來在謀殺多爾富斯事件中扮演了一個引人注目的角色——要求保衛同盟交出它的武器，並要求消滅任何民主、平等、自由的苗頭。社會民主黨人則反對這種要求，雙方陣營接連不斷互極發出威脅。人們感覺到，一場決戰正迫在眉睫，我懷着大家都有的緊張情緒，充滿預感地想起了莎士比亞的話：”如此混濁的天氣沒有一陣暴風雨是不會晴朗的。“
①法伊（FeyE·，一八人六———九三八），一九三二———九三五年為維也納民團頭目。多次出壓多爾富斯和舒施尼克政府的部長。
我在薩爾茨堡只待了幾天，便馬上去維也納。恰恰是在二月的最初幾天，突然來了那場暴風雨。民團在林茨襲擊了工會的駐地，他們以為那裡是軍火庫，要奪走那裡的軍火。工人們以總罷工回答，多爾富斯再次命令，用武力鎮壓那次人為的被迫“革命”。正規的國防軍用機槍和大炮逼向維也納的工人住宅。進行整整三天艱苦的巷戰；那是在西班牙之前歐洲最後一次民主和法西斯的較量。工人們在裝備精良的強大優勢面前堅持了三天。
那三天我正在維也納，因而我是那次決戰的見證人，也是奧地利的獨立自殺的見證人，不過，由於我今天想成為一個誠實的見證人，所以我不得不老老實實承認這樣一件初看起來荒唐的事，即，我本人事先一點也沒有看到那次革命。一個挺身而出，想要儘可能真實而又清楚他說明當時真相的人，必須有勇氣揭穿那些浪漫主義的想象。我覺得，最能表現現代革命的技術和本質特點的，莫過于那場革命是在一座現代化的大城市發生，然而只涉及少數幾個地方，因此絶大多數居民都看不見的革命。所以看起來非常奇怪：在那一九三四年二月具有歷史性意義的日子裡，我就待在維也納，可是我絲毫沒有看到在維也納發生的那些重大事件，什麼也沒看見，就連事件發生的時候，我也毫無所知。大炮的轟擊，許多房屋被佔領，幾百具屍體被運走——我卻一具也沒看到。每一個在紐約、倫敦、巴黎的報紙讀者都比顯然是見證人的我們，更清楚地知道事件的真正經過。後來，我多次確鑿無疑地發現了那種驚人的現象：在我們這個時代，離那發生重要事件的地方只隔十條馬路的人，也遠遠不及相隔在幾千里之外的人知道得多。當幾個月之後的一個中午多爾富斯在維也納被暗殺後，當天下午五點半我就在倫敦街頭見到了那條消息。我馬上向維也納打電話；使我驚異的是電話很快就接通了，更使我吃驚的是，我獲悉，在維也納離外交部官邪只有五條街道的人競不如在倫敦每個街角的人知道得多。我也只能以我在維也納經歷的那次革命作為例子從反面來說明：與今天同時代的一個人要想看到那些改變世界和他自己生活的事件發生是多麼不容易，如果他不是恰巧處在關鍵性的位置的話。我當時經歷的全過程是：我晚上和一位歌劇院的芭蕾舞女導演瑪加蕾特·瓦爾曼相約在環城大道咖啡館見面，我是步行去環城大道的，正當我漫不經心地想橫穿馬路時，突然有幾個芽着舊軍服的人端着槍匆匆向我走來，問我到哪裡去。我告訴他們，我要去那家人咖啡館，他們才放我過去。我既不知道那些衛兵為什麼突然出現在街頭，也不知道他們究竟要幹什麼。實際上，當時市郊已進行了好幾小時的槍戰，可是在市內卻沒有人知道。因為我想第二天早晨回薩爾茨堡，當晚我國旅館結賬，那時旅館的看門人才跟我說，恐怕走不成了，鐵路不通車，鐵路工人在罷工：此外，市郊正在發生什麼事情。
第二天的報紙對有關社會民主黨人的一次暴動的報道相當含糊其詞，好象說它已經被平息。實際上，那天的戰鬥正處于白熱化的狀態，政府決定在機槍之後用大炮對準工人的住宅。可是我沒有聽到大炮的聲音，我想，如果當時整個奧地利被佔領的話，那麼，它不是被社會黨人、就是被納粹黨人、或者被共產黨人所佔領。我也許就象當時慕尼黑的人一樣知道得極少，他們早晨醒來，才從《慕尼黑最新消息》報上看到，他們的城市已落入希特拉的手中。當時，市內的一切都象往常一樣平靜、有條不紊，而郊區的戰鬥卻非常激烈。我們愚昧地相信了官方的說法，一切都已解決，一切都已結束。我為查閲一些資料到了國家圖書館，那裡坐著許多大學生，在看書、在學習，跟往常一樣，所有的商店都開着，人們完全沒有不安的跡象。一直到第三天，一切都過去了，人們才零零星星知道一些真相。鐵路交通几乎還未恢復，我就在第四夭的早晨啟程返回薩爾茨堡。在薩爾茨堡的街上，我遇到兩三個熟人，他們馬上向我走來問我，維也納那裡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我，作為那次革命的“見證人”的我，不得不老老實實告訴他們：“我不清楚。你們最好去買一張外國報紙看看。”
奇怪的是，在那些事件結束後的第二天，我就要為我的生活作出抉擇。我從維也納返回薩爾茨堡是下午到達家中的。家裡的桌子上堆滿了好多校樣和信件，為把那些所有拖欠的事情幹完，我一直工作到深夜。翌日早晨，我還在床上躺着，就有人敲門，是我們那位忠厚的老僕人——我要是不事先明確約定一個時間的話，他平時是從不來叫醒我的——他臉上露出驚慌失措的神色。他說，請我下去一趟，警察先生來了，要跟我談話。我有點兒吃驚，一邊穿上晨服，走下樓去。樓下站着四個便衣警察，他們通知我，他們是奉命來抄家的，說什麼我應該立即交出所有藏匿在家的共和主義者保衛同盟的武器。
我今天必須承認，開始的一剎那我驚愕得不知回答什麼是好了。在我家裡有共和主義者保衛同盟的武器？多麼荒唐！我從未屬於哪個黨派，我也從來不關心政治。我已經有好幾個月不在薩爾茨堡了，再說，這豈不是世界上最可笑的事情嗎？一個武器庫正好設在位於城外一座山上的我的家中。
別人怎麼會看不見有人把槍支或武器朝山上背運哩！我沒有什麼好回答的，只是冷冰冰地說：“請，你們搜查吧。”那四個秘密警察穿過房間，打開一些箱櫃，敲敲幾處牆壁。從他們搜查時那種馬馬虎虎的神情上看，我馬上明白了，那種搜查僅僅是一種形式而已，就連他們自己也沒有人真的相信在那所房子裡會有一個儲存武器的倉庫。半小時後，他們宣佈搜查完畢，然後走得無影無蹤。
那出閙劇在當時為什麼會使我如此憤慨、恐怕需要從歷史上加以說明。因為近幾十年來，歐洲和世界上的人已經忘記了個人的權利和公民的自由曾是多麼神聖。自一九三三年以後，搜查、隨便捕人、查抄財產、逐出家園和國土、流放以及各種形式的貶謫几乎成了司空見慣的事；在我認識的歐洲朋友中，几乎沒有一個人沒有經歷過那些遭遇。可是，一九三四年初，在奧地利搜查私人家庭還是一種莫大的侮辱。要對象我這樣完全脫離政治、多少年沒有行使過自己選舉權的人進行搜查，必須有特別的理由。事實上，那是典型的奧地利作法。薩爾茨堡的警察局長出於無奈，不得不對用炸彈和爆炸物每夜騷擾居民的納粹分子採取嚴厲措施，然而那種監視當時得有很大的勇氣，因為納粹黨已經採用恐怖手段。當局每天收到恐嚇信，信中說，如果他們仍然“迫害”納粹分子，必將為此付出代價。事實上，納粹分子關於報復的話一直是百分之百地兌現。那些忠實的奧地利官員們在希特拉進駐的第二天就被送進了集中營。可想而知，在我家裡的搜查表明，那些人會對任何人採取那種安全措施。不過，我在這個本身並不重要的插曲背後感覺到，奧地利的局勢變得多麼嚴峻，從德國來的壓力是多麼強大。自從那幾個秘密警察來過我家之後，我不再喜歡我的家了。一種直感告訴我，那樣的插曲只是更大規模侵犯人權的小小前奏而已。當天晚上，我把最重要的檔案捆成包，決定從此長期生活國外。那種離別比離開家園和祖國的意義更深遠。因為我的家庭對那所住宅的眷戀勝於對自己的故鄉，我家裡的人熱愛那片土地。但對我來說，世界上最重要的是個人自由。在我的朋友與熟人中，我跟誰也沒有說我的打算，兩天後我就重返倫敦；到了倫敦後的第一件事。就是通知薩爾茨堡當局，我已最終決定放棄我的住地。那是我脫離自己祖國的第一步。不過，我知道，自從維也納發生事變那幾天以來，奧地利已經失敗——當然我還不能預測，我將因此失去多少。
上一章
阅读进度：希特拉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