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歐洲的心臟
當一九一七年復活節我寫的悲劇《耶利米》出版時，遇到的情況完全出乎意外。因為我是懷着對那個時代最強烈的對抗情緒寫作那部劇本的，所以我也必須等待對我的強烈抗拒。然而，恰恰相反。兩萬冊劇本很快銷售一空，對於一部劇本來說，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數字；不僅象羅曼·羅蘭這樣的朋友，而且象拉特瑙和裡夏德·戴默爾這樣一些先前站在另一邊的朋友也都公開表示支持。那些連劇本都根本沒有到手的劇院經理們寫信給我，向我請求為他們保留在天下太平之日初演這齣劇的權利，因為在戰爭期間用德語演出這齣劇是不可能的；但是，即使是主戰派對劇本的反對態度，也是表現得有禮貌和充滿尊重的。我曾有一切的思想準備，只是沒有想到這一點。
怎麼會這樣呢？無非是戰爭已進行了兩年半，是時間使他們猛然清醒。經過戰場上的可怕流血之後，高燒開始降溫。
和慷慨激昂的最初幾個月不同，他們現在是用相當冷漠的眼光目睹着戰爭。那種同仇敵愾的情感開始鬆懈，因為他們從現實中絲毫沒有感覺到哲學家和詩人們所大肆鼓吹的所謂偉大的“道德精神的滌淨”。整個民族存在着一道深深的裂縫；整個國家彷彿分裂成了兩個不同的世界，後方是安居在家的閒人們的世界，他們過着無憂無慮的日子，有的擠在劇院裡，有的還要乘他人之危斂取錢財。前方和後方的界線顯得越來越分明了。官廳腐敗，任人唯親，拉關係走後門的事層出不窮，誰都知道用金錢或者利用好關係可以搞到優惠的物品，而另一方面，那些瀕于斃命的農民或工人卻不斷披驅入戰壕。因此，每個人只要有可能，都開始毫無顧忌地自我門路。由於無恥的中間買賣，生活必需品越來越貴，食品逐日緊缺，群眾生活困苦，而那些靠戰爭得利的人卻過着令人羡慕的奢侈生活，猶如在荒涼的沼澤上閃爍的鬼火。老百姓憤懣地漸漸開始產生各種懷疑——他們懷疑日益貶值的貨幣，懷疑將軍、軍官和外交官們，懷疑國家和參謀部的每一個公告，懷疑所有的報紙和它們的報道，懷疑戰爭本身和它的必要性。當然，這絶不是由於我寫了那部劇本而產生這種發人深省的結果，而是這種發人深省的結果使那劇本獲得了意外的成功。我只是用那部劇本說出了別人不敢公開說的話：對那次戰爭表示憎恨，對勝利表示懷疑。
誠然，這種情緒要在舞台上用直截了當的語言表達出來，看來是不可能的。因為如果這樣做，勢必會招來抗議，所以我認為必須放棄在戰爭期間看到這第一出反戰劇的演出。然而，我卻突然接到蘇黎世市劇院經理的一封信，他說他要把我的《耶利米》立即搬上舞台，並邀請我參加首演儀式。我竟然忘記了德語世界上還有一塊小小的、但卻非常珍貴的土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也同樣如此），承蒙上帝恩賜，這是一塊置身于局外的、民主之地，在那裡依然是言論自由，思想開明。毫無疑問，我立刻就表示同意。
當然，我開始只能表示原則大同意；因為我同意是有先決條件的，這就是當有關方面允許我可以離開本國和工作崗位一段時間才行。幸好當時正碰上所有的參戰國都設有一個稱為“文化宣傳部”的機構——而在現在的第二次大戰中就根本不設立了。為了說明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思想環境上的區別，有必要指出，當時那些在仁愛的傳統中成長起來的國家、領袖、皇帝和國王們在潛意識中對於戰爭還是感到有愧的。所以，如果指責這個或那個國家是或者曾經是“軍國主義”，它們就會相繼進行反駁，說這
是卑鄙的誹謗；與之相反的是，每個國家都競相表白、證明、解釋以致用事實來炫耀自己是一個“文明國家”。在一九一四年的時候，人們在輿論面前總是把文化說得比強權高尚，卑視諸如“神聖的利己主義”和“生存空間”這樣一些口號，認為這些口號是“不道德的”，他們認為最要緊的事情，莫過于讓輿論承認他們在精神方面作出了具有世界性的貢獻。因此，各種文藝演出充斥所有的中立國家，德國派出由世界著名指揮家率領的交響樂團到瑞士、荷蘭、瑞典去演出，維也納也派出自己的愛樂交響樂團：甚至還四處派出詩人、作家和學者，況且去的目的不是為了頌揚什麼軍事行動或者慶祝兼併意向，而僅僅是為了通過他們的詩句和作品來證明德國人不是“野蠻人”，來證明德國人並非只製造槍炮或烈性毒氣，而且也創造全歐性的純粹的精神財富。公元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時候——我必須一再強調這一點——還有一股要博取世界民心的勢力。一個國家的道德觀念和藝術創作還被視為是戰爭中很有影響的力量，各個國家還都在爭取人們的同情，而不象一九三九年的德國那樣以非人的殘暴把這一切統統踐踏在地。所以，我以參加一齣劇的首演儀式為名申請到瑞士去度假是一個極好的機會。值得擔憂的最大困難無非是這是一出反戰劇，劇中有一個奧地利人——儘管是以象徵的形式——預言戰爭可能會失敗。我向部裡主管文化宣傳的負責人遞交了申請，陳述我的願望。使我感到十分驚異的是，他立刻答應為我安排一切，而且對批准的理由作了意味深長的說明：“感謝上帝，您從來不屬於那些愚蠢的戰爭叫囂者之列，好吧——請您在外面儘力把這一事業進行到底。”四天之後，我得到了假期和一張出國護照。
當戰爭正在進行的時候，聽到奧地利一個部的一位高級官員這樣隨便的談話，使我感到有點奇怪。只不過由於我不瞭解政治上的那些秘密來往，所以我事先並不知道，以新皇帝卡爾為首的政府高層人物在一九一七年就已醞釀著一場脫離德國軍事獨裁的運動——德國軍方當時正肆無忌憚地把奧地利綁在自己野蠻的兼併主義的戰車上，而不顧奧地利的內心意願，在我們參謀部裡的人都痛恨魯登道夫的殘暴專橫，在外交部裡的人都拚命反對那種必然會使美國把我們視為敵人的無限制的潛艇戰，即便是老百姓也都竊竊私語，抱怨“普魯士人的飛揚跋扈”。不過，所有這一切暫時還都只在小心翼翼的弦外之音和貌似無意識的談話中流露出來。但幾天以後，我瞭解到更多的情況，而且意外地比其他人早知道一件當時最大的政治秘密之一。
事情是這樣的：我赴瑞士途中在薩爾茨堡停留了兩天，我在那裡替自己買了一幢房子，打算戰後居住。在那座城市裡有一小群篤信天主教的人，其中兩人在戰後奧地利的歷史上還曾任過總理而起過決定性的作用，他們是海因裡希·拉馬施①和伊格納茨·賽佩爾。②前者是當時最傑出的法學家之一，曾出席過海牙會議，另一個伊格納茨·賽佩爾是一位才智驚人的天主教神父，他在奧地利君主政體崩潰以後擔負起領導小小的奧地利的責任，並在這一崗位上卓越地施展了自己的政治才幹。他們兩人都是堅定的和平主義者、虔誠的天主教徒、熱情的老派奧地利人，作為在內心深處對德意志、普魯士、基督教的軍國主義最抱反感的人，他們覺得這種軍國主義和奧地利的傳統思想與天主教的使命是格格不入的。我的詩劇《耶利米》在這個和平主義的宗教階層裡贏得了最深切的同情，樞密顧問拉馬施——賽佩爾當時正旅行在外——邀請在薩爾茨堡的我去見他。這位舉足輕重的老學者非常誠懇地向我談論了我的劇本。他說劇本充滿我們奧地利人的那種友善處世的思想，他熱望劇本將會超出文學的意義而發揮更大的作用。而使我感到驚訝的是，他對我這個以前從未見過面的人非常信任，談話是那樣坦率，充分表現了他內在的勇氣，他告訴我這樣的秘密：我們在奧地利的人正處于決定性的轉折時刻。他說，俄國在軍事上遭到挫折以後，倘若它願意放棄自己的侵略意圖，那麼無論是對德國還是對奧地利都不再存在締造和平的真正障礙；眼下我們不能坐失這一時機。如果在德國的泛德意志集團繼續抵制談判，那麼奧地利就不得不肩負起領導責任和獨立行事。他向我暗示，年輕的卡爾皇帝已答應幫助實現這些意圖；或許過些時候就能看到他本人發揮的政治影響。現在一切都取決於奧地利本身是否有足夠的力量達成互相諒解的和平，而不是追隨德國的軍國主義派以輕率地繼續犧牲生命為代價而換來的“勝利的和平”。為此，不得已時必須採取斷然措施：在奧地利被德國軍國主義分子推入災難的深淵以前，及時脫離德國同盟。他用堅決的語氣肯定地說：“誰都不能責備我們這是一種背信棄義，我們已經死了一百多萬人。我們已經犧牲得夠多的了，做得也夠多的了！現在，我們再也不能為德國人的世界霸權去犧牲一個人的生命，犧牲一個都不行！”
①海因裡希·拉馬施（HeinrichLammasch，一八五三——一九二○），奧地利著名國際法學者，曾任維也納大學刑法學教授，傑出的和平主義者和活動家，曾以奧匈帝國代表團技術專家身分出席一八九九年在海牙舉行的和平會議。一九一八年十月底出任奧地利內閣總理。
②伊格納茨·賽佩爾（LgnazSeipe1 ，一八七六———九三二），奧地利政治家和天主教神父。一九二二年五月至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和一九二六年十月至一九二九年四月任奧地利總理。
我屏住氣靜聽著。這一切我們從前也都經常默想過，只是沒有人膽敢在大白天公開說出來：“讓我們及時和德國人以及他們的兼併政策一刀兩斷”，因為這樣說，會被視為是對盟友的“背叛”。而現在，這些話卻由一個——據我所知——在奧地利得到皇帝信任和由於在海牙的活動而在國外享有最高聲望的人說出來，他對我這樣一個几乎還是陌生的人說這樣話。態度又是那麼平靜和堅決，以致使我立刻感覺到奧地利的單方面行動早就不再停留在準備階段，而是已經在付諸實行了。要麼用單方面媾和的威脅來迫使德國進行談判，要麼在不得已時自己實現單獨媾和——這種想法是很有膽識的。歷史證明，這種想法是拯救當時奧地利帝國、哈布斯堡皇朝以至整個歐洲的唯一可行的最後方案。可惜後來缺乏實現原來計劃的決心。卡爾皇帝派他的內弟帕爾瑪親王去見克雷孟梭①，實際上是帶著一封密信，目的是試探在事先不取得柏林宮廷諒解的情況下媾和的可能性，並隨時準備進行和談。後來不知怎麼德國發現了這一秘密使命，我認為這一點至今也沒有完全弄清真相。糟糕的是卡爾皇帝后來沒有勇氣公開堅持自己的信念，因為正如有些人所說，德國曾以武裝入侵奧地利相威脅，而他，作為哈布斯堡皇室的成員又害怕給自己沾上歷史污點：在關鍵時刻廢除由弗蘭茨·約瑟夫締結的並用這麼多鮮血作出保證的盟約。無論如何他是不會任命拉馬施和賽佩爾——這兩位信奉天主教的國際主義者和出於自己內心的道德信念而唯一有力量來蒙受背離德國罪名的人——為總理的。而這種優柔寡斷最後則毀了自己。他們兩人是在千瘡百孔的奧地利共和國時期才成為總理的，而不是在古老的哈布斯堡帝國。但是在當時除了這兩位享有威望的重要人物之外，似乎沒有人能勝任這種貌似不義的舉動。如果拉馬施當時能公開以脫離德國相威脅或者果真脫離，那麼他不僅拯救了奧地利的生存，而且也拯救了由於無限擴張而陷于內部深刻危機的德國。如果那一位篤信宗教而又十分明智的人當時向我坦率預告的行動不是由於軟弱和笨拙而破產的話，那麼我們今天歐洲的情況可能會好得多。
①喬治·克雷孟梭（GeorgesClemenceau ，一八四一——一九二九），法國政治家，一九○六——一九○九任法國總理，一九一七年十一月起再次出任總理併兼任陸軍部長，一九一九年率法國代表團出席巴黎和會，一九二○年退休。
第二天我繼續登程出發，越過了瑞士邊界。今天的人很難想象，從一個被封鎖的已處于半饑餓狀態的戰難國家進入這個中立地區在當時意味着什麼。從國界那一邊的車站到這一邊的車站只消幾分鐘的時間，然而一進入這一邊的第一秒鐘就立刻有那種好象從令人窒息的空氣中突然來到充滿白雪、爽快的空曠裡的感覺，彷彿覺得頭腦裡的暈眩正通過所有的神經和感官而漸漸消逝——幾年以後，當我從奧地利再次來到瑞士途經這個布克斯火車站時（要是在平時，這種火車站的名字是從來都記不住的），我又倏然感到那種使人沁心的新鮮空氣——我從列車上跳下來，首先使我感到吃驚的是食品柜上琳瑯滿目，擺着各種我已忘卻了的在以前是生活中的日常食品，飽滿的金黃色柑桔、香蕉和在我們那裡只有走後門才能搞到的巧克力和火腿，還有麵包和肉，麵包不要麵包票，肉不要肉票——真的，旅客們象一群餓狼似的向那些價廉物美的食品撲去。車站上還有一個郵電局，可以從那裡向世界各地寫信和發電報，而無需檢查。裡面陳列着法文、意大利文和英文報紙，可以購買、瀏覽、閲讀，而不會受到懲罰。在我們那裡禁止的一切，只要往前走五分鐘的路程，全都是允許的，在這裡允許的一切，回到我們那裡，又全都是禁止的。我覺得，歐洲戰爭的全部荒謬通過這個挨得如此之近的空間變得昭然若揭；再回頭看看我們那一邊的那座邊境小鎮，各種招牌歷歷在目，在每一幢小房和每一間草屋裡都有男子被徵募走，被運到烏克蘭和阿爾巴尼亞去互相殘殺——而在這裡，只隔五分鐘路程的地方，那些同樣年齡的男子卻和他們的妻子怡然自得地坐在纏繞着常春藤的家門口，抽着煙斗。我情不自禁地問自己：在這條邊境小河裡，是否也是右邊的魚是正在進行戰爭的動物，而左邊的魚保持中立。當我剛一越過國界的那一瞬間，我就已經想到這裡和那邊不同，這裡更自由、更振奮更自尊，而到了第二天，我很快感覺到不僅我們的精神氣質，而且我們的身體機能在我們那個戰爭世界裡已衰退到了何種程度；當我應邀在親戚家作客時，飯後喝了一杯黑咖啡和抽了一支哈瓦那雪茄煙，沒有想到我突然頭暈起來，而且心跳得很厲害。我的身體、我的神經表明，在長期飲代用品和吸代用品之後己不再能適應真正的咖啡和真正的煙草了；連身體也不得不從戰爭的不自然狀態轉變到和平的自然狀態中來。
這種眩暈、這種有舒服之感的昏昏沉沉倒也產生了精神作用，我覺得每一棵樹顯得更美了，每一座山顯得更自由了，每一處風光顯得更加可愛了，因為在進行戰爭的國土上，草原的和平寧靜在混濁的目光看來就會覺得是大自然的無情冷漠，殷紅的日落會使人想起滿地的鮮血，而在這裡，在這和平的自然環境裡，天蒼蒼、地茫茫，又變得十分自然了。我喜歡瑞士，好象我以前從未愛過她似的。其實，我以前總是懷着欣喜的心情來到這個方圓不大而富饒的國家。但我從來沒有如此深切地感到它存在的意義；各民族不懷敵意地在同一個空間和睦相處，這是瑞士人的理想，為發揚兄弟情誼，通過互相尊重和真正的民主來克服語言上和民俗上的差異，這是最明智的生活原則——這對我們整個混亂的歐洲來說是多麼好的榜樣呵！她是一切受迫害者的避難所。多少世紀以來，她是和平與自由的駐地，她最忠實地保存着自己固有的特色，同時歡迎各種思想觀點——因此對我們這個世界來說，這一個超越民族的唯一國家的存在是顯得何其重要！我覺得，人們賜予這個國家以美麗和財富，是完全有道理的。人們在這裡不會覺得陌生，在那世界的不幸時刻，一個自由的、獨立的人在這裡會覺得比在他自己的祖國更有歸家之感。一直到夜裡，我還在蘇黎世的大街上和湖邊徜徉了好幾個小時。萬家燈火顯出一派和平景象，這裡的人們還在過着泰然自若的寧靜生活。我想，在那些窗戶後面不會有躺在床上失眠和想唸著自己兒子的婦女。我沒有見到傷員、殘疾人和那些明天或後天要被裝上列車的年輕士兵——我覺得，在這裡更有理由生活下去，人還沒有被扭曲，而在我那個進行戰爭的國家裡，生活已經成為一種恐懼，簡直是一種負擔。
但是我覺得，最要緊的事，不是討論我的劇本上演問題，也不是和瑞士朋友與外國朋友會面。而是要見到羅曼·羅蘭，我知道他會使我變得更堅定、更清醒、更積極，因此我要去會見他，向他表示感謝，感謝他在我心情孤獨的最痛苦的日子裡，所給予我的友誼和鼓勵。我的第一個日程安排必須是去找他，於是我立刻前往日內瓦，應該說，象我們這樣的“敵人”現在是處在相當複雜的境地。可想而知，交戰國的政府是不願意看到本國的公民在中立地區和敵國的另一些公民進行私人往來的。但是另一方面這又無法用法律禁止。從來沒有一條法律規定見個面就可以課以刑罰。唯有商業性的往來，所謂“和敵人通商”才是禁止的，並且和叛國罪相提並論，為了不致曲于最輕微地觸犯這一禁令而使自己蒙受嫌疑。我們這兩個朋友甚至在原則上避免互相敬煙，因為我們無疑是被無數的密探不斷監視着。為了避免做賊心虛或者圖謀不軌的任何嫌凝，我們這些國際友人選擇了最簡單的方法：即完全公開的方法。我們相互寫信不用假地址，也不用留局待領的渠道，我們決不在夜裡偷偷互訪，而是一起橫穿大街，公開坐在咖啡館裡。所以我在到達日內瓦後，也就立刻向旅館樓下門房報上全名，並聲言我是來找羅曼·羅蘭先生的，因為如果德國或法國的通訊社能夠報道出我是誰和我拜訪的誰，豈不更好。而在我們看來，兩個老朋友並不因為恰巧各自屬於不同的國家而在戰爭期間偶然相遇時突然彼此迴避，完全是合情合理的。我們覺得我們沒有必要因為世界變得荒誕而自己也隨之變得乖戾。
我終於站在他的房間裡——我几乎覺得，好象就是他在巴黎的那間房間。象當年一樣，桌面上和扶手椅上堆放著各種書籍。寫字檯上攤滿雜誌、函件和紙張，那是一間簡樸的工作室，宛若修道士的隱居室，但它卻與全世界有着聯繫，不管他到哪裡，他都要按照自己的習慣把房間改成這種樣子。我霎時間忘了問候的話，只是彼此握了握手——這是我幾年來第一隻可以重新相握的法國人的手；羅曼·羅蘭是我三年以來與之交談的第一個法國人。但正是在這三年中，我們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接近。我用外語談的話要比我同自己祖國的任何人都要談得知已和坦率。我心裡完全意識到，站在我面前的這位朋友是我們當時世界上最重要的人物，和我交談的人代表着歐洲的良知。只有在那時我才認識到他在為促進彼此諒解而獻身的偉大事業中正在做和已經做過的一切。他日日夜夜地工作，卻始終是單獨一人，沒有助手，沒有秘書；他要密切注視各國的動向，和無數向他請教公益事務的人保持通訊聯繫。他每天要寫許多頁日記，在那個時代，沒有一個人象他那樣有這種要親自記載歷史時代的責任感，並認為這是向後代應作的交代。可是那些日記今天又在哪裡呢？那些親筆寫下的無數日記本總有一天會全面揭開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道德和思想上的各種矛盾衝突。他同時還要發表自己的文章，那些文章每一篇都在當時引起強烈的國際反響。他還正在創作自己的長篇小說《格萊昂波》——這一切就是他自己承擔起的巨大責任，是他一生中本着犧牲精神、不遺餘力、孜孜不倦所作的貢獻。在那人類的瘋狂年代，他處處為伸張正義和人性作出表率。他沒有一封信不答覆，沒有一本關於時代問題的小冊子不讀；這位身體虛弱、健康狀況正受到嚴重威脅的人，只能輕聲說話，同時還要不斷抑制輕微的咳嗽。當時他不戴圍巾就無法穿過通道，而稍走快一點，就得走一步停一步。可就是這樣一位體弱而又堅韌的人在當時貢獻了難以置信的巨大力量，任何攻訐都不能使他動搖。他毫無畏懼地、清醒地注視着那動亂的世界。我在一個活着的人身上看到了另一種英雄主義，即那種有思想的英雄主義有道德的英雄主義。即便在我寫的那本羅曼·羅蘭傳中我也未能把那種英雄主義充分描寫出來（因為人總是不大好意思把活着的人讚美得過分）。當我看到他住在那麼狹窄的一間斗室裡，從那裡向世界各地射出看不見的、使人振奮的光芒，我真是深為所動，好象我的靈魂受到了“淨化”——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從那以後我深感到、而且現在確實知道：當時羅曼·羅蘭通過自己單槍匹馬或者說几乎是單槍匹馬地向千百萬人的那種喪失理智的仇恨所作鬥爭而產生的使人振作的鼓舞力量是無法估計的，只有我們——那個時代的見證人才懂得他的一生和他的堪稱表率的不屈不撓在當時意味着什麼。染上了狂犬病的歐洲正是由於他才保存了自己的道義和良知。
在那天下午和後來幾天的一系列交談中，我覺得他所有的話都含着一種輕微的悲哀，就象和里爾克談到那次戰爭時就會感到悲哀一樣。他對那些政治家，對那些為了自己民族酌虛榮而不顧犧牲他國無數生命的人深感憤慨。但對那些連自己都不明自為何（實際上是毫無意義）受難和死去的蕓蕓眾生總是寄予同情。他把列寧的電報拿給我看，那封電報是列寧在離開瑞士之前從那輛遭到無數非儀的封閉的列車上發來的。列寧懇請他一起到俄國去，因為他清楚地知道，羅曼·羅蘭的道德威望對他的事業曾是多麼重要。可是羅曼·羅蘭始終堅持不參加任何組織，而只以個人身分、不受任何約束地為自己願意獻身的共同事業儘力。所以，正如他不要求別人服從他的思想一樣，他也不願意自己有任何約束。他認為，愛戴他的人自己也應該是始終不受束縛的。而他則要以這個獨一無二的例子來說明：人怎樣才能永遠保持自由和即使是在冒天下之大不韙的情況下也能忠於自己的信念。
我在日內瓦的第一個晚上就碰上了那一小群團結在兩家獨立小報《報頁》①和《明天》周圍的法國人和其他外國人。他們是皮埃爾—讓·茹弗②，雷內·阿科斯，弗朗斯·馬塞雷爾。我們很快就成了知心朋友，速度之快在平時也只有青年人結成友誼時才會有的。不過，我們僅憑直覺也都能感到我們的生活將會有一個嶄新的開端。由於受愛國主義的迷惑，從前的老朋友，大多數中斷了關係。人是需要新朋友的。而當我們站在同一條戰線，在同一個思想塹壕裡反對共同的敵人時，那種充滿激情的同志情誼在我們中間油然而生；二十四小時以後我們互相已變得如此信任，好象我們已經認識多年似的。並且已經象通常那樣用親切的“你”來彼此相稱。我們——“為數不多、極少歡愉、象一群兄弟似的”我們——心裡都明白，這種冒着個人風險的聚會是夠大膽的；我們知道，在離我們這裡相距五小時路程的地方，每一個德國人正窺視着一個法國人，而每一個法國人也正窺視着一個德國人，隨時準備用刺刀或者用手榴彈把對方戳倒在地或炸得粉身碎骨，從而使自己得到嘉獎，雙方都有千百萬人在做着這樣的美夢：把對方從地球上徹底消滅掉：“敵對雙方”的報紙只會互相攻擊謾罵。在這千百萬人中間，僅有為數極少的人，那就是我們，不僅和和氣氣地坐在同一張桌子旁，而且懷着最誠摯的，甚至可以說懷着一種有意識熱烈的兄弟情誼交談着。我們知道，我們這樣做是完全違反官方的一切規定和命令。我們這樣直率地顯示我們的友誼，把自己和祖國對立起來，使自己陷于危險的境地；但正是這種冒險行為使我們處于一種几乎是亢奮的狀態。我們不僅甘冒風險，並且還要享受冒險的樂趣，因為這種冒險行為，就足已顯示出我們抗議的真正份量。所以我甚至和皮埃爾—讓·茹弗一起在蘇黎世舉行了一次公開朗誦會反戰立場，一九二四年皈依天主教，成為虜誠的教徒，代表作有詩集《血汗集》等。（這在戰爭期間可謂是一件奇聞）——他用法語朗誦他的詩作，我用德語朗誦我的《耶利米》中的片斷——我們正是用這種公開攤牌的方法來表示我們在這一局大膽的牌戲中是十分嚴肅認真的。我們領事館和大使館裡的那些人物對這些舉動有什麼想法，我們毫不理會，縱然我們這樣幹就象科爾特斯②似的是一種破釜沉舟的做法。因為在我們心靈深處十分清楚：“叛徒”不是我們，而是那些在這意外時刻背叛了作家的人類使命的人。而那些年輕的法國人和比利時人，他們有着何等英雄氣概呵！那個弗朗斯·馬塞雷爾向我們展示了自己創作的反對戰爭恐怖的版畫，那些令人難忘的黑自相間的版畫所表現的慷慨激昂的憤懣感情，即使和戈雅③的《戰爭的災難》相比，也毫不遜色。馬塞雷爾用他的畫筆把那次戰爭永載史冊。
①此報法語原名是 LaFeluile. ②皮埃爾一讓·茹弗（Pierre-JeanJouve，一八八七——一九七六），法國詩人，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旅居日內瓦，和羅曼·羅蘭交往頻繁，堅持人道主義的
②埃爾南·科爾特斯（Hernan Cortez ，一四八五——一五四七）西班牙軍官和殖民者，一五○四年航海至聖多明各島，一五一九年在聖胡安·德·烏盧阿，（SanJuandeUltia）登陸後，焚燬所乘船隻，以示背水一戰，長驅直入，征服墨西哥。
③弗朗西斯科·何塞·戈雅（FranciscoJoseGoya ，一七四六——一八二六），西班牙傑出畫家，拿破崙入侵西班牙時創作了以法國士兵槍殺西班牙起義者為題材的《戰爭的災難》銅版組畫。
這位剛毅的男子漢孜孜不倦地日日夜夜用無聲木頭雕刻出新的人物形象和畫面，在他那間狹窄的居室和廚房裡堆滿木版，不過，每天早晨《報頁》所登載的他的版畫，控訴的並不是某個特定國家，而只控訴我們共同的敵人：戰爭。我們曾夢想：有人從飛機上把這些任何人甚至文盲都看得懂的、用悲慘的畫面憤怒譴責戰爭的版畫投向城市和軍隊，而不是投下炸彈；我甚至深信，那種譴責可能會事先撲滅戰火。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那些版畫只登在《報頁》那張小報上，而它的發行範圍几乎超不出日內瓦。我們所談論的和企圖做的一切都閉鎖在那個瑞士的狹小方圓地內，而且要想起到作用，也已為時太晚。在我們心裡，誰都明白：我們對那些軍事參謀部和政府機構所形成的龐大機器是無能為力的。他們之所以不迫害我們，也許正因為我們不會對他們構成危險。我們的言論始終是毫無聲息的，我們的影響也始終不能得以發揮。但是正因為我們知道我們人數十分之少，處境十分孤立，所以我們才肝膽相照，緊緊地團結在一起。我在成年之後，還從未體驗過象日內瓦那個時候的熱烈的友誼。我們彼此的聯繫後來一直保持了好長時間。
從心理學和歷史的角度來看（不是從藝術家的角度來看），在那一群人中間最值得注意的角色是昂利·吉爾波，在我看來，他比他們中間任何一個人都更令人信服地證實了這樣一條顛撲不破的歷史規律：在天翻地覆的突變時期，尤其是在戰爭或革命的年代，勇氣和冒險精神在短時期內往往會比一個人的內在信念和剛直不阿更起作用，比一個人的品格和堅貞更有決定性的意義。每當時代的浪潮滾滾向前和洶湧翻騰的時候，那些善於毫不猶豫地趕上時代潮流的人總是令人十分矚目。就象許多曇花一現的人物一樣，時代的浪潮曾把當時的貝拉·庫恩①和庫特·艾斯納②推舉到他們的才智不能勝任的地步！吉爾波——這個有着一雙機靈而不安的灰色眼睛和金黃色的頭髮、瘦弱而又能說會道的小個子男人，本身也並非有才華。儘管他是一個几乎早在十年前就把我的詩譯成法語的人，但是我還不得不誠實地說，他的文學才能並不佳。他的語言表達能力沒有超出一般的水平，各方面素養都不深。由於一種糟糕的稟性，他是屬於那些對無論什麼事都要“反對”一通的人。他只是覺得，如果他能象一個真正的浪人那樣到處尋釁，去碰碰任何一個比自己強的人，那就是一種樂趣。儘管從本質上來說他是一個好心腸的小伙子。在戰前的巴黎他就已經不斷和文學界的某些人物進行論戰，反對某些思潮，然後又參加激進的黨派，而他覺得沒有一個黨派稱得上激進。現在，他終於作為一個反軍國主義者，突然在戰爭中找到了一個巨大的對手：世界大戰。當大多數人恐懼和膽怯的時候，他卻以大膽與勇猛投入鬥爭，這使他在那世界性的關鍵時刻顯得十分重要，甚至不可缺少。恰恰是使別人生畏的事深深地吸引着他，那就是：冒險。別人不敢於的事他一個人卻幹了許多，這樣就使這個本來並不重要的耍弄筆墨的人突然變得非常了不起，把他的寫作和戰鬥能力誇大到超出自身的水平——這是一種不尋常的現象。這種現象同樣可以在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吉倫特③派的小律師和小法學家身上看到。當其他人保持沉默，當我們自己躊躇猶豫和謹小慎微地在考慮做什麼和不做什麼的時候，他卻斷然幹了起來。而吉爾波留下的不朽功績，則是他創辦和主持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唯一的一傢具有重要思想意義的反戰刊物《明日》。這是每一個要想真正瞭解那個時代各種思潮的人都必須查閲的文獻。他辦了一件我們正需要的事情：在戰爭中提供一個國際主義的、超國家的討論中心。羅曼·羅蘭給他的支持對這份刊物起着決定性的作用，因為羅曼·羅蘭憑藉自己的聲望和他的人事關係，為他從歐洲、美洲和印度請來編輯人員；另一方面，當時正在流亡的俄國革命者——列寧、托洛斯基和盧那察爾斯基對吉爾波的激進立場也寄予信任，並且定期為《明日》撰稿。所以有十二個月或者二十個月之久，世界上沒有一份比它更令人感興趣的刊物，倘若這份刊物能夠存在到戰後，說不定它會對公眾輿論起到決定性的影響呢。吉爾波在瑞士還同時代表着法國的那些激進小組，因為克雷孟梭不准他們在法國發表言論。他在著名的昆塔爾④和齊美爾瓦爾得代表會議⑤上，扮演了一個歷史性的角色。堅持國際主義的社會黨人在這兩次代表會議上和那些蛻變成愛國主義者的社會黨人進行了決裂。整個戰爭期間，在巴黎的政界和軍界中，沒有一個法國人，甚至連那個在俄國成為布爾什維克的沙杜爾上尉⑥也都沒有象這個矮小的金黃頭髮的小個子那樣讓人懼怕和憎恨。最後，法國情報局蓄意陷害他的陰謀終於得逞。他們在伯爾尼的一家旅館裡，從一個德國情報人員的房間裡偷走一些吸墨紙和若干份《明日》。這些東西無非說明，德國的某些地方曾訂閲了若干份《明日》，——這一事實本身是無罪的，由於德國人的一絲不苟的精神，看來這幾份《明白》是為不同的圖書館和政府機構訂閲的。然而，巴黎方面卻從此得到了足夠的藉口，把吉爾波說成是德國收買的一個煽動者，並且對他進行起訴。他被缺席判處死刑——這完全是非法的，正如後來的事實所證朗：十年之後在一次複審中被撤消了。但是在案件發生以後不久，由於他的偏激和極端行為——這種行為也漸漸地危及到羅曼·羅蘭和我們大家，——他和瑞士當局發生了衝突，他被逮捕並受到監禁。一直到列寧用筆一揮，把他改成俄國公民，乘坐第二趟封閉的列車到達莫斯科，才算把他救出來，因為列寧個人對他頗有好感並且感謝他在最困難的時候曾給予的幫助。應該說，這時他可以真正發揮自己的創造性才能了。因為一個真正的革命者所應具備的全部功績：坐牢、被缺席判處死刑——他全經歷過了，所以對他來說，莫斯科是他第二次大顯身手的地方。正如他在日內瓦是通過羅曼·羅蘭的幫助一樣，他在莫斯科是仰仗列寧對他的信任，才能在建設俄國時有革命的影響下成為共產主義思想的擁護者，加入了俄共（布）法國支部，並作為志願兵參加了紅軍。他曾在報刊上發表文章；強烈抗議協約國帝國主義者對蘇維埃俄國的干涉，並在侵佔烏克蘭南部的法國軍隊中進行革命宣傳。他是共產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參加者。因進行革命活動被法國軍事法庭缺席宣判死刑，但返回法國後於一九二四年被宣告無罪。
①貝拉·庫恩（B élaKun ，一八八六——一九三九），匈牙利共產黨的創始人和領導人之一。一九一九年是匈牙利蘇維埃政府領導人之一，該政權被顛覆後，流亡奧地利，後到俄國。一九二一年起在烏位爾擔任黨的領導工作，歷任全俄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委員，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委員。
②庫特·艾斯納（KurtEisaer，一八六七——一九一九），德國新聞記者，巴伐利亞社會黨領導人。
③法國大革命時期共和主義者的溫和派。
④昆塔爾代表會議，即國際社會黨人第二次代表會議，一九一六年四月二十四日——三十日在瑞士昆塔爾村舉行。列寧參加了這次會議。
⑤齊美爾瓦爾得代表會議，即國際社會黨人第一次代表會議，于一九一五年九月五日——八日在瑞士齊美爾瓦爾得舉行。參加會議的有德、法、俄、意、荷等十一個國家的三十八名代表。列寧代表布爾什維克黨出席了這次會議。會議通過的宣言，承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帝國主義性質，並譴責了社會沙文主義和“保衛祖國”的口號。
⑥雅克·沙杜爾（JacguesSadoul ，一八八一——一九五六），法國軍官，法國社會黨黨員，一九一七年作為法國軍事使團成員被派住俄國。
所作為。而在其他人中間，几乎沒有一個人由於自己在戰時砌大膽立場而指望在戰後的法國議會裡和公職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因為所有那些激進的小組都把他看作是一個真正有作為、有勇氣的人，一個天生的領導人。但實際證明，吉爾波根本不是一個具備領導素質的人，而且象許多戰時作家和革命政治家一樣，僅僅是一個來去匆匆的時代的產兒，而且，凡是與自己的才能不相稱的人物，在經過突然的陞遷之後，最終還是要垮台的。吉爾波，這個不可救藥的論戰者，在俄國也象在他當年的巴黎一樣，惹是生非，爭吵不休，虛擲了自己的才幹，終於漸漸地也和那些曾經尊敬過他的勇氣的人閙翻，其中首先是列寧，然後是巴比塞和羅曼·羅蘭，最後是我們大家。正如他開始時一樣，他在晚年只寫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小冊子和無足輕重的爭論文章。在他被赦免以後不久，他就在巴黎的一隅無聲無息地死去了。這位在戰爭中最勇敢、最大膽的反戰爭者若能懂得充分利用時代賦予他的機遇，那麼他很可能成為我們那個時代的偉人之一，但他如今卻已全然被人忘卻，我也許是最後幾個還沒有把他完全拋之腦後的人之一，因為我們對他在戰時創辦了《明日》一事仍懷着感激之情。
幾天以後，我從日內瓦返回蘇黎世，開始商談我的劇本排演問題。這座城市位於蘇黎世湖畔和群山的濃蔭之下，由於它的優美環境，我格外喜愛它，當然也由於它的高雅而又略顯保守的文化。不過，由於和平綠洲瑞士正處于交戰國的包圍之中，所以蘇黎世也就不再那麼安寧了。它成了歐洲最重要的不夜城，是各種思想運動的會集地，當然也是所有唯利是圖曲生意人、投機商、間諜和宣傳鼓動人員最理想的集中地點。
由於他們突然之間看中了這座城市，使當地的居民對他們抱著十分正當的懷疑態度……在飯館和咖啡館裡，在有軌電車和馬路上，到處都能聽得到各種語言。到處都能碰上自己喜歡的和不喜歡的熟人，並且頓時陷入無休止的激烈爭論之中，不管你願意不願意。因為所有這些被命運衝到這裡來的人都和戰爭的結局休戚相關，這些人有的肩負着自己政府的使命，有的則是受到自己政府的迫害和斥罵。但不管是誰，每個人都脫離了自己原來的生活，被拋到這裡來碰運氣。由於他們所有的人在這裡都沒有自己的家，所以就始終和同伴們相處在一起。而且因為他們對軍事和政治事件沒有任何影響力，所以他們可以日日夜夜地爭論不停。這種紙上談兵的熱烈討論既使人興奮，也使人疲勞。當一個人在自己家里長年累月閉着嘴不說話，他就愛喋喋不休地講話。當一個人第一次重新獲得可以進行不受檢查地思考和寫作的權利以後，他就會迫不及待地去寫，去發表文章；每個人，甚至連才氣平平的人物——例如我說的那個吉爾波——也會竭盡全力。他們的興趣之濃是空前絶後的。操各種語言、抱著各色各樣觀點立場的作家和政治家，都彙集在這裡。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阿爾弗雷德·赫爾曼·弗裡德①在這裡出版他的《和平瞭望台》，前普魯士軍官弗裡茨·馮·翁魯②在這裡向我們朗誦他的劇本。萊昂哈德·弗朗克①創作了他的激動人心的短篇小說集《人是善良的》，安德雷阿斯·拉茨科②的《戰爭中的人們》在這裡轟動一時。弗朗茨·韋爾弗爾曾到這裡來朗誦他的作品；我在當年卡薩諾瓦和歌德曾經下榻過的古老的施韋德旅館裡遇到過各國人士。我見到過俄國人，他們後來在革命中都嶄露頭角，可是我從來不知道他們的真實姓名。我見到過意大利人、意大利的天主教教士和強硬派的社會黨人以及主戰的德國社會黨人。和我們站在一起的瑞士人中間，有大名鼎鼎的萊昂哈德·粒加茨神甫③和作家羅貝爾·費齊④。我在法語書店裡還遇到過我的譯者保羅·奠裡斯。我在音樂廳裡見到過指揮家奧斯卡·弗裡德⑤——在那裡什麼人都能碰上，但都來去匆匆。你在那裡可以聽到各式各樣的見解，有最荒唐的，也有最理性的。有的人唉聲嘆氣，有的人興高彩烈。各種雜誌紛紛創刊，各種論戰不斷激起。新的矛盾產主，舊的矛盾加劇。各種小團體，有的正在組織，有的正在解散；我在蘇黎世度過的那些日子裡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在那些夜晚（因為人們一直要談論到貝萊菲咖啡館或奧德翁咖啡館的燈光熄滅為止，有的人還常常在此之後走進別人的寓所去繼續談論），所見到的人是如此紛雜，所聽到的意見是如此莫衷一是，氣氛之熱烈，精神之集中，是我以後再也沒有見到過的。在這樣一個使人入迷的世界裡，再也沒有一個人會去注意湖光山色和它們的一派恬靜的和平景象。大家都在報紙、新聞、謡言和各種分歧的爭論中度過時日。奇怪的是：大家在這裡雖然只是在精神上經歷着那次戰爭，可是都覺得比在進行戰爭的祖國感受更深切，因為在這裡似乎能更客觀地看待戰爭，它完全擺脫了由勝利或失敗所帶來的民族利害關係。這裡的人已不再用政治的眼光看待戰爭，而是從全歐洲的眼光看待戰爭，把戰爭視為是殘酷的暴力事件，它所改變的，不僅僅是地圖上的幾條邊界線，而是世界的形式和未來。
①阿爾弗雷德·赫爾曼·弗裡德（Alfred Herman Fried ，一八六四——一九二一），奧地利著名新聞工作者，一九一一年獲諾貝爾和平獎，一九一四年在蘇黎世出版《和平瞭望台》（Friedenswarte ）。
②弗裡茨·馮·翁魯（FritzvonUnruh ，一八八五——一九七○），德國劇作家，出身高級軍官家庭，代表作有詩劇《決定之前》（Vor der Entscheidung）悲劇《血族》（Ein Geschlecht）等，作品強烈譴責戰爭。
①萊昂哈德·弗朗克（LeonhardFrank ，一八八二——一九六一），德國反法西斯進步作家，代表作有反戰短篇小說集《人是善良的》（DerMenschistgut ）等。
②安德雷阿斯·拉茨科（AndreasLatzko ，一八七九——一九四三），奧地利劇作家和小說家，代表作有一九一七年發表的反戰短篇小說集《戰爭中的人們》（MenscbenimKrieg）等。
③萊昂哈德·拉加茨（LeonhardRagaz ，一八六八——一九四五），瑞士新教神學家，蘇黎世教義神學教授，後從事工人居住區的教育工作，一九一三年起為社會民主黨人，一九一八年後為國際和平運動領袖之一。
④羅貝爾·費齊（RobertFsesi ，一八八三——一九七二），瑞士日耳曼學家和作家，一九二二——一九五三在蘇黎世任德語文學教授，除從事文學史研究外，著有戲劇、小說、抒情詩等。
⑤奧斯卡·弗裡德（OskarFried，一八七一——一九四一），德國作曲家和指揮家。
在這些人中間最使我感動的是那些沒有祖國的人，或者說比祖國還要不幸的人，即是說，他們不是沒有祖國，而是有兩三個祖國，他們自己心裡也不知道究竟是屬於哪個國家——彷彿當時我就已感到自己的命運似的。在奧德翁咖啡館的一角，常常有一個蓄着褐色小鬍子的青年男子獨自坐在那裡。
一雙有神的眼睛，戴着一副鏡片很厚的眼鏡，非常引人注目。有人告訴我說，他是一位非常有才華的英國作家。當我幾天以後和這位詹姆斯·喬伊斯認識時，他卻非常幹脆他講他和英國沒有任何關係，他是愛爾蘭人。他雖然用英語寫作，但他的思想不是英國式的，而且也不願意有英國式的思想，——他當時對我講：“我要用一種超越一切語言的語言，即一種所有語言都為它服務的語言進行寫作。英語不能完全表達我的思想，因而我不受傳統的約束”。①這些話我沒有完在明白？因為我不知道他當時已經在寫作《尤利西斯》；他只把他的《青年藝術家的肖像》那本書借給我看過，那是他僅存的一本樣書，他還把自己的劇本《流亡者》借給我看，我當時甚至想把那劇本翻譯出來哩，為的是能對他有所幫助。我認識他的時間越長，我越對他的非凡的語言知識不勝驚奇，想必在他的電燈光下簡直象瓷器一樣光滑的圓而凸的前額後西裝着全部習語的全部語彙，他用十分嫻熟的技巧把所有的詞語錯綜複雜地交織在一起。有一回，他問我，《青年藝術家的肖像》裡的一句很難的句子該怎樣譯成德語。我們一起試着用意大利語和法語才把那句子譯出來。他的小說的每一句話都是由習語中的四五個詞隨意組成的，甚至包括方言土語，而他對於那些詞的色彩和含義輕重的細微差別都瞭如指掌。在他身上好象總有那麼一點辛茹苦酸，但我相信，正是這種多愁善感使他內心產生激情和創作力量。他對都柏林、對英國、對某些人物的厭惡情緒已成為他心中的動力能量，並且事實上已在他的創作中釋放出來。不過，看起來他好象喜歡自己那副不動感情的容貌，我從未見他笑過，或者說高興過。在他身上好象總有一股摸不透的力量，每當我在街上看見他時，他總是緊閉着狹窄的雙唇，邁着快步，好象正在向某個目標趕去似的。這時候我就會比在我們談話時更強烈地感覺到他的那種離群索居的性格內心的孤獨。所以我後來一點也不奇怪：那部充滿孤獨感和一切沒有任何聯繫、象流星似地墜入我們這個時代的作品是他寫的。
①詹姆斯·喬伊斯（JamesJoyce，一八八二——一九四一），是現代派小說的先驅，除了廣泛運用“意識流”創作手法外，在遣詞造句方面刻意求新，用他自己獨創的夢幻語言來寫夢幻文學，他不僅把英語單詞拆散，重新組成為混合詞，而且以多種方式使用多種語言，常常屏棄標點符號，用聲音來表現印象，例如在長篇小說《為芬尼根守靈》中，“雷擊”一詞是用一百個字母拼寫而成的，把十八種語言紛然雜陳，不斷進行自由組合，藉以象徵隆隆不絶之聲，這種混雜的語言使他的作品晦澀難懂。
在兩個國家之間過着兩棲生活的人中，還有另一個人，他就是費魯喬·布索尼。他在意大利出身和受教育，卻選擇了德國人的生活方式。他是我從青年時代起最喜歡的鋼琴演奏家。當他在鋼琴旁演奏時，他的眼睛就會射出那種奇妙的若有所思的光芒。而他的雙手卻在下面輕鬆地彈奏出音樂，表現出盡善盡美的技藝；上面那個全神貫注、漂亮的腦袋微微向後昂着，正在如醉若痴地傾聽自己演奏的音樂，好象完全處在出神入化的境界。我曾在音樂廳裡象着了魔似地不斷去看他的那張神采煥發的臉，同時，他的琴聲使我全身陶醉，那琴聲宛若微微泛起的波浪，但又象銀鈴般的清澈。而在這裡，我又重新看到了他，他的頭髮已經灰白，眼睛流露着悲哀的神情。他有一次問我：“我該屬於哪一方呢？當我夜間做完夢醒來時，我知道我在夢裡說的是意大利語，可是當我後來寫作時，我是用德語進行思維。”是呀，他的學生已遍佈全世界——“也許現在這一個學生正在向另一個學生開槍”——當時他不敢再去創作自己原來那部作品——歌劇《浮士德博士》，因為他覺得自己心煩意亂。他只寫了一出音樂不多的短小獨幕劇，為的是排遣自己的煩悶，不過，在戰爭時期，烏雲是不會從他頭上消散的，我再也聽不到他那洪亮、悅耳的笑聲，而那笑聲我以前是非常歡喜的。有一天深夜我在火車站飯館的餐廳裡遇見他，他已經獨自喝了兩瓶葡萄酒。當我從他身邊走過時，他喊住了我。“麻醉一下吧！”他指着酒瓶說，“不是喝酒！不過，有時候一個人也必須自我麻醉一下，否則就受不了。音樂並不能始終使人處于陶醉狀態，而創作只有在良辰美景時才會光臨。”
不過，這種內心矛盾的狀態對阿爾薩斯人來說尤為痛苦，而在他們中間最最不幸的又要數象雷內·席克勒那樣的人。他們的心向着法國，可是用德語進行寫作。在他們的故土周圍戰火瀰漫，他們的心好似被一把刀剖成了兩半。有的人要把他們拉向右方，有的人要把他們拽向左邊，強迫他們要麼承認德國要麼承認法國，進行這種他們不可能做到的“非此即彼”的抉擇。他們象我們大家一樣，希望看到德國和法國如同兄弟，希望看到彼此的諒解，而不是敵視，因此他們為了這兩個國家備受痛苦。
同時在他們周圍還有着一群無所適從的人：那些混血兒和有一半血緣的人，和德國軍官結了婚的英國婦女、奧地利外交官的法國母親。有的家庭，一個兒子在這一邊服役而另一個兒子在那一邊服役，父母親盼望着來自天涯各一方的家信；有的家庭，僅有的一點家財在這裡被查抄，原有的職位在那裡丟失。所有這些家庭被拆得東分西散的人都到瑞士來避難，為的是避嫌疑，因為他們無論是在自己原來的祖國還是在新的故鄉都一樣遭受到嫌疑。這些心靈受到嚴重摧殘和折磨的人，為了怕使彼此難堪，而避免講任何一種語言。他們猶如幽靈一般，悄悄地行走。一個住在歐洲的人，越是把整個歐洲視為自己的故鄉，就越會被這個要砸爛歐洲的拳頭擊得粉碎。
在這期間，《耶利米》上演的日子已臨近。後來，演出獲得了巨大成功，《法蘭克福報》卻象告密者似的向德國發消息說，美國公使和幾個協約自的知名人士也觀看了演出，但這事並沒有使我非常不安。我們感覺到，戰爭現已進行到第三個年頭，德國內部越來越虛弱，反對魯登道夫一意孤行的繼續戰爭的政策，已不再象當初威風凜凜的作孽時刻那樣危險。到了一九一八年秋天，戰爭的結局必然就會分曉。不過，我可不想再在蘇黎世度過那等待的時間了。因為我的目光已漸漸地變得更清醒和更警覺。在我剛剛到達蘇黎世的最初熱情時刻，我原以為在所有這些和平主義者和反軍國主義者中間能找到真正的志同道合的人，找到確有決心為歐洲的和解而奮斗的戰士。但是不久我發現，在那些裝成流亡者和堅貞的殉道者中間混雜着一些陰暗的人物。他們是為德國諜報機關效勞的人，被收買來對每一個人進行偵探和監視的。任何人都會根據自己的經驗很快作出這樣的判斷：這個平靜而又守法的瑞士已被兩個陣營的秘密諜報人員象鼴鼠打洞似地破壞了。倒字紙簍的女傭、女接線員，形跡可疑、慢慢吞吞地在身邊服務的飯店招待，都在為一個敵國服務，甚至常常是同一個人為兩邊效勞。箱子被偷偷地撬開，吸墨紙被拍成照片，信件在郵途中不翼而飛，時髦俏麗的婦女們在旅館的大廳裡令人噁心地向一個男人微笑，一些熱心得出奇的和平主義者——我們從未聽人說起過他們——會突然登門拜訪，並請求在他們的聲明上簽名或者假惺惺地來素取那些“可信賴的”朋友們的地址。有一個“社會黨人”請我給拉紹德封①的工人們作一次報告，報酬高得令人生疑，而工人們對此卻一無所知。真是處處得小心提防。沒有多久，我終於發現，那些能夠看作絶對可靠的人是何其之少，更由於我不願捲入政治，所以我的交往也就愈來愈有限。何況，即使在那些可靠的人家裡，那種毫無結果的無休止的討論，以及那種激進主義者、自由派人士、無政府主義者、布爾什維克主義者和不問政治的人混雜一起的奇特現象，也使我感到無聊；我在那裡第一次學會了如何去正確觀察一個典型的職業革命家：他將永遠對與自己無關緊要的事情一味採取反對的態度，他覺得這樣就會抬高自己的地位，他將死守教條，因為他自己沒有任何立足點。所以，要是繼續留在那種喋喋不休的混亂環境裡，也就意味着會把自己的頭腦搞亂，同流合污，對自己信仰的道義力量失去信心。於是我和他們分道揚鑣了。事實上，在咖啡館裡策劃謀反的人沒有一個敢真正造反，在那些臨時湊在一起的世界政治家中，當真正需要政治的時候，卻沒有一個懂得搞政治。好不容易到了開始戰後建設的時候——這當然應該得到肯定——可他們還是抱著那種吹毛求疵、牢騷滿腹的否定態度，正如當年的反戰作家只有很少幾個人還能在戰後寫出一部重要作品一樣。一個使他們熱衷于搞創作、搞政治和爭論不休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戰爭一旦結束，反戰運動也隨之結束。由那些令人注目、有才華的人所形成的整個反戰階層也就俏然煙消雲散了，每一個小團體當然也不復存在，因為他們是由於一時相同的處境，而不是由於共同理想而組成的。
①拉紹德封（La Chaux de Fonds ），瑞士西部汝拉山中一小鎮。
我在離蘇黎世約半小時路程的呂施利孔替自己找了一個恰當的地方——一家小旅館，從呂施利孔的山丘上能眺望到整個蘇黎世湖，只是顯得又小又遠，還能望見城裡的塔樓。我在這裡只需要會見我自己請來的真正朋友，他們是羅曼·羅蘭和馬塞雷爾。我能在這裡干自己的工作，充分利用無情消逝的時間。美國的參戰，使所有那些被矇住了眼睛和耳朵被本國的大話震聾了的人頓時猛醒，感覺到德國的失敗不可避免；當德國的皇帝突然宣佈說，從現在起他要實施“民主”時，我們知道事態已非常嚴重。我坦白地承認，我們奧地利人儘管和德國人語言和思想感情相通，但也變得不耐煩起來，巴不得那已經變成不可避免的事快快到來。曾經發誓要戰鬥到最後一息的威廉皇帝終於逃亡出國了。為了自己的“勝利和平”而葬送了千百萬人生命的魯登道夫也戴上墨鏡偷偷溜到了瑞典。但那一天卻給我們帶來許多寬慰。因為我們——當時全世界的人也和我們一樣——相信隨着這次戰爭的結束，戰爭永遠結束了。蹂躪我們這個世界的野獸都已被制服或者統統被殺死了。我們相信威爾遜①的偉大綱領，就好象完全是我們自己的綱領似的。當俄國革命還在以人道和理想主義的思想歡慶自己蜜月的日子裡，我們彷彿看到了曚曚的曙光。我現在知道我們那時很傻。不過不僅是我們傻。凡是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都會記得：所有城市的街道上都用雷鳴般的歡呼聲來迎接威爾遜，把他當成會給全世界帶來福音的救世主；也都會記得：敵對雙方的士兵互相擁抱和親吻的情景；在那和平的最初日子裡，歐洲人表現出空前的深信不疑的心情。因為現在地球上終於有了空間去建立那個早就盼望着的正義和博愛的王國，我們夢想著當時就建立共同的歐洲，不然，就要永遠失去時機了。我們曾度過的地獄般的生活業已過去，我們還有什麼可害怕的呢？一個新的世界已經開始。而正由於我們年輕，我們心裡想：這將是我們的世界，一個我們夢想過的世界，一個更美好、更人道的世界。
①托馬斯·伍德羅·威爾遜（Thomas Woodrow Wilson ，一八五六——一九二四），美國第二十八屆總統，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提出“十四點原則”作為對同盟國媾和的基礎。
上一章
阅读进度：在歐洲的心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