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

為思想上的團結而奮鬥

　　然而隱居到郊區也沒有用。氣氛仍然是壓抑的。從而使我意識到，在對方粗野咒罵的時候，僅僅採取消極態度、不參與其事是不夠的。再說，我畢竟是作家呀，只要在一個有審查制度的時代被允許的範圍之內，我就得說話，而且也有責任表示自己的信念。我試着這樣做了。我寫了一篇文章，題名為《致外國的朋友們》，在文章裡，我和另一些人的仇恨宣傳截然不同，公開表示，為了一有機會就與所有在外國的朋友們一起為重建歐洲文化而工作，即使現在還不可能取得聯繫，我也將保持着對他們的忠誠。我把這篇文章寄給了一家當時讀者最多的德國報紙——《柏林日報》。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它竟然不加刪節毫不猶豫地將全文刊登出來。只有那一句活——“不管勝利屬於誰”——成了審查制度的犧牲品，因為哪怕只要稍微懷疑一下德國在那次世界大戰中必然勝利，在當時也是絶不允許的。不過，即使沒有這種限制，那篇文章也已給我招來若干封超愛國者們的憤怒信件，他們說，他們不理解我怎麼能在這樣的時刻和那些卑鄙下流的敵人為伍。這並沒有使我非常傷心。我一生中從未有過要求別人皈依我的信念的企圖。能夠把這種信念表示出來，而且是清楚明白地表示出來，我就滿足了。

 

　　十四天之後，我几乎已經把那篇文章忘卻了，忽然收到一封貼著瑞士郵票、並蓋有經過檢查印記的信，從熟悉的筆跡來看，我就知道是羅曼·羅蘭的信。他肯定唸過了我寫的那篇文章，因為他在信中寫道：“不，我永遠不離開我的朋友們。”我立刻明自了，這寥寥幾行字是試圖證實一下，在戰爭期間和一個奧地利的朋友建立通信聯繫是不是可能。我很快給他寫了回信，從此我們就互相按時通信，這種通信後來繼續了二十五年之久，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比第一次世界大戰更殘暴——中斷了國與國之間的任何聯繫時為止。

 

　　看到那封信，是我一生中巨大的幸福時刻之一：它象一隻白鴿從住着亂吼、亂踩、瘋狂獸群的諾亞方舟飛來。我不再感到孤獨，而終於又和相同思想的人聯繫在一起。我覺得我受到羅曼·羅蘭泰然自若的堅強意志的鼓舞。

 

　　因為我知道羅曼·羅蘭在國界的那一邊是怎樣非凡地保持着自己的人性！他找到了唯一正確的道路，這條道路是詩人在那樣的時代，一個作家應該選擇那樣的道路：不參與破壞、殘殺，而是以沃爾特·惠特曼為偉大榜樣——惠特曼在美國南北戰爭時期曾做過男護士——參加援助與人道工作。羅曼·羅蘭住在瑞士，由於身體時好時壞，不能參加任何戰地工作戰爭爆發時，他立刻在日內瓦參加紅十字會，每天都在紅十字會擁擠不堪的房間裡做那件了不起的工作，後來，我曾在一篇題為《歐洲的心臟》的文章裡對他所作的工作公開表示感謝。在最初幾個星期殘酷的血戰之後，任何聯繫突然中斷，各個國家的家屬們都不知道他們的兒子、兄弟、父親是陣亡、是失蹤，還是被俘；他們不知道向誰去打聽，因為從“敵人”那裡是得不到任何消息的。有的人因不知道親人的命運而備受折磨。紅十字會就在那恐怖和殘酷的時刻承擔起這項至少可以減輕人類最大痛苦的任務。紅十字會設法從敵對國家那裡把被俘人的信件帶到故鄉。當然，籌建了數十年的這個組織沒有接受過如此廣的範圍和幾百萬人的問題。每日每時都得增加來幫助工作的志願人員。因為對家屬來說，那種痛苦的等待消息的生活，真是度日如年。每天寄來的信函，到一九一四年十二月底已達三萬件，於是，最後竟有一千二百人一起擠在日內瓦的小小的拉特博物館裡為處理和答覆每天的郵件而工作。在他們中間就有作家中最富於人性的羅曼·羅蘭，他沒有隻顧自己去搞自己的工作但是他也沒有忘記自己的另一種責任，藝術家的責任，即表示自己信念的責任，儘管這樣做，是對自己國家的一種抗拒，甚至是對正在進行俄爭的整個世界的反悖。一九一四年秋天，當大多數作家已經在仇恨中叫喊得聲嘶力竭並互相攻仟和辱罵時，他卻寫出了那篇值得記念的《超脫于混戰之上》的自白文章，他在文章中抨擊了國家之間精神上的仇恨，要求藝術家們即使在戰爭中也要主持正義與人道。當時，還沒有一篇別的文章象他這篇文章似的招來各種議論，並引起整個文學界的分裂：有的反對，有的贊成。

 

　　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不同的一點好處是：當時輿論還有力量，輿論還沒有被有組織的謊言，即“宣傳”所扼殺。人們還聽寫出來的話，這也是他們期待着想聽到的話。而到了一九三九年，沒有一個作家的話會起一丁點兒作用——不管是好，是壞。時至今日，還沒有一本書、一本小冊子、一篇文章、一首詩能打動群眾的心靈或直接影響他們的思想，但在一九一四年，一首象利騷的十四行詩《憎恨英國》，一項如“九十三名德國知識界人士”的愚蠢宣言，以及象羅蘭的《超脫于混戰之上》一篇八頁的文章，或者一部如巴比塞①的長篇小說《火線》，這些都可能成為當時的大事。當時世界的道德良心也沒有象今天這樣衰竭、乾涸，它會以幾百年來傳統信念的全部力量對任何公開的謊言、對任何踐踏國際公法和破壞人道主義的行為作出強烈反應。自從希特拉把謊言變成真理、把違反人道變成法律以來，象德國向中立的比利時進攻這樣違背公理的事，在今天几乎已不會再受到嚴厲譴責，可是在那個時候還能激起全世界的憤怒。槍殺卡維爾②護士，用魚雷炸沉“盧西塔尼亞號”③，都由於激起了道義上的普遍憤慨，而使當時德國受到的打擊比一次失敗的戰役還要沉重。在那個時候，人的耳朵與心靈還沒有被那些不斷從收音機裡傳出來的胡說八道的波浪淹沒，文豪、作家的講話絶不是無濟幹事的，恰恰相反，一個偉大文豪主動發表的宣言的影響比那些政治家們所有公開演說的影響要大上千倍。人們知道，政治家們的演說是針對時局的策略，是政治的需要，至多只有一半真話。那一代人相信文豪是代表純粹思想觀點的最優秀的公民，因此對於文豪的想法寄於無限的信任——當然，以後是非常失望。正因為軍人、官方機關知道文豪的這種威望，他們便企圖把一切有道德、有威望的人當作他們煽動宣傳的工具：他們應該聲明、表態、證實與發誓，一切非正義的壞事都在別人一方，一切正義、真理都屬於自己的國家。可是羅曼·羅蘭卻沒讓他們得逞。他認為自己的任務不是去進一步毒化用一切煽動手段製造的十分鬱悶的仇恨氣氛，而是相反，去淨化它。

 

　　①昂利·巴比塞（Henri Barbusse，一八七三——一九三五），法國著名作家和社會活動家。法共黨員。以寫詩開始文學生涯，第一本詩集《哭泣的女人》，以第一次世界大戰為題材的長篇小說《火線》是他的名作，使他于一九一六年獲龔古爾文學獎。他在一次大戰中持反軍國主義的革命立場，此後，在二三十年代反戰、反法西斯運動中起過重要作用。

 

　　②伊迪絲·卡維爾（Edith Cavel ，一八六五——一九一五），英國護士，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家喻戶曉的女英雄，由於在比利時協助協約國軍人出逃而被德國佔領當局處死。

 

　　③英國游輪，因運禁品和軍火，一九一五年五月被德國潛艇擊沉。

 

　　如果誰今天再去重讀那篇長達八頁的著名文章《超脫于混戰之上》，很可能不再理解它當時的廣泛影響：但是，如果用冷靜、清醒的頭腦去讀，那麼就會發現，羅曼·羅蘭在文章中，所說的一切其實是非常簡單的道理。然而那些話是在一個今天几乎無法再現的群眾精神發狂的時代說的。當那篇文章發表時，法國的超級愛國者們立刻叫喊起來，彷彿他們的手突然碰到了火紅的鐵塊。一夜之間，羅曼·羅蘭遭到了他最好的朋友們的抵制，書商們也不敢再把《約翰·克利斯朵夫》陳列到櫥窗裡，正需要用仇恨來刺激士兵的軍事當局已想出針對他的措施，小冊子一本接着一本出來了，提出的論點是：“在戰爭期間，祖國失去了人類所取得的一切。”不過，象往常一樣這種叫嚷無非證明了受到的打擊是沉重的。一場關於知識分子在戰爭中的態度問題的討論已無法阻擋，這個問題，已無可迴避地提到了每個知識分子的面前。

 

　　在我的這些回憶中，最使我感到遺憾的，莫過于羅曼·羅蘭在那幾年給我的信眼下不在我手裡；它們很可能在這次新的戰爭浩劫中被銷毀或者遺失，每想到此，我就覺得有一種沉重的責任感壓在身上。因為我非常喜歡他的作品，我認為，人們以後可能會把那些信件列入最美、最富人性的作品。那些作品是他當時偉大的心靈和熱情的洞察力的結晶。他是出於無限的同情和無比的憤慨給國界那邊的一位朋友——但從官方來說是“敵人”——寫那些信的。那些信件也許是在一個理智需要付出巨大代價、忠於自己的思想需要極大勇氣的時代中最深刻感人的道德紀錄。一個積極的建議不久便從我們這種友好的信札往返中產生出來：羅蘭倡議，應該將各個國家最重要的文化名人邀請到瑞士來，共同舉行一次會議，以便取得一個統一的、比較恰當的立場，甚至可以本着互相諒解的精神向全世界發表一份觀點一致的呼籲書，他說，他可以從瑞士邀請法國和外國的思想界名人參加，而我應該趁我們自己的和德國的作家和學者還沒有由於公開的仇視宣傳而喪失名譽時從奧地利進行試探。我立即開始投入工作。當時德國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是蓋爾哈特·霍普特曼。為了讓他在參加不參加會議的問題上不感到為難，我不想直接和他聯繫。於是我寫信給我們都認識的朋友瓦爾特·拉特瑙，請他私下詢問一下霍普特曼的意思。可是拉特瑙拒絶了——我也從未知道霍普特曼是否知道這件事——拉特瑙說，現在不是建立文學藝術界和平的時候。這樣，我的努力也就徹底失敗了。因為當時托馬斯·曼是站在另一個陣營，並且剛剛在一篇論述弗裡德里希大帝的文章裡維護德國的官方立場。里爾克，我知道他是站在我們這一邊的，但他基本上不參加任何公開的聯合行動。早先是社會主義者的戴默爾抱著幼稚可笑的愛國自豪感在自己的信上用“戴默爾少尉”簽名。至于霍夫曼斯塔爾與雅各布·瓦塞爾曼，有人在私下交談時告訴我，不能算上他們。這麼說，從德國方面來看是沒有多大希望了。在法國，羅曼·羅蘭遇到的情況也好不了多少。那是一九一四年、一九一五年，為時尚早，對後方的人來說，戰爭還離得太遠。我們仍處于孤立的狀態。

 

　　孤立，但並不完全孤立。通過信件的來往我們已經有了一些收穫：初步瞭解到幾十個人的情況，從他們的心來說，可以算在我們這一邊，他們雖然身處中立國或交戰國，卻和我們有着共同的想法；我們能夠互相關注交戰雙方的書籍、文章和小冊子，在某種程度上得出一致的觀點是不成問題的，而且可能還會有新來的人讚同這種觀點——起初猶豫不決，但隨着時代的壓力越來越大，他們也就會越來越堅強。這種並不是完全生活在一片荒漠中的感覺給我以勇氣常常寫文章，以通過對事情作出回答和反應來讓一切和我們有同感的孤立的人和隱居的人站出來，我不時給德國與奧地利的大報寫稿，從而獲得了一塊重要陣地。當局原則上是反對的，但並不可怕，因為我從來不涉及敏感的政治，在自由主義的影響下，人們對所有的文學家是極其尊敬的，如果我今天瀏覽一遍我當時悄悄地塞到最廣泛的公眾手中的文章，我就不能不對奧地利軍事當局的大度表示我的故意。我竟可以在世界大戰進行之中熱烈讚譽和平主義的創始人貝爾塔·馮·蘇特納，是她把戰爭指責為犯罪的犯罪；我還把巴比塞的《火線》在奧地利的一家報紙上作了詳細的介紹。我們要想在戰爭期間把那種不適對宜的觀點介紹給各階層的廣大群眾，我們當然得想出一套辦法來。為了說明戰爭的殘酷和後方的漠不關心，自然有必要在一篇向奧地利介紹《火線》的文章中特彆強調一個“法國”步兵的痛苦。不過，幾百封從奧地利前線來的信件向我表明，我們的步兵對自己的命運也認識得十分清楚。選用的辦法還有：為了說出我們的信念，我們佯裝互相攻擊。比如我的一個法國朋友在《法蘭西信使報》①中反駁我的文章《致外國的朋友們》；他用這種所謂的論戰將我的文章全文翻譯印出，然後成功地把它傳到法國，在那裡，每個人都能讀到它（這就是目的）。我們用這種方法互相打着閃光的信號燈。後來，一件小事向我表明，我們這種信號的傳遞是多麼默契。當意大利于一九一五年向它早先的盟友奧地利宣戰時，我們那裡頓時掀起一陣仇恨的浪潮。意大利的一切都受到責罵，有一次，偶然出版了一本由一位名叫卡爾·波埃里奧的意大利青年寫的回憶錄，他是十九世紀意大利統一運動時期的人，他在回憶錄中寫到一次他去訪問歌德時的情景。為了在那仇恨的喧囂聲中證明意大利人和我們的文化早就有着最密切的聯繫，我故意寫了一篇文章，題目是《一位意大利人訪問歌德》，因為那本書是由貝內代托·克羅切②寫的序言，我便在文章中順便說了幾句向克羅切表示崇敬的話。在一個不許讚揚敵對國家的作家或學者的時代，對一位意大利人說出表示欽佩的話，這在奧地利無疑是一種明顯的示威，而它在國界以外是會被理解的。當時在意大利還是部長的克羅切③後來有一次跟我說：部裡的一位並不懂德語的職員是怎樣驚慌失措地告訴他，在戰爭對方的大報上有反對他的文章（因為那個職員想，在那個時候報上點名，只能是敵意）。克羅切叫人拿來《新自由報》，先是大吃一驚，然後便是高興異常，他看到的原來不是敵對之意，而是尊敬。

 

　　①《法蘭西信使報》：一八八九至一九六五年為法國文學雜誌。

 

　　②貝內代托·克羅切（Benedeto Croce，一八六六——一九五二），意大利著名哲學家，代表作有《精神哲學》四卷，主辦文學評論雜誌《批評》達四十一年之久。曾任參議員、教育部長、不管部長等職。一生維護意大利的國家統一，人對法西斯主義。二十年代以後經常發表文章反對馬克思主義。

 

　　③據原書出版者注，此處茨威格記憶有誤。茨威格以為克羅切一九一五年就擔任部長。其實，克羅切在一九二○至一九二一年才擔任部長。

 

　　我現在完全不想低估那些小小的孤立的努力，那些努力對事件的進程自然毫無影響，但是卻幫助了我們自己和某些不相識的讀者。那些努力緩解了可怕的孤立和內心的絶望，一個真正有人的感情的二十世紀的人當時就處在那樣的絶望之中，而二十五年之後的今天，重又出現了那種情況：面對著強大的勢力無能為力，我甚至更害怕今天這種強大的勢力。我當時就已經完全意識到，我用那種小小的抗議與那樣的辦法並不能卸掉我心中的負擔。於是，寫一部作品的計劃在我心中漸漸地形成了，我的這部作品不僅僅要表現一些個別的事情，而是要表現我對時代、對人民、對災難、對戰爭的全部看法。

 

　　可是，為了能用綜合的文學手段來描述戰爭，從根本上來說，我還缺少最重要的東西：那就是我沒有親眼見到戰爭。我安安靜靜坐在辦公室裡几乎快一年了，而在看不見的遙遠的地方正在進行着“實實在在的”、真正的、殘酷的戰爭。我曾經有過好幾次到前線去的機會，幾家大報曾三次向我請求，要我作為它們的隨軍記者，但是任何形式的報道都必然要承擔這樣的義務：完全本着愛國主義的和肯定的精神去描述那次戰爭，而我已經發過誓——我在一九四○年也信守了這樣的誓言——，就是永遠也不寫一句讚美戰爭或貶低別的民族的話。這時來了一個偶然的機會。奧德強大的攻勢于一九一五年春在塔爾努夫①突破了俄國人的防線，只用了一次集中兵力的進攻就佔領了加利西亞與波蘭。軍事檔案館便想在奧地利佔領區裡的所有俄國宣傳品和告示的原件被撕下或銷毀以前，趕緊把它們收集到自己的圖書館裡。檔案館的那位上校恰巧知道我有收集的才能，他徵求我的意見，問我是否能辦這件事，我自然立刻行動；我得到了一張通行證，這樣，我就可以來坐任何一輛軍用列車自由活動，想到哪裡就到哪裡，不受任何特殊部門的管轄，不直接從屬於任何一個機關或上司，這種待遇使我遇到了最離奇的事情：我並不是軍官，只是一個沒有軍銜的上士，而且穿著一套沒有特別標誌的軍服。每當我出示我的機密證件時，便會引起特別的尊敬，因為前線的軍官和公職人員都以為我一定是什麼微服私訪的總參謀部官員或者身負什麼神秘的使命。又由於我避免去軍官食堂，只是在旅館下榻，所以我又得到另一種方便：我可以置身于龐大的軍事機關之外，不用任何“嚮導”就能看到我想看的一切。

 

　　①波蘭城市。

 

　　收集宣傳告示這個基本任務並不使我感到為難，每當我來到加利西亞的一個城市，來到塔爾努夫，來到德羅戈貝奇①、倫貝格②，那裡的車站旁總有一些猶太人站着，他們是一些所謂的“代理商”，他們的職業是：你想要什麼，他們都能幫你搞到。這也不錯，我跟其中一位萬能的老手說，我想得到俄國佔領別的檔案與通告。那位老手跑得象黃鼠狼一樣敏捷，他把這個任務通過秘密渠道傳達到幾十個下屬的“代理商”；三個小時以後，我一步未邁就收集到了這方面最齊全的材料。憑藉那種傑出組織，我的時間綽綽有餘，我可以觀看不少東西，而且我也確實看了不少。我首先看到的是平民百姓可怕的貧困，對自己經歷過的生活所感到的恐懼，猶如一層陰影仍然籠罩着他們的眼睛。我還看到猶太人聚居區居民的從未想到過的困境，他們八個人或十二個人擠在平房或地下室的房間裡。而且我還第一次看到了“敵人”。在塔爾努夫，我遇到第一批押解在途中的俄國戰俘。一塊四方形的地面，四周圍着柵欄，那些戰俘就坐在地上，由二、三十個年紀較大的、絶大多數蓄着鬍鬚的蒂羅爾③人看守着。那些蒂羅爾人是戰時應急被徵入伍的，他們服役期限已滿，可是如今已無依無靠，跟那些戰俘一樣；而跟那些漂亮的、頭面修得挺光的、穿著嶄新制服的士兵卻很少有相似之處；那些漂亮的士兵在我們家鄉是經常登上畫報的。不過，奧地利那些戰時應急服役的奧地利超齡士兵對戰俘的看守沒有半點兒好鬥和苛酷的意思；他們也根本不想對那些戰俘進行嚴格的防範，他們和戰俘象同伴一般坐在一起，那些戰俘也絲毫沒有要逃跑的表示。只是他們在語言上互不相通，雙方纔閙出特別多的笑話來。他們互相敬煙，互相戲閙。有一名蒂羅爾的超齡士兵從一隻又舊又髒的皮夾子裡掏出幾張妻子和孩子的照片給他的“敵人”看，“敵人”們一張一張地欣賞着，還用手指問着那個蒂羅爾人，那個孩子是三歲還是四歲。我不由得產生了這樣的感覺，那些粗野、純樸的人對戰爭的看法要比我們的大學教授和作家們正確多了：就是說，故爭是臨到他們頭上的一種不幸，對這種不幸他們柬手無策，凡是陷入這種厄運的人，都是同病相憐的兄弟。這種認識陪伴着我整個行程，使我感到寬慰。我穿過彈痕纍纍的城市，路過被搶劫一空的商店，那些商店裡的傢具就象被肢解了的胳膊、腿和被掏出來的內臟堆積在路中央。而介幹成場之間、那些長勢頗好的莊稼地又給我這樣的希望：在幾年內，一切被破壞的景象幾年以後又會消失得無影無蹤。當然，我那個時候還不能估計到，對戰爭恐懼的回憶會那麼迅速地從人們的記憶中消失，就象戰爭的痕跡能很快從大地的外表消失一樣。

 

　　①蘇聯城市。

 

　　②波蘭城市。

 

　　③奧地利州名。

 

　　在出差的最初幾天，我還沒有遇到真正可怖的戰爭景象；後來，戰爭的面目才超出我最壞的想象。由於几乎沒有載客的列車通行，有一次，我在一輛運送炮車的敞篷車上，又有一次，我坐在一輛運牲口的車廂裡，裡面發出濃烈的惡臭，許多人疲倦極了，互相挨擠着，東倒西歪地竟睡着了，好象在拉往屠宰場的途中一個個已經被宰了似的。但最最可怕的要算是運傷兵的列車了，我曾被迫乘坐過兩、三次這樣的傷員車。啊，它跟那些光亮潔淨的白色救護車哪裡有共同之處。在戰爭開始的時候，維也納社交界的公爵夫人和高貴的女士們曾扮做護理病員的護士在那種自色救護車裡讓攝影師把她們拍下照來。我看到運傷員的都是一般的貨車：沒有一扇象樣的玻璃窗戶，而只有一個窄窄的通氣小窗，車廂裡用的是被煤煙燻黑的油燈照明，不禁令人毛骨悚然。簡陋的擔架一付挨着一付放在那裡，擔架上躺着的全是不斷髮出呻吟、額角流着汗珠、臉色如死人一樣蒼白的人，他們在尿、糞及黃碘的濃烈氣味中拚命地吸着空氣。軍隊的衛生員走起路來更是搖搖晃晃，他們已經疲憊不堪。那裡也看不到那種照片上泛着白光的床上用品。躺在麥稈上或硬擔架上的人蓋着早已滲滿了血跡的毯子。在每一節車廂裡都有兩三具屍體橫臥在那些奄奄一息和不住呻吟的傷員之中。我曾和一位大夫交談過，他對我說，他本來只是匈牙利的一個小城市裡的牙科醫生，已經有不少年沒做過外科手術了。他顯得非常絶望。他說，他事先向七個車站發去電報，要求提供嗎啡，可是所有的藥品都已用光，藥棉沒有了，乾淨的包紮用品也沒有了，而到布達佩斯的醫院還要二十個小時。他請求我幫他忙，因為他手下的那些士兵已疲倦得無法支持下去了。我答應試試，可是我要多笨有多笨；不過還能有點用：每到一站，我就下車幫助提幾桶水，水質又壞又臟，本來只是機車用水，現在卻成了清涼飲料；水，至少可以把傷員擦洗一下，揩淨不停滴在地上的血跡。對來自各個民族、被一起塞進這口帶著滾動輪子的棺材裡的那些士兵來說，還有一個人際之間的困難，那就是各種語言障礙。醫生與護士都不懂魯提尼人①的語言和克羅地亞語。唯一能幫一點忙的是一位白髮蒼蒼的老牧師，他——象醫生沒有嗎啡一樣感到絶望——也從自己的角度忿忿地抱怨說，他設法從事他的聖職活動，因為他沒有油去作臨終塗油禮的儀式了，他說，在他漫長的一生裡，他還從來沒有象現在這樣在最後一個月裡“料理”這麼多的人。我永遠也忘不了他用生硬的、憤怒的聲調說出的那句話：“我是六十七歲的人了，見的東西也不少。但是我曾認為，人類犯下這樣的罪行是不可能的。”

 

　　我在國家途中乘坐的那趟傷員列車拂曉進入布達佩斯。我立即向旅館奔去，我需要先睡上一覺，因為在車廂裡，唯一的座位就是我的箱子，我一直睡到大約十一點，因為我實在太疲倦了；我趕快穿好衣服去吃早飯，可是我剛走幾步之後。就一直有這樣的感覺：我得揉一揉自己的眼睛，看看是不是在做夢。那是一個天氣晴朗的日子，早晨還象春天，中午就已經是夏天了。布達佩斯是那麼美麗，而且也從未如此無憂無慮。太太們穿著白色的衣裳，和軍官們輓着胳膊在漫步。那些突然出現在我眼前的軍官好象不是我昨天、前天才見到過的，而完全是象另一種軍隊的軍官。我看到那些衣服裡、嘴裡和鼻子裡還散髮着一股黃碘氣味——這是昨天運送傷員的緣故——的軍官們怎樣去買紫羅蘭向太太們獻慇勤。我看到那些漂亮的小汽車駛過大街，裡面坐著漂亮的、鬍子颳得淨光的、衣冠楚楚的先生們。所有這些景象離前線只不過八、九個小時的快車路程呀！可是我有權利指責他們嗎？他們生活着，而且想生活得更快樂，難道這不是很自然的事嗎？他們大概正是感覺到一切受到了威脅，才把凡是能享受的儘量享受：幾件好衣服，最後的美好時刻！恰恰是因為我看到過人是一種非常脆弱、非常容易被摧毀的生物，一個小小的鉛丸在千分之一秒的時間裡就能把人的生命連同他的回憶、認識和狂喜一起擊得粉碎，所以我才理解，在波光粼粼的河畔，一個如此瑰麗的上午會驅使成千上萬的人去享受太陽的光輝，去感覺自己的存在：去感覺自己的血液和說不定已增添了力量的自己的生命。我几乎已經對那些開始使我感到吃驚的事情釋然了。可是那個慇勤的餐廳招待又偏偏給我送來一份維也納的報紙，我耐着性子看起來。這才使我真正惱怒呢。報紙上登的全是一些關於不可動搖的勝利意志的廢話，說什麼我們自己部隊的損失非常少，敵人的損失非常大。看了讓人噁心。那些赤裸裸的、恬不知恥的戰爭謊言不斷向我襲來，不！有罪的不是那些散步的人、漫不經心的人、無優無慮的人，而是那些用語言來煽動戰爭的人。倘若我們不用自己的語言去反對他們，那麼，我們也是有罪的！

 

　　現在，我才得到真正的動力：我一定要為反對戰爭而鬥爭！我心中已經有了素材，只是要動筆，還缺少能形象地證實我的直覺的最後材料。我知道我要反對的敵人——那種把他人置於痛苦與死亡的錯誤的英雄主義，那種喪失良知的預言家們的廉價的樂觀主義。那些預言家們有政治的，也有軍事的，他們侈談勝利，實際上是延長互相殘殺的時間。在這兩種主義背後，用錢收買來的合唱隊也是我的敵人。正如韋爾弗爾在他優秀的詩歌中斥貢的那樣，他們儘是“戰爭的吹鼓手”。誰表示懷疑，誰就妨礙了他們的愛國主義事業，誰提出警告，他們就嘲笑他是悲觀主義者，誰反對戰爭——反正他們自己在戰爭中不會受苦——，誰就會被打成叛徒。時代幾經變遷，但總是這一幫子人，他們把謹慎的人稱為膽小鬼，把有人性的人稱為軟弱的人；而在他們輕率地招惹來的災難降臨的時刻，他們自己也手足無措了還是這一幫子人，他們嘲笑特洛亞的卡桑德拉，嘲笑耶路撒冷的耶利米。在此以前，我對這兩個形象的悲劇性和偉大從未理解得有象當時那樣深，我們當時所處的時代和這兩個形象所處的時代實在太相似了。我從一開始就不相信什麼“勝利”，我只肯定地知道一點：縱然在付出巨大犧牲的條件下能取得勝利，這勝利也補償不了犧牲。我雖然這樣提醒過，但我在我所有的朋友們中間是孤立的，而且，在第一槍打響以前就發出狂亂的勝利吼聲，在第一次戰役前“就分配戰利品，這常常使我懷疑，這究竟是我自己在那些聰明人中間發了瘋，還是在他們酩酊大醉時只有我一個人保持着可怕的清醒。所以，用戲劇的形式去描寫一個”失敗主義者“一—有人發明這個詞，是為了把”失敗的意志“這種罪名強加在那些努力追求互相諒解的人的身上——的特殊的悲慘處境，對我來說只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我選擇了徒勞無益的告誡者耶利米這個形象作為象徵。但對我來說無論如何不是為了寫一部陳詞濫調的”和平主義“戲劇，宣傳和平比戰爭好，而是描寫一個在狂熱的時刻被人蔑視，被看成是軟弱的人、膽怯的人，但在失敗時卻又證明自己是唯一不僅能忍受失敗而且還能戰勝失敗的人。從我的第一個劇本《忒耳西忒斯》開始，失敗者心靈上的優越感這個問題一再索繞在我的腦際。我一直想表現這樣兩方面的內容：任何形式的權勢都會使一個人變得冷酷無情；任何勝利都會使全體人民思想麻木。我還想把這兩者和那種使人心靈萬分痛苦的失敗勢力對立起來。戰爭正在進行，當別人還都在不加思索地、洋洋得意地互相證明着自己必然勝利的時候，我卻已把自己拋進了災難的深淵，並尋找着擺脫災難的道路。

 

　　但是，當我選了聖經上的一個題目，我無意之中觸及了我身上迄今未加注意的地方：即觸及了我在血緣上或傳統上和猶太人的命運暗暗建立起來的聯繫。難道他們不是我的同胞嗎？他們曾不斷地被各個民族戰勝，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戰勝，然而，由於一種神秘的力量——即那種用意志改變失敗的力量，使他們無數次地經受住了失敗的考驗而繼續生存下來。我們的先知，難道他們預先不知道那種永遠被追逐、被驅趕的命運？那種命運今天又使我們象糠秕一樣被拋在大街上。難道他們沒有忍受屈服于暴力的失敗？甚至把失敗讚美為一條去見上帝的路？如果說考驗不是永遠對所有的人或者某一個人有益——那麼，當我在寫那部劇本時，我卻有幸感覺到了那種益處，在我看來，那部劇本才可算是我的第一本書。我今天知道：如果當時我沒有在戰爭中痛苦地體驗和預感一切，那麼我仍然會象戰前的我一樣，是一名——如音樂術語所說——“令人愉快的”作家，然而永遠不會領悟、理解和擊中內心的最深處。當時我第一次有了這樣的感情：我要說出我自己的心裡話，同時要說出時代的心聲。我曾想幫助別人，但當時是先幫助了我自己：我着手寫一部除了《伊拉斯謨》以外最富有個性、最隱晦的作品——在一九三四年希特拉統治的日子裡，我用《伊拉斯謨》這部作品使自己擺脫了類似的危機——。從我開始創作那出悲劇的那一刻起，我對時代的悲劇也就不再感到非常痛苦了。

 

　　但我從來不相信那部作品會獲得明顯的成功。由於遇到許多問題，如先知問題，和平主義問題，猶太人問題，由於最後結束場面的合唱形式——要把結束場面上升為一首歌唱失敗者命運的讚歌———從而使那部作品的內容超出一部劇本的正常容量，以致劇場從頭至尾演一遍，就得兩、三個晚上，還有——正當報紙上每天都在大喊大叫“要麼勝利，要麼毀滅！”的時候，怎麼會讓這齣戲——這出宣告失敗，甚至讚美失敗的戲登上德國舞台呢。如果那本書可以出版的話，那我一定得說出現了奇蹟，但是，即使遇到最壞的情況：劇本不讓上演，它也至少幫助我度過了最因難的時刻。我把所有在和我周圍的人交談中不能說的話，都通過劇本中詩句的對白說了出來。我把壓在我心頭的沉重負擔拋得遠遠的，我自己解脫了自己正當我對時代的一切都“不滿意”的時候，我卻找到了對自己“滿意”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