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

歐洲的光輝和陰霾

　　我在新的世紀已生活了十年，我也已看到過印度、美洲和非洲的一部分：現在，我開始懷着一種新的、更有意識的愉快心情米看待我們的歐洲。我從來沒有比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最後幾年更熱愛我們那片古老的土地，從來沒有比那個時候更希望歐洲的統一，從來沒有比那個時候更相信歐洲的前途，因為我們都以為已看到了新的曙光。但實際上，燃燒世界的戰火已在臨近，火光已經出現。

 

　　我們今天這一代人是在各種災難、毀壞和危機中成長起來的，他們覺得戰爭的可能性始終存在，几乎每天都會爆發，而我們那些當時的年輕人自世紀之交以來就一直對世界上的人充滿信任，也許向今天這一代人描述我們當時的那種樂觀主義是困難的，四十年的和平使歐洲各國的經濟充滿活力。技術設備加快了生活的節奏，科學發現使那一代人的精神狀態感到不勝自豪。在我們歐洲所有國家几乎普遍感覺到的繁榮業已開始。城市一年比一年美麗，城市人口一年比一年多。一九○五年的柏林已不能和我們一九○一年見到的柏林相比較，柏休己從一座首都變成一座世界性的城市，而一九一○年的柏林又大大超過了一九○五年的柏林。維也納、米蘭、巴黎、倫敦、阿姆斯特丹這樣一些城市，只要我每去一次，就會感到驚訝和欣喜。街道越來越寬闊、越來越漂亮，公共建築越來越有氣派，店舖越來越豪華、越來越美觀。人們從各種事物中都能感覺到財富在增長、在擴大。就連我們這些作家也能從書籍的出版量上覺察到：書籍的出版量在那世紀之初的頭十年增加了三倍、五倍、十倍。到處興建起新的劇院、圖書館和博物館。諸如浴室、電話這樣一些先前屬於少數人特權的方便設備開始進入小資產階級的家庭；自從工作時間縮短以後，無產階級也發家致富起來，至少有一部分過上了小康生活。到處都在前進。誰敢做敢為，誰就能獲得成功。誰買進一幢房子、一本稀世的珍書或一張畫，就會看到行情不斷上漲。誰愈是大膽，愈是捨得花本錢辦一家企業，誰就愈能保險賺到錢。整個世界處處呈現出一派無憂無慮的美好景象，因為又會有什麼會來打斷這種興旺呢？又會有什麼會來妨礙這種從自己的熱情中不斷產生新的力量的幹勁呢？歐洲從來沒有象當時那樣強大、富足和美麗過；歐洲從來沒有象當時那樣對更美好的未來充滿信心過。除了幾個已經老態龍鍾的自發老人以外，沒有人象從前那樣為了“美好的舊時代”而嘆惜。

 

　　而且不僅僅是城市，人本身也由於體育運動、較豐富的營養、勞動時間的縮短，以及和自然的更密切的結合而變得更漂亮、更健康。早先，一到冬天，便是荒涼蕭索的季節，人們無精打采地在客棧裡玩牌或者在暖烘烘的斗室裡無聊地打發日子。而現在，一到冬天，人們發現山上太陽光可以滋潤心肺、舒筋活血、爽身健膚。而且山區、湖泊、大海也不再象從前那樣離得那麼遙遠。自行車、汽車、有軌電車已經把距離縮短了，賦予世界以新的空間感。一到星期天，只見成千上萬的人穿著耀眼的運動衫乘着滑雪板和雪橇沿著雪坡嗖嗖地向下滑行。到處興建體育館和游泳池。而且人們恰恰在游泳池裡能夠清楚地看到那種變化；在我年輕的年代，往往以脖子粗、胸脯癟、挺出大肚子來表示長得真正健壯，而現在則互相比身材是否經過體育鍛鍊變得靈活、肌肉發達；皮膚是否被太陽曬成棕色。當然，這種比賽是文雅鳳趣的。除了極端貧窮的人以外，已沒有人在星期天獃在家裡。所有的青年人都出去徒步漫遊、爬山和比賽，去學各種體育項目。凡是度假的人都出遠門，而不象我父母親的那個時候，放了假，只到離城不遠的地方或者至多到薩爾茨喀麥爾古特①去玩。人們已經對整個世界發生興趣，想看一看是不是世界到處都這樣美，想看一看是不是還有更美的地方。從前，只有享有特權的人才見到過外國，而現在，銀行職員和小工商業者也都到意大利、法國去旅行。固然，出國旅行比以前便宜了，也方便多了，但最主要的是，人們心中的那種新的勇氣、新的敢闖精神使他們在旅遊方面更有魄力，而在生活方面不再那麼節約、那麼謹小慎微——是呀，當時人們已對自己的謹小慎微感到不好意思。整個一代人都決心使自己變得更富於青春氣息，每個人都為自己年輕而自豪，這一點和我父母親那個世界剛巧相反，首先是那些年輕人臉上的鬍子突然消失了，然後是年紀大的人倣傚他們颳去自己臉上的鬍子，為的是不願讓自己顯出老相。年輕、精神煥發，已成為當時的口號，而不再老成持重。婦女們拋棄了束胸的緊身衣，也本再用太陽傘和麵紗，因為她們不再害怕空氣和太陽。她們把裙子裁短，以便在打網球的時候兩腿能更好地活動；當她們露出長得豐滿的部位時，也不再表現出羞澀。風尚越來越變得合乎自然。男人穿著馬褲。女人敢於坐在男式馬鞍上；男人和女人不再互相遮蓋什麼和隱藏什麼。世界不僅變得更美麗，而且也變得更自由了。

 

　　①薩爾茨喀麥爾古特（Salzkammergut ），阿爾卑斯山脈在奧地利薩爾茨堡附近一帶的石灰岩區。

 

　　在我們之後出生的新的一代在風尚習俗方面也贏得了這種自由，他們生活得健康和充滿自信。人們第一次看到年輕的姑娘們沒有家庭女教師的陪伴和年輕的男朋友運動和一起出去郊遊，表現出公開的、自己能作主的友情；她們不再羞澀害怕和忸忸怩怩。她們知道自己想要幹什麼和不想要幹什麼。她們擺脫父母那種出於擔心的監督，自己去賺錢過日子。有的當女秘書，有的當女職員，她們得到了自己安排生活的權利。賣淫——舊世界唯一允許存在的色情交易，大大地減少了。由於這種新的更為健康的自由，男女授受不親的那一套玩意兒早已變得不合時宜。以前在游泳池裡強行把男女分開的厚木板已不斷拆除。女人和男人都不再羞於露出自己長得怎樣。在那十年裡重新爭得的自由、大方、無拘無束，勝過以前的一百年。

 

　　因為世界上有了另一種節律。現在，一年時間裡發生的事該有多少呵！一項發明緊趕着一項發明，一項發現緊趕着一項發現，而且，每一項發明、每一項發現，都又以飛快的速度變成普遍的財富，當人們意識到這是人類的共同財富時，各個國家第一次感覺到彼此是息息相關的。當齊柏林飛艇第一次航行的那一天，我正前往比利時途中，而且恰巧在斯特拉斯堡稍事停留，我在那裡看到飛艇在大教堂上空盤旋，底下是熱烈歡呼的群眾，飄蕩的飛艇好象要向這千年的教堂鞠躬似的。晚上，我在比利時的維爾哈倫家得到消息說，飛艇已在艾希特了根墜毀。維爾哈倫眼裡含着淚水，非常激動。如果他僅僅作為一個比利時人，也許會對這次德國的空難抱無所謂的態度，但是，他覺得自己是一個歐洲人，是一個我們同時代的人，因此，他和我們一起分享戰勝自然的共同勝利，同樣，也為我們共同遭受到的考驗而分憂。當布萊里奧①駕駛飛機越過英吉利海峽時，我們在維也納的人也熱烈歡呼，彷彿他是我們祖國的英雄。我們大家都為我們的科學技術所取得的日新月異的進步感到自豪，於是，歐洲是一個共同體的感情，即歐洲是一個國家的意識開始形成。我們心裡想，如果任何一架飛機都象玩兒似地輕而易舉飛越過國界，那麼這些國界又有什麼意思呢！那些海關壁壘和邊防崗哨完全是偏狹和人為的！和我們的時代精神完全是矛盾的！因為我們的時代顯然熱切盼望着彼此的緊密聯繫和世界大同。這種感情的高漲就象飛機的騰飛一樣引人入勝。有些人沒有親身經歷過在歐洲互相充滿信任的那最後幾年，我今天仍為他們感到遺憾。因為我們周圍的空氣不是死的，也不會真空，空氣本身就攜帶著時代的振盪和脈搏，空氣不知不覺地會把時代的脈搏傳到我們的血液、我們的內心深處、我們的大腦，不斷地傳到每一個人。我們中間的每一個人在那幾年裡都從時代的普遍繁榮中汲取了力量，而且由於集體的信心，每個人的信心也都大大增加。也許我們當時象今天的人一樣並不知道那股把我們捲入其中的浪潮有多強大，有多保險。——最終是事與願違。不過，只要經歷過那個對世界充滿信任時代的人，今天都會知道，從那以後發生的一切其實是倒退和烏雲。

 

　　①路易·布萊里奧（Louis Bleriot ，一八七一——一九三六），法國工程師和飛行家，用重於空氣的飛行器進行世界上第一次海上飛行。一九○九年七月二十五日，他駕駛自己設計的飛機飛越英吉利海峽，從加萊到多佛。

 

　　但它當時是一個光輝燦爛的世界，它象限了補藥似的渾身是力量。那股力量從歐洲的各條海岸綫向我們的心臟襲來。然而我們卻沒有預料到，使我們不勝欣喜的事同時也包藏着危險。當時襲擊着歐洲的那種自豪和信心的風暴，本身就帶著烏雲。各方面的繁榮也許太快了，歐洲的國家和歐洲的城市也許強大得太急速了，而且那種渾身是勁的感覺總是誘發人和國家去使用或者濫用那股力量。法國已財富充溢，但它還要斂取更多的財富，還要一塊殖民地，儘管它原來的殖民地已使它根本沒有多餘的人口。為了摩洛哥它差一點大動于戈。意大利指望着昔蘭尼加①。奧地利要兼併波斯尼亞。塞爾維亞和保加利亞又把矛頭指向了土耳其。而德國，暫時還被排斥在外，但已躍躍欲試，準備大幹一場。歐洲國家到處都顯得怒氣沖沖，劍拔弩張。同時，為了有效地達到內部的鞏固，好象細菌傳染一樣，擴張的野心開始到處膨脹。賺足了錢的法國工業家向同樣養得肥肥的德國工業家攻訐，因為兩家公司——克虜伯公司和法國勒克勒佐②的施奈德公司都要推銷更多的大炮。擁有巨額股票的漢堡海運界要和南安普敦海運界對著干。匈牙利的農場主要和塞爾維亞的農場主對著干。這一幫康采恩反對另一幫康采恩。經濟的景氣使雙方所有人象發了瘋似的，想攫取更多的財富，貪得無厭。當我們今天平心靜氣地問自己：一九一四年歐洲為什麼要進行大戰，我找不出任何一個合情合理的理由，也找不出任何緣故。那次戰爭既不是為了思想上的紛爭，也說不上是為了邊境幾塊小小的地方。我今天以為那次戰爭只能用“力量過剩”來解釋，也就是說，是在戰前四十年的和平時期積聚起來的內在力所造成的悲劇性的後果，那種內在力是勢必要發泄出來的。每個國家突然之間有了要使自己強大的感情，但卻忘記了別的國家也會有同樣的情緒，每個國家都想得到更多的財富，每個國家都想從別國奪取點什麼。而最糟糕的是，恰恰是我們最喜歡的情緒：我們普遍都有的樂觀主義欺騙了我們自己，因為每個國家都相信別的國家將會在最後一分鐘嚇退。於是外交官開始玩弄起彼此恫嚇的手腕。四次，五次，在阿加迪爾③，在巴爾幹戰爭中，在阿爾巴尼亞，都是玩弄這種虛張聲勢的恫嚇手段。不過，同盟國和協約國內部的聯繫卻愈來愈密切，愈來愈軍事化。德國在和平時期實行了戰爭稅。法國延長了服役期限。多餘的力量最終必然要發泄出來；而巴爾于戰爭的徵候則表明，戰爭的烏雲已向歐洲轉移。

 

　　①昔蘭尼加（Cyrenaica ），又稱“拜爾蓋”，今利比亞東部地區。

 

　　②勒克勒佐（LeCreusot ），法國東部城市，鋼鐵中心。

 

　　③阿加迪爾（Agadir），摩洛哥西南部城市。一九一一年法國佔領摩洛哥首都非斯，德國派遣炮艦“豹”號至阿加迪爾示威，眼看戰爭一觸即發，後由於英國干預而得以避免。同年簽訂《法德協定》，德承認摩洛哥為法國保護網，但以取得法屬剛果一部分作為補償。

 

　　那時雖還沒有一片驚恐，但卻始終鬱結着一種不安。每當從巴爾幹傳來槍炮聲，我們就會感到輕微的不快。難道戰爭果真會在我們不知道其原因和目的的情況降臨到我們頭上嗎？反對戰爭的力量集合得十分緩慢——正如我們今天所知，集合得太慢了，太畏首畏尾了。反對戰爭的力量中有社全黨，有數百萬宣稱不要戰爭老——對立的雙方都有這樣的人；有教皇領導下的強大的天主教組織；有若干跨國的康采恩；有少數幾個反對秘密勾結的明智的政治家。我們這些作家也站在反對戰爭的行列，誠然，象通常一樣完全是單槍匹馬；而不是團結起來進行堅決的鬥爭。可惜大多數知識分子的態度是漠不關心、聽之任之。因為由於我們自己的樂觀主義，我們在思想上還根本沒有看到戰爭這個問題，沒有看到戰爭帶來的各種道義上的後果。在當時社會名流撰寫的重要文章中，沒有一篇是專門談到戰爭的或者大聲疾呼地告誡人們。我們以為，當我們用歐洲的方式進行思想，在國際範圍內建立兄弟般的關係，在我們自己的領域內（對於時局我們只能發揮間接的影響）宣傳這樣的理想：不分語言和國別，以和平的方式增進諒解和思想上的團結，這就夠了。而且，恰恰是新的一代對這樣的歐洲的想法最為擁戴。我看到在巴黎有一群年輕人團結在我的朋友巴扎爾熱特的周圍，他們和老一代的人不同，他們反對任何狹隘的民族主義和好侵略的帝國主義。儒勒·羅曼、喬治·杜阿梅爾、夏爾·維爾德拉克、杜爾丹、雷內·阿科斯①、讓·裡夏爾·布洛克等人先是一起組織“修道院”文社，然後是“爭取自由”文社。他們是一種正在到來的歐洲主義的熱情的先驅戰士。歐洲一露出戰爭的苗頭，他們就毫不動搖地、抱著憎惡的態度反對任何國家的軍國主義。法國以前很少產生這樣一群勇敢、思想堅定、富有才華的青年。在德國，是弗朗茨·韋爾弗爾②和他的“世界的朋友”——雷內·席克勒③一起為促進相互諒解而熱情地工作。雷內·席克勒身為阿爾薩斯人命中注定要介在兩個國家之間，他在感情上特彆強調世界各族人民的和睦。作為我們的同志從意大利向我們致意的是朱塞佩·安東尼臭·博爾傑塞。從斯堪的納維亞和斯拉夫各國也不斷傳來鼓勵。一位偉大的俄羅斯作家曾寫情給我說：“請到我們這裡來吧！給那些想煽動我們進行戰爭的泛斯拉夫主義者們看一看，你們在奧地利的人是不要戰爭的。“是呀，我們大家都熱愛那個使我們飛快發展的時代，我們熱愛歐洲！我們相信理智將會在最後時刻阻止那種錯誤的遊戲。但是我們如此相信理智本身同時也是我們唯一的過錯。當然，我們沒有抱著足夠的懷疑態度觀察眼前的徵兆，然而，不將信將疑，而是充滿信任的態度，難道不正是真正的青年一代應該有的思想嗎？我們信任饒勒斯④，我們相信社會黨國際，我們相信鐵路工人在把自己的同伴當作炮灰運到前線去以前就會把鐵軌炸燬。我們期望着婦女們將會拒絶把自己的兒子、丈夫送去當無謂的犧牲品。我們深信歐洲的精神力量、歐洲的道義力量將會在最後的關鍵時刻顯示出自己的勝利。我們共同的理想主義，我們在進步中必然產生的那種樂觀主義使得我們低估和忽視了我們共同的危險。

 

　　①雷內·阿科斯（ReneArcos ，一八八○——一九五九），法國詩人，曾和雷勒·羅曼、杜阿梅爾等詩人組織過著名的“修道院”文社，過着一種受社會主義和人道主義影響的烏托邦生活，代表作有《失去的島》、《惡》等。

 

　　②弗朗茨·韋爾弗爾（FranzWerfel ，一八九○——一九四五），奧地利著名詩人、小說家、劇作家。

 

　　③雷內·席克勒（Rene Schickele，一八八三——一九四○），阿爾薩斯作家，父親是德國葡萄園主，母親是法國人，曾先後在巴黎和柏林上大學，代表作有長篇小說《萊茵河畔的遺產》，表現了阿爾薩斯一洛林這塊德法世代相爭之地的悲劇。

 

　　④讓·饒勒斯（JeanJaures，一人五九——一九一四），法國社會黨領袖，一九○四年創辦《人道報》，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進行反戰活動。一九一四年七月三十一日，在法國作戰爭動員前被人暗殺。

 

　　再則，我們所缺乏的，是一位能把隱藏在我們心中的力量有目的地集中起來的組織者。在我們中間只有一個提醒大家警惕的人，只有一個高贍遠矚的人；而最奇怪的是，他雖然生活在我們中間，我們卻長期對他這一位命運安排他要成為我們領袖的人一無所知。我也是在最後時刻才發現他——這是對我具有決定意義的機遇之一吧。再說，要發現他也很難，因為他住在巴黎遠離“閙市的地方”。倘若今天有人打算寫一部二十世紀法國文學史，那麼他將不能不注意到這樣一種奇怪的現象：在當時巴黎的各種報紙上大肆吹捧的可以想得起來的詩人和名字中間恰恰沒有那三位最重要的作家；或者在提到他們名字的時候進行錯誤的聯繫。自一九 OO 年至一九一四年，我從來沒有在《費加羅報》和《馬丁報》上看到過有人提起詩人保爾·瓦萊裡的名字。馬賽爾·普魯斯特①是作為沙龍裡的小丑。而羅曼·羅蘭則是作為知識淵博的音樂學者。他們几乎都是到了五十歲的時候才小有名氣，而他們的偉大作品卻是在這座世界上最獵奇、文學藝術最發達的城市裡悄悄完成的。

 

　　①馬賽爾·普魯斯特（MarcelProust，一八七一——一九二二），二十世紀法國小說家，“意識流”小說鼻祖之一。

 

　　我及時地發現了羅曼·羅蘭，純屬偶然。一位在佛羅倫薩的俄羅斯女雕塑家邀請我去喝茶，為的是要給我看看她的作品。同時也想給我畫一張速寫。我準時在四點到達。卻忘了她是一位俄羅斯人，對於時間和準點是十分超脫的。一位老奶奶——聽上去，是她母親的保姆——把我引進她的創作室，請我在那裡等候，創作室是一片雜亂無章的景象。總共放著四件小雕塑品；兩分鐘之內我就看完了。於是，為了不致自白浪費時間，我抓起一本書，或者說得更確切些，我抓起隨便放在那裡的幾份期刊——《半月刊》，我記得我以前在巴黎聽到過這種名稱的期刊。不過，誰會自始至終去注意這種小小的雜誌呢？——這種雜誌作為短命的理想之花，一會兒全國到處都是，一會兒又消失。我翻到羅曼·羅蘭的《黎明》①那一本，開始閲讀起來。而且越讀越感到驚訝，越讀越有興越。這位如此瞭解德國的法國人是誰呢？不一會兒，我倒真感謝那位大大咧咧的俄羅斯女士不准時。當她終於姍姍來遲時，我的第一個問題是：“這位羅曼·羅蘭是誰呀？”她也說不清楚。只是當我搞到其餘各卷之後（那部作品的最後幾卷當時正在產生過程之中），我才知道：現在終於有了一部不僅為一個歐洲國家、而是為一切歐洲國家服務的書，一部為增進歐洲國家團結的書；現在終於有了這樣一個人，有了這樣一位詩人，他表現各種道義的力量：對於愛的理解以及要想得到這種理解的真誠願望、經過檢驗和甄別的正義、對藝術相互聯繫的使命的令人鼓舞的信任。當我們在為小小的聲明分散精力時，他卻默默地、鍥而不捨地表現各族人民的稟性，指出各族人民最可愛的特殊個性何在。它是在當時正在完成的第一部有意描寫歐洲的小說②，它第一次提出決定性的號召：建立歐洲的和睦關係，由於小說深入廣大群眾，因此它所起的作用勝過維爾哈倫的讚美詩，比一切傳單和抗議都更有力。我們大家在無意識之中所希望的、所渴求的，已在默默無聞之中完成。

 

　　①《黎明》是《約翰·克利斯朵夫》的第一卷。

 

　　②指《約翰·克利斯朵夫》。

 

　　我到巴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聽他。我記着歌德的話：“他學習過了，他就能教我們。”我向朋友們打聽他。維爾哈倫說，他能記得起來的是那出在社會黨人的“人民劇場”演出過的《群狼》①。巴扎爾熱特也只是聽人說過，羅曼·羅蘭是一位音樂學家，並且寫過一本關於貝多芬的小書。我在國家圖書館的目錄卡片裡找到了羅曼·羅蘭寫的十二本關於古典音樂和現代音樂的著作、七八齣戲劇；所有這些著作都是由幾家小出版社或者由《半月刊》出版發表的。最後，為了取得和他的聯繫，我寄了一本我的書給他。他不久就來信把我請去。我們之間的友誼就這樣開始了。除了我和弗洛伊德與維爾哈倫的友誼以外，我和羅曼·羅蘭的友誼是我一生中收益最多、在某些時候甚至是決定我的道路的友誼。

 

　　①《群狼》是羅曼·羅蘭作於一八九八年的劇本。

 

　　一生中記得住的日子要比平常的日子亮度更強。所以，我今天仍然非常清楚地記得我第一次去訪問羅曼·羅蘭的情景。那是座落在蒙巴拿斯林蔭大道附近的一幢不顯眼的房子；我走上五層狹窄的盤旋扶梯，在他的寓所門前，我就已感到一種特別的寧靜，窗戶下是一座古老寺院的園子，除了聽到風兒吹拂樹葉的簌簌聲，几乎聽不見林蔭大道上的閙聲。羅曼。羅蘭替我開門，並把我引進他的那間書籍一直堆到天花板的小小斗室。我第一次看見他那雙炯炯有神的藍眼睛，是我有生以來在一個人身上看到的最清澈、最和善的眼睛；在談話過程中，那雙眼睛把內心最深的感情色彩和熱情表現了出來，同時又暗暗隱藏着悲哀。當他沉思的時候，目光彷彿變得更加深邃，當他激動的時候，便閃耀着光輝；由於讀書和熬夜，眼睛顯得有點過度疲勞，眼圈微微發紅，唯有那一對瞳孔在侃侃而談和興高采烈的時候能奇妙地放射出光芒。我打量着他的身材，心中有點害怕。他長得非常高，又非常瘦，走起路來屈着一點身子，好象在寫字檯旁度過的無數時日已把他的脖子彎曲了。他的臉色非常蒼自，瘦骨鱗峋，看上去體弱多病。他說話的聲音非常輕，好象他非常愛惜自己的身體似的。他几乎從不散步，吃得也很少，不抽菸，不喝酒，避免任何體力上的緊張，可是我後來發現，在他苦行主義的軀體內蘊藏着多麼巨大的耐力呵！在那似乎十分虛弱的背後具有何等的精神勞動力呵！我不得不欽羡不已。他在那張堆滿紙張書籍的小小寫字檯旁一工作就是幾小時。他躺在床上看書也是一連幾個小時。他給自己已經精疲力竭的肉體的睡眠，只有四五個小時。他允許自己鬆弛一下的唯一事情，就是音樂。他鋼琴彈得非常出色，柔和的指法撫摩着琴鍵，好象他不是要從中彈出聲音，而僅僅是要引出聲音。我以前在很小的範圍內聽到過馬克斯·雷格爾、費魯喬·布索尼①、布魯諾·瓦爾特②演奏鋼琴，但是沒有一位名家有象羅曼·羅蘭似的給我以和所熱愛的大師進行直接交流的感情。

 

　　他的知識非常淵博，使人折服。他的生活就是讀書。他精通文學、哲學、歷史，掌握一切國家和時代的問題。他知道音樂中的每一個節拍，即使象加盧皮③和特勒曼④的最最生僻的作品和三四流音樂家的作品，他也熟悉。同時，他積極參與當時發生的每一件事。那問修道士式的簡樸的斗室就象一間照相館的暗室，裡面反映着現實的世界。從人際方面講，他和他那個時代的許多偉人都很熟。他曾是喬治·勒南的學生，是瓦格納家裡的客人，是饒勒斯的朋友；托爾斯泰曾給他寫過那封著名的信，他承認自己真心地讚賞羅曼·羅蘭的文學作品。我在他的房間裡感覺到一種人性的、道義上的優勢；一種不帶驕傲情緒的、內心的自由，這種自由對一個堅強的人來說是不言而喻的。我一眼就看出，他在關鍵性的時刻將代表歐洲的良知。——時間證明我是對的。我們談論起《約翰·克利斯多夫》。羅曼·羅蘭向我解釋說，他寫這部書是想盡到三層責任：第一，向音樂表示他的感謝；第二，表白他對歐洲統一的信念；第三，喚起各民族的思考。他說，我們現在必須每一個人都發揮作用，從自己的崗位出發，從自己的國家出發，用自己的語言。現在是一個需要保持警惕的時代，而且愈來愈需要警惕。煽起仇恨的人，按照他們卑劣的本性，要比善於和解的人更激烈、更富於侵略性，在他們背後還隱藏着物質利益。他們這些人可比我們這些人沒有顧忌得多。他說，從《約翰·克利斯多夫》的作品中可以看出那種荒謬，而對荒謬的鬥爭甚至比我們的藝術更重要。羅曼·羅蘭在他的《約翰·克利斯多夫》的整部作品中讚美了藝術的不朽，但我卻從他身上感覺到他對世界結構的脆弱充滿加倍的悲哀。他回答我說：“藝術能使我們每一個人得到滿足，但它對現實卻無濟於事。

 

　　①費魯喬·布索尼（Ferruccio Busoni，一八六六——一九二四），意大利鋼琴家和作曲家，著有鋼琴曲《巴哈主題幻想曲》和歌劇《選新娘》等。

 

　　②布魯諾·瓦爾特（Bruno Walter，一八七六——一九六二），世界著名指揮家，莫扎特和馬勒的解釋者，曾在慕尼黑、菜比錫、維也納任指揮，一九四○年移居美國，一九四七年起任紐約交響樂團團長。

 

　　③巴爾達薩雷·加盧皮（Baldassare Galuppi，一七○六——一七八五），意大利作曲家，作有許多輕歌劇。

 

　　④格奧爾格·菲利普·特勒曼（GeorgPhilippTelemann，一六八一——一七六七），德國作曲家。

 

　　那是一九一三年。從我和羅曼·羅蘭的那第一次談話中，我清楚地認識到。我們的責任是：不是沒有準備地和無所作為地面對可能爆發一次歐洲大戰的事實。羅曼·羅蘭之所以能在關鍵性時刻在道義方面遠遠超過其他所有的人，無非是他事先早已痛苦地磨礪了情操。同樣，我們在自己的範圍內事先也能夠幹一些事情。我已經翻譯過不少東西，介紹過我們鄰邦中的詩人，一九一二年，我曾陪同維爾哈倫走遍整個德國，作旅行演講。那次旅行成了德法和睦關係的象徵：維爾哈倫——最偉大的法語抒情詩人和戴默爾——偉大的德語抒精詩人在漢堡當眾擁抱。我為賴因哈德爭取到了維爾哈倫的一部新劇本。我們彼此之間的合作從來沒有象當時那樣的誠摯、積極、感情衝動。有時候興奮起來，我們就飄飄然地以為，我們已經給世界指出了正確的拯救道路。但是世界很少關心這樣一些文學家們的表示，它依然走自己險惡的路。世界的局勢經常處于一觸即發的戰爭邊緣。——察貝恩事件①、阿爾巴尼亞危機、一次不明智的答記者問——這類摩擦引起的火花層出不窮，但任何一次火花都有可能引起堆積起來的炸葯的大爆炸。尤其是我們在奧地利的人深感到自己正處在動亂地區的中心。一九一○年，弗朗茨·約瑟夫皇帝已過了八十歲，這位早已成為象徵的自發老人是不會再長期統治下去了。一種神秘的不祥情緒開始蔓延：在他死去以後，就再也阻擋不住千年皇朝的瓦解。在國內，各民族之間的矛盾不斷增加。在國外，意大利、塞爾維亞、羅馬尼亞，在某種意義上甚至還有德國，正等待着爪分奧匈帝國。克虜伯公司和勒克勒佐的施奈德公司正在巴爾幹半島用外國的“活人材料”互相試驗着自己的大炮，就象後來德國人和意大利人在西班牙內戰中試驗自己的飛機一樣。巴爾幹戰爭使我們陷于惴惴不安的急流之中。我們惶惶不可終日，但又不斷舒一口氣：“這一次，戰爭還好沒有臨到我們頭上，但願永遠不要臨到我們頭上！”

 

　　①察貝恩（Zabern），阿爾薩斯一地名，一九一三年，一普魯士軍官在該地罵阿爾薩斯人是“怪人”，從而引起阿爾薩斯居民和普魯士軍官之間的一場衝突，史稱“察貝恩事件”。

 

　　話又說回來，根據經驗，原原本本地敘述一個時代的事實，要比再現一個時代的人的心態容易得多。那種心態不是表現在官方的正式事件之中，而是最早表現在細小的個人插曲之中。我要在這裡插敘的正是這樣一些生活小故事。老實說，我當時不相信戰爭真的會爆發。但是我遇到的兩件事使我在某種程度上想到了戰爭，並且使我的心靈為之震顫。第一件事是“雷德爾事件”，這一事件就象歷史上一切重要的幕後情節一樣，鮮為人知。

 

　　這位雷德爾上校可謂是一出情節十分錯綜複雜的間諜戲劇裡的主人公。我和他只是一般認識。他和我住在同一個區，隔着一條衚衕。有一次，我的朋友——檢察官 T在咖啡館裡把他介紹給我。這位看上去和藹可親、會享受的先生當時正在咖啡館裡吸着雪茄。自那以後我們見面就互打招呼。但是後來我才發現，在生活中間有多少秘密包圍着我們，同時，我們對近在咫尺的人又是瞭解得多麼的少。這位上校從外表上看，象一名奧地利普通軍官一樣，但他卻是帝位繼承人的寵情，他被授予重要的職權，他領導着軍隊的秘密情報局和負責破壞敵人的諜報機構。一九一二年，當巴爾幹戰爭危機時期，俄國和奧地利都在作矛頭指向對方的戰爭動員，可是奧地利軍隊最最重要的密件——“進軍計劃”卻被事先出賣給了俄國，一旦真的處于戰爭狀態，勢必要給奧地利軍隊帶來無法估計的慘敗，因為俄國人事先就能知道奧地利進攻部隊每一個戰術行動的細節。這一泄密叛賣事件，使奧地利總參謀部一片驚慌。身為軍隊情報部門最高負責人的雷德爾上校受命要找出叛徒，而這個叛徒只要在最高層的極小圈子內就能找到。但是外交部並不完全信任軍事當局的能力，於是它背着總參謀部秘密發出指示，要進行獨立的調查，它授權警察局除了採取其他各種措施外，還要為此目的秘密拆開一切從外國寄來的留局待領的信件進行檢查，而不必有所顧忌。

 

　　一天，一家郵局收到從俄國邊境站波特沃羅奇斯卡寄來的一封留局待領的信件，收信人的地址是一個暗號：“奧佩爾巴爾”。當那封信被拆開後，裡面沒有信紙，而是六張或者八張簇新的奧地利一千克朗的鈔票。於是，這一可疑的發現很快報告了警察局。警察局派了一名密探到領信處的窗口，以便當那個來查問這封可疑信件的人一出現，就立即將他逮捕。

 

　　不過，眼下這出悲劇開始成為一件使維也納人啼笑皆非的事。中午時分，那位先生出現了，他要求取走那封寫有“奧佩爾巴爾”的信。那位窗口的郵局職員立刻向那個密探發出秘密的報警信號，可是那個密探剛巧出去喝上午酒。而當他回來時，他只能聽人說，那位不認識的先生僱了一輛出租馬車，不知向哪個方向馳去了。不過，維也納入很快演出了喜劇的第二幕。在當時那個時代，出租馬車是一種時髦、漂亮的兩駕馬車，馬車伕把自己視為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從來不親自動手打掃車輛。因此在每一個停車場都有一個所謂“清潔工”干餵馬和沖洗車輛的事。現在，幸虧那位清潔工記住了剛剛駛去的那輛出租馬車的號碼；於是，一刻鐘以後，所有的警察崗哨都得到緊急報告：已發現那輛馬車。那個清潔工還描述了向卡塞爾霍夫咖啡館駛去的那位先生的外貌。卡塞爾霍夫咖啡館正是我經常遇見雷德爾上校的地方。此外，還有人幸巧在車廂裡找到一把小折刀。那位陌生人就是用這把刀折開信封的。密探們迅速向卡塞爾霍夫咖啡館飛奔而去。可惜人們所描述的那位先生在此期間又離去了。不過，咖啡館的服務員們以極大的自信解釋說，那位先生除了他們的老顧客雷德爾上校外，絶不會是別人，他剛剛國到克羅姆塞爾旅館去。

 

　　那位密探驚得目瞪口獃。秘密被揭開了。雷德爾上校，這位奧地利軍隊情報部門的最高負責人，同時又是被俄國總參謀部收買的間諜。他不僅出賣了各種機密和進軍計劃，而且現在也一下子弄清楚，為什麼去年由他派往俄國的全部諜報人員都先後被捕和被判刑。一陣慌慌張張的電話聯繫開始了，最後，電話一直打到奧地利軍隊總參謀長康拉德·馮·赫岑道爾夫①那裡。這一場面的一位目擊者曾向我敘述說，赫岑道爾夫在聽到最初幾句話後臉色刷一下變得象紙一樣白。電話繼續打進皇宮，進行了一次又一次的磋商。在此期間，警察方面採取了防範措施，雷德爾上校是無法逃跑了。當他準備再次離開克羅姆塞爾旅館，向門衛交待一件什麼事的時候，一個密探出其不意地靠近他的身邊，向他出示那把小刀，禮貌地問道：“上校先生沒有把這把小刀遺忘在出租馬車裡？”就在這一剎那，雷德爾知道自己失敗了。他向外走動，只看到一張一張非常熟悉的秘密警察的臉，他們正監視着他，當他重新走進旅館時，兩名軍官跟着他走進他的房間，在他面前放下一支左輪手槍。因為在此期間皇宮內已作出決定，以不聲不響的方式了結這件對奧地利軍隊非常不光彩的事件。兩名軍官守衛在克羅姆塞爾旅館的雷德爾房間前，一直到深夜兩點。然後才從裡面傳來一響左輪手槍的槍聲。

 

　　①康拉德·馮·赫岑道爾夫（Konrad von Hotzendarf ，一八五二———九二五），奧匈帝國陸軍元帥，總參謀長。

 

　　第二天，各種晚報都登了一條簡短訃告，宣佈這位十分盡職的軍官——雷德爾上校突然死亡。但是，在追蹤雷德爾的過程中，牽涉到許多人，以致這件事無法保留。人們漸漸地瞭解到這件事的細節，這些細節揭開了雷德爾的許多心理活動。雷德爾上校曾是一一個同性戀者，可是對此他的上司或者同伴竟沒有一個人知道。他落入敲詐勒索者手中已有多年。這些敲詐勒索者最後逼得他走上這條絶望的路。現在，奧地利軍隊裡是一片驚愕。大家都知道，一旦發生戰爭，他一個人就能斷送成千上萬的生命，奧匈帝國將由於他而陷入崩潰的邊緣；只是到了那時刻，我們在奧地利的人才明白，我們在過去的一年已經到了爆發世界大戰的千鈞一髮的時刻。

 

　　第三天，那是我第一次感到戰爭的恐懼。第二天，我偶然遇見貝爾塔·馮·蘇特納①——我們時代卓越的、大度的卡珊德拉②。她是一位出身于豪門的貴族，青年時代就在自己故鄉——波希米亞的城堡附近目睹過一八六六年戰爭的慘狀。她抱著一種佛羅倫薩夜鶯般的熱情，認為自己畢生的使命就是防止第二次戰爭，完全杜絶戰爭。她寫過一部享譽世界的長篇小說《放下武器》，她組織過無數次和平主義者的集會，她一生的勝利是，她喚醒了甘油炸葯的發明人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的良知，促使他設立了諾貝爾和平獎，以彌補他發明的炸葯所造成的災害。她當時非常激動的向我走來，就在大街上對我大聲嚷嚷，而她平時說話是非常安靜、鎮定自若的。她說：“人們不明白現在發生的事。這已經是戰爭。他們再一次地把一切掩蓋起來，對我們保密。為什麼你們年輕人無動于衷？這主要和你們有關！你們要起來反抗！你們要團結起來！不要什麼都讓我們幾個老太太去幹，老太太的話沒有人聽。“我告訴她我就要去巴黎。我說，也許我們真的能發表一項聯合聲明。“為什麼只說也許？”她着急地說，“形勢從來沒有這樣壞過。戰爭的機器已經在運轉。”儘管我當時自己憂心忡忡，但我還是儘量寬慰她。

 

　　①貝爾塔·馮·蘇特納（Bertha von Sutler ，一八四三——一九一四），奧地利女作家與和平主義者，曾任諾貝爾的女秘書，對諾貝爾的和平思想發生過影響。代表作有長篇小說《放下武器》。一九○五年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

 

　　②卡珊德拉，希臘神話中的特洛亞公主，有預言的才能，但她的預言不為人所信。

 

　　然而，恰恰是在法國，通過我自己在那裡遇到的第二件生活小事，使我回憶起來，這位老太太是多麼有預見，她清楚地看到了未來，而在維也納，人們很少認真對待她的話。那是一件非常小的事，但給我留下的印象卻特別深。一九一四年春，我和一位女友從巴黎到達都蘭，準備在那裡小住數日，為的是要憑弔達。芬奇的陵墓。我們沿著盧瓦河徒步走去，岸旁風和日麗，可是到了晚上，也真叫累。於是我們決定在那座有點昏昏欲睡的城市圖爾去看電影。我以前曾在圖爾贍仰過巴爾扎克的故居。

 

　　那是一家郊區的小電影院，不能和由鉻與閃光的玻璃裝潢起來的現代化的豪華電影院相提並論。那裡只有一間湊湊合合改建的大廳，裡面擠滿了各種小人物，工人、士兵、市場上的女小販，真正的老百姓，他們一邊無拘無束地在閒聊，一邊向污濁的空氣裡噴着斯卡費拉蒂牌和卡波拉爾牌香煙的藍煙，儘管電影院是禁止吸煙的。銀幕上最先映出的是《世界各地新聞》。有英國的划船比賽。觀眾一邊閒扯，一邊發出笑聲。接着是法國的一次閲兵式。

 

　　仍然沒有多少人注意。然後是第三幅畫面，威廉皇帝在維也納拜會弗朗茨·約瑟夫皇帝。我忽然在銀幕上看到今人厭惡的維也納西火車站那個十分熟悉的站台，上面站着一些警察，正在等候駛進站的列車。接着看見年邁的弗朗茨·約瑟夫皇帝沿著儀仗隊走過去，迎接他的客人。——這是列車進站的信號。年邁的老皇帝已經有點駝背，檢閲儀仗隊的時候搖搖晃晃，當老皇帝出現在銀幕時，圖爾人對這位滿臉自鬍子的老先生善意地發出笑聲。接着是列車進站的畫面，第一節車廂，第二節車廂，第三節車廂。豪華車廂的車門打開了，威廉二世皇帝從裡面走下車廂，他穿著一身奧地利的將軍服，翹着高高的八字鬍子。

 

　　就在威廉皇帝出現在畫面上的那一瞬間，昏黑的電影廳裡開始完全自發地響起一陣尖利的口哨聲和跺腳聲。所有的人都吹口哨和喊叫；男人、女人、孩子，都發出嘲笑，好象有人侮辱了他們自己似的。善良的圖爾人除了知道自己報紙上登載的消息外，並不知道關於政治和世界的更多的事。可是他們在那一秒鐘之內就象瘋了似的。我感到吃驚。我渾身不寒而慄。因為我感到經過多年來煽動仇恨的宣傳，流毒是多麼深，甚至在這裡，在一座外省的小城裡，這些毫無惡意的市民和士兵都已經對威廉皇帝、對德國抱有這樣的成見，以致銀幕上一幅匆匆而過的畫面就能引起這樣一場騷動。那只不過是一秒鐘，僅僅一秒鐘。當接着映出其他的畫面時，一切又都忘記了。觀眾對一部正在放映的喜劇電影捧腹大笑，高興得拍着膝蓋，僻僻啪啪直響。儘管那僅僅是一秒鐘，但那一秒鐘卻讓我看到了，雖然我們自己作了各種努力，想方設法要促進互相的諒解，但是到了緊急關頭，彼此雙方的人民是多麼容易煽動起來。

 

　　那天整個晚上我都心灰意懶。我無法入眠。假如說，那種場面發生在巴黎，雖然也會同樣使我感到不安，但卻不會如此激動。使我感到十分可怕的是，仇恨的心理已深入到外省，已深入到善良的、慈厚的老百姓中間。在以後的幾天裡，我把這件事講給我的朋友們聽。他們大多數人都沒有把這件事看得十分嚴重。他們說：“我們法國人以前也曾嘲笑過肥胖的維多利亞女王，可是兩年以後，我們和英國結成了同盟。你不瞭解法國人，法國人對政治不甚了了。”只有羅曼·羅蘭對這件事的看法和別人不同。他說：“老百姓愈老實，愈容易輕信。良從彭加勒①當選以來，形勢就一直不好。他的彼得堡之行不是一次令人愉快的訪問。“我們還長時間地談論起那次夏天在維也納召開的國際社會黨代表大會。不過，對於這次大會，羅曼·羅蘭比其他人更持懷疑態度。他說：”一旦發佈動員令，究竟有多少人堅持得住，誰知道呢？我們都已陷入一個群情激憤，人人歇斯底里的時代。在戰爭中絶不能忽視這種歇斯底里的力量。“

 

　　①雷蒙·彭加勒（Raymond poincare，一八六○——一九三四），法國政治家，一九一三年一月十七日當選為法蘭西共和國總統。一九一四年七月前往俄國訪問。

 

　　但是，我已經說過，這樣一些優愁的短暫時刻就象風中的蜘蛛網，一吹就完。我們雖然有時想到戰爭，但除了偶爾想到死以外，其他的事就想得不多。——也想到過一些可能發生的事，不過，看來那些事還都相當遙遠。這是因為當時的巴黎實在太美了，我們自己也太年輕和太幸福了。我今天還清楚記得儒勒·羅曼想出來的那出令人着迷的惡作劇：為了揶揄“詩壇的王子”，我們故意擁立一個“善於思考的王子”。讓一個老實巴交、頭腦有點簡單的人由大學生們鄭重其事地抬到巴黎偉人詞前的羅丹塑像前。到了晚上，我們象一群中學生似的在詼諧模仿的宴會上大吵大閙。繁花似錦，微風拂來，一股甜滋滋的氣息。面對這許多歡樂，誰願意去想一些不堪設想的事？朋友之間的交情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深，而且在異國——在“敵對的”國家又有了新的朋友。巴黎這座城市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顯得無憂無慮，而且人們以自己無憂無慮的心情歡喜自己的這座城市。我在法國的最後幾天，曾陪維爾哈倫去魯昂，他要在那裡作一次講演。夜裡，我們站在當地的大教堂前；教堂的尖頂在月光下泛出迷人銀輝——如此良辰美景，難道還只屬於一個“祖國”，難道不該屬於我們大家？我們在魯昂的火車站告別。兩年以後，正是在這同一個地點，一列火車——被他歌頌過的機器之一——把他輾得粉碎。他一邊擁抱我，一邊對我說：“八月一日，在我的卡佑基比克再見。”我答應了，因為我每年都到他自己的這個莊園去看他，和他一起肩並肩地翻譯他的新詩。為什麼這一年就不去呢？我也和其他的朋友們無憂無慮地告別。我向巴黎告別，那是一種漫不經心、不動感情的告別，就象一個人離開自己的家幾個星期一樣。我以後兒個月的計劃是清楚的。而現在我要先在奧地利——避居到鄉間某個地方——趕寫關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篇稿子，這樣我也就可以完成《三大師》①這本書了。然後再到維爾哈淪那裡去：也許到了冬天，計劃已久的俄國之行可以實現了，為的是到那裡去組織一個團體，以增進我們思想上的互相瞭解。在我看來，在我三十二歲的那一年，一切都會順利。在那一年的陽光燦爛的夏天，世界顯得美麗而又合乎情理；就象一片可喜的莊稼。我熱愛那個世界，為了她那個時代和更偉大的未來。

 

　　可是，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在薩拉熱窩的那一聲槍響，剎那之間把我們在其中培育生長和棲身卜居的安全而又充滿理性的世界，象一隻土製的空罐似的擊得粉碎。

 

　　①《三大師》（“Drei Meister”），是斯蒂芬·茨威格發表於一九二○年的一本書，是關於三位作家——巴爾扎克、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評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