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

走出歐洲

　　寞非由於在我的青年時代充滿了各種徹底改變我們這個世界若干世紀的事件，所以當時的時間過得要比今天快？還是因為只埋頭于按部就班的工作，所以在我青年時代最後幾年（第一次歐洲大戰前）發生的事使我今天的記憶相當模糊？當時我寫作和發表作品。在德國，人們已知道我的名字，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戲的名聲也到了園外。我有自己的支持者，而且也有了反對者——如果要想更確切地說出某種變化的話。帝國的所有各家大報都可供我使用，我不必再向它們投稿，而是它們來向我約稿。但我今天心裡非常清楚，我在那些年寫的所有作品和所做的一切事情，在今天看來都是無關緊要的，我們在當年的一切抱負、優慮、失望、怨恨，在我今天看來都是微不足道的，我們這個時代所包容的一切，必然已改變了我們的眼光。倘若我是在幾年以前開始寫這本書，那麼我就會提到我和蓋爾哈特·霍普特曼、阿圖爾·施尼茨勒、見爾—霍夫曼、戴默爾、皮蘭德婁、瓦塞爾曼①、沙洛姆·阿施②、阿納托爾·法朗士等人的談話（和法朗士談話實在是輕鬆愉快的。這位老先生可以給我們講一個下午不正經的故事，但卻以一種非常嚴肅和難以形容的高雅姿態）。我可能會記述那些了不起的首演盛況，諸如古斯塔夫·馬勒爾的第十交響樂在慕尼黑的首演，《薔蔽騎士》③在德累斯頓的首演，卡爾薩溫娜④和尼任斯基⑤的首演，因為我作為一個非常熱心的客人是藝術界許多“歷史”事件的見證人。但是用我們今天對重要事情較為嚴格的標準來看，這一切都不足掛齒，這一切和我們今天的時代問題也不再有什麼內在的聯繫。在我今天看來，那些在我青年時代曾把我的目光引向文學的人們早已沒有那些把我的目光從文學引向現實的人們來得重要。

 

　　①雅各布·瓦塞爾曼（Jakob Wassormann，一八七三———九三四），德語作家，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享有盛名，代表作有長篇小說《齊恩村的猶太人》、《良心的惰性》和文學理論著作《小說技巧》等。由於他主持正義而被納粹分子視為“傾猶”。

 

　　②沙洛姆·阿施（Schalom Asch，一八八○——一九五七），二十世紀猶太人文學的傑出代表，代表作有長篇小說《穿過黑夜的旅行》、《先知》等。

 

　　③《薔薇騎士》（Rosenkavalier ），王幕歌劇，裡夏德·施特勞斯作曲，霍夫曼斯塔爾編劇，一九一一年首演于德累斯頓。

 

　　④塔瑪拉·卡爾薩溫娜（Tamara Karsawina，一八八五——一九七八），俄國芭蕾舞女演員，一九一八年後定居英國，她和尼任斯基合作的傑出表演，有助于恢復西歐對芭蕾舞的愛好。

 

　　⑤瓦斯洛·尼任斯基（Waslaw Nijinski ，一八九○——一九五○），俄國一名盛一時的芭蕾舞蹈家，一九○七年加入瑪麗亞劇院擔任獨舞演員；至一九一七年，他的足跡已遍及歐洲、美國和南美各國，有“舞聖”之稱。

 

　　屬於後者的人們中，我首先要提到的是：瓦爾特·拉特瑙⑥。他是一個在那最最悲劇性的時代能駕馭德意志帝國命運的人，也是在希特拉攫取政權以前十一年第一個被納粹分子用槍暗殺的人。我和他的友好關係是一種誠摯的老關係了，這種關係是以奇特的方式開始的。而且還要牽連到馬克西米利安·哈爾登。我在十九歲時就受到過哈爾登的扶植，他是我最早要感激的人之一，他創辦的政治周刊《未來》在威廉皇帝的德意志帝國的最後幾十年中起過決定性的作用；哈爾登是由俾斯麥親自推進政治生活之中的。他也願意當俾斯麥的喉舌或者擋箭牌①。他把當時的內閣大臣弄下台，促使奧伊倫堡②事件的爆發，使得德皇的宮殿每個星期都要在不同的攻擊和揭露面前顫抖。但是儘管如此，哈爾登的個人愛好仍然是戲劇和文學。一天，《未來》月刊發表了一組格言，作者的筆名我今天已再也想不起來，但是格言寫得特別機敏，語言也十分洗煉，這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作為該周刊的固定作者，寫信給哈爾登，問他：“那位新作者是誰？我已多年沒有讀到過如此言簡意賅的格言。”

 

　　⑥瓦爾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一八六七——一九二二），德國政治家和工業家，德國通用電氣公司創始人埃米耳·拉特瑙（Emil Rathenau ）的兒子。至一九○二年，擔任了約一百家企業的董事。一九○七年隨帝國殖民部長前往德屬東非洲和西非洲訪問，一九一五年夏出任通用電氣公司總經理。一九二一年進入內閣，先後任建設部長和外交部長。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四日被德國民族主義恐怖分子暗殺。

 

　　①馬克西米利安·哈爾登（Maximilian Harden ，一八六一——一九二七）。是俾斯麥的支持者，俾斯麥下台後，他用自己創辦的政治周刊《未來》攻擊當時的帝國首相卡普里維（Leo ，Graf von Caprivi），責難威廉二世皇帝身邊的大臣們，致使普魯士總理奧伊倫堡等最終下台。

 

　　②博托·奧伊倫堡侯爵（Botho Graf zu Eulenburg ，一八三一——一九一二），一八二二年出任普魯士總理，當帝國首相卡普里維試圖放寬普魯士選舉法時，他卻建議威廉二世皇帝限制帝國國會議員的普選制，以抵制社會民主黨，雙方各執一詞，爭論下休，輿論鼎沸，致使一八九四年德皇以突然將兩人同時免職的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

 

　　回信不是哈爾登寫來的，而是一位署名為瓦爾特·拉特瑙的先生寫來的，從他的來信和從其他方面來看，他不是別人，正是那位全能的柏林電氣公司總經理的兒子，而他本人也是一位大商人、大工業家、無數家公司的董事，他是德國“放眼世界”（借用讓·保爾①的一個詞來說）的新型商人之一。他在信中非常誠懇和懷着感激的心情對我說，我的信是他所得到的第一次對他文學嘗試的讚許。雖然他至少要比我大十歲，但他卻坦率地向我承認，他自己也沒有把握，他是否真的應該把自己的思想和格言整理成一本書出版。他說，他畢竟是一個門外漢，在此之前，他的全部活動是在經濟領域方面。而我則真誠地鼓勵他。從此我們一直保持着通信聯繫。爾後我到了柏林，我打電話給他。他在電話裡的答話顯得有點猶豫。“啊，原來是您呀，可是真不湊巧，我明早六點鐘就要到南非去……”我插進去說：“那我們就下次見面吧。”但他一邊思忖着一邊慢吞吞地說：“不，您等一下……讓我想一想……今天下午我有幾個會要參加……晚上我得到部裡去……然後還要到俱樂部去參加一次晚餐……不過，您可以在十一點一刻到我這裡來，行嗎？”我說行。我們一直聊到凌晨兩點。六點鐘他登程到南非和西非去了——後來我得悉，他此行是受德國皇帝的派遣。

 

　　我之所以在這裡講這些細節，是因為這件事充分說明拉特瑙的性格特點：這位忙碌不堪的人總是能騰出時間的。我在歐洲大戰最艱難的日子裡還見到過他，而且在洛迦諾會議之前②，即在他被暗殺之前幾天，我還和他一起乘坐一輛小臥車駛過大街，他就是在那輛小臥車裡和在那條大街上被人暗算殺害的。他從來都是把自己一天中的每一分鐘事先都安排了。但他任何時候都能毫不費勁地從這一件事轉到另一件事，因為他的大腦隨時都有應變的能力，就象一具精密而又迅速的儀器，我在其他人身上從未見到過這種情形。他說起話來口若懸河，彷彿在唸著一張看不見的講稿，然而每一句話又是說得那麼形象、清楚，只要把他的談話速記下來，便是一份立刻可以付印的完整提綱。他說法語、英語、意大利語，就象他說德語一樣清楚明白。他的記憶力從來不會使他難堪，他也從來不需要為了某份材料進行特別的準備。當我和他談話時，發現他對一切都瞭如指掌，善於冷靜地權衡利弊得失，我就感到自己的笨拙和思路不清、缺乏修養和自信，但是在感到他的這種迷人的頭腦清楚、即他的思想的清晰透徹的同時，也有一些令人不舒服感覺。譬如說，在他的宅哪裡，傢具是最最講究的；掛的畫像是最最漂亮的。他的預感能力宛如一台天才發明的儀器；他的宅邸猶如一座博物館。住的是從前路易絲女王的豪華府第，裡面秩序井然，乾淨得一塵不染，視野開闊。可是要我獃在裡面，絶不會感到溫暖。在他胸思想中，似乎把什麼都看透了，因而對什麼都覺得無所謂。儘管他頭腦非常冷靜，但仍充滿深深的不安和缺乏把握。每當我看到他的這種表現時，我就深切地感覺到這位猶太人的悲哀。我的其他一些朋友，例如維爾哈倫、埃倫·凱伊、巴扎爾熱特，雖然不及他的十分之一的聰慧，不及他的百分之一的博學和瞭解世界，但他們對自己完全充滿自信。我總覺得，儘管拉特瑙聰慧過人，但始終腳不着地。他的整個生活充滿着層出不窮的矛盾。他從自己的父親那裡繼承了各種可以想象得到的權勢，卻不願做他的繼承人；他的職業是商人，卻覺得自己是一個藝術家；他是一位百萬富翁，卻願意搞社會主義思想：他意識到自己是猶太人，卻去賣弄基督教；他用國際主義的眼光考慮問題，卻又崇拜普魯士精神；他夢想著一種人民民主；但每次受到威廉皇帝接見和詢問時，又感到莫大的榮耀；不過，他又深知這位皇帝的各種弱點和自負；因而他自己不可能被虛榮心所左右。所以說，他的從不休息的工作也許只是一種鴉片，用來掩飾內心的煩躁不安和擺脫內心生活最深處的寂寞，只是在一九一九年當德國軍隊崩潰以後歷史賦予他最艱巨的任務：從一片混亂中重建遭到破壞的國家，使之有生存的能力。只是在這種身負重任的時刻，他蘊藏的各種巨大潛力才一齊迸發出來。由於天賦的才幹，由於他獻身于唯一的理想：拯救歐洲，他使自己成了名重一時的人物。

 

　　①讓·保爾（Jean Paul ，一七六三——一八二五），德國小說家。

 

　　②據原書出版者注，此處茨威格記憶有誤。拉特瑙一九二二年被暗殺，而洛迦諾會議是一九二五年召開的。此處應為“在熱那亞會議之前”，拉特瑙參加了一九二二年熱那亞會議的談判，會後於四月十六日在拉巴洛簽訂了和平友好條約，撤銷了德俄兩國因戰爭而引起的相互要求。兩個月後，即六月二十四日，拉特瑙被暗殺。

 

　　和他談話，使人振奮，開闊眼界；就談話的思想豐富和明確清楚而言，這種談話只能和霍夫曼斯塔爾、瓦萊裡、赫爾曼·凱澤林伯爵的談話相媲美；我的視野從文學擴大到當代的歷史，應該歸功於他；除此以外，我還應該感激拉特瑙，是他首先鼓動我走出歐洲。他對我說：“如果您只瞭解英吉利島嶼，那您就不會懂得英國。同樣，如果您從未走出過歐洲大陸，那麼您也就不會懂得我們這塊歐洲大陸。您是一個自由的人，要充分利用您的自由！搞文學是一種非常好的職業，因為你不必緊趕慢趕。要想寫出一本真正的書，早一年晚一年都無所謂。您為什麼不去一次印度和美洲呢？”這一句偶然說出來的話卻打動了我的心，於是我決定立即按他的建議辦。

 

　　印度給我的感覺，要比我想象得可怕憂鬱，那裡的人骨瘦如柴、精力衰竭，黑眼珠中流露出沒有歡樂的麻木神情。那種悲慘的生活和常常是極其單調的景色使我感到吃驚。而最使我吃驚的是，頑固地把人按照不同的階級和種族分成三六九等。這種等級觀念我在船上就嘗試到了。有兩個非常討人喜歡的姑娘乘坐在我們船上，烏黑的眼睛，苗條的身材，謙虛文雅，非常有教養、有禮貌。可是我第一天就注意到，她們有意躲避別人，或者說，她們被一道我看不見的界線隔離開來。

 

　　她們不跳舞，不與人交談，而是坐在一旁，讀着英文或法文書籍。只是到了第二天或是第三天，我才發現，不是她們迴避英國人的社交圈子，而是英國人躲着這兩個“歐亞混血兒”，儘管這兩個漂亮姑娘的母親是法國人，但父親是一位波斯血統的印度大商人。當她們在洛桑上寄宿學校和在英國上女子家政學校時，曾度過了和別人完全平等的兩三年。可是一旦坐到這條開往印度的船上就立刻受到這種冷冰冰的不露痕跡的社會歧視，而且並不因為這種歧視不易被人察覺而顯得不殘酷。

 

　　我第一次看到了那種狂熱鼓吹種族純粹的偏見象瘟疫一般危害我們這個世界，其後果之嚴重不亞於上幾個世紀的真正瘟疫。

 

　　通過和這兩個姑娘的初次相遇，我的目光頓時變得敏鋭起來。所以，當我看到一個歐洲人出遠門旅行時，譬如說到錫蘭的亞當峰去①，必然要有十二至十四個傭人陪伴，宛若一個白膚色的神，其他一切均在他的“尊嚴”之下。我是帶著幾分慚愧的心情享受這種對歐洲人的敬畏的——其實，這種敬畏由於我們自己的過錯早就不存在了。我們在自己樂融融的和誤以為安全的歐洲是根本不敢想象會對歐洲人採取這種態度的。但我擺脫不掉這種可怕的感覺：未來的數十年和幾個世紀必將徹底改變這種狀況。由於我親眼目睹了上述這些景狀，所以我看到的印度，並不象皮埃爾·洛蒂①所描寫的那樣：給它塗上一層頗具“浪漫主義”的粉紅色彩，而是一個令人警覺和注目的國家。當然，這不是指那些金碧輝煌的廟宇、風雨剝蝕的宮殿、喜馬拉雅山的風光——在我這次旅行中給我感受最深的便是這些；而是指那些我新認識的人，那些另一個世界和另一種類型的人；這些人和一個作家在歐洲內地通常遇見的完全不同。當時，人們的生活部還比較節儉，還沒有組織象廚師這類人出去談游的事，所以凡是走出歐洲去旅行的人，大多是他的那種社會職業中的特殊人物，如果是商人，絶不會是一個眼界狹小的小商販，而必定是一個巨賈；如果是醫生，必定是一個真正的研究家；如果是世襲的企業家，必定是一個去從事開拓的征服者，他們敢於旨險、慷慨豪爽、毫無顧忌，縱然是作家，也是一個好奇心較強的人。當時，在旅行中還沒有收音機可供消遣，所以在我旅行的漫長的日日夜夜裡，我從和那另一種類型的人們的交往中知道了許多影響我們這個世界的各種力量和緊張關係，勝讀一百本書。我遠離了祖國，我內心評判事物的標準也隨之改變。我在國國以後開始把某些我早先認為並非目光短淺的事當作孤陋寡聞來看待，而且，我也早已不再把我們的歐洲視為是我們這個世界圍着旋轉的永恆軸心。

 

　　①錫蘭是斯里蘭卡的舊稱，亞當峰位於斯里蘭卡半島上皮杜魯塔拉加拉山西南，系宗教聖地和遊覽地。

 

　　①皮埃爾·洛蒂（PierteLoti，一人五○——一九二三），原名路易·瑪麗·朱利安·維奧（LouisMarieJulienViaud ），法國海軍軍官和小說家，几乎遊遍世界各大海洋，著有許多關於熱帶異國的小說和遊記，揚述了近東和遠東的風土人情，一八九一年起為法蘭西學院院士。

 

　　我在印度之行時遇到的各種人物中，有一個人對我們當代的歷史有着不可忽視的——儘管不是公開的、朋顯的——影響。我從加爾各答出發，前往中南半島。在一艘沿著伊洛瓦底江①向上行駛的內河輪上，我每天都要和卡爾·豪斯霍費爾②及其妻子相處好幾個小時。他當時正作為德國武官出使日本。他的細長挺直的身材、瘦削的面龐、尖尖的鷹鈞鼻，使我一眼就能看出他的非凡的素質和身為德國總參謀部軍官的內在修養。不言而喻，我在維也納的時候就已經間或與軍人們有過來往，那是一些友好、熱情和快樂的年輕人，他們大多由於家庭生活環境所迫而穿上軍裝，企圖在服役中替自己尋找最舒適的生活。而豪斯霍費爾則相反——我立刻感覺到了這一點：他出身于富裕的書香門第。其父曾發表過不少詩作，而且我相信還曾在大學裡當過教授；同時，豪斯霍費爾在軍事方面的知識也非常淵博。他當時的使命是去實地考察日俄戰爭，因此他和他的妻子事先都學習了日語和文學創作。我從他身上再次認識到：任何一門學科，即便是軍事科學，如果要想博大精深的話，必須跨出自己狹隘的專業領域，和其他的各種學科聯繫起來。豪斯霍費爾在船上整天忙個不停，用雙簡望遠鏡細細觀察着每一處地方，記日記、寫報告，查辭典。我難得見到他手裡不拿一本書。作為一個細緻的觀察者，他還善於表達。我在談話中從他那裡知道了許多關於東方之謎。在我回國之後，我仍然和豪斯霍費爾一家保持着友好的聯繫。我們互相通信，並且在薩爾茨堡和慕尼黑兩地進行互訪。因一場嚴重的肺病，豪斯霍費爾在達沃斯①或者阿洛沙②獃了一年；由於離開了軍隊，反而促使他去鑽研軍事科學；康復以後，他便又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當一名指揮官。德國戰敗時，我以極大的同情想起了他。我完全能夠設想，他必定痛苦萬分，因為他在戰勝國之一的日本有許多朋友，因為他多年來一直參與建立德國強國地位的工作，說不定還以看不見的隱蔽方式參與戰爭機器的工作呢。

 

　　①伊洛瓦底江，今在緬甸境內。

 

　　②卡爾·豪斯霍費爾（KarlHaushofer ，一八六九——一九四六），德國地理政治學家。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出任駐日本武官，併到過印度、緬甸、西伯利亞、朝鮮和中國北部。一次大戰後重服軍役，以巴伐利亞軍少將銜退役。一九二一至一九三九年在慕尼黑任地理政治學研究所所長。被人稱為地理政治學在德國的創始人。一九二四至一九四四年主辦《地理政治學雜誌》，主要著作有《德意志民族和它的生存空間》、《日本與日本人》、《太平洋的地理政治學》等。他和希特拉關係密切。他的思想對納粹黨徒和第三帝國的對外政策顯然發生過不可忽視的影響。德國法西斯垮台後，于一九四六年自殺。

 

　　①達沃斯（Davos ），瑞士東部一小鎮，居民一萬餘人，氣候溫和，為世界著名療養地。

 

　　②阿洛沙（Arosa ），瑞士東部一小鎮，居民兩千親人，療養勝地。

 

　　不久，事實證明，他是系統和全盤考慮重建德國強國地位的先行之一。他出版了一份地理政治學雜誌。但在那次新的運動開始之初，我並不懂得其中更深的意思——事情經常是這樣。我真誠地以為，地理政治學只不過是要仔細研究觀察各個國家勢力互相作用的奇特現象，即便談到各民族的“生存空間”——我相信，這個詞是他首創的——，我也只是按照施本格勒①的意思，把它理解為時輪迴轉中任何一個國家都會喚起的一種和時代有關的、變化無常的活力。即便是豪斯霍費爾的主張：要求更仔細地研究各民族的各種個性和建立一種學術性的常設指導機構，在我看來也是完全正確的，因為我以為這種地理政治學的研究完全有助于各民族互相接近的趨勢；說不定豪斯霍費爾的原始意圖也確實根本不是政治性的——但我今天不能這樣說了。我當時總是懷着極大的興趣閲讀他的著作（再說，他在自己的書籍中還引用過我的話呢），而且從未產生過懷疑。我所聽到的各種實事求是的客觀反應，也都說他的講課非常有啟發、有教益。沒有人指責他，說他的思想是以新的形式為泛德意志的舊要求提出論據，說他的思想是為一種新的強權政治和侵略政策服務。可是當有一天我在慕尼黑偶然提到他的名字時，有人用一種不言而喻的腔調對我說：“哎，您說的不是希特拉的朋友嗎？”我當時驚異得簡直不敢相信我自己。因為第一，豪斯霍費爾的妻子的出身②，根本談不上種族純；從而使他的兩個（非常有才華和討人喜歡的）兒子也完全經不住紐倫堡的猶太人法①；此外，我也看不出在一個非常有文化教養、思想淵博的學者和一個以自己最最狹隘、最最野蠻的思想去理解德意志民族性的瘋狂煽動家之間會有什麼思想上的直接聯繫。不過，魯道夫·赫斯②曾是豪斯霍費爾的學生之一，是他在豪斯霍費爾和希特拉之間建立了聯繫；希特拉是很少採納別人的思想的，但他有一種天生的本能：凡是有利於他達到自己的目的的一切，都要占為己有，而他覺得，“地理政治學”完全可以融合到納粹政治之中為之效力，因此，他就充分利用地理政治學，為自己的目標服務。國家社會主義的一貫伎倆從來就是在意識形態方面把自己極端自私的強權慾望偽善地隱藏起來，而“生存空間”這一概念終於為國家社會主義的裸骨的侵略意圖提供了一件哲學上的偽裝外衣。“生存空間”這個詞，由於它的定義的模糊性，表面上看來好象是一個無害的口號，但其產生的後果之一是，它能夠為任何一種兼併——即使是那種最最霸道的兼併進行辯解，把它說成是合乎道德和在人種學上是必要的。由於希特拉在確立自己目標的時候把“生存空間”的理論進行了禍及世界的徹頭徹尾的篡改——最初還嚴格限于國家和種族純粹的目標，後來則蛻變成這樣一個口號：“今天，德國屬於我們，明天，是整個世界”——我不知道豪斯霍費爾對此是否知道和有意——於是，我的那位舊日的旅伴今天不得不承擔罪責，這一事例清楚說明：一種簡潔而又內容豐富的表述由於言詞的內在力量可以轉化為行動和災難，就象先前的百科全書派①關於“理性”統治的表述一樣，最終卻走向自己的反面，蛻變為恐怖和群眾的感情衝動。據我所知，豪斯霍費爾本人在納粹黨內從未獲得過顯要地位，也許甚至連黨員都不是。我一點也看不出他是一個躲在幕後、想出最最危險的計劃和給元首種種暗示的精靈般的“謀士”——就象今天善於耍筆桿的新聞記者似的。然而，毋容置疑的是，不管自覺不自覺，他的理論把國家社會主義的侵略政策從狹隘的國家範圍推廣到全球範圍，在這一點上，他比希特拉的十分粗暴的顧問們的影響更大。也許後世會比我們這些同代人掌握更多的文獻資料，屆時才能對他這個人物給予正確的歷史評價。

 

　　①奧斯瓦爾德·施本格勒（OswaldSpengler），德國的歷史哲學著作家，主要著作有《西方國家的沒落》，該書英譯本題為《西方的沒落》。他本人雖不是希特拉的信徒，但他的思想在客觀上為德國軍國主義辯護，有“納粹革命的導師”之稱。

 

　　②豪斯霍費爾的妻子瑪爾塔·邁爾一多斯（MarthaMayer —Doss），有部分猶太血統。他們生有兩個兒子：阿爾佈雷希特·豪斯霍費爾（AlbrechtHaush-ofer，一九○三——一九四五）博士和海因茨·康拉德·c ·豪斯霍費爾（Heing Konrad.C. Haushofer），前者繼承父業，曾在柏林任地理政治學教授。希特拉當上總理後，即宜稱豪斯霍費爾的家庭是“雅利安人”。

 

　　①紐倫堡的猶太人法，史稱“紐倫堡法”（NurnbergerGesete），是納粹德國迫害猶太人的法律。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五日由希特拉在紐倫堡納粹黨代會上宣市。法律規定猶太人不再是“國家公民”，而是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國家屬民”。嚴禁“雅利安人”和猶太人通婚，等等。德國法西斯從此展開全面排猶運動。

 

　　②魯道夫·赫斯（RudolfHess，一八九四——），希特拉的秘書和侍衛長，曾筆錄希特物的《我的奮鬥》，一九三九年被希特拉任命為元首的第三代理人。一九四六年作為戰爭罪犯被紐倫堡國際法庭判處終身監禁。

 

　　①百科全書派，十八世紀下葉法國一部分啟蒙思想家在編纂百科全書時所形成的資產階級上升時期的進步思想派別，提倡理性主義和批判精神，為法國大革命作了思想準備，但在法國大革命期間，尤其是雅各賓派專政時期，曾一度採用大批處死的“恐怖”手段。

 

　　在那第一次海外旅行之後，過了一些時日，接着便是第二次到美洲去的旅行。這次旅行的意圖也無非是見識見識世界和看一看我們自己未來的一角。只有極少數的作家遠涉重洋到那裡去，不是為了掙錢或是販賣美洲的新聞，而是純粹為了把自己對這塊新大陸的相當沒有把握的想象和現實印證——下。我相信我正是這樣一位作家。

 

　　我對那塊新大陸的想象完全是浪漫主義的——我今天這樣說，並不覺得有什麼不好意思。美洲對我來說就是沃爾特·惠特曼，那是一片有着新的節律的土地，是一片正在實現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土地；在我遠渡重洋以前，我再次閲讀了那偉大的《卡美拉多》的連篇累牘的長行詩句，以便使我自己在走進曼哈頓的時候不是帶著一個歐洲人通常有的那種傲慢感情，而是懷着友善、寬厚的胸襟。我今天還清楚記得：當我在旅館裡第一次問門衛我想去看一看的沃爾特·惠特曼的墓地在何處時，我的這一要求顯然使那位可憐的意大利人感到非常窘迫，因為他還從未聽到過這個名字哩。

 

　　紐約給我的最初印象相當不錯，雖然當時還沒有象今天這樣有着迷人的美麗夜景。當時，泰晤士廣場邊上還沒有燈光照射、水花四濺的人工瀑布。城市上方還沒有夢幻般的星空——這是由夜間數百萬人工星光和天空中真正的繁星相互交輝而成的。市容和交通還缺乏今天這樣大膽的宏偉設想，因為新的建築藝術還僅僅在個別的高層建築中進行嘗試，而且還相當沒有把握。陳列櫥窗和裝演方面爭奇鬥妍的局面還剛剛開始。不過，從始終在微微搖晃的布魯克林大橋向港口瞭望和在南北方向道路的石谷處徒步行走，倒也足以使人開眼和興奮。當然，兩三天之後，這種興奮便會讓位於另一種更強烈的感覺：極度的寂寞感。我在紐約無所事事。而在當時，一個沒有事幹的人可以到其他任何地方去，也千萬別去紐約。因為那裡還沒有可以讓人消磨一小時的電影院，還沒有方便的小型自助餐廳，也沒有象今天這樣眾多的藝術商店、圖書館和博物館，在文化生活方面比我們歐洲落後得多。當我在兩三天之內老老實實地看完了博物館和重要的名勝以後，我就象一條沒有舵的船在颳風、結冰的街道上打轉轉。我在街上游來蕩去，百無聊賴；那種無聊的情緒終於使我不得不用這樣的辦法來加以擺脫：想個竅門把穿街過巷的蹓躂變得更引人——些。也就是說，我發明了一種自己玩的遊戲。由於我在紐約完全是一個人到處瞎逛，我假設自己是一個出走他鄉的人——就象無數背井離鄉的人一樣，不知幹什麼好，而且身上僅有七美元。我心裡想，他們不得已干的事，我倒完全可以自覺自愿去幹。我對自己說，你就這樣設想：如果你至多三天以後就必須去掙錢來餬口，那麼你考慮一下，你作為一個舉目無親的外國人在這裡怎樣能儘快找到一個掙錢的差事！於是，我開始從一個職業介紹所轉悠到另一個職業介紹所，琢磨貼在門上的各種廣告。有的地方要找一個麵包師，有的地方要找一個必須會法語和意大利語的臨時抄寫員，有的地方要找一個書店夥計，對假設中的我來說，這最後一個位置才算第一次碰上機會。於是我爬上三層回形鐵扶梯，打聽能掙多少錢，同時把這工資額和登在報紙廣告上的租一間布朗克斯區住房的價格作比較。經過兩天的“尋找職業”，我在理論上已經找到了能夠維持我生活的五個位置。這樣一來，我比純粹的閒逛更能確切地知道在那個年輕的國家對每一個想工作的人來說有多少活動範圍、有多少機會；給我的印象特別深刻。我還用這樣逛大街的辦法從一個代理處到另一個代理處，通過自我介紹，親眼看到了那個國家的神聖自由亦辦事過程中是怎麼回事。沒有人問我的國籍、宗教信仰和出身。也就是說我到處走動都不必帶護照——這對我們今天這個處處要蓋手印、要有簽證和警察局證明的世界來說，簡直不可思議。然而，那裡卻有工作，並且正在等待着人，唯有這件事決定着一切。在那個已經變成傳奇般的自由的時代，簽訂一項合同在一分鐘之內即可辦成，沒有國家、貿易聯盟和繁瑣手續的干擾。借助這種“尋找職業”的方法，我在最初幾天所瞭解到的美國，要比我後來逗留的全部時間都要多——我在後來幾周作為愜意的旅遊者徒步漫遊了費城、波士頓、巴爾的摩、芝加哥。唯有在波士頓，我在查爾斯·萊夫勒①家度過了社交的幾小時——萊夫勒曾為我的幾首詩譜過曲。其他地方，我始終都是一個人。僅有一次，一件意外的事打破了我的這種完全隱姓埋名的生活。我今天還清楚記得那一剎那。那是在費城，我沿著一條南北向的寬闊大街漫步，我在一家大書店門前站住，為的是至少在那些作者的名字裡看一看有沒有我認識的和已經熟悉的。突然之間，我驚獃住了。在那家書店的櫥窗左下方陳列着六七本德文書，而其中的一本，跳入我的眼帘的，卻是我自己的名字。我象着了迷似地注視着，開始沉思起來。我在這異國的街道上躑躅，不認識路，而且似乎也沒有目的，在這星沒有人認識我，沒有人重視我。可是現在，這樣一個我竟已和原來的我相遇在一起，為了讓我的這本書用十天的時間遠渡重洋來到這裡，想必那位書商一定會把我的名字記在一張紙條上。我的孤獨感頓時消失，而且當我兩年前再次在費城行走時，我情不自禁地不時尋找着這種陳列櫥窗。

 

　　到舊金山去的心情，我是已經沒有了——當時那裡還沒有好萊塢。但是我至少能在另一個地方目睹太平洋的景色——這是我盼望已久的事。自我童年以來，由於那些最初的環球航行的報道，太平洋一直使我着迷。再說，我當時觀看太平洋的地方今天已經消失；那塊地方今天再也見不到了。那塊地方是當時正在開鑿的巴拿馬運河所處位置的最後幾個山丘之一。我是乘一艘小船向下行駛，繞道百慕達和海地到達那裡的。——我們那一代由維爾哈倫培養起來的詩人們對當時的科學技術奇蹟也是十分讚賞，熱情之高，正如我們的先輩對待羅馬古文化一樣，但在巴拿馬看到的一番景象是令人難忘的，由機器挖掘出來的河床，一片蒲黃，即使帶著墨鏡，仍非常刺眼；到處是成群的蚊子，密密麻麻，死於蚊子的屍體埋在公墓處，一排接着一排，沒有盡頭——開鑿巴拿馬運河可謂是一種殘忍的慾望。死於這項由歐洲開始和由美洲完成②的工程的人真不知有多少呵！這項工程經過三十年的種種災難和絶望到那時才總算成功。只剩下最後幾個月的閘門掃尾工作了，然後，只要用手指一按電鈕，相隔了千萬年的兩個大海的水便會永遠匯流在一起。不過，我是那個時代最後完完全全、清清楚楚感覺到歷史上兩個大海仍處于分離狀態的人之一。目睹了美洲這一最偉大的創造性的業績，是我向美洲的美好告別。

 

　　①查爾斯·萊夫勒（CharlesLoefler，一八六一——一九三五），美國小提琴家和作曲家，一八八三至一九○三年和波士頓交響樂團合作演出。

 

　　②巴拿馬運河一八八一年由法國公司開鑿，後因公司破產而中斷；一九○四年由美國重新開鑿，至一九一四年八月十五日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