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腐败
对于奥斯维辛、对于纳粹的“最终解决”，1943年都是转折性的一年。1941年，大部分杀戮是由特别行动队在苏联占领区进行的；1942年，莱因哈德行动下的灭绝营在大规模屠杀中发挥了主要作用。但到了1943年，也就是奥斯维辛投入使用三年之后，终于轮到奥斯维辛成为主角。与这段历史上大部分事件一样，这个转变背后的原因是复杂和多方面的。
1943年初，希姆莱到访特雷布林卡和索比堡，亲自视察他手下的杀人工作。截至当时，莱因哈德行动灭绝营已经屠杀了165万人（占这些灭绝营死亡总人数170万的97%）。[1]由于杀戮如此“成功”，2月16日，希姆莱下令清空华沙的犹太人隔离区，他认为那里已经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4月，一件在纳粹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华沙隔离区的犹太人发起了反抗。纳粹首次面临来自犹太人有组织成规模的武装抵抗，而冲突就发生在一个毫无遮蔽和防护的地方：波兰首都的中心地带。[2]
华沙隔离区是纳粹所建最大的犹太人隔离区。1942年夏天在这里进行的最早几次驱逐行动没有遇到任何意外。大约有30万犹太人被送往特雷布林卡，隔离区只剩下约6万人。在明白纳粹是要把他们赶尽杀绝后，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犹太人战斗组织”（Żydowska Organizacja Bojowa）。这个组织于1942年7月在隔离区内成立，它与“犹太人军事联盟”（Żydowski Związek Wojskowy）共同决定对接下来的驱逐行动做出反抗。
1943年1月，纳粹清空隔离区的行动遭到一定程度的抵抗，但还是有几千名犹太人被带走。犹太领导层以为是他们的反抗阻止了隔离区被彻底清空，但我们现在知道，纳粹在这个阶段的行动目标只是每次带走一定数量的犹太人，且这个数字始终没有超过8000。不管怎么说，反抗行动让犹太人确信，他们有能力阻止德国人。他们已经做好准备，要对德国人彻底摧毁隔离区的行为抗击到底，他们知道离德国人采取行动的那一天已经不会太远。
亚伦·卡尔米[3]当时21岁，是华沙隔离区里打算进行反抗的犹太人之一。前一年，他已经有过一次奇迹般与死神擦肩的经历，当时他和他的父亲都在一辆开往特雷布林卡的列车上，但他成功跳下了火车。“我父亲说：‘快走！如果我能救你，我就是救了全宇宙。’然后他又说：‘如果你们谁能活下来，一定要让他们血债血偿。’然后我们互相道别，我知道那是什么样的道别——一种不一样的道别，一种以前从没有过的道别。”
卡尔米和其他反抗战士找出了他们能找到的所有武器，收集在一起，构筑一个临时的防御阵地。隔离区里的其他人挖出几个地下掩体用作藏身之处。尽管准备工作如此充分，但没有人幻想能够打败德国人。“我们从没想过取得胜利，”卡尔米说，“只想争取不在他们规定的时间登上列车。如果我们能成功拖延一天，第二天我们会努力再拖一天。”
卡尔米和另外五六个同伴在一栋房子的三层就位，从那里可以眺望到隔离区的围墙。他手里紧紧握着一把德国P38手枪，等待着纳粹的到来。有传言说德国人已经承诺要在4月20日之前清空隔离区，因为那天是希特勒的生日，他们要为元首献上一份生日礼物。而正是在希特勒生日当天，卡尔米的团队首次展开行动：“我们听到300名德国士兵朝我们靠近的声音，他们的样子就像正朝前线行进，比如要去斯大林格勒或别的什么地方。他们恰好在我们的正前方。”
就在那一刻，卡尔米的领队朝德国人连续扔出两枚手榴弹，这是示意卡尔米和其他队员开火的信号：“我马上用我的手枪朝经过的人群（德国人）射击。德国人大喊：‘救命！’接着就躲到一面墙的后面。这是我们第一次看见德国人逃跑。我们习惯了做那个从德国人身边逃跑的人。他们没想过犹太人会这样反抗。有人流血了，我没法转移我的视线。我说：‘德国人的血。’我记起父亲对我说的话：‘如果你们谁能活下来，一定要让他们血债血偿。’那个部队的（德国）指挥官开始朝他的士兵大吼：‘怎么，你们都躲起来了？离开那面墙！’他们走出来，看清子弹是从哪里打来的，于是他们开始反击。他们的装备可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只有手榴弹和几把手枪。他们一开火，所有的窗户都被震碎了，到处都是烟和碎玻璃。”
由党卫队少将于尔根·施特罗普统帅的德国士兵很快意识到，他们遇到的抵抗比一开始所想象的要顽强。成千上万名犹太人化整为零，绝大部分藏在地下。隔离区的街道空空荡荡，几乎抓不到人。德国人决定采用一种简单粗暴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把犹太人熏出来。他们一条街挨着一条街、一个街区挨着一个街区地放火。面对强大的敌人和四周熊熊燃烧的建筑，亚伦·卡尔米和他的同伴只好撤到下水道，从地下越过了隔离区的铁丝网到达华沙的郊区。在这里，他的生活并没有变得更有保障：“两年后，80个逃进树林里的人只剩下11个。”
施特罗普提交的报告是现今研究这次隔离区起义最主要的文献。根据他的记载，56 065名犹太人最终被捕，大约7000名犹太人在起义中被击毙，而牺牲的德国士兵不到20人。这些数字显然是在弱化德国人的损失，同时夸大犹太人的死亡人数。
尽管施特罗普努力掩盖华沙隔离区爆发的事件，但他没能瞒过希姆莱。这次抗争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它是犹太人首次发动大规模、有组织的抵抗运动。希姆莱一定更加确信，隔离区有脱离控制的风险。在他看来，犹太人隔离区的存在是为了解决一个已成为历史的问题，“最终解决”未来的“执行”应该依靠别处，具体来说，在奥斯维辛。
1943年3月，就在华沙隔离区起义爆发前几周，奥斯维辛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比克瑙的首座焚尸场投入使用。它的建造经过很长一段时间，且计划几经改变。最初的构想是在1941年10月提出的，当时是打算用它取代主营地的旧焚尸场，但随后建造地点改到了比克瑙。1942年是策划阶段的重要转折点，因为在这一年，党卫队建筑师瓦尔特·德亚科改变了焚尸场的功能：地下室的两个房间原本都要被用作停尸房，但现在它们分别具有不同的功能：犯人们将在其中一个大房间里脱去衣服，另一间与第一间呈直角排列，将被设计为一个毒气室。装有齐克隆B的小罐子将从毒气室房顶的开口投入屋内。一层是一个大焚化场，共有五个巨大的炉子，每个炉子有三个炉门。尸体将通过小电梯从地下室的毒气室运至焚化场中。
没人知道党卫队领导层要求改造焚尸场的具体日期，但我们可以通过奥斯维辛建筑办公室下达的一系列指令来追踪其变化。例如，毒气室的门被要求加上一个“窥视孔”，并改成向外拉开，而不是原来设计的向内推开（这个改动是非常必要的，纳粹已经发现毒气发挥作用后门会被尸体堵死）。其他变化还包括舍弃运尸体的滑梯，增建更多通向地下室的楼梯，这显然是考虑到现在人们会自己走到楼下的毒气室，而不是被运进原计划中的停尸间。
最初纳粹只打算建造一座焚尸场，但既然焚尸场的功能发生转变，现在他们也决定增建类似的设施。截至1943年初夏，共有四座焚尸场/毒气室合一的建筑在奥斯维辛-比克瑙建成。其中两个（2号和3号焚尸场）依据修改后的方案建造，也就是把地下室用作毒气室。在比克瑙，新来的受害者下车的地方被称为“坡道”（直到1944年春末才完全建好），这两个焚尸场距坡道不到100米。另外两个（4号和5号焚尸场）建在比克瑙的偏僻角落，与“小红房”和“小白房”中的临时毒气室相邻。这两个焚尸场的毒气室不在地下，而是与焚化炉一起都在一层。对纳粹规划者来说，这个设计是一个明显的“改进”，它意味着尸体不需要再从地下室被运到地面。4号和5号焚尸场各有一个巨大的焚化炉，每个炉子分别有八个炉门。这四个焚尸场加起来每天可以杀死约4700人，同时可以完成对尸体的处理。也就是说，如果新的屠杀设施全部启用，那么每月奥斯维辛可以杀害15万人。
奥斯维辛的焚尸场——这些砖砌的坚固建筑恰恰是纳粹“最终解决”恐怖之处的有形体现。屠杀无需再在改造的农舍中进行，而是在类似工厂的地方、按照工业生产的方式操作。历史上，对妇女和儿童的血腥屠戮屡见不鲜，但这次完全不同：在纳粹费尽心思建造的屠杀工厂里，人类的牺牲将不见血光。在比克瑙的焚尸场，那一排排整齐的红砖房里，纳粹分子将沉着、镇静、有条不紊地夺取性命。
不过，有一个与奥斯维辛-比克瑙有关的错误认识，虽可以理解但有必要澄清。这里的焚尸场直到1943年春天才投入使用，它们并不是纳粹在“最终解决”执行过程中首座固定屠杀设施。在前一年，莱因哈德行动中的灭绝营已经使用过毒气室，虽然要简陋得多。1942年12月，特雷布林卡的旧毒气室已经被一个更坚固、更宽敞的毒气室取代。此外，奥斯维辛焚尸场投入使用时，屠杀的高峰早已过去。1942年，约有270万犹太人被害（约20万死在奥斯维辛，165万死在莱因哈德行动的灭绝营，85万死在东线特别行动队的枪口下），而1943年被害犹太人数量最多50万，其中约半数死在奥斯维辛。
尽管如此，奥斯维辛在纳粹统治内还是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多年来，纳粹分子中一直有两派观点，一派认为犹太人应该为帝国工作，另一派认为犹太人都应该被杀死。在1942年1月的万湖会议上，莱因哈德·海德里希提出让犹太人从事繁重的劳动直至累死，由此把这两个看似矛盾的态度结合在一起。但在实际情况中，这两种政策常常无法调和，尤其是在希姆莱下令杀死总督辖区所有犹太人之后。正如巴特尔中尉在普热梅希尔所见到的，能够工作的犹太人仍被送往贝尔赛克处死。
到了1943年春天，希姆莱等人发现，在纳粹帝国内部，显然只有一个地方可以把工作和屠杀这两个目标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个地方就是奥斯维辛。比克瑙的焚尸场/毒气室将作为一个大型半工业化集合体的中枢，拥有数量众多的子营地。经过筛选，犹太人首先会被送到附近的子营地强制劳动，经过数个月的虐待和压榨之后，当他们被认为不再适合工作时，就会被送到几英里之外的奥斯维辛-比克瑙灭绝。
无论在概念上还是在实践中，奥斯维辛都完美地符合希姆莱的设想。希姆莱希望系统内部能够有一些灵活度，可以根据对劳动力的需求随时改变“适合工作”的定义。而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或许是，在华沙事件发生之后，他意识到党卫队可以较有把握地确保奥斯维辛内部的秩序，这在隔离区是无法实现的。
最终共建成了28座奥斯维辛子营地，它们分布在上西里西亚地区大大小小的工厂附近，从戈莱舒芙（Goleszów）的水泥厂到“和谐之屋”（Eintrachthütte）的军工厂，上西里西亚能源供应股份公司（Energieversorgung Oberschlesien AG）的发电厂，以及IG法本公司的丁钠橡胶工厂。[4]体量庞大的莫洛维茨（Monowitz）营区便是为了丁钠橡胶工厂的需要而建，约1万名奥斯维辛的囚犯（包括意大利作家普里莫·莱维，他在战后写就了一系列解读纳粹体制残酷特性的著作）在此关押。截至1944年，在上西里西亚地区各工厂做苦役的犯人超过4万人。[5]据估计，奥斯维辛为了满足私利强迫犯人劳动的做法，最终为纳粹德国创造了约3000万马克的纯利润。[6]
这些子营地的生活条件与奥斯维辛主营地及比克瑙一样恶劣。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建在矿坑旁边的福尔斯滕格鲁伯（Fürstengrube）。本雅明·雅各布斯[7]于1943年初秋便被送到那里。通常情况下，这无异于被判了死刑，因为在奥斯维辛矿坑工作的犯人一般只能活几个星期，但雅各布斯掌握的一门特殊手艺救了他。作为牙医，他的经历充分说明纳粹如何竭尽全力地剥削犹太人，无论是死是活。
雅各布斯先是给犯人看牙，后来又为营地里的纳粹军官服务：“我负责给集中营里的党卫队士兵、高级官员还有医生等人看牙。他们都会给我一些好处。当他们来到我这儿，想找个牙医的时候，都很友善。他们一般会给我带一些面包或伏特加，但不会亲手交给我，只会‘不小心’落在椅子上。通过这种方式我能得到更好的食物……我想我在别人眼里是受到特别待遇的人。我觉得很自豪。你会觉得你的地位更高，待遇也更好。” 本雅明·雅各布斯“唯一一次后悔”在工作营里当牙医，是他被派去从死人嘴里撬金牙的时候。他不得不走进堆满犯人尸体的房间，他们不是上工时被击毙就是累死在矿井里。雅各布斯发现“这些尸体看起来扭曲变形”，而他“做的事是他从未曾想过自己会干的”。他不得不跪在尸体旁边，“用工具使劲撬开犯人的嘴”，把上下颌分开，在此过程中尸体的嘴巴会发出“咔咔的声音”。等到犯人的嘴被撑开固定后，雅各布斯再把金牙取下来：“这不是什么值得自豪的事。我那个时候很麻木。我想活下去。虽然这种生活不怎么合意，但你还是想努力活着。”
从死人嘴里取出的金牙会被熔掉，以便再加工成珠宝首饰，这个过程充分体现了纳粹建造整个奥斯维辛集合体背后的理念，那就是犯人拥有的任何物品都不应浪费，无论是多么私密的东西。在奥斯维辛主营地和比克瑙被称为“加拿大”的区域，这种态度更为直观。1943年，19岁的琳达·布雷德[8]开始在“加拿大”工作。一年前她来到这里，属于斯洛伐克最早一批驱往奥斯维辛的犹太女人。一开始她被分到室外劳役，条件极为艰苦，后来被选去整理和分拣没收来的物品。“事实上，在‘加拿大’的工作救了我的命，因为我们能弄到吃的，还有水，可以在那里洗澡。”比起本雅明·雅各布斯，琳达·布雷德被迫要做的或许没那么可怕，但本质是一样的，即确保纳粹从他们的受害者身上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死人的遗物都存放在奥斯维辛。除了叠衣服，我们还要搜查贵重物品，无论是内衣裤还是别的什么，每一件都不放过。我们经常会找到很多钻石、金子、硬币、美元，还有欧洲各国的货币。发现的东西都必须放到营房中间一个顶上只开一条缝的大木箱里……其他人都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财宝和衣服，只有我们——600个在那里工作的女孩。”
奥斯维辛当局有明确规定（事实上这也是党卫队在整个纳粹体制下所贯彻的做法）：囚犯拥有的所有贵重物品都属于帝国财产。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加拿大”的诱惑是无法抗拒的，无论是对在那里工作的犯人还是党卫队看守。因此，从“加拿大”顺手牵羊的事时有发生。“我们经常偷拿衣服，”琳达·布雷德说，“还偷鞋子、内裤、内衣。我们上缴的衣服都是自己不需要的。”由于还能找到藏在行李中的食物，布雷德等在“加拿大”工作的人几乎比奥斯维辛其他所有犹太囚犯都吃得更好。“是的，我们会吃。对我们来说那是救命的食物。就连动物在饿了的时候都会吃掉同类……我们想活着。我们想活下去。我们应该把吃的扔了吗？我们没有杀人，只不过是吃他们的食物。那时他们早都死了……有吃的，有水，有足够的睡眠，这就是我们在乎的事。在‘加拿大’，这些要求都能满足。”
而党卫队成员从“加拿大”获得的私利要大得多，这其实一点都不令人意外。“德国人的钱越攒越多，”布雷德说，“但留给我们的只有死亡……（党卫队）所有人都在偷。他们之所以到这里来，是因为没有哪个地方像这里一样什么都有。”鲁道夫·霍斯曾经承认，“犹太人随身的财物给集中营造成了无法回避的难题”，因为他手下的党卫队成员“有时不够坚定，不能抵挡那些触手可及的贵重物品带给他们的诱惑”。[9]奥斯卡·格伦宁证实了他指挥官的观点：“确实有（偷盗的）机会。因为如果一大堆东西都堆在一起，那你很容易就能偷走一些，给自己捞到便宜，而在奥斯维辛这种情况很常见。”由于他在经济部门工作，因此他知道，从犯人下车把行李存放在坡道处开始，经“加拿大”完成分拣，再到装满贵重物品的木箱被运到他的办公室，整个过程有“不少人经手”这些贵重物品。“可以肯定很多东西去了它们不该去的地方。”
出人意料的是，奥斯维辛当局对党卫队的监管“相当宽松”，这点格伦宁有证实。他承认营地里党卫队偷盗成风，他自己也经常参与这种腐败行为，偷拿他经手的现金，以便从奥斯维辛日渐繁盛的黑市上囤货。例如，他厌烦了每次从营地的军械库领左轮手枪，下班以后再还回去，因此他找到“有关系的人”，对他说：“兄弟，我需要一把配有子弹的枪。”大家都知道格伦宁是“美元之王”，因为他的工作就是清点和整理掠夺来的钱，于是他们协定以30美元成交。对格伦宁来说，从他每天经手的货币中偷取这个数量易如反掌。他交出钱，拿到了手枪。
在奥斯维辛，每周都有数千起与格伦宁的所作所为类似的非法交易。大量的财富流入营地，相应的监管却少之又少，偷盗的机会俯拾即是，因此，很难想像有哪个党卫队成员没参与过此种勾当。从想要一台新收音机的普通士兵，到倒卖珠宝赃物的军官，集中营的腐败现象日益泛滥。
1943年10月，希姆莱在他著名的“波兹南演说”中提到了极其敏感的党卫队腐败问题，当时在场的听众包括50名党卫队高级官员。“我要坦率地跟你们谈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希姆莱说，“这件事在咱们之间说说无妨，但绝不可以在公开场合说起……我指的是对犹太人的驱逐，对犹太民族的灭绝。你们大多数人都知道，当100具、500具、1000具尸体堆在一起的时候，这意味着什么……我们在努力完成这项任务，只在极个别的情况下败给人类的弱点……我们保持了体面，这让我们坚强。这是我们历史上光荣的一页，它过去从未发生，将来也永远不会被超越。我们夺走他们（犹太人）的财富，并且……我曾经下过一道严格的命令，由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波尔负责执行，那就是我们要把所有这些财富都上交给帝国，交给国家。我们自己什么也不要。我们有道德权力，也对我们的人民负有义务，来毁灭那些想要毁灭我们的人。我们是出于对人民的爱去完成这个极其艰巨的任务。我们的内心、我们的灵魂和我们的性格都没有因此受损。”
就这样，希姆莱用“为了帝国的利益”来证明屠杀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却将获取私利定义为一项罪行，在两者之间划下一道清楚的界线。他这样做的目的是要维护党卫队“坚定”、“清廉”的形象。不难理解他为什么要把两者区分开来。他在两年前曾亲眼目睹近距离射杀犹太人给行动队成员带来的心理伤害。他也注意到通过使用毒气室，具体的实施得到改进，可以避免给行刑者造成情感创伤。此刻，他有意区分道德高尚、意志坚定的帝国捍卫者和品行不端、谋求私利的机会主义者，来为他的下属提供思想上的慰藉。为了让他们不会感到内疚，甚或“原谅”那个参与“最终解决”的自己，希姆莱意识到，在向这些屠杀妇女儿童的党卫队成员描述他们的任务时，必须强调他们依然可以拥有荣誉和体面，而他的方法就是提醒这些人，他们没有从这些杀戮中获利。
当然，这完全是个谎言，不仅因为它明显与事实不符——奥斯维辛的党卫队成员普遍参与到腐败与偷盗当中——而且从本质上来说，它也是个彻头彻尾的谎言。纳粹在“最终解决”中对手无寸铁的平民进行的“光荣屠杀”根本就是纯粹野蛮的暴行。奥斯维辛党卫队医生的所作所为便是最好的证明。从坡道的筛选到对选定犯人的加害，这些医学专家参与了屠杀的每一个环节。齐克隆B由一辆画有红十字标志的假救护车运到毒气室，这恰好象征了医生的作用。比起其他手染鲜血的纳粹分子，这些奥斯维辛医生作为全程参与的共犯所面临的困境更严峻，最好用一个问题来概括：如何在参与执行大规模屠杀的同时，还能相信自己的行为符合希波克拉底誓言（Hippocratic oath）的精神，即所有医生都该救死扶伤？
要想了解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必须要知道，这些纳粹医生并不是到了奥斯维辛后才突然得知，屠杀需要专业医务人员的介入。从1933年纳粹上台那一刻起，纳粹领导人就一直在宣扬特定“种族”、甚至是特定人群比其他人更“不配”生存。这种观念的首次实践，是20世纪30年代对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人进行的强制绝育，当时约有30万德国人被迫接受了绝育手术。
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过，莱因哈德行动里的灭绝营工作人员，有很多曾参与过纳粹在1939年秋进行的成年人安乐死项目。灭绝营的创建者，如维尔特和施坦格尔等，都是以协助杀害残疾人为起点开展他们日后的大屠杀事业。值得一提的是，在成年人安乐死项目中，负责筛选的是医生而不是警察，这种做法在奥斯维辛得到延续。在大屠杀之前，纳粹就已经把除掉所谓“没有生存价值的人”上升为医学从业者的首要职责，因此医生成为杀戮者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正是出于这种扭曲的逻辑，埃贝尔博士作为医学从业者能当上特雷布林卡灭绝营的指挥官，这在纳粹眼中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
等埃贝尔到特雷布林卡就任的时候，“没有生存价值的人”显然已经从精神病患者和残疾人扩大到犹太人。为了证明屠犹的正当性，党卫队医生借用了纳粹早期政治宣传中的谎言，即犹太人会对整个国家产生腐化影响。“我是一名医生，”一位名叫弗里茨·克莱因的纳粹医生说，“出于对生命的尊重，如果一个病人的阑尾坏死了，我会把它切除。犹太人就是人类坏死的阑尾。”[10]
因此，在纳粹最纯正的观点中，奥斯维辛和其他灭绝营所做的不过是维护健康，也就是协助除掉那些对国家发展造成负担或构成威胁的人。基于这种观点，奥斯维辛早期处决不适合工作的犯人时，有时会在10号楼、也就是医疗室进行，方法为注射苯酚。这与正常的医学伦理完全背道而驰，被送到医院的人不是接受治疗，而是被杀死。
对刚到达的犯人进行筛选的制度于1942年确立之后，纳粹医生开始在大规模屠杀进程里扮演重要角色，因为奥斯维辛运转的关键就在于他们的生死筛选。筛选过程中医生的积极参与对纳粹至关重要，这有其现实和理论方面的原因。现实原因很容易理解：要一眼判断出某个人是否适合工作（每个决定只花上几秒），医生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理论方面不那么明显，意义却更重大：医生密切参与筛选过程可以给人一种感觉，即屠杀不是基于偏见随意进行的，而是有科学上的必要性；奥斯维辛不是一个随心所欲大开杀戒的刑场，而是通过慎重和冷静的行动，为国民健康做出贡献的地方。
然而，真正让奥斯维辛的医生恶名远扬的，是他们的医学实验。将犯人用作实验对象符合纳粹的一个理念：国家的敌人应该被用来为帝国提供“服务”，如果不能作为帝国的劳动力，那就把生命贡献给对“医学知识”的探索。对于那些想要投身科研、又不想被人道主义精神或同情心羁绊的医生来说，奥斯维辛是绝无仅有的实验室。克劳贝格博士和舒曼博士都在奥斯维辛对绝育展开过“医学研究”，后者在这之前就有过相关经验：他作为成年人安乐死项目的医生，曾在宗嫩斯坦工作过，那里在1941年7月就处决过奥斯维辛的犹太人。
西尔维娅·韦塞勒[11]是最早那批从斯洛伐克被送到奥斯维辛的女犯之一，她被迫为克劳贝格和舒曼工作，在主营地10号楼担任护士。很多实验便是在此进行。“我被告知，这栋楼里储有X光机——它们体积不小，都带着大大的圆管——的地方，是舒曼博士在此进行绝育实验；克劳贝格博士在另一处，他采用化学手段，把化学物质注射到妇女的子宫和卵巢里，让它们都粘在一起。这些实验的主要目的是确定成功绝育所需要的剂量。”
希姆莱对奥斯维辛这些绝育实验特别感兴趣。绝育是纳粹为应对他们自己制造出来的“犹太问题”而想出的“解决方案”之一，早在毒气室出现之前就被提出。在万湖会议上，有人提议对混血的德国犹太人进行绝育而不是驱逐。虽然有克劳贝格博士这样的医学领军人物投身研究，但希姆莱至今仍没有得到他想要的那种便宜、高效的绝育技术。
这些实验令人痛苦不堪，西尔维娅·韦塞勒照料那些被当作实验对象的妇女，“尽量避免感情的触动，最好就是什么都不想。他们要研究X射线对人类小肠的影响。简直太可怕了。这些女人一直在吐，特别恐怖。”X射线除了被用来绝育之外，还被用来检查子宫注射化学物质后的变化：“女人们躺在X光机的平台上，摆出做妇科检查的姿势。她们张开双腿，医生就撑开宫口，往她们的子宫里注射东西。他从操作台那里可以看到注射得对不对。我的工作就是在每次检查和注射之后打开X射线，看那些女人是否绝育成功，她们的卵巢是不是粘在一起了……对他们来说，我们根本不是人。我们是畜生。你懂不懂？我们只不过是数字和做实验用的动物。”
在10号楼，西尔维娅·韦塞勒自己也没有逃过克劳贝格博士的魔爪。“我病了。他们就在我身上做实验……不幸的是，战后我结了婚，虽然接受过那些实验，但我还是怀上了孩子。我不得不做了一个极其痛苦的人流手术。医生对我说：‘一次就够了！你不可以再怀孕！’”
在10号楼以医学研究的名义虐待女犯的，不仅有进行绝育实验的舒曼和克劳贝格，还有对宫颈功能进行“研究”的奥斯维辛总医务官，维尔茨博士。此外，在主营地的28号楼那里，进行以男性犯人为对象的医学实验，其中之一是把各种有毒物质涂在犯人的皮肤上，以便模拟想逃兵役的人可能会用到的伎俩。
奥斯维辛的囚犯甚至像小白鼠一样，被“卖给”隶属于IG法本公司的拜耳（Bayer）来测试新药。拜耳公司在给奥斯维辛当局的一封信中写道：“150个女人抵达时状态良好，然而我们没能得出结论，因为她们在实验过程中都死了。真诚请求你们能再提供相同数量的妇女，我们将支付相同的费用。”[12]这些因测试一种还在实验阶段的麻醉剂而死去的女人，拜耳公司支付的价码是每人170马克。
尽管克劳贝格、舒曼、维尔特以及拜耳公司都给奥斯维辛的犯人造成极大的痛苦，但一提到奥斯维辛的医学实验，人们马上联想到的并不是他们，而是一个相貌堂堂、曾获得铁十字勋章的退伍军人。1943年3月，32岁的他被派到奥斯维辛。这就是约瑟夫·门格勒博士。他几乎成了奥斯维辛的代名词，无人能出其右。这来自人物角色和环境两方面的原因：从角色上说，门格勒充分享有奥斯维辛所赋予他的权力，以及这里提供的进行冷血实验的机会。从环境上来说，他到达营地时正逢比克瑙的焚尸场完工，奥斯维辛即将进入它最具杀伤力的阶段。
许多曾关押在奥斯维辛的犯人都谈到过门格勒分裂的性格。当他身着党卫队制服、衣冠楚楚地站在犯人面前时，他时而面带微笑，显得非常有魅力，时而又残忍得无以复加。曾有人目睹他在坡道枪杀一对母子，就因为他们给他添了麻烦，但也有人回忆起门格勒时说，他总是很客气地对他们说话。薇拉·亚历山大[13]，一个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犯人，近距离见证了门格勒的这种双重性格。她曾担任一个分区的卡波，其中有不少吉卜赛和波兰儿童，“门格勒每天都到营地来，还会带巧克力……我大声斥责孩子们的时候，他们经常回嘴说：‘我们要告诉叔叔你是坏人。’门格勒就是那个‘好叔叔’”。当然，门格勒这样做是有原因的，这些孩子对他来说不过是实验的原材料罢了。在拜访过他们的“好叔叔”后，回到营地的孩子们痛楚哀嚎的程度，薇拉·亚历山大可是历历在目。
门格勒最“感兴趣”的领域之一是双胞胎研究——他过去的专业可是“遗传生物学”。按照营地里流传的说法，他一直想弄明白双胞胎或多胞胎诞生的具体条件，以便进一步研究，好让德意志帝国的妇女能在更短时间内生出更多的孩子。但更可能驱动他的，是去了解基因遗传在人的发育和行为中起到的作用，这也是令许多纳粹科学家着迷的课题。
埃娃·莫泽斯·科尔[14]1944年的时候10岁，她和她的双胞胎姐妹米丽娅姆引起了门格勒的注意：“门格勒每天点名之后都会过来，他想看看他有多少小白鼠。每周有三次，他们把我两个胳膊绑紧，限制血液流动，然后从我的左胳膊抽出很多很多血。有时抽到我们晕过去。就在抽血的同时，他们往我的右胳膊注射至少五管东西，有一次注射结束后我病得特别厉害，第二天早上门格勒博士和其他四个医生一起来了，他看了看我的体温记录，挖苦地笑了起来，说：‘太可惜了，她还这么年轻。她只能再活两个星期。’我有时清醒有时迷糊，在半清醒状态下我一直对自己说：‘我必须活下来。我必须活下来。’他们在等着我死。如果我死了，我的双胞胎姐妹米丽娅姆就会立即被送进门格勒的实验室，心脏被扎上一针，然后门格勒就可以做配对尸体解剖。”
正如米克洛斯·尼斯利 [15]所评论——作为集中营的医生，他曾近距离观察过门格勒：“这个现象在世界医学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两兄弟如果同时死去，就可以对两人同时做尸体解剖。在正常情况下，你能找到在同一个地点同时去世的双胞胎兄弟吗？”
埃娃·莫泽斯·科尔最后成功退了烧，不仅让自己活了下来，也救了她双胞胎姐妹的命。“有人问我：‘你是不是很坚强？’我说：‘我没有选择。如果我不能战胜它，就只有死路一条。’”这并不单纯是个令人感到恐怖的故事，更重要的是，这个故事揭示了一个关键事实，那就是门格勒在奥斯维辛可以对犯人为所欲为。他所谓的“医学实验”在范围和程度上都没有限制。嗜虐成性的他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可以对犯人进行无尽的折磨和肆意的杀害。他的实验对象不仅有双胞胎，还包括侏儒和患有走马疳（noma，即面部出现坏疽的一种疾病）的犯人，这些人在比克瑙关押吉卜赛人的营地里有很多，因为那里的条件非常恶劣。然而问题在于，三个也好三十个也罢，门格勒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各种研究领域表示兴趣。在他到达奥斯维辛之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会变成虐待狂。据说他在东线作战时表现得十分英勇，还从一辆正在开炮的坦克前救下两名士兵，而再之前，他从法兰克福大学毕业后从事医学工作，过着相对平凡的生活。是奥斯维辛的环境造就了世人所知的那个门格勒。这又一次证明，很难预测在特殊的环境中，谁会变成一个丧失人性的怪物。
从很多方面来看，门格勒都是奥斯维辛纳粹军官的典型。他在任何场合的衣着打扮都堪称完美，对犯人有着非常彻底的蔑视态度，与他们建立任何形式的亲密关系都会让他极其厌恶，性接触在他眼里更是不可想象——最后这点与纳粹的理念完全契合。在纳粹的种族理论中，被关押在集中营里的人会对帝国公民的身体健康构成威胁，因此党卫队成员与集中营犯人之间的性关系是被明令禁止的，这种行为可以构成德国人的“种族罪”。事实上，纳粹所犯下的“最终解决”暴行与20世纪战争时期发生的其他许多罪行有一个很大的区别，那就是纳粹公开禁止他们的军队实施性侵。这当然不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而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在战争时期的许多罪行中，对“敌方”妇女的性侵是非常普遍的，包括一战时土耳其人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20世纪30年代起日本对中国的殖民战争，以及20世纪90年代塞尔维亚意图征服波斯尼亚。从波斯尼亚的强奸营，到被卖到“闺房”（harems）的亚美尼亚女性基督徒，再到日本皇军士兵对中国妇女的轮奸，在20世纪的战争冲突中，男性性暴力事件不胜枚举。但对纳粹来说，东线的战争是一场不一样的战争。如果是在海峡群岛或法国，那么德国士兵完全有可能与当地妇女发生性关系，可东部的犹太人和斯拉夫人是危险的种族。纳粹的政治宣传大肆鼓吹：帝国每一名士兵最神圣的任务之一，便是确保“德国血统的纯正性”。斯拉夫女人和犹太女人（特别是后者）是绝对不可以接触的。战前德国甚至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犹太人与非犹太人通婚。
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在奥斯维辛，党卫队成员与犹太犯人之间理应不会发生性行为。屠杀犹太妇女是党卫队的神圣责任，而与她们发生关系则是犯罪。然而，正如奥斯卡·格伦宁指出的：“当对某些人的兴趣超越了对整个犹太人群体的感觉，这些事情是会发生的。如果一个人每天的工作是看管20个年轻女孩，他特别喜欢其中的某一个，她正煮着咖啡，天知道会发生什么。这个时候那些东西——宣传的那些东西已经不再重要了……”如果党卫队看守负责看管的是女犯，格伦宁觉得就算见到“他们互相爱抚或接吻，又或者有强迫的性行为”，他也不会感到奇怪。
在“加拿大”工作的女性最容易成为党卫队成员背弃信念、实施强奸的对象。在奥斯维辛，绝大多数女犯都被剃成了光头，并且都营养不良、病病怏怏。与此相反，在“加拿大”工作的女犯有吃有喝，因为她们可以在整理物品时偷拿食物，还可以留着头发。此外，党卫队看守经常与“加拿大”的女犯闲谈，不光是为了监督她们的工作，也为了方便他们自己偷东西。结果，强奸在“加拿大”时有发生。琳达·布雷德对此进行了证实：“我们刚到‘加拿大’的时候没有自来水。‘加拿大’的指挥官（指负责的党卫队军官）让建一个淋浴室，淋浴室就在大楼后面。虽然流出来的水是冰凉的，但我还是经常在那里洗澡。有一次，一个布拉迪斯拉发的女孩正在洗澡，她很漂亮，不是那种特别瘦的人，然后一个党卫队军官走到她面前，在她洗澡的时候虐待了她。他把她强奸了。”这个军官后来被调离“加拿大”，但没有受到进一步的惩罚。还有一个党卫队成员被发现与集中营里的一个犹太女犯发生了性行为，但也被从轻处罚。比克瑙被举报的军官之一格哈德·帕利奇[16]虽然被抓起来，但几乎可以肯定霍斯为他求了情，他仅仅是被转到一个远离比克瑙的子营地。
比克瑙还有一个区域跟“加拿大”一样，允许女犯穿自己的衣服并留着头发，这里也常发生强奸。这个地方被称为“家庭营”，是一片由篱墙围起来的独立区域，自1943年9月直到1944年7月集中营被清空，这里面一直关押着从捷克斯洛伐克的特莱西恩施塔特驱逐出来的犹太人，共计约1.8万名男女老少。这些犹太人到达以后并没有经过筛选，因为纳粹打算把他们用作“宣传”目的：他们被要求给家人写明信片，谈谈这里的待遇有多好，以便破除奥斯维辛是个灭绝营的传言。与吉卜赛营不同（吉卜赛营是比克瑙除了“家庭营”以外唯一一个允许家人住在一起的营地），在家庭营，男人及男孩与女人及女孩分住在不同的营房。
露特·埃利亚斯[17]当时就住在女性营房。她两次目睹醉醺醺的党卫队看守来到营房，挑选女犯带走：“那些女孩都哭着回来，她们被强奸了。她们的情况很糟。”
奥斯维辛的党卫队士兵强奸犹太妇女的事实虽然令人错愕，但细想之下其实并不意外。这些女犯完全在党卫队的控制之下，党卫队确定她们迟早会被杀死，他们知道自己的罪行不会暴露，再加上一点酒精的作用，意识形态就被抛到一边了。在大部分与奥斯维辛有关的传统文献中，这类罪行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同样也不足为奇。这是一个特别敏感的话题，可以理解，那些曾遭党卫队蹂躏的女性都希望保持沉默。正如犯罪学家在很早以前就注意到的，与强奸有关的“黑色”数据（即被上报的侵犯事件与实际发生的侵犯事件数量之差）在所有类型的犯罪中是最高的。
奥斯维辛的党卫队队员强奸女犯的做法其实并不新奇，因为许多士兵都这样对待“敌方”女性，但以下这个事实却可以完全颠覆我们的想象：至少有一位党卫队成员爱上了在集中营工作的犹太女性。海伦娜·斯特洛诺娃[18]与弗朗茨·温施的故事确实是奥斯维辛历史上最离奇的故事之一。海伦娜来自斯洛伐克，早在1942年3月就被送到了奥斯维辛。她在集中营初期的经历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同样是在饥饿和身体虐待中挣扎。头几个月她被分到一个在户外工作的分队，负责拆建筑、搬碎石。睡在满是跳蚤的稻草堆上，她惊恐地看着身边的女犯逐渐丧失希望，一个接一个死去，而她最好的朋友是头一个放弃的。她“看了看周围的一切”，然后说：“我一分钟也不想活了。”她开始歇斯底里地大喊，直到党卫队把她带走，结束了她的痛苦。
与其他人一样，海伦娜也意识到，要想活下来，她必须转到一个不那么耗费体力的分队。她认识的一个斯洛伐克女友当时已经在“加拿大”工作，她给海伦娜提了一个建议：她们分区有一个女犯刚刚去世，如果海伦娜愿意裹上白色的头巾，穿上从那个女人身上脱下来的条纹囚服，那她第二天就可以加入她们，混进整理衣服的营房工作。海伦娜照她说的做了，但不幸的是，卡波看出她是“混进来的人”，并对她说，她回主营地以后将被送到“惩戒分队”。海伦娜知道这无异于死刑判决，“但我不在乎，因为我想，至少我能在有屋顶的地方工作一天”。
巧的是，海伦娜在“加拿大”工作的第一天（本来也应该是最后一天）刚好是负责监督衣物整理区的一位党卫队士兵的生日，他就是弗朗茨·温施。“吃午饭的时候，”海伦娜说，“她（指卡波）问谁歌唱得好或者会朗诵，因为今天是一位党卫队队员的生日。一个希腊女孩奥尔加说她会跳舞，可以在我们叠衣服的那张大桌子上跳。我的嗓音很好听，所以卡波说：‘你真的会唱德语歌吗？’我说：‘我不会。’因为我不想在那里唱歌。但他们强迫我唱。我为温施唱歌时一直低着头，不想看见他的制服。我一边唱一边流眼泪，等我唱完，我突然听见他说：‘谢谢。’他轻声让我再唱一遍……其他女孩都说：‘唱啊！唱啊！他可能会让你留下！’于是我就又唱了一遍。那是一首我（在学校）学会的德语歌。他就这样注意到了我，我想也是从那一刻开始他爱上了我。我的命就是这样保住的，因为一首歌。”
温施要求卡波让这个唱歌如此动听的女孩第二天继续来“加拿大”工作，这个要求救了她的命。海伦娜不用被送去惩戒分队，而是正式成为“加拿大”的一员。虽然第一次见面时温施对海伦娜十分友善，但海伦娜一开始对他很“反感”。她之前就听说他可能有暴力倾向，其他犯人说他杀死过一个进行违规交易的犯人。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天以及几周时间里，温施依然和善地对待海伦娜。他休假期间，还通过手下的犹太男孩给她送去几盒“小点心”。休假回来后温施做了一件更大胆的事——给她递纸条：“他回到我工作的营房以后，走到我身边，给我扔过来一张纸条，我不得不马上销毁，但我看见了上面的字：‘爱——我爱上了你。’我痛苦极了。我宁愿死也不愿跟一个党卫队士兵在一起。”
温施在“加拿大”有自己的办公室。他想出各种理由让海伦娜来见他。有一次，他让海伦娜来给他剪指甲。“房间里只有我们两个，然后他说：‘给我剪指甲，让我看看你。’我说：‘绝对不行。我听说你杀过人，一个年轻人，就在围栏边上。’他总是说没有那回事……然后我说：‘别让我再踏进这个房间……别让我剪指甲，什么都别让我做。我不给别人剪指甲。’我转过身，说：‘我要走了，我不想再多看你一眼。’于是他朝我大喊，他突然之间就变回了党卫队队员：‘如果你敢走出那扇门，我就要你的命！’他拿出手枪威胁我。他爱我，但他的面子、他的自尊受到了伤害。‘什么叫你要走了？我允许你走了吗？’我说：‘开枪打死我吧！开枪吧！我宁愿死也不想再做个两面派。’他当然没有开枪，我还是走了出去。”
随着时间流逝，海伦娜渐渐意识到，温施是个可以让她依靠的人，虽然一开始她完全无法相信这点。知道温施对她的感情后，她有一种“安全感，我想，这个人不会让任何不好的事发生在我身上”。这种感觉有一天变得更加强烈，因为那天海伦娜从一个斯洛伐克同胞那里得知，有人在集中营里见到了她的姐姐罗津卡和她的两个孩子，他们将要被送进焚尸场。当时海伦娜结束了工作，正在比克瑙的营房中休息，她听到这个消息后悲痛欲绝，不顾宵禁离开营房，跑到焚尸场附近。没过多久温施就听说了海伦娜的举动，在焚尸场附近找到了她。温施先对其他党卫队士兵大声说，海伦娜是“我仓库里一名优秀的工人”，然后他把海伦娜摁在地上揍她，因为她违反了宵禁规定，这样其他人就不会怀疑他们之间的关系。温施已经得知海伦娜是为了她姐姐跑到焚尸场附近，于是对她说：“赶紧告诉我你姐姐的名字，要不就来不及了。”海伦娜告诉他是“罗津卡”，并说她还带着两个小孩子。温施说“小孩在这儿活不了！”，然后就朝焚尸场跑去。
温施从焚尸场找到了罗津卡，把她拉出队列，说她是他的工人。但罗津卡的孩子死在了毒气室。温施后来帮罗津卡在“加拿大”安排了一份工作，让她留在海伦娜身边。“我姐姐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海伦娜说，“他们对她说她要工作，而她的孩子被送进了幼儿园。他们对我们所有人都是这么说的。她问我：‘孩子们去哪儿了？’我说：‘在营地另外一边，那里有个幼儿园。’她又说：‘我能去看他们吗？’我说：‘再过些日子可以。’”
海伦娜的姐姐不停地询问孩子的情况，这让海伦娜特别沮丧，“加拿大”的其他女犯看到后，终于有一天对罗津卡说：“别再纠缠了！孩子们已经不在了。看见那堆火没有？他们就在那里火化了你的孩子！”罗津卡大吃一惊，心如死灰，“不想再活下去”。是海伦娜不断的照料和关心，让她姐姐熬过了接下来的几个月。
罗津卡因孩子惨死而悲痛欲绝，但她仍是非常幸运的，因为她自己活了下来，并在她妹妹的保护下活到了战后。“加拿大”的其他女犯对她们两人怀有复杂的情感。“我的姐姐还活着，但她们的姐妹却没有，”海伦娜说，“我姐姐来了，他（温施）救了她的命。这样的奇迹为什么不能发生在她们身上？她们失去了父母、兄弟、姐妹，失去了一切。就连那些曾经为我高兴的人现在也不是那么高兴了。我没法跟朋友分享我的喜悦，我怕她们。她们特别嫉妒，嫉妒我的好运气。其中一个很漂亮的女犯人对我说：‘如果温施碰见你之前先看见了我，他爱上的肯定是我。’”
在温施救了姐姐后，海伦娜对他的感情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我最后真的爱上了他。他不止一次（为了我）冒生命危险。”但与奥斯维辛其他一些男女不同，这对恋人之间从未发生过性行为：“犹太（男）犯人在工作时爱上了各种女人，每隔一段时间，他们就会溜到我们叠衣服的营房中，在那里做爱。有一个人帮他们放哨，如果有党卫队士兵过来就赶紧告诉他们。我却不行，因为他（温施）是个党卫队队员。”他们两人只有眉目间的传情、匆匆说出的情话和潦草写下的字条：“他会先东张西望一番，确定没人在听才对我说：‘我爱你。’在那个地狱里，这让我感到温暖，给了我鼓励，尽管这些话只代表着一段疯狂的、永远无法实现的爱情，在那个地方没有什么计划是可以实现的。太不现实了。有些时候我会忘了我是个犹太人而他不是犹太人。真的。我爱他。但这份爱太不现实了。在那个地方，什么都可能发生，无论是爱情还是死亡，但大部分是死亡。”一段时间之后，“整个奥斯维辛”都知道了他们两人的感情，他们最终被人告发了。没人知道告密的是个犯人还是个党卫队看守，总之，用海伦娜的话来说，是个“卑鄙小人”。
一天，海伦娜结束了工作，正往营地走，一个卡波让她出列。她被带到了11号楼的惩戒地窖。“他们每天都把我带出去，并威胁我说，如果我不告诉他们我与这个党卫队士兵之间是怎么回事，他们就会当场要我的命。我站在那里，坚持说我们之间什么事也没有。”与此同时，温施也被抓了起来，与海伦娜一样，在遭到逼问时他一口咬定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因此，在经过了五天的审问后，他们两人都被释放了。海伦娜遭到了进一步的“处罚”，被要求在“加拿大”营房的一个区域独自工作，远离其他女犯。温施更加小心谨慎地处理他与海伦娜的关系，但如我们将在第六章中看到的，他还是继续保护着海伦娜和她的姐姐，直到奥斯维辛解放。
海伦娜与温施的故事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在奥斯维辛，有太多谋杀、偷盗和背叛，体现了人类最原始的残忍特质，而关于爱的故事却寥寥无几。但在这样的环境下，爱情竟可以在一个犹太女犯和一个党卫队守卫之间滋生，这实在令人不敢相信。如果这些事实被写进一本小说中，读者会认为这样的情节太不可信，但在奥斯维辛发生的太多事情都会给人不真实的感觉。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段爱情生根发芽的过程中，环境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如果海伦娜还留在房屋拆除分队工作，温施几乎不可能爱上她。他们没有机会密切接触，温施也没有机会保护她。而且相当重要的一点是，海伦娜根本不会有机会在温施生日那天为他唱一首德语歌，让他从此深深迷上自己。但在“加拿大”，党卫队与犹太女犯之间不但有接触，还有发展长期关系的机会。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加拿大”工作的女犯幸存的比例比奥斯维辛其他任何地方都高。
当然，温施与海伦娜的关系也说明，奥斯维辛的现状与希姆莱对集中营的设想之间有多大差距。按照他对“腐败”更宽泛的定义，温施的做法也可以算作腐败。1943年秋，党卫队上级突击队领袖康拉德·摩根到达奥斯维辛，力图按照纳粹领导人的构想“治理”这个地方。摩根的到来对奥斯维辛产生了巨大影响，因为他不是一名普通的党卫队军官，而是党卫队后备队的一名法官，同时是国家刑事警察局的地方预审法官。集中营里的腐败行为与希姆莱在波兹南演说中宣称的“我们从他们（即犹太人）那里什么也没拿”形成巨大了反差，将摩根派到奥斯维辛，便是党卫队高层为调查这些腐败行为而采取的种种措施之一。
奥斯卡·格伦宁和他的同事都很清楚摩根为何而来：“我猜腐败行为越来越多，他们不能再视而不见，所以他们说：‘我们要遏制它，遏制这股腐败之风。’”然而，所有人都不知道摩根对比克瑙党卫队兵营进行突击搜查的具体时间。格伦宁从柏林回来后，发现“我的两个同事被关进了监狱。他们在其中一个人的柜子里发现了几支钢笔和一罐沙丁鱼，我不知道他们在另一个人的柜子里发现了什么，但那个人后来上吊自尽了。我的柜子是锁着的”。
摩根和他的同事没有打开格伦宁的柜子，他们坚持要在格伦宁本人在场时展开调查。对格伦宁来说这是莫大的幸事。柜子的正面被封条封了起来，以便看出它是否被打开过，但摩根没有预料到格伦宁及他的同伴会想出下面这个办法：“我们把柜子往前挪动，把柜子后面的板子卸掉——那个三合板很好卸。然后我们把可疑的香皂、牙膏等不该出现在里面的东西全部拿走，把板子安了回去，并用钉子钉死。接着我找到盖世太保，说：‘请问，你们在搞什么？我没法打开我的柜子。’他们说：‘好，我们需要先检查一下。’他们来到我房间，撕掉封条，打开了柜子，什么都没发现，他们拍拍我的肩膀说：‘没事了。继续保持。’”
格伦宁侥幸逃过了制裁，但摩根从其他人那里发现了大量证据，最终只能说明一个结论，那就是奥斯维辛的腐败现象泛滥成灾。“党卫队成员的行为完全不像一名军人该有的样子，”摩根后来证实道，“他们给人的印象就是一群堕落的、野蛮的寄生虫。在对柜子进行搜查后，我们发现了大量黄金、珠宝、戒指以及各国的货币。有一两个柜子里甚至还藏有从刚刚被屠宰的公牛身上割下来的牛鞭，用来增强性能力。我以前从没见过这种东西。”[19]
比起财务上的腐败，更让党卫队总部担忧的似乎是不该发生的性关系，而最令人震惊的是，指挥官鲁道夫·霍斯本人也被牵扯了进来。摩根是个不肯善罢甘休的调查者，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搜集对霍斯的指控。1944年10月，摩根在慕尼黑的一个监狱医院里对他最重要的证人进行了审问，这个人是曾关押在奥斯维辛的犯人，爱丽诺· 霍迪斯（Eleonore Hodys）。
霍迪斯是一名来自奥地利的政治犯，1942年3月随最早的那批女犯到达奥斯维辛。由于霍迪斯属于德意志帝国公民（Reichsdeutsche），她一到集中营就成了有特权的犯人，被选作霍斯家的佣人。1942年5月，霍斯趁妻子不在家，向霍迪斯调情并意图亲吻她。霍迪斯吓坏了，跑到洗手间躲了起来。根据霍迪斯的证言，几周后她被叫进房间，被霍斯的夫人开除。当时霍斯因骑马出了意外，正在医院养伤。可以合理地推测，霍斯夫人一定在怀疑霍迪斯与她丈夫之间有什么不正当关系。后来，霍迪斯被关了起来，但不是关在11号楼，而是关在办公楼主楼地下室的一个特殊监狱里，这个监狱主要用来关押犯有重罪的党卫队士兵，把奥斯维辛的犯人关在这里非常奇怪。当然，霍迪斯不是普通的奥斯维辛犯人，她被送到这个党卫队监狱是有原因的。
霍迪斯对摩根说：“有一天晚上，我已经睡着了，他（指霍斯）突然出现在我的牢房里。我听见他好像在说：‘嘘！’然后他打开了手电筒，我看见了指挥官的脸。他坐在床边，靠我越来越近，想要亲我。我反抗的时候，他问我为什么这么拘谨。我回答说，因为他是指挥官，而且是个结了婚的男人。最后他离开了。”[20]在摩根的追问下，霍迪斯承认霍斯后来又在多个晚上来到她的牢房，“我们最后发生了关系。”为了避开守卫，霍斯并不是通过常规的路径，也就是从他楼上的办公室直接进入监狱，而是从他自己花园一个用作防空洞的地下通道来到主楼地下室。霍斯找到了通往霍迪斯牢房的秘密通道，也成功地让她顺从了自己的意愿，于是，在好几个晚上，霍斯都与她发生了性行为。霍迪斯甚至说道，有一次警报响起时，指挥官正赤身裸体地躺在她床上，之后只好藏在牢房的角落里。
霍迪斯在党卫队监狱里关了几周，之后被转到了11号楼。但她的身体状况发生了变化：她怀孕了。她说霍斯为了自保，逼她签了一份声明，承认自己与集中营里另一名犯人偷情。接下来的几个月她都待在11号楼，一直想让自己流产，却没有成功。等她被放回比克瑙的女犯营，才终于拿到了“一些东西”打掉胎儿。
霍迪斯对她与霍斯私通一事的讲述有很多问题，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她所说的一切都没有第二个证人。但摩根似乎相信了她，而摩根又是有律师背景的。此外，编造与霍斯的关系对霍迪斯几乎没有任何好处，特别是考虑到摩根审问那时她已经离开奥斯维辛。霍斯从未承认过他与霍迪斯的事，但他说起他与妻子的关系时，曾给出前后矛盾的描述。在战后的纽伦堡审判中，霍斯向美国官员吉尔伯特博士承认，他的妻子得知他在奥斯维辛的所作所为后就很少与他同床了。但在他的回忆录中，他对他们的夫妻关系却充满溢美之词，说她是他“梦寐以求”的女人。
摩根对霍斯与霍迪斯之间关系展开的调查没有任何结果。访问是在1944年10月进行的，当时红军正在逼近，显然奥斯维辛不会存在太久了，事实上整个纳粹国家都受到威胁。不管怎么说，摩根在前一年对集中营运作情况的初步调查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不光有党卫队士兵因腐败行为被追究，而且人人闻之丧胆的11号楼其负责人马克西米利安 ·格拉布纳也被问责，因为他处决犯人事先没有从柏林方面获得相应的“许可”。这是奥斯维辛历史上一件非常诡异的事。摩根无视发生在比克瑙毒气室里的屠杀——按道理这种大规模屠杀才应得到上级的“许可”，却对格拉布纳提出指控，这听起来十分荒唐。尽管如此，格拉布纳还是遭到了审讯，他的辩解是霍斯曾“准许”他通过枪决的方式“清空”11号楼。霍斯本人从未遭到任何指控，几乎可以肯定纳粹高层中有一些他的支持者在保护着他，而没有靠山的格拉布纳被送上了党卫队法庭，此案最终不了了之。后来格拉布纳在盟军的法庭上被处以死刑，这回当然不是因为他违反了党卫队的规定，而是他在战争中犯下的罪行。
厘清摩根整个调查行动背后不同人的复杂动机并非易事。所有就此事提供证词的关键人物——霍斯、格拉布纳和摩根本人，在战后讲述这段历史时都有自己想要达到的目的：格拉布纳想要证明他的行动完全是霍斯授意的，摩根想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坚持不懈挖掘真相的人，霍斯则强调他心甘情愿地参与奥斯维辛灭绝行动的同时，始终遵照希姆莱声明里所说的，“什么也没拿”。不过，可以确定的是，摩根调查的一系列结果背后有党卫队内部政治因素的影响，至少在免去霍斯指挥官一职这个决定上是如此。1943年秋天，霍斯的解聘被伪装成“晋升”，高层宣布要把他调至柏林集中营管理部门一个更高的职位上，但显然他并不想去，因为这意味着他要离开留在奥斯维辛的家人，此外，马丁·鲍曼（希特勒的党内秘书，有很大权力）与希姆莱的通信表明，前者努力想帮霍斯保住工作，但希姆莱不肯让步，坚持让霍斯离开集中营。[21]
霍斯在奥斯维辛最后的一个大动作，似乎是他做过的所有事情中最奇怪的，那就是建造一个与集中营现有环境格格不入的场所——妓院。它供被选中的犯人使用，建造地点选在了最显眼的24号楼，紧挨着主营地写有“劳动使人自由”的大门。不过，奥斯维辛并不是唯一一个有妓院的集中营，事实上，它是纳粹国家中第五个提供此类“服务”的营地。希姆莱认为，在各个集中营里建造妓院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因为如果“勤奋的”工人（除犹太人以外）能得到奖励，他们会更努力地工作。早在1941年5月，希姆莱视察了奥地利的毛特豪森-古森集中营后，便下令建造妓院（1942年夏天开始投入使用）。接着，在1943年3月，希姆莱视察了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要求在那里和其他几个营地建造妓院。1943年5月，希姆莱忠诚的总管奥斯瓦尔德·波尔向各个集中营指挥官下达了相关指令。[22]
约瑟夫·帕钦斯基[23]是一名来自波兰的政治犯，1943年夏天被关在24号楼。他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时不禁哈哈大笑，但其实这不是笑话。他和其他犯人被转移，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眼看着“一群木匠和砖瓦工”把营房空旷的一层改造成许多个小房间。“他们把房间漆成雅致的颜色，把床搬进去，甚至还挂上了窗帘。有一天我们收工后，注意到窗帘后面有女人的面孔。但他们不让那些女人靠窗户太近，也不让我们往里看。”
几天后，“欢愉小屋”正式迎来第一批客人，其中就包括帕钦斯基。“因为我来得比较早，我的卡波又有两张（进入‘妓院’的）票，所以他就给了我一张。我打扮了一下，然后就过去了。”帕钦斯基发现，现场的军事化管理让整个流程非常高效：每个“顾客”首先要接受党卫队医生的细致检查，如果犯人通过了这一检查，他们的手上会被盖一个戳，然后被带到位于24号楼一层的另一个房间。在这里，他们“抽签决定”每个人将进入楼上的几号房间（也就决定了分到哪个妓女），并决定他们上楼的顺序。帕钦斯基记得他抽到的是“第二个，房间号是9”。每隔十五分钟，铃声就会响起，以提醒每个妓女更换“顾客”。铃声刚一响，心急如焚的帕钦斯基就冲进了9号房间，结果看到前一位犯人正在穿裤子。但不幸的是，帕钦斯基后来“无法勃起”，因此在规定的时间里，他就坐在床上跟一个“优雅的、好看的女孩”聊天。
理夏德·达科[24]是另一个享受过妓院之“乐趣“的犯人。1943年，他25岁，是主营地的一名消防员。这是一份好差事，因为消防员可以相对自由地在奥斯维辛到处走动，很方便“顺手牵羊 ”大量违禁品。此外，德国人很尊重消防员，达科认为这是因为消防员在德国本来就是个受人尊重的职业。奥斯维辛消防队的成员拿到很多张集中营妓院入场券，达科自然欣然前往。他与一个名叫阿琳卡的女孩共度了一段美妙时光：“我尽可能地靠近她，想抱着她。距我被抓来已经过去三年半了，这三年半里我没碰过一个女人。”根据达科的叙述，阿琳卡是个“非常好的女孩，她一点都不害羞，别人想要什么她都满足”。
这些女人接客的房间如今还在，现在被用来存放档案文件。每个房间的门上都有一个巨大的窥视孔，这着实出人意料。“他们（指党卫队）想要维持秩序”，理夏德·达科说，“以防有哪个犯人勒死里面的女孩之类的，所以他们会透过门上的洞往里看。它（同时还）满足了男人的窥视癖。很多男人喜欢看别人做爱。”党卫队监视犯人做爱过程还有其他目的，首先是杜绝“变态”的性行为（按照约瑟夫· 帕钦斯基的说法，犯人做爱时只可以采用传教士体位），此外还有防止两人之间发展出亲密关系（在有些集中营的妓院中，犯人甚至被禁止与女孩说话）。
但每天凌晨，党卫队对妓院的监管比较松弛，问题一般都出现在这个时候。达科记得一个犯人成功配了一把妓院的钥匙，以便晚上去找他最喜欢的那个女孩，但其他犯人也有同样的想法，因此一层的走廊上常常发生打斗。
奥斯维辛的犯人竟可以在党卫队建造的妓院里大打出手，乍听起来这让人难以相信，但它实际上说明了集中营的犯人当时已建立起明确的等级分化。正如约瑟夫·帕钦斯基所说，让犹太人进入妓院是不可想象的，他们被视为犯人中的低等人，他们受到的虐待是一些波兰或非犹太裔的德国犯人不会遭受的折磨。
纳粹知道，一群特殊犯人的态度对于集中营的顺利运转会产生重要影响，这些人从事着相对有特权的工作，很多都是政治犯，在多年前就进入了集中营。一般来说，他们不需要像其他犯人那样参与频频进行、冷酷无情的筛选过程。不过，德国人想找出一个更好的方法来激励这100名左右的特别犯人，因此他们建造了一所妓院，并规定凭党卫队发放的入场券才能进入，这样一来，优秀的表现可以得到奖励，未来的努力也有了更大的动力。另一个可能的原因与集中营里泛滥的同性关系有关，约瑟夫·帕钦斯基也同意这种看法。他还记得犯人里的“大人物”会选出一些男孩做他们的私人仆从，而他们之间经常发展出同性关系。因此他认为，“纳粹是想杜绝这种同性恋行为”才建造了妓院。
无疑，奥斯维辛妓院是个极其敏感的话题，其中最敏感的一点是“享用”妓院的犯人抱有的态度。大体上来说，他们似乎没有丝毫道德困扰。妓院里的女人大部分是从比克瑙选出来的犯人（但其他集中营的妓院则不同，里面的女犯都是从拉文斯布吕克[Ravensbrück]集中营送过去的）。她们每天被迫要与大约六个男人发生性行为。这些女犯在奥斯维辛妓院里的经历是集中营里不为人知的故事。她们的遭遇与遭到日军折磨和性虐待的韩国“慰安妇”有一定相似之处，但这些女人与其说是被同情，不如说更多是被嫉妒。理夏德·达科说：“那些女孩受到非常好的待遇。她们有好吃的，可以散步，她们只不过要做她们该做的事。”
达科这句毫无同情心的“只不过要做她们该做的事”，可以充分说明外在环境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产生的巨大影响。在奥斯维辛，折磨和杀戮是如此常见，乃至达科会认为妓院里的女人过的是一种“很好”的生活。当他身边有太多苦难在发生时，他从没想过“我应不应该和这些女人做爱？”相反，他想的完全是另外的东西，即他已经忍受了“三年半没碰过一个女人”的生活，而改变这种状况的机会终于来了。
奥斯维辛的妓院还带来另一个问题：大屠杀的否认者和其他为纳粹辩护的用妓院的存在来证明，奥斯维辛与常见史学著作所描绘的完全不同，如果再加上奥斯维辛主营地里所谓的“游泳池”，就更是如此。这个“游泳池”实际上是个蓄水池，消防员在上面搭了一个简易的跳板，不过一部分犯人显然可以在里面游泳。“奥斯维辛里有个给消防队员用的泳池，”理夏德·达科证实道，“连我都可以在里面游泳。”这成了大屠杀否认者最爱亮出的王牌。“这像个灭绝营吗？”他们说，“还有给犯人的游泳池？别开玩笑了！”然而，泳池与妓院实际上异曲同工，它们的存在并不能改变奥斯维辛是个屠杀中心这一毋庸置疑的事实，但它们再次证明了奥斯维辛集不同功能于一身的复杂特性。
正因为奥斯维辛各营地有着不同的等级结构和用途，大屠杀否认者才能够找出一些所谓的反例进行辩驳。奥斯维辛不同地方的差别是巨大的，一边是“游泳池”和妓院，另一边是连儿童也不放过的焚尸场。这种复杂性让奥斯维辛在1943年引起希姆莱的强烈兴趣，又在今天成为大屠杀否认者关注的焦点。
1943年，在奥斯维辛不断发展扩大的同时，莱因哈德行动灭绝营却走向衰落。这一年的秋天，波兰东部的索比堡灭绝营爆发了抵抗运动，这让希姆莱更加确信，纳粹灭绝计划的执行以后要靠奥斯维辛。很重要的一点是，抵抗运动之所以能够发生，恰恰是因为灭绝营守卫普遍存在着腐败行为。索比堡是1942年5月展开屠杀行动的，截至1943年9月，已有25万犹太人死在这里的毒气室，他们中的大部分来自总督辖区。 托伊·布拉特便是从波兰东部一个叫伊兹比卡（Izbica）的小镇被送来的犹太人之一。关于他如何幸存下来、又在索比堡起义中扮演了何种角色的故事骇人听闻，同时也引人深思。
托伊·布拉特生活的小镇战前约有3600名犹太人，小镇居民并没有表现出公开的反犹情绪，对在这里长大的托伊来说更是如此，因为他的父亲曾效力于波兰军队并在作战时负伤，他们一家人在镇上有一定的地位。但德军到达后，托伊注意到变化马上就出现了。“（波兰）村民意识到犹太人是二等公民，想对他们干什么都可以。到最后，我的邻居——那群基督徒比德国人更让我害怕，因为德国人看不出来（我是犹太人），但我的邻居知道。”
德国人对伊兹比卡犹太人的驱逐并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在数年时间里通过一系列“行动”进行的。纳粹通常会在拂晓时分到达，带走几个犹太人。起初是把他们用作劳动力，但自1942年春天起，犹太人便直接被送进索比堡的毒气室。在下一次“行动”以前，小镇上剩下的犹太人不太需要东躲西藏，可以相对正常地生活。1943年4月，德国人终于要驱逐小镇里所有犹太人了。托伊当时是个健康强壮的15岁男孩，他竭尽全力地想要逃跑。当他于大街小巷之间狂奔时，他看到了一位老同学雅内克，他是个信仰天主教的波兰人。托伊大喊：“雅内克！救救我！”“没问题！”雅内克回答道，“你去我们家不远处的那个谷仓吧。”于是，托伊跑到谷仓门口，却发现门上挂着一把大锁。“我绕着谷仓走了一圈，这时一个小个子的波兰女人朝我大喊：‘快跑啊，托伊，快跑！雅内克就要来啦！’雅内克要来我为什么要跑？他会帮我打开大门。但她为什么这么慌张？我转过身，看见雅内克跟一个纳粹一起走过来，那人手上的枪正对着我。雅内克对那个纳粹说：‘这就是那个犹太人。’我说：‘雅内克，快跟他说你是开玩笑的！’雅内克说：‘他是个犹太人，把他带走吧。’他跟我道别时说的话我到现在都不愿意再复述一遍……他说：‘再见了，托伊。下次见面时你就在肥皂店的架子上了。’他就是这么跟我道别的，因为有传言说纳粹会用人体做肥皂。”托伊怔怔地站在原地，不敢相信自己的朋友就这样出卖了他。“（我）很害怕这是我生命的最后一天。当你还年轻，还只有十五岁的时候……你望着绿树，望着鲜花，你想活下去。”[25]
托伊被带到了小镇的广场上，他的父母和弟弟与其他几百名犹太人已经在那里，周围都是带着枪的守卫。他们知道自己将被送向死亡，关于索比堡以及那里发生的事情有很多传言，已经流传了好几个月。尽管如此，人们在这个美丽春日的下午三点钟登上列车的时候，都还抱有希望：“当你失去了一切，什么都没有了，剩下的就只有希望，希望会一直陪着你，直到最后那一刻……黑漆漆的车厢里，人们还在说：‘德国人不会杀了我们的，他们会把我们送去集中营。’”然而，列车继续前行，开过了通往特拉夫尼基（Trawniki）工作营的那个转弯，仍旧朝着索比堡的方向前进。这时，反抗的声音出现了：“我听见有人说：‘咱们应该跟他们战斗！’我还听见我父亲那个年龄的人说：‘没用的，不管怎么样都是一死。’”
几小时后，他们到达了索比堡。眼前的景象让托伊吃了一惊：“在我的想象中，索比堡是烧死人、毒死人的地方，所以肯定跟地狱一样。结果我看到的是漂亮的小房子，还看到了指挥官的别墅，别墅被漆成绿色的，还有一个小栅栏，种着花。另一边有一个平台，它被伪装成一个列车站台，那是用来骗荷兰犹太人和法国犹太人的。他们不知道他们到了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我们波兰犹太人是知道的。”
这批犯人刚到就被分成了两组，一组是女人和儿童，另一组是成年男人。15岁的托伊刚好处在两组的分界线，但由于他长得结实强壮，他最终被分到了成年男人那一组：“我本来和母亲在一起，于是我跟她道别，但我当时的所作所为让我到今天还在后悔，这种悔恨大概到我死的那天也不会消失。其他人与他们的妻儿道别时挽着他们的胳膊，我却没有这样做，我对我母亲说：‘妈，你不让我喝光牛奶，（而是让我）留一些第二天喝。’语气就像在责怪她。她说：‘你现在就想对我说这个吗？’……事情的经过是，我们被送去索比堡的前一天，我很口渴，我问我妈：‘我能喝一点牛奶吗？’她说：‘可以。’然后我就开始喝，但可能喝得太多了，她说：‘托伊，留点明天再喝。’在我母亲要被送进毒气室之前，我提醒她的就是这件事。”
一般来说，索比堡等莱因哈德行动营是不会对新到的犯人进行筛选的，全部犯人一律被送进毒气室。但在极少数情况下，德国人需要从新到的犹太人当中选出少量的人在集中营里工作。托伊幸运地赶上了筛选。当他们站成一列，托伊意识到德国人可能会放过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或许是鞋匠或裁缝：“我什么手艺都不会，但我想活命，我向上帝祈祷——到了那个时候我还在祈祷。我对着这个德国人祈祷：‘选我吧！’……我仍然认为，他在我们这群人前面来回踱步时，不知怎么感知到了我强烈的意念，我感到他正在看我，于是我心里默念：‘老天帮帮我！’接着他说：‘出列，那个小家伙！’我很幸运，那个时候他们需要人。他们选出了大概四十个人。就这样，我在索比堡又有了希望。”
托伊的父亲和其他人被带着朝毒气室走去。他们离开时，托伊朝德国人大喊：“他是个皮匠！”然而，“他们需要木匠，可能还需要裁缝，但他们不需要他。”托伊承认，在他目送着自己的父亲走向死亡时，“没有任何感觉。我现在还在想这件事。你知道吗，如果我父亲或母亲早几天去世，比如两天之前，那我会觉得痛苦万分，我会白天黑夜地哭。但是在这个时候，我在同一个小时的同一分钟，同时失去了我的父亲、母亲、我十岁的弟弟，可我却没有哭。我甚至都不会去想这件事。后来，我看了看（集中营里的）其他人，没有人哭。我在想，或许是我有什么问题。战争结束后，我碰见别的幸存者，我问他们：‘你哭了吗？’（他们回答：）‘没有，我没哭。’仿佛是本能在保护着我们，让我们感觉不到真实的感情。想想看，如果我想到‘我的爸爸，我的父亲和母亲现在都在毒气室里’，我肯定会崩溃，然后被杀死……如果我表现出任何哭过的迹象，我肯定会被杀死。”
筛选结束后不到一小时，托伊碰见了他的一位朋友尤泽克。尤泽克是跟随前一批犯人到达索比堡的，他自己的父亲在新到这批犯人之列，他没进毒气宫，因为他是个牙医。尤泽克获准跟着父亲做他的“助手”。“我们在营房后面走着，我看见有人在拉小提琴，有人在吹口琴，还有两个人在跳舞。我说：‘尤泽克，我不明白。你在一个灭绝营里，你怎么做得出那些事？怎么还能跳舞？’他说：‘托伊，我们活一天就赚一天，大家都会死的，这里就是终点。你看见那股烟了吗？你的爸爸、弟弟、妈妈都变成那股烟了。咱们也会变成那股烟的。所以有什么分别呢？难道要戴上黑纱吗？那咱们连一天都活不了！’”
从很多方面来看，托伊此时在索比堡的境况都与在奥斯维辛“加拿大”工作的犯人相似。他们都能获得食物——大部分来自被毒死的犹太人；索比堡的工人也可以留着头发，穿着日常的衣服。但与“加拿大”的工人不同的是，在索比堡工作的犯人与灭绝营里发生的屠杀有着密切的、甚至是直接的接触。
托伊·布拉特很快就明白了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一批荷兰犹太人到了索比堡，大概有3000个人。火车大约分成8到10个车厢，沿着一条专门的岔道开进了索比堡。一群车站分队（Bahnhof Commando）的犹太犯人打开车门，拿走大件行李。我和其他年轻人站在一起，用荷兰语大喊着让他们留下行李。女人们本来都拎着包，我们让她们都扔到一边。就在这个时候，我注意到她们眼睛里有种特殊的焦虑。她们害怕了。有些人不愿意留下包，德国人就用鞭子抽她们。这些人被直接带进了一个大院子里，一个被我们称为‘死亡天使’的德国人和善地对她们说话。他先是为从荷兰到这里的三天旅程道歉，然后他说她们现在到了一个美丽的地方，因为索比堡永远都这么美丽。他接着说：‘出于卫生的考虑，你们需要冲个澡，过一会儿你们就会接到命令离开这里。’然后人们都鼓掌欢呼：‘太好了！’她们乖乖脱光衣服，穿过了一个大约60米长的大房间，走进一间营房。我又有任务了，我会在那里等她们。接着，女人们走进来，她们身上什么都没穿。有小女孩，有少女，也有上了年纪的老太太。我是个羞涩的男孩，不知道该往哪儿看。他们给了我一把长剪子，但我不知道要用它干什么。于是我的朋友——他已经去过好多次了，他对我说：‘剪头发，你要把头发剪得特别短。’但她们都求我留一点头发，特别是年轻女孩都在求我不要剪太多。她们不知道过不了几分钟她们就都死了。接下来她们要从营地走进毒气室，只有几步（远）。他们这招太厉害了，我敢肯定她们走进毒气室，发现喷出来的是气体不是水的时候，大概都以为出了什么故障。”
托伊·布拉特所参与的屠杀过程极其高效，经过了精心的设计来防止意外情况的发生，因此，3000人从到达车站、交出物品、脱去衣服，到全部被杀死，只需要不到两小时的时间。“等到一切工作都做完，我们把她们从毒气室抬出来准备焚烧的时候，我记得我当时在想，这是个美丽的夜晚，（有）好多星星，那么安静……3000个人死了，什么都没变，星星还在原来的位置。”
荷兰犹太人到达索比堡时，对这个营地的真实用途一无所知，他们毫无反抗地被骗进了毒气室。但波兰犹太人则不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不相信这里只是个“卫生站”。“你怎么做得出来？”一个波兰中年妇女在托伊给她剪头发时质问他道，“他们也会杀了你的。你也会有那么一天的！”他什么也没说，但一直记着她的话，“就像一句诅咒”。“我全部的念想都在怎么活着、到底该如何活下去上面。我知道我也会死，但我现在还活着，我不想今天就死。第二天来了，我也不想那天就死。”
托伊当然明白，无论他自己多么不情愿，他都在协助纳粹管理着这个灭绝营。不难发现，剪头发、整理衣服、从火车上搬行李、打扫营地——所有这些维持索比堡正常运转的实务性工作都是由犹太人完成的。“是的，我想过这个问题，”他说，“但没人做什么。（我只有）15岁，身边都是成年人，但没有人做任何事。人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人们问我：‘你学到了什么？’我想我只能确定一件事：没人真正了解自己。你在大街上遇见一个和善的人，你问他：‘北街怎么走？’他陪你走了半个街区，给你指路，态度亲切。可是在另一种环境下，同一个人可能变成最可怕的虐待狂。没人了解自己。每个人都可能在这些（不同的）环境之下变成好人或坏人。有的时候，碰上对我特别和善的人，我忍不住会想：要是把他放在索比堡，他会变成什么样呢？”
许多在集中营里生活过的人都同意托伊·布拉特的观点，即人会因环境的变化而改变。这里说的并不是人会依据不同情景调整自己的行为这套老生常谈，因为我们在生活中都会这样做。显然，一个人在摇滚音乐会上与在葬礼上的举止是完全不同的。但托伊·布拉特指的是在极端环境下一个人的彻底改变，这不单单体现在行为上——虽然也有行为的变化，但更多是深层的性格变化。托伊等人在集中营里得出的结论可以用一个比喻来形容：人类如同根据温度而改变的物质，就像水只有在一定温度范围内才是水，在其他温度下会变成蒸汽或冰，人类在极其迥异的环境下也会变成不同的人。
托伊的结论最令人不安的一点是，依据我的经验，许多行凶者都符合这种情况。还记得我追问一名当年十分忠诚的纳粹党党员，问他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支持这个恐怖的政权，他有些恼羞成怒：“当今世界的一个问题，是从来没有经受过考验的人到处去对那些经受考验的人品头论足！”这个观点无疑会得到托伊·布拉特的认同。
当然，这并不是说集中营里的人在性格上出现的巨大变化一定是负面的。在任何环境下都存在着不同选项，有些人做出的选择令人钦佩，托伊·布拉特便见过一例：一次，托伊被安排到一条沙土路上用耙子耙土，这条路连通着毒气室与营地外围地带。“我发现无论你怎么耙，还是有小粒的东西（留）在土里。我问朋友：‘这是什么？’他说：‘是钱。’我当时觉得很吃惊。这些人已经知道他们马上就要被杀死，他们手上还留着这几美元或几卢布。当他们意识到他们的人生已经走到终点时，他们花时间把所有钱（撕碎），不让敌人拿（这些钱）去用。我觉得这是一种英雄主义，精神上的英雄主义。”
要想筹划更激烈的抵抗运动，也就是对德国人的真正反击，托伊·布拉特还需要克服一种情感，他把它称为“反向的种族主义”。他第一次看到头戴钢盔、身穿漂亮制服的德国士兵时，就觉得他们是“更好的”人。“而另一方面，我看见犹太人和波兰人担惊受怕，东躲西藏，到处逃窜。”这种态度正是德国人想要在被他们压迫的人中间建立的。这也是门格勒博士出现在奥斯维辛坡道上时一定会穿上他帅气的党卫队制服、把靴子擦得锃亮的原因之一。德国人想要制造出一个自证预言，即他们所打压的对象是低等人，而他们则有着优等民族的衣着打扮和言行举止，他们想迫使敌人相信纳粹确实高人一等。
考虑到这一背景，不难理解为什么直到一群不太受托伊·布拉特所说的“反向的种族主义”影响的犹太犯人——曾经的苏联红军战士到达索比堡以后，激烈的反抗行动才开始酝酿。“我们是1943年9月21号或22号到达的索比堡，”阿尔卡季·魏斯帕皮尔[26]说，他是一名苏联战俘，从明斯克被遣送到索比堡。“我们在上了锁的车厢里困了三天，那是一节运牲畜的车厢。三天里我们什么都没吃，也没见过光。”幸运的是，纳粹决定从这批犯人中选出一些劳工。“他们问有没有人是木匠或者建筑师，”魏斯帕皮尔说，“还问我们有没有人扛得动75公斤重的东西。”在进行筛选时，这些苏联战俘都不知道营地的真实用途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还以为这里是个劳动营。但到了晚上，一些老犯人过来跟我们说：‘你们的朋友被火化了。’这时我们才明白这是个什么营地。”
大约有80名苏联战俘被选为劳工，其中有一位极具个人魅力的前红军中尉，名叫亚历山大（萨沙）·佩切尔斯基。“他是个非常英俊的人，”魏斯帕皮尔说，“长得高大魁梧。大家都特别尊敬他，他的每句话对我们来说都是命令。”佩切尔斯基马上对营地产生了巨大影响，并很快成为一个地下反抗组织的领军人物。在苏联战俘到达营地之前，曾有一些犯人尝试过越狱，他们通常是趁着在铁丝网之外工作的时机逃跑，但绝大多数都以失败告终。“等你终于跑进了树林以后，你还能往哪儿跑呢？”托伊·布拉特说，“基本上每天都有住在附近的农民押着犹太人回来，他们发现这些人躲在田里的某个地方。”送回犹太人可以换来“五磅白糖和一瓶伏特加”。佩切尔斯基和他的战友改变了营地里的犯人普遍持有的这种听天由命的态度，他们与莱昂· 费尔德亨德勒（在苏联战俘到来之前他是索比堡一个小型地下组织的领导人）一起组织了一次大规模越狱。
到达索比堡仅两周之后，苏联战俘便开始挖掘逃跑用的地道，但没过几天地道就被水淹了，于是他们放弃了这个方案。佩切尔斯基很清楚，无论用何种方法，都不太可能让索比堡600多名犯人在同一个晚上匍匐着爬出营地而不出任何事故。他很快认识到，一次成功的大规模越狱只能通过武装反抗来实现。佩切尔斯基还想到，犯人们最好尽早行动。几星期后就会迎来第一场降雪，到时德国人将很容易追踪逃到树林里的犯人。因此，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在几位关键卡波的参与下，一个方案渐渐成形。“第一阶段的任务是收集武器，”托伊·布拉特说，“比如刀和斧子，很多木匠在他们工作的地方都有工具。”第二阶段是把德国人“引诱”到营地的僻静角落，杀掉他们后偷走他们的枪。第三阶段，也是最后一个阶段，便是公开的起义。
10月的第二周，地下组织得知，索比堡几个最重要的德国人都回德国休假了，其中包括军士长之一瓦格纳，因此营地里的德国人比平时又少了一些。地下组织成员打算以“给你好处”为诱饵把剩下的德国人骗到裁缝或鞋匠的工作间，于是整个反抗行动成功与否就看营地守卫手脚有多不干净了。佩切尔斯基命令魏斯帕皮尔藏在营地中的一个鞋匠工作间里，等到德国守卫过来试新鞋时就一斧子将他砍死。“我很激动，”魏斯帕皮尔说，“大家都明白，成败在此一举。”另一些德国人以为自己将得到一件新皮衣，他们被骗到裁缝室杀死。接下来，犯人们打算从正门逃跑，他们赌了一把，看很听德国人话的乌克兰守卫会不会因为缺乏足够的弹药和动力而不对他们进行阻拦。
起义发生在10月14日。下午3点半，魏斯帕皮尔和来自明斯克的一位犹太同乡耶胡达· 莱纳一起藏在鞋匠的小屋中。“一个德国人进来试鞋。他在我面前坐了下来，我一步上前用斧子朝他砍过去。我不知道应该用斧子后部，而是用了刀刃。我们把他拖走，在他身上盖了一块布。然后另一个德国人走进来，他走到尸体前，用脚踢了一下，然后说：‘这是什么？这里怎么一团乱？’接着他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所以我也用斧子砍了他。我们拿走了他们的枪然后逃跑。后来我一直在发抖，很长时间都平静不下来。我觉得很恶心，我被溅了一身血。”
莱纳和魏斯帕皮尔在鞋匠的工作间杀死了两个德国人，另有三个党卫队士兵死在裁缝室，其他没能被成功引诱出来的德国人在他们的办公室里被杀。到了下午5点，集中营内大部分党卫队看守都已经被杀死，一共有9人。但令人担心的是，指挥官还活着。犯人们开始像往常一样聚集在一起准备点名。托伊·布拉特说：“但是到了5点45分，萨沙（佩切尔斯基）跳上桌子，发表了一番演讲，演讲内容我到今天都还记得。他讲到了他的祖国苏联，讲到有一天这一切都会改变，和平将会到来，还说如果有人能活下来，那他的责任就是告诉全世界这里发生了什么。”
接着，犯人们按计划朝大门走去。突然之间，子弹从瞭望塔那里射向他们，指挥官弗伦策尔也从一个营房里走出来朝他们开枪。显然，从正门逃跑是不可能了，于是犯人们尝试破坏集中营后面带刺的铁丝网，尽管外面就是雷区。正当托伊·布拉特在枪林弹雨中与铁丝网较劲时，他突然感到整个铁丝网倒了，把他压在下面。“我第一个念头就是，我完蛋了！人们踩着我过去，铁丝网上的刺扎进我的外套。但最后我灵机一动，把皮衣脱了下来让它挂在铁丝网上，自己爬了出去。我开始跑起来。我跌倒了大概两三次，每次都以为自己被打中了，但我站起来以后又发现什么事也没有。我终于（跑）到了树林里。”在逃跑过程中，托伊·布拉特看到地雷“把人炸飞”，才意识到落在后头离开营地其实是件“幸事”。
那天，索比堡的600名犯人中大约有一半成功出逃。托伊·布拉特认为，成功的最关键因素是：“他们（德国人）不把我们当人看，没料到我们会采取行动。他们觉得我们都是垃圾。他们没想到犹太人面对死亡（已经做好了准备），因为已经有几千个犹太人白白送了命。”而在阿尔卡季·魏斯帕皮尔看来，越狱的另一个必要条件是苏联战俘的到来，面对营地里的艰难处境，他们团结在一起。重要的是，这些苏联战俘采取行动时，距他们到达营地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虽然他们也曾被关押在德国其他集中营，但他们在索比堡所遭受的恐怖体验是前所未有的，因此他们有机会对眼前的骇人景象迅速做出反抗。他们严格的军纪再加上萨沙· 佩切尔斯基非凡的个人魅力，共同保证了反抗行动的成功。
逃离索比堡的300名犯人大都没能活到战后。很多人四处游荡，在树林里迷了路，几小时后就被抓捕。还有一些人被波兰人交给了德国人。萨沙· 佩切尔斯基和他的几个战友碰到了支持红军的人，并最终与行进中的苏联部队会合。托伊·布拉特后来遇到了一系列险阻，多次侥幸逃脱。有些波兰人向他伸出援手，也有一些出卖了他。战后他决定在美国开始新的生活。
希姆莱对索比堡反抗行动极为关注，这次行动后，他下令屠杀特拉夫尼基、波尼亚托瓦（Poniatowa）和马伊达内克三个集中营里的犹太人。屠戮于11月3日开始进行，是纳粹“最终解决”历史上最血腥的屠杀。这次被纳粹称为“丰收节”的行动造成大约4.3万人丧生。这一行动充分说明，先进的技术手段在大规模屠杀中并不是必不可少的，在马伊达内克，一天之内就有1.7万名犹太人死在纳粹的枪口下。
1943年11月的“丰收节”屠杀，恰逢纳粹“最终解决”的实施目的（raison d’être）发生转变的时期。1941年秋天和1942年春天的灭绝行动，至少有一部分目的是为东部德意志新帝国腾出更多“空间”，但到了1943年冬，纳粹明显将要输掉战争，于是另一个目的出现了：报复。此时，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主要是为了确保他们最大的敌人不会从战争中获益，无论战争的结局如何。当然，在纳粹“最终解决”方案的筹划和执行过程中，意识形态因素始终存在，将西欧犹太人也纳入到纳粹的大规模屠杀计划中就表明，追求经济利益和创造“空间”绝不是纳粹犯下这桩罪行的全部动因。但到了这个时候，第三帝国的领导人在东部建立“纳粹新秩序”的梦想已经破灭，他们是出于纯粹的仇恨对犹太人展开大屠杀，以此寻求安慰。
然而在不受他们直接管辖的区域，德国人执行“最终解决”遇到了越来越多的困难。保加利亚政府此前曾交出11000名犹太人，这些人都来自色雷斯和马其顿两个沦陷区，最终在特雷布林卡遇害。1943年，保加利亚人多次抗议将犹太人驱逐出保加利亚的做法。罗马尼亚领导人扬·安东内斯库曾在比萨拉比亚、德涅斯特河沿岸和布科维纳（Bukovina）参与过破坏犹太人社区的行动，但现在也拒绝将罗马尼亚剩下的犹太人送进贝尔赛克的毒气室。在意大利也是：虽然墨索里尼曾经实行过各种反犹措施，但他一直拒绝交出意大利的犹太人。[27]纳粹之前的许多盟友现在都意识到自己支持的不再是将要获胜的一方，他们曾帮助纳粹迫害犹太人，是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做对自己有好处，现在情况变了，他们开始拒绝推行反犹政策。他们的转变主要是为了自身利益，而不是出于道德上的觉醒。
在所有曾被德国人占领的国家中，只有一个没有因参与“最终解决”而留下道德污点，这个国家就是丹麦。在丹麦人的共同努力下，全国95%的犹太人免遭落入德国人之手的下场。丹麦人拯救犹太人的故事动人心弦，也令人振奋，细想之下，这些故事背后还有着更复杂的深意。
1940年4月9日德国人攻占丹麦。从一开始就可以明显看出，德国人对丹麦的占领方式与对欧洲其他国家有很大差别。丹麦的主要机构（包括君主、议会和警察）大都维持不变，纳粹也没有像在其他地方那样，强迫丹麦人颁布任何反犹法规。在丹麦政府看来，8000名犹太人是丹麦的合法公民，这一点不会改变。“我们没有任何歧视，”克努兹·迪比[28]说道，他当时是丹麦的一名警察，“犹太人已经完全同化了。他们从事的职业、住的房子都和其他人一样。我敢肯定在丹麦和犹太人通婚的人很多。我家就有个亲戚娶了个犹太女演员。”甚至那些在纳粹占领区坚持自己宗教信仰的犹太人也没有遇到太多麻烦。本特·梅尔希奥[29]当时是个学生，他原本对德国人的到来颇为担心，因为他的父亲是一位拉比，曾公开反对纳粹。但后来什么坏事也没发生。“我们去上学、去教堂、去参加文化活动，一切照常。”
本特·梅尔希奥讲述的故事可以说明丹麦社会对犹太人的接受度。本特的父亲写了一本小书，是对《摩西五经》的评注。由于对所有丹麦人来说，表达爱国之情的最好对象便是丹麦国王，他决定把一册书进行特殊的装订，作为礼物送给他的君主。1941年的最后一天，本特的姐姐被吩咐把书送到位于哥本哈根的皇宫。她朝大门走去时，正好碰到王后走出来，王后看见她以后问：“这是给我丈夫的吗？”他姐姐回答：“是的，陛下。”王后拿走了书。当天晚上，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十世连夜写了一封感谢信给本特的父亲，向他及整个犹太人社区问好。“我们是1942年1月1日收到的信，”本特·梅尔希奥说，“这给整个社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竟然会亲自回复一个送他书的小拉比。”
考虑到纳粹在欧洲其他地方展开的反犹屠杀，很难想象他们会允许一个国家对犹太人的接受度如此之高，但纳粹对丹麦的态度其实非常微妙。首先，他们希望确保这个国家向德国输送的粮食供给不受影响；其次，他们意识到，以这种“理想的”方式占领一个“雅利安”同胞的国家具有积极的宣传意义；最后，和平的丹麦几乎不需要多少德国士兵驻扎在此地进行管理，这也可以给他们带来好处。然而，这种态度在1943年秋发生了改变。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失利的德国军队全面撤退，此后丹麦爆发了多起反抗行动，并进一步引发了一系列罢工。德国人坚持镇压这些行动，但丹麦政府拒绝配合。因此，8月29日，德国夺取了丹麦政权。
德国驻丹麦全权代表维尔纳·贝斯特博士（Dr Werner Best），此刻面临着一种两难处境，不知该如何处置丹麦的犹太人。从贝斯特的背景来看，很难认为他会采取同情的态度。他早年是一名律师，1930年加入纳粹党，第二年加入党卫队，此后一直担任盖世太保的法律顾问，并直接为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工作。在帝国安全办公室工作期间，他参与了对波兰知识分子的迫害，随后他到法国任职，直接参与对法国犹太人的镇压。而现在，这个忠诚的纳粹分子却做了一件与他一贯风格完全相悖的事：他通过中间人向丹麦犹太人透露了将要展开的抓捕。
按计划，抓捕行动将于1943年10月1日夜间至2日凌晨进行。就在预定日期的前几天，贝斯特与德国海军武官格奥尔格·杜克维茨（Georg Duckwitz）开了一个会，将突袭的安排告诉了他。大家都知道杜克维茨很同情丹麦人，因此贝斯特几乎可以确定，杜克维茨一定会把这个消息透露给丹麦政治家，而他们一定会提醒犹太人社区的领导人。事实也确实如此。
“那是一个星期二（9月28日）的晚上，”本特·梅尔希奥说，“一个女人来到我们家，说要跟我父亲谈一下，还说这周五晚上会有抓捕行动。”第二天是个犹太教节日，因此一大早来到教堂的人比往常都多。本特的父亲起身发言：“我父亲中止了礼拜活动，告诉大家这件事非常重要，然后转述了他听到的消息。‘周五晚上不要待在家里。’他还说第二天教堂的礼拜活动也取消。但这样还不够，在场的每个人走出教堂后都需要再转告他们的亲朋好友，并告诉那些落单的人，总之想办法通知尽可能多的人。”
大出逃发生在当天、也就是9月29日那天晚些时候。鲁迪·比尔[30]和他的家人也在逃亡的队伍中。他们走出哥本哈根大概10英里远，住在鲁迪父亲的生意伙伴家中。“他们是非常好的一家人，有三个女儿，比我们稍大一点。他们住在一栋别墅里，有个花园，我们没有花园，因为我们住在公寓里。他们把我们照顾得非常好。”
就在比尔一家在哥本哈根外的新住所安顿下来的同时，丹麦警方也得知了犹太人马上要被驱逐的消息。“听到这个消息时我正在警察局，”克努兹·迪比说，“我的一个同事说，他的犹太邻居、一个叫雅各布森的商人找到了他。他和他们全家都特别紧张，希望我同事能帮帮他们。”迪比和他的同事们马上决定为丹麦犹太人提供帮助。与纳粹占领的其他国家（如法国和斯洛伐克）的警察所采取的行动相比，这些丹麦警察的做法更显可贵。迪比自告奋勇帮雅各布森一家安排了出逃方案，即从丹麦和中立的瑞典之间的海峡逃走。“我们让他们乘有轨电车或当地的火车去哥本哈根东部的港口车站，从那里搭出租车到港口。出租车司机知道是怎么回事，但还是帮了很大忙，甚至有人都没要车费。到了港口，我们藏在德国人用来放渔网和工具的棚子里。”
等犹太人都藏好了，克努兹·迪比出去找渔民，看有没有人愿意冒险在夜里带他们穿过海峡。“我告诉渔民我们有几个人，得求他们，还要借钱付给他们，要尽可多借些钱，好让所有人都能上船。”这是一段异常艰辛的旅程：“有一次我带着三个犹太男人，结果一艘德国巡逻舰突然朝我们开过来。我们跳进一条深沟里藏了起来，直到听见德国人离开才出来。那一次我已经做好了开枪的准备，我肯定会保护我们四个人……我不想被抓起来送进集中营。”
帮助犹太人逃跑的不光有丹麦警察，还有其他许多机构的工作人员，比如丹麦的海岸警备队队员，当数不清的小船在深夜离开港口时，他们掉转过头假装没看见；再比如支持犹太人逃亡的神职人员：10月3日，丹麦各个教堂都宣读了哥本哈根大主教的声明，这一声明直截了当地明确了教会的立场：“无论犹太人在何处因种族或宗教原因遭到迫害，基督教教堂都有责任反抗这种迫害……虽然我们有着不同的宗教观念，但我们应该为犹太兄弟姐妹的自由抗争到底，因为我们自己也把自由视为比生命还可贵的东西。”[31]
与此同时，鲁迪·比尔一家觉得继续住在国内的朋友家已经不再安全，他们也前往瑞典：“我们需要穿过哥本哈根市中心，在那里我们有一些不愉快的经历。一个司机拐错了弯，恰巧就在德国总部大楼前停了下来。一时之间我们有点害怕，不过他掉了头，找对了路，我们就开走了。”比尔一家坐着车出了哥本哈根，又向南开了25英里，终于到达瑞典与丹麦距离最远的一个地点，因为他们的保护人认为要穿越边境，这里是最安全的。两艘大船停在离海岸线不远的地方，每艘船都可以容纳200人。比尔一家划着小船靠近其中一艘大船。当天晚上大约11点，他们的船启程了。“我们站在甲板上，”鲁迪回忆道，“我最小的弟弟妹妹们被喂了少量安眠药，好让他们不要哭闹，他们一路都在睡觉。”几个小时过去，什么也没有发生，他们顺利到达瑞典：“我们踏上瑞典的海岸线，发现这里非常不一样。在丹麦晚上有灯火管制，但在瑞典大街小巷都亮着灯。当地人非常友好地接纳了我们。人们唱起了歌——瑞典和丹麦的国歌，大家特别高兴，眼下终于没有什么危险了。”瑞典人倾尽全力地为这些犹太人提供帮助，他们派出亮着灯的小船，确保逃亡者可以安全上岸，并于10月2日在广播中宣布，他们欢迎所有来瑞典的丹麦犹太人。
与鲁迪·比尔有着类似经历的人不在少数。绝大多数丹麦犹太人都成功逃到了瑞典。在10月1日晚的围捕行动中，德国人只抓到284名犹太人，在之后的几周里，他们又逮捕了不到200名在逃往瑞典途中的犹太人。丹麦总共有8000名犹太人，只有不到500人被抓捕并被驱逐，重要的是，这些人也没有被送去奥斯维辛，而是送到了捷克斯洛伐克的特莱西恩施塔特。那里的生活虽然窘迫，但至少没有筛选，也没有系统化的屠杀。在被驱逐的丹麦犹太人当中，超过五分之四的人在战后回到了家园。[32]
讲到被驱逐的经历，我们已经听过太多关于背叛和报复的故事，因此丹麦犹太人获救的经过无疑令人格外欣慰。然而，德国人在抓捕和驱逐丹麦犹太人时模棱两可的态度也意味着，这个故事在为人称道的同时，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在于维尔纳·贝斯特令人捉摸不透的态度——他不仅通过中间人间接提醒了丹麦犹太人，在组织抓捕行动时也明显没有尽力。德国安全部门有一小部分人确实在卖力地工作，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便是汉斯·尤内尔（Hans Junl，“盖世太保尤内尔”）在埃尔西诺（Elsinore）抓捕犹太人的行动，但大多数德国人似乎没有这么认真。鲁迪·比尔说：“我一直都认为，如果德国人想阻止我们，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到，因为丹麦和瑞典之间的水域不宽，也不太长，如果他们派出四五艘鱼雷艇，那整个逃亡行动就泡汤了。”但德军的海上巡逻舰没有拦下一艘逃亡的小船。
从维尔纳·贝斯特10月5日交给柏林的一份报告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线索来解释。“丹麦‘犹太行动’（Judenaktion）的目标是让这个国家中不再有犹太人，而不是要成功杀死多少犹太人，因此可以论定，‘犹太行动’已经实现了它的目标。”[33]在这里贝斯特强调了自己的功劳，因为他在最大限度地维护纳粹统治的同时，让丹麦成了“没有犹太人”的国家。犹太人逃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而不是被抓起来，对他有个很实际的好处：丹麦政府未来将更容易合作。
近期有学者提出了另一个问题，质疑与丹麦犹太人有关的传统历史观，那就是拯救行动中的“利他主义”。举例来说，第一批逃亡的犹太人很多都给了渔民大量的钱。“很遗憾，一些逃亡的人不得不花点钱以便尽快上船，”克努兹·迪比说，“渔民实际上是很穷的一群人，他们挣的钱很少。我敢肯定有的人希望赚些额外收入。”但丹麦渔民的做法难道是毫无道理的吗？他们冒着丢掉饭碗（在他们看来甚至可能是丢掉性命）的巨大风险帮助犹太人逃脱。他们在可以收费的时候收了，这样做是错的吗？特别是在前几次的行动中，谁也不知道德国巡逻舰是不是正在对岸等着拦截他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无论逃难者出多高的价钱丹麦渔民都拒绝冒险，那才是最该受到谴责的做法。而且重要的是，没有一个丹麦犹太人因为交不出钱而被扔下不管。
当然，丹麦人拯救行动的成功也受益于一些不受他们控制的外在因素，地理位置便是其中之一，因为丹麦附近有一个中立国，而荷兰或比利时则没有。其次，截至1943年夏天，德国人对丹麦的统治都相对宽松，这意味着警察、海岸警卫队等关键组织受纳粹控制的程度相对较小。第三个因素是纳粹迫害丹麦犹太人的时间点。前面已经说过，到了1943年秋天，明显可以看出德国人快要输掉战争，因此丹麦人知道，帮助犹太人是将要获胜的一方所希望的。最后，相当重要的一点是，纳粹对丹麦的统治从来没有过于严酷，完全不同于波兰等国家，如果纳粹对丹麦犹太人以及帮助他们的人的迫害像在波兰那样残忍，不知道丹麦人还会不会伸出援手。一方面，我们不该通过这个故事就认定丹麦人比别的民族都更有同情心，因为至少在20世纪30年代，丹麦人并不愿意接收从德国逃过来的大批犹太人，但另一方面，一些人认为丹麦人的高尚只是相对的，可他们经常忘了，即使是在1940年和1941年，德国人看似会赢得战争的时候，丹麦人也坚守住了道德原则，没有迫害过犹太人，哪怕这种做法肯定会让他们的纳粹统治者非常高兴。
我们也不该因为知道贝斯特让大量丹麦犹太人逃跑的背后有他自己的政治考量，就否认其他丹麦人的救援行动所具有的道德价值。重要的是，丹麦人团结在一起反对驱逐行动时，没人知道贝斯特是怎么想的。每个为犹太人提供帮助的人在那时都以为他们的做法违背了德国人的意愿，并且可能会给自己惹上很大麻烦。因此克努兹·迪比才会说：“丹麦人所做的一切都是发自内心的，是出于真正的友爱。那单纯是一种博爱的情怀，是善良和尊重。全欧洲的人本来都应该和他们一样。”这个观点让人难以反驳。1944年的春夏，欧洲另一个国家与丹麦人的英勇行为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奥斯维辛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就发生在这一年。
[1] 见Yitzhak Arad，《贝尔赛克、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莱因哈德行动中的灭绝营》，第165页。
[2] 值得注意的是，对纳粹来说，由于波兰已经不复存在，华沙也不再是首都了。
[3] BBC访谈。
[4] 《奥斯维辛1940—1945》，第一卷，第103页。
[5] Strzelecka和Setkiewicz，“集中营及其子营地的建造、扩大和发展”（The Construction, Expans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amp and Its Branches），载于《奥斯维辛1940—1945》，第一卷，第104页。
[6] Franciszek Piper，“对苦役犯的剥削”（The Exploitation of Prisoner Labour），载于《奥斯维辛1940—1945》，第二卷，第104页。
[7] BBC访谈。
[8] BBC访谈。
[9] 鲁道夫·霍斯，《奥斯维辛指挥官》，第96页。
[10] 引自Robert Jay Lifton，《纳粹医生》（The Nazi Doctors, Basic Books 1986），第16页。这是他在被一位幸存者、后来成为医生的Ella Lingens-Reiner博士提问时给出的回答。
[11] BBC访谈。
[12] 引自Irena Strzelecka，“实验”（Experiments），载于《奥斯维辛1940—1945》，第二卷，第363页。
[13] BBC访谈。
[14] BBC访谈。
[15] Miklos Nyiszli，《奥斯维辛：一名医生的亲身经历》（Auschwitz, a Doctor’s Eyewtiness Account, Mayflower Books 1973），第53页。
[16] Aleksander Lasik，“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组织结构”（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Auschwitz Camp），载于《奥斯维辛1940—1945》，第一卷，第203页。
[17] BBC访谈。
[18] BBC访谈。
[19] 见Konrad Morgen于1962年3月8日在法兰克福提供的证词, 以及在法兰克福的奥斯维辛审讯，载于Hermann Langbein，Der Auschwitz-Prozess: Eine Dokumentation （Neue Kritik, Frankfurt 1995），第143—145页。
[20] 见Konrad Morgen 1944年秋与Eleonore Hodyy谈话的记录，Institut für Zeitgeschichte ZS 599。
[21] 欲详细了解Morgen的调查、霍斯的解职与被指控的外遇，参见Jerzy Rawicz，《一场大屠杀的日常》（The Everyday Life of a Mass Murderer ［Dzien Powszedni Ludobójcy］ Czytelnik, 华沙，1973）。
[22] 信息来源于Robert Sommer的博士论文（待完成）中对这个话题进行的开创性研究。
[23] BBC访谈。
[24] BBC访谈。
[25] BBC访谈。另见Thomas Toivi Blatt，《索比堡的灰烬》（From the Ashes of Sobibor，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7）。
[26] BBC访谈。
[27] 1943年7月，墨索里尼被意大利国王解除最高统帅一职。9月，德国人将他从监狱中救出，并推选他出任傀儡政权的领导人。意大利的犹太人均是在德国占领期间（而不是在墨索里尼直接统治期间）被送往纳粹的灭绝营。大约有20%的意大利犹太人在战争中丧生。
[28] BBC访谈。
[29] BBC访谈。
[30] BBC访谈。
[31] 引自Michael Mogensen，“拯救丹麦犹太人”（The Rescue of the Danish Jews），载于Mette Bastholm Jensen和Steven L. B. Jensen编著，《丹麦与大屠杀》（Denmark and the Holocaust, 哥本哈根大屠杀与种族灭绝研究中心，2003年），第45页。
[32] 引自Mogensen，“拯救丹麦犹太人”，第33页。另见Leni Yahil，《拯救丹麦犹太人：民主政治的一场考验》（The Rescue of Danish Jewry: Test of a Democracy, The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of America, 1969）。
[33] 引自Mogensen，“拯救丹麦犹太人”，第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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