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死亡工厂
1942年初，纳粹帝国内只有海乌姆诺一处是专为灭绝目的设置的集中营，尽管如此，纳粹还是启动了无节制的杀戮。在一个不那么激进的组织中，人们会先进行详细的规划，然后再采取行动，但纳粹在相关设施还未经过试用或流程设置尚未完全到位的情况下，就展开对犹太人的驱逐。由此导致的混乱无序成为纳粹种族灭绝的根植土壤。如何在这样的环境里组织屠杀？1942年如何成为“最终解决”执行过程中屠戮规模最大的一年？这里叙述的故事将更多地揭示纳粹行凶者的心态。
在1942年的大屠杀中，奥斯维辛并没有发挥最主要的作用，但正是在这一年，它的魔爪开始伸向西欧：就在斯洛伐克政府与德国协商将犹太人送往奥斯维辛仅数天之后，3月23日，另一个欧洲国家装满犹太人的火车也首次朝那里驶去。它的形成背景及之后的发展比斯洛伐克更曲折、更惨烈，主要由于这是一个深陷德国铁蹄之下、却被给予了极大自主权的国家——法国。
1940年6月，法国迅速沦陷，随后被分为占领区和非占领区两部分。一战英雄贝当元帅成为非占领区维希政权的首脑。战争初期他颇受欢迎（远远超过许多法国人在战后所愿意承认的程度），全国上下都期待着贝当能重新为法国挽回尊严。至于德国人，他们有两个自相矛盾的愿望：一方面想要控制法国，另一方面却又希望尽可能减少派驻法国的工作人员。当时占领区和非占领区的德国官员加起来还不到1500人，因此，德国人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法国官员及其行政系统进行管理。
占领的第一年，法国人和德国人之间几乎没发生什么冲突。在巴黎玛吉思缇酒店（Hotel Majestic）运筹帷幄的德国驻军司令，奥托·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与其说是努力想要奴役另一个民族的纳粹分子，不如说更像罗马帝国时代管理着半自治行省的罗马总督。尽管如此，法国犹太人仍没有逃过迫害。1940年，法国大约有35万犹太人，其中近半数没有法国护照。许多人是20世纪20年代从东欧来到法国的，剩下的则是不久前为躲避纳粹徒劳地流亡至此。这些外来犹太人成了早期被迫害的对象。1940年10月，新成立的法国政府颁布了“犹太人法令”，所有犹太人都被禁止从事特定工作，而非占领区的外国犹太人则被送进集中营，忍受额外的牢狱之苦。
在占领初期，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是以他们惯有的方式进行的：首先进行身份登记，随后颁布法令清算犹太人的财产，实行没收，最终是对占领区里所有犹太人的驱逐。维希政府在整个过程中一直不声不响地予以配合。然而，到了1941年夏天，相对平和的占领被数千英里外的事件改变，那就是纳粹对苏联的入侵。1941年8月21日，两名德国人在巴黎遭到枪击，一死一重伤。这一暴力事件很快被证实是法国共产党所为。9月3日的另一起谋杀事件使德国人更加担忧，法国风平浪静的日子就要结束了。
作为对谋杀事件的回应，德国当局关押了共产党人，并进行了报复——9月事件爆发后，三名人质立即遭到枪决。但在希特勒看来，这些还不够。他当时正忙着在东普鲁士森林里的总部指挥东线战场上的厮杀，陆军元帅威廉·凯特尔向巴黎传达了希特勒的不满：“对三名人质的报复行动太温和了！元首认为一名德国士兵的价值远远超过三个法国共产党员。元首希望通过最残酷的报复行动回应这类事件。再有暗杀事件发生，每一个（被杀害的）德国人都应该立即用至少100个人的性命来换。不采取这种严厉的惩罚措施，事态就无法得到控制。”[1]
希特勒希望他的驻法代表能果断、残酷地采取行动，就像他驻乌克兰的总指挥官，后者在1941年12月面临类似危机时曾写道：“只有当大众意识到游击队员及他们的同情者早晚都得死，打击游击队的战争才有可能取得胜利。绞刑尤其能够激发恐惧。”[2]希特勒本人后来如此评论：“只有抱着毫不留情的冷酷态度开展与游击队这群败类的斗争，才能取得胜利。”[3]
身在巴黎的德国管理者陷入两难。这一年10月，一名德国官员在南特遭枪击，随后98名人质被杀，这在当时激起了公愤。因此，德国管理者担心，如果接受希特勒的建议，他们很有可能失去法国民众的合作。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心里明白，“对付波兰人的方法”[4]在法国并不适用，但他在政治上是个讲求实际的人，明白希特勒绝不会改变心意，不会允许他们在法国谨慎地处理这类问题。元首已经打定主意要展开“残酷的报复”。于是，按照纳粹领导层解决问题的典型做法，德国占领当局对希特勒的专断观点进行变通，将可能造成他们与法国人关系的损害降至最低。另种形式的“残酷报复”方案很快被提出：对特定人群处以罚金并进行驱逐。由于共产主义者和犹太人之间的“关联”在每个纳粹分子心中都根深蒂固，因此，对巴黎的德国管理者来说，对犹太人征收罚金并驱逐他们，以此报复共产党对德国人的谋杀是再合理不过的了。报复性处决仍会继续，但规模减小，而且在所有“残酷报复”行动中只占很小一部分。
尽管施蒂尔普纳格尔在某种程度上有了交代，但他还是感到需要再次向他的上级提出抗议。他在1942年1月说，自己“无法再昧着良心枪杀一大批人，也无法在历史的法庭上为这些人负责”。[5]不出所料，吐露心声的施蒂尔普纳格尔不久便离职，但他所创立的原则保留下来：一旦法国人反抗，德国人的一系列报复行动中一定会包括对犹太人和共产党员的驱逐。第一批受害者于1942年3月离开法国，前往奥斯维辛。尽管德国军官不想让自己“在历史的法庭上”为报复性枪杀负责，但他们实际上还是把被驱逐的人置于绝境。饥饿、虐待和疾病摧毁了后者。在贡比涅登上列车的1112名男性当中，1008人于五个月内丧生。[6]据估计，仅有大约20个人活到了战后。也就是说，第一批被驱逐的人超过98%死在了奥斯维辛。
对纳粹来说，驱逐法国犹太人不仅是一种报复措施，同时也完全符合一个更宏大的目标——完成对法国“犹太问题”的“最终解决”。1942年1月的万湖会议已明确指出纳粹的长期战略目标，在日常工作中实现它的任务，就落在派驻法国的党卫队高级小队领袖特奥多尔·丹内克尔身上。他向阿道夫·艾希曼汇报，而艾希曼则对莱因哈德·海德里希负责。5月6日，海德里希亲自来到巴黎，并向一小部分人透露：“全欧洲的犹太人都被判了死刑，他们的下场将会跟基辅的苏联犹太人一样，最近几周开始被驱逐的法国犹太人也不例外。”[7]
要实现让法国“肃清犹太人”这个目标，纳粹面临的一个巨大障碍就是法国当局。如果没有法国行政部门和警察部门的积极合作，仅靠德国在法国的人力，根本不可能完成对法国犹太人的辨认、召集和驱逐工作，更何况纳粹最初为法国分配的驱逐人数高于其他任何西欧国家：1942年6月11日，一个由阿道夫·艾希曼主持的会议在柏林召开，会上确定了各国要送到奥斯维辛的犹太人数量：比利时1万，荷兰1.5万，法国则有10万之多。这些犹太人的年龄须在16至40岁之间，其中“不适合工作的人”仅可以占10%。我们一直无法确知这样的数字和限制条件背后是怎样的考量，但暂不接受大量儿童和老人的决定或许可以表明，奥斯维辛当时的屠杀能力尚十分有限。特奥多尔·丹内克尔急于取悦上级，一心要驱逐每一个适龄的法国犹太人。柏林会议结束没多久，丹内克尔就制定了一个方案，打算在三个月的时间内将4万名法国犹太人送到东部。
当然，制定宏大的方案是一回事，在一个很大程度上自治的国家去执行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7月2日，维希政府警察部门负责人勒内·布斯凯与纳粹官员会面，会上，德国人对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有了切身体会。布斯凯表明维希政府的立场：在占领区，只有外籍犹太人可以被驱逐，而在非占领区，法国警察不会参与任何围捕行动。布斯凯说：“法国的立场是，我们并不反对拘捕本身，但如果由法国警察在巴黎实施，这就有些令人难堪了。这是（贝当）元帅本人的意思。”[8]德国安全警察负责人赫尔穆特·克诺亨马上提出抗议，他知道，没有法国的合作，驱逐根本不可能完成。他提醒布斯凯，希特勒不会理解法国在这个对他如此重要的问题上为何采取此种立场。受到这一隐晦的威胁后，布斯凯同意让法国警察在占领区和非占领区都参与抓捕，但只针对在法国的外籍犹太人。法国当局的政治态度非常明确——他们会配合德国人交出外国人，以此来保护本国公民。
两天后，法国总理皮埃尔·赖伐尔与丹内克尔会面时，（根据丹内克尔的转述）赖伐尔提出：“驱逐非占领区的犹太家庭时，（可以）包括16岁以下的孩子。至于占领区的犹太儿童，我并不关心。”[9]历史学家认为，赖伐尔对儿童的处置方案称得上他“永久的耻辱”[10]，这一时刻应该“永远载入法国史册”[11]。一个完全公正的评价，特别是考虑到这些孩子将要遭受的骇人苦难，很大程度上源自一个法国政治家做出的承诺，由法国人民在法国的土地上执行。
1942年7月16日，法国警察开始在巴黎抓捕外籍犹太人。那天晚上，安妮特·穆勒和弟弟米歇尔、两个哥哥以及母亲全都在他们位于第十区的家中。他们的父亲是波兰人，因为之前听到一些传言，此时他已经离开家在附近藏身，而其他留下的家庭成员则完全没有料到，他们都将面临灾难。安妮特[12]当时9岁，她清楚地记得那天晚上发生的一切：“我们被一阵敲门声惊醒，警察闯了进来。我母亲乞求他们放过我们，警察局局长一把推开她，说：‘动作快！别耽误我们的时间！’我吓坏了。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做噩梦，因为突然之间我所崇敬的母亲做出这种举动。我无法理解她为什么在他们面前这样羞辱自己。”
安妮特的母亲匆忙把床单铺在地上，包起一些衣服和干粮。几分钟后他们下楼到街上去。此时安妮特发现自己忘了带梳子，警察允许她回去拿，只要她能“马上回来”。回到房间，她发现还有警察在里面：“家里被翻了个底朝天，我（还想）带上我的洋娃娃……他们一把夺走我的娃娃，他们把它从我怀里抢过去，重重地扔在没来得及铺好的床上。我这时明白过来，接下来肯定不会有什么好事。”
等他们走上街，在混杂着警察和犹太人的队伍里，她母亲让两个年纪较大的男孩（分别是10岁和11岁）赶快逃跑，于是他们消失在人群中（这两人被法国人藏了起来，都活到了战后）。随后，警察把所有人赶上巴士，把他们带到位于十五区的一个封闭自行车赛场（Vélodrôme d’Hiver），所有于大搜捕的两晚被抓捕的犹太人家庭都被带到了这里，共计12 884人，其中包括4115名儿童。米歇尔·穆勒 [13]当时7岁，接下来发生的事在他的记忆中是一个个片段：“无论白天还是晚上，灯都亮着。有一个巨大的天窗。天气非常热。我们很少再见到警察的身影。有一两处可以接水的地方，还有厕所——大概也是两个。我身上一直有一股臭味，两天后就让人难以忍受。孩子们都在玩耍，我认识很多小孩。我们在自行车道上滑行，那是一个木制的轨道。”
在这种恶臭扑鼻的环境下，安妮特·穆勒病倒了。她被带到自行车赛道的中心躺下休息。“我看见住在离未来大街（rue de l’avenir）不远处的那个瘫痪的男人。我们每次去他家，他总是用一条毯子盖住他的腿。他的孩子们围着他，毕恭毕敬地对他说话。我记得看到这个人，他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时他躺在地上，没穿衣服——顺便说一句，那也是我第一次见到赤身裸体的人——他大声喊叫着。他的眼睛半睁着，浑身雪白，一丝不挂。那个画面挺吓人的。”
在自行车赛场住了几天后，这些犹太家庭被火车送往法国乡下的集中营，其中穆勒一家被送到了博恩拉罗朗德（Beaune-la-Rolande）。“那是个很美的小村子，”米歇尔·穆勒说，“很漂亮，也很热。村里有一条林间小路。我们穿过村庄时，村里的人都看着我们，充满好奇。”穆勒一家属于最后一批到达集中营的人，在这个匆匆搭建起来的营地里已经没有床铺给他们睡，所以他们只能在地板上铺稻草，尽可能让自己好受些。即便是这样，米歇尔也并不发愁：“一开始我并不担心。我们跟妈妈在一起，这让我很踏实。我还跟朋友们一起玩。”他只有一个担忧：“我们都是好学生，我们担心的问题就是自己赶得上开学吗？”
尽管集中营的条件十分艰苦，但对安妮特和米歇尔来说，与他们的母亲在一起就是最大的慰藉。“她在家的时候非常愁苦，”安妮特说，“我们都不太敢跟她说话，但刚到营地时，她跟我们很亲近。她陪我们玩，我们拥抱她。其他女人看见我们这样搂搂抱抱着玩闹，都哈哈大笑。”然而，刚进集中营时，一件与母亲有关的事让安妮特终生耿耿于怀：“我们住在营地的第一晚，外面在下雨，有雨水滴到她身上。弟弟和我争执起来，谁都不愿意跟她睡在一起，因为我们都不想把自己弄湿。她说：‘你们就为了不被水打湿，都不愿睡在妈妈旁边啊。’我们分开后，这件事一直折磨着我。我有机会睡在她身边时却没有好好把握。”几天后，他们的母亲通过贿赂一名法国警察（他们在营地里见到的所有卫兵都是法国人）给丈夫寄去一封信，正是这封信后来救了她两个幼子的命。
到达营地没几天，看守就要求女囚交出她们的贵重物品，但有人宁愿把她们最珍视的物品丢掉，也不愿让抓捕她们的人拿去。“公厕里有一个粪池，”米歇尔·穆勒说，“粪池上架着一块木板。上厕所时所有人都能看见。这把我吓坏了。在所有人都能看得见的地方上厕所真是太丢人了。有些（女人）真的把她们的首饰扔进粪坑里。”后来，米歇尔看见几个当地居民被雇来对犹太女囚搜身，还带着一根棍子搜厕所。“我万万没想到会这样。”他说。
虽然穆勒一家和其他数千个家庭在博恩拉罗朗德和皮蒂维耶（Pithiviers）等地的集中营已吃尽苦头，但更可怕的命运还在等着他们。德国原本只要求法国遣送能够工作的成年人，儿童是为了凑数后加进去的，因此柏林方面并未正式批准以家庭为单位的驱逐方案。尽管法国政府知道，只要等上几周，这样的方案几乎一定通过，但他们还是同意将父母与孩子分开，先送走成年人。维希警官让·勒盖在给奥尔良地方长官的信中写道：“儿童不该与他们的父母一同离开。”他补充说：“在与他们的父母团聚之前，将有人负责照料他们。”[14]事实上勒盖很清楚，孩子们很快也会被送走，因为他接下来写道：“儿童专车将于8月中下旬出发。”[15]就这样，法国政府没有建议德国人推迟驱逐，让一家人一起离开，而是任由极其痛苦的骨肉分离随后发生。
赖伐尔曾声明，他之所以提议将孩子一起驱逐，是出于一种“人道”精神，避免让一家人分开。这个声明原本就跟斯洛伐克政府出于“基督徒”的考量要求遣送整个家庭一样虚伪，此时更被证明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没有什么比赖伐尔现在提出的方案更不“人道”了——博恩拉罗朗德和皮蒂维耶集中营的孩子将被迫离开父母的怀抱。正如历史学家塞尔日·克拉斯菲尔德所述：“勒盖对驱逐会造成的实际影响视而不见，还落井下石。他在自己那间位于蒙索（Monceau）大街、洒满阳光的办公室里最关心的，就是如何塞满盖世太保安排的那些列车。”[16]
8月初，成年人可能会被带走的消息在博恩拉罗朗德传开。“我记得她——我母亲——把钱缝进我外套的垫肩里，”米歇尔·穆勒说，“那是我做礼拜时穿的套装，还有一件配套的马甲和短裤，我觉得它很像高尔夫短裤，特别喜欢。她把钱缝进去，告诉我要当心。第二天他们就来抓人了。”法国警察闯进集中营，把所有人召集起来。他们一宣布要把孩子和他们的父母分开，现场就陷入了混乱。“好多孩子紧紧攥着他们的母亲，”米歇尔回忆道，“那真是生离死别的一刻。孩子一边紧抓着母亲不放，一边哭喊，宪兵有些招架不住。”安妮特也说道：“警察狠狠殴打这些妇女，让她们后退。孩子们拉着她们的衣服。他们（宪兵）用水枪冲散人群。他们扯烂了女人的衣服。好多人在哭喊。现场本来一片嘈杂，可突然之间，大家都安静下来。”原来，一把机关枪架到了这些妇女儿童面前，威胁清清楚楚。“女人们在前面排成一条长队，”安妮特说，“直到今天那个队列还会浮现在我眼前。我们小孩子互相牵着。我母亲站在前排，她朝我们使了个眼色，我们看着她。我记得她眼里带着笑意，仿佛在说她会回来的。米歇尔哭了。那是母亲留给我们的最后印象。”
父母离开后，这些孩子在营地里的境况迅速恶化。没有母亲的照顾，他们变得脏兮兮的，浑身是土。很多人因为只能吃上稀汤和豆子而染上痢疾。但最难忍受的，还是感情上的失落。“晚上最难熬，”米歇尔·穆勒回忆道，“那通常是母亲给我们讲故事的时间，她走了，我们只能自己给自己讲。”安妮特补充道：“她离开以后，有好几天我都不愿意走出营房，因为太难过了，止不住地哭。我一直睡在稻草堆上，对自己说，妈妈是因为我的过错才离开的，因为我对她不够好。我反复用类似的事责怪自己。米歇尔硬拉着我出去走走。我得了痢疾以后，米歇尔帮我清洗，强迫我吃饭。他带着我在营地里一点一点地转，到处拔草然后吞进肚子里。”
7岁的米歇尔担起保护姐姐的义务，但他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安妮特病倒了，不能排队领汤，而吃草的实验以失败告终——米歇尔原本以为草吃起来会和蔬菜沙拉一个味儿。而最大的问题在于，7岁的他比许多男孩都要年幼，个头儿也更小，所以开饭抢食物时他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我清楚地记得领汤的时候大家打作一团的情景，我会与别的小孩打架。因为我个头儿太小，挤不进领汤的人群里，有时候我只能带着空空的罐子回去，什么都没领到。姐姐一直在生病，我们只能去搜别人盛食物的空罐子，看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剩下。我们经常聊到跟吃有关的话题，告诉对方自己要点的菜，其实在家里我们通常都吃得不多，但那个时候真的饿坏了。”他和姐姐一天比一天虚弱，米歇尔意识到，想要活下去，他必须彻底改变他们的境况。因此，当他看见营地医务室外的一则告示时，他决定采取行动：“上面说医务室将供给5岁以下的孩子吃饭。幸好我识字，又会写——我一直告诉我的小孩，必须学会读和写，这非常有用——我假装自己只有5岁，我成功了。通过这个办法我吃上了饭，也让我姐姐吃上了饭（因为米歇尔会偷藏一些食物带出来）。”
这段历史之所以格外残忍，格外令人心酸，不光是孩子们被迫与自己的父母分离，还因为法国政府没有好好对待这些留给他们“照料”的孩子。他们遭到忽视，吃不饱饭，情感上也得不到安慰。在他们人生最脆弱的阶段甚至遭到侮辱。对米歇尔·穆勒伤害最大的并不是饥饿或肮脏，而是他在博恩拉罗朗德所遭受的肆意羞辱：“由于卫生条件非常差，我们都长了虱子，他们把我们都剃成光头。那时我长着浓密的卷发，我的头发让妈妈特别引以为傲。警察给我剃头，他把我夹在两腿之间，说：‘哦，接下来我们要给最后的莫希干人剃头了。’他在我的头发中间剃出一条道。只有中间被剃秃，我觉得特别丢人，偷了一顶贝雷帽盖住脑袋。”剃完发的米歇尔让他九岁的姐姐都吓了一跳。“我记得我妈妈很喜欢给他梳头，他长着漂亮的金发，她觉得他是个特别漂亮的小男孩。他们把他中间的头发剃掉之后，他看起来特别丑。我终于理解人们为什么要把犹太人赶走了，因为哪怕是我自己的弟弟，当我看到他脏脏的小脸和那样的发型后，我都会觉得嫌恶。他让我产生了嫌恶的感觉。”几天后，警察终于剃掉了米歇尔两边的头发。他们觉得很有趣的一件事，却给米歇尔留下了至今都无法抹平的情感创伤。
到了1942年8月中旬，法国政府终于做出安排送走这些儿童，以便凑够他们承诺德国人的数字。按计划，这些孩子将被送到巴黎东北部郊区的德朗西（Drancy）集中营，再跟那里的成年人一起被送去奥斯维辛。也就是说，他们将在陌生人的陪伴下，走向死亡。
8月15日，一群孤苦伶仃的孩子排着队，走在博恩拉罗朗德这个美丽的小村庄里，沿着两侧载满绿树的道路朝火车站走去。两周以前，那些跟随母亲走进营地、健康活泼的男孩女孩，现在的样貌发生了很大变化。“我记得村里的人都看着我们，”安妮特·穆勒说，“他们脸上带着那种我自己也曾产生过的嫌恶。我们肯定臭烘烘的，被剃光了头，身上长满疮。我看见人们脸上那种嫌恶的表情，就像你在地铁站里看到脏兮兮、睡在长椅上的流浪汉时会有的表情。我们仿佛已经不再是人。”尽管如此，在前往火车站的路上，孩子们都在高声歌唱，安妮特说，这是因为“我们相信自己就要见到爸爸妈妈了”。然而，他们将要前往的并不是自己的家，而是德朗西这个中转站，6.5万多人从这里被送往东部的灭绝营，其中超过6万被送到了奥斯维辛。
奥黛特·达尔特罗夫-巴蒂克尔[17] 1942年8月在德朗西集中营，和另外两个朋友自愿照顾这些从博恩拉罗朗德和皮蒂维耶来的孩子。“他们刚到时身体状况非常糟糕。身上都是虫，特别、特别脏，还生着痢疾。我们想给他们冲澡，但没有东西把他们擦干。我们想给他们些吃的——这些孩子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可几乎什么也没有。我们还想整理出一份完整的名单，可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的姓，他们只会说：‘我是皮埃尔的弟弟。’我们尽量询问每个孩子的名字，当然，都是大孩子，那些小的是不可能问出来的。他们的母亲把一块写着名字的小木牌系在他们身上，但很多孩子摘下了木牌拿着玩。”
看着这些可怜的孩子，奥黛特和另外两个人除了用自己也不相信的话去安慰他们，其他什么也做不了。“我们对他们撒谎。我们告诉他们：‘你们就要见到爸爸妈妈了。’当然，他们不相信我们。很奇怪，他们仿佛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很多孩子对我朋友或者对我说：‘女士，收养我吧……收养我吧。’他们想留在集中营里，哪怕这里的条件已经这么差。他们不想再去别的地方。有一个小男孩，一个长得非常漂亮的小男孩，大概3岁半。他的样子我到今天还记得。他不停地说：‘妈妈，我会害怕的。妈妈，我会害怕的。’他一直重复着这几句。说来也怪，他知道未来会让他更加害怕。他们都特别悲观。他们宁愿留在恐怖的集中营里。他们看事情比我们看得清楚多了。”
奥黛特看到，这些孩子仍留着“对他们特别重要的一些小物件”，比如他们父母的照片，或是小小的首饰。“有一个戴耳环的小女孩说：‘你觉得他们会让我留着金子做的小东西吗？’”就在这些孩子离开的前一天，集中营里的一些犹太女囚开始搜查孩子们身上的贵重物品。“这些女人是按日计酬的。我们知道，她们搜出来的大约有一半会进自己的口袋，我看见她们对孩子一点都不友善。她们完全无动于衷，这让我难以理解。”
在米歇尔和安妮特看来，在德朗西集中营里的日子“就像活在一场噩梦中”。这个营地其实是一片尚未完工、造价低廉的住宅区。让安妮特惊讶的不仅是生活条件的恶劣（她和弟弟只能睡在水泥地上，周围都是粪便），还有另一个现实：前来照料他们的大人屈指可数，面对众多孩子根本忙不过来，这意味着，“没人照顾，我们真的是自生自灭。我不记得有哪个大人关心过我们”。就在送他们去奥斯维辛的列车开动前夕，她听见有人点自己和弟弟的名字。她和米歇尔被带出德朗西，经过带刺的铁丝网，来到一辆等待的警车前。“我们以为自己就要被释放了，”安妮特说，“我们会再次见到家人，并回到未来大街去。米歇尔和我想给我们的父母一个惊喜，还策划了一番，想藏在桌子底下然后再跑出来，这样他们见到我们一定会特别开心。就在这时，我转过头，看到警察在流眼泪，他们肯定知道我们不是要回家。”
安妮特和米歇尔被带到离德朗西不远，另一个关押外籍犹太人的收容中心，那曾是蒙马特区拉马克大街（rue Lamarck）的一个收容所。他们当时并不知道，这是他们通往自由的第一步。他们的父亲收到了妻子在博恩拉罗朗德写的信，于是他四处买通关节，通过一位有影响力的法国犹太人，把钱送到了法国政府那里。结果，年幼的安妮特和米歇尔都被重新划为“皮货制造工人”，被带出了德朗西。他们到了新的收容中心，在父亲的安排下，一家天主教孤儿院派人接走了他们，并在战争期间把他们藏在里面。
1942年夏天被送到德朗西的数千名儿童绝大多数没有这么好的运气。8月17日至8月底之间，这些在博恩拉罗朗德和皮蒂维耶被迫与父母生离死别的孩子，前后搭乘七辆火车从德朗西到奥斯维辛。“出发前的那个早上，我们尽了最大努力打扮他们，”奥黛特·达尔特罗夫-巴蒂克尔说，“他们大部分人甚至无法带上他们的小行李箱。他们的行李箱都混在一起，我们不知道那些箱子都是谁的。他们不想下楼，不想上巴士，我们只好把他们拖过去。等到几千人都离开以后，我记得医务室里大约还有80个人。我们本以为可以救下这些孩子，实际上根本不可能。有一天他们告诉我们，就连这80个人也得离开。驱逐那天早上，我们试图把他们拉下楼，他们又踢又叫。警察走上来，费了好大劲才强迫这些孩子下楼去。有一两个警察看见这悲惨的场面，似乎显得有些难过。”
18岁的约·尼森曼[18]于8月26日离开德朗西，前往奥斯维辛。火车上有700名成人和400名儿童，其中包括他那“一头金发、非常漂亮的”10岁的妹妹。跟他同一节车厢的大约有90个人，其中约有30个是没有父母陪同的儿童。约还记得孩子们如何在运货列车车厢里“坚强地”忍受这段漫长的征程。“我们大概是两三天以后到达奥斯维辛前一站，当然，我没法告诉你确切的时间。附近有一个工作营，需要一些身体健康的男人，所以他们停下列车，带走了250个人。”约便是被选中的成年人之一。“他们拿着棍子，强迫我们下车。我们没有逗留就被带走。我把我妹妹留在了车里……但我们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出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记得他们没有哭。那些一面之缘的小家伙，有的长得特别可爱，他们全都被杀害了。太残忍了。”60年过去了，约·尼森曼还是每天都会想起他妹妹和其他从德朗西上车的孩子们的悲催遭遇。“我家后面有一个幼儿园，我看见母亲们排队等着接孩子，手里拿着给他们的巧克力牛角面包。可那些孩子没有妈妈陪伴，也没有巧克力牛角面包……”
在纳粹屠犹历史上发生过许多可怕的事，而那些从法国运来的犹太儿童，他们的故事尤其令人心痛，其中最揪心的，当属孩子与父母生离死别的那一幕：不仅是那骇人的暴力场景——在博恩拉罗朗德等集中营，孩子们从母亲的怀抱中被生生拽走；甚至，有一些家长不得不违背天性，遗弃自己的孩子来期待他们能够幸存，正如在最开始的围捕中让儿子逃跑的母亲所做的那样。由此造成的情感创伤肯定给当事人造成了极大的痛苦。
即便霍斯本人，也曾亲眼目睹奥斯维辛的犯人如何不惜一切代价地要与家人在一起。筛选过程将男人和女人分开，将丈夫与妻子分开，但纳粹很快意识到，强迫母亲与她们的孩子分开几乎总是损人又不利己。把一些年轻健康的女人和她们的孩子一起送进毒气室，虽让纳粹损失了宝贵的劳动力，但他们发现，如果在最初的筛选中强迫孩子离开他们的母亲，那会造成极其可怕的场面，几乎不可能实现对屠杀过程的有效控制。此外，进行这种分离所造成的心理压力是如此巨大，与特别行动队近距离射杀妇女和儿童时所承受的情感困扰不相上下，而减少这种情感困扰本是修建毒气室的初衷。
法国政府在1942年夏天送走几批儿童后，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被迫离开妈妈的小孩自己照料自己的画面是如此令人不安，因此，德朗西最后一批没有父母陪伴的儿童于8月31日乘火车离开后，当局下令停止这种做法。法国再也没有把孩子与他们的母亲分开驱逐，而是把整家人一起送去奥斯维辛。但重要的是，我们完全有理由确信，法国政府并非突然产生了恻隐之心，而是与霍斯一样，意识到不把母亲与孩子分开对他们来说更容易，为的是他们自身的利益。
这个故事让人难以接受的另一个原因，是法国当局在每一阶段与纳粹的串通。纳粹一开始就知道，如果没有法国的合作，对犹太人的驱逐是不可能完成的。而法国决定交出“外国”犹太人、保护他们“自己的”犹太人时所表现出的某种程度的犬儒心态，时隔这么多年还是令人感到震惊（不过从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会看到，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好几个国家都做出了同样的决定）。战时法国的驱逐造成近8万名犹太人丧生，大约占法国犹太总人口的20%~25%。这意味着每5名法国犹太人中，约有4人活到了战后。这个数字有时会被辩护者当作一个“正面的数据”引用，以说明法国政府在纳粹占领时期的光荣表现。事实上，这个数字所表明的恰恰是相反的结论，因为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如果法国拒绝合作、拒绝交出“外国”犹太人，那么这一切都不会发生。1942年11月，法国全境被占领，法国当局不再合作，致使德国人后来的驱逐目标无法实现。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纳粹也没有展开任何激烈的报复行动。
1942年7月的巴黎围捕行动及后来对儿童的驱逐发生后不久，宗教领袖对法国政治领导人的做法提出了强烈抗议。8月23日，图卢兹市大主教在写给教区教友的公开信中表达了他的反对态度，里昂市大主教9月1日与赖伐尔会面，他对后者说，自己不但支持反抗运动，也支持天主教徒把犹太孩子藏起来的行为。但这一切来得太晚，无法再改变那年7月在巴黎大扫荡中被带走的人的命运。在博恩拉罗朗德，米歇尔和安妮特的母亲与孩子分开后死在了奥斯维辛。诚然，想要置她于死地的是纳粹分子，但真正让她陷入绝境的却是法国人自己。“让我最难以接受的，”米歇尔说，“是一切都发生得无缘无故。人们被捕仅仅是因为他们生下来就是犹太人，而实施抓捕的居然是法国人，我现在仍然无法理解。60年过去了，我还是觉得难以相信。”
1942年夏天，在没有父母陪同的情况下被送去奥斯维辛的4000多个孩子全部死在了那里，没有一个幸存。“我的两个哥哥（在最初的围捕中）逃跑的时候，”安妮特说，“他们一个同学的妈妈也催促她的儿子快跑。那个男孩逃脱后，又不想孤零零一个人，特别想回去找妈妈，所以他求一个警官（允许他）回到他母亲所在的地方。最后他也被送进了毒气室。这些都是很有想法的孩子，他们都是快乐的孩子，充满对生命的热爱。但就因为是犹太人，他们就要遭此劫难。其中，又有多少本是有能力、有才华，充满个性的人？”
这些儿童与父母的分离、在各个中转营忍受的苦难，甚至在遣送途中的“坚强”，它们都有目击者，然而，没有人能告诉我们，他们走进奥斯维辛的大门之后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很难想象筛选的场景，也几乎无法想象作为一个屠杀的刽子手，参与这个过程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唯一可以解开谜团的方法，就是从当时在奥斯维辛工作的党卫队成员中找到一位可靠的目击证人。经过数月的调研，我们竟然真的找到了这样一个人，对他进行了访谈。他就是奥斯卡·格伦宁（Oskar Groening）[19]。
1942年，21岁的格伦宁派驻奥斯维辛，就在从法国来的儿童到达仅数周后。刚来不久，他就看见一辆列车停靠在“坡道”（指犹太人下车的站台）边上。“我站在坡道上，”他说，“我的任务是跟其他人一起看管即将到达的那批囚犯的行李。”他看到党卫队医生首先将男人与妇女儿童分开，然后又筛选出可以工作的人以及要马上送进毒气室的人。“病人都被抬上了卡车，”格伦宁说，“画着红十字的卡车——他们总在制造一种假象，那就是没什么可怕的。”据他估计，1942年9月他第一次见到的那批犯人当中，有80%~90%的人被选去立即杀害。“（筛选）过程是以一种比较有秩序的方式进行的，但等筛选结束以后，那里就像一个菜市场一样。有成堆的垃圾，垃圾旁边是生病的人、走不了路的人，可能还有某个找不到妈妈的小孩子，或是某个藏在车厢里、在我们搜查火车时被发现的人。这些人脑袋上直接挨一枪，当场就死了。他们对待这些人的方式让我产生了怀疑和愤怒。他们抓着一个小孩的腿，把他扔到卡车上……等他发出像生病的小鸡一样的叫声，他们就把他举起来砸向卡车的边缘。我不明白党卫队士兵为什么要举起一个小孩子，拿他的头去砸卡车的边缘……或是开枪杀死他们，然后把他们扔到卡车上，就像在扔一袋小麦。”
按照格伦宁的说法，由于他充满“怀疑和愤怒”，因此他找到他的上级，对后者说：“我办不到，没法再在这里继续工作下去。如果必须要杀光犹太人，至少应该按照一定的规矩来办。我跟他说了这些，然后说：‘我想离开。’”格伦宁的上级平静地听完他的抱怨，提醒他别忘了当初的党卫队效忠宣誓，并告诉他应该“忘了”离开奥斯维辛这个念头。但他也给了格伦宁一些希望，他告诉格伦宁，那天晚上所见到的“过激行为”只是个“例外”，并说他本人也同意党卫队士兵不应该参与这种“残暴的”行动。相关文件证明，格伦宁后来确实提出了申请，要求把自己调至前线，但没有获得批准，因此继续留在了奥斯维辛。
重要的是，格伦宁并没有向他的上级抱怨屠杀犹太人这个原则，只抱怨了实施的具体方式。当他望着面前的犹太人，知道他们几小时内就会死在毒气室的时候，他说他的心情“非常复杂”。“假如你在苏联，面前架着一部机关枪，苏联的军队正朝你冲过来，而你要做的就是扣动扳机，打死尽可能多的人，这个时候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我故意这样说，是因为我们一直都认定一个事实，那就是犹太人是来自德国内部的敌人。政治宣传对我们产生了很大影响，让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对犹太人的灭绝只不过是战争中会发生的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并不会产生同情或同理心。”当被追问为什么儿童也不放过时，格伦宁答道：“敌人不是那个时间点的那些孩子，而是他们身上流淌的血，是他们长大后将要变成的那个危险的犹太人，正因为如此，儿童也受到了牵连。”
从奥斯卡·格伦宁被调去奥斯维辛之前的经历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线索，来解释他为什么会认为无助的妇女儿童也是“敌人”，必须被“灭绝”。他于1921年出生于下萨克森州，父亲是一名纺织熟练工，也是个传统的保守派，“对德国取得的成就深感自豪”。从格伦宁记事起，他就爱翻看祖父的照片，他祖父曾是不伦瑞克公国精锐步兵团的一员。“我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他的仪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骑在马背上，吹着他的小号，帅气极了。”德国在一战中失利后，格伦宁的父亲加入了右翼组织“钢盔党”（Stahlhelm），这是《凡尔赛条约》签订后涌现出的众多极端民族主义组织中的一个，它们将该条约视为耻辱。随着生活更加拮据（由于缺乏资金，他的纺织生意于1929年宣告破产），格伦宁的父亲因德国所遭受的不公待遇而产生的愤怒之情也变得更加强烈。20世纪30年代初，年轻的奥斯卡加入了钢盔党的青少年组织“沙恩霍斯特”（Scharnhorst）。“我戴着一顶灰色的军帽，身穿衬衫和长裤。看起来有些怪异，但我们感到很自豪。我们还会穿黑色、白色和红色的衣服，也就是威廉皇帝时代国旗的颜色。”
1933年，纳粹上台。对当时11岁的格伦宁来说，由钢盔党的沙恩霍斯特转入希特勒青年团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他继承了父母的价值观，认为纳粹分子“是希望德国有更美好的未来、并为此而采取行动的一群人”。作为希特勒青年团的一员，他参与了焚烧“犹太人和其他堕落分子”所撰写书籍的行动，认为如此有助于德国消除不合国情的外来文化。他还认为，此时明显可以看出民族社会主义者正在努力振兴经济：“（自纳粹上台以来）六个月内，500万失业人口从街上消失了，人人都有了工作。接着，（1936年）希特勒进军莱茵兰（Rhineland，它在《凡尔赛条约》中被规定为非军事区），没有遭到任何人的阻拦。对此我们高兴极了，我父亲还开了一瓶酒。”
在此期间，年轻的奥斯卡上学了。尽管他觉得自己有时“相当懒，或许还有一点笨”，但他最后还是以相当好的成绩毕业，17岁时成为一家银行的培训生。在银行没工作多久，战争就爆发了，20个职员中的8人迅速被征召入伍，他们的工作由年轻女性接替。这意味着剩下的培训生（比如格伦宁）可能要“做一些通常情况下绝对不会做的工作。比如我要负责看管现金出纳机”。尽管这些培训生在银行业的职业生涯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发展，但是当听到德国在波兰和法国迅速获胜的消息后，他们都“情绪高涨”，一心“想要参与其中”、“想要帮忙”。
奥斯卡·格伦宁想要加入德军的“精锐”部队，就像他祖父那样。对这个年轻人来说，只有一个组织能实现他这个梦想：“武装党卫队（Waffen SS）由冲锋队（SA）的一部分成员组建而成，那时人们特别需要一个可以完全信赖的部队。在党员集会上，最后经过的方阵是穿着黑色制服的（党卫队士兵），所有人都在一米九以上，看上去个个意气风发。”因此，当武装党卫队在一家酒店征兵时，奥斯卡没有告诉父亲便跑去报名入伍。“等我回到家，我父亲说：‘我希望他们会因为你戴眼镜拒绝你。’然后他说：‘很抱歉，但你以后就会知道你能从中得到些什么。’”
被这个精英团体接纳后，奥斯卡·格伦宁开始在党卫队行政部门做一名记账员。对于这个岗位，他没有丝毫不快：“我是个喜欢坐办公室的人。我希望我的工作既能让我体验军人的生活，又能有一些行政方面的内容。”这份记账员的工作他做了一年，直到1942年9月。在这个月，他们接到命令，要把在薪酬管理中心工作的那些身体健康的党卫队士兵调至更有挑战性的岗位，把行政工作留给在前线受伤致残、即将归来的老兵。“因此，我们大概有22个人带着行李登上了去往柏林的列车，以为我们即将投身战场。很奇怪，一般来说我们接到的命令都是把我们派去某个部队集结的地方，但这次没有。”
格伦宁和他的战友们来到党卫队总部某间办公室报到，它位于首都柏林一栋“漂亮的大楼”里。他们被带进一间会议室，在那里，几位党卫队高官对他们发表了一番演说：“他们进行训话，说我们将要执行的任务是出于对我们的信任才下达给我们的，这项任务执行起来很有些困难。他们还提醒说，我们都是宣过誓的人，誓言是‘忠诚就是我的荣耀’，现在我们可以通过执行布置给我们的这项任务来证明我们的忠诚，任务的细节我们随后就会知道。接着，一个级别低一些的党卫队军官说，我们对这项任务必须严格保密，这是高度机密，我们不能对亲人、朋友、战友或这个团队之外的任何人说起关于这项任务的任何信息。于是，我们逐一走上前，签署了一份表达类似意思的声明。”
在这栋大楼的院子里，格伦宁和他的战友们被分为几个小组，每组去不同的地方，随后，他们便被分别送到柏林几个不同的火车站，各自上车。“我们一路向南，”奥斯卡·格伦宁说，“朝着卡托维兹的方向。我们的领队手上有一份文件，说我们要去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指挥官那里报到。我之前从没听说过奥斯维辛。”
他们是晚上到达的，几名军警领着他们进入了主营。他们到中央办公大楼报到，随后在党卫队宿舍里被分配了“临时”铺位。那天晚上，在宿舍遇见的其他党卫队士兵都很友好地欢迎他们的到来。“那里的人马上接纳了我们，他们说：‘你们吃东西了没有？’我们说没吃，所以他们就给我们找来一些吃的。”让格伦宁吃惊的是，除了党卫队的基本配给——面包和香肠以外，这里还有别的食物提供，包括鲱鱼罐头和沙丁鱼罐头。他们的新朋友还有朗姆酒和伏特加，他们拿出来放在桌上，说：‘请自便。’我们吃着喝着，特别高兴。我们问：‘这是个什么地方？’他们说我们应该自己找答案，并说这是个特殊的集中营。突然，门开了，有人说：‘火车到了！’三四个人跳起来然后消失了。”
这一晚格伦宁睡得很好。第二天，他跟其他新人一起到党卫队中央办公大楼履新。几位党卫队高官询问了他们在战前的情况：“我们要告诉他们我们都干过什么，做的是哪类工作，教育程度是什么。我说我是一个银行的职员，并说我想在行政部门工作。其中一位军官说：‘噢，我用得上这样的人。’于是我就被他带走了。我来到一个营房，犯人的钱都存放在这里，我被告知等犯人有了编号以后，每个人身上有多少钱就会被登记，等他们离开时再还给他们。”
到目前为止，从奥斯卡·格伦宁在奥斯维辛的经历来看，这里完全是个“正常”的集中营，唯一特别的地方就是党卫队的伙食特别好。但当他开始进行登记时，他第一次了解到奥斯维辛“不同寻常”的额外功能：“那里的人（在营房工作的人）告诉我们，钱是不会还给犯人的。被送进集中营的犹太人不一样，他们身上的钱被拿走以后就不会再退还给他们了。”格伦宁问：“这跟晚上到达的那些‘火车’有关系吗？”他的同事回答道：“这个嘛，你不知道么？这里的规矩就是这样的。犹太人被运来以后，要是他们不能工作，就得除掉他们。”格伦宁追问他们“除掉”究竟指什么，得到答复后，他惊讶不已：“你真的想象不出来。我直到在筛选过程中看管贵重物品和行李箱，才完全相信了他的话。你要问我那是什么感受，我只能说，是一种你一开始无法接受的惊讶。但你一定不要忘了，不光是从1933年（希特勒当权）开始，其实从更早的时候起，从我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新闻里的政治宣传、媒体宣传和我所生活的社会就一直在说服我们，是犹太人造成了一战的爆发，并最后‘在德国人背上刺了一刀’，还让我们认为，德国今天之所以落得这么悲惨的下场，都是犹太人的过错。我们的世界观让我们坚信，犹太人正联合起来谋划着反抗。在奥斯维辛有人说过，这一切必须避免，一战所发生的事必须避免，不能再让犹太人把我们逼上绝路。德国内部的敌人正被消灭——如果有必要甚至是彻底灭绝。发生在前线的战争和发生在大后方的战争没有任何区别，我们灭绝的不是别人，不过是敌人而已。”
如今，与奥斯卡·格伦宁面对面坐着，听他解释他在奥斯维辛的所作所为是一种很奇怪的体验。年过八十的他，谈论的仿佛是另一个奥斯卡·格伦宁，一个60年前在奥斯维辛工作的人。对于“那个”格伦宁，他可以不留情面地坦诚揭露。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不断提到周围的政治宣传对他的影响，以及在一个有极端民族主义倾向的家庭中成长的经历，好让自己不用为参与灭绝负全部责任。直到战争结束，新的世界观对纳粹的“犹太人国际阴谋集团”假想和犹太人被编造的一战角色提出了质疑，他这才变成了“全新的”奥斯卡·格伦宁。在一个现代、民主的德国，新格伦宁完全可以作为一名对社会有用的公民面对接下来的生活。
这并不意味着格伦宁试图躲在“遵从命令”的盾牌背后。他并没有把自己描述为一个没有主见、全盘接受下达给他的所有命令的机器人。当有人跟他说，他在奥斯维辛连“雅利安”儿童被杀也能接受时，他坚决提出反对。他推翻了一些历史学家甚为推崇的一个观念，那就是党卫队士兵经过严苛的训练，无论要求他们杀死什么人他们都会照做。与此相反，格伦宁的决策过程远没有这么简单。的确，他声称自己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当时政治宣传的影响，但在战争中他还是做出了一系列个人选择。他之所以继续留在奥斯维辛工作，不光是因为他被命令这样做，还因为他对自己面前的迹象进行判断后，认为屠杀行为是正确的。战争结束后，他开始怀疑那些依据的准确性，但他并没有把自己的所作所为归结于他需要像个机器人一样行动。他一生都在做他认为“正确”的事，只不过所谓的正确，已昨是今非。
我们不该过分苛责这样一种做法。当然他本可以做出不同的选择，可以拒绝接受他所在的价值体系并进行反抗，也可以从奥斯维辛一走了之（虽然没有任何记录表明，曾有哪个党卫队成员基于道德考虑，拒绝在集中营工作并因此逃跑），但这都是少数的例外。奥斯卡·格伦宁的所作所为之所以让人吃惊，根本在于他是再平凡不过的普通人。度过几年战俘生涯，格伦宁在一家玻璃制造厂找到了一份人事经理的工作，在那里默默干到退休。奥斯维辛的那段日子是格伦宁极其普通的一生中唯一的例外。
一项研究对奥斯维辛的党卫队看守进行了历史学—社会学的剖析，基于统计数据，研究发现，“无论是职业结构还是教育程度，集中营的党卫队成员和当时社会的其他人员相比都没有特别之处”。[20]奥斯卡·格伦宁是这个结论的典型代表。其代表性还体现在，在党卫队系统中他是个普通士兵，最高只做到下士（Rottenführer）。奥斯维辛约有70%的党卫队士兵属于这种情况，另有26%的人属于军士（高于下士一级的非委任军官），只有4%是军官。不同时期，在奥斯维辛1号营及其子营地工作的党卫队人数始终保持在3000人左右。[21]党卫队对集中营的管理是通过五大部门实现的：总部（人事、法务和其他相关职能）、医疗单位（医生和牙医）、政治部（盖世太保和刑事警察“Kripo”）、经济管理（职责包括登记和处理死去囚犯的财物）以及营务管理（负责集中营的防务）。其中，最后一个部门最为庞大——在奥斯维辛工作的党卫队成员约有75%从事安保工作。奥斯卡·格伦宁唯一的特殊之处，就在于他负责的是相对“简单”的经济管理。
1942年夏天，奥斯维辛接收的犹太人来自欧洲各国，包括斯洛伐克、法国、比利时和荷兰。早先，西欧犹太人会先被送到罗兹等临时隔离区，再挑出“不适合工作”的牺牲者，但这套自1941年底起执行的程序此时已被弃用。一旦奥斯维辛发展出站台上的筛选机制，整个灭绝过程就更为精简。奥斯维辛的魔掌甚至伸及英国，连海峡群岛的度假胜地根西岛（Guernsey）都与杀戮挂钩。对于一些人来说，所谓的“英国典范”（Britishness），其中一定包括英国对希特勒的抵抗。他们确信如果纳粹登陆英国海岸，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不会有一个人与他们合作。这样的人到今天还有很多。但接下来的故事将让他们倍感不安。
海峡群岛是法国西北海岸附近的小型群岛，泽西岛（Jersey）和根西岛是其中最大也是最主要的两个岛屿。英国人的领土防务在此十分松散，作为皇室属地，它很大程度上独立于英国政府的管理。1940年六七月间，德国人毫不费力地攻占了群岛。与占领法国一样，德国人更希望与现有的政府机构合作，而不是采取他们在波兰和苏联的占领模式。然而，纳粹不能容忍海峡群岛上有犹太人存在，这点与他们在明斯克和华沙的态度并无二致。1941年10月，《泽西岛晚报》登出通知，要求犹太人到克利福·奥林奇那里进行登记，他是管理岛上外来人口的负责人。同月，《根西岛晚报》也通知所有犹太人主动去警察局报备。
大部分犹太人事先知道德国人的到来，已经逃往英国本岛，只有一小撮无法离开或不愿离开的人留下来。泽西岛共有12名犹太人前去登记，根西岛是4名。与纳粹治下的其他地方一样，登记标志着系统化迫害的开始。起初，犹太人要在自己店铺的窗户上挂一块牌子，写上“犹太物业”；接着，他们的生意被“雅利安化”，强行出让给非犹太人。在这过程中，海峡群岛的管理者给予了密切的配合，事实上，这些行动就是由他们组织实施的。1941年1月23日，泽西岛犹太人内森·戴维森给总检察长写了一封信，语气沉重，极具代表性：“按照您的指示，请允许我向您报告，我已经完成店铺的停业清理……拉下百叶窗，‘停业’的牌子也挂上了。”[22]1941年6月，克利福·奥林奇向泽西岛的行政长官确认，并通过后者向德国政府报告：“本岛所有登记在案的犹太人无一从事商业活动。”[23]
随后，海峡群岛上的犹太人外出购物的时间进一步遭到限制，并强制实行宵禁。唯一被泽西岛政府驳回的歧视法令，是让犹太人佩戴黄色星章。行政长官和总检察长就这项命令向德国当局提出抗议，要求他们重新考虑，但德国指挥官卡斯珀博士对此不予理睬，仍要求将特制的星章运往小岛，星章中心印的是英语“Jew”而不是“Jude”。这批星章终究没有抵达目的地。受宵禁影响，海峡群岛上的犹太人大都难以维持生计。店铺倒闭，遭受迫害的内森·戴维森一蹶不振，1943年2月被送进泽西岛上的一家精神病院，第二年去世。另一名泽西岛犹太人维克托·伊曼纽尔则以自杀的方式告别人生。
然而，对犹太人的驱逐是从附近的根西岛开始的。1942年4月，奥古斯塔·施皮茨、玛丽安·格伦菲尔德和特蕾泽·施泰纳三名犹太妇女被送出小岛。她们都不是英国人：施皮茨和施泰纳是奥地利人，格伦菲尔德是波兰人。因此，纳粹对犹太人的憎恨，她们三人是再清楚不过了。拿特蕾泽·施泰纳来说，她在奥地利反犹主义倾向愈发严重的时候离开，最终在海峡群岛找到一份保姆的工作。她的雇主一家1939年来到岛上，1940年春返回英国本岛，但海峡群岛政府禁止特蕾泽离开，并按照英国内政部的规定，将她作为“外来人员”拘留。就这样，尽管特意逃到英国以求回避，她还是落入纳粹的魔掌。特蕾泽曾在根西岛上的一家医院当过护士，在那里工作的芭芭拉·纽曼[24]与她相熟：“她很漂亮，一头好看的大波浪卷发，犹太人的鼻子——那是唯一能体现她作为犹太人的特征。她说话语速很快，当然还带着口音。她有些认死理，有时让事情变得复杂，但我们是很好的朋友，真的。”芭芭拉·纽曼很清楚特蕾泽对纳粹的态度：“她给我的印象是，如果她有机会，一定会朝他们吐口水。这就是她对那些人的感受。”
1942年春，德国当局要求根西岛政府驱逐三名外籍犹太人。根西岛警长欧内斯特·普莱温，回忆当初他命令特蕾泽·施泰纳收拾行李、去德国人那里报到时的场景：“我还记得特蕾泽走进办公室，我向她传达了德国军事部门下达给根西岛警察局的指示，特蕾泽特别悲伤，一下子大哭起来，并喊着说我再也不会见到她了。”[25]
1942年4月21日是个星期二，在这天，芭芭拉·纽曼陪着特蕾泽朝圣彼得港走去，那是她在根西岛上走过的最后一段路。“当时的画面仍然印在我脑海中：我记得我们把她的行李放在一辆自行车上，推着走，你知道的，就像人们常做的那样。然后我们站在那里道别，我看着她通过关口，边走边挥手……一切都不受我们控制。你没法太担心，太担心的话你就坚持不下去了。你只能接受命令，试着习惯。我常常想，战争结束后大家要怎么办？再也没有人告诉我们该干什么了。”芭芭拉·纽曼完全没有想到，离开根西岛的特蕾泽是去送死：“那完全超出了我们的经验范围，真的，不是吗？那种事情不会发生在英格兰。”
在圣彼得港，施皮茨、格伦菲尔德和施泰纳把自己交给了德国人。一艘小船把她们带到了法国，刚上岸她们就接受犹太人身份登记。特蕾泽·施泰纳找到一份临时的护士工作。7月，她们在法国对外籍犹太人的大规模驱逐中被捕，7月20日被送往奥斯维辛，三天后到达。她们有没有挺过第一轮筛选，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没人活到战后。特蕾泽说的没错，根西岛的居民再没见过她。
海峡群岛上剩下的犹太人于第二年，也就是1943年2月遭到驱逐。等待他们的是完全不同的命运。一起被送走的还有海峡群岛上其他几类居民，包括“共济会成员”、“前武装部队军官”和“疑似共产主义者”。[26]对他们的驱逐是为了报复五个月前英国对萨克岛发动的突袭，那是海峡群岛中有人居住的最小岛屿之一。只有一个人得到德国人的“特殊对待”，即来自罗马尼亚的约翰·马克斯·芬克尔施泰因。他先是被送到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最后去到位于特莱西恩施塔特的特殊犹太人隔离区。他活到了战后。
其他被驱逐的人，包括犹太人在内，全部被送到法国和德国的拘留营，在那些地方，他们虽然吃了不少苦，但还不及布痕瓦尔德和奥斯维辛的囚犯所承受的苦难。重要的是，这些犹太人（除约翰·马克斯·芬克尔施泰因以外）并没有与其他海峡群岛的居民分开。纳粹这么做的原因我们只能进行猜测。“最终解决”执行过程中总有特例，在这里，或许因为这些犹太人是与其他被德国人视为不那么“危险”的群体一起遣送，而且他们来自一个被纳粹认为属于“文明开化”、还不打算公开交恶的国家（出于同样的原因，1943年秋被驱逐的丹麦犹太人目的地是特莱西恩施塔特，而非奥斯维辛）。
诚然，海峡群岛当地政府在帮助德国人驱逐犹太人时，不可能确切知道后者最终所面临的命运。但纳粹单单挑出犹太人进行迫害，这点他们是清楚的，自己当然是在把这些受害者推入火坑，那些被送走的人原本已不堪忍受的生活肯定更加不幸。但他们没有做出任何努力来阻止驱逐，相反，警察和公务员给予德国人充分的配合。泽西岛政府确实对佩戴黄色星章的命令提出了反对（而根西岛没有），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正如弗雷德里克·科恩在一份对占领时期海峡群岛犹太人遭遇的开拓性研究中所指出的，相比犹太人，泽西岛政府为保护岛上的共济会成员所付出的努力要多得多。[27]一份1945年8月的英国情报这样写道：“当德国人提出实行他们的反犹措施时，根西岛政府官员中无一人提出异议。他们迅速提供德国人所有可能需要的协助。与此相反，到了要对根西岛上为数众多的共济会成员下手时，行政长官则提出了激烈的反对，并竭尽全力地施以援手。”[28]
我们无法确知，如果根西岛政府也强烈反对驱逐施皮茨、格伦菲尔德和施泰纳，结局会有什么不同。有可能这种反对起不到什么实质作用（但会成为根西岛历史上永远令人骄傲的一刻），也有可能真的能拯救这三名到英国寻求庇护的妇女。光是这一点点可能性，就足以让整件事成为小岛难以抹除的历史污点。
就在根西岛这三个人到达奥斯维辛的同一个月，海因里希·希姆莱再次造访集中营。1942年7月17日，距这位党卫队全国领袖首次来此地视察15个月后，他的座驾再次开进集中营的大门。当时的波兰政治犯卡齐米日·什莫伦[29]回忆起希姆莱时说道：“他看上去不太像个军人，戴着金边眼镜，有点胖，腆着个大肚子。他看起来像——不好意思，我无意冒犯任何人——他看起来就像个乡村教师。”
这个长相平平、戴着眼镜大腹便便的人，在这次访问中目睹了集中营的变化，视察了比克瑙在建的一套全新设施。他花了些时间查看集中营未来的发展规划，然后参观了占地25平方英里的“奥斯维辛利益区”（由集中营直接管控的区域）。接着，他观看一批新到的犯人经过筛选、随后在“小白房”里被毒死的过程。在这之后，希姆莱到地方长官布拉赫特的家乡——附近的小城卡托维兹，出席了为他举办的招待活动，并于第二天返回。此后，他又视察了比克瑙女子集中营，在那里观看一位犯人遭鞭打的过程，这也是他亲自批准的一种刑罚手段。希姆莱对于他在奥斯维辛的所见所闻甚为满意，当即把鲁道夫·霍斯提拔为党卫队上级突击队大队领袖。
霍斯的事业此时如日中天，全国领袖的到访大获成功。但问题还是存在的，比如，他的上司对奥斯维辛囚犯逃亡的情况很不满意。逃跑在集中营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最早记录在案的可追溯到1940年7月6日。但1942年夏天，一起特别大胆的出逃让所有集中营的党卫队指挥官都收到了警告，这起事件就发生在希姆莱到访的几周之前。
大逃亡的主要策划者是卡齐米日（卡济克）·皮耶霍夫斯基 [30]。作为一名波兰政治犯，他在奥斯维辛被关押了18个月。逃跑的风险他再清楚不过：“以前人们尝试过各种方法逃跑，但大部分都失败了，因为点名的时候，一旦他们（指党卫队和卡波）发现哪个人不见了，他们就带着经过特殊训练的警犬展开搜查，在某块木板底下或成堆的水泥袋之间，藏匿者很快就被揪出来。这些被发现的人要背上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万岁！万岁！我又回来陪伴你们啦！’一边敲着大鼓，一边在集中营里来来回回地走，最后来到绞刑架下。他们走得特别慢，仿佛是想延长他们的生命。”打算逃跑的囚犯还有另一个困扰，那就是一旦被发现越狱，他身边的狱友将面临可怕的惩罚。在马克西米利安·科尔贝神父的例子中，逃犯所在的营房有十个人被挑出来活活饿死。“这让有些人完全没法采取行动，”皮耶霍夫斯基说，“但总是有人不怎么考虑后果，他们不惜一切代价想要离开这个地狱。”
因此，摆在皮耶霍夫斯基面前的有两个难题：如何逃出集中营，以及如何防止留下的人遭到报复。而在解决这两个问题之前，更紧迫的，是如何让自己活下去。起初，他所在的工作小分队是条件最恶劣的分队之一，犯人要在冰天雪地的户外劳作。“工作任务很繁重，吃的基本指望不上。我就快要变成‘穆斯林’（Muselmann）[31]了，那是党卫队对半死不活的犯人的称呼。我觉得特别无助。”接着好运气降临，他被另一个工作小分队挑中。“我加入了这个分队，走出大门时，我问朋友：‘咱们要去哪儿？’同伴说：‘你不知道吗？你中大奖啦！我们要去仓库工作。虽然挺累的，但至少你不用在外面挨冻，你要在有屋顶的地方工作了。’我觉得自己一下子到了天堂。”皮耶霍夫斯基发现，在仓库这个“天堂”里面工作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我的同伴教我一招，面粉装车的时候，我就敲打袋子，让面粉漏出来。守卫会让我们清扫干净，但我们不会把扫出来的面粉扔掉，而是掺上水做成面团。”在这个幸运的转机出现以后，皮耶霍夫斯基觉得他“能活下来了”。
一天，皮耶霍夫斯基与乌克兰人欧根纽什 (热内克) ·本德拉聊了起来，后者在附近的党卫队车库当机械工。“他（本德拉）跟我们一起上工，一起回去。有一天他偷偷对我说，他已经被列入要处死的名单——那时筛选非常频繁。他对我说：‘卡济克，我该怎么办？我上了死亡名单了！’我对他说：‘我也没有办法。’但他不肯罢休，说道：‘卡济克，咱们为什么不从这个地方逃出去？’我吃了一惊，我们怎么逃？他说：‘这个嘛，要有一辆车。我随时都可以弄到一辆车。’我开始思考可能性。然后我对热内克说，要想离开我们需要一些制服，党卫队的制服。”
逃跑计划的成败关键就在这里。上哪儿去找党卫队制服呢？他们再次得到命运的眷顾。皮耶霍夫斯基的卡波吩咐他去平时工作仓库的二层拿一些空盒子下来。在走廊上，皮耶霍夫斯基看见其中一个房间的门上用德语写着“制服”。他试着推了推，但门锁着。没过多久，他的卡波又派他上楼，这次他注意到门是半掩着的。“我当时唯一的想法，”皮耶霍夫斯基说，“就是进去看看会发生什么。我推开门，有个党卫队看守正往架子上放什么东西，他开始对我拳打脚踢。我倒在地上。‘你这头猪！’他说，‘你这头波兰猪，你这条狗，你没有权力进来！去向总办公室汇报，你这头波兰蠢猪！’于是我爬出房间回到了走廊上。”
皮耶霍夫斯基知道，如果把闯进房间一事向上汇报，他将被送去惩戒分队，那样的话基本必死无疑。所以他什么也没说，心存侥幸。他真的躲过了处罚，因为那个党卫队士兵没有继续追究，这是继一连串偶然的好运气后又一件幸事。他赌了一把，并赢了赌注，因为他瞥见了房间里的东西：制服、手榴弹、子弹和头盔，事实上，这里有他和他的同伴需要的全部物品。
逃跑的最佳时间是星期六，因为到了周末，集中营的这个区域没有党卫队看守值班。皮耶霍夫斯基想出进入仓库的好办法：平时，煤炭都是通过一条管道倒进仓库的地下煤仓，管道上有盖子，皮耶霍夫斯基卸掉了盖子上的螺丝，于是他们可以从煤仓进到这栋房子的其他地方。皮耶霍夫斯基下定决心铤而走险，可等他躺在床上，突然被一个念头震醒：他意识到“每跑掉一个人，就要有十个人被处死”。“我整夜都睡不着，这件事一直折磨着我，直到我灵机一动，想出一个办法（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就是假冒一个工作分队。”按照皮耶霍夫斯基的设想，四个人将推着一辆手推车离开主营地，假装自己是“手推车小分队”的犯人，他们登记之后就可以正式获准离开内围安全区，尽管还没出外围警戒圈，许多犯人都在这里工作。如果他们成功脱身，他们营区只有卡波要负全部责任，因为党卫队会认为这个分队是卡波批准成立的。
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计划，并且要找到另外两个愿意跟他们一起冒险的人，因为现在需要四个人来组成这个“手推车小分队”。本德拉马上找到他营区里的神父，约瑟夫·伦帕特，可接下来他们陷入了困境。皮耶霍夫斯基询问了他最好的朋友之一，但对方说他参与行动的前提条件是让他带上另一个人。这是无法实现的，因为这个分队只能有四个人。皮耶霍夫斯基又找到另一个朋友，但他说：“也许有机会成功，可希望太渺茫了。”因此他拒绝了。最后，一个来自华沙、曾参加过童子军的年轻人斯坦尼斯瓦夫·雅斯特尔同意加入，尽管他觉得实施这个大胆的计划要冒“极高的风险”。
雅斯特尔很快意识到，整个逃跑方案中最关键的一环是完全无法预期的，那就是看守外围区大门的党卫队士兵是否会不查证件就让他们通过。如果这些守卫按规定拦下他们的车，他们就完了。万一出现这种情况，这几个越狱者商定，与其向党卫队看守开枪，还不如自我了结。他们担心，逃跑的过程中哪怕只杀死一名党卫队士兵，集中营剩下的犯人都将遭到可怕的报复，可能会有五百或一千名犯人被处决。
1942年6月20日，星期六，他们决定动身。一大早，他们当中的两人戴上袖章，假装自己是卡波，然后四个人一起推着一辆装满垃圾的手推车，走出奥斯维辛一号营地写有“劳动使人自由”的大门，朝营地外围区走去。“在大门口，”皮耶霍夫斯基说，“我用德语对守卫报告：‘918号囚犯和手推车小分队另外三人要去仓库。’他（党卫队看守）在本子上登记后就放我们通过了。”一走出大门，欧根纽什·本德拉便朝党卫队废弃的车库走去，做开车的准备，其他三人通过煤仓进到仓库。他们来到二楼，存放衣物的那个房间被一根沉重的钢条牢牢顶着，但“浑身是劲”的斯坦尼斯瓦夫用一把十字镐砸开了门。他们匆忙为自己和本德拉选了制服，还拿上四挺机关枪和八个手榴弹。
三个人换完装，正准备离开仓库时，他们听见两个德国人在外面说话。“要是他们进来，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皮耶霍夫斯基说，“但奇迹发生了，如果你相信有奇迹的话。那两个人就站在外面交谈，没有进来。他们随即离开了。”
他们通过仓库的窗户向本德拉比了个手势，让他把车向前开几米，开到仓库门口。然后他下了车，在他三个打扮成党卫队模样的朋友面前立正站好。“每隔六七十米就有一座瞭望塔，”皮耶霍夫斯基说，“守卫正望着我们，但我们不在乎，因为我们很有把握。热内克摘下他的帽子，对我说了几句，我向他指了指仓库，他进去换了衣服扮成党卫队士兵。”
此时，他们四人已经准备好迈出这次越狱行动中最危险的一步。“我们出发了。第一次转弯后，我们看见两个党卫队士兵。热内克说：‘当心！’我们经过他们身边时，他们说：‘希特勒万岁！’我们说了同样的话。我们又往前开了三四百米，另一个党卫队士兵在修自行车。他看见我们以后说：‘希特勒万岁！’我们又说了同样的话。这个时候，我们正朝大门前进，还不知道他们会不会不看任何证件就让我们通过，但我们认为这是有可能的。大门关着，右边站着一名党卫队士兵，带着机关枪，左边有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一个党卫队士兵坐在那里。距大门80米远时，热内克把速度降到了二档，50米，大门仍然关着。他们能看见车，也能看见我们所有人都穿着制服，但大门依然紧闭。20米，我看了看热内克，他的前额和鼻子都在冒汗。等我们离大门大概15米时，我想：‘自我了断的时候到了。’就像已经说好的那样。就在这时，那个神父拍了一下我的背，我意识到他们都指望着我。于是我朝党卫队士兵大声喊道：‘要让我们在这里等多久！’我对他们骂骂咧咧。瞭望塔上的守卫说了句什么，然后他打开大门，我们就开了出去。我们自由了。”
欣喜若狂的四个人开着车行驶在波兰的郊区，仅仅数分钟，就把奥斯维辛抛在几英里的身后。在附近朋友的帮助下，他们换下党卫队制服，丢弃了车子，混入普通波兰人中。他们实现了计划的第一步——让自己成功逃脱。
在奥斯维辛，计划的另一半也很顺利。多亏卡齐米日·皮耶霍夫斯基编造出一个工作小分队的计策，其他囚犯没有遭到报复，只有一人除外：他的卡波被送去了11号楼的禁食牢房。
然而，对于曾被关押在奥斯维辛的人来说，离开并不一定意味着苦难的终结。皮耶霍夫斯基三个同伴后来的经历便是最好的证明：斯坦尼斯瓦夫· 雅斯特尔不得不接受一个可怕的消息 ：为了报复他的出逃，他父母被送去奥斯维辛，最终死在里面。他本人于德军占领华沙时期遇害。[32]约瑟夫神父由于奥斯维辛给他留下过于严重的心理创伤，以至于——用皮耶霍夫斯基的话来说——整天“神情恍惚地到处乱晃”。战后，他被一辆公交车撞倒，死于这场事故。最先提议逃跑的欧根纽什·本德拉，回到家后发现妻子已经离开了他，在酒精麻醉中死去。只有卡齐米日·皮耶霍夫斯基还健在。但他也说，过去的遭遇让他时不时仍会“心神不宁”。他会梦见自己被带着狗的党卫队士兵追打，醒来时“浑身被汗水浸透、魂不守舍”。
纵使这四个人在奇迹般逃出奥斯维之后仍经历种种磨难，没有一个对他们不惜一切代价也要逃脱的决定产生过怀疑。如果他们得知希姆莱在1942年7月视察奥斯维辛时脑中的盘算，毫无疑问会更加庆幸自己的决定，因为在波兰的屠杀行动将进一步升级。7月19日，希姆莱宣布：“我在此下令，对总督辖区所有犹太人的重新安置，应于12月31日前展开和完成。”这里的“重新安置”不过是“屠杀”的委婉说法。由此可见，希姆莱已经为几百万波兰犹太人的灭绝定好了期限。
不过，与其说希姆莱是在对未来进行部署，不如说他是在做一次最后陈述，因为促成这个结论的决策过程其实十分漫长，可以追溯到纳粹入侵苏联之前；我们看到的只是一系列因果链条中的最后一环，之前的每一次重大决定，都为1942年7月19日希姆莱冷漠的死亡宣言奠定了基础，这些决定包括建立波兰犹太人隔离区，在东部战场坑杀犹太人，进行毒气试验，驱逐德国犹太人，想方设法除去隔离区“没有价值的”犹太人，好为德国犹太人腾出空间，等等。概念构想阶段已经结束，最终决定几个月前就已做出，纳粹即将对犹太人大开杀戒。现在只剩下操作层面的问题，而纳粹认为这正是他们最擅长的领域。
为了实现“最终解决”目标，纳粹在1942年大大加快了处决的速度。而在这个阶段，奥斯维辛的屠杀能力仍非常有限（由于遭遇本书第二章所描述的困难，在主营地焚化炉进行的常规屠杀已经中止），只能依靠“小红房”和“小白房”的毒气室。因此，在1942年纳粹对波兰犹太人的大屠杀中，后来臭名昭著的奥斯维辛其实只起了次要作用。
希姆莱之所以有信心要求手下在1942年底之前完成对波兰犹太人的屠杀，并不是因为他认为奥斯维辛会发挥主要作用，而是他知道三个新的灭绝营已经在波兰的森林里建成，大部分屠杀行动将在这三地展开。与奥斯维辛不同，这三处很少为公众所知，它们分别是贝尔赛克（Bełżec）、索比堡（Sobibór）和特雷布林卡（Treblinka）。如今，人们大谈特谈的只有奥斯维辛，这其实非常讽刺，因为让三个灭绝营的名字从历史上消失正是纳粹的愿望。他们在屠杀计划得逞后，竭力抹去证明这三个营地曾经存在的每一丝痕迹。早在战争结束前，纳粹就拆除了这几个灭绝营，把它们恢复为森林或重新开垦为农田。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纳粹从没打算销毁奥斯维辛存在的证据，即便在它解放之前的最后日子。奥斯维辛作为集中营，沿用了纳粹体制在战前就已确立的做法，纳粹从来不曾打算向公众隐瞒这类营地的存在，事实上，同为集中营的达豪就建在城镇的郊区地带。对纳粹来说，明确表示他们会关押和“再教育”他们眼中的异见人士，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政治宣传。正如我们之前所讨论过的，只有在奥斯维辛的囚犯遭遇大规模集体处决之后，这个营地的另一重功能才显现。因此，纳粹撤离奥斯维辛时炸毁了毒气室，却把其他大部分设施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1942年的贝尔赛克、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则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质。这三个灭绝营不仅在纳粹德国没有先例，甚至可以说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不曾出现过。它们没有范例可以参照。在许多方面，它们的存在和运作方式都比奥斯维辛更能准确体现出纳粹“最终解决”的特别之处。
最早动工的贝尔赛克，是唯一一个1942年之前就开始修建的灭绝营。这个与世隔绝的小镇位于总督辖区东南角，1941年11月，纳粹开始在贝尔赛克修建一个小型营地，它距离火车站只有500米远。在纳粹眼里，贝尔赛克只是“区域性”工程，为的是解决一个“区域性”的问题，也就是解决附近卢布林地区“没有价值的”犹太人，一如海乌姆诺的毒气货车主要是为屠杀罗兹隔离区的犹太人而造。
1941年12月，党卫队高级小队领袖克里斯蒂安·维尔特出任贝尔赛克指挥官。时年56岁的他本是一名木匠，后来参加了一战，因表现英勇被授予勋章，随后加入纳粹党。20世纪30年代，他在斯图加特为盖世太保工作。1939年，他参与了针对精神病患者的安乐死项目，用瓶装一氧化碳杀害病人。截止到1941年，他已经在卢布林地区组织过多次安乐死屠杀行动。有着“野蛮的基督徒”称号的维尔特是个虐待狂，有人看过他用皮鞭抽打一个犹太妇女，把她赶进毒气室。他也亲手杀过犹太人。在鼓励手下行凶时，血涌上头的他满头是汗，会大爆粗口。
这个面目可憎的家伙，把他过去全部的杀人经验都搬到贝尔赛克。他决定使用一氧化碳，但不是安乐死项目用到的罐装一氧化碳，而是普通汽车发动机产生的气体，与威德曼几个月前在苏联使用的设施类似。他命人在一栋砖砌建筑内隔出了三间毒气室，把它们伪装成淋浴间，一氧化碳从喷头输出。
通过汽车引擎和假喷头，维尔特已经对旧有的屠杀方法做出改进。而在指导集中营的规划时，他又完全突破了现有的集中营设计模式。他意识到大部分人在这里只会活上几个小时，因此指出奥斯维辛和达豪集中营里的大量屋舍可以免去。相较于集中营，灭绝营基本不需要什么总体设施，而且只需很小的空间。贝尔赛克的总面积不到九平方公里。
到贝尔赛克、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参观过的人（远远少于参观奥斯维辛的游客），都深深惊讶于这些灭绝营的面积之小。三个营地的总死亡人数约有170万，比奥斯维辛的遇害者多出60万，可它们的面积之和还没有奥斯维辛-比克瑙大。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大屠杀的实行手段都是对人类尊严的莫大羞辱，而其中最耻辱的，便是成千上万的人竟然是在如此狭小的空间里遇害，这一点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是很难相信的。不知为何，人们总是容易把惨烈的悲剧与更大的空间相联系，这也许是奥斯维辛在今天比这三个灭绝营更为人们所熟知的另一个原因。目睹比克瑙的开阔，人们很容易感知到罪行的严重性，可类似的联想很难发生在贝尔赛克的访客身上。一个人如何能想象足足60万人（贝尔赛克死亡总人数估计）死在这个300×300平方米不到的空间内？
尽管贝尔赛克已经够小，但它仍然被分隔为不同的营地。维尔特知道，要让他的死亡工厂顺利运转，最关键的一点是尽可能久地向刚到达的囚犯隐瞒此地的真实用途。因此，他把毒气室建在灭绝营的一个特殊区域，称为2号营地。它隐身在树丛中，被缠绕着枝蔓的铁丝网包围，只能通过“管道”（由铁丝网围起的通道）去往营中其他地方。贝尔赛克其余部分就是1号营地，包括铁轨旁人们下车的地方、不同用途的营房（供新来的人更衣、他们被没收的财物在运走前的存放），以及一个用来点名的广场。
在贝尔赛克及后来的另外两个灭绝营里，工作人员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犹太人。维尔特很快想到，在屠杀过程中使用犹太人，不仅可以减轻下属们的心理负担，还意味着只需要少数德国人就可以完成对集中营的管理。毫无疑问，犹太人在其中要承受的情感折磨也恰恰能满足他扭曲的心理。因此，数百名身体健全的犹太人刚一下车就被挑选出来，被迫承担掩埋尸体、清理毒气室的工作，还要整理集中营里迅速堆积的衣物。按照最初的设想，这些犹太人在工作几天以后就会被处决，但很快这就给纳粹造成难题：他们清楚“洗澡”意味着什么，而且杀死他们之后，还得重新挑选和培训下一批犹太人。另一方面，如果允许他们多活一段时间，由于看到所有人早晚都得死，无所畏惧的他们有更多时间来思考自己的未来，也许会密谋反抗。对纳粹来说，这种两难的困境一直存在：当人们明白他们所臣服的对象最终会把屠刀挥向自己时，如何保证他们继续乖乖听话？
第二类工作人员是乌克兰守卫。他们大约有一百人，被分成两组，主要负责集中营基本的监管工作。这些乌克兰人以残忍著称，很多曾为红军效力，后来接受德国人的重新训练，通过这里的工作免受战俘营之苦。第三类当然就是德国人。但维尔特是如此擅长依靠其他国家的人来运作他的杀人机器，因此参与贝尔赛克大屠杀的德国党卫队士兵只有二十个左右。1942年3月，第一批受害者到达贝尔赛克，维尔特终于实现了希姆莱的梦想：他建成一座能屠杀数十万人的杀人工厂，却只需要少数德国人进行管理，而且，这些人不必再像东部战场上的特别行动队成员那样承受巨大的心理负担。
就在贝尔赛克投入使用的同一个月，纳粹开始了另一个灭绝营——索比堡的建造。它位于贝尔赛克正北方，地处波兰最东边一个犹太人口密集的区域。索比堡的建造和运作在很大程度上效仿贝尔赛克。与维尔特一样，这里的大部分党卫队官兵都参与过T4安乐死项目，包括指挥官弗朗茨·施坦格尔在内。与贝尔赛克相同，这里也有大约一百名乌克兰人（许多之前是战俘）担任集中营守卫。比起奥斯维辛-比克瑙，索比堡的面积依然非常小（尽管长600米、宽400米的索比堡比贝尔赛克略大），但它与贝尔赛克一样，也被分成两个子营地，一条通道将接收区与毒气室连通起来。贝尔赛克的党卫队看守住在附近被征用的房子里，与此不同的是，索比堡的党卫队官兵在当地没有合适的住处，于是修建了第三个子营地，用作党卫队和乌克兰守卫的宿舍。
索比堡的设计和建造理念与贝尔赛克类似。营地工作人员会哄骗刚到的受害者，让他们以为自己只是下车消毒，预防传染病，然后在最短的时间内匆忙把这些人处死。与贝尔赛克一样，集中营的每个分区都被枝蔓缠绕的铁丝高网分隔，因此初来乍到的人很难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而等他们发现时又太晚了。1942年5月，索比堡迎来第一批受害者，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内，有25万人在这里丧生。
同样在1942年5月，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主要灭绝营特雷布林卡破土动工。由于它借鉴了纳粹在贝尔赛克和索比堡的经验，死在这里的人比其他任何一个灭绝营都要多（据估计有80万到90万人），几乎赶上了奥斯维辛。特雷布林卡位于索比堡的西北方，从华沙乘火车到这里只有一小段路程。华沙的犹太人区是纳粹治下最大的隔离区，特雷布林卡的兴建主要就是为了屠戮那里的犹太人。
一开始，这几个灭绝营的屠杀行动开展都不顺利。值得再次提醒的是，纳粹干的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勾当，也就是在短短数月里，对数百万男女老少进行流水线式的杀戮。虽然这样的比喻令人不悦，但德国人建造的确实就是三个杀人工厂，与任何工业操作一样，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按部就班地衔接，才能达到预期的结果。如果火车无法按计划把犯人送到，如果毒气室不能及时处理每一批新到的犯人，如果整个体系中有任何一处出现问题，那么血腥的混乱场面就会出现。这也恰恰是灭绝营运转初期的情况。
在贝尔赛克，按计划运来的大量受害者很快就让毒气室不敷使用，新毒气室的赶工让整个营地在6月被迫关闭了一个月左右。而在索比堡，毒气室的容量和犯人的运输都出了麻烦，8月到10月期间也停止运转，以便集中解决问题。但对纳粹来说，最棘手的是特雷布林卡，这里上演了地狱般的一幕。
最开始，特雷布林卡基本按照纳粹的计划运转，每天约有6000人被运到这里处决。但到了8月，犯人的数量翻了一番，灭绝营的操作便陷入混乱，但指挥官伊姆弗里德·埃贝尔博士（Dr. Irmfried Eberl）仍没有关闭这里。奥古斯特·兴斯特当时是特雷布林卡的一位党卫队士兵，他回忆道：“埃贝尔博士野心勃勃，想让死亡人数尽可能创新高，并超过其他所有集中营，所以有特别多的人被运到这里，不能再像以往那样光靠毒气室解决他们。”[33]于是，不少人在营地外围被草草枪毙，而这种做法使得维持集中营正常运转的假象不再成立，因为满地的尸体不可能让人继续相信他们来到的地方只是消毒站。结果，列车不得不从特雷布林卡站倒退两英里，等待营地清理干净。由于列车上的条件太过恶劣，很多人死在车厢中。奥斯卡·贝格尔在8月下旬到达特雷布林卡，那正是最混乱的时期。“下车以后，我们眼前是特别恐怖的景象，好几百具尸体横七竖八地散在四周，成堆的包裹、衣服、手提箱，各种东西都混在一起。党卫队士兵和乌克兰看守站在营房的屋顶上朝人群扫射，男人、女人和孩子都倒在血泊中，到处充满尖叫和哭喊。”[34]在这种情况下，附近村庄的波兰居民不可能不发现灭绝营的真实面目。“尸体腐烂的味道太可怕了，”欧金尼娅·萨穆埃尔[35]说，她当时还是学生，“那股恶臭让你根本没法开窗也没法出门。你都想象不出有多臭。”
尽管如此，这片混乱中的死亡人数依然居高不下。在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里，也就是1942年7月底到8月底之间，据估计有31.25万人在特雷布林卡丧生。[36]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意味着每天大约有1万人被杀死，超过了当时任何一个集中营，直到1944年的“匈牙利行动”，奥斯维辛的死亡达到顶峰，比克瑙的四个焚化炉全部满负荷运转，这个数字才被追上。然而对埃贝尔博士的上级来说，不可思议的数字背后是不堪负荷的代价。他们收到各种各样关于特雷布林卡的混乱持续恶化的报告。而且从纳粹高层的角度看来，更糟糕的是这可能给第三帝国造成经济损失，因为死去犹太人的财物在营地各处散落，流言蜚语四起，说德国人和乌克兰人自己侵吞了不少贵重物品。
1942年8月，贝尔赛克的建造者克里斯蒂安·维尔特被任命为三个灭绝营的督察员。他上任第一件事，就是与上司、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奥迪路·格洛博奇尼克一起到特雷布林卡视察。维尔特的手下约瑟夫· 奥伯豪泽尔就他们到达后发生的事提供了证言：“特雷布林卡一片狼藉……埃贝尔博士当即被开除……格洛博奇尼克在相关谈话中提到，要不是因为埃贝尔博士是他同乡，他一定会把他抓起来，送交党卫队和警察处置。”埃贝尔被解雇后，特雷布林卡停止新一轮的接收，过去曾与维尔特共事、此时正在索比堡任职的弗朗茨·施坦格尔成为特雷布林卡新任指挥官，奉命收拾残局。
埃贝尔误解了上级真正想要的东西，他给他们特别惊人的效率，却没有“恰当地”组织屠杀过程。关于埃贝尔被解雇，最值得注意的是格洛博奇尼克的评论：埃贝尔应该因管理特雷布林卡的方式不当而被移送法办。在党卫队高层扭曲的道德观念里，埃贝尔应该遭到起诉，是因为他没有以更有效的方式来组织对男女老少的大规模屠杀。在我们今天看来，埃贝尔在他上级眼中的罪行，其实是杀人的活儿做得“不够漂亮”。
整个屠杀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是把犹太人运到新建成的灭绝营。这些死亡工厂需要原料，而且需求量极大。因此，1942年夏天和秋天，一系列“重新安置”行动在纳粹占领下的波兰展开。希姆莱于7月19日下达指示，特意把总督辖区所有犹太人也包含在内。他担心如果地方官员有自主决定权，整个行动将面临失败。这里的顾虑在于，虽然理论上所有纳粹分子都认同解决“犹太问题”的必要性，但有些人可能会试图拯救个别他们认为的“好犹太人”。一个有着极强人道主义精神的德国人会如何对待驱逐命令？下面的例子可以很好地说明希姆莱所担忧的问题。
阿尔贝特·巴特尔（Albert Battel）中尉任职于波兰南部普热梅希尔地区，已年过50的他比大部分国防军军官都要年长，战前一直从事律师工作。尽管他也是纳粹党员，但作为一名民族社会主义者他有着不良记录，有人检举他在30年代对犹太人过于礼貌。1942年7月，一批犹太人被送到普热梅希尔，交到巴特尔和德国军队手上。其中有不少人在军工厂工作，住在附近的隔离区。比起其他波兰犹太人，这些人自以为拥有特权和靠山。月底的时候，有传言说党卫队很快就要在小镇里展开行动，把犹太人“重新安置”到贝尔赛克灭绝营。但为德军工作的犹太人听到这些传言后，相对镇静，因为这些人都持有Ausweis，也就是军队发给的通行证，他们以为有这个证件，自己就不会成为党卫队驱逐的对象。他们还分析说，鉴于自己正在为德国的战事出力，驱逐他们是毫无意义的。然而，他们不曾料到希姆莱的命令背后，有着不容置疑的意识形态理念，那就是所有犹太人都必须死，没有任何例外。
7月25日，星期六，普热梅希尔的犹太人听到消息，党卫队将在下周一展开驱逐，届时德国人发给他们的通行证很可能不起作用。其中一个犹太人塞缪尔·伊吉尔设法在周日一大早找到巴特尔中尉，告知将要发生的行动。[37]巴特尔致电当地盖世太保负责人，结果被对方挂了电话。愤怒的巴特尔在向他的上级利特克中校请示后，派出一支部队封锁了桑河（San）上的吊桥。由于桑河贯穿整个镇子，此举等于切断了进入隔离区的通道。结果，当地盖世太保负责人和克拉科夫的纳粹当局做出让步，同意为2500名普热梅希尔犹太人发放许可证，让他们暂时不被驱逐。为救出那些直接为他工作的犹太人，巴特尔中尉还派卡车开进隔离区，接走他们和他们的家人，安置在小镇德军司令部的地下室里。总共约有240名犹太人以这种方式离开了隔离区。
7月27日，党卫队针对普热梅希尔犹太人的“重新安置”行动按原计划展开，绝大部分人被送到了贝尔赛克。然而，数千人因阿尔贝特·巴特尔的介入没有立即被驱逐。几周后，巴特尔从普热梅希尔的岗位上调离，党卫队对他的行为展开了秘密调查。结果报告到了希姆莱手上，他批示要在战争结束后对巴特尔的行为追究责任。巴特尔因健康原因被军队开除，在家乡布雷斯劳（Breslau）他加入人民冲锋队（Volkssturm），最终被红军俘虏。从苏联战俘营获释后，他回到家乡，因曾是一名纳粹党员，被拒绝继续从事律师职业。
我们很难分清巴特尔拯救普热梅希尔犹太人的行为背后有哪些动机。显然，他的党卫队上级之所以支持他，主要是想避免失去训练有素的劳动力带来的损失，但推动巴特尔的似乎是他认为驱逐行动根本就是一个错误。因此，1981年，巴特尔的人道主义行为获得承认，他被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Yad Vashem）授予“国际义人”（Righteous Among the Nations）称号，尽管此时他已离世多年。
还有一些德国军官和巴特尔一样，在1942年夏秋对驱逐犹太人的行动提出了反对，但他们在驻守波兰的国防军中只占极小一部分，也没能改变大批犹太人被送进灭绝营的结局。尽管如此，确实有少数犹太人获救，而且很重要的是，这表明，并不是所有德国人在接到命令时都简单地接受新的现实。
然而，大多数人在1942年的大屠杀中接受了分配给他们的角色，奥斯卡·格伦宁无疑便是其中之一。按照他的说法，在奥斯维辛待了几个月之后，他的工作变成了“例行公事”。他负责整理从新来的犯人身上搜来的各种钱币，点清数目后再把它们寄到柏林。他依然参与筛选，但不负责区分生死——这些决定由党卫队医生来做，他的任务是确保拿走犹太人的所有行李，并存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直到可以整理行李中的物品。这些工作是在营地里一个被称为“加拿大”的地方完成的，因为这个国家被大家视为梦想中的目的地，一片无比富足的土地。
就这样，格伦宁在奥斯维辛为自己创造出一种他认为可以忍受的生活。残忍的暴行离坐办公室里的他很遥远，走在营地里，他可以有意避开任何让他不快的景象。通常情况下，他与屠杀过程没有直接关系，也不需要进入比克瑙最深的角落，也就是实施屠杀的地点。唯一能够提醒他那些不同国家的受害者正在到来的，就是出现在他桌上的各种货币——有时是法郎，有时是捷克克朗，过几天又变成了波兰兹罗提（此外永远都会有美元），还有就是犯人带来的各种酒——希腊的乌佐、法国的白兰地和意大利的森布卡茴香酒。“当我拿到很多乌佐酒时，”奥斯卡·格伦宁说，“我知道它们肯定来自希腊。除了这种方法，我们无法判断人们是从哪个国家来的。我们不会对犹太人产生特别的同情，除非你特别想要某种类型的伏特加或其他烈酒——苏联人有一种伏特加很受欢迎……我们喝很多伏特加。也不是每天都喝醉，但喝酒是家常便饭。我们醉醺醺地上床，要是有人懒得关灯，就开枪把灯打灭。也没人说什么。”
虽然格伦宁没有用“享受”来形容他在奥斯维辛的那段日子，但不难看出，这个词完全适用于他所描绘的生活。“奥斯维辛主营地就像个小镇。这里有八卦新闻，甚至有个菜站。有食堂、电影院，还有一个定期举办演出的剧院。这里有体育俱乐部，我还是俱乐部的会员。另有舞蹈等各种娱乐活动。”对奥斯卡·格伦宁来说，奥斯维辛生活的另外一个“积极面”就是他的同事：“我不得不说，在那里工作的很多人一点都不笨，他们都非常聪明。”当他在1944年离开集中营时，他还抱有一丝遗憾：“我离开的是一群我已经熟识的朋友，一群我喜爱的朋友，对我来说这是件很困难的事。除了一些蠢货只顾着满足自己——确实有这样的人，我在奥斯维辛那个特殊的环境下结交了不少朋友，每当想起他们我都特别开心，到今天我还是这样觉得。”
然而，1942年年底的一个晚上，格伦宁在奥斯维辛波澜不惊的生活被一次偶然事件搅动，他瞥见了如噩梦般真实的屠杀过程。在比克瑙周边的党卫队宿舍中熟睡的他，和同事一起突然被警报声惊醒。他们被告知，几个犹太人在被送往毒气室的路上逃跑，钻进了附近的树林。“我们被要求带上手枪，到林里搜查，”格伦宁说，“但我们一个也没发现。”随后，他和他的同事散开回到集中营的处决区域。“我们以星星队形朝农舍走去。农舍外面有灯照着，门前有七八具尸体，大概是想逃跑结果被抓回来毙掉的人。大门外几个党卫队士兵对我们说：‘完事了，你们可以回去了。’”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格伦宁和他的同事决定先不“回去”，而是躲在阴影处逗留一阵。他们看着一个党卫队士兵戴上面罩，把齐克隆B从农舍侧面墙壁上的洞口倒进去。农舍里之前传出的嗡嗡声此时变成长达一分钟的“尖声喊叫”，随后一切都安静下来。“有一个人，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军官，走过去站在门前，门上有一个窥视孔，他朝里面看了看，检查是否一切正常，里面的人是不是都死了。”屠杀的整个过程在格伦宁眼前展露无疑，他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感受：“就好像你看见两辆货车在高速公路上相撞。你问自己：‘必须这样吗？有这个必要吗？’当然，之前提到过的那种想法会影响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会说：‘是的，这是一场战争，他们是我们的敌人。’”
随后，格伦宁还目睹了焚尸的过程。“有个同事说：‘跟我来，我带你看看。’我实在太震惊了，只能远远站着，离火堆大概70米远的地方。火焰熊熊燃烧。那边的卡波后来向我描述了焚烧的细节。真是太恶心了，简直令人毛骨悚然。他还拿那些被烧的尸体取乐，因为尸体着火后，显然肺里面或其他地方产生了气体，一个个仿佛都跳了起来，男性生殖器会突然勃起，这让他觉得特别好笑。”见过毒气装置和尸体焚烧坑后，奥斯卡·格伦宁在奥斯维辛创造的舒适生活瞬间蒙上了阴影，他再次找到他的上级倾诉。那个党卫队少尉“是个奥地利人，总的来说是个坦率的家伙”。“他听我说完，然后说：‘亲爱的格伦宁，你反对它有什么好处？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我们的义务就是接受它——甚至不带任何思考。’”格伦宁反复琢磨上级的话，之后又回到工作岗位上。他曾宣誓效忠，也认为犹太人是德国的敌人，并且他知道，在集中营里可以通过自己的调适，避免再看见最恐怖的景象。他留了下来。
作为党卫队系统里的普通士兵，奥斯卡·格伦宁与他的同事舒适地生活在营房里，而军官们的生活还要惬意。很多人能和家人待在一起，他们住在奥斯维辛小镇中心被征用的房子里，或住在索拉河畔紧邻主营地的地方。如果当初加入的是作战部队，他们的生活水准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都远远赶不上现在奥斯维辛所拥有的一切。这些军官过着征服者的生活，而作为征服者，他们需要佣人帮他们做饭、打扫、照顾孩子，但问题来了：在纳粹的种族理论中，犹太人和波兰人相较于德国人过于低劣，远非仆人的理想人选，没有资格介入他们舒适的私人生活；而且他们可能会利用在集中营铁丝网之外（虽然还在有守卫值守的奥斯维辛利益区内）工作的便利试图逃跑，或者更可怕地，攻击他们所服侍的德国家庭。
一向别出心裁的纳粹分子想出了一个办法。他们打算雇佣一群特殊的犯人，这些人大都是德国人，并且可以确定他们绝对不会伤害他们的主人或尝试逃跑。耶和华见证人在德国以“圣经信徒”（Bible Students）闻名，1933年这个组织宣布，总的来说他们不反对纳粹的国家政策，且在意识形态上，他们同样反犹太人、反共产主义者（尽管不像纳粹这样赤裸裸）。直到作为和平主义者的这些人拒绝服役，问题才严重起来，他们都被关进了集中营。
奥斯维辛关押了几百名德国耶和华见证人，埃尔泽·阿布特[38]便是其中之一。她于1914年出生于但泽一个信奉路德教的家庭，后来经朋友介绍有了新的信仰。她与另一个耶和华见证人结了婚，1939年产下一女，此后一直过着平静的生活。战争期间，她的丈夫拒绝用自己的工程师专长为纳粹提供帮助，于是他们的麻烦来了。她的丈夫锒铛入狱，她因还在哺乳暂时躲过牢狱之灾。然而，等女儿两岁半，盖世太保找上了门。那一幕令人心碎，她的小女儿一边大喊着“让我妈妈留下！让我妈妈留下！”一边抓着盖世太保军官的裤脚，但埃尔泽·阿布特还是被带走了，她的孩子留给朋友照顾。
刚抵达奥斯维辛，排在她身前的一队犹太女人引起了埃尔泽·阿布特的注意。“就我们所看到的，她们得到的待遇还不如动物。这些士兵对我们很同情，但对待犹太人却一点也不人道，这让我很吃惊。”来奥斯维辛之前，埃尔泽·阿布特几乎从未接触过犹太人。“我从来不去犹太人的商店，”她说，“当我听说母亲去他们那里买东西我还很不高兴，因为他们的东西总是很贵。我从来不光顾犹太人的商店，因为他们总是抬高（定价）再打折，那些蠢货就以为自己只付了一半的钱。这是真的，我在但泽看到过，他们确实用某种方法改变价格。这是我个人观点。但我没有和犹太人过不去。在集中营，有一次我病了，一个犹太女人走过来想帮我洗外套。她想做好事。”
在奥斯维辛，埃尔泽·阿布特被告知，只要她放弃自己的信仰，马上就可以获得释放。也就是说，耶和华见证人是集中营里唯一一群只需签署声明便可以获得自由的犯人。但大部分人都拒绝。包括埃尔泽·阿布特在内，对他们来说奥斯维辛是一个考验：“我在《圣经》里读到过亚伯拉罕的故事。他被要求牺牲自己的儿子，《圣经》里说他愿意这样做。然后我们的创始人耶和华见他愿意，就阻止了他。他只不过是想考验他的信仰。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
就这样，这群来自德国的耶和华见证人成了奥斯维辛党卫队军官的完美仆从，远远胜过第二备选波兰人。只有他们忙不过来时，纳粹军官才会用到波兰人。埃尔泽·阿布特在一位党卫队高官家中工作，服侍他和他的妻女。她负责打扫房间、为他们做饭，还要照顾他们的小女儿。她的态度是：“ （把她关在奥斯维辛）不是孩子的错，也不是他妻子的错。”她尽职尽责、充满热情，在小女孩生病期间全心全意地看护她，因此获得了孩子父母的感激。
于是，耶和华见证人会成为鲁道夫·霍斯最偏爱的犯人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从不惹麻烦，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霍斯最早接触到大量耶和华见证人，是在20世纪30年代末的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当时他们拒绝参军。霍斯曾记录了信仰赋予他们的巨大力量，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霍斯说，当这些人因为拒绝服从集中营的规矩而遭到鞭打时，他们不但没有求饶，反而要求更多的鞭打，好让他们能够为他们的信仰承受更多的苦难。霍斯还目睹了特别行动队枪毙两个见证人的过程，他惊讶地发现，在生命走向终点时，他们竟然双手高举伸向天空，脸上带着幸福的表情。这让霍斯联想到早期基督教殉道者的就义情景。
耶和华见证人的行为不仅对霍斯产生巨大冲击，也深深影响了他的上级。“在好几个场合，”霍斯写道，“希姆莱和艾克都把耶和华见证人狂热的信仰用作例子。党卫队的民族社会主义理想以及对阿道夫·希特勒的信仰，必须像见证人对耶和华的信仰那样强烈和坚定。只有当所有党卫队成员都有如此热烈和坚定的信仰，阿道夫·希特勒的国家才能长治久安。”[39]
在奥斯维辛，霍斯和他的妻子在家里雇佣了两名耶和华见证人，并且深深感动于自己的孩子从他们那里得到的无微不至的照料。霍斯说许多见证人都是“特别美好的人”。[40]重要的是，霍斯还写道，他相信见证人也认为灭绝犹太人是“正确的”，因为导致耶稣被害的正是犹太人的祖先。这种观点遭到了埃尔泽·阿布特的否认。她认为党卫队屠杀犹太人的做法是错误的，是在为“魔鬼”服务。然而，她认为她应该通过自己的“态度”证明她的信仰。这就造成了一种荒谬的局面：一方面，她忠心耿耿、几乎满腔热情地在奥斯维辛照顾党卫队军官的女儿；但另一方面，纳粹却禁止她接触自己的女儿。为了说服自己接受现状，她告诉自己应该“向所有人行善”，包括党卫队成员在内。她承认，就算被安排在希特勒的家中做事，她一样会尽职地工作。而让她的心情更加纠结和复杂的是，只要她愿意，她随时可以走出集中营，回到自己的女儿身边——只要签署一份声明，放弃她的信仰就可以实现。但埃尔泽·阿布特始终没有签字：“那意味着妥协。我从未这么做。”
这个离奇的故事还有更曲折的情节：等埃尔泽·阿布特战后回到家中，她发现一直照顾自己女儿的，竟是一个放弃了信仰换得自由的耶和华见证人，这样的人屈指可数。“我们去拜访他和他的妻子，因为是他们抚养了我们的女儿。他哭得像个孩子，因为自己是个懦夫。”对于他对自己女儿的照料，埃尔泽·阿布特并没有特别感激：“我没有特别担心（我女儿）。总会有人帮忙的。我们不会依赖某一个人。我们的创始人会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为我们送来需要的东西。他永远在我们之中。”她的女儿后来也成了一名耶和华见证人。埃尔泽·阿布特说：“她明白我的选择并且很高兴我做到了忠诚——不是对某个人，而是对我们的创始人耶和华，因为他一直在照看我们，这是我在奥斯维辛发现的。他有能力改变所有人。那些憎恨我们的人开始思考，事实上他们的态度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埃尔泽·阿布特信念坚定，但对于不具备她这种信仰的人来说，很难看出耶和华见证人的创始人是如何“照看”他的信徒的，比如霍斯所描述的那些在萨克森豪森被枪杀的人；他似乎也没有“照看”在奥斯维辛被残忍地夺去生命的波兰人、苏联战俘、病人、犹太人和不计其数的其他人。但埃尔泽·阿布特的事例中有一点引人深思，那就是，这种暴行在她那里可以毫无困难地得到解释，她会认为那是上帝的旨意，我们虽然无法完全领会，但必须无条件地保持忠诚。如果上帝允许这类事情发生，那一定有其原因，只不过我们尚不能想清楚原因是什么。
我们必须谨慎，当这种态度与纳粹的狂热信仰被直接和不假思索地拿来比较——如希姆莱的做法。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耶和华见证人认为对待他人应抱有同情心和善意，这与纳粹当然大相径庭。但是，如果把埃尔泽·阿布特证词中的“耶和华”一词替换为“希特勒”，就会发现，她的态度与霍斯这样的党卫队成员所持有的意识形态确实惊人地相似。
1942年走向尾声，党卫队军官已在奥斯维辛为自己打造出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他们有自己的仆人，有一份工作，大都成功地找到了让自己远离屠杀现场的方法。大规模屠杀变成了一种按部就班的工业操作，它不仅发生在奥斯维辛，这个时期的特雷布林卡也发生了变化。1942年9月，弗朗茨·施坦格尔接替不称职的埃贝尔成为新任指挥官，立即开始整改灭绝营。犯人的运送被叫停，遍地的尸体被运走，整个灭绝营被清理干净。施坦格尔和维尔特很快都发现了埃贝尔所面临的根本问题，就在于毒气室的容量不足以顺利完成屠杀任务。于是，新的毒气室马上投入建设。这个砖砌的新建筑比原来的毒气室大得多，中央通道与八间独立的小毒气室相连通，且每个毒气室都可以从外部直接进入，这意味着清理里面的尸体要比原来容易得多。新毒气室可以同时容纳超过3000人，比原来的大了六倍不止。它于10月完工待用。与此同时，施坦格尔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消除新来的犹太人可能产生的怀疑。他命人重新粉刷了犹太人下车站台旁边的小屋，让这里看起来就像一个普通的火车站，还竖起了候车室标示牌。他们种上一盆盆鲜花，把整个接待区域布置得尽量整洁有序。
没有人确切知道特雷布林卡这样的灭绝营在1942年到底屠杀了多少人。纳粹销毁了所有能够揭示真相的文件，不同人对这个数字的估计值相差很多。但就在几年前，有学者在伦敦的英国国家档案馆找到了一份德国人发的电报，它让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了更确切的答案。[41]这份电报由英国人截获并破译，里面写有截至1942年12月31日“莱因哈德行动”（Operation Reinhard，1942年6月，莱因哈德·海德里希遇刺[42]，纳粹把在波兰展开的屠杀行动命名为“莱因哈德行动”，以向他表示“敬意”）中几个灭绝营的屠杀人数。
德国人的电报显示，特雷布林卡、贝尔赛克、索比堡和马伊达内克（Majdanek，卢布林地区一个规模小得多的灭绝营）到目前为止共屠杀了1 274 166人，这个数字又被进一步细化为：马伊达内克24 733人，索比堡101 370人，贝尔赛克434 508人。在这则被截获的电报中，特雷布林卡的死亡人数被写成了71 355，但这显然是一个笔误，因为要凑足1 274 166这个总数，特雷布林卡的屠杀人数应该是713 555。于是，特雷布林卡成为1942年纳粹统治下最大的屠杀中心，奥斯维辛远远落后。
但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太久。
[1] 引自Ulrich Herbert，“德国在巴黎的军事命令及对法国犹太人的驱逐”（The German Military Command in Paris and the Deportation of the French Jews），见《国家社会主义者的灭绝政策》（National Socialist Extermination Policies, Berghahn Books 2000），第139页。可通过阅读此篇文章中的开拓性研究，了解对这一问题的全面讨论和分析。
[2] Wolodymyr Kosyk，《第三帝国与乌克兰》（The Third Reich and Ukraine, Peter Lang 1993），第621页。
[3] Timothy Patrick Mulligan，《政治幻想与帝国》（The Politics of Illusion and Empire, Preager 1988），第139页。
[4] 引自Herbert，“德国在巴黎的军事命令”，第140页。
[5] 引自Herbert，“德国在巴黎的军事命令”，第142页。
[6] 数字引自Susan Zuccotti，《大屠杀，法国人与犹太人》（The Holocaust, the French and the Jews, Basic Books 1993），第89页。
[7] 引自Herbert，“德国在巴黎的军事命令”，第152页，司法部长Balz对会议的回忆。
[8] 引自Serge Klarsfeld，《大屠杀中的法国儿童》（French Children of the Holocaust,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6），第34页。
[9] 引自Zuccotti，《大屠杀》，第99页。
[10] 引自Zuccotti，《大屠杀》，第99页。
[11] Klarsfeld，《法国儿童》，第35页。
[12] BBC访谈。
[13] BBC访谈。
[14] 引自Klarsfeld，《法国儿童》，第45页。
[15] 引自Klarsfeld，《法国儿童》，第45页。
[16] 引自Klarsfeld，《法国儿童》，第45页。
[17] BBC访谈。
[18] BBC访谈。
[19] BBC访谈。
[20] Aleksander Lasik，“党卫队的历史学-社会学侧写”（Historical-sociological Profile of the SS），见Yisreal Gutman和Michael Berenbaum编著， 《奥斯维辛灭绝营剖析》（The Anatomy of the Auschwitz Death Camp,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第278页。
[21] 这些数字引自Lasik，“党卫队的历史学—社会学侧写”。
[22] 引自Frederick Cohen，《1940—1945年德国占领时期海峡群岛的犹太人》（The Jews in the Channel Islands during the German Occupation 1940—1945, Jersey Heritage Trust 2000），第26页。
[23] 引自Cohen，《海峡群岛的犹太人》，第34页。
[24] BBC访谈。
[25] 引自Cohen，《海峡群岛的犹太人》，第52页。
[26] 完整名单见Cohen，《海峡群岛的犹太人》，第52页。
[27] Cohen，《海峡群岛的犹太人》。
[28] Cohen，《海峡群岛的犹太人》。第92页。
[29] BBC访谈。
[30] BBC访谈。
[31] “Muselmann”是“Muslim”的德语拼法，指那些因饥饿而虚弱不堪、将不久于世的犯人。有人认为之所以有这种称呼，是因为这些犯人弓着身体的样子很像穆斯林在做祷告。
[32] 欲了解围绕雅斯特尔的去世展开的争论，参见Henryk Swiebocki，“逃离集中营”（Escapes from the Camp），载于《奥斯维辛1940—1945》，第四卷，第199页，脚注532。
[33] 引自Yitzhak Arad，《贝尔赛克、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莱因哈德行动中的灭绝营》（Belzec, Sobibor, Treblinka – the Operation Reinhard Death Camp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7），第87页。
[34] 引自Arad，《贝尔赛克、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第84页。
[35] BBC访谈。
[36] 数字引自Arad，《贝尔赛克、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第87页。
[37] 后文的日期基于Samuel Igiel的报告，见《我记得每一天……普热梅希尔犹太人的命运》（I Remember Every Day ... The Fates of the Jews of Przemysl, Remembrance and Reconciliation Inc., Ann Arbor 2002)，第237—240页。
[38] BBC访谈。
[39] 鲁道夫·霍斯，《奥斯维辛指挥官》，第91页。
[40] 霍斯，《指挥官》，第136页。
[41] 英国国家档案馆，档案编号HW 16/10。
[42] 编按：原书有误，海德里希是5月27日遇刺，6月4日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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