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服从命令与自主行动
1946年4月7日，美国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吉尔伯特（Gustave Gilbert）博士在纽伦堡审判中质问鲁道夫·霍斯：“希姆莱向你下达所谓的‘最终解决’命令后，难道你从没想过拒绝吗？”“没有，”霍斯答道，“我们所接受的训练让我们不可能产生拒绝命令的念头，不管是什么样的命令……我想你没法理解我们的世界。服从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要求。”[1]
霍斯和其他很多德国士兵一样，战败后想让全世界都以为他们是一群机器人，不管自己的真实想法是什么，永远只能机械地服从上面给他们的各种命令。而事实上，霍斯跟机器人有着天壤之别。1941年下半年和1942年上半年，霍斯的创造力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他并不是简单地服从命令，而是积极主动地改造奥斯维辛，好消灭更多的囚犯。在这个关键时期，有类似想法和行动的并不只是霍斯一人，许多纳粹分子都为此尽心尽力。下层的主动性和推波助澜，是灭绝朝着越来越激进的方向发展的重要原因。战争结束后，霍斯与数百名纳粹同伙一样，试图让这个世界相信做出决定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阿道夫·希特勒。其实，是许多人的集体意志促成了“最终解决”，证明这一结论的最好方法，便是深入了解1941年秋驱逐德国犹太人的决定是如何做出的。
那一年6月对苏联的侵略，促成了对苏联犹太人的彻底毁灭。枪毙犹太人——不分男女老少，这也是截至目前，纳粹为解决自己制造出来的“犹太问题”所采取的种种方案中最激进的做法。但最初西欧和德意志帝国的犹太人并没有被卷入这场杀戮。纳粹依然认为，战争结束后他们将被“送往东部”，且按照希特勒、希姆莱和海德里希的乐观估计，这在1941年秋天便能实现。我们无法想象，那些犹太人一旦“在战争结束后”被送到东部，等待他们的会是什么样的命运，毕竟当时还没有灭绝营。纳粹很可能在占领的俄罗斯土地上找一个条件最恶劣的劳工营来接收他们。在这样的地方，种族灭绝还是会发生，只是与后来在波兰毒气室里进行的流水线杀戮相比，过程会更加漫长。
可到了8月，一些纳粹领导人开始失去耐心。他们知道，东线的苏联犹太人正在以人们所能想象到的最残忍的方式被“处理”。开始有人提出，何不马上把德国犹太人也送到那儿去？那个夏天，以宣传部长兼柏林大区长官约瑟夫·戈培尔为首，一众纳粹分子强烈要求将柏林的犹太人驱逐到东部。在8月15日的一次会议上，戈培尔的国务秘书利奥波德·古特尔指出，柏林的7万名犹太人中只有1.9万人在工作。（当然，这是纳粹自己造成的，他们制定了一系列针对德国犹太人的限制法令。）古特尔说，那些剩下的人都应该“被送到苏联……最好把他们都杀死”。[2]戈培尔本人在8月19日与希特勒会面时也表示过类似的想法，希望尽快把柏林的犹太人遣走。
在纳粹的意识形态构建里，德国犹太人在一战中扮演了背叛者的角色。人们认为，德意志士兵在前线浴血奋战，犹太人却躲在大城市里享受着前者的流血牺牲换来的安稳。（事实上，在前线牺牲的德国犹太人比例与他们的德意志战友不相上下。）而1941年夏天，当国防军在东线卷入惨烈的战争，犹太人确实都留在了柏林——鉴于纳粹禁止德国犹太人参军，他们还能做什么呢？一如既往，最能印证纳粹偏见的，往往是他们自己一手造成的结果。然而，尽管戈培尔多次提出，希特勒仍不愿意驱逐柏林的犹太人。他坚持认为赢得战争是当务之急，犹太问题需要再等等。不过，希特勒还是批准了戈培尔的一个请求——让德国犹太人佩戴黄色星章，这是纳粹反犹举措的一个重要发展。在战争的头几个月，波兰隔离区里的犹太人已经戴上了这种袖章，但到目前为止，德国的犹太人暂且得以免遭这种羞辱。
整个夏天和初秋，戈培尔并不是唯一试图说服希特勒驱逐德国犹太人的纳粹高官。9月15日，英国空袭汉堡，随后，汉堡大区长官卡尔·考夫曼写信给希特勒，请他准许驱逐汉堡市的犹太人，以便把他们的房屋腾出来提供给那些住宅被炸毁的非犹太市民。现在，把犹太人遣送到东部的请求源源不断地来到希特勒面前，其中还包括阿尔弗雷德·罗森堡，他指出，由于斯大林最近把伏尔加的德意志人驱逐到西伯利亚，作为报复，纳粹也应该驱逐中欧的犹太人。一下子，几周前还说驱逐帝国犹太人不着急的希特勒改变了主意，那年9月，他决定，将这些犹太人遣往东部的行动可以开始了。
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不该把这种政策转变看成举棋不定的希特勒向下属屈服的结果。至少战争进展对他的影响不亚于下属的请求所产生的效果。希特勒一直说，战争结束后就可以开始驱逐犹太人；而1941年9月，在纳粹领导人看来，现在开始与“战争结束后”再做不过就差了几周时间。基辅眼看就要沦陷，德军马上就可以长驱直入攻占莫斯科，希特勒仍希望能在冬天到来之前击败苏联。
接下来的问题便是：该把犹太人送往何处？希姆莱随即给出了答案——何不把帝国的犹太人也送去波兰的犹太人隔离区呢？9月18日，希姆莱写信给波兰瓦尔特的纳粹大区长官亚瑟·格赖泽尔，要求他做好准备，让罗兹隔离区接收6万名来自“旧帝国”的犹太人。然而，希姆莱也知道这只是权宜之计，正如隔离区当局很快指出的，罗兹犹太人区的人口已经严重饱和。
17岁的露西尔·艾兴格林[3]是希特勒改变政策后首批遭到驱逐的德国犹太人之一。1941年10月，她的母亲接到一封挂号信，要求他们全家在24小时内做好离开汉堡的准备。此时，包括那些希望赶走他们的纳粹分子，没人能预见他们去往奥斯维辛的路途有多么漫长和痛苦。艾兴格林一家此前已经吃了不少苦头。露西尔的父亲是波兰人，在战争刚一开始就被抓去达豪。18个月过后，也就是1941年2月，家人终于得到他的消息。“盖世太保来到我家门口，他们戴着帽子、穿着皮衣和皮靴，这是他们的标准装扮，”露西尔·艾兴格林说，“他们把一个雪茄盒扔到厨房的桌子上，说：‘这是本杰明·兰道（她父亲）的骨灰。’那究竟真是我父亲的，还是从达豪的焚尸炉里随便抓的一捧骨灰，我们永远都无法知道。父亲的死对我们是很大的打击——我们所有人，特别是母亲，还有妹妹，这给她留下了深深的心理创伤。”时隔8个月，露西尔同她的妹妹及母亲也永远地离开了自己的家园，在汉堡市民的注视下朝火车站走去。她们发现街上的人对她们的处境毫无同情心。“他们（非犹太人）一个个板着脸，”露西尔说，“要么说些难听的话，要么就把头别过去。我并不感到生气，只是觉得害怕。”
乌韦·斯托约翰[4]是汉堡市民，当时16岁的他就站在街边看着犹太人走过。他说：“大概有20%的人对此欣喜若狂，他们说：‘感谢上帝，这些一无是处的粮食浪费者终于消失了。’还说：‘他们不过是些寄生虫。’这些人一直在鼓掌。但大部分人一声不吭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也正是这些人在战争结束后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们什么也没看见。’他们回答问题的时候眼睛都看着别处。”斯托约翰的一个犹太朋友不得不以“令人心碎的方式”向他最爱的姑姑和祖母道别。他这个朋友只有四分之一犹太血统，可以留下，但他的姑姑和祖母是纯种犹太人，所以不得不离开。乌韦·斯托约翰看着这令人心痛的一幕幕，一种感觉“挥之不去”：“那是一种感谢上帝你生下来不是犹太人的感觉。感谢上帝你不是他们中的一员。你本来很可能生在犹太人的家里，因为没人能选择谁是自己的父母，那么被赶去别处的就是你了，你走到哪儿都得戴着那颗星星。我到今天还能想起那种感受……”他继续说道：“随即我就想，这些人接下来会怎么样？当然，听过那么多传言以后，其实我也知道他们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他们会被送去一个特别可怕的地方。”
“普通”德国人对犹太人的命运究竟知道多少，这是个存在广泛争议的问题，而乌韦·斯托约翰所言大概最接近当时大多数德国人的了解程度。他们知道这些犹太人不会再回来了。汉堡出现了好几个集市，售卖犹太家庭留下的家什杂物。同样，不少“普通德国人”也知道，在东部，“不好的事情”正发生在犹太人身上。德国南部弗兰肯（Franken）地区帝国保安部（SD，党卫队的情报部门，由莱因哈德·海德里希领导）的纳粹官员撰写的一份报告表明，纳粹很关心德国人知道东部发生的屠杀后会有什么反应：“这些虔诚的教徒、朴实的村民之所以深感不安，最主要是他们听到从苏联那边传来的消息，描述了对犹太人的枪杀和灭绝。这些传言常常引起强烈的关注、焦虑和担忧。乡民们普遍认为，我们根本没有十足的把握打赢战争，如果犹太人回到德国，将会对我们展开可怕的报复。”[5]
虽然德国普通民众对犹太人的命运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但很少有人对驱逐他们提出抗议。在驱逐行动开始之初的1941年10月，汉堡更是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反对。就这样，艾兴格林家的三个女人穿过街道，一起登上了木头座椅的三等车厢。当列车启动时，露西尔意识到这将是“没有目的地的一段旅程，我们不知道列车会驶向哪儿，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她们会到达奥斯维辛。眼下，大规模的扩建计划正在制定中。按照规划，一个全新的集中营将建在距离现有营地2英里远的地方，那里是一片沼泽地，波兰人管它叫布热津卡（Brzezinka），德国人称其为比克瑙。尽管奥斯维辛-比克瑙最终变成纳粹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场所，但这却不是纳粹最初决定建造比克瑙集中营的原因，它一开始想要关押的不是犹太人，而是战俘。
今天人们普遍认为，比克瑙的建造要追溯到1941年3月，当时希姆莱视察奥斯维辛主营地，命令霍斯建造一个巨大的、可以容纳10万人的全新战俘营。但这个结论仅仅是根据霍斯的回忆得出的，正如前文所指出，这个日期很可能并不准确。如果希姆莱是在1941年3月下达建造战俘营的命令，为何关于战俘营地点的建议却直到那一年10月才首次被提出？通过对苏联档案的研究，新发掘的证据可以解开这个谜团。奥斯维辛建筑部门有一份日期标示为1941年9月12日的文件，标题为“对建设和扩大奥斯维辛集中营草案的说明”[6]，该文档详细描述了奥斯维辛1号营（主营）的现状，以及将它扩建成一个可容纳3万名犯人的集中营的具体方案。然而，在这份文档及其各种附录中，没有一处提到将在比克瑙建造一个战俘营。因此我们有充分理由推断，在1941年9月12日的时候，关于比克瑙的详细方案尚未成形。
近期发现的另外一份档案也可以证明，修建新营地的决定至少在9月第二周还没有做出。20世纪90年代，希姆莱工作日志缺失的部分出现在苏联的一份档案中，他在这个关键时期的行动和电话记录得到了详细的研究。[7]研究表明，9月15日，希姆莱与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党卫队经济管理部负责人奥斯瓦尔德·波尔讨论到“Kriegsgefangene”（战俘）问题。根据希姆莱日志中的一条记录，第二天，他又与波尔通了电话，谈到了将由KZ（集中营）系统“接管”的“10万名俄罗斯人”。9月25日，OKW（国防军最高统帅部）主管战俘的部门下令，至多“将有10万名战俘被送往党卫队全国领袖那里”。26日，党卫队中央技术管理局房管处的负责人汉斯·卡姆勒，指示在奥斯维辛建造新的战俘营。
所有这些新证据都表明，建造比克瑙的最终决定是在1941年9月做出的，而不是3月。当然，也有可能希姆莱在那年春天视察奥斯维辛时就看到了在附近建造新营地的可能性，甚至向霍斯提到，这里有一天会是进行扩建的合适地点。1941年7月，党卫队清空了比克瑙地区的小村庄，把村民都送到别处，这意味着奥斯维辛的管理者意识到该地区的潜在用途（不过，他们也在清空附近的其他区域，以建立“奥斯维辛利益区”[Auschwitz Zone of Interest]）。然而，正如新证据所表明，极有可能直到9月才有建造比克瑙的确切决定。
设计和建造新集中营的任务，落在了党卫队高级小队领袖、刚刚被任命为奥斯维辛建筑办公室负责人的卡尔·比朔夫，以及三级小队副兼建筑师弗里茨·埃特尔的身上。一项对新集中营规划方案的研究表明，从一开始他们设计的居住环境就太过拥挤，根本无法满足犯人的基本生活所需。最初，他们打算一个营房关押550名犯人，这意味着每个犯人的空间仅是“旧帝国”集中营（如达豪）的三分之一。然而，即使是这样的密度，对纳粹规划者来说还是不够，方案中有一处手写的修改痕迹：“550”这个数字被划掉，改成了“744”。也就是说，比克瑙每个犯人的生存空间是德国集中营里的四分之一。在纳粹眼里，这种冷酷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因为他们知道比克瑙会是一个特殊的战俘营，要关押的不是英国或法国的战俘，而是他们眼中的劣等人苏联的战俘。
在对苏战争的头7个月，德军共俘获300万名红军战士，到战争结束，共有570万人被俘，其中竟有330万死于狱中。战后，德国声称，死亡人数之所以如此骇人听闻，是因为德国人没有预料到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俘虏这么多人，因此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安顿他们。这当然是一个借口，为的是掩盖一个更黑暗的事实。本书第一章所提到的经济规划会议纪要表明，德军在战争中想要用苏联人的粮食来填饱自己的肚子，他们知道这会导致苏联发生大规模的饥荒。而奥斯维辛-比克瑙新集中营之所以按照这样的方案进行扩建，显然是想把苏联战俘置于一个极其艰难的环境中，故意造成大量犯人不可避免地死亡。
比克瑙的建造参照了修建奥斯维辛主营地的做法，也是由犯人自己完成。为此，1万名苏联战俘于1941年秋被送到奥斯维辛。波兰犯人卡奇米日·什莫伦[8]目睹了他们到达时的场景：“那个时候已经开始下雪——10月份就下雪还是挺少见的——他们（苏联战俘）在距离营地3公里的地方下了车。他们被迫脱光衣服，跳进装着消毒剂的大桶里，然后光着身体跑进奥斯维辛（主营地）。大多数人都特别瘦。”到了主营地后，这些苏联战俘成了第一批身上刺有囚犯编号的犯人，这是奥斯维辛又一自创的“改良”措施，在纳粹德国所有集中营里，只有奥斯维辛通过这种方式辨认囚犯。似乎是因为营中的死亡率极高，而辨认一具有编号的尸体比辨认挂在犯人脖子上、极易脱落的名牌要容易一些。最开始，编号不是刺在犯人手臂上，而是用长针刺在犯人胸口，随后用墨水给伤口上色。如什莫伦所见，许多苏联犯人无法忍受这一痛苦的过程：“他们不停扭动身体，当刺字的工具在身上敲打时，他们会摔倒，不得不让他们靠着墙挨刺。”
那年秋天参与建造比克瑙的1万名苏联战俘，到第二年春天还活着的只剩下几百人。帕维尔·斯滕金[9]便是其中一个幸存者。1941年6月22日，战争打响还不到两个小时，他就被德军俘虏。起初他被带到德国战线后方一个巨大的战俘营，在那里与几千名苏联战俘一起像动物一样被关起来，每天只能以稀汤充饥。他的战友们相继饿死，可他却因为习惯饥饿而活了下来——20世纪30年代他在苏联集体农庄长大，“从小就挨饿”。1941年10月，斯滕金作为最早一批被送到奥斯维辛的苏联犯人，刚一到达就马上开始在新地点建造营房。“在比克瑙，（苏联）犯人平均只能活两个星期，”他说，“如果你找到什么能吃的，必须马上吞下肚，不管是生土豆还是什么，都无所谓。脏不脏都一样，没地方洗。到了早上起床时间，还活着的人就会起来，在他们身边总有两三个死去的人。你上床睡觉的时候还活着，第二天早上就没气了。到处都是死亡、死亡、死亡。晚上有人死，早上有人死，下午有人死。死亡时时刻刻都在发生。”
由于这些苏联战俘都登记在案，每人都有一个囚犯编号，奥斯维辛管理者便面临一个问题：如何在死亡登记表（Totenbuch）中解释成千上万起死亡？他们的解决之道是编造出五花八门的疾病来搪塞苏联战俘的死亡，例如，光是因“心脏病”去世的就有600人。[10]（之后接收犹太人时，他们想出了新的办法，即对刚到就被处死的大部分人不再进行登记。）
卡奇米日·什莫伦曾与苏联战俘共同在比克瑙劳动，他说：“他们被当成最低等的人，挨打的频率更高，日子比我们更不好过。他们最后都会被杀死，就像苍蝇一样死掉。”苏联犯人的生活条件恶劣到开始吃人肉的地步，而鲁道夫·霍斯亲眼目睹这一景象：“我自己看见一个苏联人倒在一堆砖块中间，他被开了膛，肝被摘走了。他们为了抢吃的会把对方往死里打。”[11]霍斯在回忆录中举了很多类似的例子，却从没说过苏联战俘为什么沦落到这般境地。他似乎忘记，在6个月的时间里，他和他的党卫队同僚造成9000至1万名苏联战俘死亡。显然霍斯毫无愧疚之情，因为苏联战俘像“动物”一样的举止恰恰符合纳粹所宣传的形象。纳粹再一次造就了自我证实的预言。
在比克瑙，帕维尔·斯滕金忍受着病痛和饥饿日夜劳作，眼看战友一个个死去，他心中只有一个愿望：自己终究会没命，这他知道，但“自由地死，那是我的梦想。随便他们开枪打死我，但要作为一个自由的人死去”。因此，他虽然清楚地知道成功逃脱的概率很小，可和他的一帮战友仍打算越狱。计划再简单不过了。1942年一个春日，他们被派去运回一具苏联战俘的尸体，尸体在集中营的外围。他们走到环绕集中营的铁丝网外后，大叫一声便朝不同方向四散而逃。瞭望塔里的守卫一时愣住了，直到这些俄国佬跑到附近森林里的安全地带才反应过来开枪。在数月时间里，帕维尔·斯滕金经历了重重险阻，最后终于来到了苏占区。可正如我们将在第六章中看到的，他的苦难远未结束。
1941年10月，奥斯维辛的建筑师除了计划在比克瑙建造一个新的战俘营，还设计了一个取代主营地现有焚尸炉的焚尸场。近期有研究表明，新焚尸场多了一个管道内嵌、能排出室内气体引入室外空气的通风系统，这意味着建筑师有意将它同时用作毒气室。[12]但这一观点遭到另一些学者的反对，他们指出，规划方案仍没有提及关于输送齐克隆B的设备。直到几周前，原有的焚尸炉才使用剂量有限的齐克隆B进行试验，规模与11号楼进行的实验类似。即便纳粹确实考虑到新焚尸场应该具有原设备的功能，也没有证据能证明奥斯维辛在这个阶段就打算建造大型的新杀戮设施。
这一年10月，就在党卫队建筑师积极进行筹划、苏联犯人开始建造比克瑙的同时，露西尔·艾森格林和其他来自汉堡的犹太人抵达波兰中部的罗兹犹太人隔离区，这是他们前往奥斯维辛长途跋涉的第一站。在隔离区第一天的所见所闻就吓坏了他们。露西尔说：“我们看见排水沟里流着污水，看见破败不堪的房子，看见一个类似贫民窟的地方——当然，我们谁也没见过贫民窟，只是猜想这里就是。住在隔离区里的人看起来很疲惫、很憔悴，完全没有注意到我们。这个地方无法用言辞形容，这里的生活毫无意义。”
露西尔到达罗兹犹太人区时，这个地方已经与外界隔绝了18个月之久。疾病和饥饿折磨着这里的居民。从隔离区开始使用到它被清空，超过20%的人死在里面。16.4万名犹太人被迫挤在1.5平方英里的区域内，生活条件极其艰苦。[13]
一开始，纳粹把罗兹的犹太人关在隔离区，不允许他们通过任何方式赚得购买食物的钱。大区负责人亚瑟·格赖泽尔想要迫使犹太人在饥饿的威胁下交出他们的贵重物品。要想在这样的环境中活下去，需要想出些巧妙的对策。雅各布·兹伯斯坦[14]是最早被困在罗兹隔离区的犹太人之一，他隔着铁丝网与住在外面不远处的波兰人讨价还价。有一个和雅各布达成交易：他用纸包好一个面包扔进铁丝网里，雅各布吃掉半个面包，把剩下的半个卖给别人，挣到的钱隔着铁丝网递给他。通过这种方式那个波兰人赚了不少钱。“他帮了我们两个月……后来他被发现了，为此丢了性命。但两个月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另外一些犹太人通过变卖钻戒或其他珠宝来换取食物。于是，住在铁丝网另一端的波兰人和德意志人都发了大财。“如果一个值5000马克的东西只卖100马克，那谁不买谁就是傻子。”埃贡·齐尔克[15]是住在罗兹的德意志人，他承认自己通过与隔离区内居民的交易赚了很多钱。“他们（指犹太人）不能靠一枚戒指填饱肚子，但要能用戒指换来一个面包，那他们就能多活一两天。你用不着是个商人，这是生活教会你的道理。”
到了1940年8月，纳粹明显感觉到罗兹隔离区的犹太人不再有什么“囤货”了，因为他们开始挨饿。纳粹惯有的短浅思维也同样体现在当地的德国负责人身上，他们并没有做好准备应对这一迟早会出现的危机。现在需要作出决定，到底是让犹太人继续挨饿，还是允许他们工作。隔离区最高行政长官汉斯·比博倾向于雇佣犹太人，而他的副手亚历山大·帕尔菲格却无视身边所有证据，坚持认为犹太人还藏有现金，不同意给他们提供食物；他还指出，即使他判断错误，犹太人已经被榨干了，“我们也完全没必要在意他们的死活”。[16]
比博的意见胜出，最终在隔离区里建起了近一百座工厂，大部分生产纺织品。有工作的人可以得到更多食物。德国人眼中“有工作能力”和“没用的、浪费粮食的”犹太人，随后被严格区分，成为纳粹管理者广泛应用的原则。罗兹犹太人隔离区的犹太居民委员会（被称为Ältestenrat，即长老理事会）被纳粹赋予了相当大的自主权来管理这个地区，领导人是莫得哈伊·哈伊姆·鲁姆科夫斯基（Mordechai Chaim Rumkowski）。理事会的职责包括管理工厂、分发食物、组建隔离区的警察队伍，以及提供其他各种服务，但他们的工作并没有得到隔离区其他犹太人的拥护。“他们有特定的粮食配给，”雅各布·兹伯斯坦说，“他们去专门的商店购物，那里的食物非常好，完全可以生活得很滋润。隔离区一小撮人获得（那样的）待遇，其他人却完全被忽视，这让我很气愤。”
这就是露西尔·艾森格林和她的妹妹及母亲在1941年10月到达的地方——一个人满为患、疾病肆虐的世界，一个大部分居民都在挨饿、少数人却过得比其他人都好的世界。作为后来的不速之客，这些德国犹太人只得在他们所能找到的任何一块空地落脚。“我们不得不睡在一间教室的地板上，”露西尔说，“没有床、没有稻草，什么都没有。每天会有人给我们送一次汤和一小片面包。”回忆起这些初来乍到的德国犹太人，雅各布·兹伯斯坦说：“他们肯定特别沮丧。我想这是因为他们（德国犹太人）通常看不起波兰犹太人，觉得我们当然比他们还低一等。突然一夕之间自己沦落到跟我们一样了，甚至可能比我们还差，因为他们的生活条件还赶不上我们。”
德国犹太人开始向波兰犹太人售卖家产，以获得更多食物，或改善生活条件。露西尔·艾森格林很幸运，因为她们家有波兰血统，换起东西来更加容易。“我妈妈用一件真丝衬衫换来一些黄油和面包。她很擅长做买卖，因为她会说他们的语言。几个星期之后，我用一个皮包从一个年轻女人那里换来面包。如果你看看卖家，再看看买家，就会觉得很可悲。买家都穿着破衣烂衫，相比之下，我们看起来仍然很富裕，衣着体面，也不像当地人面露饥色。他们会走进校舍，说：‘我有一间空房，如果你想躺在床上睡一夜，只要给我一片面包或者一些德国马克，你就可以离开这个学校，在别的地方过夜。’卖什么的都有。”
德国犹太人很快意识到，为了尽最大可能争取活下来的机会，他们必须在隔离区内找到工作。当然，这不是件容易的事，特别是德国犹太人和波兰犹太人之间存在隔膜。“最早一批到隔离区的（德国）人对当地的一切都看不惯，”露西尔说，“他们会说：‘不应该这样……这样做不对……让我们教教他们。’你不能走进别人家里，给人家重新摆家具，可他们当时就想这么干。”但德国犹太人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在隔离区内缺少“关系”。“那基本上是个非常腐败的体系，”露西尔说，“你帮我，我帮你。外人根本进不去。我一开始想把我妹妹送去制帽厂，但这几乎就是妄想，那些工厂的领导给我的答复是：‘你能给我什么好处？’在隔离区里，你想办成任何一件事都要付出代价，无论以哪种形式，而且代价通常很高——什么都不便宜。但这是隔离区的生活造就的。他们在战前也是这样的人吗？我很怀疑。我当时只有17岁，这一切让我非常吃惊。”
如果说犹太隔离区的原居民对德国犹太人的到来心怀不满，那么瓦尔特大区的纳粹领导对此也是怨气冲天。希姆莱刚提出把6万名犹太人从“旧帝国”遣送到罗兹，就有抗议的声音。于是缩减为2万名犹太人加5000名吉卜赛人。可即便如此，这些人的涌入还是给当地大区长官亚瑟·格赖泽尔造成了诸多困难，他与负责这一地区的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兼警察上将威廉·科佩，想出一个办法来解决隔离区过度拥挤的问题。鉴于1941年夏天以来，屠杀一直是东部解决类似危机的首选答案，因此他们此时开始琢磨屠杀方法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叫来党卫队高级小队领袖赫伯特·朗格，他一直担任一个特殊小分队的指挥，该分队专门负责杀害东普鲁士及周边地区的残疾人。朗格和他的手下曾多次使用一辆 “毒气货车”，该货车的后车厢被密封起来，灌入瓶装一氧化碳。如今，在罗兹的纳粹领导人看来，这种货车是解决隔离区突然出现的人口过剩问题最合适的工具。
据朗格的党卫队司机瓦尔特·布尔迈斯特回忆，那年晚秋，朗格在瓦尔特大区偶然发现了放置毒气货车的合适地点。朗格对他的司机说：“首先我要强调，这件事必须完全保密。我接到命令，要在海乌姆诺（Chełmno）组建一个特殊部队，波兹南的同事和利兹曼市（罗兹的德语名字）警察部队的其他人也将加入我们。我们有一个艰巨但重要的任务要完成。”[17]海乌姆诺这个小村庄位于罗兹的西北方，距罗兹大约50英里，朗格和他的手下在这里搭建了一栋“别墅”（the Schloss），以完成大屠杀这个“艰巨但重要的任务”。于是，海乌姆诺——而不是奥斯维辛——成为首个屠杀中心，处决从罗兹隔离区筛选出的犹太人。
但1941年年底，在建的屠杀中心不只有海乌姆诺。11月1日，波兰东部卢布林地区的贝尔赛克集中营开始动工。贝尔赛克大部分工作人员都参与过成年人安乐死项目，包括首任指挥官、党卫队高级小队领袖克里斯蒂安·维尔特。与海乌姆诺相同，位于总督辖区隐蔽地带的贝尔赛克也将用来屠杀当地“没有生产力的”犹太人，但与海乌姆诺不同的是，它是首个在最初的设计方案里就含有固定毒气室的集中营，每间毒气室都配有生产一氧化碳的发动机。这样的毒气室正是1941年9月，威德曼在东部的毒气试验得出的产物。
与此同时，对旧帝国犹太人的驱逐仍在继续。1941年10月至1942年2月间，共有5.8万名犹太人被送到东部不同地点，其中也包括罗兹隔离区。这些犹太人所到之处，当地的纳粹管理者都不得不临时想办法应对，他们有时会遵照柏林的指示，有时也自作主张。例如，大约有7000名犹太人从汉堡被送到明斯克，在他们到达之前，当地1.2万名苏联犹太人被枪杀，好为他们腾出空间。来自慕尼黑、柏林、法兰克福和其他德国城市的犹太人被送到立陶宛的考纳斯，有5000人死在特别行动队第三分队的枪下。这是第一批刚送到东部就被杀害的德国犹太人。另一批来自柏林的犹太人于11月30日到达拉脱维亚的里加，他们也是在刚到达后就全部被杀害。然而，这其实与希姆莱的想法相悖，他曾致电海德里希，表示：“柏林犹太人，无需消灭。” 下屠杀令的指挥官弗里德里希·耶克尔恩后来还遭到希姆莱的训斥。
由此可以看出，1941年秋，对于如何处置来自帝国的犹太人并没有统一的政策：希姆莱反对里加的屠杀，但却不反对在考纳斯进行的灭绝。尽管有着这些互相矛盾的态度，但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将帝国犹太人送往东部的决定标志着历史在此急转直下。10月的一天，希特勒在晚餐后说道：“谁也不许跟我说我们不能把他们（犹太人）送到沼泽地去！又有谁在乎我们的人？人们害怕我们灭绝犹太人，那正好，让恐惧为咱们开路！”[18]那年秋天，纳粹领导层也在讨论是否把德国统治区内所有犹太人都驱逐到东部。在法国，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为烧毁巴黎犹太会堂的行为辩解道，他之所以批准这一行动，“只不过是因为当时最高当局确凿地认定犹太人要为欧洲卷入战火负责，必须从欧洲彻底消失”。[19]同样是在1941年11月，希特勒在与流亡到柏林的耶路撒冷大穆夫提（the Grand Mufti of Jerusalem）会谈时说到，他希望所有犹太人、甚至包括那些不在德国统治之下的，全都“被摧毁”。[20]
从驱逐帝国犹太人开始，希特勒一连串环环相扣的决定最终导致犹太人的灭绝。在苏联，特别行动队的枪口已经无分男女老少，这么多的帝国犹太人被送到那里，难道希特勒以为他们还会有什么别的下场吗？是屠杀当地犹太人来为新来的帝国犹太人腾出空间，还是直接屠杀后者，从一开始这两种做法就没有多大差别——如耶克尔恩在里加的行动。随着战争的推进，等到波兰东部的加利西亚（Galicia）落入德国人手中，对总督辖区的纳粹领导来说，两种做法的界线就更加模糊了。加利西亚毗邻苏联，这里的犹太人数周前就受到特别行动队的围剿，再说当地政府也很难去细分该枪决的总督辖区犹太人为何是这一批而不是那一批。
然而，这一切并不意味希特勒和纳粹领导层在1941年秋就做出明确决定，要把德国控制境内的所有犹太人全数杀死。首先，纳粹当时尚不具备实现这一目标的能力。1941年11月，在建的屠杀设施只有海乌姆诺的毒气货车以及贝尔赛克的小型毒气室。大约同时，一家德国公司接到命令建造拥有32个隔间的大型焚尸场，地点定在白俄罗斯的莫吉廖夫（Mogilev），不过这个焚尸场最终并没有建成。有人认为这表明纳粹有意在东边建造一个新的屠杀中心。然而，这种种举措也可以解释为地方当局的一些企图：杀死当地犹太人以便为新来的帝国犹太人腾出空间，或者除掉他们手中那些不能工作的犹太人，也就是对他们不再有“利用价值”的人。最重要的是，1941年秋，奥斯维辛并没有增建营内屠杀设施的计划。新的焚尸场确实在规划中，但这是为了淘汰主营相应的旧设备。
地球另一端的事件终结了这种混乱的局面，却给犹太人带来灾难性的后果。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12月11日，作为日本的盟友，德国向美国宣战。在希特勒看来，这一切都是国际犹太人组织精心策划出世界大战的“证据”。德国刚一宣战，希特勒便通过广播向德国民众明确宣布，罗斯福总统正受到“犹太人”的操纵，同样受“犹太人”摆布的还有他的另一个劲敌——约瑟夫·斯大林。
第二天，希特勒对纳粹领导层（包括大区长官和全国领袖）发表了一番演说，把自己的观点又推进了一步。他把这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与1939年1月30日他在国会大厦演讲的预言相联系，当时希特勒曾威胁，“如果犹太人成功地引发一场世界大战”，其后果将是“欧洲整个犹太民族被灭绝”。12月13日，纳粹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就犹太问题而言，元首已下定决心对他们进行迅速而彻底的清除。他曾警告过犹太人，如果他们再次引发一场世界大战，他们自己将遭到灭绝。这并不是一句空话。现在，世界大战爆发了，犹太人的灭绝是必然的结果。在这个问题上决不能心软。”
那一周，关于“灭绝”的讨论不绝于耳，可兹证明的另一个例子是12月16日汉斯·弗兰克的讲话。作为总督辖区负责人，他对克拉科夫的纳粹高级官员说：“作为一个资深的民族社会主义者，我必须要说，如果我们最优秀的战士为了保卫欧洲献出自己的生命，犹太民族却得以从欧洲这场战争中存活，那么这场战争只取得了部分胜利。因此，在犹太问题上，我将孜孜不倦为一个目标奋斗，那就是他们有一天必须全部消失……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犹太人都格杀勿论。”[21]亲聆希特勒12月12日训话的弗兰克还补充道，他“在柏林”就接到命令，告诉他以及跟他一样的人应该“亲自……清算犹太人”。
20世纪90年代，希姆莱完整的工作日志被发现，从而又多了一个证据表明，希特勒与这个关键时期耐人寻味的联系。12月18日，在与希特勒进行了一对一的会面后，希姆莱写道：“犹太问题——比照游击队进行灭绝（auszurotten）。”[22]使用“游击队”这个称谓，是为了把对犹太人的屠杀伪装成东部的必要安全工作。
尽管目前尚未发现任何希特勒写下的文字，可以证明“最终解决”是他直接下令执行的，但上述证据让人们不仅有理由怀疑，甚至确定，那年12月，希特勒正积极煽动和引导更激进的反犹行动。他亲自下令将帝国犹太人遣送东部，就算没有美国参战所产生的催化作用，这次驱逐最终仍可能通向死亡。12月5日，苏联红军在莫斯科城下向德军发起反攻，希特勒的愤怒和沮丧可能已经预示了拿犹太人发泄的倾向。珍珠港事件的爆发则将他明确引向谋杀。纳粹领导层不再假装他们仅仅是要把犹太人遣送到东部关进集中营。无论采用哪种方式，他们现在要做的是“灭绝”。
珍珠港事件爆发第二天，12月8日，是“最终解决”执行过程中的又一个分水岭。这一天，首批来到海乌姆诺的犯人将面临毒气处决。这些来自附近科罗（Koło）、达比（Dąbie）和科罗达瓦（Kłodawa）等城镇和村庄的犹太人，坐着卡车来到营地（后来，犹太人都是用火车运到附近的波维尔奇［Powiercie］站）。他们被带到村子中心的大房子——“别墅”内，脱光衣服进行“消毒”。随后，他们被带进地下室，经过通道走上木制的斜坡，最终来到一间密闭的暗室。这里实际是货车的后车厢。
一开始，海乌姆诺的毒气货车与一年前成年人安乐死项目使用的一样，都是通过瓶装一氧化碳毒死被锁在密闭后车厢里的人。但海乌姆诺的杀戮刚进行了几周，便有新的毒气货车投入使用，这些货车用自身排出的气体让车内的人致命。由于屠杀是在村庄内进行的，货车就停在“别墅”的庭院中，因此这一行动并不是什么秘密。佐菲娅·绍尔克[23]当时是个11岁的小女孩，就在离屠杀场所几米远的地方做事和玩耍。她曾看到过这批犯人：“他们（犹太人）被打得很惨。他们到的时候是冬天，可还穿着木拖鞋……他们一般就在这儿脱衣服，脱下来的有好大一堆……已经脱光衣服的人被赶进货车里。叫声大得啊，那么惨，让人根本无法忍受。有一次他们带来了一群孩子，这些小孩也都大叫。那次我母亲听到了，她说孩子们叫着：‘妈妈，救救我！’”
在“别墅”毒死犹太人后，货车开到附近的茹霍夫斯基（Rzuchowski）森林，距离不到两英里。佐菲娅·绍尔克说：“车开动的时候，我说：‘地狱开走了！’我就在路边放牛，怎么可能看不见它开过去呢？”在森林里，被叫来掩埋尸体的犹太人负责清空车厢。每天晚上这些犹太人被运回“别墅”关押。过不了几周，他们自己也被杀害，新来的犹太人中又会有人被选出来做他们的工作。
森林里的状况很快就让人触目惊心，这是佐菲娅从一位德国士兵那里得知的，他所在的森林分队（Waldkommando）负责监督尸体的处理过程：“他借住在我家，老是把我叫过去说：‘给我擦鞋！’接着他会问：‘臭吗？’我会说‘臭’，因为气味很大。人体开始腐烂，相当难闻。他们把尸体都埋在坑里，但是天太热，都开始发酵了。”
库尔特·默比乌斯当时是海乌姆诺的一名德国守卫，后来因在战争中犯下的罪行受审。在1961年11月的亚琛审判中，他向人们揭示了纳粹行凶者在屠杀过程中的心理状态：“朗格中尉对我们说，灭绝犹太人的命令来自希特勒和希姆莱。作为警察，我们接受的训练要求我们将政府下达的所有命令都视为合法的、正确的……那时我相信犹太人并不是无辜的，他们都有罪。这样的宣传一遍遍向我们灌输，所有犹太人都是罪犯，都是低等人，是犹太人造成了德国在一战后的衰落。”[24]
前面说过，建造海乌姆诺的主要目的，是屠杀罗兹隔离区里那些在纳粹看来没有生产力的犹太人。第一批于1942年1月16日离开罗兹，前往这个新的灭绝中心。此时，露西尔·艾森格林已在罗兹隔离区待了三个月，她当时的心情是：“我们不想走，我们觉得看得见的苦难总比看不见的好。”多了被驱逐的“筛选”压力，罗兹隔离区原本就很糟糕的生活变得更可怕了。
海乌姆诺对纳粹“最终解决”发展历程意义重大，它是纳粹德国第一个专为灭绝犹太人所兴建的场所。但是它之所以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就投入使用，完全是因为纳粹对一座大房子的匆忙改造使其成为屠杀基地，并使用了毒气货车这个已有的技术。在纳粹行凶者们看来，海乌姆诺是非常低效的，它不能秘密地进行屠杀，也不能有效地处理尸体。所有这些“缺点”都将在兴建中的新灭绝营——贝尔赛克——得到改正。
1月20日，也就是罗兹隔离区的第一批犹太人动身前往海乌姆诺四天之后，柏林郊区万湖（Wannsee）湖畔的一幢党卫队别墅中召开了一场会议。它作为纳粹“最终解决”方案发展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会议而闻名于世，然而，它其实配不上这样的恶名。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作为发起人，邀请了相关的政务秘书前来讨论犹太问题。每份邀请函都附上了戈林1941年7月31日准许海德里希执行“最终解决”的授权书复印件（然而，如第一章所述，“最终解决”在1941年7月的含义不大可能与1942年1月的相同）。众所周知，会议原定于中午开始，因此邀请函上提到将提供“茶点”。会议地址是大万湖56-58号，这个别墅曾被负责协调国与国之间警察活动的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征用。有必要提醒的是，在万湖会议上，桌前围坐的与会者都来自德国这个欧洲大国，都是从政府支薪的官员，而不是出没于街头巷尾的恐怖分子，可他们的罪行却比整个世界历史上任何传统意义上的“罪犯”还恶劣。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今天仍有人认为这是一群教育程度不高的“流氓无赖”，可实际上在座的15人当中，有8人拥有博士头衔。
邀请函是在1941年11月寄出的，会议原定在12月9日，但因珍珠港事件延期。于是历史上又多了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如果太平洋上的事件没有造成会议推迟，那么万湖会议的内容本该是什么呢？当然，会议的目的肯定还是为解决纳粹的“犹太问题”找出某个种族灭绝性质的“方案”，但或许更多的讨论会围绕制定一个战后才实施的解决方案，或真正尝试为那些被遣送至东部的犹太人建立一个工作营。对此我们只能猜测，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美国是否参战，万湖会议都是一次对希姆莱和海德里希非常重要的会议。1941年秋，纳粹德国内不同地方出现了各种自创的屠杀方式。对希姆莱和海德里希来说，万湖会议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整合这些做法，并且明确党卫队才是掌控整个驱逐进程的人。
万湖会议上讨论的内容之所以为世人所知，主要得益于一份会议纪要的复印件。记录者是党卫队上级突击队大队领袖（中校），阿道夫·艾希曼，也就是海德里希的“犹太问题专家”，他活到了战后。艾希曼的会议纪要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因为它能帮我们直接了解“最终解决”方案背后的思想过程，这样的材料少之又少。
会议刚开始，海德里希提到由于戈林的行政授权，将由他来全权负责，随后便宣布了官方政策的正式调整。毫无疑问，此时此地所有与会代表对其内容都心知肚明。现在，他们不再把犹太人“转移”到不受纳粹控制的国家，而是要让他们在纳粹势力范围内“清理……至东部”。最终共有1100万犹太人受到“清理”政策影响，其中包括爱尔兰、英国等此时尚未被纳粹占领国家中的几百万人。犹太人抵达东部后，被按性别分开，适合劳动的将派去修路（几乎可以肯定，海德里希想要让他们投入的是四号干道工程[Durchgangsstrasse IV]，这一工程当时正在进行中，准备用公路和铁路将帝国与东部前线连接起来）。没被选中的犹太人——这里的意图很明确——将被立即处死，而得到工作的犹太人不过是判了死缓，因为大量的人将死于繁重的体力劳动。海德里希接着特别提到，那些没有按照纳粹的设想被工作累垮的犹太人，就是通过自然选择、对纳粹来说最危险的部分。海德里希说，他们必须得到“相应的对待”，其他代表自然明白这里海德里希指的是什么。
重要的是，与会者对于屠杀犹太人这一大原则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争论的焦点在于“犹太人”的确切法律定义为何，这将影响到具体有哪些人被驱逐，哪些人不受影响。如何处置“有一半犹太血统的人”引起了广泛讨论。有人提议应对这些人做绝育手术，或者让他们在绝育和驱逐之间做选择。还有人提议把他们送去一个特殊的犹太人隔离区，即捷克小镇特莱西恩施塔特（Theresienstadt，捷克名为Terezin），那里还住着一些年长和享有特权的知名犹太人，把这些人直接送去东部将在普通德国大众中造成不安。
与会者随后讨论了更迫在眉睫的“问题”——如何处理总督辖区和纳粹占领下苏联境内的犹太人。后者正遭到大规模的枪决，而对付前者的贝尔赛克灭绝营正在建设中。但这两个地区目前仍生活着数百万犹太人，因此，艾希曼在他的会议纪要里写道，此时“很多个可能的解决方案”被提出，这个看似无伤大雅的用词掩饰了对具体屠杀方法的讨论。
万湖会议的会议纪要有意语焉不详，海德里希和盖世太保头目海因里希·缪勒对艾希曼的记录做了数次修改，以确保达到这一效果。他们本打算将纪要大规模分发，因此用暗语书写十分必要，赤裸裸的原始用语修饰后，了解背景的人自然明白其确切含义，而不知情的人也不致被吓到。尽管如此，他们还是留下了证明纳粹“最终解决”背后策划过程的确凿证据，有力地证明了后来的屠杀行为是这个国家许多人共同谋划的结果。
这是否意味着万湖会议如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是纳粹屠犹历史上最重要的会议呢？答案是否定的。这样的误解是因为人们认为正是在这次会议上，纳粹决定开始执行他们的“最终解决”方案。事实并非如此。万湖会议固然重要，但它只是一个讨论具体执行方案的次等会议，与会者所做的，是对在别处已经确定的灭绝过程进行更深入的讨论。希特勒在1941年12月的谈话远比万湖会议上的讨论重要得多。如果这个时期元首与希姆莱会面时的谈话内容能有一份准确的记录，我们就能看到，是何种冷酷思想把后来的所有苦难带到这个世界。
万湖会议上进行的讨论对奥斯维辛并没有产生直接影响，比克瑙没有突然改变方案增建新的毒气室，那年1月集中营的整体运作也没有明显变化。不过，1941年初秋，集中营用齐克隆B进行毒气试验的地点发生了改变，不再在11号楼进行，而是换到了离霍斯的办公室和党卫队办公区仅数米远的集中营焚尸场内。集中营当局不需要再用手推车把尸体从11号楼运到集中营另一端的焚尸场进行处理；但同时这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因为现在的屠杀地点更加暴露，从牢房隐蔽的地下室，换成了地上焚化炉旁边的停尸间。
1942年初，耶日·别莱茨基目睹了苏联战俘到达后在新地点被毒害的过程：“到了晚上（当时他正在自己的营房中），我听见外面有动静。我说：‘伙计们，怎么回事？咱们看看去。’我们走到窗前，听见嚎叫和呻吟声，能看见一群人一丝不挂地朝焚尸场跑过去。党卫队也在跑，还带着他们的机关枪。因为铁丝网旁边有路灯，所以一切都看得一清二楚。当时正下着雪，冷极了，大概零下15或20度。所有人都因为寒冷在哀嚎。那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叫声，我以前从没听到过。他们光着身体进了毒气室。那个场面既邪恶又可怕。”
以这种恐怖方式被处死的不仅仅是苏联战俘和营中无法再工作的犹太人，上西里西亚地区附近地方少数不能再做重体力劳动的犹太人也被送进集中营的焚尸场。这些屠杀发生的确切日期没有记录，但目击证人的证词表明，其中一些有可能是在1941年秋天进行的。汉斯·施塔克曾是奥斯维辛的一名党卫队士兵，他提供了以下证词：“后来进行另一次毒气试验时，也是在1941年秋天，格拉布纳（马克西米利安·格拉布纳，奥斯维辛政治部负责人）命令我把齐克隆B从开口处倒进去，因为只来了一名卫生员，需要两个人从毒气室的两个开口同时往里倒齐克隆B……齐克隆B是颗粒状的，大量投入后会（变成气体）从人群的头顶扩散开来。接着人们就开始惨叫，这时他们终于知道发生了什么。我没有从开口往里看过，它必须在齐克隆B倒进去后马上关起来。几分钟以后，毒气室被打开，尸体横七竖八地堆满整个房间，场面极其骇人。”[25]
万湖会议后几周内，奥斯维辛周边地区“没有价值的”犹太人继续被送进这里的毒气室。约瑟夫·帕钦斯基[26]是奥斯维辛的一名囚犯，在焚尸场附近的党卫队办公大楼里工作的他，曾目睹一群犹太男人的到来，他们被送进集中营等待处决。他爬上党卫队大楼的阁楼，掀开屋顶的一片瓦，外面的场景一览无遗。“他们（党卫队）对这些人非常客气，”帕钦斯基说，“‘请脱掉您的衣服，整理好您的物品。’这些人脱去衣服后，党卫队让他们走进（焚尸场）去，门就在他们身后锁上了。接着一个党卫队士兵爬到焚尸场的屋顶平台上。他戴上防毒面具，他打开（屋顶上的）盖子，他把粉末倒进去然后他关上盖子。他做这些事情时，虽然墙壁很厚，但你还是可以听见很大声的尖叫。”在集中营里挨了两年苦，帕钦斯基看到这些人走向死亡时已波澜不惊。“人们变得冷漠。今天你进去，明天就是我进去。你漠不关心。人类可以习惯任何事情。”
新的屠杀方式不可少的是用安抚的话哄骗犹太人。集中营当局意识到，对于来自奥斯维辛以外的囚犯，不需要拳打脚踢地把他们赶进毒气室。现在的做法是让新到的人相信，走进焚尸场内的临时毒气室是进入集中营的常规流程，他们不会被杀死，只是洗个澡来“消毒”。这是纳粹的一个突破，解决了早前特别行动队曾面临的不少难题。依靠哄骗让人们进入毒气室比完全依靠武力来得更容易，此外，这种方法也能减轻屠杀者自身的压力。它还解决了纳粹在掠夺受害者财物过程中的另一个现实问题：之前很多次毒气谋杀都是在囚犯穿着衣服的情况下进行的，在他们死后扒下衣服非常困难。现在，这些将死之人会自己脱下衣服，甚至还整齐地叠好，把鞋带系上。
奥斯维辛的党卫队士兵佩里·布罗德[27]，详细描述了如何为屠杀营造出和谐的气氛。他提到马克西米利安·格拉布纳站在焚尸场屋顶上，冲着下面的犹太人说：“你们现在要去洗澡和消毒。我们不希望集中营里出现任何传染病。然后你们就会被带去自己的营房，有人会给你们送去热汤。我们会根据你们的条件为你们安排工作。现在，脱掉衣服，把它们放在你面前的地上。”[28]随后，党卫队士兵温柔地鼓励新来的犯人走进焚尸场，“一边讲着笑话或者跟他们寒暄”。据布罗德说，一次在大门被锁上后，某位党卫队士兵曾隔着门大喊：“洗澡的时候别烫着了！”[29]
尽管这种阴险的欺骗事半功倍，但霍斯及其同僚很快意识到，在焚尸场进行屠杀也给他们制造难题。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屠杀过程中的巨大声响。“他们想用发动机声盖过尖叫声，”约瑟夫·帕钦斯基回忆道，“他们发动了两台摩托车，好让人们听不到尖叫。里面的人在喊，可声音越来越弱、越来越弱。他们想用摩托车的声音掩盖，但是失败了。他们尝试了但不管用。”引擎发动的声音不足以盖过临时毒气室内传出的尖叫，而焚尸场离集中营其他营房的距离很近，其他犯人不可能不知道发生了屠杀。因此，1942年春，霍斯和其他党卫队高级将领试图考虑另一种屠杀方法。又一次，他们远不是在“服从命令”，而是打算自主行动。
奥斯维辛开始演化成纳粹德国内一个非常独特的机构。一方面，一部分囚犯成为集中营的正式成员，编号然后工作；另一方面，现在有一群人在到达集中营后的几个小时甚至几分钟内就被杀害。纳粹其他的集中营没有一个以这种方式运作。有海乌姆诺这样的灭绝营，也有达豪这样的集中营，但只有一个奥斯维辛。[30]
奥斯维辛的双重功能意味着，许多囚犯在这里生活和工作，有时长达数年，而另一些人却还来不及熟悉环境就被杀害。对附近地区那些不适合工作的犹太人来说，到奥斯维辛不啻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而对那些自集中营建立之初一路撑过来的波兰人来说，奥斯维辛已成为某种程度上扭曲的家园。到现在为止，目睹焚尸场屠杀过程的约瑟夫·帕钦斯基已经在奥斯维辛待了20个月。1940年夏天到达集中营的那批犯人中，很少有人能活这么长时间，除非能找到一份室内的工作，“头上有屋顶”，帕钦斯基也不例外。他找到了一份理发店里的工作，为党卫队职员理发。这份工作有一定特权，因为他是为数不多能与指挥官本人有直接接触的囚犯之一。“霍斯的属下把我带到他的别墅前，他的妻子就站在门口。我特别害怕。我走上楼梯，来到浴室，里面有一把椅子。霍斯走了进来，坐在椅子上。我立正站着。他嘴里叼着烟，看着报纸。我按照他原来的发型给他理了发。没有什么难度。霍斯没有对我说一个字，我也没吭声。我很害怕，而他看不起犯人。我手里有把剃刀，我本可以割断他的喉咙，这是有可能发生的。但我是一个有理性的人。你知道会发生什么吗？我全家都会死，半个集中营的人都会没命，然后会来个新人顶替他的位置。”
约瑟夫·帕钦斯基知道，谋杀霍斯会给他和他的家人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他也知道，要想活命，偷窃也就是“顺手牵羊”是十分必要的。帕钦斯基的铺位与斯坦尼斯瓦夫·杜比尔（斯塔塞克）相邻，他是霍斯的园丁。“我躺在斯塔塞克旁边说：‘我们不能从他（霍斯）的花园里搞点番茄吗？’他说：‘或许可以。’”霍斯的花园背对着焚尸场，花园的栅栏上有一块木板松动了。斯塔塞克对帕钦斯基说：“从那里走进花园，你就能看到洋葱和番茄。”
谋划好一切，那天帕钦斯基溜进霍斯的花园，果不其然，一桶桶洋葱和番茄就摆在他面前。“我拿了一些，正要离开，霍斯的妻子跟另一位女士走了进来。我先是藏在树丛里，后来以为她们离开了，就走了出来，结果她们还站在小路上聊天。我朝她们鞠了一躬，带着番茄和洋葱从她们身边走过。我浑身湿透（被汗水浸透），心想：‘我死定了。被抓到偷番茄，这下死定了。’那天晚上，我等着他们把我带去11号楼，但没人来叫我。斯塔塞克下班回来后对我说：‘别担心。霍斯的妻子都告诉我了，我跟她说是我让你拿的。’”
约瑟夫·帕钦斯基和他的朋友在霍斯家花园的冒险经历有着重要的意义，它起码说明了德国人与受优待的波兰犯人之间逐渐建立起来的关系。当斯塔塞克向霍斯的妻子解释说，是他让帕钦斯基拿走番茄和洋葱时，他自己也面临因偷窃而遭到处罚的危险。毕竟，如果像他这样的园丁可以随便拿蔬菜，他又何必帮朋友设计秘密潜入霍斯花园的计划？但斯塔塞克知道霍斯的妻子很可能会原谅他，因为他们之间有一种工作关系。当然，纳粹会把这种关系定义为高等的“雅利安人”与低等的“斯拉夫人”，但这毕竟也是一种联系。如果告发斯塔塞克，霍斯的妻子并不是让一个被她撞见正在行窃的无名囚犯遭到处罚——那样的话对她来说会简单很多——而是给一个密切为她服务了一段时间的人带来灾难。
在集中营的生活中，这种互动屡见不鲜。囚犯说，（在获得了“有屋顶的”工作之后）确保自己能活下来的最好方法，是成为对某个德国人有用的人。如果那个德国人开始依赖你，你就能得到关照，甚至有可能免遭惩罚，或在某些情况下逃过死亡。这主要不是出于真心的情感（虽然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更多是由于重新寻找和训练一名犯人会给德国人造成诸多不便。
与有权势的人建立关系以求活命的做法并不限于奥斯维辛，它也是犹太人隔离区的一条生存法则。只不过在隔离区，掌握生死大权的不光有德国人，也可能有犹太人。随着在罗兹隔离区生活的时间越来越长，露西尔· 艾森格林发现她自己以及母亲、妹妹的生活条件正逐步恶化。“吃的东西不够维持体力，”她说，“没有牛奶，没有肉，也没有水果——什么都没有。”对她来说，改善她们境况的唯一出路就是找到一份工作，因为那样就可以“在午餐时多领一碗汤”。于是，她步履沉重地走遍隔离区大街小巷的每一家工厂，试图寻找工作机会。
到了1942年5月，露西尔还是没能找到工作，她和她的家人被列入了驱逐名单。“（名单上）都是没有工作的人，大概有90%是新来的。”不过，露西尔知道，自己有着名单上其他德国犹太人没有的一个优势，那就是因父亲的关系，她和家人与波兰有着血缘上的关联。“我拿着我们的波兰护照，逐个询问各个办公室的人，让他们把我们的名字从名单上划掉。最后，我成功了。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做到的，但我们留了下来。”露西尔很确定，是她的波兰血统拯救了全家。“他们想把所有的德国犹太人都赶出聚居区，”，她说，“而我可以证明，虽然我们从德国来，但我们不是德国人。其实这本来并不重要，我们都是犹太人，本来不应该有什么区别，但现实并不是如此。”1942年1月至5月，共有5.5万名犹太人从罗兹隔离区被送到海乌姆诺杀害。下达驱逐命令的是德国人，但隔离区的犹太人管理层被迫参与决定对哪些人进行驱逐——又一个纳粹发明、造成犹太人内部分裂的讽刺举措。
隔离区的生活压力对露西尔的母亲产生了严重影响：“她对所有事情都失去了兴趣，基本上什么都做不了。她变得浮肿，因为饥饿使得水分都聚积起来。她无法再正常走路。1942年7月13日，她在隔离区去世。每天早上，隔离区都有一辆由一匹灰马拉着的黑色马车来收尸体，他们带走了我的母亲。大概一个星期之后——其实按照犹太人的传统，应该第二天就下葬——我和妹妹找到一片空地，挖了坟，然后把她搬了过来。没有棺材，只有一条绳子捆住两块木板。这还是我们在紧挨着墓地的一座大房子里找到的，墓地里都是没有下葬的尸体。我们把她埋好，在坟头插了一个小木块，当然没过多久木块就不见了。五十年后，我试过去找墓的位置，但一无所获。”
于是，只剩露西尔与妹妹在隔离区里相依为命。这两个孤儿竭尽所能地应付一切。“我们感受不到生活，”她说，“我们不再祈祷，也没有眼泪，我们都麻木了，没有任何感情。我们回到房间，那个带有家具、还有别人合住的房间，我妹妹基本上不再说话，她一声也不吭。她很聪明，长得又高又漂亮，但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她完全自暴自弃。我母亲曾让我保证会好好照顾她，但我什么也做不了。我试了，但没有用。”
两个月后，德国人来隔离区亲自进行筛选，挑出那些不适合工作的老人、病人和小孩。隔离区领导鲁姆科夫斯基要求母亲们合作，把自己的孩子交给德国人。“（他说：）‘把你们的孩子交出来，剩下的人才能活命。’”露西尔说，“当时我十七岁，无法理解怎么能有人让做父母的交出自己的孩子。现在的我还是不能理解。人们都在喊：‘你怎么能提出这样的要求？我们怎么能这么做？’但他说：‘不这样做只会更糟。’”
露西尔想尽一切办法不让她的妹妹被选中，她给她化妆，鼓励她装出健康的样子。露西尔是抱着一线希望，觉得妹妹有可能逃过一劫，因为她已经12岁，而筛选的年龄是11岁以下。可是德国人到了之后还是把她妹妹带走了。“他们抓了我妹妹，他们不该这么做。我本想要跟她一起上卡车，但有人用枪托捅我的胳膊，我上不去。那些人就消失了。”即使是露西尔绝望地注视妹妹被带走的那一刻，她也没有想到，他们是直接被送去处决。“我们一直都不明白他们会怎么处置小孩子或老人，他们都是不能工作的人。我们从来没有足够理性地去推断真正的原因。我们只会想象他们都还活着。”
现在的露西尔孤身一人，近乎崩溃，但她还是强迫自己继续在隔离区里寻找工作。最后，依靠自己为数不多的“关系”、一位同样来自汉堡的德国犹太人，她找到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这个德国犹太人说服了鲁姆科夫斯基对聚居区进行“完善”，比如修建一些公园和公共场所，露西尔与他共同设计建造方案。几个月后，鲁姆科夫斯基撤掉了这个部门，但露西尔已经认识了一些有用的人。一个维也纳人在同一栋大楼的行政部门工作，通过她露西尔又得到了另一份工作——为冬天用的煤炭填写申请表给德国人。到目前为止，隔离区的生活已经让露西尔得到了沉痛的教训：“你真的不能相信任何人，如果我告诉一个同事某件事，她就会利用这件事为自己谋利。你必须特别小心。背后捅刀子的事经常发生，其实也能理解，毕竟事关生死。”
一天，鲁姆科夫斯基来到办公室，为隔离区里一家新工厂挑选工人。一想到要见到他，露西尔就觉得“恐惧至极”，因为这个66岁、看起来跟任何人的祖父没什么差别的老头有着非常坏的名声。“我听过那些传闻，知道他脾气极差，发起火来会拿他的手杖打人。他在德国人允许的范围内，是个十足的独裁者。我想大部分人都怕他。”她藏在过道上，希望尽量不引起注意，但由于名单上有她的名字，最终她还是被叫去见鲁姆科夫斯基。“他坐在椅子上，一头白发，戴着深色眼镜。他右手拿着手杖，我一度觉得他看起来像坐在宝座上的国王。他问我是哪里人，会讲什么语言，我父亲是做什么的，我的家人在哪儿，还有没有任何亲人。我回答了所有问题，他最后说：‘好吧，我会通知你的。’当时我没太在意。”
鲁姆科夫斯基来过之后，露西尔的上司将她调到了统计部门。“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给我调岗，可能是为了把我藏起来，因为那是一个非常安静和隐蔽的办公室。”但随后鲁姆科夫斯基的秘书打来电话说他想要录取露西尔。她去办公楼报到时，发现其他一些与她年纪相仿的女性已经在那里了。鲁姆科夫斯基让所有人都去一个厨房工作，这个厨房是他为那些“值得嘉奖的员工”开设的。一些年轻女性被安排在餐厅做服务员，另一些（包括露西尔在内）则在旁边的办公室工作。“他说他会录用我，让我计算如果我们有50公斤甜菜，能做出多少人份的菜。”作为在这个新厨房工作的报酬，露西尔每天可以多领一顿饭。她说：“这对我来说意义重大，就像你们今天会说的，是一件大事。”当她准备离开上一份工作改去厨房时，上司给了她关于鲁姆科夫斯基的最后警告：“我想他用的是波兰语中‘猪猡’这个词。”她的上司没说错。在纳粹建立的所有犹太隔离区当中，几乎每个犹太人领导都忠于职守，但罗兹是个例外。鲁姆科夫斯基臭名远播，因为他往往把自己想除掉的人加进驱逐名单，而他的罪行还不止这点，露西尔很快就会发现。
在厨房工作的露西尔不久就意识到，鲁姆科夫斯基对这里情有独钟。他几乎每天晚上都来视察一次，而露西尔开始畏惧他的到来。“你可以听见他的马车到达的声音。他会走进厨房检查服务员，如果谁的围裙没系好，他就用手杖打她。他会检查食物，但不会吃，因为这样做有损他的尊严。然后他就会到办公室来，你能听见楼道里传来他不规则的脚步声，他有一点跛。办公室只有我一个人，他会拉来一把椅子，跟我聊天。他讲话，我听着，他开始骚扰我。他把我的手放在他那话儿上，对我说：‘让它高兴一下。’……我努力躲开他，可他一直凑上来。那是一种可怕的关系，我吓坏了。他想让我搬进一间只有他能进的私人公寓，我哭了起来，我不想搬去那里。我不能理解怎么会有任何人愿意那样做……但在隔离区里，性是非常宝贵的商品，人们拿它来交换东西，就像其他任何商品一样。”在这项“交易”中，露西尔绝非自愿的参与者，但她明白如果不让鲁姆科夫斯基玷污，她会有“生命危险”。“如果我逃走，他肯定会驱逐我，这点毫无疑问。”
“鲁姆科夫斯基确实经常占年轻女孩的便宜。”雅各布·兹伯斯坦证实道。他目睹过这位隔离区领导发现自己喜欢的年轻女孩后的行为。“我们都在餐厅，他走进来，用一只胳膊搂着她，然后跟她一起出去。我看见了。不是别人告诉，是我亲眼看见的。”兹伯斯坦也相信，如果哪个女性不满足鲁姆科夫斯基的愿望，那么她的性命很可能不保。“我自己很不喜欢那个人，”他补充道，“我不喜欢他所代表的东西。”
几周后厨房被关闭，露西尔被送去隔离区里的一家皮革厂，为德军缝制腰带。她再没见过鲁姆科夫斯基，而他给她留下的只有无尽的伤害：“我感到很恶心，很气愤，觉得自己被侮辱了。”1944年，罗兹隔离区被关闭，露西尔和鲁姆科夫斯基都被送往奥斯维辛。鲁姆科夫斯基和他的家人死在比克瑙的毒气室。身为年轻女性，露西尔被选去工作，她在1945年5月纳粹战败后获救。
露西尔 ·艾森格林到达奥斯维辛时，距她最初被驱出德国已经过去了将近三年，而早在1942年春，奥斯维辛就迎来了第一批来自波兰以外地区的犹太人。这些人如何踏上开往集中营的列车，是纳粹“最终解决”这段历史最令人震撼的故事之一。他们来自斯洛伐克，这个国家的北部边境距奥斯维辛不到50英里。斯洛伐克有着一段坎坷的过去，此时它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才刚满三年时间——在纳粹吞并了与之相邻的捷克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两地后，斯洛伐克于1939年3月宣布独立。之前，斯洛伐克是捷克斯洛伐克的一部分；1918年以前属于匈牙利。时任斯洛伐克总统的是约瑟夫·蒂索（Josef Tiso），他是一位罗马天主教神父，也是赫林卡[31]所创立、有极端民族主义倾向的斯洛伐克人民党领袖。蒂索领导下的斯洛伐克与纳粹德国结盟，签订了附庸协议，允许德国控制斯洛伐克的外交政策。斯洛伐克政府满腔热情地制定针对9万名斯洛伐克犹太人的反犹举措，剥夺犹太人的生意、推动犹太人流亡、把犹太人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强迫佩戴黄色星章等规定接连不断地颁布，突如其来的打击给斯洛伐克的犹太人社区造成了残酷后果。
埃娃·沃塔沃娃[32]当时是14岁的女学生，她说：“我意识到自己被社会遗弃，不再是‘体面人’了。学校把我开除。犹太人不能再购买某些物品，我们不能再拥有财产。这之前，在我住的小村庄里，大家都是一起长大的、彼此平等。”对斯洛伐克犹太人的迫害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朋友以惊人的速度变成敌人——不存在转变的过程，好像一个开关突然被打开了一样。奥托·普雷斯布格尔[33]，斯洛伐克犹太人，1939年的时候15岁。他说：“德国男孩（居住在斯洛伐克的德意志人）变得跟纳粹分子一个样，之前我们还一直是朋友。原本我们之间没什么区别——犹太少年和基督徒男孩，小的时候我们老是在一起玩。后来标识牌挂了出来，上面写着‘犹太人和狗不得入内’。我们不能走上人行道。多么令人发指。我们不能上学，不能看电影或看球赛。我只能跟父母坐在家里，之前我都会跟朋友出去。”在奥托·普雷斯布格尔看来，对犹太人态度转变的背后，最重要的动机是贪婪。“墙上贴着从德国报纸上剪下来的连环画，上面是一个大鼻子犹太人肩上扛着装满钱的大袋子，一个赫林卡卫兵照他的屁股踢了一脚，他的钱全掉出来。城里到处都贴着这样的招贴画。”
斯洛伐克的赫林卡卫队负责开展反犹行动，与纳粹冲锋队一样，他们也处处打压犹太人，并同样于细微之处渗透反犹主义思想。“斯洛伐克人很乐意接管（犹太人的）商店，大捞一笔，”米夏尔·卡巴奇[34]说，他曾是一名赫林卡卫兵，“他们（犹太人）过去开商铺，做着骗人的勾当。他们从不工作，就想过轻松日子。他们天生就是这样的人。犹太人不愿意工作，这算是某种世界共识。连希特勒都怕他们变成欧洲的特权阶层，所以先下手为强。全都是政治。”反犹主义偏见有显而易见的内在矛盾：无论是米夏尔·卡巴奇，还是第一章提到的汉斯·弗里德里希，他们一边骂犹太人懒惰，一边又怪他们勤奋；嫉妒犹太人把生意做得又大又成功的同时，却宣称他们从不工作。他们都不觉得这其中有什么矛盾的地方。如果硬要为弗里德里希和卡巴奇自相矛盾的观点辩解，只能说他们坚持认为犹太人做的不是“真正的”工作，比如务农，而是选择做买卖或者经营店铺。事实上，正是因为在许多欧洲国家，数百年来犹太人都被禁止拥有土地，他们才会从事这些活动。
此时，对纳粹来说，奥斯维辛突然变成接收斯洛伐克犹太人的理想地点。希姆莱意识到，不会再有新的苏联战俘被送至奥斯维辛了。德国与苏联在莫斯科附近的交战陷入僵局，这清楚地表明，东线战争不会像纳粹预计的那样速战速决。如今，已被俘获的红军被视为非常宝贵的劳动力，在奥斯维辛这样的集中营里使用实在是一种浪费。不久戈林便正式下令，所有苏联战俘都要送到军工厂。由此，比克瑙无法再发挥它预先设想的作用。谁来填补苏联战俘留下的空缺呢？惯于迅速改变政策的希姆莱马上给出了答案——犹太人。
犹太人也正是斯洛伐克当局想要驱逐的对象。1941年秋，纳粹就向斯洛伐克提出为帝国提供劳动力的要求。到了1942年2月，斯洛伐克以家庭为单位，总共交出了2万名犹太人。与东线的纳粹分子一样，蒂索和斯洛伐克其他政府官员也不愿留下那些失去了家中支柱的老幼妇孺，把所有人一起送走对他们来说要容易得多。然而，让斯洛伐克轻松的方案却给纳粹制造了麻烦。纳粹尚不具备进行大规模屠杀的能力，他们可不愿意在这个时候接收没有工作能力的犹太人。为解决这个问题，1942年2月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召开了一次会议，与会者包括斯洛伐克总理沃伊捷赫·图卡（Vojtech Tuka），他的办公室主任伊西多尔·科索博士，以及艾希曼在斯洛伐克的代表、党卫队突击队大队领袖（少校）迪特尔·威斯里舍尼。威斯里舍尼和图卡战后都就会议上进行的讨论提供了证词，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大致判断出会议内容。[35]斯洛伐克方表示，将养家糊口的人与其他家庭成员分开“不符合基督教精神”，如果犹太壮劳力都去帝国工作，就“没人照看他们的家人”。但根据威斯里舍尼的回忆，斯洛伐克人最关心的不是“基督教精神”，而是劳动力被纳粹接收、留下他们失去经济来源的家人留下所造成的“经济影响”。最后，斯洛伐克方表示，他们或许可以通过某种方式，补偿德国因同时接收劳动者及其家人而付出的“代价”。
1．海因里希·希姆莱（左）与奥斯维辛指挥官鲁道夫·霍斯，摄于1942年7月前者访问集中营时。
2．在纳粹“最终解决”方案形成过程中，阿道夫·希特勒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尽管他没有参与日常的屠杀行动，但他的部下所遵从的正是他本人想要毁灭犹太人的愿望。
3．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希姆莱的副手，一个有教养的人，也是实施大屠杀的刽子手。
4．东部某地的处决现场。在纳粹占领时期这种场景随处可见。
5．汉斯·弗里德里希，党卫军第一步兵旅成员。他曾于1941年在乌克兰参与对犹太人的处决。
6．波兰罗兹犹太人隔离区街景。这张照片里的绝大部分人都于1944年秋天被杀害。
7．莫得哈伊·哈伊姆·鲁姆科夫斯基（右），罗兹隔离区的犹太“统治者”，一个充满争议、甚至可以说恶名昭彰的人物。
8．鲁姆科夫斯基，图中白发者，在党卫队高层访问隔离区时与希姆莱交谈。
9．犹太男男女女在罗兹隔离区一个临时的户外工厂编制篮子。
10．在隔离区，甚至儿童都要工作，不工作意味着把自己置于更危险的处境。
11．1942年一个炎热的夏日，希姆莱正研究在莫洛维茨建造大型合成橡胶工厂的方案，这是奥斯维辛集合体当中最大的工业设施。
12．希姆莱（左起第二）对他在奥斯维辛见到的进展大为满意，随后提拔了指挥官霍斯，将其升为党卫队上级突击队大队领袖。
这个问题最终在柏林得到解决。斯洛伐克政府同意，每驱逐一名犹太人，就付给德国500马克，条件是这些人再也不会回到斯洛伐克，并且德国人不得占有他们留下的房产及其他财产。就这样，在这位罗马天主教神父总理的领导下，斯洛伐克付钱给德国人，让他们把自己的犹太人全部带走。
1942年3月，对斯洛伐克犹太人的强制驱逐展开，此前大多数人都被关在斯洛伐克的临时集中营内。西尔维娅·韦塞勒 [36]那年春天就关在波普拉德（Poprad），她回忆道：“有些斯洛伐克士兵真的很蠢，他们会故意在地板上大便，然后让我们用手清理干净。他们管我们叫‘犹太婊子’，用脚踢我们。他们的举止极其恶劣。还对我们说：‘让我们教教你们犹太人怎么工作。’其实我们都是穷苦的女人，过去都有工作。你的尊严被剥夺是很耻辱的一种感觉。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你突然什么都不是了，我们像动物一样被对待。”
在临时集中营工作的赫林卡卫兵有不少油水可捞。米夏尔·卡巴奇说：“犹太人来集中营的时候都带着自己的财物和衣服。副指挥官经常叫我们去挑自己想要的衣服。大家都能拿什么就拿什么，我拿了一双鞋，用绳子把鞋捆好带回家。守卫们都拿到了想要的东西。”在犹太人离开之前对他们强取豪夺的不光有斯洛伐克人。西尔维娅·韦塞勒说：“一天来了一个人高马大的党卫队军官，到了就开始朝我们大吼，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吼。然后有人把大篮子放在我们面前，一共三个大篮子，我们要把自己的金银钱财以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交出来。他们对我们说，我们就要去工作了，用不上这些值钱的东西。我很穷，只有一块手表，是我姑姑给我的，我就把手表交给了他们。”
临时集中营不仅偷盗之风盛行，还充斥着肆意的虐待。“我们的守卫经常打他们（犹太人），”米夏尔·卡巴奇说，“有个特殊部门专门负责惩罚犯错的人。他们把这些人带到一个特殊的房间，用一根木棍打他们的脚。”当然，谁是“犯错的人”完全由赫林卡卫兵随意决定。
斯洛伐克犹太人关在临时集中营的时间从几天到几周不等，但最终都会被带去附近的火车站，登上驶离这个国家的列车。西尔维娅·韦塞勒清楚地记得，去火车站的路上斯洛伐克留给她的最后印象：“他们朝我们吐口水，大叫着：‘犹太婊子，这是你们应得的下场！你们终于要去工作了！’他们还朝我们扔石子，想尽一切办法羞辱我们。也有人静静地站在旁边看着，其中一些还哭了。但大多数人，无论是老一辈还是年轻的，都在侮辱我们。我希望这种事不要发生在任何人身上，那种感觉太可怕了。”
斯洛伐克犹太人在赫林卡卫兵的看守下来到火车站。“我接到命令，要把犹太女人赶上火车并负责看管她们，”米夏尔·卡巴奇说，“我自言自语道：‘你们不想工作，你们这群犹太蠢猪！’”没过几个月，卡巴奇等赫林卡士兵便得知这些犹太人被送去处死，但这个消息并没有引起他们太多的同情：“我觉得歉疚，但一想到他们是斯洛伐克的蛀虫，又不同情他们。我们不觉得自己做错什么，他们被带走是件好事，这样他们就不能再欺骗我们，再也不能靠损害工人阶级的利益发财了。”
在这之前，卡巴奇与犹太人几乎没有任何直接接触。他所居住的村庄没有什么犹太人，他也承认斯洛伐克的犹太人从没给他本人找过什么“麻烦”。他热烈拥护反犹主义政策，不是出于个人恩怨，而是因为他是一位狂热的民族主义者，为现在斯洛伐克成为一个独立国家感到自豪，而且斯洛伐克的领导人告诉大家“犹太人都是打劫斯洛伐克人的骗子”。他的故事有力地证明偏见可以如此迅速地深入人心，只要它融于一整套充满吸引力的价值理念中。为了证明自己是个坚定的、爱国的斯洛伐克民族主义信徒，米夏尔·卡巴奇接受了极端反犹主义的思想。在打击犹太人的过程中，他通过占据他们的财务获得经济上的好处，并把这一罪行粉饰为“正义的复仇”。西尔维娅·韦塞勒亲眼见证了斯洛伐克的主流道德观在多么短的时间内发生改变。“我好几次反思这段经历。人是很容易被改造的。你想对他们做什么都行。事关金钱和人命的时候，你很难碰见愿意为你牺牲的人。我很受伤，真的很受伤，尤其是当我的同学挥着拳头对我喊‘这是你应得的下场！’打那以后，我对人再也不抱什么希望。”
与此同时，奥斯维辛正在尽力完善营地的屠杀设施。1942年2月27日，鲁道夫·霍斯、建筑师卡尔·比朔夫和党卫队中央技术管理局的汉斯·卡姆勒[37]开了一次会，原定建在奥斯维辛1号营地的焚尸场，决定改建在比克瑙的新集中营。他们打算把这个新焚尸场建在一个偏远的角落，挨着一处小农舍。只需把原有的门窗用砖封死，内部隔出两个可以充作毒气室的密闭空间，农舍便可以在很短时间内被改造成临时屠杀中心。屋子的新入口将直通各毒气室，砖墙高处应凿出一个洞口，用来投放齐克隆B颗粒。这个农舍后来被称为“小红房”，又叫“1号仓”（Bunker 1）。它于1942年3月底首次投入使用，当时一批当地犹太人被视为不适合工作而送往奥斯维辛。“小红房”的两个毒气室满员时，一次可毒死约800人。
现在，一个新的屠杀中心听凭霍斯支配，旧焚尸场的问题在这里都得到解决。无论“小红房子”里的受害者喊得多大声，都不会对营地的正常运作产生干扰。但霍斯知道，要在附近建起一座焚化炉来处理这个临时毒气室的尸体，还需要等上好几个月的时间（实际上等了一年多）。旧问题（如何在相对秘密的环境下屠杀）不去，新问题（如何毁尸灭迹）不来。
首批斯洛伐克犹太人于1942年3月到达奥斯维辛，他们没被送去毒气室，但这并不妨碍党卫队和卡波的下马威 。作为其中一员，奥托·普雷斯布格尔对此有切身体会：“我们一下火车，便得五个人一组从火车站（朝奥斯维辛1号营）跑过去。他们（党卫队）大吼着：‘快跑！跑，跑，跑！’（Schnell laufen！Laufen，laufen，laufen !）我们就跑。跑不动的人被他们当场打死。我们觉得自己连狗都不如。之前我们被告知要去工作，没人说是去集中营。”
度过了没吃没喝的一夜，第二天早上，奥托·普雷斯布格尔和他的父亲，还有同来的约1000名斯洛伐克犹太男人，被命令从主营地跑到比克瑙的营地。他估计有七八十人死在路上。污泥烂沼的比克瑙是个特别可怕的地方。党卫队队员佩里·布罗德回忆道：“比克瑙的条件比奥斯维辛（主营地）要差得多。每一步脚都深陷烂泥。几乎没有水可以用来洗漱。”[38]犯人就生活在这种极端恶劣的环境下，到处都是污泥和他们自己的排泄物。
刚到比克瑙，奥托·普雷斯布格尔就体会到集中营管理体制的残酷。一个波兰男孩偷父亲的皮带，奥托抓住这个男孩揍了他几拳。另一个囚犯很快对他说，他犯了一个可能致命的错误。这个男孩是个“男宠”（pipel）——在集中营的暗语中，它指的是卡波的年轻仆从（很多情况下与卡波有着同性关系）。“我们只能跑回营房躲起来，”普雷斯布格尔说，“负责这里的卡波走进营房，让我们都躺下，面朝走道。‘男宠’进来找我，但他没认出我来，我们长得都差不多，都没有头发（所有犯人到了以后都要剃光头），穿着一样的衣服。我很幸运，否则他们一定会杀了我。”
在比克瑙劳动的第一天，奥托·普雷斯布格尔还目睹了另一起事件，它以更残忍的方式向他展示，此时所处的环境是多么令人绝望：“我们去修路，卡波和党卫队看守在旁边监督。有一个犹太人跟我来自同一个镇，他长得又高又壮，他们家很富有。卡波发现他镶着金牙，就让他把牙给他。他回答说不行，但卡波坚持他必须照做。他还是说自己不能把金牙给他。卡波生气了，说我们所有人都必须服从他的命令。他拿起铁锹照着他的头打了好几下，直到他倒下。卡波把他翻过来，把铁锹放在他喉咙上，然后跳上去折断他的脖子，再用铁锹从他嘴里撬出了金牙。站在不远处的另一个犹太人问卡波他怎么能这样做。卡波走过去，说演示给他看，然后就用同样的方法把他也杀了。然后卡波对我们说，永远不要提问题，管好自己的事。那天晚上我们运了十二具尸体回营房。他杀死这些人纯粹出于好玩。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第一天。”
奥斯维辛从建立之初就伴随着卡波的暴行，因此新到囚犯的经历虽然骇人，但在这个集中营里并不是什么稀罕事儿。然而，随着这批斯洛伐克犯人的到来，集中营的文化（如果在奥斯维辛的语境下也可以使用这个词的话）将要在两方面发生重大改变。
第一个变化，是现在集中营里有了女犯。到目前为止，奥斯维辛一直都只有男性。女人的到来丝毫没有让奥斯维辛的管理者变得更“文明”，而是如西尔维娅·韦塞勒所见，几乎产生了相反的效果。在奥托·普雷斯布格尔到达集中营后不久，她也乘坐着一辆载有几百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的列车来到这里，男人是一位犹太医生，斯洛伐克当局准许他陪同这些女犯一起前来。“我们刚到奥斯维辛就被赶下了火车，”韦塞勒说，“党卫队军官开始朝我们的医生大喊，他们想弄清楚为什么他是这批犯人中唯一的男人。他用非常流利的德语回答说：‘我是医生，是犹太组织派我来的。我负责陪同，他们让我把人送到后就回斯洛伐克。’然后，一个纳粹军官掏出枪把他打死了。就在我眼前，他们如此随便地杀了他，就因为他是这么多女人中间唯一的男人。那是第一件让我震惊的事。”
接着，斯洛伐克的女犯走到奥斯维辛主营地。“我们看见高耸的营房和大门，”西尔维娅·韦塞勒说，“大门上面写着‘Arbeit macht frei’，劳动使人自由。所以我们以为自己是来这里工作的。”几个营房已被清空，以迎接这些女犯的到来。她们被要求脱光衣服，交出任何还藏着的贵重物品。“别看德国人那么厌恶我们，他们拿走我们衣服、鞋子和珠宝的时候可是一点都没犹豫。帮我解释一下，我一直都想不通，他们对我们的东西为什么不觉得反感？”
等到这些斯洛伐克女犯剃光了头，赤裸着身体坐下来，一位党卫队军官走进房间，让其中五个人去医务室。“他想要检查犹太女人的身体，”西尔维娅·韦塞勒说，“看看犹太女人是不是真的处女。他还想知道犹太女人干不干净。他们做完检查以后非常吃惊，但这可不是好事。他们无法相信我们这么干净，而且90%以上都是处女。这些犹太女孩都有宗教信仰，所有人都不会在结婚前让男人碰自己。但在接受检查的过程中，每个女孩都失去了贞操，因为医生用他们的手指，这是羞辱她们的另一种方式。我的一位朋友全家人都信教，她对我说：‘我想为我的丈夫守住贞操，结果却这样失身了！’”
尽管在刚到集中营的数十个小时内，普雷斯布格尔和韦塞勒便经历了如此可怕的遭遇，但这些还不算是奥斯维辛最具代表性的行为。它众多臭名昭著的做法之一才刚要开始，即第一天的筛选。这也是斯洛伐克的犹太人到来后，集中营出现的第二个重要变化。早在4月底开始就有对新到犯人的定期筛选，但直到1942年7月4日才开始系统化。那天，一批斯洛伐克犹太人方抵达，党卫队立刻把他们分开：适合工作、可以被集中营接收的，以及不适合工作、需要立即被毒死的。直到这时——距第一批囚犯到来已两年——奥斯维辛当局才最终展开对新到囚犯的筛选，它将成为这里最具代表性的冷酷和恐怖。
首批参加筛选的犹太人中包括埃娃·沃塔沃娃和她的父母。这批被驱逐的斯洛伐克人既有年迈的老人和年幼的儿童，也有埃娃这种健康的年轻人。“我们到了奥斯维辛站，每五个人站成一排。痛苦的一幕就在这里上演：他们把年轻人与老人和小孩分开。父亲和我们母女被拆散。从那以后我再没有他的消息。我对他的最后印象，是他满是担忧、伤心和绝望的脸。”
此时，“小红房”完工已有几个星期，几百米外的另一个农舍，也就是所谓的“小白房”，又叫“2号仓”（Bunker 2），也被改造成一个屠杀中心，一次可以毒死1200人。在“2号仓”内，四个狭促的房间被用作毒气室。这里的通风效果比1号仓（“小红房”）更好，屠杀结束后可以更快地将屋里的齐克隆B排干净——所有这些，都是奥斯维辛为“改进”屠杀程序所常见的自主创新。
被选去处死的斯洛伐克囚犯在农舍外等待，奥托·普雷斯布格尔目睹了这一场景：“他们就坐在那儿，肯定在家吃过了饭。党卫队士兵带着狗站在周围警戒。当然，他们对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毫不知情，我们也不想告诉他们，那样对他们只会更糟。我们常常想，那些把他们带到这里的家伙根本不是人，都是丛林里的野兽。”按照他的说法，这一时期的毒气谋杀都是晚上进行。“他们从不在白天干这事，（因为）人们有可能会大喊大叫或者试图跑出来。我们只会在第二天早上看见堆在坑边的尸体。”
普雷斯布格尔被分到一个特殊部门，负责掩埋在两个农舍中被毒死的犯人尸体。“用毒气杀人很简单，你只需要封严门窗，不让毒气漏出去。他们把门锁上，几分钟后里面的人就都死了。他们（党卫队）把这些（尸体）搬到洞口，我就在洞边工作。一般是第二天早上埋尸体。我们往它们身上洒石灰粉和土，直到尸体被盖住，别人看不见。”这种尸体处理方式有非常大的缺陷，炎热的夏天一到，坑里的尸体就开始腐烂。于是，普雷斯布格尔原本已经像噩梦的工作现在变得更加可怕：“死去的肉体复活。它们逐渐腐烂，从洞里冒了出来。到处都是血迹和脏东西，我们不得不用手捡拾它们。看上去不再像死人的身体，而是一团烂乎乎的东西。我们要把这些东西都挖出来，有时候拣出一个人头，有时候是一只手或一条腿。那个气味让人难以忍受。我要是想活命，（除了做这份工作）没有别的选择，否则他们肯定会杀了我。我想活着。有时我也会问自己，这样的人生到底值不值得。”等这些尸体都被挖出来，党卫队命令犯人把它们都倒进一个巨大的、燃烧着的火坑里。就这样，在等待附近正规焚化炉建好的过程中，奥斯维辛当局临时造出一个应急的焚化炉。普雷斯布格尔说：“我们用木头和汽油生起一把大火，然后把它们（尸体）扔进火坑。我们一般是两个人一起扔，一个人抓着腿，另一个抓胳膊。那个地方臭气熏天。我们从来没有因为干这种活得到更多的食物。党卫队士兵经常喝伏特加、白兰地或者其他酒。他们也忍受不了。”
普雷斯布格尔强迫自己继续做着挖尸体和埋尸体的可怕工作，与此同时还要面对父亲的死给他带来的感情创伤。犯人经常又饿又渴，他的父亲喝了泥坑里的雨水，这是引发感染并造成死亡的一个常见原因。“小的时候给我看病的医生也在奥斯维辛，”普雷斯布格尔说，“他跟我说永远不要喝那里（泥坑）的水，否则用不了24小时我就没命了。经常有人因为喝了那里的雨水，两条腿都肿起来，甚至往外渗水。”但他父亲没管住自己，喝了里面的水后就死了。在经历了最初的震惊和失去亲人的痛苦后，普雷斯布格尔意识到，要想继续活下去，唯一的办法就是不去理会身边发生的一切，甚至是自己父亲的死。“想活得长，就必须忘得快。”他说。
在以铁人般的意志力进行自控、特别是忍耐着饥饿和口渴带来的巨大痛苦时，普雷斯布格尔没想到对童年经历的回忆帮了他：“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父母会给我零花钱让我在上学路上买三明治，但我从来都不买，而是去买甘草糖。所以一整天我除了甘草糖什么都不吃，直到下午回家。”这意味着在比克瑙，当身边的人都“饿得发疯”时，他却能够应付：“我习惯吃得不多，到现在还是这样。”
依靠回忆过去的贫苦生活撑下来的不只奥托·普雷斯布格尔。如雅各布·兹伯斯坦在讨论罗兹隔离区时所说的，许多德国犹太人难以忍受隔离区的生活，因为他们来自条件优渥的家庭，而他和他的家人来自相对贫困的地区，所以反差没有那么大。西尔维娅·韦塞勒也在富裕的中产阶级斯洛伐克女性身上发现了类似的情况。来奥斯维辛之前，斯洛伐克中转营的生活条件就已经让她们感到难以忍受，而她这种出身较贫寒的人应付起来则要容易得多。帕维尔·斯滕金也发现，作为奥斯维辛里的苏联战俘，他艰苦的成长经历现在成了优势。小的时候没有足够的食物，也没有得到过很多疼爱，这些现在却成了可贵的资本。
犹太人隔离区和集中营里这种形式的“筛选”，正是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在万湖会议上提出应该予以关注的。纳粹笃信达尔文主义的“适者生存”思想，他们无法容忍那些经受住强制劳动的可怕考验的犹太人。事实上，是纳粹的种族理论创造出他们自认为最需担心的敌人。这种排除一切的坚持到底、把自己的扭曲逻辑发挥到极致的做法，是造成纳粹的“最终解决”与其他一些种族灭绝行为不同的原因之一。为了实现纳粹的目标，每一个犹太人都必须从德国的领土上消失，不管通过何种方式。
奥托·普雷斯布格尔最近重访了比克瑙的尸体掩埋地点，他想起几千名跟他一起从斯洛伐克来到奥斯维辛的同胞，他们如今却不能再踏上这样的旅途。“太可怕了。我还记得我当时挨着父亲（站在这里）。在这儿工作的大部分人都跟我来自同一个城市，他们所有人我都认识。人在一天天消失。他们肯定还埋在附近某个地方。只有四个人熬过了那三年活了下来。”
1942年春天和初夏，数千名来自上西里西亚地区和斯洛伐克的犹太人在“小红房”和“小白房”里失去了生命。在去往毒气室的路上，格哈德·帕利奇这样的党卫队军官会跟每个犹太人聊天，问他们的职业、有什么专长。鲁道夫·霍斯曾在他的回忆录中强调，如此大规模的屠杀之所以能成功实施，最关键的一点是整个过程在极其平和的气氛中进行。霍斯还写道，如果队伍中有人在前往毒气室的途中说起窒息或屠杀，造成“恐慌迅速蔓延”，那么屠杀会变得困难得多。而这种情况是有可能发生的。后来，纳粹会重点关注那些有可能造成这类麻烦的人，一旦有任何迹象表明精心创造的顺从气氛可能遭到破坏，他们会第一时间不引人注目地把这些人转移到队伍看不见的地方，然后用小口径手枪把他们打死，这种手枪声音较小，可以保证附近的人不会听到。
那些察觉到将会发生什么的母亲，与她们的孩子走过“农院里鲜花开满枝头的果树”（霍斯语）迈向死亡，她们所承受的情感折磨我们几乎无法想象。霍斯写道，有一次，一个女人悄声对他说：“你怎么下得了手，杀死这么漂亮、这么可爱的孩子？你就没有一点同情心吗？”还有一次他看见，一个女人在毒气室的门被关上的那一刹那想要把她的孩子们扔出来，还大喊：“至少让我的宝贝们活下来吧！”这些令人心碎的场景确实曾给霍斯带来一些感情困扰，但他在回忆录里写道，骑上快马飞奔一阵，或是喝上几杯酒以后，没有什么烦恼忘不了。[39]
将大规模屠杀集中在比克瑙一个偏僻的角落里进行，意味着奥斯维辛主营的日常事务可以不再受屠杀干扰。虽然犯人的生活依然非常艰苦，但对党卫队来说，这里变成了一个有可能在工作之余休息放松的地方。因被怀疑参与波兰抵抗运动而被盖世太保抓捕的塔德乌什·里巴奇[40]，其所见所闻证明了这一点。
几个月以来，里巴奇换了数次工作，最终得到一份最抢手的——在党卫队餐厅做服务生。就在斯洛伐克女犯于1942年春到达奥斯维辛的同时，党卫队的女看守也到了这里。里巴奇目睹了好几次狂欢晚宴。“一群流氓的聚会，”他回忆起其中一个夜晚，“他们唱歌、喝酒、大声庆贺，什么样的酒都有。我把酒倒进他们的玻璃杯里，当我把酒递给一个女看守时，她开始拉我的胳膊，对我说：‘亲爱的……’所有人都开始看我。当时我的处境特别危险，我差点把酒洒出来。但幸运的是，有个党卫队守卫冲她喊：‘闭嘴！你这个贱女人！’然后她就松手了。”那天晚些时候，里巴奇又注意到另一个女看守向他和其他服务生调情。“有个醉醺醺、大块头的女人摇摇晃晃地走着，大概是想去洗手间，她看见我们站在那里，就开始朝我们比划一些暗示性交的手势。我们一个个面无表情，低声对彼此说：‘她想干什么？那个婊子！’”
他无法不去注意党卫队看守的放荡生活与犯人残酷的生存现状形成的极大反差：“只有犯人会死于饥饿。他们在集中营里的生活本来就是一个渐进的处决过程，因为他们要面临饥饿、挨打和重体力劳动。但他们（党卫队）什么都有。我们在宴会上看到，那里什么都有，有各种酒，甚至还有法国白兰地。他们什么都不缺。那里看起来就像魔鬼们的可怕聚会，你无法想象那幅景象。”
尽管如此，里巴奇深知自己能够在餐厅做一名服务生是多么幸运。这份工作不仅是“有屋顶的”——他认为这是他能熬过冬天的最主要原因——而且还可以让他直接接触到集中营里最最重要的物品：食物。他和其他当服务员的犯人能偷什么就偷什么，然后把它们藏在这栋房子的阁楼里。但这样做也要冒着巨大风险。一次，几个党卫队士兵正站在紧邻餐厅的自助餐台前，里巴奇和其他几个服务生听到了很大的声响，他们回头朝餐厅望过去，“吓得头发都竖起来了”。“一个人的两条腿和半个身体从天花板上露了出来。”他们马上就知道发生了什么。有一个服务生在阁楼藏偷来的食物时滑倒了。“你在上面要特别小心地踩在横梁上，否则就会踩空。”本来他们所有人都可能性命不保，但幸运的是，附近的党卫队士兵完全沉醉在大笑和豪饮当中，没有回头看这个房间。掉下来的那个犯人又爬了回去，瓦砾也被迅速清扫干净。但这还是在天花板上留下一个大窟窿。第二天早上上班时，他们用黄油和香肠贿赂了一个党卫队士兵，让他不要过问这个洞是怎么回事。两天以后他们把洞补好了。
朋友在天花板上踩空，无助地垂挂在空中的两条腿——若不是发生在奥斯维辛，塔德乌什·里巴奇的回忆其实相当滑稽；而他和他的同胞通过贿赂一位党卫队普通士兵逃脱了惩罚这个事实，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好莱坞制片人酷爱设置的德国守卫形象。在西方，战俘营生活往往以一种传奇的方式被讲述。但是，在奥斯维辛，里巴奇的故事与上述一切毫无共通之处。相反，它再一次清楚地表明，1942年夏天，奥斯维辛分成了两个彼此隔绝的营地。这种隔离不光体现在地理位置——比克瑙坐落在距离奥斯维辛主营不到2英里的泥沼之中——也体现在思想和心理状态。一边，塔德乌什·里巴奇这样的犯人努力获得最好的工作、“顺手牵来”更多的食物，竭尽所能地争取活下去的机会，而在另一边，男女老少在到达营地的数小时之内便惨遭杀害。
对于霍斯来说，那个夏天他的主要精力无疑应该放在比克瑙和屠杀的具体操作上。而在两个经过改造的农舍内建造毒气室、在户外焚烧尸体等做法，仍是纳粹为完成他们布置给自己的屠杀任务所找出的临时解决方案。奥斯维辛此时的屠杀流程仍然效率不高，纯属凑合。距离成为大规模屠杀中心这个目标，奥斯维辛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现有的屠杀能力极其有限。与霍斯及其同僚在战后给出的证词相反，他们多次自主研发新的措施以开展大规模屠戮。但他们知道，他们最重要的任务还有待完成，这也是后来使奥斯维辛臭名远播的——
成为一座杀人工厂。
[1] 引自古斯塔夫·吉尔伯特，《纽伦堡日记》（Nuremberg Diary, Farrar 1947）。
[2] 引自Christopher Browning，《最终解决的起源：1939年9月—1942年3月纳粹犹太人政策的演变》（The Origins of the Final Solution: The Evolution of Nazi Jewish Policy September 1939—March 1942, William Heinemann 2004），第318页。
[3] BBC访谈。
[4] BBC访谈。
[5] 引自Ian Kershaw，“第三帝国中的犹太人迫害与德国人的公众舆论”（The Persecution of the Jews and German Public Opinion in the Third Reich），载于《利奥·贝克研究所年鉴》（Yearbook of the Leo Baeck Institute, 1981），第二十六卷，第284页。
[6] 苏联国家军事档案（Russian State Military Archive）502K/1/218。
[7] Peter Witte等编著，Himmler’s Dienstkalender 1941/2（Hamburg 1999）， 第123页，脚注2，及Sybille Steinbacher, Musterstadt Auschwitz （Munich 2000），第238—239页。
[8] BBC访谈。
[9] BBC访谈。
[10] Irena Strzelecka和Piotr Setkiewicz，“集中营及其分营的建设、扩大及发展”（The Construction, Expans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amp and Its Branches），载于《奥斯维辛1940-1945，集中营历史上的核心问题》（Auschwitz1940—1945, Central Issu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Camp，第一卷，奥斯维辛-比克瑙国立博物馆2000年），第78页。
[11] 鲁道夫·霍斯，《奥斯维辛指挥官》，第123页。
[12] Michael Thad Allen，“邪恶的细节：比克瑙毒气室，1941年10月”（The Devil in the Details: the Gas Chambers of Birkenau, October 1941），载于《大屠杀与种族灭绝研究》（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16/2 2002秋。
[13] 《大屠杀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the Holocaust第二卷，Macmillan, New York），第902页。
[14] BBC访谈。
[15] BBC访谈。
[16] Christopher Browning，《通往种族灭绝之路》（Path to Genocid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第28—56页。
[17] 引自Burmeister 1961年1月24日的证词，路德维希堡联邦档案馆，303 AR-Z 69/59，第3页。
[18] 《希特勒席间谈话：1941—1944》（Hitler’s Table Talk 1941—1944 , Phoenix Press 2000）。
[19] 引自Peter Longerich，《未写下的命令》（The Unwritten Order, Tempus 2001），第78页。
[20] Gerhard Weinberg，“盟军与大屠杀”（The Allies and the Holocaust），载于Michael J. Neufeld和Michael Berenbaum编著，《对奥斯维辛的轰炸：盟军与大屠杀》（Allies and the Holocaust in the Bombing of Auschwitz , St Martin’s Press, New York 2000）第20页。
[21] J. Noakes和G. Pridham编著，《纳粹主义：1919—1945》，第三卷，第1126页。
[22] 引自Longerich，《未写下的命令》，第92页。
[23] BBC访谈。
[24] 1961年11月8日，pp. 5-6 2 StL 203 AR-2 69/59 Bd3.
[25] 引自Ernst Klee, Willi Dressen和Volker Riess,《那时岁月》第255页。
[26] BBC访谈。
[27] 注：Perry Broad于1942年4月到达奥斯维辛。
[28] 《纳粹党卫队眼中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第129页。
[29] 《纳粹党卫队眼中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第130页。
[30] 马伊达内克（Majdanek）集中营于1941年10月建于卢布林附近，建造之初拟用于关押苏联战俘，后来关押的大多为犹太人和波兰人。该集中营内也建造了一个使用齐克隆B的小型毒气室。但无论屠杀能力还是规模，它都不能与奥斯维辛相提并论，且最初也不具有集中营的功能。
[31] 安德烈·赫林卡（Andrej Hlinka，1864—1938），斯洛伐克神父、政治家，是二战前捷克斯洛伐克最重要的公共人物之一。1938—1945年斯洛伐克人民党内的军事组织赫林卡卫队便以其命名。
[32] BBC访谈。
[33] BBC访谈。
[34] BBC访谈。
[35] 依据威斯里舍尼的战后证词，该证词分别于1946年5月6日和7日（Statny oblastny archive v Bratislave, Fond Ludovy sud, 10/48）和1946年8月12日（Statny oblastny archive v Bratislave, Fond Ludovy sud, 13/48）在斯洛伐克收录。另见Koso于1947年4月11日提供的证词（Statny oblastny archive v Bratislave, Fond Ludovy sud, 13/48）。
[36] BBC访谈。
[37] Deborah Dwork和Robert Jan van Pelt，《奥斯维辛：1270年至今》，第302页。
[38] 《纳粹党卫队眼中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第105页。
[39] 霍斯，《指挥官》，第150页。
[40] BBC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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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进度：第二章 服从命令与自主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