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永遠煥發青春的城市
在我獲得自由的第一年，我把巴黎作為禮物奉獻給自己。旱年，我曾兩次匆匆到過巴黎，對這座異常繁華的城市只有粗淺的瞭解，但我知道，誰年輕時在那裡生活過一年，他就會一輩子都帶著一種莫大的幸福回憶。任何一個地方都沒有象這座城市那樣，有一種使人處處感到青春活力的氣氛。任何人都有這種感覺，但誰也沒有去探個究竟。
我此刻知道，我青年時代生活過的那個令人輕鬆愉快的：喜氣洋洋的巴黎如今是不復存在了。自從希特拉的鐵蹄踏上巴黎以來，那種令人讚嘆的怡然自得也許是一去不復返了。當我開始寫這幾行字的時候，德國軍隊、德國坦克正像白蟻一般湧向巴黎，要徹底破壞這座和諧城市的永不凋謝的繁榮、柔美、歡樂和色彩斑斕的生活。而現在終於出現這樣的局面：“卐”字旗在艾菲爾鐵塔上飄揚；身穿黑衫的衝鋒隊正在越過拿破崙的香舍麗榭大道進行挑釁性的閲兵。我從遙遠的地方：同樣可以感覺到，當佔領者的翻口皮靴踐踏巴黎市民的那些。舒適的酒吧和咖啡館時，那些從前十分好心腸的市民們是怎樣流露出屈辱的目光的，屋子裡的人是怎樣膽顫心驚的。我自己的任河不幸似乎也沒有像這座城市受到的侮辱那樣，使我如此震顫和沮喪。因為沒有一座城市有像巴黎這樣具備——種天賦的本領：能使任何一個與她接近的人感到歡欣。她曾給予我們最睿智的學說、最傑出的榜樣；同時她又給每一個人開闢了自由和創造的天地，使每一個人在美的享受方面越來越豐富——難道她今後還能把這一切賜予我們的後代嗎？
我知道，我明白，今天遭受苦難的不僅僅只有巴黎，整個歐洲在今後幾十年內部不會重新出現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那一番面貌。自第一次大戰以來，某種陰影在一度十分明亮的歐洲地平線上再也沒有完全消失過。國與國之間、人與人之間的怨恨和不信任，就象消耗體力的毒素一樣滯留在殘疾的肌體之中。儘管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二十五年給社會和科學技術帶來了長足的進步，但就個別國家而論，在我們這個小小的西方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不失掉許多自己過去的生活情趣和悠然自得。早先，意大利人即使在極度的貧困中也像孩子似的高興和相互充滿信任，他們又笑又唱，戲謔當時糟糕的“政府”——我可以用幾天的時間來描述這方面的情形。可是他們現在卻不得不昂着頭，懷着怏怏不樂的心情憂鬱地邁着行軍的步伐。昔日的奧地利，在它的一片友善氣氛中，一切都顯得自由自在、漫不經心，一味虔誠地信賴自己的皇帝和賜予他們如此安逸生活的上帝，這樣一個奧地利，難道我今天還能設想嗎？今天的俄國人、德意志人、西班牙人，他們都不再知道：“國家”——這個殘忍的饕餮怪物從他們心靈最深處的骨髓裡吸走了多少自由與歡樂。今天的各國人民只感到一片巨大的、濃重的陰影籠罩着他們的生活。但是我們這些尚能見識過個性自由世界的人卻知道，並且能夠作證：昔日的歐洲人曾無憂無慮地欣然觀望着歐洲光怪陸離的色彩變幻，而我們今天卻不得不為之心驚膽顫：我們這個世界由於自相殘殺的狂熱竟變得如此暗無天日，到處是征服和囚禁。
然而，儘管如此，我仍然覺得，能愉快地感到生活逍遙自在的地方，莫過于巴黎。巴黎以它的各種形式美與溫和宜人的氣候，以它的財富和傳統，出色地證實了生活的逍遙。當年，我們這些年輕人中，每個人都在那裡享受過這種逍遙自在，同時反過來又把我們自己的逍遙自在增添到巴黎身上。無論是中國人、斯堪的那維亞人、西班牙人、希臘人、巴西人、還是加拿大人，都感到在塞納河畔就像在自己家裡一樣。那裡沒有任何的強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說話、思想、歡笑、責罵。你喜歡怎樣生活就怎樣生活，可以合群也可以獨身自處；可以闊綽也可以節儉；可以奢華也可以像波希米亞人似的簡樸。巴黎為每種特殊需要留有餘地，考慮到各種可能性。那裡有豪華型餐廳，備有各種美味佳餚和二三百法朗的各種葡萄酒；還有馬倫哥①和滑鐵盧時代的非常昂貴的法國康涅克酒。但是，在旁邊拐角的任何一家酒店裡，也可以吃到几乎同樣豐盛的飯菜，同樣可以痛飲。在拉丁區②的十分擁擠的大學生餐廳裡，在食用滷汁煎牛排以前或之後，花上幾個銅幣就可以嘗到美味小吃，而且還可以喝到紅葡萄酒或白葡萄酒，吃上一隻扁擔形狀的精美白麵包。在穿戴方面，每個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愛好打扮。大學生們頭戴標緻的四角帽在聖米歇爾路上蹓躂；那些拙劣的“畫匠們”也戴這種帽子；但畫家們卻鄭重其事地打扮自己，頭上戴的是寬邊大身禮帽，身上穿的是具有浪漫色彩的黑色絲絨茄克；工人們穿著藍色上衣或者襯衫安然自得地在最幽雅的林蔭道上漫步；保姆戴着寬大的布列塔尼人的便帽；酒吧招待穿著藍色圍裙。午夜之後，就會有幾對年輕人開始在大街上跳舞，而警察則在旁邊笑着觀望：這時，任何人都可以在大街上干自己的事！當然，必須不是法國國慶七月十四日那一天。在巴黎，誰也不會在別人面前感到不自在；非常漂亮的姑娘和一個漆黑的黑人或者一個眼睛細長的中國人挎着胳膊走進最近的小旅館時一點也不感到難為情。在巴黎，誰去關心什麼種族、階級、出身？——只是到了後來這些才被吹成嚇唬人的東西。當時，誰都可以和自己喜歡的男人或者女人一起散步、聊天、同居。別人的事和自己有屁的關係。是呀，誰想真正愛上巴黎，他得先好好瞭解一下柏林。他得先帶著自己那種經過痛苦磨練的、僵硬的等級觀念體驗一下那種心甘情願的德國奴性。在德國，一個軍官夫人不會和一個教師的妻子“來往”，這個教師的妻子不會和一個商人的太太“來往”，這個商人的太太不會和一個工人的老婆“來往”。可是在巴黎，大革命時期的遺風猶存。一個無產階級的工人覺得自己和他的僱主一樣，是一個自由和舉足輕重的公民。一個飯店服務員會在咖啡館裡和一個穿金絲邊軍服的將軍像同事般地握手。勤勞、規矩、愛乾淨的小市民太太們對同一條樓道里的一個妓女不僅不會嗤之以鼻，反而每天在樓梯上和她閒聊，她們的孩子還會給她贈送鮮花哩。有一次，我親眼目睹一群諾曼第的有錢農民在參加洗禮之後走進一家高級餐棺——馬德連教堂附近的拉律餐館。他們穿著笨重的鞋，踩在地上像馬蹄似的噔噔直響，一身自己鄉村的服裝，頭髮上塗著一層厚厚的髮油，連廚房裡的人都可以聞到香味。他們高聲談話，而且酒喝得越多嗓門越大。他們一邊放聲大笑，一邊肆無忌憚地輕拍自己胖女人的臀部。他們身為真正的農民，坐在潔亮的燕尾服和濃扮盛裝之間，卻一點也不感到拘束。再說，那個鬍子颳得非常光亮的服務員也不對他們嗤之以鼻，而是以對待部長們或者閣下們的同樣禮貌和周到侍候他們，要是在德國或者英國，服務員對這些如此鄉氣的顧客早就用鼻子吭氣了。梅特爾大飯店甚至把以特別的熱情迎接這些不拘小節的顧客當作一種樂趣。巴黎人只知道對立的事物可以並存，不知道什麼上等和下等。在繁華的大街和骯髒的小巷之間沒有明顯的界線。到處都是一樣的熱閙和歡樂。在郊區的農家庭院裡，賣唱藝人在演奏樂曲，窗外傳來年輕女縫工一邊幹活一邊唱歌的聲音；空氣中不時飄蕩着歡笑聲或親切的呼喚聲。當兩個馬車伕間或發生了“口角”，他們事後仍然會握手言好，一起喝上一杯葡萄酒，吃幾顆非常廉價的牡蠣。沒有什麼棘手或者頭痛的事。和女人的關奈，容易接上也容易脫離。每個姑娘都會找到一個和自己般配的男人，每個小伙子都可以找到一個對兩性關係比較開放的活潑女友。是呀，如果你想生活得輕鬆愉快，那麼你最好到巴黎去，尤其是當你年輕的時候！光是東遊西逛就已經是一種樂趣，同時也始終像在給你上課，因為所有的一切都向每個人開放：你可以走進一家舊書店，瀏覽一刻鐘舊書，店主人不會發出怨言和嘀咕，你可以去幾家小美術館。你可以在舊貨商店裡磨磨蹭蹭地挑選—切。你可以在德魯奧特大飯店依靠拍賣過寄生生活。你可以在庭園裡和女管家閒聊。倘若你在大街上閒逛，街道兩旁的新產品、新面貌會像磁鐵般地吸引你，使你眼花繚亂，流連忘返。當你累了的時候，你可以在上千家咖啡座中找一家有平台的地方坐下，在不花錢的紙張上寫信，一邊聽小販們兜售那些過剩的和滯銷的劣等品。唯一困難的一件事是：獃在家裡或者回家走的時候，尤其是當春暖花開之際，陽光明媚，塞納河上波光粼粼，林蔭道上的樹木吐出新綠，年輕的姑娘們每人都戴着一小束用一個銅幣買來的紫羅蘭；不過，你要想在巴黎生活得心情愉快，也確實不一定非要在春天不可。
①馬倫哥（Marengo ），意大利一地名，一八 00 年六月十四日拿破崙在此大勝奧軍。
②拉丁區，巴黎的大學區。
在我初到巴黎的那一會兒，這座城市還沒有像今天這樣似的借助地下鐵道和各種汽車聯給成一個密不可分的整體。在當時，主要的交通工具是由渾身冒着熱氣、肥壯的馬匹牽拉的廂式豪華馬車。誠然，從這類寬敞的豪華馬車的第二層上，即從車頂的座位上，或者從同樣不是急駛的敞篷馬車上觀光巴黎，是最方便不過的。不過這樣一來，想從蒙馬特到蒙巴拿斯①去一趟，便是一次小小的旅行了。因此，我覺得那些關於巴黎小市民十分節儉的傳聞是完全可信的。那些傳聞講：有一些住在塞納河左岸的巴黎人卻從未到過塞納河的右岸；有一些孩子只在盧森堡公園玩過，卻從未見過圖勒裡公園和蒙梭公園。一個真正的市民或者看門人最喜歡蟄居在家，獃在自己的小圈子裡；他在大巴黎內部替自己創造了一個小巴黎。而且巴黎的每一個區域都有自己的明顯特點，甚至有不同的地方鄉土色彩。所以對一個外地人來說，選擇何處下榻，得下一番決心。拉丁區對我已不再有吸引力了。在我二十歲那年到巴黎作短暫逗留時，我一下火車就向那裡奔去。第一個晚上，我就三經坐在瓦歇特咖啡館裡，並且懷着敬意讓別人指給我看魏爾倫曾經坐過的座位，和那張他酒醉時老是用自己粗實的手杖怒氣沖沖敲打的大理石桌子，目的是給我自己增加些體面。為了向他表示尊敬，我這個不喝酒的詩壇小跟班還省喝了一杯苦艾酒，儘管我覺得那種發綠的蹩腳酒一點都不可口，但是我認為，作為一個敬仰前輩的年輕人，我有義務在這拉丁區裡恪守法國抒情詩人們的儀式。按照當年的時尚，我最願意住在梭爾邦區①的一間六層樓上的閣樓裡，以便能此我從書本上所知道的更真實地領略拉丁區的“真正”風采。可是當我到了二十五歲的時候，我卻不再覺得那裡顯得十分古樸和富有浪漫色彩。
①蒙馬特（Montm.rtre），今巴黎塞納河北面的一繁華區，聖心堂所在地；蒙已拿斯（Montptrnasse）。今巴黎塞納河南面的一繁華區。
①梭爾邦區（Scrbone ），又稱拉丁區，位於塞納河左岸，是現今巴黎的大學區。
我覺得，這個大學生居住區太國際化了，太沒有巴黎味了。再說，我替自己選擇一處長久的住所，主要的不再是按照那種文人的懷古情緒，而是儘可能有利於我自己的工作。我十分經心地四處巡視。我覺得，從有利於工作這一點講，香舍麗榭大道根本不合適，和平咖啡館附近就更不合適。——所有那些來自巴爾幹半島的有錢的外地人都在和平咖啡館約會，除招待員外，沒有一個人說法語，倒是教堂和修道院林立的聖緒爾比斯教堂周圍的清靜地區對我有吸引力，里爾克和絮阿雷斯②也曾喜歡在那裡居住；就我的願望而言，我最希望在聯結塞納河兩岸的聖路易河心島上找到住所。但是在我第一個星期的散步之中我找到了一處更美的地方。當我在羅亞爾官的畫廊裡溜躂時，我發現在由“平等”公爵③于十八世紀建造的一大片千篇一律的住房方群中有一幢當年鶴立鷄群的高雅府第現在已降為一家頗為簡陋的小旅館。我讓人給我看了看裏邊的一間房，我十分驚喜地注意到，從房間的窗戶望出去正好看到羅亞爾官的花園，在徐徐降臨的暮色中花園已變成模模糊糊的一片。城市的喧囂在這裡也只能隱隱約約地聽到，猶如遠方海邊的波濤不斷拍擊的聲音，塑像在月光下閃耀；清晨，風兒有時會把附近“廳堂”裡的濃郁的菜餚香味吹來。在羅亞爾宮的這座具有歷史意義的四方形建築中曾居住過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的詩人和政治家們。在羅亞爾宮的街對面是那幢瑪塞利娜·代博爾德一瓦爾莫④居住過的房子，巴爾扎克和維克托·雨果曾經常在這幢房子裡攀上成百級的狹窄梯階，到閣樓裡去造訪這位我非常喜愛的女詩人。羅亞爾官是卡米耶·德穆蘭①號召人民群眾向巴士底獄進攻的地方，它如今仍然閃耀着冷酷無情的光輝；羅亞爾官裡那條鋪着地毯的走廊曾經是一群並不十分崇尚倫理的夫人們悠閒做步的地方，那個可憐的小小少尉波拿巴曾在這群婦人中間為自己尋找過一位女恩人②。總之，那裡的每一塊石頭都敘說著法國的歷史。此外，只隔着一條街的地方，便是國家圖書館，我可以在那裡度過整個上午。藏有繪畫的羅浮官博物院和人群川流不息的林蔭大道也都不遠。我終於住進那個最合戲意願的地方，幾個世紀以來那裡是法國的脈搏、巴黎的心臟。我今天還記得安德烈·紀德有一次來看我的情景。他對巴黎的市中心竟有這樣清靜感到驚訝，他說：“我們自己這座城市最美的地方非得由外國人來向我們指出才是。”說真的，在這座世界上最繁華的城市的最熱閙的市中心，除了這一間富於浪漫色彩的書房以外，我再也無法找到另一處既具有巴黎的風格、同時又非常僻靜的地方了。
②安德烈·絮阿雷斯（Ansre Suares，一八六八———九四八），原名伊薩克·費利克斯（Lsaac Felix ），法國詩人、評論家和劇作家。他是羅曼·羅蘭、安德烈·紀德等人的朋友，他們都認為絮阿雷斯是與他們平起平坐的作家。但他自己卻禁錮在哲學之中，無論是詩集和論著，文體過于花哨，內容龐雜，使讀者疲于應接。代表作有詩集《巴黎之舟》、《影子的夢》、論著《無模特幾的肖像》等。
③“平等”公爵，即指法國波旁王族奧爾良公爵路易·菲力浦·約瑟夫（du-cd Orleans ， Louis-plilippe-Joseph，一七四七——一七九三），他在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後作為貴族代表參加三級會議，支持第三等級，將在巴黎的府邸羅亞爾宮向公眾開放，一度成為革命活動的場所。一七九一年他參加雅各賓俱樂部，次年八月以後放棄貴族稱號，更名菲力浦·平等，並被選人國民公會，投票贊成處死國王。十一月六日他本人被控犯有叛國罪而遭革命法庭處決。
④瑪塞利娜·代博爾德一瓦爾莫（Marceline Desbordes 一 Valmote，一七八六——一八五九），法國女詩人，代表作有《哀歌與小唱》、《淚》、《可憐的花朵》等詩集。她一生坎坷，詩歌多為愁苦之音，因而受到浪漫派的高度重視，也為象徵派所喜愛。《詩藝》作者魏爾蘭曾從她的詩歌中汲取不少有益營養。
①卡米耶·德穆蘭（Camile Desmoulins ，一七六○——一七九四〕，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政治活動家。一七八九年七月十二日，他在羅亞爾宮向群眾發表演說，號召人民舉行起義，並帶領群眾向巴士底獄進發。後因反對恐怖政策而于一七九四年四月和丹東一起被處死。
②菲力浦·平等公爵在巴黎的府第羅亞爾宮在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時期一度是革命黨人的沙龍。其時，嶄露頭角的拿破崙·波拿巴初到巴黎，並不完全得意，他出沒于革命黨人的沙龍，後經巴拉斯介紹，他在這裡結識了年輕寡婦約瑟芬·德·博阿爾內，並于一七九六年春結婚。據傳，約瑟芬是巴拉斯的好友；由於拿破崙和約瑟芬結婚，拿破崙才得以仰仗巴拉斯的提名而受命為意大利方面軍司令，故稱約瑟芬是拿破崙的恩人。但是歷史學家們否定這一說法。
當時，我急不可待地在大街上四處溜躂，觀看許多東西，尋找許多東西！因為我不僅要重溫一九 0四年的巴黎，而且要用自己的全部感宮、用自己的心靈體驗亨利四世、路易十四、拿破崙和革命的巴黎，要瞭解雷蒂夫·德·拉布列塔尼、巴爾扎克、左拉和夏爾一路易·菲力浦①的巴黎，要熟悉巴黎的所有街道、人物和事件。誠如我在法國始終感受到的那樣，我在巴黎也深切感受到：一種偉大的寫實文學是怎樣以它經久不衰的力量長存於民間。因為在我親眼目睹巴黎的一切以前，它們早已通過詩人們、小說家們、歷史學家們、風俗畫家們：的描繪藝術事先在我的心目中變得十分熟悉，只不過在實際接觸中顯得更加形象生動罷了。肉眼的觀察原本就是把似曾相識的東西“重新認出來”，就像希臘悲劇的劇中人重新認出自己的親朋一樣，這種樂趣，正如亞里士多德所讚譽的，它是一切藝術享受中最富於魅力和最扣人心弦的。但是有一點：你要發現一個民族或者一座城市最關鍵和最隱秘之處，卻永遠不能通過書本：同時，即使你整天四處遊逛，也永遠不能獲得；而是始終只能通過這個民族或這座城市最優秀的人物。你要瞭解民族和鄉土之間的真正關聯，唯有從你和活着的人的思想友誼中獲得，一切從外部的觀察始終是一幅不真實的粗略圖像。
①夏爾一路易·菲力浦（Cbarles 一 Louis、Phlippe ，一八七四——一九○九），法國小說家，代表作有小說《蒙帕納斯的蒲蒲》等。
這種友誼，我是具備的。其中，和萊昂·巴扎爾熱特②的友誼最為深厚。由於我和維爾哈倫的密切關係（我每週要到聖克盧大街去看望他兩次），我不必像大多數外國人那樣陷到那個由國際畫家和文人組成的華而不實的小圈子裡去。那幫子畫家和文人一般都在穹隆咖啡館聚會；而且在其他地方，例如在慕尼黑、羅馬、柏林，基本上也是那一幫子人，相反，我可以和維爾哈倫一起去看望另一些畫家和詩人，他們身居這座燈紅酒綠、喧囂城市的中心區，但每人都生活在自己創造的靜謐之中，就像住在一個孤島上，埋頭于創作。我還見到過雷諾阿的美術創作室和他的學生中的佼佼者。這些印象派畫家們的作品今天價值數萬美元，但他們當時的生活，從外表上看，卻和一個小市民的生活以及和一個領取養老金者的生活，沒有什麼兩樣。他們不像慕尼黑的藍貝赫①和其他一些著名畫、家那樣講“排場”：以自己的仿造龐貝式樣的豪華別墅來炫耀。他們只有一幢帶一間美術創作室的小房子。同畫家們一樣，那些詩人們的生活也相當簡樸。我不久就和他們十分熟悉。他們大多數人都有一個份內工作不多的小官職。在法國，從上到下對從事文學藝術工 作是非常尊重的，於是多年來就形成了這樣一種聰明的辦法：給那些從自己的工作中得不到高收入的詩人和作家們一些不惹人注意的清閒差事做做，例如，任命他們當海軍部或者參議院的圖書館員。那是一種薪俸不多而工作極少的差使。因為參議員們只是在極難得的情況下才去借一本書，所以，佔有這樣一個閒職的幸運者就可以在那幢別具一格的古老的參議院大樓裡于工作時間寫他的詩，窗外是盧森堡公園，室內是又安靜又舒適，而且不必為稿費着忙，因為這種雖然不多的穩定收入對他們來說已經是足夠了。另一些詩人，有的身兼醫生，像後來的杜阿梅爾①和社爾丹②，有的開一爿小小的圖畫商店，像夏爾·維爾德拉克③；有的當中學教師，像儒勒·羅曼④和讓一里夏爾·布洛克⑤；有的在哈瓦斯通訊社坐著混時間，像保爾·瓦萊裡⑥：有的幫助出版商幹點事。但是沒有一個人有像他們後輩似的自命不凡：他們的後輩全被電影和大量的印數給毀了，剛一嶄露藝術的鋒芒，就立刻想過一種隨心所欲的生活。而當時的那些詩人們卻不慕虛榮，他們之所以從事這些經過選擇的卑徽的職業，無非是想使自己的物質生活略有保障，以保證自己精神勞動的獨立性。因為有了這樣一種生活保障，他們就能夠不去理睬腐敗的巴黎大報紙；他們就能夠為自己的小雜誌寫文章而不取任何稿酬——維持這些小雜誌總是要作出個人犧牲的；他們就能夠平心靜氣地接受這樣的事實：他們的劇本只有在文學家的小劇院裡演出；他們的名字起初只為少數人所知。無論是克洛代爾①、貝璣②、羅曼·羅蘭、還是絮阿雷斯、瓦萊裡，在數十年間也只有極少數的文學中堅才知道。他們是繁忙的閙市區裡唯一從容不迫的人。為了能在藝術方面進行自由和大膽的思想，對他們來說，默默無聞地生活，為一群遠離“閙市區”的安靜的人們靜悄悄地工作，比去出風頭要為重要。他們甘心過一種澹泊的小康生活而並不覺得羞澀。他們的妻子自己下廚和操持家務。晚上朋友們聚會的時候，招待都很簡單，因而顯得更加親切。大家圍着一張上面馬馬虎虎鋪了塊花格檯布的桌子，坐在廉價的草編椅子上。房間裡的陳設並不比同一層樓裡的那個安裝工闊氣。然而大家都覺得自由自在、無拘無束。他們沒有電話、沒有打字機、沒有秘書。他們避免使用一切機械器具，就像他們不願使自己成為宣傳機器的工具一樣。他們像一千年以前似的用手著書。即使是像“法國梅居爾”這樣的大出版社也不採用口授打字，沒有複雜的器具。他們不追求外表：不為追求名望和排場而浪費時間和精力。所有這樣一些年輕的法國詩人們和整個法國民族一樣，懷着對生的樂趣而生活着，誠然，是以他們最高尚的形式，即懷着對寫作的無限喜悅而生活着。
②萊昂·巴扎爾熱特（L éon Baza1gete），法國著名翻譯家，生平不詳。
①弗朗茨·馮·藍貝赫（Franz von Lenbach ，一八三六——一九○四）。德國寫實主義肖像畫家。
①喬治·杜阿梅爾（GeorgesDuhame1，一八八四——一九六六），法國著名作家，法蘭西學院院士，代表作育《烈士傳》、《文明》、《天堂生活的回憶》、《黑暗帝國的新聞》等。
②呂克·杜爾丹（Luc Durtaln ，一八八一———九五九），原名安德烈·內普弗（AndréNepveu），法國小說家、評論家，本人又是醫生。
③夏爾·維爾德拉克（Charles Vildrac ，一八八二——），原名夏爾·梅薩熱（Charles Messager），法國詩人、評論家、小說家、劇作家。他作為法國的修道院文社的成員和卓絶的一致主義詩人，對後代的許多詩人曾產生深遠的影響。
④儒勒·羅曼（Jules Romains ，原名LouisFarigou1e，一八八五——一九七二），法國著名作家，法蘭西學院院士。
⑤讓一里夏爾·布洛克（Jean一 RichardB1och.一八八四——一九四七），法國小說家、評論家、劇作家）他是羅曼·羅蘭的朋友，長期保持通信關係，一九六四年發表了他們的《通信集》。
⑥瓦萊裡于一九○○年進入哈瓦斯通訊社，任通訊社主持人勒貝的私人秘書達二十年。
①保爾·克洛代爾（PauIClaude1 ，一八六八——一九五五）。法國詩人，戲劇家。他和瓦萊裡在文學吏上都被認為是後期象徵主義的最重要的詩人。瓦萊裡在藝術上師承馬拉梅，而克洛代爾則師承蘭波。
②夏爾·貝璣（Charlespéguy ，一八七三——一九一四），法國作家，代表作有詩劇《霞娜·達克》等。一九○○年他創辦的《半月叢刊》團結了法朗士、羅曼·羅蘭等大報傾向進步的作家，該叢刊在法國思想界和文學界曾有較大影響。
我新結交的這樣一些朋友以他們清廉的為人大大修正了我心目中的法國詩人的形象。他們的生活方式和布爾熱①以及其他一些著名時代小說家們②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同，後一類作家以為“沙龍”就是整個世界！我以前在家裡曾從讀物上得到過這樣的印象：一個法國女人無非是一個只知道照鏡子的交際花，滿腦子的艷遏、揮霍，可是法國詩人們的妻子卻完全糾正了我的這種有罪的錯誤印象。她們勤儉持家、謙虛樸素，即便是在最拮据的情況下，也能象變魔術般地在小爐灶上創造小小的奇蹟：她們精心照料孩子，並且在一切文學藝術方面又和自己的丈夫心心相印，我從未見過有比她們更賢慧、更嫻靜的主婦！只有作為朋友、同行，在那個圈子裡生活過的人，才瞭解真正的法國。
①保羅·布爾熱（Paul Bourget，一八五二———九三六），法國著名小說家、文學評論家。
②指專以表現某個時代為內容的小說家。
萊昂·巴扎爾熱特，是我朋友們的朋友，他的名字在法國新文學的大多數著作中被不公正地遺忘了。可是他在那一代詩人中卻佔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因為是他把自己充沛的精力毫無保留地傾注在翻譯外國作品上，從而為他所喜愛的人奉獻出自己全部的風茂年華。我在他這個天生的“同道”身上看到了一個活生生的自我犧牲者的卓絶典型。他是真正的獻身者。他認為自己畢生的唯一任務是：幫助他那個時代的最重要的有價值的作品發揮作用；而他自己卻從來不必作為那些重要作品的發現者和推廣者享受應得的榮耀。他的滿腔熱忱，完全是由他的思想覺悟自然促成。他看上去頗有一點軍人氣質，儘管他是一個積極的反軍國主義者。和他交往，可以感到一個真正戰友的那種誠摯。他在任何時候都樂於幫助人，給人當參謀；待人一貫誠懇；辦事像鐘錶一樣準時，他對別人遇到的一切都很關心，但卻從不考慮自己個人的好處。為了朋友，他從不吝惜自己的時間和精力、世界各地都有他的朋友，但為數不多，而且有所選擇。他用十年時間翻譯了惠特曼的全部詩歌，並且寫了一部關於惠特曼的豐碑式的傳記，以便讓法國人瞭解這位詩人。他用惠特曼這樣一個熱愛世界的自由人作榜樣，引導國人的思想眼光越出國界，使自己的同胞變得更剛毅、更團結，這已成為他畢生奮斗的目標，即：一個最優秀的法國人，同時也是一個最熱忱的反國家主義者。
我們很快成了情投意合、親如兄弟的朋友，因為我們兩人偽思想都不是隻得到自己的國家，因為我們喜愛外國的作品，願意為介紹外國作品獻身而不謀求任何實惠的好處，因為我們兩人把思想自由看作是生活中最最重要的事。我從他身上第一次瞭解到那個“帷幕後面”的法國。當我後來在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一書中讀到，奧裡維①是怎樣反對那位德國人約翰·克利斯朵夫時，我彷彿覺得，書中的描寫簡直就是我和萊昂·巴扎爾熱特之間的親身經歷。這就是，我們之間的友誼始終遇到一個棘手的問題，而其產主的頑強阻力在通常情況下必然會妨礙兩個作家之間誠摯、融洽的關係。這個棘手的問題是：巴扎爾熱特以他驚人的坦率態度決定不接受我當時寫作的一切。不過，我覺得，這正是我們的友誼中最美好、也是我最難以忘懷的一點。他喜歡我本人，並對我為翻譯維爾哈倫的作品所作的貢獻懷有最深切的感激之心和敬：意。每逢我到巴黎，他總是誠心誠意地到火車站來接我，總是第一個和我打招呼、表示歡迎的人。凡是他能幫助我的地方，他都願意儘力。在一切關鍵性的事情上，我們都是看法一致，關係之融洽，勝似通常的兄弟。但是他對我自己當時的作品卻抱一種堅決否定的態度。他是在昂利·吉爾波②（此人後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和作為列寧的朋友，扮演過重要角色）的翻譯作品中初次讀到我的詩歌和散文的，然而卻直言不諦地表示反對，他毫不留情地指責說，我的所有那些作品都和現實沒有絲毫關係，完全是一種（他最憎惡的）玄奧文學，他還說，他之所以生氣，是因為那些作品恰恰是我寫的。他為人一貫耿直，在這一點上從不妥協，也不講什麼情面。譬如說，當他負責一家雜誌時，他曾要求我給予幫助——所謂幫助，是指他曾要求我替他從德國物色一些能幹的撰稿人，即，替他從德國組約一些比我自己的文稿更好的稿件。至于對我這個他最親近的朋友本人，卻從未要求寫一行字，也不打算發表一行字。雖然與此同時他在為一家出版社校訂我的一本書的法譯本——而他這樣做，是沒有任何稿酬的；完全是一種出於真誠友誼的犧牲。儘管我們之間的關係這樣怪異，但那種情同手足的友誼在十年時間裡卻從未削弱過，這使我更加覺得我們之間友誼的特別可貴。後來，當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宣佈我早年的作品一律作廢，並使自己的作品終於達到一種具有個性的思想內容和形式時，恰恰是巴扎爾熱特對我的讚許，使我分外高興，因為我知道他對我的新作品的肯定完全是真誠的，就像他在以往的十年裡對我的作品直爽地表示否定一樣。
①奧裡維，是《約鈞·克利斯朵夫》一書中的另一主要人物，他是約翰·克利斯朵夫的朋友，但兩人性格迥異。
②昂利·吉爾波（Helri Guilbealux，一八八五——一九三八），法國社會黨人，新聞工作者。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出版和平主義的《明日》雜誌，主張恢復國際聯繫。一九一六年參加昆塔爾代表會議。從二十年代初起在德國居住，任《人道報》記者。他是法國齊美爾瓦爾德左派出席共產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的代表。
我在這裡還要提到萊納·馬利亞·里爾克這個尊貴的名字。雖然他是一位德語詩人，但我卻在回憶巴黎生活的這一頁中提到他，這是因為我在巴黎時和他見面次數最多，和他關係最好，是因為他比其他許多人更愛巴黎；我彷彿看到在構成這座城市背景的古老人物像中，他的容貌尤其突出。當我今天回想起他和其他一些對語言藝術有着千錘百煉之功的大師們時，即，當我回想起曾象不可企及的星漢照耀過我青年時代的那些可尊敬的名字時，我的心中不禁產生這樣一個令人悲哀的問題：在我們今天這個動盪不堪和普遍驚惶失措的時代，難道還有可能再次出現當時那樣一些專心致志于抒情詩創作的單純詩人嗎？我今天懷着愛戴的心情不勝惋借的那一代詩人，難道不是再也無處尋覓了嗎？——在我們今天這些被各種命運的風暴攪得十分混亂的日子裡，那一代的詩人們是後繼無人了。那些詩人們，他們不貪圖任何的外表生活，他們不是一般的凡夫俗子，他們不羡慕榮譽、頭銜、實利，他們所追求的，無非是在安靜的環境中搜索枯腸，把一節一節的詩句完美地聯結起來，讓每一行詩都富於音樂感，光彩奪民詩意濃郁。他們所形成的社會圈子，在我們日常的塵囂生活中簡直像是一個僧侶團，他們故意疏遠日常生活。在他們看來，天底下最重要的，莫過于那些柔美的、然而比時代的轟隆聲更富有生命力的音響；當一個韻腳和另一個韻腳搭配得非常妥貼時，便會產生一種無法形容的動感，這種動感雖然比一片樹葉在風中落下來的聲音還要輕，但它卻能以自己的迴響觸及到最遙遠的心靈。不過，儘管他們離群索居，但在我們當時的年輕人看來，那樣一群如此潔身自好的人是多麼崇高，那樣一群一絲不苟的語言的守護人和獻身于語言的人（他們把自己全部的愛獻給了詩歌語言，他們的語言不迎合當年的時代和報紙，而是追求不朽的生命力）確實是我們的榜樣。我們簡直羞於看他們一眼，因為他們生活得小心謹慎，從不出頭露面，招搖過市。他們有的像農民一樣住在鄉下，有的從事一種小職業，有的作為一個熱情的漫遊者周游世界；他們所有的人只為少數人所知，卻也被那些少數人熱烈愛戴。他們有的在德國，有的在法國，有的在意大利，但又都在同一個國度，因為他們只生活在詩的王國之中。他們就是這樣棄絶一切世上曇花一現的東西，專心于藝術創作，從而也使自己的生活成了一種藝術作品。我經常覺得，在我們當時的青年一代中竟會有那樣純潔清白的詩人，簡直不可思議。不過，也正因為如此，我今天不時以一種暗自優慮的心情問自己：在我們今天這樣的時代，在我們今天這樣新的生活方式之中（這種新的生活方式扼殺了人的各種內在的專心致志，就像一場森林大火把動物驅趕出自己最隱蔽的窩一樣），難道還會有那樣一群全心全意獻身于抒情詩藝的人嗎？當然，我清楚地知道，每個時代都會有一位詩人創造奇蹟，歌德在他為拜倫而寫的輓歌中所說的那句動人的安慰話始終是對的。他說：“因為世界將不斷創造他們，就像他們自古以來不斷創造世界一樣。”那樣一些詩人是天生會不斷產生的；因為即使是最失體面的時代，蒼天也總還要偶爾給它留下這種珍貴的信物。而我所說的這種時代，難道不恰恰就是我們今天這個時代嗎？——在我們這個時代，即使是最潔身自好的人，最不問世事的人，也得不到安寧，得不到那種創作中醞釀、成熟、思考和集中思想所需要的安寧；而在戰前的歐洲，在那個比較友善和冷靜的時代，詩人們還是能得到這種安寧的。我不知道，所有那些詩人——瓦萊裡、維爾哈倫、里爾克、帕斯科裡①、弗朗西斯·雅姆②——在今天還有多少價值；不知道他們對今天這一代耳朵裡常年充滿的不是悅耳的音樂，而是宣傳機器的聯噪和兩次大戰炮轟的隆隆聲的人，還有多少影響。我只知道，並且覺得有責任，懷着感激的心情說出這樣的事實：那樣一代對神聖的詩歌藝術刻意求工的獻身者們，在一個已經愈來愈機械化的世界裡，曾使我們受到莫大的教育和感到無比的幸運。而當我今天回顧往事，我覺得我一生中最有意義的收穫，莫過於我有機會能和他們中的某些人親自交往，莫過於我和他們的持久友誼可以常常和我早年對他們的景仰聯繫在一起。
①喬瓦尼·帕斯科裡（Giovanni Pascoli，一八五五一一九一二），意大利詩人。幼年時，父親慘遭胳殺，母親和四個兄妹相繼去肚，給他的心靈留下創傷。他回憶童年，緬懷死者，寫了大量的行情詩，抒發內心的哀痛，並勻勒出一個超脫塵世的理想世界。主要作品有《怪柳集》、《最初的詩》、《卡斯忒維丘之歌》。他的詩歌莊浪漫主義基礎上接受象徵派影響而形成獨特的風格，對意大利現代詩歌有重要影響。
②弗朗西斯·雅姆（Francis Jammes，一八六八一～一九，＼、，法國詩：人和小說家。和鳥拉美、紀德等人有交往，1948年出版了他和紀藝的《通信集》。
在那些詩人們中間，也許再也沒有一個人會比里爾克生活得更隱秘、更不顯眼。但那不是一種故意的、被迫的（或者說，像牧師似的出於無奈的）孤寂——猶如斯蒂芬·格奧爾格在德國過的那種孤寂生活。而里爾克，不論他走到哪裡或在哪哩駐足，在他周圍就會產生某種安謐的氣氛。由於他規避一切喧嘩嘈雜，甚至規避對他的讚揚——正如他自己說得好：那種讚揚是“圍繞着一個人的名字積聚起來的全部誤會的總和”——因此，那種華而不實的好奇的滾滾巨浪只能沾濕他的名字，卻從未沾濕過他本人。要找到里爾克是很困難的。他沒有住宅，沒有能找到他的地址，沒有家，沒有固定的寓所，沒有辦公室。他總是在世界上漫遊。沒有人能事先知道他會轉到哪裡去——就連他自己也不知道。對他那顆極其敏鋭和多愁善感的心來說，任何死板的決定、任何計劃和預告，都會使他覺得是一種壓力。所以，我和他的相遇，純屬偶然。有一次，我站在一家意大利繪畫陳列館裡，我彷彿覺得有人在向我友好地微笑，但我不知道他是誰。只是當我看到他的那雙藍眼睛時，才認出他來。他的眼睛在注視別人的時候，目光含蓄，從而使他本來並不引人注目的容貌分外有神。不過，恰恰是那種不引人注目的儀表是他性格中最深的秘密之處。他蓄着一撮下垂的金黃色小鬍子，神情略帶憂鬱。由於面部沒有明顯的線條，有點像斯拉夫人的臉形。成千上萬的人從這樣一個年輕人身邊走過，很可能不會想到他是一位詩人，而且是我們這個世紀最偉大的詩人之一。他的性格特點，即，內心那種不同尋常的壓抑，只有在和他的進一步交往中才會顯露出來。他的言談舉止是難以形容的斯文。當他走進一個眾人聚會的房間時，步履之輕，兒乎不會被人察覺到他的光臨。然後他會坐在一旁靜靜地聽。有時候，當他對什麼發生興趣時，就會無意識地昂起頭。在他自己開始說話時，他從不裝腔作勢或者慷慨激昂。他說話自然、簡單，就象一個母親給自己的孩子講童話那樣親切。聽他講話，讓人高興。即便是最一般的題目，到他嘴裡，就能講得生動活潑。
但是，一旦當他覺察到自己成了許多人的注意中心時，他就立刻中止，重新坐下來，悉心靜聽別人講話。他的每一個動作、每一個表情，都是這樣的斯文；縱然發出笑聲，也都是表示出那麼一點意思後就立刻收斂。輕聲細語是他的一種需要。所以，再也沒有比喧嘩嘈雜和感情上的激動更使他心煩意亂。
他曾對我說過：“那些把自己的感受象嘔血一樣傾吐出來的人，使我精神非常疲勞。所以，我很少接近俄羅斯人，就像我只是淺嘗幾口自酒一樣。”除了舉止的慢條斯理，整齊、清潔、安靜，也都是他生理上的需要。每當他不得不乘一輛擁擠的電車或者坐在一家嘈雜的飯館裡時，這都是使他心緒不寧的時刻。他不堪忍受馬虎潦草。
儘管境遇不寬裕，他對衣着還是非常講究，打扮得乾淨、入時。他的一身打扮也同樣是一件不惹人注意的經過精心設計的藝術品；而且還總帶著一點不顯眼的、完全是他個人的標記，即戴一件他心中暗自得意的小小裝飾品，譬如說，在手腕上戴一隻薄薄的銀鐲。這是因為他的要求完美和對稱的美感一直滲透到他的內心深處和個人生活之中。有一次，我在他的寓所看他在出門前是怎樣裝自己的箱子的。他不要我幫忙，認為我肯定弄不好。他把每一件東西非常精心地塞進事先留出的空處，簡直就像鑲嵌瑪賽克那樣細心。我覺得，倘若我去插上一手，破壞了他的那一番繡花似的工作，豈不是罪過。他的那種愛美的秉性一直滲透到他的各種無關緊要的小事。不僅僅是他把自己的手稿非常細緻地用圓熟的書法寫在最漂亮的紙張上，行與行之間相隔的空白，就像用尺量過似的，而且當他寫一封最最普通的信函時，也要挑選一張好紙，工工整整地用書寫體把字寫在隱綫格子裡，即便是寫一張最倉促的便函，他也從不允許自己塗改一個字，而是一旦覺得一句話或者一個字不完全恰當時，就立刻以極大的耐心把整封信重抄一遍。里爾克從不讓不完全滿意的東西出手。
他的那種慢條斯理、同時又專心致志的秉性對每一個和他接近的人都具有魅力。就像我能設想里爾克本人不會激烈一樣，我也能設想，在他的安詳的氣質熏陶下，不會有人再高聲喧嚷和態度蠻橫。因為他的舉止儀態本身就是一種神秘地不斷起作用的力量，一種教育的力量，一種道德的力量，感召着人的心靈。每次和他作較長時間的談話之後，我總有幾個小時或者幾天的脫俗之感；但是在另一方面，他的這種一貫注意節制的性格，即從不讓自己盡興的意願，都會及早限制任何顯得特別知心的感情。我相信，可以認為自己曾是里爾克的“朋友”並以此為榮的人，只有少數幾個。在他發表的六卷書信集中，几乎沒有和別人談心的話。而且自從離開中學以來，他几乎沒有對任何人使用過那個顯得象兄弟般親熱的稱呼——“你”。對他的特別多情善感的性格來說，某一個人或者某一件事和他過于接近，都是無法忍受的。尤其是所有剛強的男性，都會引起他不快的感覺。他倒更願意和女人們交談。他寫給女人們的信很多，也很樂意；在女人們面前他顯得舒暢多了。女人們的嗓子中是沒有喉音的，也許這種嗓音使他感到舒服。因為正是那種不悅耳的嗓音使他感到難受。我今天還清楚記得他和一個大貴族談話時的情景。他全身緊縮，雙肩耷拉，眼睛從未抬起來看一眼，為的是不致從眼神中流露出來，他聽那個貴族用假嗓子說話，渾身是多麼難受。但是，如果他對某人抱有好感，那麼和他在一起，又是多麼有意思！他事後就會感覺到里爾克內心的那種善意，雖然這種善意在他的話語和表情中流露得不多，它像一束暖人心窩、治人創傷的光芒穿透到心靈的最深處。
里爾克在這座使人心境開闊、最最開放的城市——巴黎的生活和工作，是謹小慎微的，這也許是因為他的作品和他的名字在這裡尚未為人所知，和因為他覺得自己作為一個隱姓埋名的人就始終會更自由、更得意。我去看他的地方是租來的兩間大小不同的房間。每間房裡陳設簡單，沒有任何的裝飾，但是由於他自己持有的審美感，所以你一進去就會立刻感到一種特有的氣派和寧靜。他租借的地方從來不會是某一幢鄰居嘈雜的大樓房。而寧可去找一幢老房子，即使不甚方便也罷，他都會有賓至如歸的感覺，而且不管他住在哪裡，他都會運用自己處享有條不紊的能力立刻把室內佈置得意味深長和適合自己的個性。他身邊的什物總是少得不能再少，但在一隻花瓶或在一隻碗裡始終開着鮮花，也許是女人們送的，也許是他自己深情地帶回家的，牆壁前總是放著書籍，裝訂漂亮，或者細心地包着書皮，因為他愛書籍，就像把它們當作不會吭聲的動物一般。寫字檯上筆直地並排着鉛筆和羽毛筆；沒有寫過字的自紙放在寫字檯的右角；房間裡還有一張俄羅斯的聖像和一張那穌釘在十字架上的天主教圖像，——我相信，不管他旅行到哪裡，這兩張圖像一直陪伴着他；這兩張圖像給他的工作室輕輕地蒙上了一層宗教的色彩，儘管他的情仰宗教的熱忱和任何固定的教條不沾邊。
我從每一個細節中感覺到，這樣的佈置是經過精心選擇的，並且深情地保持着。如果我借他一本他沒有讀過的書，那麼當這本書歸還到我手中時，上面已平平整整地包了一層緞面封皮，並且繫了一條彩色緞帶，就像一件節日禮物似的。我今天還清楚記得，他是怎樣把《旗手克里斯多夫·里爾克的愛和死亡之歌》的手稿當作一件珍貴的禮物帶到我房間裡來的，我今天依然保存着那條包紮過這疊手稿的帶子。但是，最令人高興的事是和里爾克一起在巴黎散步，因為這也就是說，和他一起意味深長地用彷彿睜大了的眼睛去觀看最不顯眼的東西。他會注意到任何的細微末節，即使是商店的招牌，只要他覺得那些字型大小韻律和諧，就會高興地念出聲來。
據我從他身上所知，他有強烈的興趣想把一座城市的每個角落都看遍的，似乎也只有巴黎。有一次，我們在我們共同的朋友家裡相遇，我告訴他說，我昨天偶然走到皮克普斯公墓的舊“柵欄”旁——那裡埋葬着斷頭台上最後一批犧牲者的骨骸，其中有安德烈·謝尼耶①。我向他描述了那塊令人感慨的小小草地，上面到處都是亂家；外國人是難得見到那種墳塋的；我還向他描述了，我隨後在回來的路上是怎樣從道路邊一扇敞開的大門看到一座修道院裡面的情景：一群半俗尼①手中拿着一串十字架念珠，默默地繞着圓圈在漫步，口中不吭一聲。這時我看到他——這個平時非常穩重、自製的人簡直有點急不可待。這是我看到他難得着急的幾回中的一回。他對我說，他一定得去看看安德烈·謝尼耶的墳地和那座修遭院，問我是否能領他去。其實我們第二天就去了。他默默地站在那塊孤寂的墓地前出神，並稱那塊墓地是“巴黎最有詩意的地方”。但是在回來的路上，那座修道院的門卻緊閉着。這時我就能考驗他沉靜的耐心了——他在自己的生活中和他在作品中一樣，是很有這種耐心的。他說：“讓我們等在這裡碰碰運氣吧！”說完就站在那裡，微微地低着頭，以便一旦大門開開的話就能看見。我們大約等了二十分鐘。隨後有一個修女沿著道路走來，並且拉響門鈴。
①安德烈·謝尼耶（Andre Chénier，一七六二——一七九四），法國詩人。他曾贊同法國一七八九年的大革命，但很快就暴露出“溫和派”的政治立場，一七兒四年七月被判為“人民的敵人”而送上斷頭台處決，主要作品有《悲歌集》和《牧歌和闐園詩集》，在題材與格律方面受希臘文學影響。
①半俗尼（Begine），不發願的修女。
他激動地輕輕低語道：“運氣來了。”可是那位修女發覺了他在不聲不響地窺視——我是說，人們從遠處的氣息中就能感覺到他身上的一切——於是向他走去，問他在等誰。
他以笑顏相迎——他的這種特有的輕柔的微笑立刻就會博得人們的信任——並且坦率地說，他非常想看看修道院的通道。現在是那位修女對他滿面笑容地說，她感到很抱歉，她不能讓他進去。不過她給他出了一個主意：他可以到旁邊的那間園丁的小屋裡去；從那間小屋的最上邊的窗戶口同樣可以看得很清楚。於是，這麼一點小主意，好像給了他許多恩惠似的。
後來，我還和里爾克相遇過多次，但是，每當我想起他，我總是記起他在巴黎時的情景，而巴黎最最不幸的時刻他卻沒有經歷到。
對於一個初出茅廬的人來說，遇見這樣非凡的人物，真是受益匪淺。但是我還應獲得那種對我整個一生具有決定意義的教益。而這種教益卻像意外的禮物一樣降臨到我身上。有一次，我們在維爾哈倫家和一位藝術史家討論起來，那位藝術史家抱怨說、偉大的雕塑和繪畫時代已經過去。我激烈地反對說，在我們中間不是還有羅丹嗎？——他作為一位雕塑家並不比過去的偉大遜色。我開始數說羅丹的作品，並且几乎憤憤不平起來——每當我反對一種異議時總是這樣。維爾哈倫悄悄地暗自發笑。他最後說：“你那麼喜歡羅丹，就應該和他親自認識認識。我明天就要到羅丹的創作室去。如果你覺得方便，我帶你一起去。”問我是不是覺得方便？我高興得簡直不能入睡。可是到了羅丹那裡，我又嘴笨得說不出話來。我沒有對他說一句恭維的話，我站在各種雕塑之間，就像他的一具雕塑一樣。令人奇怪的是，看來我的這種窘態博得了他的喜歡，因為告辭的時候這位老人向我發出了邀請，對我說，難道我不想看看他在默東①的原來的創作室。同時，他又立刻請我一起用餐。於是我得到第一點教益：偉大的人物總是心腸最好的。
①默東（Meudon）。法國地名，羅丹晚年居住于此，並于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在此逝世。
我得到的第二點教益是：偉大的人物在自己的生活中几乎都是最最樸實的。我們在這位享譽世界的偉人家裡——他的作品是我們當時一代人的楷模——就像親密無間的朋友，飯菜又是如此的簡單，就像一家中等水平農民的伙食：一塊厚厚實實的肉、幾顆橄欖，和一道豐足的水果，外加本地產的原汁葡萄酒。這使我慢慢地隨便起來，到最後說話也不拘謹了，彷彿這位老人和他的妻子與我相熟多年似的。
吃完飯以後，我們走進他的創作室。那是一間大廳，裡面集中了他的最重要作品的複製品，但是其中也放著數百件珍貴的單個習作——一隻手、一隻手臂、一束馬鬃、一隻女人的耳朵，大多數隻用石膏塑成。我今天還清楚記得若干件他用來自己練習的造型草稿；關於我在他的創作室裡參觀的那一小時，我今天可以講上幾小時。最後，羅丹大師把我領到一座台基旁，上面放著他的最新的作品——一具頭上蒙着濕布的女人肖像。他用自己一雙農民似的滿是皺紋的厚實的手揭下濕布，接着退後幾步。“妙極了”，我情不自禁地從憋了半天的口中冒出這麼一個詞，同時為自己說出這樣的陳詞濫調感到慚愧。可是他卻一邊打量着自己的作品，一邊以冷靜的客觀態度——其中沒有一丁點兒自鳴得意——輕聲地附和了一句：“是嗎？”接着又躊躇了一番。“只是肩膀還有點……等一下！”他說著脫去上衣，穿上白色工作服，拿起一把刮鏟，在肩上非常熟練地一刮，把那女人的柔軟皮膚弄平滑了，看上去栩栩如生，呼之慾出。接着他又後退幾步。“喏，還有這地方，”他喃喃地說道，又在細節上作了很小的改動，然而效果卻非常明顯。過後他就再也沒有說什麼，只是一會兒走向前，一會兒退後，從一面鏡子裡端詳着那具雕塑，一邊嘀嘀咕咕，發出一些別人聽不懂的聲音，一邊修改着。他的眼神，在吃飯的時候顯得和藹可親，這會兒卻閃爍着奇異的光芒，他彷彿變得更高大、更年輕了。他用全部熱情和魁梧身軀的全部力量工作着，乾著。“每當他快步走向前或後退時，地板咯吱咯吱直響。然而他聽不見這聲音。他也沒有注意到在他身後還有一聲不響的我站着。像我這樣一個年輕人能有幸親眼目睹這樣一位舉世無雙的大師從事創作時的現場，真是使我激動萬分，可是他卻把我全忘了。對他來說，我是不存在的，對他來說，只存在那座雕塑——他的作品，以及看不見的如何精益求精的構思。
一刻鐘過去了，半小時過去了。我今天已記不清我在那裡獃了多久。就時間方面來說，那都是了不起的偉大時刻。羅丹全神貫注埋頭于自己的創作。即便是雷鳴，也不會把他驚醒。他的動作越來越粗，好像發狠似的。完全沉浸在一種狂暴或者陶醉的狀態之中，他幹得越來越快。隨後，雙手漸漸變得遲疑起來。看來，這表明兩隻手已沒有什麼可干。他朝後退了一次，兩次，三次，再也沒有修改什麼。接着他輕輕地嘟囔了幾句，便非常細心地把布蒙到塑像四周，好像把一塊圍巾搭在一個心愛的女人的肩膀上似的。他深深地鬆了一口氣。他的形象重又顯得莊嚴起來。激昂的情緒漸漸消失了。隨後出現了我不可思議由事——也是我得到的最大教益：他脫下工作服，重又穿起家中穿的上衣，轉身準備走了。他在這段精神非常集中的時間內把我全然忘卻。他不再知道，有一個年輕人激動地站在他的身後，像他的雕塑一樣一動不動，呼吸短促，而這個年輕人是他自己帶進創作室的；為的是給他看看自己的作品。
他向房門走去。當他要關上房門的時候發現了我，而且几乎惱怒地望着我，心想：這個年輕的陌主人是誰？怎麼偷偷地溜進了他的創作室？但是他隨即又記起來了，並且几乎有點不好意思地向我走來。“對不起，先生”，他開始說道。可是，我只是感激地握住他的一隻手；我甚至想親吻這隻手。因為我在那一小時內看到了一切偉大藝術的永恆的秘密，即看到了世間任何一種藝術創作的訣竅：全神貫注，不僅思想高度集中。而且要集中全身精力；每一個藝術家都得把自己置之度外，忘卻周圍整個世界。我學到了這點對我畢生有用的教益。
我原來打算五月底從巴黎赴倫敦。但是我不得不把行期提前了兩周，因為原來使我非常可心的那處住所由於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麻煩而使我感到不快。這麻煩是由一段奇遇般的插曲造成的；這段插曲使我覺得非常有趣，同時也使我瞭解到法國環境裡的完全不同的思想方式，頗受教益。
事情經過是這樣的。在聖靈降臨節的時候，我離開了巴黎兩天多時間，為的是和朋友們一起去參觀壯麗的沙特爾①大教堂——我還從未見過那大教堂呢。當我星期二上午回到旅館的房間，正要換衣服的時候，我發現幾個月來一直安放在角落裡的我的那只箱子不見了。於是我跑下樓梯去找這家小旅館的老闆，他是整天和他老婆換着班坐在那間狹小的門房裡的。他是一個紅光滿面、矮胖的馬賽人，我常常喜歡和他開開玩笑，有時甚至和他一起在對過的咖啡館裡玩玩他最喜歡的十五子遊戲。①他聽我一說；便立刻激動起來，用拳頭拍着桌子，怒氣沖沖地大聲說道：“好呀，原來如此！”——別人不明白他說的什麼意思。他急急忙忙穿起外套——他坐在門房裡總是穿著襯衫——脫下方便的拖鞋，換上鞋子，一邊向我解釋事情的經過。也許我有必要在這裡先追述一下巴黎的住房和旅館的一個特點、以便弄明白事情的原委。在巴黎，較小的一些旅館和大部分私人住宅都沒有大門鑰匙，而是由“門房”，即看門人關大門，一旦外面有人敲門，大門就會由門房室自動開開。而在這些較小的旅館和住宅裡，一般只留一個門房或者房東、老闆自己看管大門，但不是整夜蹲在門房室，而是從自己的夫妻床上按一下電鈕把大門開開——大多數還處在半睡的狀態呢。如果誰要外出，就叫一聲：“請開開門。”同樣，每一個從外面進來的人，都得報一下自己的名字，以便到了夜間陌主人無法潛進屋來——理論上是這樣。現在再回過頭來說，有一天凌晨兩點光景，我住的那家旅館的門鈴被外面的人拉響了，進來的人也報了自己的名字，聽上去像是旅館裡的某一位住客；而且那位住客還在門房裡留下了自己的房間鑰匙。本來這是守門人的責任：從窗玻璃證實一下這位晚來客人的身分，但是顯然由於守門人太因而沒有這樣做。過了一小時後，裡面又有人要外出，叫了一聲：“請開開門。”守門人在開了大門後忽然警覺起來：怎麼凌晨兩點以後還有人要外出。於是他從床上起來，看到那個從旅館出去的人拎着一隻箱子向小巷走去；守門的旅館老闆趕緊披上睡衣，穿上拖鞋，跟蹤那個可疑的人。可是當他看到那個人拐了一個彎走進小田園街一家小旅館時，他自然也就不再懷疑那個人是竊賊或小偷了。於是又安安穩穩地躺下睡覺。
①沙特爾（Chartres），位於巴黎西南的城市。
①十五子遊戲（Trick —Track ），一種雙方各有十五枚棋子，擲色子決定行棋格數的遊戲。
而現在他對他自己所犯的錯誤感到十分後悔，他帶著我急急衝衝去找最近的那個站崗警察。隨後我們立刻到小田園街那家旅館去查問，並且發現：我的箱子雖然還在那裡，但那個小偷卻不在——顯然他是出去了，為的是到附近的某家酒吧去喝早晨咖啡。於是，兩名便衣警察在小田園街的那家旅館門房裡守候着那個壞蛋：當他半小時後毫無疑慮地回來時，他立刻被逮捕了。
現在，我們兩個人——老闆和我——不得不一起去警察局履行公事。我們被帶進那間警長的房間。那位警長是一位留着小鬍子、胖得要命、和藹可親的先生，穿著一件鈕扣解開的外套，坐在寫字檯後面。寫字檯上亂七八糟地堆滿着各種檔案，滿屋都是煙味。桌子上還放著一大瓶葡萄酒，這表明這位先生完全不屬於那種敵視生活和冷酷無情的警察行列。遵照他的命令，那只箱子被送進屋來。我應該說明，箱子裡是否缺少重要東西。看來，裡面唯一值錢東西是一本總額為兩千法郎的信用存摺，但是在我住了數月之後已經用去了許多，而且誰都明白，這樣一本存摺對別人是沒有用的；再說，這本存摺事實上還一直放在箱子的底部，沒有動過。於是作了這樣的口供記錄：我承認這只箱子是我的財產，裡面沒有丟失任何東西。這以後警長命令把小偷帶進來。我倒挺想看看那種場面。
說來，看到那種場面也真是值得。兩個警士押着小偷進來，他本來就又瘦又弱，夾在兩個粗壯的警士中間，更顯得奇形怪狀，活象一個可憐鬼。他衣衫襤褸，衣領都沒有了。看得出來，由於極度的饑餓，蓄着一撮小鬍子的臉尖復得象只老鼠面孔。他是一個很不高明的小偷——假如我可以這樣說的話。下面這一點就足以證明他很不在行：他沒有在作案後的第二天一早就帶著箱子溜之乎也。他站在有權力的警長面前，兩眼低垂，全身微微顫抖，彷彿是受冷受凍所致。我不得不羞愧地說，我不僅為他感到難過，甚至感到自己對他產生了某種憐憫之心。而當一名警官鄭重其事地把各種從他身上搜來的東西一一陳放在一塊大木板上時，我的同情之心更是倍增。簡直想不出還有比它們更稀奇古怪的藏在身上的東西了：一塊非常臟、非常破的手帕；鑰匙串上掛着十二把各種大小規格的萬能鑰匙和撬鎖鈎——互相碰撞起來會象樂器似的叮噹作響；一隻破皮夾；但是幸虧裡面沒有武器。這至少可以證明這個小偷雖然以大家熟知的方式幹他的行當，但用的卻是和平的方式。
首先，當着我們的面檢查了那只皮夾。結果令人驚訝。這倒不是因為發現裡面有幾千或幾百法郎，或者發現裡面一張鈔票也沒有，而是發現裡面有二十七張袒胸露肩的女舞蹈演員和女演員的照片以及三、四張裸體照。顯而易見，這無非是說明這個細瘦、優傷的小伙子是一個美的熱烈的愛好者，巴黎劇壇的那些明星們對他來說是可望而不可即，但他至少要把她們的照片藏在自己的心窩邊，除此以外，沒有其他不法行為。雖然警長用故意裝出嚴厲的目光，一張一張察看著那些裸體照，但卻逃不出我的觀察：一個處于這樣境遇的違法者竟會有這種收藏興趣，使他覺得很有意思。——我也和他一樣，因為當我看到這個可憐的罪犯對美有這樣的愛好時，我對他的同情也就再次明顯增加了。於是，當警長一邊鄭重其事地拿起筆，一邊問我是否“要起訴”——即對那個罪犯提出控告時，我自然立刻回答說：不。
也許為了弄明白這裡商的究竟，有必要在這裡再作一些補充說明。在我們的國家和在其他許多國家裡，凡是遇到犯罪案件，都是由官方起訴，即由國家向自己控制的司法部門公訴，但是在法國，是否要提出指控，可由受害人自由選擇。我個人覺得，這種法制觀念要比那種所謂刻板的法律更公正。因為自由選擇是否要起訴，就有可能寬恕另一個人所幹的壞事。但是在別的國家就不行，譬如說在德國，如果一個女人出於一時的嫉妒用左輪手槍傷害了自己的情人，不管你怎麼苦苦哀求，都無法使她免遭審判。國家要進行干涉，要把她從自己的男人身邊強行拽走並投入監獄——而那個在她激動之中遭到槍擊的男人說不定因為她的這種強烈感情而更愛她哩。然而在法國就不一樣，這對情人就會在道歉之後挎着胳膊一起回家，並且認為這件事情在他們之間已經解決。
當我剛剛說出一個堅決的“不”字時，就立刻出現了三種反應。那個在兩名警察之間的瘦弱傢伙忽然站起身來，用一種難以形容的感激目光望着我——那目光是我永遠不會忘卻的；警長滿意地放下他的筆，看得出來，我不再追究那小偷，也使他感到高興，因為這為他省去許多文牘工作。可是我的那位房東卻是另一種反應。他滿臉漲得通紅，開始對我大聲嚷嚷，說我不能這麼辦，這種無賴、“壞蛋”非得斬草除根不可。說我根本不會想到這類傢伙將會造成這樣的禍害。他說，一個正派高尚的人必須日夜提防這類流氓，如果你現在饒了一個，也就等於縱容了另外的一百個。一個小市民的全部誠實和耿直，同時也包含着那種心胸狹小，這時統統爆發出來了。——他覺得自己的生意受到了妨礙。為了避免那些和他有牽連的麻煩，他用威脅的態度、毫不客氣地要求我收回寬恕的成命。但是我毫不動搖。我語氣堅決地對他說，我已經找到自己的箱子，我沒有受到任何損失，對我來說一切都已解決，我沒有什麼可控告的。我說，我有生以來還從未對另一個人提出過什麼控告；而且在我今天中午口嚼一塊大牛排的時候，當我知道還有另一個人因為我的緣故不得不吃監牢裡的飯食，我的心情就會非常不愉快。我的房東一再堅持自己的意見，並且越來越激動。警長申明說，這事由我而不是由他作出決定；由於我堅持不起訴，這事才算了結。這時，房東猛地一轉身，怒氣沖沖地離開了房間，砰地一聲在身後關上了房門。警長站起身來，望着這位生氣的人的背影，露出微笑，一邊和我握手，表示默默的贊同。這樣，例行公事算辦完了。我伸手去拎箱子，準備把它帶回家。但是就在這一剎那發生了一點令人驚異的事。那個小偷不好意思地迅速走到我的身邊，說道：“喔，先生，您別拿，我把它送到您的家去。”於是我在前面大步走着，那個懷着感激心情的小偷在我身後拎着箱子。我們走過四條街，重新回到了我的旅館。
看來，一件令人惱怒的事就以這樣的方式非常輕鬆愉快地結束了。但是餘波未平，這件事又很快導致了另外兩件事的發生。我對法國人心理的初步瞭解應該歸功于這兩件事。當我第二天到維爾哈倫家裡去的時候，他不懷好意地笑着迎接我，開着玩笑對我說：“你在巴黎的奇遇真是不少。我事先一點也不知道你原來是一個非常有錢的傢伙。”我一開始不明白他說的是什麼意思。他遞給我一張報紙，我一瞧，上面登着一篇關於昨天發生的事的長篇報道，只不過經過浪漫主義的編造，已和原來的事實真相大不一樣，簡直使我難以相信。那篇報道以一種新聞記者的卓越技巧作了這樣的描述：一位高貴的外國人的一隻箱子在城內的一家旅館裡被竊——為了使我更加令人感興趣，我竟變得高貴起來——；箱子裡有許多最值錢的東西，其中有一本兩萬法郎的信用存摺——一夜之間，兩千馬克增加了十倍——以及其他各種無法補償的物品（實際上僅僅是一些襯衫和領帶）；開始時几乎無法找到線索，因為不僅小偷非常老練而且看來他在作案時對本地情況十分熟悉；但是警察分局的警長——某某先生以他“眾所周知的能力”和“非凡的洞察力”立刻採取了各種措施；他通過電話聯繫，只用了一個小時，巴黎所有的旅館和客棧都進行了徹底的檢查；由於他的措施一貫準確周密，所以在極短的期限內就逮住了那個壞蛋；警察局長為了表彰這位優秀警長的傑出成績及時給予了特別嘉獎，因為他用自己的能力和遠見再次為巴黎警察局的模範組織樹立了光輝的榜樣。——當然，這篇報道所說的一切，沒有一條是真的。那位好警長根本就沒離開過自己的寫字檯一分鐘。是我們自己帶著箱子把小偷送到他那裡去的。不過，他卻利用這次好機會，為自己撈到了宣傳資本。
如果說，這段插曲對那個小偷和對崇高的警察當局來說都算碰上了好運氣，但對我來說卻是倒霉得很。因為從那時起那個從前對我非常隨和的房東就處處與我為難，不讓我在那家旅館繼續獃下去。我走下樓梯。向坐在門房裡的他的老婆禮貌地打招呼。而她根本就不理睬我；生氣地把那不開竅的小市民的女人腦袋撇到一邊。那個小學徒不再認認真真地收拾我的房間。我的信件莫名其妙地丟失了。縱然在隔壁的幾家膺鋪和那家專賣煙店裡，我見到的也都是一張張冰冷的面孔；而往常，由於我大量消費煙葉製品，在那家專賣煙店裡是大受歡迎的，被當作老“朋友”。那種小市民的道德觀念受到了傷害，不僅那幢房子裡的人，而且整條小巷的人，甚至全區的人，都一致起來反對，因為我曾“幫助了”那個小偷。於是，到了最後我別無出路，只得帶著那只失而復得箱子出走並且非常灰溜溜地離開那家舒適的旅館，彷彿我自己曾犯了罪似的。
到過巴黎再到倫敦，給我的感覺，就象一個人在炎熱天突然走進陰涼之中。一個人剛到倫敦，都不由得會感到一陣寒顫，但是眼睛和其他各種知覺很快就會適應……我原打算在英國好好觀光兩三個月，似乎理應如此。因為幾個世紀以來世界是沿著這個國家的軌道向前運轉，如果不瞭解這個國家，怎麼能理解我們這個世界和通過它的各種人員評價這個世界呢？我希望通過大量的會活和頻繁的社交好好練一練我的蹩腳英語（順便提一下，我的英語從未真正說得十分流利）。可惜我沒有達到目的。我象我們所有歐洲大陸去的人一樣，在英吉利海峽的彼岸，和文學界很少接觸，在各種早餐談話和在我們小小的出租公寓裡簡短的交談時，凡涉及到宮廷、比賽、娛樂會這類內容，我總覺得和我完全不相干。當他們討論政治時，我也無法插嘴，因為他們說的那個傢伙，我不知道他們指的就是官廷大臣；而且那些紳士先生們總是隻稱呼名字，而不稱呼姓。面對那些馬車伕中的倫敦佬，我的耳朵聾了似的。
所以我在英語方面的進步並沒有如我所希望的那樣快。我曾試圖在教堂裡從傳教士身上學到一些好的措辭；我旁聽過兩三回法庭審理；為了聽到正確的英語，我到劇院去看戲。——但是我在巴黎處處可以遇到社交活動、輕鬆愉快和同伴情誼，我在倫敦卻始終必須費勁地去尋找。我找不到一個人可以和他討論討論對我來說非常重要的事情；由於我對體育、娛樂、政治以及他們平常關心的事抱著全然無所謂的態度，在那些好心的英國人看來，我大概是一個相當沒有修養和獃板的人。
我從未成功地把自己和某一個生活環境，即和某一群人從內心深處打成一片。所以，我在倫敦的十分之九的時間是在自己的房間裡寫作或在大英博物館裡度過的。
當然，起初我也曾企圖通過閒逛來好好瞭解一下倫敦。在剛到的八天，我在倫敦的大街小巷快步疾行，直至腳底灼痛。
我以一種大學生的責任感跑遍了導遊手冊介紹的所有遊覽勝地，從倫敦的塔梭滋夫人蠟像陳列館到英國國會。我學習喝英國談啤酒，並且用全英流行的煙斗代替巴黎的煙捲。我在成百件的小事上竭力去適應新環境。但無論是社交界還是文學界。我都沒有真正的接觸。而且，如果誰只是從外表上觀察英國，走馬觀花似地從那些重要的地方一掠而過，譬如說，只是從倫敦城內成百萬家公司商號門前匆匆走過，那麼他從外面除了看到擦得鋥亮的千篇一律的黃銅招牌以外，其他什麼也不會瞭解。那種吃身很深的皮製安樂椅的樣子，就象整個氛圍一樣，會使我精神上昏昏欲睡。因為我享受不了這種高明的休息，就象別人不會用全神貫注幹一件事或者體育運動來消除疲勞一樣。如果一個純粹的觀察者、即一個賦閒的人不善於把眾多的消閒活動提高到一種高尚的交遊藝術，那麼倫敦這座城市就會把他當作異己堅決排斥在外。而巴黎則會愉快地讓他參加到自己更為熱閙的生活中來。我的錯誤在於：我原本應該幹一點無論什麼工作——諸如到一家店舖去當見習生，或到一家報館去當秘書——來度過住在倫敦的兩個月時間，這樣我至少可以稍微深入一下英國人的生活，但我沒有這樣做，而認識到這一錯誤，為時已晚。作為一個從外面來的觀察者，我經歷得不多；只是到了許多年以後，在大戰期間我才得到一個關於實際的英國的概念。
在英國的詩人中，我只見到過阿瑟·西蒙斯①。他又幫助我得到葉芝的邀請。我非常喜愛葉芝的詩，而且純粹出於高興，我翻譯了他的優美的詩劇《水影》的一部分。我不知道那天是朗誦晚會。只有少數經過挑選的人受到邀請。我們坐在那間並不寬敞的房間裡，顯得相當擁擠，一部分人甚至坐在擱腳的小板凳上或者地板上。葉芝在一張黑色（或者是蒙着黑布）的斜面桌旁點燃起兩支碗口粗的巨大聖壇蠟燭之後，終於開始朗誦，房間裡的其他燈燭頓時全部熄滅。於是，在蠟燭的微弱亮光下，當梳着黑色害發的葉芝的頭做出強有力的動作時，顯得格外清楚。葉芝用抑揚頓挫的低沉聲音緩慢地朗誦着，一點也不顯得過分慷慨激昂。每行詩句都錚錚有聲，十分清亮，他朗誦得很美，確實也很莊重。我唯一感到不足的是他的那副矯揉造作的打扮。那件袈裟似的黑長袍使得葉芝有點象神甫；房間裡瀰漫著一股輕輕的香味，我想，這是粗大的蠟燭微微燃燒的結果。這一切使得一次自發的詩歌朗誦不象是文學欣賞，而更象是一次祭詩的儀式——但另一方面，這一切對我又有一種新奇的誘惑力。相比之下，我不由得回想起維爾哈倫朗誦自己詩作的情景：他只穿襯衫，為的是能用強健的雙臂更好地打出節奏，他不講排場，也不象演戲似的；我也想到了里爾克，里爾克也偶爾從一本書中吟幾行詩句，他說得簡樸、清楚，默默地為自己的措辭服務。葉芝的那次朗誦會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參加的“象演戲似的”詩人的自誦活動。雖然我非常喜愛他的作品，但我抱著一點懷疑的心情反對這種祭禮式的崇拜行為。儘管如此，葉芝當時曾有過我這樣一個懷着感激心情的客人。
①阿瑟·西蒙斯（Arthur Symons ，一八六五——一九四五），英國詩人、文藝評論家，法國象徵派詩人的支持者，著有《象徵派文學運動》（一八九九）一書。詩集有《剪影》、《倫敦之夜》等。
不過，真正稱得上我在倫敦發現的詩人，倒不是活着的人，而是一個當時尚被人們遺忘的人：威廉·布萊克①。他是一位孤寂、有爭議的天才。他的古拙和精細完美相結合的藝術品至今還令我神往。有一次，一位朋友建議我到大英博物館的印刷品陳列室——當時該陳列室由勞倫斯·比尼恩掌管——去看看那些有彩色插圖的書籍：《歐洲》、《美洲》、《約伯記》——那些書籍今天已成為古書店裡的稀世珍品；而且我也真象着了迷一般。我在那裡第一次看到了這一位富有魅力的人，他是屬於這樣一類人：他們好象長上了天使的翅膀用各種幻象在幻想的荒野上翱翔。我曾想用幾個星期的時間更深入地探究這位質樸而又非凡的人物的迷宮，並且打算把他的幾首詩譯成德文。想得到一張他的親筆畫簡直成了無法剋制的慾望，但是看來在當初只不過是一種夢想。一天，我的一位朋友阿奇博爾德·G ·B ·拉塞爾——他當時已是布萊克的最出色的鑒賞家——告訴我說，在他舉辦的展覽會上將出售一幅“夢幻式的肖像”，根據他的（也是我的）看法，這幅《約翰國王》是布萊克大師的最美的一張鉛筆畫。他對我說：“您對這張畫將會百看不厭”。事實證明他言之有理。在我的書籍和繪畫中，唯有這一張畫陪伴着我三十餘年。那位困惑的國王不時用神奇的明亮目光從牆上望着我；在我丟失和扔下的各種物品中，這幅畫是我在四處漫遊時最思念的。我曾在大街上和城市裡努力尋找過英國的天才，都沒有達到目的，而這個天才突然以布萊克這個真正星宿的形象出現在我的面前。於是，在這個世界上，又給我眾多的愛好增添了一種新的愛好。
①威廉·布萊克（WiIliam Blake ，一七五七——一八二七），英國詩人，水彩畫家，版畫家。
上一章
阅读进度：巴黎，永遠煥發青春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