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

人生大學

　　盼望已久的時刻終於來到了——令人厭煩的中學生活在上個世紀的最後一年結束。我們勉勉強強通過了畢業考試——因為我們對於數學、物理以及那些經院式的煩瑣課程又究竟知道些什麼呢·可校長卻為此用一篇慷慨激昂的演說向我們這群身穿莊重黑禮服的畢業生表示他的祝賀，說我們現在已長大成人，今後應兢兢業業為祖國增光。隨着畢業，同學之間長達八年之久的友誼也就煙消雲散了。從那以後我只再度相逢過少數幾個在中學時代風雨同舟的夥伴。我們大多數人進了大學。那些不得不尋找職業和工作的人只好用羡慕的目光看我們。

 

　　因為在那已經消逝的時代，奧地利的大學還有着一種具有浪漫色彩的特殊榮耀，當上一名大學生，就會享有某些特權，從而使年紀輕輕的大學生們覺得自己要比他們所有的同齡人都優越得多。對於這種古老的離奇現象，在德語國家之外大概是很少有人瞭解的，因此需要對這種離奇現象的荒誕性似不合時宜性作一番解釋。我們奧地利的大學大多創建於中世紀，在那個時候從事學術生涯，是被視為一種不同尋常的事。為了吸引年輕人上大學，就得給他們一定的特權。中世紀的大學生是不受一般法庭制裁的，警察也不能到大學裡來搜捕人或找麻煩。大學生穿的是特製的服裝。他們有權與人決鬥而不受懲罰。人們承認他們是一個有着自己習俗或者說惡習的幫派。後來隨着時間的流逝和社會生活的逐漸民主化，當中世紀遺留下來的其他種種幫派和行會日趨式微而解體時，那些受過大學教育的學者們也早已在全歐失去了這種特權地位。然而唯有德國和這個操德語的奧地利，等級觀念依然一直凌駕於民主之上。大學生們頑固地抱著這些早已失去任何意義的特權不放，甚至還想把特權擴大，使之形成一種大學生們的特殊慣例。一個操德語的大學生覺得自己除了享有公民的和一般的榮譽之外，首先應該享有一種大學生的特殊“榮譽”。因此，要是誰侮辱了他，誰就必須答應“決鬥”。也就是說，非用武器決一雌雄不可，如果那人證明自己也“有權進行決鬥”的話。所謂“有權進行決鬥”，根據這種自鳴得意的說法本身，顯然不是指某個商人或者某個銀行家，而是指只有受過大學教育和有學位的人或者軍官才能享有這種和一個嘴上無毛的愚蠢年輕人進行擊劍的特殊“榮譽”，這種“榮譽”在幾百萬人中間也難得有第二個人能享受。而另一方面，他之所以不得不“證明”自己具有這種男子漢氣概，也無非是為了標榜啟己是一個“真正”的大學生，也就是說，他要儘可能多地參加決鬥，甚至要在臉上留下這種英雄行為的真正標記——“劍刺的傷疤”，讓人看得一目瞭然，光滑的面頰、一個沒有傷痕的鼻子，和一個真正的日耳曼大學生的身分是不相稱的。所以，屬於某個大學生聯誼會的大學生，即那些衣帽上佩帶有色標記的大學生，必須經常去尋找新的“對手”，為此他們有時互相挑戰，有時向其他一些安分守己的大學生或者軍官們不斷尋釁。每一個新來的大學生都要在這種“聯誼會”的擊劍場上如法炮製地學會這種光榮的主要活動形式。此外，他還要信守團體的各種慣例。每一個新來者被稱之為“一年級新生”，由聯誼會的某一個師兄幫帶，他得像奴隷似的聽從這位師兄。而這位師兄則要教會他去適應那種高貴的“品嚐”藝術：點滴不剩地一口氣喝盡一大杯啤酒，一直喝到嘔吐為止，從而十分光彩地證明自己不是一個“懦夫”。有時候他們聚集在一起，大吼大叫地高唱大學生歌曲，或者在夜間成群結隊喧囂着穿過街道，嘲弄警察。而所有這一切，都被認為是“男子漢氣概”，“大學生風度”，“德意志氣派”。每當星期六聯誼會的大學生們戴着五顏六色的帽子和袖章，揮舞着旗幟出去“閒逛”時，這些頭腦簡單、對自己的行為盲目引為驕傲的年輕人似乎覺得他們就是青春精神的真正代表。他們蔑視那些對這種大學生的文明和德意志的男子氣概一竅不通的“庶民”。

 

　　對一個剛從外省來的中學生———個初到維也納、未經世面的小青年來說，這種充滿活力而又“愉快的大學生時代”顯然是一切浪漫色彩的化身。甚至那些已住在自己村子裡、上了年紀的公證人和醫生們，也還會數十年如一日地懷着興奮的神情仰望着交叉地掛在屋子裡的劍和彩色袖章。他們驕傲地把自己臉上的劍擊傷痕當作“受過高等教育”的標誌。而在我們看來，這種頭腦簡單而又殘忍的舉動是令人厭惡的，所以，當我們遇到一個帶有這類標誌的貨色時，我們就會明智地退避三舍。因為對我們這些把個人自由視為至高無上的人來說，這種嗜好侵略和挑釁的本性顯然是德意志精神中最糟糕和最危險的東西。況且我們也知道在這種矯揉造作、生硬刻板的浪漫行為背後包藏着精心算計過的各種實際目的。因為一個大學生一旦成為一個“好鬥”的大學生聯誼會的成員，就能保證他得到這個組織的“元老們”的提攜，使他日後得到高官厚祿，飛黃騰達。對在波恩的“普魯士人”來說，這是進入德國外交界的唯一可靠途徑；對奧地利的大學生來說，參加信奉天主教的大學生聯誼會，則是在執政的基督教社會黨中謀求肥缺的途徑。所以，那些絶大多數的“英雄們”心裡都十分明白：他們的有色袖章將來會替他們補償在大學的緊張學習中所耽誤的一切。額角上的幾道劍擊傷痕在接受任命時將會比額角後面裝的知識更起作用。不過，單是那副軍國主義黨徒的粗暴神氣，那種帶著傷疤而無事尋釁的面孔，就已經使我在跨進大學的教室時興味索然。那些真正有求知慾的大學生們也都是儘量規避這一幫可悲的英雄們。他們去學校圖書館時寧願走那不引人注目的後門，而不願穿過大講堂，為的是不願碰見這一幫傢伙。

 

　　我應該上大學，這是經全家商量早已決定了的事。但究竟學哪種專業·父母讓我自己選擇。哥哥已進入父親的企業。因此，對於第二個兒子的事似乎也不那麼迫切了。只是為了家庭的榮耀，最後非要弄到博士學位不可。至于專業麼，哪一種都行。奇怪的是，我對自己學哪一種專業也無所謂。對我這個早已把心獻給了文學的人來說，哪一種專業都不會引起我的興趣。我甚至在心底里不相信任何一所學院——這種不信任的情緒至今仍未消除。我認為好的書籍勝過最好的大學，這個埃默森①的公理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所以我至今仍然堅信：儘管一個人沒有上過大學，甚至沒有讀過中學，但他仍然可以成為一名傑出的哲學家、歷史學家、語言學家、法學家或其他什麼家。我在實際生活中曾發現過無數這樣的事實：一個舊書店的店員對於書的瞭解常常勝過有關的教授：一些經營藝術品的商人總是比研究藝術的學者更懂藝術；各種領域裡的大部分重要建議和發現，通常是由外行人提出來的所以我覺得那些大學課程對於智育的普遍提高是有實際意義的、是可行的和有所裨益的。而對那些具有創造性的個人則是多餘的，甚至還可能對他們起到阻礙作用。尤其是一所象我們維也納大學這樣有六七千大學生的大學，人滿為患，教師與學生之間那種有益的個人接觸從一開始就受到妨礙，而且曲于過于因襲舊的傳統而遠遠落後於時代。在這樣一所大學裡，我看不出有哪個教授的學科會對我具有魅力。因此，讓我自己選擇的範圍也就並不存在。應該倒過來說，不是哪個專業深深吸引了我，而是哪個專業最不使我頭痛，能在我自己的特殊愛好方面給予最大限度的時間和自由。於是我最後決定選擇哲學專業，或者按照我們舊的概念範疇，不妨說我選擇了“嚴密的”哲學。然而這實在不是出自內心的愛好，因為我的純抽象思維能力實在很差。我的思想無一不是從具體的對象、事件和人物形象發展而來。一切純理論和形而上學的東西，我是學不會的。但是哲學中那種純物質的領域則畢竟極為有限，因此去聽這種“嚴密”的哲學課程或參加討論倒是最容易混過去。唯一必須做的事，就是在第八學期末交一篇論文和參加唯一的一次考試。所以我從一開始就把時間都安排好了：在前三年對大學的學習不聞不問！然後在最後一年全力以赴去摳講義，草草對付一篇論文了事！這樣，大學也就給了我想要從它那裡得到的唯一東西：在我一生中有幾年自由支配的時間和去研究文學藝術——人生大學。

 

　　當我現在回顧自己一生的時候，像我剛上大學時的那種上學而又不上課的幸福時刻是為數不多的。我當時還年輕，因而還沒有那種責任感和事業心。總的說來，我是比較自由的。一天二十四小時，都是屬於我的。我可以讀書、寫作、一切隨自己安排，無需向任何人盡責。晴朗的地平線上尚未出現大學考試的陰雲，因為三年時間在一個十九歲的青年看來，是多麼漫長！多麼充裕！在這三年中可以得到多少意外的快樂和收穫！

 

　　我開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的詩作進行一次毫不惋惜的篩選（用我的話來說），編成一本集子。我今日仍不愧於承認：對我這樣一個剛剛中學畢業的十九歲的中學生來說，鉛字的油墨氣味是世界上最好聞的氣味，比設拉子①的玫瑰油還要香。不管哪一家報紙，只要發表了我的一首詩，都會自然而然地使我那脆弱的神智得到新的振奮。難道我現在不正該邁出決定性的一步，出版一本詩集嗎？那些比我自己還要充滿信心的同學們的鼓勵終於促使我下了決心。我冒昧地直接將詩稿寄給舒斯特爾·勒夫勒出版社，它是當時出版德語詩歌的一家有聲望的出版社，是李林克隆、戴默爾、比爾鮑姆蒙貝爾特等整整一代詩人的出版者，同時也出版里爾克和霍夫曼斯塔爾等人的嶄新的德語抒情詩。不久，那些令人難忘的幸福時刻就接踵而來——這種幸福時刻在一個作家獲得輝煌成就之後的一生中是不會再體味到的。一封蓋着出版社印章的信送來了——這是奇蹟和吉兆！我激動地把它拿在手中，沒有勇氣把它啟封。而當我讀到出版社已決定出版我的書並提出要保留出版我今後著作的優先權的那一瞬間時，我簡直連氣都透不過來！一包第一校的印樣寄來了，我懷着無比興奮的心情拆開郵包，看著那排印的鉛字、版式和書的毛本。幾周之後，第一批樣書寄來了。我不知疲倦地察看著、撫摸着、比較着，一遍又一遍！隨後就像孩子似的到幾家書店去轉悠，看看裡面有沒有自己的書，是擺在書店中央呢，還是擺在角落裡。以後的事麼，就是期待從各方寄來的信，期待最初的評論，期待從某個不相識的人、某個料想不到的人那裡獲得最初的反應———個年輕人當他第一部著作面世時，都會有這種我曾暗暗羡慕過的緊張、激動和興奮的心情。不過，我的這種陶醉只不過是對最初時刻的迷戀，而絶非自滿。我以後不僅沒有再重印我的《銀弦集》（這是我那已一去不復返的處女之作的書名），而且也不讓其中任何一首詩選入我的《詩集》，這一簡單事實足以證明我對自己的最初詩作很快就有了不同看法。那些詩句不是出於自己的親身體驗，而是一些不確定的預感和無意識的模仿，只是一種語言上的激情。誠然，為了引起同行們的注意，這些詩篇表現了某種音樂美和形式美，因而我不能抱怨說我沒有受到足夠的鼓舞。當年著名的抒情詩人李林克隆和戴默爾象，同行似的衷心讚譽我這個年僅十九歲的年輕人。我十分崇拜的里爾克把他的新詩集的單行本寄給我，作為對我那本“如此美好的書”的回贈。以後我還把里爾克的書當作我青年時代最珍貴的紀念品從奧地利的廢墟中搶救出來帶到英國（它今天又在哪裡呢？）。儘管我最後心裡有點陰沉，覺得里爾克贈給我的這第一件禮物——也是我收到的許多禮物中的第一件——已有四十年了，而且那熟悉的字句已是來自冥府的問候。不過，最使我驚喜不已的是馬克斯·雷格爾——這位除了裡夏德·施特勞斯之外當時在世的最偉大的作曲家來徵求我的同意，允許他能從我的詩集中選出六首譜成歌曲。後來我就經常在音樂會上聽到自己的這首或那首詩———些被我自己早已忘卻和捨棄了的詩句卻由於一位大師的這種兄弟藝術而流傳下來。

 

　　①設拉子，伊門西南部城市，法爾斯省首府，以盛產玫瑰花著稱。

 

　　這些出乎意外的讚許儘管也帶著坦率友好的批評，但它們畢竟及時產生了作用，使我有勇氣採取由於自己信心不足而從來未採取過的或者說至少是沒有及時採取的步驟。早在中學時代我除了發表一些詩歌以外還在《現代》文學雜誌上發表過一些短篇小說和評論。但我卻從來不敢向一家影響極廣的大報投稿。其實，在維也納也只有一家大報，那就是《新自由報》。這家報紙格調高，無論它的文化情趣還是政治聲望，都對整個奧匈帝國有所影響，就像英語世界中的《泰晤士報》和法語世界中的《時代報》一樣。而在德意志帝國境內的德文報紙，沒有一家曾為達到如此卓越的文化水準而進行過不懈的努力。《新自由報》的發行人莫里茨·貝內狄克特是一個具有非凡組織才能和孜孜不倦的人，他為使自己的報紙能在文學和文化方面超過所有的德文報紙而竭盡全力。當他崇拜某一位著名作家時，就會不惜代價，接連給他發去十封甚至二十封電報，並且預支每一筆稿酬，聖誕節和新年的節日版都增加文學副刊，刊登當時最著名的文學家的全部著作的目錄。阿納多爾·法朗士、蓋爾哈特·霍普特曼、易卜生、左拉、斯特林堡和肖伯納就會值此機會在這家報紙上聚會。這家報紙為指導全市乃至全國的文學事業作出過不可估量的貢獻。不言而喻，這家報紙的世界觀是“進步的”和自由主義的，它的態度是有節制和謹慎的，在代表古老的奧地利的高度文化水平方面堪稱表率。

 

　　在這座“進步”的殿堂裡更有一席特別神聖之地——即所謂“副刊”。像巴黎有名的日報《時代報》和《論壇報》一樣，副刊和那些瞬息即變的政治消息和日常新聞有“明顯的”不同，它只登載有關詩歌、戲劇、音樂和藝術方面的最精闢和最優秀的文章。而且只有那些早有定評的權威人士才能在副刊上有發言權。只有當一個作者具有透徹的判斷力、多年的經驗、嫻熟的文筆，並經過幾年試用之後才能到這種神聖之地來擔任副刊的主編。就象聖伯夫①以他的《月曜日》文學評論成為巴黎的絶對權威一樣，雜技大師路德維希·斯派達爾和愛德華·漢斯利克是《新自由報》副刊上戲劇和音樂方面的權威。他們倆人的贊成或反對決定着一部作品、一齣戲劇、一本書在維也納能否獲得成功，從而也常常決定着一個人的命運。副刊上的每一篇文章都是當時知識界的每日話題。他們討論、評議、讚賞或者持敵對態度。倘若在那些早已受人尊敬的“副刊作者”中間突然冒出一個新名字，那就簡直象發生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在年輕一代的作者當中，唯有霍夫曼斯培爾曾以他的幾篇優美文章偶爾在那裡占上一角，而其他的年輕作者就必須有自知之明，把自己的文章拿到文學刊物上去發表。誰能在《新自由報》的頭版上寫文章，那就等於為自己的名字在維也納樹立了大理石豐碑。

 

　　①夏爾·奧古斯坦·聖伯夫（Charles Augnstin Sainte-Beuve ），法國文學評論家，以文學評論集《月曜日漫談》和《新月曜日》著稱。

 

　　在我父輩們的眼裡，《新自由報》簡直就懸一位聖賢，而我競把一首小詩投給該報，我今天已不明白當時怎麼會有這種勇氣。不過，我最終遇到的卻不是簡單的拒絶。該報的副刊編輯一周只有一天對外接待時間，而且是在下午二點至三點的一小時之內。他要依次接待那些固定的著名撰稿人，只有極少的時間用來處理一個局外人的投稿。我順着旋轉式的小小鐵扶梯走到他的辦公室時，心怦怦地跳着。我請人進去通報，幾分鐘之後侍役回來，說副刊編輯先生有請，於是我走進那間又擠又窄的房間。

 

　　《新自由報》的副刊編輯名叫特奧多爾·赫爾茨爾。他是我有生以來見到的第一個應當享有世界歷史地位的人物。雖然他本人並不知道，他這樣一個人在猶太族人民的命運和我們時代的歷史中發生過何等重大的轉折作用。在那個時候，他的態度還是矛盾和曖昧的。他曾以寫詩開始自己的文學生涯，然而很快就顯露出一個報人的傑出天才，他先出任駐巴黎的記者，以後才成為《新自由報》的副刊編輯——維也納讀者最喜愛的人物。他的文章富於敏鋭和常常是明智的觀察力，筆調優美，高雅而嫵媚，無論是輕鬆的還是批判性的文章均不失大家氣度。就我記憶所及，在記者們所寫的文章中，他的文章是最有文化修養的，能使我們這座城市裡的善於挑剔的人們為之傾倒。他也曾有一齣戲劇在城堡劇院演出過，並獲得成功，從而使他成為一位名人，被青年們所崇拜，為父輩們所尊敬，一直到那發生意外的一天。命運總是知道怎樣把它所需要的人去找來以完成自己神秘的日的，儘管這個人想在命運面前躲藏起來。

 

　　特奧多爾·赫爾茨爾曾在巴黎目睹過一樁令他內心震撼的事，這也是使他一生發生變化的許多時刻之一：他作為一名記者列席了公開貶黜阿爾弗雷德·德雷福斯①的經過，他看到人們如何將德雷福斯的肩章撕下，儘管這個臉色蒼白的人大聲叫喊着：“我沒有罪！”在那一瞬間，赫爾茨爾內心深深知道德雷福斯確實是無罪的，他之所以蒙受那可怕的叛變嫌疑，僅僅因為他是一個猶太人。正直、見義勇為的特奧多爾·赫爾茨爾早在上大學時就為猶太人的命運而憂慮。甚至那種先知的本能使他早就預感到猶太民族的整個悲慘命運，雖然在當時好像還沒有發生什麼嚴重的事。由於他覺得自己是一個天生的領袖，自己的思想和世界知識極其豐富，一點都不比他那一副堂堂的儀表差，所以他在上大學時就提出過一個徹底解決猶太人問題的幻想計劃，甚至要通過自願的集體洗禮把猶太教和基督教統一起來，他總是沉醉于戲劇性的想象，希望自己有朝一日將領着成千上萬的奧地利猶太人走向斯特凡大教堂，用象徵性的舉動作出榜樣，一勞永逸地從歧視和仇恨的厄運中拯救出這個被驅趕和沒有祖國的民族。然而，他不久就認識到這項計劃是無法實現的。經過幾年工作之後，他終於不再去注意這個他自認為是他畢生責無旁貸要“解決”的問題。而現在，當德雷福斯受到貶黜的時刻，他想到自己的民族將要永遠受到歧視，心就像刀割一般。他想，如果種族隔離是不可避免的話，那就徹底隔離！如果我們命該遭到凌辱，那就驕傲地迎上去！如果我們因沒有祖國蒙受苦難，那我們就該自己建立一個祖國！於是他出版了《猶太國》這本小冊子。他在小冊子裡宣告：無論是寄希望于同化，還是一味的忍讓，對猶人民族來說都是行不通的，必須在自己的故鄉——巴勒斯坦建立起自己的新國家。

 

　　①阿爾弗雷德·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一八五九——一九三五），法國軍官，出身干猶太中產階級，1894年任法軍總參謀部大尉，由於所謂把軍事秘密出賣給德國而被控，史稱“德雷福斯事件”，這是法蘭西第三共和國政府為擺脫內政危機而蓄意製造的一起排猶陰謀。

 

　　當這本劍拔彎張的薄薄的小冊子問世時，我還正在上中學，不過我仍能清楚記得它在維也納猶太人的資產階級圈子裡所引起的普遍震驚和惱怒。他們不快他說：這一個如此能幹、又有風趣、具有文化修養的作家想要幹什麼？他為什麼要寫出這樣的蠢話？幹這樣的蠢事？我們幹嗎到巴勒斯坦去？我們的語言是德語，而不是希伯來語，我們的祖國是美麗的奧地利！在仁慈的弗朗茨·約瑟夫皇帝領導之下我們不是生活得蠻好嗎？我們不是生活得挺體面，地位挺可靠嗎？難道我們不是這個國家的享有平等權利的公民嗎？難道我們不是這個可愛的維也納的世代居住和忠實的市民嗎？我們不是生活在一個再過幾十年所有偏見都要消除的進步時代嗎？為什麼這個自稱是猶太人而且想幫助猶太教的人要把證據白白送給我們最凶惡的敵人呢？現在，每天每日都在把我們和德意志世界聯繫得更加緊密，融為一體，而他，為什麼要想把我們和這個世界隔開呢？於是猶太教的傳教士激動得離開了佈道壇：《新自由報》的領導人絶對禁止在他的“進步的”報紙上說起猶太復國主義這個詞。維也納文學界的忒耳西忒斯①、竭盡惡毒諷刺之能事的卡爾·克勞斯還寫了一本名為《錫安山上的國王》②的小冊子。所以當特奧多爾·赫爾茨爾有一次走進劇院時，全劇院的觀眾都發出喃喃低語的諷刺聲：“陛下駕到！”

 

　　起初，赫爾茨爾覺得可能是自己被人誤解了。他多年來一直受到維也納人的愛戴，因而認為維也納是他最安全的地方，維也納人怎麼會拋棄他，甚至嘲笑他呢。可是回報他的竟是如此憤怒和激昂的聲音，這種突然的變化簡直把他嚇壞了。他無非是寫了幾十頁的文字，卻在世界上引起如此巨大、遠遠超出他意料之外的反響。而且這種反響不是來自那些在西方過着舒適安逸生活的猶太資產階級，而是來自東方的廣大群眾，來自加里西亞、波蘭和俄國的猶太無產階級。赫爾茨爾沒有料到，他用自己那本小冊子重新激起了流落異國的所有猶太人的那種快要熄滅的熱烈嚮往，實現在舊約中已談了千年之久的彌賽亞③的復國的夢想——這既是希望，也是宗教信仰，它是使那些被踐踏、被奴役的千百萬人覺得人生尚有意義的唯一寄託。在人類兩千年的歷史中，一個先知或者一個騙子的話都可能使一個民族的所有人心激奮起來，但卻從來沒有像這一次的聲勢浩大、會有如此咆哮般的反響。孤零零的一個人用他寫的幾十頁的文字把一盤散沙似的、爭吵不休的群眾團結起來了。

 

　　①忒耳西忒斯（Thersites ），荷馬史詩中的人物，希臘軍中最醜陋者，多言而好鬥，後為阿喀琉斯所殺。常暗喻尖酸刻薄者。

 

　　②錫安山（Zion），因位於耶路撒冷，轉喻為耶路撒冷城。

 

　　③彌賽亞，猶太人期望中的復國救主。

 

　　當這種構想尚處在夢幻似的沒有確定形式的最初時刻，肯定也是赫爾茨爾短暫一生中最幸福的時刻，然而，一旦當他開始在現實生活中確定目標、積聚各種力量時，他就會立刻發現他的這種猶太民族在各族人民和各種命運中間顯得多麼不協調。這裡的猶太人信教，那裡的猶太人不信教；這裡的猶太人奉行社會主義，那裡的猶太人奉行資本主義。他們用各種語言互相爭吵着，都不願意有一個統一的權威。當一九○一年我第一次見到赫爾茨爾時，他正處在這種鬥爭中間，也許還包括着他同自己的鬥爭。他還沒有足夠的勇氣為了自己事業的成功而放棄這個維持自己生活和贍養家庭的職位。他還必須把精力分散在小小的記者生涯上，這項任務是他真正的生活。這就是當時接待我的那個副刊編輯特奧多爾·赫爾茨爾。

 

　　特奧多爾·赫爾茨爾站起身來向我問候，我不禁發現，“錫安山上的國王”這個含有諷刺意味的譯名還真說得有點道理。他那寬大的高高前額、面部線條清楚，黑得几乎發青的教士式的鬍鬚、深褐色的憂鬱眼睛，真有一副國王的神氣。他那有點戲劇性的誇張舉止一點兒都不顯得做作，因為他那副至高無上的威嚴神氣使得他的這種舉止顯得十分自然，不需要利用這種特殊場合在我面前故意擺出一副威嚴的架子。在這間狹窄得可憐、只有一扇窗戶的編輯部小房間裡擺着一張堆滿了紙張的舊寫字檯，他就在這張寫字檯後面辦公，好似一個貝督因人①的部落酋長。他身穿一件飄動着的貝督因人的白色無袖外套，穿得是那樣自然，就好象穿著自己那件按照巴黎式樣精心裁剪的燕尾服。在他有意識地作了稍稍間歇之後——正如我以後經常看到的那樣，他喜歡這種短暫的間歇所產生的小小效果，這大概是他在城堡劇院裡學來的——用那倨傲然而卻又十分友善的神情向我伸出手來。他一面指着身邊那把軟椅示意我坐下，一面問道：“我覺得我在什麼地方聽到過或者看到過您的名字。您寫過詩，對嗎·”我不得不點頭承認。於是他向後背一靠，說道：“那麼您給我帶來的是什麼大作？”

 

　　①貝督因人，在阿拉伯半島和北非沙漠地區從事遊牧的民族。

 

　　我說我很願意讓他看看我寫的一篇小散文。接着我便把手稿遞給他。他看了一下封頁，從第一頁一直翻到最後一頁，為的是要估計一下有多少篇幅。然後又把身子靠在軟椅背上，似乎比剛纔陷得更深了。使我感到驚奇的是，他已在開始閲讀我的手稿（因為我事先並未預料他會這樣）。他看得很慢，總是一頁一頁地往下翻，而不抬頭向上看一眼。當他閲完最後一頁之後，緩慢地把手稿疊好，細心地將它放進一個檔案袋，並用藍鉛筆在上面作了一個記號，卻始終沒有看我一眼。當他用這些神秘莫測的動作把我置於長時間的緊張狀態之後，他才用那深沉的目光望着我，故意用緩慢的、鄭重其事的語氣說：“我很高興能告訴您，《新自由報》的副刊將發表您的這篇漂亮散文。”那種氣氛簡直就像拿破崙在戰場上把一枚十字勛章佩戴在一個年輕的中士胸前一樣。

 

　　看起來，這好象只是一段微不足道的小插曲。可是只有那個時代的維也納人才會懂得，他的這種提攜意味着一個人將從此平步青雲。我這個年僅十九歲的青年將會在一夜之間躋身于名流之列。特奧多爾·赫爾茨爾從這初次見面的時候趁就一直對我多加關照，同時他自己也利用這個與我相識的偶然機會立刻寫了一篇文章，告誡人們不要以為維也納的藝術已趨袁微。恰恰相反，在維也納，除了霍夫曼斯塔爾之外，現在還有一大批年輕的天才呢，他們當中將會出現佼佼者，這時他首先提到了我的名字。象特奧多爾·赫爾茨爾這樣著名的人物率先為我能獲得令人矚目因而也是責任重大的社會地位製造輿論，這使我感到莫大的榮幸。然而我卻沒有如他所期望的那樣，參加甚至共同領導他的猶太復國運動，因為這對我來說是一個更為困難的決定——看起來，好像我是一個忘恩負義的人。

 

　　但是我確實不願和他貼在一起。主要是赫爾茨爾自己黨內的同志對他那種不尊的態度使我和他疏遠開來——那種不尊的態度今天是很難想象的。他在東方的同志責備他根本不懂猶太精神，且至連猶太人的風尚習俗都一竅不通。那些國民經濟學家說他只不過是一個副刊編輯。每個人都有自己反對他的理由，而且採用的方式也不都是十分禮貌的。我知道，當時那些完全獻身於他的事業的人，尤其是青年人，曾使他感到欣慰，然而那些人卻亟需教育。那個小圈子裡的爭論不休、敵對好斗的精神以及缺乏真誠、端正的組織關係使我疏遠了他的猶太復國運動，我以前出於好奇心接近過這個運動，那僅似是為了赫爾茨爾的緣故。當我們有一次談論到這個話題時，我公開承認我對他的隊伍中缺乏紀律性感到不滿。他苦笑着對我說：“請您不要忘記，我們幾個世紀以來對兒戲似地討論問題、對思想意識的無休止爭吵已習以為常了。在兩千年來的歷史中，我們猶太人實際上根本沒有為世界創造真正的東西，我們不得不現在才學習那種必要的獻身精神，而我自己至今也尚未學會這種獻身精神，因為我畢竟還要不斷地給副刊寫文章，畢竟還是《新自由報》的副刊編輯，我的職責是只能在報紙上宣揚一種思想，而不能散佈其他的想法。不過，我正處于改變自己這種現狀的過程之中，我自己要先學習完全的獻身精神，這樣，或許其他人也就跟着一起學了。”我至今仍清楚記得，他的這席話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因為我們大家當時都不明白，為什麼赫爾茨爾久久不能下決心放棄他在《新自由報》的職位。我們都以為是為了家庭的緣故，但實際上不是這麼回事，他後來甚至為了自己的事業犧牲了私人財產，不過，世界上的人只是到了很晚很晚才知道這些情況。當時那一席談話，還有他的許多日記都表明，陷于內心矛盾中的他，心情是多麼痛苦。

 

　　從那以後我曾見過他多次，不過，在所有的相遇之中只有一次會面是值得回憶和難以忘懷的，也許因為那是最後一次見面的緣故吧。我從國外回來——我在國外時和維也納只有通信聯繫——有一天，我終於在市公園遇見了他。他顯然是從編輯部來，走得很慢，身子微微向前躬着，不再象從前那種飛快的步伐。我禮貌地向他問了日安，想匆匆走過。但是他卻迅速向我迎來，一邊伸出手，說道：“您為什麼老躲着我？這根本不必要！“他說我能這樣經常到國外去很好。”這是我們唯一的辦法！我所知道的一切也都是在國外學到的。一個人只有到了國外才能自由思考問題。我相信，我在這裡永遠不會有勇氣產生建立猶太國的構想。縱然有這種設想，也早被他們毀于萌芽狀態之中。好在這種構想是從國外帶來的，一切都在國外想好了，他們也就無可奈何了。“接着他懊喪地抱怨起維也納來，他說他在本地受到的阻力最大，阻力並非來自國外。尤其是從東方，現在又從美國，得到的都是促進力量，不過他對自己的事業已感到十分厭倦了。他說：“總而言之，我的錯誤是動手太晚。維克托·阿德勒在他鬥志最旺盛的年華——三十歲時就已成為社會民主黨的領袖了，還不說歷史上的那些偉大人物。您知道，我為失去的年華，為我未能早早從事自己的使命，思想上是多麼痛苦。如果我現在的健康狀況就像我的意志那樣堅強，那麼一切都好說。可是逝去的年華是再也贖不回來的。“我陪他走了好長一段路，一直送他到家門口，他站在門口，向我伸出手來，說道：”您為什麼從不到我這裡來·您從未到家來看我。只要您事先給我打個電話就行，我現在已抽得出時間！“我答應以後來看望他，但我實際上是下定決心不實踐自己的諾言，因為我愈是愛戴一個人，我就愈珍惜他的時間。

 

　　不過儘管如此，我還是到他那兒去過一回，那已是幾個月以後的事了。當時他已病魔纏身，終於突然倒下，所以我到他那裡去，也只能是為了陪他上墳墓。那是七月裡的一天，凡是親身經歷過那一天情景的人都不會忘懷那個不同尋常的日子。因為突然之間到達維也納各車站的每一趟列車，不管白天黑夜，都載有從世界各地來為他送葬的人。他們是來自西方和東方，來自俄國和土耳其的猶太人；他們從各個省份和各個小城市湧到這裡，臉上還帶著聞到噩耗而驚愕的神情。過去人們由於爭吵不休和流言蜚語未曾發現的事，現在卻讓人們感到格外的清楚：此刻在這裡安葬的是一個偉大運動的領袖。一眼望不到盡頭的送葬隊伍。維也納驟然發現，去世的不僅僅是一位作家、一位普普通通的詩人，而是一位偉大的思想家——而他的思想無論是在一個國家還是在一個民族之中，只有間隔相當長的時間之後才顯出是必將獲得勝利的思想。在公墓附近發生了一場騷動，突然之間有許多人在猛然爆發的絶望之中湧向他的靈柩，他們哭嚎着，叫喊着，簡直像山崩地裂一般；一種激烈的、令人銷魂的極度悲哀衝亂了全部秩序。我所見到的那種情景是我參加的葬禮中空前絶後的。有着千百萬人口的整個民族從內心深處迸發出如此巨大的悲痛，我從中第一次感受到這一個孤獨的人以他的思想威力能在世界上引起多麼巨大的激情與希望。

 

　　我有幸躋身于《新自由報》副刊作者行列，對我個人來說也有着深遠的意義。因為我從此獲得了家庭對我意想不到的支持。我的雙親對文學本來就不甚關心，也從來沒有自己的判斷。所以在我的父母看來，就像維也納的所有資產階級一樣，《新自由報》讚揚什麼或譴責什麼和不理睬什麼，都是重要的。他們覺得《新自由報》上刊登的文章必然具有最高的權威，因為無論是誰，只要在該報上發表過自己的看法和見解，就會引起人們的尊重。一個每天以崇敬和期待的心情注視着這份最最重要的報紙的家庭，一旦當他們在某一天的清晨難以置信地發現，坐在他們桌旁的這個在學校裡不冒尖、不完全循規蹈矩的十九歲的年輕人所寫的東西居然被當作“無害的”兒戲之作而樂意地採用了（這總要比玩牌或者和輕佻的姑娘們調情要好），在那些著名的和有經驗的人物撰文的地方居然留出一隅讓（迄今在家中並不受到十分重視）的他來發表意見。這時在這樣一個家庭中所引起的反響是可想而知的。

 

　　因為即使我能寫出像濟慈、荷爾德林、雪萊那樣最美的詩也不可能使周圍的人對我如此刮目相待；從前，當我走進劇場時，總有人對那個神秘莫測的本亞明①指指點點——他曾以不可思議的方式擠進德高望重的老人行列。現在，由於我經常、几乎是按期在《新自由報》副刊上發表文章，因此我也很快遇到了有成為一名令人尊敬的地方人物的危險。好在我及時擺脫了這種危險：一天上午，我告訴我的父母我下一學期將要到柏林去上大學，這使父母喜出望外。全家的人都尊重我的這一願望，或者確切點說，他們是對《新自由報》崇拜得五體投地，因為我有了這塊金字招牌護身，所以他們也就不好不成全我的意願。

 

　　①瓦爾特·本亞明（walter Benjamin ），德國文學理論室，一九二四年接受馬克思主義，對文藝提出了一系列與傳統觀點完全不同的看法，在當時德國的革命文學內部有很大的代表性。

 

　　當然，我並沒有想到柏林去上什麼“大學”。我在那裡和在維也納一樣，一個學期只去了兩次大學，一次是為了進行聽課註冊，第二次是為了讓教務人員在聽課證書上簽名蓋章。我在柏林尋求的既不是講座也不是教授，而是一種更徹底的自由。我總覺得在維也納受到環境的限制，和我往來的那些文學界的同行們几乎都和我一樣，來自資產階級的猶太人階層。在這座相互之間瞭解得一清二楚、天地狹小的城市裡，我必然永遠是個“優裕”家庭的少爺，然而我對這個所謂“上流”社會階層卻已十分厭惡，我甚至願意到所謂“劣等”社會階層中去尋求一種無拘無束的生活。我在柏林時，從來不去看大學的課程表，也不知道是誰在講哲學。我只知道這裡的“新”文學要比在我們那裡的“新”文學更繁榮、更充滿活力；我只知道在柏林能遇見戴默爾以及其他年輕一代的詩人，在柏林不斷有新的雜誌出版，新的曲藝場和劇院落成，總而言之，用我們維也納人的話來說，在柏林“總有點兒什麼新鮮事”。

 

　　事實上，我是在一個令人極感興趣的歷史時刻到達柏林的。自一八七○年柏林從一個相當一般、完全不富庶的普魯士王國的小小首都成為德意志帝國皇帝的京城以後，這個位於施普雷河畔的不顯眼的地方突然繁華起來，可是文化和藝術方面的領導中心卻還不在柏林。慕尼黑因其本地擁有無數的畫家和詩人，自然是藝術的中心，就音樂而言，是德累斯頓的歌劇佔據着主導地位。而那些諸侯國家的首邑也都各有文化藝術的特長。尤其是維也納，憑藉它數百年的文化傳統。精英薈萃，人才輩出，在文化藝術方面至今還遠遠超過柏林。不過，隨着近幾年德國經濟的迅猛發展，柏林也開始揭開新的一頁。規模巨大的康采恩、資財萬貫的家族紛紛雲集柏林。新的財富和伴隨而來的強大冒險精神，為該地的建築業、劇院的興建開闢了其他德國大城市所沒有的前景。在威廉皇帝的聖諭保護之下，各種博物館開始擴建；劇院找到了像奧托·布粒姆這樣傑出的領導人。恰恰由於柏林缺乏真正的傳統，缺乏幾百年的文化歷史，所以它吸引着青年人來此進行嘗試。因為傳統也往往意味着阻力。受到古老傳統的束縛、把過去的一切偶像化的維也納對青年人以及他們的大膽嘗試總是採取謹慎和觀望的態度。而在柏林卻可以進行新的探索，因為它正想迅速為自己塑造一個有個性的形象。所以，青年人從全國各地，甚至從奧地利，一起湧向柏林也就不足為奇了。他們之中那些賦有天才的人自然會在這裡取得成就。維也納人馬克斯·賴因哈德為了謀得一個職位，不得不在維也納耐心地等了二十年，可是在柏林他只用了兩年時間就獲得了職位。

 

　　當我到達柏林的那一會兒，恰好是這座城市由一個普通的首都變成世界名城的時期。但是由於偉大的祖先把維也納裝扮得如此美麗，所以按照它的標準來看，柏林給我的第一個印象還是令人失望的。向西方學習市容，關鍵是發展新型建築，而不是發展故意擺闊氣的動物園，然而新型建築在柏林才剛剛開始。構成市中心的還是那兩條建築造型單調、豪華得不得體的弗裡德里希大街和萊比錫大街。象維爾默村、尼克拉湖以及施特格利茨這樣一些郊區，只有乘着有軌電車，慢慢騰騰地才能到達。誰要想去欣賞一下郊外的美麗風光，在那時就象是一次探險旅行。除了那條古老的“菩提樹大街”以外，真正的市中心尚未形成。沒有像我們維也納格拉本大街上的那種“環城遊覽”。由於普魯士古老的節儉精神，柏林全然缺乏那種高雅時髦。婦女們穿著自己裁剪的、毫無風姿的服裝去劇院。不象維也納和巴黎人講究奢侈揮霍，即便錢財告罄。仍然裝得十分闊綽。在柏林處處使人感覺到普魯士國王弗裡德里希二世時代的那種近乎吝嗇的勤儉持家；咖啡是淡而無味的，因為要儘量節約咖啡豆：飯菜不可口，引不起食慾。在我們維也納到處都是音樂歌聲，可是在柏林唯有到處于乾淨淨和有條不紊的秩序。譬如說，我在維也納上大學時租住的那間房間的女房東和柏林的那位女房東截然不同，我覺得這是最典型不過的例子：維也納的女房東是個活潑、愛說話的女人，她並不是把所有的地方都打掃得于乾淨淨，粗心大意，丟三落四，但為人熱心，助人為樂。柏林的女房東倒是無可拾摘，把一切都整理得井井有條。可是當第一個月結賬時，我發現她用乾淨的斜體筆跡把賬目記得一清二楚，她做的每一件小事都要算錢。例如，她為我縫了一個褲子鈕扣要三芬尼；擦掉桌面上的一塊墨跡要二十芬尼；算到最後，一共要六十七芬尼。起初我覺得十分可笑，但是幾天之後我自己也不得不折服于這種令人不快的普魯士的一絲不苟的精神，在我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詳細記錄了現金支出帳目。

 

　　我來柏林的時候曾帶了不少維也納的朋友們為我寫的介紹信，但是我沒有用過一封。因為我之所以異乎尋常地到柏林來，目的是為擺脫那種資產階級的安逸而又束縛人的環境，能獨立生活，不願再和那個階層的人打交道。我只想結識那些和我的文學情趣相投的人，而且儘可能認識一些令人感興趣的人物，我畢竟沒有自讀那些“浪漫文人”的作品，剛滿二十歲就想體驗一下浪漫文人的生活。

 

　　我不必花很長時間就找到了一個放蕩不覊、氣味相投的社交圈子。早在維也納時，我就和柏林的一家有影響的報紙《現代人》——它几乎用譏嘲的口吻自稱是“同仁團體”——合作了。該報的主編是路德維希·雅各傅夫斯基。這位年輕的詩人在他早逝之前不久建立了一個名為“後來者”的社團。社團的名稱對青年一代很有誘惑力。它每週在諾倫多夫廣場旁的一家咖啡館的二樓聚會一次。在這個巴黎“丁香園”式的盛大聚會上，各色各樣的人濟濟一堂，其中有作家、建築師、假冒風雅的半吊子、新聞記者、打扮成工藝美術家和雕刻家的年輕姑娘們、到這裡來提高德語的俄國大學生和滿頭淡黃色金髮的斯堪的那維亞女士，還有來自德國各省的人物：骨骼健壯的威斯特法倫人、憨厚的巴伐利亞人和西里西亞的猶太人。大家濟濟一堂，進行激烈的爭論，不受任何約束。間或也朗誦一些詩和劇本，但對所有的人來說，主要是在這裡彼此結識。令人感動的是，在這些自詡為“浪漫文人”的年輕人中間，還坐著一位象聖誕老人似的鬍鬚灰自的老翁，他受到大家的尊敬和愛戴，因為他才是一位真正的詩人，真正的浪漫文人，他就是彼得希勒。這位七十歲的老人眯着他的藍色眼睛，慈祥地望着這一群與眾不同的孩子。他總是穿著一件灰色風衣，用以掩蓋身上那套蟲蛀的西服和非常邋遢的襯衫。每當我們簇擁着他，要他朗誦點什麼時，他總是興緻勃勃地從上衣口袋裏掏出一張揉皺了的手稿，朗讀自己作的詩篇。那完全是別具一格的詩，是一個天才抒情詩人的即興作品，只是顯得過于鬆散和過于巧合罷了。這些詩是他在電車上或者在咖啡館裡用鉛筆寫下的，一寫完也就忘卻了，所以當他朗誦時總是費勁地從那張塗塗改改的紙條上辨認自己寫的字。他從未有過什麼錢，卻從不為錢發愁。他一會兒到這家寄宿，一會兒到那家作客。忘卻塵世，淡泊功名，好像使他懂得了一點人生真諦。誰也弄不清楚這個善良的山野樵夫是何時和怎樣來到柏林這座大城市偵，也不知道他到這裡來到底要幹什麼。其實他什麼也不想要，既不想成名，也不想煊赫。他只是想在這裡生活得更加無憂無慮和更加自由自在，這當然是出於他的那種詩人的夢想，我以後還見過像他這樣的另一個人。那些好出風頭的與會者圍在他的四周，大聲暄嘩，高談闊論，而他總是和藹地傾聽著，從不和任何人爭論，有時候舉起酒杯向某人表示友好的問候，但几乎不介入談話，給人這樣一種感覺：好像就在這樣一片喧囂混亂之中，他正在自己昏昏沉沉的頭腦中尋覓詩句，儘管此時此刻根本不可能有詩句產生。

 

　　也許是這位淳樸的詩人——他今天即使在德國也几乎已被人們忘卻——所體現的那種真摯、天真感情使我不再介意“後來者”社團所選出的那個理事會。而正是這一位詩人的思想和語言後來決定了無數人的生活方式。我在這裡第一次見到的魯道夫·施泰納，就是繼特奧多爾·赫爾茨爾之後我遇見的又一個命中注定想以充當千百萬人的指路人為己任的人。施泰納是人智學的奠基人，後來他的追隨者為發展他的學說創辦了規模宏大的學校和研究院。可是他本人卻不像赫爾茨爾那樣具有領袖氣質，而更富於魅力。他那雙眼睛好象蘊藏着催眠力，我聽他講話似乎不盯着他看注意力更集中，因為他那副精神矍鑠但卻像苦行僧似的瘦長面孔確實不僅會使婦女們着迷。當時，魯道夫·施泰納還沒有創建自己的學說，他自己只不過是一個探索者和求學者。

 

　　有時候他給我們講解歌德的顏色學。歌德的形像在他的講述中愈來愈顯得象浮士德和巴拉塞爾士①，聽施泰納講話，總是那麼引人入勝，因為他學識豐富，尤其是對我們這些僅僅限于文學方面的人來說更是顯得博大精深。聽完他講述或者有時候同他進行私下交談之後，我往往是懷着既興奮又有點陰鬱的心情回家。儘管如此，如果我今天捫心自問：我當時是否已經預感到這個年輕人以後會在哲學和倫理學方面發揮如此大的影響，我不得不慚愧地回答說：沒有。我只期待着他那種探索精神會在自然科學方面獲得巨大成就，如果我聽到他用直觀方法在生物學上有了一個偉大發現，我決不會感到奇怪！只不過當我許多年之後在多納赫看到那座雄偉的歌德大樓——“智慧學校”（這是他的學生捐贈給他的柏拉圖式的“人智學研究院”）時，真有點感到失望，他的影響竟滲透到如此廣泛的現實生活之中，甚：至在有的地方變為老生常談。我不敢對“人智學”妄加評論，因為時至今日我也弄不清楚人智學到底是研究什麼和有什麼意義。我甚至這樣想：人智學之所以有誘惑力，主要不在於這種學說的思想，而在於魯道夫·施泰納這個富有魅力的人物。具有這樣一種吸引力的人物，當他還能以友好的、不以權威自居的態度同年輕人交談時，我就有幸同他相識，這對我來說至少是不可估量的收穫。我從他的富有想象同時又十分深奧的學問中認識到：真正的淵博知識不是象我們上中學時所想象的那樣，依靠泛泛地讀書和討論就能獲得。而是要通過常年累月的刻苦鑽研。

 

　　①巴拉塞爾士（Parteelsus，一四九三——一五四一），德國醫生、自然科學家、哲學家，文藝復興時期的神學家。

 

　　不過，在那個友誼很容易結成、而政治和社會隔閡尚不十分嚴重的開明時代，一個年輕人要想學到真正的知識，最好是向願意共同進取的人學，而不是向已負盛名的人學，我再次感到，志同道合的熱情將會結出纍纍碩果，當然，現在這種感覺是在一個比中學階段更高的國際水平上體味到的，我在維也納的朋友几乎都出身資產階級，而且可以說十分之九是出身于猶太人資產階級，所以我們的志趣愛好只能是大同小異，或者說千篇一律。而在柏林的這個新天地裡，年輕人都來自截然對立的社會階層。有的來自上層，有的來自下層；這一位是普魯士的貴族，那一位是漢堡船主的公子，第三位則出身于威斯特法倫的農民家庭。我突然間置身于這樣一個也有衣衫襤褸、足拖敝屣的真正窮人的社交圈子，這是我在維也納從未接觸過的社會階層。我和那些酒徒、同性戀者、吸毒者同坐一桌。我會一十分自豪地一同一個相當出名的、被判過刑的大騙子握手（他後來發表了自己的回憶錄，從而與我們這些作家為伍）。在我被帶進去的小酒館和咖啡館裡，擁擠着各種各樣的我以為在現實主義的小說裡不可能有的人物。而且一個人的名聲愈壞就愈會使我產生一種慾望，想親自和他相識。這種對危險人物的特殊愛或者說好奇曾伴隨過我的一生。即便到了該慎重選擇朋友的年歲，我的朋友還常常責備我不該同那些缺乏道德、不可信賴、真能使人喪失名譽的人交往。或許正因為我出身于一個正派體面的社會階層，我在事實上對這個“可靠”的社會階層感到某種程度的內疚，才使我覺得那些人都具有誘人的魅力。他們從不吝借和近乎蔑視自己的生命、時間、金錢、健康和名譽。他們是豪俠，他們是隻知為了生存而毫無目標的偏狂人。也許人們會在我的長篇和短篇小說中覺察到我對他們這種豪邁本性的偏愛。當然其中還有他們那種異國他鄉人的神秘色彩，他們中間几乎每一個人都對我的強烈好奇心報以一種異國世界的禮物。畫家埃·莫·利林，這個來自德羅霍畢茨地方、信奉東正教的窮旋工師傅的兒子，是我遇到的第一個真正的東方猶太人，從而使我瞭解到迄今未知的猶太精神的力量和頑強的信仰狂熱。一個年輕的俄國人為我翻譯了當時在德國尚未著名的小說《卡拉瑪佐夫兄弟》中最精彩的章節。一名年輕的瑞典女子使我第一次見到了蒙克的繪畫；我在那些（誠然是不入流的）畫家們的畫室裡轉悠“為的是要目睹他們的畫技。一名教徒還把我帶到一間聖靈降臨的小屋裡去過呢。所有這一切都使我感到大千世界丰姿多采，從不會厭倦。我在中學時只和那些純粹的公式、詩的韻律和詩句打交道，而現在接觸的是人。我在柏林，時從早到晚和一批又一批新認識的人相處在一起。被他們所激勵或者對他們大夫所望，蒼至還受騙上當。我相信，我在柏林短促的一學期——完全自由的第一學期——中所進行的社交活動要勝過以往的十年。

 

　　這種非同一般的廣泛接觸想必會大大增加我的創作慾望，好像這樣才合乎邏輯。而事實上卻恰恰相反，我在中學時代由彼此的激勵而培養起來的高昂的創作自覺性令人憂慮地消失了。在我那本不成熟的詩集發表之後四個月，我簡直不能理解我當時怎麼會有勇氣出版它。儘管我覺得那些在形式上精雕細琢的詩句應該說是好的和熟練的藝術品，其中一部分甚至可以說是相當出色，但是我總覺得它們的傷感情調是不真實的，同樣，自從我在柏林和現實有了接觸以來，我也覺得我最初發表的一些中篇小說帶有灑過香水的紙張氣味。那些作品是在全然不瞭解現實的情況下寫的，用的是當時從別人那裡學來的技巧。所以我把那部帶到柏林來討好我的出版人的已經完稿的長篇小說付之一炬。這是因為在我親眼目睹了現實主活之後，我自己那種中學生水平的判斷能力的自信心遭到了沉重打擊。那種心情就像在學校裡降了幾年級似的。事實上我在第一部詩集出版之後，間歇了六年才發表我的第二部詩集，而且在隔了三、四年之後才出版第一本散文集。在這期間，我遵照戴默爾的忠告抓緊時間從事翻譯工作。我至今仍然認為，對於一個年輕的作家來說從事文學翻譯最能使自己更深入和更有創造性地瞭解母語的底蘊，所以一直到現在我還感激戴默爾。我翻譯波德菜爾的詩；還譯過一些魏爾倫、濟慈、威廉·莫里斯的詩，夏爾·范·萊爾貝爾赫①的一個小劇本和卡米耶·勒蒙尼耶的小說《熟能主巧》②。每一種外語都有自己獨特的成語；這是翻譯詩歌首先要遇到的困難。正因為如此，翻譯詩歌要求有豐富的表達能力，而在平時卻不會注意到這一點。如何把外語中最有特色的成語譯成十分妥貼的對應母語，這種反覆推敲的思索對我來說始終是當作一個藝術家的特殊樂趣。因為這種默默無聞、無人感激的工作需要耐心和毅力，需要道德修養，而這種道德修養在我上中學時被輕率和魯莽所取代。所以我現在尤其喜愛這種工作。因為我從這種介紹顯赫的藝術珍品的平凡的工作中第一次感到我確實在做一些真正有意義的事情，沒有辜負我來世一遭。

 

　　現在，我在今後的歲月中將走怎樣的路，在我心中已變得清楚了，這就是多看、多學，然後才開始真正的創作！不要帶著倉促寫成的作品來見這個世界，而要首先瞭解這個世界的本質。柏林以它強烈的醋液使我更加如饑似渴：我看了看四周，我的暑假旅行該到哪個國家去。最後我選中了比利時。這個國家于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相交之際在藝術上有了不同尋常的飛躍。甚至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超過了法國。象繪畫界的克諾普夫①、羅普斯；雕塑界的康斯坦丁·默尼埃、米納②；工藝美術界的范·德·韋爾德③；文學界的梅特林克④、埃克豪特⑤、勒蒙尼那⑥，都顯示出歐洲的巨大新力量。不過最使我入迷的是愛彌爾·維爾哈倫，因為他為抒情詩開拓了一條嶄新的道路。從某種程度上講，是我發現這位在德國完全不知名的作家的——官方的文學界長期以來把他和魏爾倫相混淆，就象把羅曼·羅蘭和羅斯丹相混淆一樣——如果說，單單只愛一個人，那麼這始終意味着雙倍的愛。

 

　　①夏爾·范·萊爾貝爾赫（cbarles van Lerbergbe ，一八六一——九○七），比利時象徵主義詩人兼劇作家。

 

　　②小說原文書名是 pour me faire la main.

 

　　①費爾南·克諾普夫（Ferntnd Kbnopf，一八五人———九二一），比利時象徵主義畫家和版畫家。

 

　　②喬治·米納（George Minne，一八六六———九四一），比利時著名雕刻家和畫家。

 

　　③亨利·范·德·韋爾德（Henry van de velde，一八六三——一九五七）。比利時建築家和工藝美術家。

 

　　④莫里斯·梅特林克（Maeterlinek ，Maurice ，一八六二一一九四九）。比利時法語作家，一九一一年獲諾貝爾文學獎，代表作有《青鳥》等。

 

　　⑤喬治·埃克豪特（Georges Eekhoud ，一八五四——一九二七）比利時法語小說家、詩人、文藝評論家。

 

　　⑥卡米耶·勒蒙尼耶（Camile Lemonnier，一八八四一——一九一三），比利時法語小說家，成名作為長篇小說《男人》。

 

　　也許有必要在這裡稍稍加以一點解釋。我們這個時代經歷的事太多，瞬息萬變，所以也就沒有好記性。我不知道愛彌爾·維爾哈倫這個名字在今天是否還有意義。然而在當年。他是所有法語詩人當中第一個試圖要像沃爾特·惠特曼對美國作出的貢獻那樣對歐洲有所貢獻：即要認識時代，認識未來。他早已開始熱愛這個現代世界，並把它作為詩歌的題材。當其他人把機器視為惡魔，把城市當作醜惡，認為當時的時代缺乏一切詩意時，他卻為每一項新的發明、每一項技術成就感到歡欣鼓舞。他為自己有這種熱忱感到高興。為了使自己有更多的激情，他有意識地使自己對一切都傾心。於是從最初的一些短詩中產生出偉大的讚美詩。《相互尊重友好》①，這首詩是他對歐洲各族人民的號召。在我們今天這個極為可怕的倒退時代，已不再被人們所理解的當年整整一代人的那種樂觀主義，首先在他的詩歌中得到表現。他的一些最佳的詩篇還將一直為我們勾畫出一幅我們當年所夢寐以求的歐洲和人類的情景。

 

　　①這首詩的原文題目是：Adlmirezvous 1es uns 1es autres.

 

　　我是為了結識維爾哈倫才到布魯塞爾來的。可是卡米那·勒蒙尼那，這位今天被世人不公正地忘卻了的《男人》的作者（我曾把他的一部長篇小說譯成德文）遺憾地告訴我，維爾哈倫很少從他的小村莊到布魯塞爾來，而且現在他也不在家，為了彌補我的失望情緒，他熱情地給我引見比利時的其他藝術家。於是我見到了老畫家康斯坦丁·默尼埃①，這一位具有英雄氣概的工人和以表現勞動場面著稱的雕塑師。在他之後我見到了范·德·施塔彭②，他的名字在今天的藝術史上几乎已經消失。不過這位身材矮小、面頰豐滿紅潤的佛來米人③倒是位和藹可親的人。他和他那位身材高大、性格開朗的荷蘭夫人熱情地接待了我這個年輕人。他給我看他的作品。我們在那個天氣晴朗的上午談了好長時間文學和藝術。他們的善意很快使我的一切顧忌消失。我毫不掩飾地向他們說，我到布魯塞爾的目的是想見見維爾哈倫，恰巧他不在，真遺憾。

 

　　①康斯坦丁·默尼埃（Constantin Meunier）自 1879 年起的雕塑主要是表現勞動中的人的那種強壯和英雄氣概。一八八五年以後的銅雕和石雕几乎都是以礦工、農民、碼頭工人為題材。

 

　　②夏爾·皮埃爾·范·德：。施塔彭（Charles Piere van der Stappen ，一八四三——一九一○），比利時雕塑家，晚期作品師法康斯坦丁·默尼埃。

 

　　③住在比利時和法國北部操荷蘭語（佛來米語）的居民。

 

　　也許我這樣講有點過分？有點不太得體？反正我察覺到范·德·施塔彭和他的夫人都開始微微一笑，互相遞了一下眼色。我覺得我的話引起了他們兩人之間的一種會意的默契。我變得有點不自在了，想告辭。他們執意要留我吃午飯。他們互相傳遞着眼色，臉上又浮現出神秘的微笑。不過，我覺得即使這裡有什麼秘密，也一定是善意的秘密。於是我愉快地放棄了去滑鐵盧的打算。

 

　　很快就到了中午。我們已坐在餐室裡——像所有的比利時住房一樣，餐室是在地面一層——突然明顯感到有一個身影停在餐室的窗戶前，這時才發現透過餐室的有色玻璃可以看見臨屋的那一條街。聽見有人用手指骨節敲打彩色玻璃的聲音，同時門鈴也驀地響了起來。“他來了！”范·德·施塔彭太太說著站起身來，我不知道“他”指的是誰，不過門已經開開，他邁着沉重有力的腳步走了進來。原來是維爾哈倫！我一眼便認出了他那張早已從照片非常熟悉的臉，維爾哈倫是常客，今天剛巧也要到這裡來，所以當施塔彭夫婦聽說我在這裡到處找他而不得相見時，他們迅速地用眼色彼此會意：什麼，也不告訴我，而是讓我在他到來之際喜出望外！現在他已經站在我的面前，對自己開的這種玩笑得意地微笑着。我第一次和他那只強健的手緊緊相握，第一次看到他那明澈、和善的目光。他像平常一樣，走進家門就好像有許多滿心高興的喜事要傾吐。他一邊一口一口地吃着飯，一邊開始講述。他剛剛去會過朋友，並且去過美術館，臉上還帶著當時那種興奮神情。他不管到哪裡，不管遇到哪一件偶然小事，都會感到不亦樂乎。這已經成為他的不可改變的習慣。他侃侃而談，眉飛色舞，用動人的感情描述着所講述的事。他說的第一句話就會把人們的心抓住。因為他襟懷坦白，平易近人，願意和每一個新相識的人交談，而不是那種不愛答理的人。甚至可以說他會向每一個新遇見的人立刻拋出一片真心，就像那一天我和他初次見面時一樣。我以後還高興地看到過無數次他的這種為人對別人所產生的巨大反響。當時他還一點都不瞭解我，就已經一見如故，那僅僅是因為他聽說我喜愛他的作品。

 

　　午飯以後又出現了第二件令人高興的意外事。早就想為自己和維爾哈倫實現一項夙願的范·德·施塔彭幾天來一直在為維爾哈倫雕塑一具半身像，今天該是最後一次臨摹。范·德；施塔彭說，我的到來是他運氣好，因為他正需要一個和一動不動坐著的模特兒聊天的人，這樣就可以雕塑出一張正在說話和傾聽的面孔。於是我盯着這張臉看了兩個小時。這是一張令人難忘的臉：高高的前額，艱難的歲月在臉上佈滿了皺紋，慄色的捲髮耷拉在儲色的額角上，面部表情嚴肅。飽經風霜的褐色皮膚，輪廓顯明的向前突出的下顎，狹窄的嘴唇上蓄着兩撇很長的維欽傑托列克斯①式的八字須，一雙瘦削、靈巧而有力的雙手，血管在薄薄的皮膚下強烈地搏動，顯出有點緊張不安。象農民似的寬闊的雙肩，好像支撐着他的意志的全部力量，相形之下，瘦骨鱗峋然而精神矍鑠的頭卻顯得太小了一些，只有當他大步向前走的時候，人們才會看出他的力量。當我今天注視着這座半身塑像時，我才知道它是多麼逼真，完全抓住了他的特徵。——范·德·施塔彭後來的雕塑品都沒有超過這件作品。它是表現一個詩人的偉大的真實紀錄，是永不消逝的力量的紀念碑。

 

　　①維欽傑托對克斯（V ｅrcingetorix ，公元前八十二——四十六），公元前高戶地方的阿浮爾尼人，曾率領高盧人民抵抗凱撒入侵。失敗後，為使人民免遭屠殺，自願被凱撒斬首。

 

　　經過那三小時之啟我已非常喜愛這個人，就像我以後一輩子都喜愛他一樣。在他的秉性中有一種從不沾沾自喜的穩健。他不為金錢所左右，寧願在鄉下生活，不願為生計寫一行字。他對功名成就十分淡薄，從不用遷就、奉迎，或者通過熟人關係米追逐名利。自己的朋友和他們的忠實友情已使他心滿意足、他甚至擺脫了對一個人來說最危險的誘惑——榮譽。但榮譽終於在他年富力強之時降臨到他身上。他始終光明磊落，心中沒有任何芥蒂，從不為虛榮所惑，是一個知足常樂，胸襟坦蕩的人。如果誰和他在一起，就會切身感到他的那種獨特的生活理想。

 

　　這會兒，他就在我——一個年輕詩人的眼前，恰如我所想要見到的那樣，就在我初次和他見面的第一個小時裡，我就決心要為這個人和他的作品效勞。這樣的，決心確實要有膽識，因為這位歐洲的讚美詩人當時在歐洲還只有一點小小的名氣。儘管我事先知滇，翻譯他的龐大的詩集和三部詩劇要占去我自己兩年或三年的創作時間。但我卻決心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時間、熱情用到翻譯一部外文作品上。我要竭盡全力完成一項道義上的任務。我以往的四處尋覓和探索現在總算找到了一件有意義的事。如果今天要我向一位尚不清楚自己道路的青年作家提出什麼忠告的話，那麼我建議，他可以首先作為一個演員或者翻譯者去啃一部較重要的大部頭作品。這類工作雖然需要作出一些犧牲，但對一個初學者來說，卻比自己的創作更有把握。因為去做一件有所成就的工作是不會徒勞的。

 

　　在我几乎專門從事翻譯維爾哈倫的詩集和為撰寫他的傳記作準備的兩年之中，我經常外出旅行。有時候是去作公開的講演。翻譯維爾哈倫的作品，看起來似乎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工作，但實際上我已經得到意想不到的報酬：他在國外的朋友們注意到了我，並且不久也就成了我的朋友。於是，有一天，埃倫。凱伊①——這位非凡的瑞典婦女到我這裡來。她曾以無比的勇敢在那個目光偏狹、阻力重重的時代為婦女的解放進行過鬥爭，並早在弗洛伊德之前就在自己的著作《兒童的世紀》一書中提出這樣的警告：青年人的心靈最易受到傷害。我在意大利時是她把我引見給喬瓦尼·切納②和他的詩友們的，而且也是她使挪威人約翰·伯那爾③成為我的一個重要的朋友的，蓋奧爾格·勃蘭兌斯，這位文學史上的國際大師也對我表示出了他的興趣。由於我的宣傳，維爾哈倫不久就在德國開始變得比他在自己的祖國還要出名，最著名的演員凱恩茨和莫伊西④登台朗誦由我翻譯的維爾哈倫的詩。馬克斯·賴因哈德把維爾哈倫的《修道院》⑤搬上了德國舞台。上述這些事終於使我感到欣慰。不過，現在該是我回憶另一件事的時候了，即我除了擔負著這一項對維爾哈倫的義務。我還有着另一項任務：我終於必須結束我的大學生活，必須戴着一頂哲學博士的帽子回家。也就是說，現在面臨着要在幾個月之內把那些規規矩矩的大學生几乎用了四年時間才摳會的全部教材過一遍，我和埃爾溫·吉多·科爾本海伊爾⑥——一個年輕的文學朋友在一起開夜車死記硬背。他今天也許不願意提起這些往事。因為他已經成為希特拉德國的官方作家和普魯士藝術研究院院士之一。不過，學校沒有用考試為難我。那位我的公開的文學活動中對我深為瞭解的好心腸的教授向我開了一個小小的玩笑，他在一次私下的事先談話中微笑着對我說：“您是最怕考嚴密的邏輯學囉！”但實際上他後來有意讓我回答他知道我準能答得上來的那些部分。這是我第一次以優秀的成績通過的一門考試，而且正如我所希望的，這也是最後一次。從這時起我的外在生活是完全自由了。於是，迄至今日的全部歲月都只是為了取得內心的同樣自由而鬥爭。但這種鬥爭在我們的時代卻越來越變得艱巨。

 

　　②喬瓦尼·切納（Giovanni Cela ，一八七○——一九一七）意大利作家。

 

　　③約翰·伯那爾（Johan Bojef ，一八七二——一九五九）。挪咸小說家和劇作家。

 

　　④亞歷山大·莫伊西（Alexander Molssi. 一八八○——一九三五）奧地利著名勇演員，意大利後裔，一九○六年參加馬克斯·賴因哈德的劇團。

 

　　⑤維爾哈倫不僅是詩人，而且也是一位副作家，《修過院》是他于一九○○年創作的反教權主義的心理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