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古代的封建社会
中国虽然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国家,虽然是一个地广人众、历史悠久而又富于革命传统和优秀遗产的国家;可是,中国自从脱离奴隶制度进到封建制度以后,其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就长期地陷在发展迟缓的状态中。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
中国封建时代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是由以下的各个主要特点构成的:
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地主和贵族对于从农民剥削来的地租,也主要地是自己享用,而不是用于交换。那时虽有交换的发展,但是在整个经济中不起决定的作用。
二、封建的统治阶级——地主、贵族和皇帝,拥有最大部分的土地,而农民则很少土地,或者完全没有土地。农民用自己的工具去耕种地主、贵族和皇室的土地,并将收获的四成、五成、六成、七成甚至八成以上,奉献给地主、贵族和皇室享用。这种农民,实际上还是农奴。
三、不但地主、贵族和皇室依靠剥削农民的地租过活,而且地主阶级的国家又强迫农民缴纳贡税,并强迫农民从事无偿的劳役,去养活一大群的国家官吏和主要地是为了镇压农民之用的军队。
四、保护这种封建剥削制度的权力机关,是地主阶级的封建国家。如果说,秦以前的一个时代是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那末,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仍旧保留着封建割据的状态。在封建国家中,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各地方分设官职以掌兵、刑、钱、谷等事,并依靠地主绅士作为全部封建统治的基础。
中国历代的农民,就在这种封建的经济剥削和封建的政治压迫之下,过着贫穷困苦的奴隶式的生活。农民被束缚于封建制度之下,没有人身的自由。地主对农民有随意打骂甚至处死之权,农民是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地主阶级这样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农民的极端的穷苦和落后,就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
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
而在这样的社会中,只有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是创造财富和创造文化的基本的阶级。
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7]起,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8]和黄巾[9],隋朝的李密、窦建德[10],唐朝的王仙芝、黄巢[11],宋朝的宋江、方腊[12],元朝的朱元璋[13],明朝的李自成[14],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15],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这样,就在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斗争停息以后,虽然社会多少有些进步,但是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继续下来。
这种情况,直至近百年来,才发生新的变化。
[7]陈胜、吴广是秦末农民大起义的领袖。公元前二○九年,即秦二世元年,陈胜、吴广往戍地途中在蕲县大泽乡(今安徽省宿县东南)率领同行戍卒九百人起义,反抗秦朝的残暴统治。全国各地纷起响应。项羽和他的叔父项梁在吴(今江苏省吴县)起兵,刘邦在沛(今江苏省沛县)起兵。陈胜、吴广起义失败以后,项羽、刘邦两军成了当时反秦的主要力量。项军消灭了秦军的主力,刘军攻占了关中和秦的都城咸阳。秦朝灭亡后,刘项双方相争数年,项羽败死,刘邦做了皇帝,建立了汉朝。 [8]新市、平林、赤眉、铜马都是王莽时代农民起义军的名称。西汉末年,各地农民不断进行反抗活动和武装起义。公元八年,王莽代汉以后,实行“改制”,企图缓和农民的反抗。但是,由于社会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锐,加之天灾频繁,各地农民的反抗斗争终于发展为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公元十七年,新市(今湖北省京山县东北)人王匡、王凤领导饥民起义,以绿林山为基地,称为“绿林军”。后绿林军一部在王匡、王凤率领下北入南阳,称“新市兵”。另一部由王常等率领进入南郡(今湖北省江陵县),称“下江兵”。新市兵进入随县,平林(今湖北省随县东北)人陈牧等千余人起义响应,号称“平林兵”。公元十八年,山东琅琊人樊崇在莒县(今山东省莒县)领导农民起义。起义军用红色涂眉,号称“赤眉军”,主要活动于山东、江苏、河南、陕西等地,是当时最大的一支农民起义军。同时,在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还有大小数十支农民起义军,铜马是其中较大的一支,主要活动于河北、山东交界地区。 [9]公元一八四年,即东汉灵帝中平元年,张角等领导河北、河南、山东、安徽等地的农民数十万人同时举行起义。起义军头戴黄巾为标志,因此被称为“黄巾军”。 [10]公元七世纪初,即隋朝末年,农民纷纷起义。李密、窦建德是当时两支主要起义军的首领。李密领导的河南瓦岗军和窦建德领导的河北起义军,在推翻隋朝统治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 [11]王仙芝、黄巢是唐末农民起义军的领袖。公元八七四年(唐僖宗乾符元年),王仙芝在山东起义,次年黄巢聚众响应。参见本书第一卷《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注〔4〕。 [12]宋江和方腊分别是公元十二世纪初即北宋末年北方和南方农民起义的有名首领。宋江率领的起义队伍,主要活动于山东、河北、河南、江苏一带;方腊率领的起义队伍,主要活动于浙江、安徽一带。 [13]公元一三五一年,即元顺帝至正十一年,各地人民纷纷起义。一三五二年,安徽凤阳人朱元璋投入北方红巾军郭子兴部起义军。郭死,朱元璋成为该军的首领。一三六八年,他领导的部队推翻了在各地人民起义的打击下已经摇摇欲坠的元朝的统治,成为明朝的开国皇帝。 [14]见本书第一卷《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注〔5〕。 [15]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6〕。第三节 现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
中国过去三千年来的社会是封建社会,前面已经说明了。那末,中国现在的社会是否还是完全的封建社会呢?不是,中国已经变化了。自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16]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自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17]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以后,中国又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现在我们就来说明这种变化的过程。
如第二节所述,中国的封建社会继续了三千年左右。直到十九世纪的中叶,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这个社会的内部才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促进了这种发展。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又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
这些情形,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的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因为自然经济的破坏,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商品的市场,而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又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劳动力的市场。
事实上,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和封建经济结构的某些破坏,还在十九世纪的下半期,还在六十年前,就开始有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投资于新式工业。到了同世纪末年和二十世纪初年,到了四十年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便开始了初步的发展。到了二十年前,即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时期,由于欧美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于中国的压迫,中国的民族工业,主要是纺织业和面粉业,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就是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如果一部分的商人、地主和官僚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前身,那末,一部分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就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前身了。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作为两个特殊的社会阶级来看,它们是新产生的,它们是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阶级。它们从封建社会脱胎而来,构成了新的社会阶级。它们是两个互相关联又互相对立的阶级,它们是中国旧社会(封建社会)产出的双生子。但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不但是伴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而来,而且是伴随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地经营企业而来。所以,中国无产阶级的很大一部分较之中国资产阶级的年龄和资格更老些,因而它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基础也更广大些。
可是,上面所述的这一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的新变化,只是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来所发生的变化的一个方面。还有和这个变化同时存在而阻碍这个变化的另一个方面,这就是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封建势力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
帝国主义列强为了这个目的,曾经对中国采用了并且还正在继续地采用着如同下面所说的一切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压迫手段,使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半殖民地和殖民地:
一、向中国举行多次的侵略战争,例如一八四○年的英国鸦片战争,一八五七年的英法联军战争[18],一八八四年的中法战争[19],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战争[20],一九○○年的八国联军战争[21]。用战争打败了中国之后,帝国主义列强不但占领了中国周围的许多原由中国保护的国家,而且抢去了或“租借”去了中国的一部分领土。例如日本占领了台湾和澎湖列岛,“租借”了旅顺,英国占领了香港,法国“租借”了广州湾。割地之外,又索去了巨大的赔款。这样,就大大地打击了中国这个庞大的封建帝国。
二、帝国主义列强强迫中国订立了许多不平等条约,根据这些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中国驻扎海军和陆军的权利,取得了领事裁判权[22],并把全中国划分为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势力范围[23]。
三、帝国主义列强根据不平等条约,控制了中国一切重要的通商口岸,并把许多通商口岸划出一部分土地作为它们直接管理的租界[24]。它们控制了中国的海关和对外贸易,控制了中国的交通事业(海上的、陆上的、内河的和空中的)。因此它们便能够大量地推销它们的商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工业品的市场,同时又使中国的农业生产服从于帝国主义的需要。
四、帝国主义列强还在中国经营了许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企业,以便直接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的劳动力,并以此对中国的民族工业进行直接的经济压迫,直接地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
五、帝国主义列强经过借款给中国政府,并在中国开设银行,垄断了中国的金融和财政。因此,它们就不但在商品竞争上压倒了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而且在金融上、财政上扼住了中国的咽喉。
六、帝国主义列强从中国的通商都市直至穷乡僻壤,造成了一个买办的和商业高利贷的剥削网,造成了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买办阶级和商业高利贷阶级,以便利其剥削广大的中国农民和其他人民大众。
七、于买办阶级之外,帝国主义列强又使中国的封建地主阶级变为它们统治中国的支柱。它们“首先和以前的社会制度的统治阶级——封建地主、商业和高利贷资产阶级联合起来,以反对占大多数的人民。帝国主义到处致力于保持资本主义前期的一切剥削形式(特别是在乡村),并使之永久化,而这些形式则是它的反动的同盟者生存的基础”[25]。“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全部财政军事的势力,乃是一种支持、鼓舞、栽培、保存封建残余及其全部官僚军阀上层建筑的力量。”[26]
八、为了造成中国军阀混战和镇压中国人民,帝国主义列强供给中国反动政府以大量的军火和大批的军事顾问。
九、帝国主义列强在所有上述这些办法之外,对于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的一个方面,也不放松,这就是它们的文化侵略政策。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办报纸和吸引留学生等,就是这个侵略政策的实施。其目的,在于造就服从它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
十、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更使已经变成半殖民地的中国的一大块土地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上述这些情形,就是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的新的变化的又一个方面,就是把一个封建的中国变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的血迹斑斑的图画。
由此可以明白,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
将这两个方面的情形综合起来说,我们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有如下的几个特点:
一、封建时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是被破坏了;但是,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显然的优势。
二、民族资本主义有了某些发展,并在中国政治的、文化的生活中起了颇大的作用;但是,它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它的力量是很软弱的,它的大部分是对于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的。
三、皇帝和贵族的专制政权是被推翻了,代之而起的先是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的统治,接着是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联盟的专政。在沦陷区,则是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傀儡的统治。
四、帝国主义不但操纵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的命脉,并且操纵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的力量。在沦陷区,则一切被日本帝国主义所独占。
五、由于中国是在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或半统治之下,由于中国实际上处于长期的不统一状态,又由于中国的土地广大,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表现出极端的不平衡。
六、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特别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
这些就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特点。
决定这种情况的,主要地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的势力,是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相结合的结果。
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当然还有别的矛盾,例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这些矛盾的斗争及其尖锐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之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
[16]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5〕。 [17]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4〕。 [18]一八五七年的英法联军战争,又称第二次鸦片战争。一八五六年,英国侵略军在广州向中国方面挑衅。一八五七年英法两国组成联合侵略军,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美国和沙俄不仅积极帮助他们,而且直接插手,乘机攫取中国的权利。当时清朝政府正以全力镇压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对外国侵略者采取消极抵抗政策。一八五七年至一八六○年,英法联军先后攻陷广州、天津、北京等重要城市,劫掠并焚毁北京圆明园,迫使清朝政府订立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这些条约主要规定将天津、牛庄(后改为营口)、登州(后改为烟台)、台湾(台南)、淡水、潮州(后改为汕头)、琼州、南京、镇江、九江、汉口等处开辟为商埠;承认外国人有在中国内地自由传教和游历通商的特权,外国商船有在中国内河航行的特权。从此,外国侵略势力不但扩大到中国沿海各省,同时还深入了内地。 [19]一八八二年至一八八三年,法国侵略者侵犯越南北部。一八八四年至一八八五年,又把侵略战争扩大到中国的广西、台湾、福建、浙江等地。中国军队在冯子材等率领下,奋起抵抗,并且屡获胜利。但是,腐朽的清朝政府在战争胜利之后,反而签订了屈辱的《天津条约》,允许在云南、广西两省的中越边界开埠通商,使法国侵略势力得以伸入中国西南地区。 [20]见本书第一卷《矛盾论》注〔22〕。 [21]一九○○年,英、美、德、法、俄、日、意、奥八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了镇压义和团的反侵略运动,联合出兵进攻中国,中国人民进行了英勇的抵抗。战争中,侵略军先后攻陷大沽、天津、北京等地。同时,沙俄又单独出兵侵入中国东北。清政府接受了帝国主义的条件,于一九○一年九月七日在条件极为苛刻的《辛丑条约》上签字。这个条约的主要内容是:中国向八国赔偿银四亿五千万两,承认帝国主义国家有在北京和北京至天津、山海关一带地区驻兵的特权。 [22]领事裁判权,是帝国主义国家强迫旧中国政府缔结的不平等条约中所规定的特权之一,开始于一八四三年的中英《虎门条约》和一八四四年的中美《望厦条约》。凡是享有这种特权的国家在中国的侨民,如果成为民刑诉讼的被告时,中国法庭无权裁判,只能由各该国的领事或者法庭裁判。 [23]从十九世纪末起,侵略中国的各帝国主义国家,按照他们各自在中国的经济和军事的势力,曾经将中国的某些地区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例如,当时长江流域各省被划为英国的势力范围,云南、广西、广东被划为法国的势力范围,山东被划为德国的势力范围,福建被划为日本的势力范围,东三省原划为沙俄的势力范围,一九○五年日俄战争后,东三省南部又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 [24]帝国主义国家在强迫清朝政府开放了沿江沿海的许多地方为通商口岸后,于一八四五年开始在这些地方强占一定的地区作为“租界”。最初,租界是外国人居留、贸易的特定地区。中国政府对租界内的行政、司法等有干预权,并保有租界内的领土主权。后来,帝国主义国家在租界内,逐渐实行完全独立于中国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以外的一套殖民地统治制度。它们以租界为据点,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直接或者间接地控制中国的封建买办阶级的统治。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曾进行收回租界的斗争,并于一九二七年一月,一度收回了汉口和九江的英租界。但是,在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以后,帝国主义在中国各地的租界仍然被保留下来。 [25]见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革命运动的提纲》。 [26]见斯大林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第十次会议上的演说《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斯大林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 9 5 4年版,第2 6 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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