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起来
湖南的农民运动,就湘中、湘南已发达的各县来说,大约分为两个时期。去年一月至九月为第一时期,即组织时期。此时期内,一月至六月为秘密活动时期,七月至九月革命军驱逐赵恒惕[2],为公开活动时期。此时期内,农会会员的人数总计不过三四十万,能直接领导的群众也不过百余万,在农村中还没有什么斗争,因此各界对它也没有什么批评。因为农会会员能作向导,作侦探,作挑夫,北伐军的军官们还有说几句好话的。十月至今年一月为第二时期,即革命时期。农会会员激增到二百万,能直接领导的群众增加到一千万。因为农民入农会大多数每家只写一个人的名字,故会员二百万,群众便有约一千万。在湖南农民全数中,差不多组织了一半。如湘潭、湘乡、浏阳、长沙、醴陵、宁乡、平江、湘阴、衡山、衡阳、耒阳、郴县、安化等县,差不多全体农民都集合在农会的组织中,都立在农会领导之下。农民既已有了广大的组织,便开始行动起来,于是在四个月中造成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
[2]赵恒惕(一八八○——一九七一),湖南衡山人。一九二○年以后,他是统治湖南的军阀。一九二六年三月,在湖南人民掀起反赵高潮的形势下,被迫辞去湖南省长的职务。同年七月至九月,他的旧部被北伐军击溃。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
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地主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办到了人们所谓“一切权力归农会”。连两公婆吵架的小事,也要到农民协会去解决。一切事情,农会的人不到场,便不能解决。农会在乡村简直独裁一切,真是“说得出,做得到”。外界的人只能说农会好,不能说农会坏。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则完全被剥夺了发言权,没有人敢说半个不字。在农会威力之下,土豪劣绅们头等的跑到上海,二等的跑到汉口,三等的跑到长沙,四等的跑到县城,五等以下土豪劣绅崽子则在乡里向农会投降。
“我出十块钱,请你们准我进农民协会。”小劣绅说。
“嘻!谁要你的臭钱!”农民这样回答。
好些中小地主、富农乃至中农,从前反对农会的,此刻求入农会不可得。我到各处,常常遇到这种人,这样向我求情:“请省里来的委员作保!”
前清地方造丁口册,有正册、另册二种,好人入正册,匪盗等坏人入另册。现在有些地方的农民便拿了这事吓那些从前反对农会的人:“把他们入另册!”
那些人怕入另册,便多方设法求入农会,一心要想把他们的名字写上那农会的册子才放心。但他们往往遭农会严厉拒绝,所以他们总是悬心吊胆地过日子;摈在农会的门外,好像无家可归的样子,乡里话叫做“打零”。总之,四个月前被一般人看不起的所谓“农民会”,现在却变成顶荣耀的东西。从前拜倒在绅士权力下面的人,现在却拜倒在农民权力之下。无论什么人,都承认去年十月以前和十月以后是两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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