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路中国——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

第一章

  在温州市，出租的车辆油箱是空的。2005年7月，我第一次到那里的时候，挑选了一辆大众桑塔纳轿车，他们就是这样迎接我的。我付过押金，插入钥匙，油量不足的提示灯随之亮了起来。油箱里的燃油刚好够开到加油站。以往，在北京的“首都汽车”租车的时候，我曾经抱怨过他们的油量多少不一。然而“温州昌盛汽车租赁公司”的这些家伙，竟然以他们精明的商业头脑解决了这个问题。如果我还回去的桑塔纳轿车里还剩一升汽油，他们都会把它吸出来，然后卖掉。

  在那之前，我没在南方租过车，也没怎么在中国的城市里面开过车。我所有的旅行基本上都是在北方的农村进行的。那一路上，我熟悉了乡下的生活节奏：春天的早上忙于种植，秋天的时候在路上碾压庄稼。冬天，我会在小村子里宁静地过日子，村里的大部分年轻人已经离家外出。他们到底去了哪里，是怎么去的，都没有神秘可言。他们沿着新修的道路去了南方，年复一年，如候鸟般迁徙的人数在增加，道路也在增加。2003年，中央政府在农村地区启动了一项为时两年的修路运动。在那之后，他们把注意力转向了各个城市。这些城市正在经历着汽车大发展所带来的巨大变革：我拿到驾照之后的四年时间内，中国的乘用轿车保有量增加了一倍多。2005年1月，政府公布了一系列规划以再修建五万公里的高速公路。项目完成后，新建成的道路网络东起东部沿海的工业城镇，西至吉尔吉斯斯坦边境，将会把所有人口超过二十万的城市连接起来。在高速公路运输这个领域，中国也许是个后来者——全国的第一条高速公路完成于1988年——但是到了2020年，他们计划中的通车总里程数将超过美国。

  政府在宣布这一扩建计划时，特别提到了美国，并把它作为灵感之源。交通部长张春贤在北京主持了一场记者招待会，在回答其中一个问题时，他用康多莉扎·赖斯的故事作答。赖斯不久前对中国进行了一次访问，访问期间，她明确地告诉中国的一名官员，他们应该向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学习，多修公路。“她说她小时候随家人到美国各地游历，”张春贤介绍说，“因此对全美国的高速公路十分关注。她还说，这些游历让她更加热爱美国。通过修建高速公路，我们可以刺激汽车工业的发展，但这还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国家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在东南部，其中新修的一条道路叫作“金丽温”高速公路。这条路起于靠近海岸线的温州，向西向北二百三十多公里后，接上了丽水市和金华市。这条道路的很多路段跟老旧的330国道并肩而行。我开着桑塔纳轿车第一次行驶在那条陈旧的两车道国道时，经过了好几公里正在修建的路段。有些路段即将完工，有些路段还在建设初期，一排排的水泥塔架沿瓯江两岸堆放着。到处都是修路工人——这项工程的总投资超过一百二十七亿元，而且属于重点工程。在中国，那意味着这项建设工程必须夜以继日地进行。沿着老路行进的途中，从车窗看出去，工人们正拖拽着螺纹钢，搅拌着水泥，在蛛网般的脚手架上灵活地奔忙着。在有的路段，几个工人跪成一排，用手持工具打磨刚铺好的路面。他们劳动的时候极富耐心，一步一步地往后挪动。打磨的进度不断往前推进，他们成了金丽温高速公路上的第一拨使用者。到了晚上，几公里之外也能看见闪耀着的电焊弧光，那是不久后划过这条道路的车头灯们的排头兵。

  我来浙江南部是为了寻找一个城市。几年前，我沿着长城废墟进行了第一次长途自驾游，一段段长城经过的农村正在逐渐逝去。我在三岔找到了一个家，因为我很想建立起跟现代农村的某种联系。到了浙江，我思考的则是未来。在中国的南方，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像高速公路那样迅速地改变着地区面貌：农田消失，工厂冒出来了，创业者、打工者涌进城来。对于早年的这一轮热潮，我颇感好奇——我想弄明白，在那些开拓型的工厂里面，老板和工人们过的是怎样一种生活。不过，我首先得找到一座城市，而金丽温高速公路正好可以引导我前往。这条新建的高速公路计划于2005年底竣工，通车以后，很多地方将会快速发展起来。

  在这条道路沿线，好几代人都有过修路的历史。这一带本是贫瘠的农村，瓯江两岸的山坡非常陡峭，无法开垦成种庄稼的梯田。1934年，在中国第一波现代修路热潮中，这个地区修了一条路，而后才通上汽车。后来，这条道路成了330国道的雏形。那个时候，他们把美国作为范例来加以学习，而全国早期修建的很多公路都是在美国工程技术人员的督促下完成的。那些夯土筑成的路面一般只能以五十公里的时速行驶，而且多处路段在战争中遭到了毁坏。在浙江省南部，330国道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才修筑完工。到1987年为止，这条道路一直没进行过大的改建。

  即便在那时，也就是改革开放初期，这条新修道路的效果还是立马就显现出来了。它给道路沿线的各个村庄带来了变革，尤其是靠近温州的那些地区——这里的人们原来主要种植稻米和养殖鱼虾——更是如此。随着330国道的开通，人们放弃了农业生产。年复一年，他们生产出各种最不可思议的产品。从温州往西北方向行驶，我有时在马路上就能看到他们生产的那些产品。出城十五六公里远，在下斜村，一排排体育器材堆在一起，一眼望不到边。在街边，到处都摆放着一堆堆秋千架、红色塑料滑梯、或黄或绿的单杠横杆。看不到一个小孩，多数建筑都属于那种方形的厂房。我停下车，和当地人攀谈起来。他们告诉我，做体育器材已经成为当地的专长。下斜村隶属于桥下镇，目前有二百七十家个体生产商，全都生产同一样东西，只是型号不同而已。中国国内体育器材市场上一半的产品来自这个镇。

  沿着330国道再往前走十六公里，顺着那条河转过一个弯道，可以看到桥头镇竖立的一座钮扣雕塑。那是用银做成的一个巨大圆盘，宽度为三米，带有双翼，只要有风，双翼就会转动。桥头镇的总人口仅有六万四千人，但全镇范围内有三百八十多家工厂，生产的钮扣占到了中国服装行业需求量的百分之七十。为了纪念这一数据，村里的老人们在镇中心位置竖立起了这座雕塑，正对着新建成的“中国钮扣城”大楼。钮扣城总共四层，底楼全部用于经营桥头镇的特色产品。全国的服装制造商来此批量购买，销售商则根据钮扣大小和式样陈列自己的产品。这些曾经的农民在销售钮扣的时候，使用的是米袋子——全是容量为二十五公斤的大袋子，上面依然标着“大米”或者“面粉”之类的字样，可里面装着的尽是钮扣。

  那天，我开车从那里经过的时候发现，很多经销商都是带着孩子的妇女，她们的小孩就坐在水泥地上玩耍。只要小孩子一开始哭闹，就有人扔给他们一把钮扣，让他们玩耍。我能想象得到，钮扣城每天会有多少东西进入孩子们那细小的肠子，被加工处理掉了。而在我看来，只要稍加组织，完全可以每天早上把这些小孩送到下斜村去玩攀爬架。不过，这两个小镇之间没有交集。至少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来，从一个小镇到另一个小镇，几乎跟跨越国境一样。人们告诉我，别处的方言他们基本上都听不明白。

  在浙江，这个地区的方言难听懂是出了名的，同时，只生产一样东西的小镇比比皆是。当地人一般专注于一种简单的物品，原因之一是他们基本上没经过什么正规培训，而那些不需要技术和资金的东西最容易做出来。沿着330国道，只要经过稍微大一点的地方，我都要停下车来，问一问路边的人：“你们这里生产什么东西？”他们通常用一句话就能回答我的问题，有时候连话都不说也能回答我的问题。在武义县，有个人就直接伸手从口袋里摸出一大摞扑克牌。后来我才了解到，武义年产扑克一百万副，占到了中国国内市场份额的一半。八十公里外，义乌市生产的塑料饮管占全世界总产量的四分之一。一个叫作永康的地方生产的各类衡器占中国产量的百分之九十五。在浙江的另一个地区，菘厦年产雨伞三亿五千万把。汾水专门制笔，上官专门生产乒乓球拍。大唐的袜子产量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全世界一半的领带产自一个叫作嵊州的地方。

  从一个城镇到另一个城镇，我开着车穿行于极其美丽的乡村之间。在有些地方，瓯江变得很窄，两岸是石壁巨崖，河道下切，变成深谷。330国道逆江而上，进入高山台地，每往前行驶一步，山峦愈加雄奇。跟北方不一样，这一带雨水充沛，大地一片茂盛景象。行走了几天之后，我开始喜欢上了旅途中鲜明的反差：慑人心魄的景色与令人迷惑的产品；有些地方山河尽入眼底、有些地方戛然收紧，眼里只有那些小镇和生产的各式各样的小东西：扑克牌、钢笔、塑料饮管。

  到了夜晚，我一般住在“国际宾馆”。好多城镇都有叫这个名字的宾馆，为偶尔路过的境外采购人员和管理人员提供服务。大厅里一般摆放着当地各大公司的宣传单，有时候，如果某个公司生产的产品比钮扣和塑料饮管复杂一些，他们还会在宾馆的客房放上一些堪称高端的样品。在以生产衡器和电动工具闻名的永康市，我住的房间里就摆放着一台设备，名叫“人体成分测试仪”。那玩意看上去像一台电子秤，上面布满电极，四周都有导线伸出。上面贴着一张用英文写成的告示牌：（“警告：严禁孕妇和心脏病患者使用。”）我决定用这台“人体成分测试仪”进行一下测试。我的床边，还摆放着另外一种本地产品，叫作“光波健康室”。健康室跟盥洗室的大小差不多，用木头做成，门上装有电源开关——看上去像是来自未来时代的厕所。上面印着蹩脚的英文版使用说明：

  如有下列情形，切勿使用本设施：

  1.出血性外伤和化脓性炎症。

  2.眼部严重发炎（如非严重发炎，请用湿布或棉花覆盖）。

  3.烧烫伤未满4个月。

  4.老人、孕妇、小孩严禁使用。

  5.危重病人严禁使用。

  6.如系体温禁忌人士，请遵医嘱。

  7.勿将宠物放入设备内。

  8.醉酒者严禁使用。

  在丽水市，我终于找到了我一直在寻找的东西。这座城市距离温州一百二十公里，330国道的路况又十分糟糕。从海边开车到这里一般至少要三个小时，而且一路上经常发生事故，导致延误。这座城市十分偏远，商人不大愿意来此经商，至少在新建的高速公路通车以前是这个样子。四周的高山是我见过的最高的大山，山上一片翠绿，相对高度有三百多米。丽水位于大溪和好溪的汇合处，离城中心不到两公里的地方，人们依然从事着农业生产——郊外，到处都是果园。当我问他们丽水生产什么东西时，人们笑了笑，回答道：“柑橘。”当地的一位企业家很认真地跟我说过：“我们这里是浙江的西藏。”在中国一派忙碌景象的东南部，在离海边仅一个小时车程的地方，竟然存在着这样的自相矛盾——就像人们把某个地方称作新泽西州的阿拉斯加。不过，毫无疑问，即使按照浙江省的标准来看，丽水也称得上是地处偏僻。我第一次前去参观的时候，它的城市居民人均收入在全省各市排名最低。丽水市的工业刚刚起步，还没有固定下来生产某种产品。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来，这还是一块白板：一个既不生产钮扣，也不生产扑克牌和攀爬架的地方。

  不过，变化已经开始了。在城市的南面，新建的高速公路即将设置一个出口，通到当地政府正在建设的丽水经济开发区。直到不久前，这里还一直是个农业地区，跟中国所有的农村一样，没有时间概念——在这个安静的地方，农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遵循着固定的循环：耕种，收获；耕种，收获……而现在，一块块农田正在被向外扩展的工业园区替代，政府希望以此吸引来自沿海的投资者。新建的道路一旦完工，从温州过来的三小时车程将会缩短至一个小时多一点儿。今后，让丽水人把时间当回事的，将是商人们那种分秒必争的时间观念。

  三个月后，我又去了一趟丽水。在开发区一座修了一半的工厂边上，我注意到有一个人，穿着新衣服。他那身打扮引起了我的关注：深黑色牛仔裤，黑色套头衫，黑色方头皮鞋。那双鞋子说明他是温州人：这座城市因制鞋业而出名，当地的老板们习惯于穿着出口的时髦皮鞋。那一年，一款欧式方头皮鞋在温州比比皆是，因此，我一看到那双皮鞋，就知道那个人不是丽水人。

  在开发区，有人穿得这么整齐干净，也是不寻常的。道路依然是土路，在建的各幢建筑多数搭着脚手架，开工生产的工厂少之又少。事实上，我在外面看见的都是建筑工人，他们身上穿的军警制服满是尘土，手里提着锤子和锯子。可是，这个人的衣服一尘不染，除了一个仿皮钱包，手里什么也没有拿。他的白色别克赛欧轿车停在一旁。他看上去神色有些紧张，一支接一支地抽着三五牌香烟。不过，搭起话来倒是很友善。我问他，为什么来这个开发区。

  “我在等我的合作伙伴，”他说，“我们要在这里办企业。”

  他做了自我介绍，他的名字叫高晓萌（音译），三十三岁。合作伙伴是他的叔叔，名叫王爱国（音译），也是来自沿海地带。高老板说，他们计划生产“服装配件”，不过对于具体生产什么，他没有细说。这天下午，他们打算把新厂房设计一下，可王老板来迟了。他在330国道上困住了——在那狭窄的道路上，这是常事，只要发生事故，总会让交通堵上个把小时。在新路修好、那四车道的公路投入使用之前，没有人估计得到，从温州开车过来到底需要多长时间。

  每过五分钟，高老板就要查看一下他的手机。每过十五分钟，他就要点上一支香烟。我们站在尚未完工的工厂的墙根，漫无目的地聊着天。我们互换了名片，说着丽水的天气情况。王老板到的时候，高老板介绍说我是他的朋友。在开发区，结识人比较容易，每个人都是外来者，没有人知道，他能从这个地方得到什么。这里给人一种空旷的感觉——很多建筑只是个空空的壳子，尚未完工的道路两旁竖着许多空白的标示牌，等着顾客光临。标示牌那银白色的表面反射着蓝天，除了为十月的阳光做做广告，什么也没有。

  下午两点半，王老板终于来了，几个人开始设计起厂房来。跟两个老板在一起的，有一个承包商以及他的助手，这两个人是丽水本地人。没有建筑师，没有绘图员；没有人使用尺子，没有人使用铅垂线。他们唯一使用的工具是一次性打火机，高老板首先给每个人散发了一支三五牌香烟。等每个人都点上烟之后，他才从随身携带的钱包里翻出一张皱巴巴的小纸片。在一张廉价的折叠桌上，他抚平了这张纸片，开始画起图来。

  除了那张桌子，房间里空空如也：白色的墙壁，光秃秃的地板，以及还没被人触摸过的立柱。一颗普通白炽灯泡在天花板上垂吊着，像一只未成熟的果子。水管已经装上，但没有通水，入户门上甚至没有锁。在那张白纸片上，高老板画了一个长方形，用来表示房间里的那一面墙。随后，他在东南角上画了两根线条，代表着要做工程的几面墙。将来，那个位置将被围成一个机器间。高老板转过来看着承包商。他们之间用普通话进行交流——在浙江，各地的方言十分难懂，经商的人们只要去到别处，就要讲全国通用的语言。

  “门的标准宽度是多少？”高老板问道。

  “一般是一米半。”

  “我想把它做宽一点，能不能做成两米半？”

  “那不行。如果要用标准门，就要做成一米五。”

  高老板又回到那张纸片上，飞快地描画着，又有四个房间成形了：一间化学实验室，一间储存室，另有两个机器间。王老板凑过来，琢磨着那张图纸。“这个房间不需要，”他对他的侄子说道。

  “你不是说还要两个房间来放机器吗？”

  “一个就够了，把它们打通。”

  王老板拿起笔，画出一条线，原来规划的房间就消失了。年长的人对金钱的认识更到位，他知道，多修一面墙，只会增加开支。他经商已经有二十年的时间，曾经有许多良机从他身边溜过，不过，他的侄子仍旧保持着年轻人的热情。高老板先前的打拼算是小有收获，所以，他的穿着很符合他的状况，略带一点低调的冷静。他对他那辆别克赛欧轿车很是自豪——我们初次见面的时候，他特地让我知道，他开的是美国车。实际上，赛欧轿车是基于欧宝公司可赛轿车平台生产出来的，这让它既带有欧宝设计的特点，又具有中国制造的性质，只不过是采用了一个目前遭遇麻烦的美国汽车制造商的品牌。不过，这样的细节对于早已脱离农业的高老板来说无关紧要。他的父亲原来是种植水稻的农民，也做过当地的小学教师，高老板是他们家经商获得成功的第一个成员。

  下午两点五十七分，几位老板做完了底楼的设计规划。他们上到二楼，高老板又摸出了三五牌香烟盒子。他给大家敬上香烟之后，把那一页纸翻了个面。

  “这个房间做办公室太小了。”

  “把墙砌在这里，就足够大了吧。”

  “这里可以砌墙？”

  “如果把墙砌在这里，房间可能太暗了。”

  “再说，这个房间不是给工人住的哦。”

  “不对，那么弄看起来不对。”

  两位老板合计了一下，叔叔又勾画了一面墙出来。在二十三分钟内，他们设计好了一间办公室，一条通道，三间管理人员的卧室。然后，他们上到顶层。两间浴室，一间厨房，九间工人寝室：十四分钟。一共加起来，在一小时零四分钟的时间内，他们规划出了一个从底楼到顶楼共计一千九百五十平方米的工厂。高老板把那张皱巴巴的纸片递给丽水的承包商。那人问，他们需要什么时候把预算做出来。

  “今天下午怎么样？”高老板问。

  承包商看了看他的手表，已经是下午三点四十八分了。

  “没那么快。”

  “那么，明天一早告诉我。”

  他们走到外边，讨论起装修材料。承包商给他们看了两种煤渣砖，一种售价一元五角六分，另一种售价一元六角六分。王老板选了便宜的那种。提到涂料的时候，他说：“我们反正不要衣服一擦到就掉色的那种。”承包商问他们要不要一个详细的预算，以平方为标准逐项进行计算，王老板却没有时间来做那些事情。“你只需要给我们一个总报价就行了，”他说道。他们最后讨论的是门。这家新建的工厂总共需要十五道门，不知为何，王老板对这一点尤为关心。

  “不要买那种四五十块钱一扇的门，看起来都不行，”他严肃地说道，“你要给我们安装八九十块钱的门。不要通过买便宜材料来赚取差价。不要以那种方式赚钱。我告诉你怎么做——把工作做好了，我们会再请你的。我们在温州就是这样赚钱的。如果你把活儿做好了，生意会更多。懂了不？”

  在中国，温州人以创业能力著称。在这个国家，几百万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从农业向商界进军，而温州人则是农民创业者的原型。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私有经济迈出实验性的步子，温州人的反应非常迅速，连中央政府都赞扬那是农村发展中的“温州模式”。他们的经商策略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低投入，低质量，低盈利。教育程度也低——即便在今天，经历了二十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百分之八十的温州老板接受学校教育的时间基本上不超过九年。不过，这一套策略很管用，这座城市因此在某些行业占据了主导地位。现在，中国差不多四分之一的鞋子来自温州。估计全世界百分之七十的打火机产自温州。在温州，超过百分之九十的经济属于个体经济——跟其他地方不同，温州的国有经济在当地的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微乎其微。

  年复一年，温州商人分散到了南方各地。他们一般是沿着新修建的道路走出去，那条道路属于金丽温高速公路的一部分。这条高速公路当初是为了把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输送到沿海地带而设计的，不过它也为商人们进入内地创造了条件。其他几条道路，例如330国道，也是这样。通常的情形是，温州商人来到某个村子，开起几家工厂，然后当地人就跟着这个思路干了起来。就这样，很多生产单一产品的小镇冒了出来，带来了浙江省成功的全面发展。尽管在20世纪70年代处于相对贫穷的状态，浙江省现在的农业人口和城镇人口的人均收入已经超过所有省份，名列榜首。

  温州人自己也热衷于谈论他们取得成功的奥秘。总体而言，中国人对于地区差异的认识是高度协调一致的，他们很快就能够提炼出别处的弱点。北京人会讥笑河南人档次低，深圳人看不起从湖南和四川来的务工人员，很多人对上海女人的坏话不一而足。不过，温州人的自我评价倒是与众不同。在机场书店，一般会有一整块区域专门摆放关于温州人经商的书籍：《温州人赚钱的秘密集锦》、《可怕的温州人》、《温州密码》、《其实你不懂温州人》等等。游客们非常喜欢这样的书，不过温州人自己也普遍会看这样的书。曾经，我见到高老板在看一本叫作《东方犹太人：五十个温州商人的经商故事》的书。他问，我是否认识美国的犹太人，我给他做了肯定的答复。

  “他们做生意很在行吗？”高老板问。

  我告诉他，有些犹太人做生意，也有一些犹太人从事别的职业。

  “都说欧洲的犹太人做生意很出名，”他说道。

  “我猜，历史上是这样吧，”我说，“不过那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犹太人现在都做生意呀。”

  “这本书上说，犹太人是欧洲的温州人，”高老板说道。

  我愣了一阵，好不容易才明白那句话的含义。不过，我也终于明白了，从有关温州发展的谈话中，应该期待得到什么样的结果。温州的老板们经常提出同样的问题：“你怎么看我们温州人会做生意这个问题？”如果我的回答是“环境”，他们会感到比较高兴，这样的回答跟那些有关温州人的书上所宣传的环境决定论不谋而合。这个地方可耕地极为稀少，在封建王朝时代，因为地形崎岖的缘故，跟内陆地区的交通联系极为不畅。由于选择的余地不大，温州人将目光投向了大海，到17世纪，也就是明朝末期，他们已经形成了很强有力的贸易文化。他们还形成了迁徙的传统，温州移民形成的小团体已经在世界各个港口城市站稳脚跟。在毛泽东领导的年代，这些商业网络幸免于难。同样幸免于难的，还有温州人的商业天性。一旦共产党政府允许他们离开农庄，建起工厂，当地的经济就开始起飞了。

  环境决定论有它的道理，不过，还有另外一种因素，那就是自我决定论。浙江南部的温州人对他们自身精明的商业头脑是认同的，他们对于自己降低行业的毛利率和建立贸易网络的能力颇感自豪。他们信奉自身，信奉商业——做一个冷血商人不是什么可耻之事。几年前，温州一家报纸《财富周刊》出过一期情人节专刊，其中有一个关于本地男性百万富翁的调查报告。报纸问那些男人，他们喜欢在什么地方享用浪漫的情人节晚宴，还列出了他们购买给妻子或女朋友的礼物。其中一个问题要求受访者回忆“一生中你最感动的时刻”。最普遍的两个答案是“当我开始做生意的时候”和“当我离婚的时候”。另外一个问题是“如果在家庭和生意之间做出抉择，你会怎么办？”在所有受访者中，百分之六十选择生意，百分之二十选择家庭。另外百分之二十无法做出决定。

  我第三次到浙江的时候，已经学会在还车的时候让油箱保持空空如也。头一两次，我没算准，把桑塔纳轿车还回去的时候，油箱里面还有不少的燃油，这当然让温州昌盛汽车租赁公司的人高兴不已。我后来的计策是，千万不要把油加满：一般是每次加五十元或者一百元的油，到行程结束的时候，计算好时间，在燃油信号灯点亮之前，把车子交还给温州昌盛。这样做的结果很明显，只要我交了每天二百五十元的租赁费，就可以拿租来的车为所欲为。对于我可以把车开到什么地方，没有任何规定，公司也从不检查损坏情况，他们对于小刮蹭本来是不该一点都不关心的。可在这里，你就别指望了——因为用于租赁的车辆上早已布满了刮蹭的痕迹。

  在全国范围内，我还没有碰到过开车如此危险的地方。问题之一，是道路设施的质量普遍草率粗糙。温州从来没有从参与深圳和上海这些大城市规划的中央机构得到过什么好处，在浙江这一块地方上，通常是当地政府按照自己的意愿把那些东西做出来。道路的尺寸偏小，维修也很差，交通指挥更是如同祸患。温州人做生意的天性则把事情弄得一团糟，因为他们总是在奔跑中，喜欢冒险。

  说起恐怖程度，没有哪件事情赶得上驾车穿越这个城市的沿海郊区。十五年前，该地区还是一片农田，但是它经历的发展十分迅速，村与村之间古老的界线已经看不见了。现在，你只能根据道路两旁的广告来判断村子与村子之间的过渡，因为每个村都有自己的特色产品。一次，我往南行驶，过了飞机场，就走到了这一区域。首先，我经过了一条路段，所有的广告牌都跟铰链有关。随后，我看到了电源插座和适配器广告。没过多久，取而代之的是塑料开关。再随后，出现了日光灯管。不管走到哪里，我总能看到一排排的仓库和厂房。但是，那条道路本身还是保持着乡村道路的规格：两车道，没有路肩，坑洼遍地。偶尔有一起小事故，就会形成交通堵塞，驾驶员们把上身压在汽车喇叭按钮上，眼睛直愣愣地盯着那些铰链或者电器开关广告牌。在一个叫作龙湾的地方，我进入了水龙头生产区域——那儿坐落着近七百家工厂，专做水龙头。接下来是汽车轮轴，然后映入眼帘的是金属冲压机。

  终于，我进入了瑞安区。根据当地政府的数据，瑞安有一千二百零八家工厂，专门生产汽车发动机配件、刹车和转向系统。道路两旁的商店里，全是汽车零部件：一个橱窗里摆放着几十个方向盘，隔壁的商店里堆放着一摞摞刹车片。过去一个街区，店铺里全是汽车引擎的点火装置。在城中心，我碰巧看到了几分钟前发生的一起严重交通事故。一个年轻女子骑着一辆电动车，而且车速肯定很快，一下子撞上了一辆小轿车。轿车被撞出了很深的印痕，电动车已经撞得认不出本来面目了。交通慢了下来，只能一寸一寸地挪动。我别无选择，只好从事故现场直接开了过去。一大堆人已经围了过来，兴奋地指点着，议论着，所有人都懒得给尸体遮上点什么。女子没有戴头盔，撞车之后，头部着地栽了下去：双腿朝后弯曲，双臂张开着，面部朝下紧贴着地面。我从旁边开过去的时候，还没来得及把头转过去，一眼就看见迸到路面上的脑浆。当时快到傍晚时分，灯光很刺眼，殷红的鲜血里浸着她纷乱的头发。

  再过去一个街区，行人变得稀少起来，交通恢复了正常。电动摩托车一路穿行，小轿车像驯兽师一样瞅着空位，喇叭声在街上鸣唱着。广告牌上出现了更多的汽车零部件：轮毂罩、踏板、火花塞，雨刮器和挡风玻璃、座椅和方向盘，轮胎、轮胎、轮胎。在瑞安国际饭店停车过夜的时候，我的双手依然在颤抖。停车场上停满了一排排黑色的轿车：奥迪、别克、大众。买家和卖家，商人和干部——外面喧闹的大街上，商店里的霓虹灯标牌焕发出了生机。没有人预料到，这座城市已经少了一个驾驶员。

  2006年1月，我再次回到丽水那家工厂的时候，几个老板正在测试他们的机器设备。离我上次参观只有三个月的时间，但在这期间，那个地方已经完全变了样。承包商的活儿干完了：隔墙已经砌好，一百元一扇的门已经安装到位。主房间里摆放着一台大大的金属冲压机。到处都是盒子、箱子，里面装满了等待安装的各种设备。到处都有工人，跟高老板——也就两个老板中年轻的那一个——在一起的，是请来负责工厂运营的三位技术人员。我上次前来参观的时候，两个老板对于他们的产品有些含糊其辞，只说生产“服装配件”。现在，我可以向其中的一个技术人员打听详情了。

  这位技术人员名叫田洪国（音译），来自四川省。他已经三十好几，在工业城镇来说，这个年龄算是偏大了，大家都叫他“老田”。他是个小个子，体重仅有九十多斤，长着一张有些淘气的脸：尖尖的下巴，大大的耳朵，大大的嘴巴。听到我的问题，他先是笑了笑。

  “我们要生产两样东西，”他一边说着，一边从一个箱子里拿出几件样品来。其中一件样品是一个很小很小的扣环，连我的小手指都戴不进去。另一件样品是一个稍大点的铁板子，薄如剃刀片，两头都包着塑料。这个铁板子被弯成了U字形，老田递给我一大把，大大小小的型号一应俱全。其中大的那个能穿过一个台球，其他的跟垒球的大小差不多。我问老田，这些东西是做什么用的。

  “女式服装，”他回答道。

  他把铁板子放在胸部位置，两头朝上，形似笑脸中上翘的嘴角。我忽然明白了——这些东西是胸罩的支撑结构。

  “这东西让女人穿衣服更显漂亮，”老田说，“各种型号都有。有的小，有的大。有的真是好大。”他边说边用双手比划着，比划出跟一个篮球差不多大小的形状来。我不太拿得准，他是不是还在谈论胸罩这个东西。所以，我琢磨，那些金属丝应该有别的作用吧。

  “那些东西那么大，”我问道，“是做什么用的？”

  “给俄罗斯人用的。”老田回答道。

  过去十年，高老板生产的是衣服上那些稀奇古怪的玩意。他在温州南部的一片滩涂地区长大，那个地方叫作瓯海。他的父亲以种稻为业，也在当地的一所中学当过老师。高老板上过两年财贸学校，学的是机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跟家人一起开了一间小作坊。他们主要生产裤子的衬料——就是贴在裤腰部位的廉价白布片。跟其他温州人生产的产品一样，这东西对劳力和技术的要求都不太高。一开始，高老板一家投入了三万多元，一家人就是全部劳动力：高老板自己，他的父母，还有他的两个姐妹。他们把生产出来的产品卖给本地的服装加工厂，头几年的利润大概在百分之五十左右。赚到足够的钱以后，他们扩大了厂子的规模，购买了新机器，并聘请了五六个工人。

  开始的时候，当地只有五六家作坊生产同样的东西。没过多久，镇上其他的人注意到高老板取得了成功，新工厂如雨后春笋一般冒了出来。到2003年，他们那个社区已经有了二十多家工厂生产无纺布片，利润也降到了百分之十五。那一年，高老板放弃了裤子衬料的生产。当时，他还能赚到钱，只是不想把那个行当赶进谷底。

  “九十年代的生意好做一些，”有一次，他对我这样说道，“那个时候开工厂的人还不太多。”对于那个年代，他总是津津乐道。对高老板来说，他那个时候才三十三岁，九十年代成了他的过去好时光，因为那时候的竞争还没有那么激烈。“那个时候，靠产品质量说话，”他若有所思地说道，“一般来说，你得搞清楚哪样产品没有人去生产。不过，现在全中国上下，每一样东西都有人在生产。不管你生产什么，都会遇到竞争。所以，现在不是质量说了算，靠的是产量。”

  放弃生产裤子衬料后，高老板跟他那位生产胸罩衬骨的叔叔合伙了。这也是准入门槛很低的一种产品，全部所需仅有一台金属冲压机，用来弯折金属和切割材料，平均每分钟可以做出大约一百副衬骨。需求量很稳定，这正是生产胸罩衬骨所要求的唯一条件。“只要有女人，就会有顾客，”有一次，高老板如此充满哲理地说道，“跟卫生巾是一个道理。”但谁都没有在生产衬骨这个行当上致富过，高老板和王老板于是转而寻找其他新产品。他们的目的是要找到某样东西，而这种东西需要投入巨资，用以购买富有技术含量的机器设备。这也算是把那些抄袭者排除在外的一种做法吧。

  两位老板一起上下各处搜寻着——哎，不管怎么说，他们算是把胸罩研究了个底朝天。在温州人看来，这种产品本身就代表了一个巨大的市场，因为流水线最后生产出来的胸罩包含着十二种部件。两位老板从这个东西的底部开始探路，做起了衬骨。然后，他们往上移动，掂量着单独生产每一个部件的可能性。他们想到了缝线，看到了蕾丝花边，考虑过扣环。当他们到达最上部——也就是0字形或者8字形肩带调节环——的时候，终于找到了所要寻找的东西。

  对于消费者来说，胸罩的肩带调节环十分简单，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那个东西由一片薄薄的尼龙镀铁做成，重量不足零点五克，每一副胸罩上面一共有四个这样的东西。调节环跟肩带连在一起，不管是在欧洲还是在美国，恐怕没有哪个女人对此加以思考过。不过，从技术上来说，这样的调节环其实是服装配件中最为复杂的一部分。为了使铁环均匀地镀上高亮度的尼龙，生产者一定要具有完成三道工序的生产线，每一道工序都要把铁环加热到五百摄氏度以上的高温。这一切都要通过计算机控制来实现：温度，粉剂搅拌器的摆动装置，传送带的速度。这样的机器是不可能用各种配件草率拼装而成的，而且价格不菲，高老板和王老板购买的那条生产线花了五十多万。在过去，他们两人购买的设备均不及那个价钱的十分之一，而且他们的计划还得仰仗这条生产线能够顺利投产。

  机器摆放在一楼地上，也就是高老板之前设计过的第一个房间里面。那玩意看上去像是一个蹲坐着的小动物，表情有些沉郁：外表铁青着脸，像是刚晕过船，两条生产线排开大约有十五米远的跨度。这套设备重叠摆放着，像一辆双层巴士。传送带是用亮锃锃的钢铁做成的，在没加灯罩的灯泡下闪闪发亮。整台设备重达六吨，连传送带也要用极其粗壮的钢铁柱子支撑。光这些起支撑作用的柱子就能撑起一幢房子——为什么生产胸罩需要使用到如此沉重的支柱，其中实在没有符合逻辑的道理可讲。不过，跟水泥一样，钢铁这种材料是中国的农村地区易于被过度使用的建筑材料之一。这是一种规模经济：在这么广大的国家，处于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期，各大公司生产原材料的速度极快，因此价格相对较低。外国的建筑师们常常评论说中国的建筑工程里使用了大量的水泥和钢铁。

  他们测试机器的那天，我又去那家公司做了一次拜访。一个叫作罗守云（音译）的技术人员按下了一个按钮，只见一个燃气炉子冒出了蓝色的火苗，传送带开始缓缓往前运动起来。一个数字式仪表板显示着温度。房间里面很冷——屋外的温度比零度高不了多少，而这几个老板跟大多数浙江人一样，依然没有给厂房安装供热系统。不过，随着燃气炉对机器持续加热，数字显示板上的温度一点点升了上来。九十摄氏度，一百五十摄氏度。只用了十五分钟的时间，温度就超过了四百度。可到了四百七十四度，它又一下子降了下来。要达到生产要求，这台机器至少需要保持五百摄氏度的温度。

  “也许是因为我们这里比广东的气温低吧，”罗守云说道。在中国的最南边，在十多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把精力花在了胸罩调节环的生产上，因此，大家都叫他罗师傅。老板们把他从另一家具有竞争关系的工厂里挖了过来，他也是这个房间里唯一真正了解那台机器怎样运转的人。只见他戴上一双防火手套，试图打开其中一个燃烧室的盖板。可那金属盖板锻造得太差，连接处竟然在高温下融化了。罗师傅一拉，把手就掉了下来。他嘴里骂了一句，随手把红得发烫的金属部件扔在了地上。在冰冷的水泥地板上，那金属把手像一条愤怒的蛇，嘶嘶地吐着舌头。

  “没事儿，”高老板说道，“没事儿，别担心。”

  他点燃了一根三五牌香烟，然后递给罗师傅。罗师傅嘴里叼着香烟，在一块有着二十几个按钮的控制板上忙活着。他打算先放一批铁环到生产线里面，看看到底会做成什么东西出来。在生产线末端，他用电子卡钳测量了一下，宽度为一点七毫米——对胸罩调节环来说，这个尺寸太大了，理想厚度应该在一点二到一点三毫米之间。尼龙熔解得极不均匀，机器的温度也越来越低，甚至连四百摄氏度都达不到了。“会不会是因为天气的原因呢？”高老板问道。

  “在广东那个地方，冬天的时候，厂房里面的温度一般也只有十七八度，”罗师傅说道。他用扳手敲打着机器的燃气阀。“今天只有六度左右，”他说，“也许差别就在这里吧。”

  “也可能是燃气有问题呢，”高老板说。

  隔壁房间里，摆放着五六个燃气罐子，用金属做成，高度约为一米二，几根橡胶管子把它们跟那台机器连在一起。那几个人检查着连接管：一切看起来都正常。有人觉得稍微动一动可能会起点作用。于是，他们把那些燃气罐子轻轻地摇了摇，把管子抖了抖，可机器的温度还是没有丝毫上升。他们又使劲摇了摇，使劲抖了抖。那几个人嘴里依旧叼着香烟，把金属管子在水泥地上使劲抖晃着。悄悄地，我朝着门边走去。如果发生爆炸，至少还可以躲开。

  “也许应该给这些东西加加热，”高老板说道，“我去烧点热水来。”他打开了大房间里面的炉子，用水壶烧起水来。老田找来一架梯子，放在了燃气罐的边上。壶里的水烧开之后，高老板把它倒进了一只水桶里。他把那只水桶扛在肩上，爬上了梯子。他嘴里依然叼着一根三五牌香烟。就让我再看高老板一眼吧——我觉得，到了这时，再也没有必要用眼睛来记录整个事情发展的经过。在隔壁房间里，我仔细地听着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最先，传来一阵极响亮的哧哧声，像一块肉掉到了加热的烤架上；紧接着，是一阵哗啦声；随后，一切归于平静。我伸出头来，看了看门边。蒸汽弥漫了整个房间，刚刚受到水的洗礼的燃气罐子在白炽灯下闪闪发亮。罗师傅查看了一下机器的温度：没有变化。到傍晚的时候，他们几个人捣鼓着那条生产线，接近四个小时，丝毫没有进展。他们觉得，也许是天然气的质量不高。高老板说，他要试一试另外的供货商。不过，这句话听起来有点像是个美好的愿望，大家似乎都不愿意面对其中最有可能的原因——那台崭新的机器存在着瑕疵。

  这台机器最早来自欧洲。在中国的工厂里，类似的设备通常可以找到一个谱系，顺着它，一般都会追溯到国外。20世纪80年代，胸罩调节环这个产业由法国人和德国人把持，后来转到了台湾地区，因为那个地方的劳动力很廉价。好几家台湾公司从欧洲购买了这种机器，到20世纪90年代，这个岛屿已经在向全世界的大部分胸罩生产厂家提供调节环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台湾人投资的大铭公司决定搬到大陆进行生产。接下来的十来年间，这样的搬迁逐渐变成了整个行业的家常便饭。直到后来，台湾多数的劳动密集型工厂都转移到了大陆。

  大铭在厦门经济特区开设了工厂。他的老板——为了行文的方便，就让我们称之为大老板好了——进口了一台欧洲生产的机器。头几年，那简直就是一台印钞机。当地的劳动力比台湾还要廉价，又没有什么竞争，因为它那复杂的生产流程使得仿冒艺术家们做起假来困难重重。过了些年，大老板逐渐对一个工人产生了很严重的依赖。这个工人来自四川的乡下，名叫刘宏伟（音译）。刘宏伟接受的正规教育很少，但他特别聪明。在几年时间里，他成了维护保养那台机器的专家。

  刘宏伟的记忆力出奇地好。在大铭公司，他竟然偷偷地画下了那台机器的详细图纸。刘宏伟的工友们从来没有看到他给那条生产线做过任何测量或者画过结构图，他们后来觉得，刘宏伟一定是通过白天琢磨晚上画图的方式，把那台机器一点一点地记了下来。刘宏伟画完后，带着图纸来到了中国南方的另外一个经济特区汕头。在这里，他遇到了二老板，二老板当时正开着一家叫作汕港科技的公司。1998年，二老板聘用了刘宏伟。他们拿着这张图纸，找到了一家按照客户要求定做磨具的加工厂，生产出了一台机器。一开始，那台机器运转不太正常——毕竟，人的记忆力不是那么完美——不过，经过几个月的调试之后，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汕港科技开始了胸罩调节环的生产，很快，二老板也发了。

  没过多久，三老板走进了我们的镜头。他也在汕头，开了一家叫作金德的公司，他把刘宏伟挖了过来。这一次，他们又一起根据那张图纸，定制出了一台机器。到了这时，价格开始急剧下滑，不过利润依然十分可观。因此，三老板很快也发了。可是，当他听说刘宏伟已经在偷偷地跟四老板进行磋商的时候，还是暴跳如雷。

  这个故事我最先是从罗师傅那里听来的，因为在汕头的时候，他跟刘宏伟一起工作过。当时，有人说刘宏伟光靠出卖那张图纸，得了大概十七八万元钱，不过没有人知道具体的数目是多少。然而，三老板许下的人头赏金是多少，罗师傅是知道准确数字的：十万元人民币。“他只需要得到消息就行了，”罗师傅说道，“他曾经说过，只要有人告诉他刘宏伟去了哪里，他就可以给钱。当听说刘宏伟已经离开公司的时候，他真的是非常生气。”

  我问，如果三老板找到了这个人，他打算怎么办。

  “对南方的情况，你是知道的，”罗师傅笑了笑，说道，“那不过就像杀一条狗。”

  但是，就利润而言，一切为时已晚。一旦市场上有了那样的机器，任何人都可以花五十多万元购买一台回来。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四老板换成了五老板、六老板、七老板，等等。到丽水这家公司开始创办的时候，中国已经有二十多家工厂涉足这一行业，胸罩调节环的批发价格下降了百分之六十。目前，只能从运费中赚取一点点利润，因此，高老板和王老板才会选择在丽水进行生产。因为周围这一带都没有大的调节环生产厂，过不了多久，新修的高速公路一通车，他们就具备了有利条件，可以向全省的胸罩生产厂家提供产品。

  罗师傅经常提到刘宏伟，说他这么一个工人“骗了三个老板”。他讲的那些事充满了神秘，是一个劳动者的传奇。最关键的是，它吊起了人们的好奇心。于是，我飞到汕头去求证此事。大老板、二老板、三老板全都不愿意谈论——很明显，他们谁也不愿意回忆往事。不过，我还是见到了几个曾经与刘宏伟共过事的人，他们讲的故事基本上相同——尽管因为讲述者的原因，某些细节略有出入。有人相信，刘宏伟不是真名。也有人觉得，他在有关老家的问题上没说真话。尽管有一家公司的经理说他曾亲眼看到过政府颁发的身份证，并且发誓说那是真的，但他曾经的几个同事都说他是个大骗子。

  后来，我甚至看到了偷出来的那份机器图纸。图纸保存在广州市的清水机械制造公司，这家公司曾经根据丽水方面提出的规格定做过机器设备。“他读的书少了点，所以要使机械设备运转起来颇有难度，”清水公司的经理告诉我，“我们花了两个月的时间进行各方面的调试。”这位经理十分友善，也很开朗。在我看来，他把那张图纸拿给我看，是因为把我当成了买家，尽管我反复跟他讲，我其实是个作家。他最近一笔买卖就是跟高老板和王老板做成的。

  在丽水的工厂里，对设备进行的第一次调试失败后，罗师傅终于意识到，这台机器存在着一个重大的设计缺陷。他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把这台机器拆散开来，更换了几个关键部件。他把燃气炉和传送带的间距调近了一些，对它的振荡器摆弄了一番。他用胶合板和绳子临时替换了几个部件，甚至不惜麻烦地把熔掉的把手重新装了上去。等这台机器开始投产的时候，它已经被倒腾得鼻青脸肿，面目全非了——一道大大的伤疤出现在原来安装把手的地方，调整过位置的燃气炉在钢架上留下了焦黑的印子。罗师傅告诉我，那个支撑架完全没有必要做那么厚，因为刘宏伟对于这部分的设计没怎么在意。“图纸还是不太理想，”他说道。

  罗师傅相信，刘宏伟这个名字是假的。他谈论起这位前同事的时候所使用的说法，跟我从别人那儿听到的大致相同。有人说，刘宏伟个子瘦高，皮肤黝黑，完全像个农民。他读的书不多。据说他结了婚，有一个小孩，不过从来没有人看到过他们。尽管三老板开出了可观的赏金，但那十万元一直没有人前来认领，因为刘宏伟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很狡猾——这个词用来形容刘宏伟是最贴切不过了。不管是在丽水、汕头，还是广州，只要是生产胸罩调节环的地方，我一次又一次地听到这个词语。所到之处，人们都摇着脑袋，说刘宏伟很狡猾。没有人知道，这个人到底去了哪里。

  2006年1月，到那台机器开始运转起来的时候，金丽温高速公路已经通车了。那是一条双向四车道的高速公路，路肩很宽。中间的分隔带种植着密密麻麻的灌木，以阻挡对面驶来车辆的灯光。一路上，每隔一千米，就竖立着一部免费的应急求救电话——这样的细节如果放在美国，会被视为一种奢侈，而在中国，则几乎完全没有必要，因为这一带的电话信号覆盖范围极广。沿着瓯江，有些山峦十分陡峭，在很多路段，筑路工人只得在悬崖上直接凿出一条道来。从温州到丽水，新修了二十九条隧道，最长的一条有三公里多长。现在，还缺少一个细节，那就是地图。在政府出版的各种地图上，这条高速公路的路线都还没有标示出来，不过中国的地图总是滞后于建筑工程本身。有时候，人们建设事物的速度，似乎比画出事物的速度还要快。

  对中国的驾驶员来说，最大的乐趣莫过于行驶在新修建的高速公路上。我头几次走金丽温高速公路的时候，交通流量一点也不大，因为很多地方的匝道还没有开放使用。从温州驾车到丽水，全程走完一百二十公里的高速公路没什么问题。但一路上既不能驶出高速路，也找不到入口进入，所以，我常常会行驶数公里也看不见一辆车。有些路段修成了高架路，从桥头这样的工业城镇上面拦腰穿过。新修建的道路跟仓库靠得很近，我甚至能够看到那些地方的生活场景：工人们正在进到厂房里面，大卡车正在装运货物，水泥搅拌机正在为新的建筑工程而忙活着。但是，没有人进入到高速公路里面来，这些地方跟高速公路还处于隔绝状态。真有一种坐飞机的感觉——我从那些城镇上空驶过的时候，还能透过车窗偷瞥一眼。

  高速公路沿线，到处都竖立着各种品牌的水泥广告：金园水泥、红狮水泥、仙都水泥，等等。这些不过是第一批广告而已。除此之外，高速公路上还有各种各样的提示牌，颜色跟美国使用的绿色一模一样。在浙江的公路上，有很多道路提示牌还被翻译成了英语。在温州，出口处竖着的牌子是“Shoe Center of China”（“中国鞋都”）。高速公路上的几条车道被标示成了“Slow Lane”（“慢车道”）和“Quickly Lane”（“快车道”）。〔1〕^[1]“Drive Carefully”（“小心驾驶”）——这条乱七八糟的标示语随处可见。还有一条告示，要求人们“Do Not Get Tired”（“不要疲劳”）。间或，路边还会出现一条莫名其妙的对联：

  请勿疲劳驾驶

  远离交通事故

  在丽水市，高速公路可以直接通向经济开发区。在新修建的高速公路上享受过宁静之后，猛然进入尚在建设之中的工业园区，让我吃惊不已。那里的道路大多还没有铺好，运土车、推土机白天晚上连着干，开发区的四面围着被开挖得面目全非的农田，不禁让人想起这个地方在不久前的面貌。建设工程的范围令人瞩目——方圆大约有十五平方公里之大。经济开发区的王丽炯（音译）主任告诉我，为了建厂之需，他们已经推平了一百八十座大大小小的山头。

  中国官员对于数字的使用，自有他们的一种套路——极其漫不经心之间，会背出令人咂舌的各种数字来。王主任有个同事，名叫杨晓宏（音译）。他告诉我，从2000年到2005年，丽水的城区人口数量已经从十六万增加到了二十五万，这主要是因为大量的外来人员来此从事建筑行业或者到工厂做工。随着新的经济开发区的建设，他预计在今后十五年的时间内，人口数字还会翻番，达到五十万。他还告诉我，丽水市政府在2000年至2005年之间，共投资六百多亿元用于基础设施的建设。杨先生说，那五年时间里，丽水市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资总额，是之前半个世纪的五倍之多。

  每次跟政府官员打交道的时候，我都要忙着记下各种各样的数字。到了晚上，我看着笔记本，禁不住想，这些数字到底是不是真实。不过，听到王主任说他们推平了一百八十座山头的时候，我停下了手中的笔，请他做一下具体的解释。

  “假定这是一座山，”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指着摆放在我们两个人之间的那张桌子上的一个点。他的手指往边上移动了一两寸的位置。“这是另外一座山。两座山之间有一条深沟。那么，我们就要把这两座山头的山顶铲掉，用来填平深沟。把高的削平，把低的垫高。然后，我们就把这块地整平了。”

  他的手在桌子上抹了一下——完全平整了。他接着说：“丽水这儿有个说法，‘九山半水半分田。’良田比例这么稀少，我们别无选择，当然只有削平山头了。”

  王主任已经四十好几了，穿着牛仔裤和T恤衫，显得十分休闲。他还戴着一副宽边眼镜，手上戴着一块欧米茄金表。他是个共产党员。在他的口袋里装着一只激光指示器，在我们交谈的过程中，他时不时地用这个指示器指示着墙上挂着的地图，以突出某些细节。那是一幅未来的规划图——一整张开发区地图布满了道路，尽管有些还没有进行修建。王主任极其友善，为人也很随和。在回答我的提问时，他的直截了当让我有些意想不到。他还会给我回电话——据我所知，中国的政府官员中，能够这样做的人并不多见。官员们大多谨小慎微，守口如瓶，觉得根本没有必要跟一个外国人交流什么。不过，王主任不一样。有一次，我问起了他的经历和背景。

  “我的经历非常复杂，”一开始，他就这么说。在“文革”期间，他被分配到了农村，这一点跟很多城市青年是一样的。之后，给他分配了工作，进了一家炸药厂。随后，他报名参军，被训练成一名坦克驾驶员。他开了五年的坦克，然后转业复员到一家银行工作。在银行干了十年时间之后，他到一个经济开发区当起了领导。从此以后，他从一个镇换到另一个镇，在官僚体系里面稳稳当当地爬升着。终于，他被选到丽水新建的工业园区任职。他所受的正规教育很有限，不过，他的儿子却是奥克兰大学国际金融学的在读研究生。在他的家族里，在他和他儿子这两代人中间，一个人以开坦克起家，另一个人正在国外攻读经济学——这样的现实似乎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在王主任这个年龄的人中间，很多人的履历都有不同于寻常之处，工作的调整之间缺乏关联，职业的转换常常出人意料。不过，他们在讲述自己经历的时候，真正有意思的是前进的轨迹，而不是某些具体的步子。从炸药到坦克到银行，再到经济开发区——谁能说这不是一种进步呢？

  至今，王主任还能从他在部队驾驶坦克的日子里吸取教训。“驾驶坦克的时候，你只管朝着目标前进，”他说道，“不用担心前方的道路是好是坏，或者一路上会出什么事。你得聚精会神地驾驶，你得有持之以恒的精神。在开发区做事情，也是这个样子。什么问题都不会让我灰心丧气。”

  他解释说，在部队驾驶坦克的经历给他提供了灵感，提出了丽水市经济开发区的口号：“一个人做两个人的事，一天可以做两天的事。”对王主任而言，时间是最大的威胁。在中国的其他地方，经济开发区已经存在并运行了二十多年，而新的开发区还在不断地冒出来。他们的基本策略都是一样的：做好基础设施建设，向工厂老板优价出售土地使用权，然后在投产后的头几年时间里给予税收减免。如果某个城市在采用这样的策略方面比别人慢了一步，却又想异于他人，那么就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了。偶尔，有些地方政府找准了主导产业。这些产业已经十分成熟，可以大加利用——安徽省的芜湖市就是这种情形，因此，它决定生产奇瑞轿车。不过，这样的机会已经越来越难以寻找。所以，到了现阶段，后来者更有可能做那些别人极力避免的产业。

  到2006年为止，丽水市已经有十几家工厂在生产人造皮革。如果说在中国的城市里面钢铁水泥是极富特色的成分，在建筑工程中被过度使用的话，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说，人造皮革具有同样的性质和作用。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把那玩意称作pleather（“仿皮”）——是plastic leather（“塑料皮革”）的缩写——令人称奇的是，这种排列组合式的玩意在日常生活中竟然那么常见。实际上，差不多每个老板手里面都拎着仿皮手包，喜欢耍酷的人甚至还穿着仿皮夹克衫。妇女们穿着仿皮做的裙子，男人们穿着仿皮做的皮鞋。我曾经到过一些人家里，家里的每一件家具上面都蒙着仿皮。这玩意的使用量太大了，竟仿佛是一种自然资源——有时候，我甚至在想，那些人是不是在山西省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把那玩意直接从地里刨了出来。

  其实，这玩意多来自温州地区。仿皮加工厂最早出现在滨海郊区，也就是靠近机场的那个地方。这一产业所产生的后果，是任何外来者到了那儿之后一眼就能够发现的：机场上空弥漫着浑浊的棕色烟雾，飘荡着一股令人作呕的甜味。仿皮产业之所以臭名昭著，是因为在生产过程中需要使用一种叫作二甲基甲酰胺（DMF）的溶剂。在美国，已经有研究表明，跟二甲基甲酰胺接触的人常常会有流泪、喉干和咳嗽等反应。接触者会嗅觉失灵，对酒精失去耐受力。长期接触二甲基甲酰胺则会引起肝损伤。研究显示，女性接触者罹患死胎的风险会大大增加。在实验室用动物进行的测试已经证实，二甲基甲酰胺还会导致出生缺陷。

  在温州，仿皮加工厂最先是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而不断发展起来的。那时候，官员们对污染和健康问题还不怎么关心。可是，最近的几年时间里，市政府已经下定决心要放弃这一产业，限制它的扩张，或者在现有的加工厂更新许可证方面增设难度。我最初到浙江南部地区进行考察的时候，已经有好几家温州仿皮加工厂正在往丽水的经济开发区进行搬迁。在全球化的市场氛围下，对于不受欢迎的产业来说，这样的行为也算得上是一种自然选择。美国人肯定不想生产仿皮，连温州人都要对这玩意严加提防，所以，它只好到丽水来寻找出路。

  当我跟王主任谈起这个产业的时候，他的回答极为谨慎，宣称丽水市会控制得更好。“温州市对二甲基甲酰胺从来没有进行过严格的监控，”他说，“那些加工厂老早就建起来了，但那时候连起码的标准都没有做出来。对此，我们已经有规章制度了。环保局今年来过这里，进行了长期的观察，总共有一个月吧。他们认为，我们现在处于这个产业的领先地位。”王主任告诉我，丽水市将把仿皮加工厂的数量限制在二十六家的范围内，因为他们并不想把这个变成他们的主导产业。从战略的角度来看，这样做是要冒一定风险的——只是为了使经济得到腾飞，就贸然把你不甚了解的污染源引进到城市里来。然而，对于这样偏僻的地方而言，可供选择的东西实在不多。因此，只要能够抓得到的话，丽水市肯定要把它抓牢。就像一路上如果有山峦，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把它拿掉。

  我刚到丽水进行考察的时候，他们仍旧在离那家胸罩调节环加工厂不远的地方平整一座小山包。一天，我开车来到了工地上。几十个工人正在崖壁上攀爬着，空气中弥漫着各种车辆——三十辆重型卡车，十一辆履带式挖掘机，四辆大型轮式液压打孔机——所扬起的尘土。一个工头告诉我，他们已经在这里工作了一年多，光他们那个工地就已经挖出了一百二十万方土石。他们完成这个任务，靠的是在地上填埋炸药，把一切都炸得灰飞烟灭，然后把碎石土渣纷纷运走。一年来，他们日复一日地重复着这样的工作，到那时为止，已经把整座山头的高度削掉了三十多米。

  在我们交谈的过程中，又有一个工人走了过来。他戴着一顶草帽，两只手里各拿着一个廉价的塑料购物袋。上面印着几个字：“质量第一，顾客至上。”袋子里装着十多斤炸药，那人把它放在我脚边的地上，问道：“你要不要把我的小兄弟带到纽约去？”

  在中国生活了十来年，只要不是前言不搭后语的谈话，我都已经十分熟悉，不过这样的介绍却让我一时无语。可是，我却无法把视线从那些袋子上移开。那个人笑嘻嘻地说道：“跟你开个玩笑。不过他可真想去美国哦。”

  我们交谈了一会儿，那个人随后就开始费力地往山上爬，他说他们要去炸掉一块大石头。那正好是那天上午要发生的事情的一个序曲。还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他们将按计划引爆提前填埋在崖壁下面的九点九吨炸药。我问，谁负责这次爆破任务。工头告诉我，负责的人名叫穆诗友（音译）。“他就在山顶上，”他说道。那句话的准确意思其实是这样的：“他就在已经削平的山顶上。”

  “我可以找他谈谈吗？”我问道。

  “可以，”工头回答道。

  我在那里站了一会儿。工头则看着那几台挖掘机从路上开了过去。我终于问道：“我就这样走上去吗？”

  “当然，”他回答道。

  “我一个人去可以吗？”

  “当然可以。”

  我向着那座在劫难逃的山头出发了。一辆辆大卡车满载着土石，开得飞快，我则在碎石和瓦砾之间挑选着行走的路线。没走多远，我就看见了地上的洞眼里埋着的一根根塑料导线。我马上意识到，我所处的区域已经埋下了九点九吨的炸药。我加快了脚步。除我之外，山坡上一个人也看不见，这会是恶兆吗？先前那个工头对于我的出现，一点都没有在意过，而这正是中国的建筑工地的问题所在：他们太好客了，竟然让我感觉到了一丝紧张和不安。在大半个国家都在搞建设的情况下，人们已经完全习惯了钻头和推土机，建筑工地上的工人们因此对于外来者丝毫不会大惊小怪。

  在丽水市的建设初期，要来这一带闲逛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在经济开发区，基本上看不见政府官员和警察的身影。如果你出现在那儿，那么，人们觉得你肯定有出现在那儿的理由。这些人极其友善，也很坦诚，其实大家也都是从别的地方到这里来的。我到那一带闲逛的时候，从未事先申请过。只要什么东西令我感到有趣，我都可以去看看。在瓯江上空六十多米高的地方，我跟人聊着天就上到了这座城市正在建设中的大桥。此外，我参观的建筑工地简直多得数不过来。有一次，我停下脚步，跟几个工人交谈了起来，他们当时正在一家新建工厂的地基上进行钻孔作业。他们边喝啤酒边休息。交谈了大概一刻钟之后，那几个人递给我一把钻头，让我一露身手。就这样，我为丽水经济开发区的建设作出了我的一点点贡献：一块十几厘米厚的泥土被我钻了起来。我倾尽全力不让那肮脏的玩意沾到鞋上，惹得那几个工人哄堂大笑。可有谁来管这些呢？

  沿着那在劫难逃的山坡，我终于上到了山顶，看见了先前拎着炸药塑料袋的那个人。他把我介绍给穆诗友——也就是今天这场爆破任务的负责人。穆先生六十来岁，圆脸，秃顶，说话带有四川话那种轻快的口音。他原是四川泸州人，最近几年一直驻扎在浙江，因为当地对爆破人员的需求很大。他带着政府颁发的证明材料，以证明他的技术水平。这些材料装在仿皮做成的套子里，其中一份材料上面印着几个烫金的大字：“浙江省爆破员。”这个我倒有点喜欢听——穆先生完全有资质把浙江省爆破掉。另外有一张卡片，上面印着“浙江省爆破设备安全员”几个字。“这个东西说明，我从来没有出过任何事故，”穆先生这样解释道。

  他让我放心，今天的爆破工程一点危险都没有。做大事之前，先要把小的石头炸掉。因此，我时不时会听到一阵阵爆炸声，随后又会响起一阵哨声，接着，一串飞石凌空掠过。每当这时，我就会本能地弯腰躲闪，而穆先生总会笑着告诉我，不用担心。

  “这一行我干了三十年，”他说，“我曾经在西部的核工厂干过！”

  他这样说，倒是有助于让我朝好的方面去想——跟两千万吨的核裂变相比，头上被一块石头砸中又算得了什么呢？另外让我多少有些放心的是，穆先生只戴了一顶安全帽，不过，他要是能给我也找一顶那就更好了。穆先生把露出来的导线收拢在一起，我则跟在他身后顺坡而下。他把这些导线铰接起来，用胶带把线头缠住，然后再把它们跟卷在线轴上的一根白色导线连接起来。他肩上挂了一只袋子，里面装着一个起爆器。小炮已经放过了，自卸大卡车多数已经驶离了现场。过了一阵，那个工头吹响了哨子，那是要求所有车辆必须撤离的信号。那台黄色的挖掘机慢慢开走了，这样，所有的挖掘机都开到了爆破现场的边上，排成整齐的一排，车头朝外。一排挖掘机停放着，好像一只只巨型怪兽蹲在那里，一起用它们的屁股对着那即将灰飞烟灭的山头。

  哨声又响起来了——这一次，是在警告所有的人，必须马上撤离爆破现场。工人们全都跑到了爆破现场的边上，只剩下我和穆先生还停留在那里。他已经接完了所有的线头，开始往外走，一边走动，一边从线轴上放下白色导线。十五米，三十米，六十米。爆破现场一片沉寂，只有我们踩在泥地里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我听到，一群鸟儿正在鸣叫着从空中飞过。在浙江省丽水市的经济开发区，这是我感受到的最平静的时刻——往常，各式各样的大卡车、施工机械和钻头发出的轰鸣声，响彻四周。

  我跟他一起走到了那一排挖掘机跟前。穆先生站在其中一台挖掘机的边上，把手中的起爆器搁在挖掘机的车门踏板上。起爆器上有两个按钮，一个标着“充电”，另一个标着“起爆”。穆先生的对讲机里传来了指挥员的呼叫——“充电！”——他按下了第一个按钮。

  “站出来，站到看得见的地方来！”他对我说道。我提心吊胆地从挖掘机的边上往外移动着步子，眼里是那一片静静的山坡。对讲机里传来了从“5”开始的倒计时，紧接着传来了另一个指挥员的呼叫：“起爆！”穆先生按下了第二个按钮。短短的一瞬间，岩石之间闪起一片电弧光，犹如直插大地的闪电。随后，整座山头发出一声轰响。

  2006年2月9日，春节后刚好一周的时间，王老板在厂房外面燃放了两大箱烟花爆竹。在浙江，这是开张营业的传统仪式。大公司一般还要雇请舞龙队在大门前表演一番，但是像王老板这样的小老板出不起舞龙的钱，只能放放鞭炮。此外，他还花钱请算命先生选择了这个黄道吉日。从农历来看，那是正月的第八天。“八”是中国人眼中最吉祥的数字。

  跟浙江众多的老板一样，王老板非常迷信。在中国，宗教在南方更盛行一些。在温州及其周边地区，基督教尤其盛行，很多人都把这种外国人的信仰和发展联系在了一起。不过，王老板并不信教，他从来也不会谈论耶稣或者佛陀。他相信风水，相信算命先生：凡遇大事，没有不事先把日子推演一番的。王老板四十岁，比起他的侄子兼合伙人高老板来，十分不修边幅。这位中年人蓄着短发，挂着微笑，眼眶很大，常常带着一丝略显病痛的神情。他说话有点口吃——只要他在拼命想词儿的时候，眼皮会眨个不停。他的衣服上总会沾着些油污。“大老板是不会亲自来搅和这些机器的，”他跟我这样说，当时他正在厂里面维修一台金属冲压机。“可我只是个小老板，所以什么事情都得干。如果将军的士兵不够用，他还是要参与打仗。”

  王老板一直以生产杂七杂八的东西为业。他的父母都是农民，20世纪90年代初期，他刚开始做生意的时候，主要生产塑料管材的零配件。之后，他改行生产自行车铃铛的钢铁部件，正是跟钢铁打交道的这一经历，让他最终进入了胸罩衬骨行业。尽管做了这么多努力，他却没有真正富起来，说到过去，他常常还会后悔不已。他告诉我，读高中的时候，他只差一点点错过了大学的录取机会。“那个时候困难多了，”他说，“我们那代人呢，一百个中间，也许只有一两个可以读大学。”他在龙湾长大，那是温州的一个滨海地区，很早就已经发展成了工业区。“有一阵子，那儿以生产钢笔出名，但我从来没有做过一支钢笔，”王老板告诉我说，“后来，他们又以做鞋子出了名，可我还是没有生产那玩意儿。做鞋子是最好的赚钱法子。我的很多朋友都入了那一行，他们现在都发财了。有时候，他们会问我，是否希望自己当初也去做鞋子。我只好承认有些后悔。那些家伙啊，有几个都算得上是千万富翁了。”

  王老板打算把他毕生积蓄的大部分都投入到胸罩调节环加工厂里面来，那些数目加起来超过了七十多万。在中国，那是相当大的一笔钱，一般人要是有了这笔钱，会兴奋不已。但是，关键还得看跟谁比。在龙湾，王老板周围尽是大获成功的实例。即便来到丽水之后，他的新邻居还是让他感觉到自己矮了半截。王老板和高老板是从另外一家公司租用的厂房，这家公司名叫格雷电工有限公司，创办者名叫季金力。季金力本是桥头镇的一个农民，跟别人一样，他一开始以生产钮扣为业。后来，他把生意扩展到了一种新产品上——塑料电灯开关和插座盒，同时生产铜线缆。他之所以搬到丽水这个地方来，是为了沾土地使用费十分便宜的光。他的新厂房由三栋大楼组成，因为空间富裕，他当起了地主，把边上两栋两层高的大楼租给了高老板和王老板。

  在格雷公司的院子里，修了一个水泥池子和一个水泥底座，上面插着三根旗杆。每一天，都会飘扬着中国的国旗，格雷的公司旗以及美国的星条旗。格雷公司用来盛装产品的盒子外面印着一句广告词：“美国格雷专业电气工程公司。”工人们跟我说，公司有美国人的投资。但当我追问详情时，却查不到任何证据表明有外国投资。也许，这样做只是为了显摆：工业区的人们觉得，有外国投资的公司肯定管理得更好一些。而季金力对于面子的认识是十分到位的。在丽水市，他修了一道十分气派的厂门，门口蹲着两只水泥塑成的大狮子。在入口处的大厅里（水泥做的台阶，水泥做的门岗），悬挂着一条语录，是他自己用极其飘逸的书法写成的。那几个字用黄色的金属做成，很大很大的汉字，占了半面墙：

  未来震撼眼前

  在格雷公司用来装产品的纸箱上面也印着这句话。产品的名称叫“简·爱系列”，主要是塑料开关和插座盒，起售价为二十五元。在有些人看来，用维多利亚时期的经典小说人物来给电灯开关起名字，似乎有点莫名其妙，更有些矫揉造作。不过，这些人也许从来没有靠生产钮扣为生过，也肯定不是在桥头镇从种地起家的。

  一切都取决于我们看问题的角度。不管怎么说，王老板觉得，跟他的邻居们相比，他总是要仰视他们的。在丽水，他和高老板没有任何资本敢于跟格雷公司相提并论：他们做不起石狮子，做不起金色的书法语录，挂不上外国旗帜，也想不起勃朗特小说中的主人公名字。他们甚至没有给自己的公司挂上牌子。不过，至少那台机器正常运转起来了。放过鞭炮之后的第三天，两位老板在厂房的大门边上贴出了手写的招工告示：

  招工

  需30名女工，15名男工

  要求：

  1.18到35岁，中学文化

  2.身体健康，素质好

  3.讲卫生，愿意吃苦耐劳

  王老板需要男工来搬运庞大的金属冲压机，这样的冲压机主要用来生产调节环的初坯。不过，他主要是想招聘女工。工厂的活儿大都不需什么技术，对体力的要求也不高：工人们只是分拣生产出来的胸罩衬骨，监控生产线，把调节环成品进行装箱。跟其他的工厂老板们一样，王老板也表现出对招收年轻女工的偏好。

  “女孩子更有耐心，更好管理一些，”他这样解释道，“男孩子的麻烦多一些——他们喜欢打架，喜欢惹是生非。”我问王老板，什么样的工人才符合他的理想，他说应该是年轻的、没有经验的那种。“如果她已经做过别的工种，那我给她的钱就要多一些，”他说。还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更愿意招收教育程度低一些的应聘者。如果一个女孩子穿着比较整洁，发型又有点与众不同，那可是个不好的兆头。长得漂亮的女孩子也有一定的风险。“我愿意雇佣那些看上去长得一般的女孩子，”王老板说，“太复杂的，我也不大爱聘用。我可不愿意招进来的人还有这样的想法：‘我想做什么，就要做什么。’我觉得那样肯定不好。”招工的时候，王老板喜欢问及应聘者的业余爱好。如果某位应聘者的回答是“打牌”或者“跟朋友呆在一起”，那就太负面——太无聊了。如果是“看书”这样的答案，则说明那个人很懒惰。最糟糕的，莫过于应聘者说她喜欢上网打发空闲时间。“我喜欢听到应聘的女孩子回答说喜欢跟家人在一起，或者照料自己的母亲等等之类。”王老板说，“从农村来的女孩子，就要那样单纯才行。我喜欢吃得起苦的人。”

  在中国的工业城镇，仲冬时节正是找工作的时候。过春节的时候，很多外来务工人员都要回家。过完节，他们又会坐上汽车或者火车，直奔那些有经济开发区的城市而去。这正是大家都忙个不停的时节——在一个月的时间里，人们最终践行了计划已久的离家出门，或者换个工作，或者换个城市。即便是十分谨小慎微的人这时候也会受到影响，跟着别人采取行动，而这一段时间做出的决定将定格今后一年的命运。也许十年之后的某个时刻，当一个外来务工人员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会意识到，给他的整个职业生涯带来灵光一闪的，竟是很久很久之前某个二月份的早晨碰巧参加的一次招聘面试。

  所有这一切，对丽水市来说都是全新的。当地的一些人告诉我，2006年是经济开发区的开局之年。这一年，开发区将会有大量的新厂要开工建设。然而，这条消息早就传到外来务工人员的耳朵里了。他们或者从当地的火车站出发，或者乘坐汽车。新修建的高速公路上，大部分是装载着求职人员的长途公共汽车。在中国，外来务工人员的数量以每年大约一千万的速度上升着，而直通内陆省份的长途客运线路更是数不胜数。一般来说，他们的目的地是沿海地区。不过，有时候也会找到像丽水这样尚未成型的地方来。在开发区建设的第一年时间里，外来务工人员扛着大包小包的行李，走在尚未完工的街道上——一群没有工作的人，刚刚来到了这个还没有修好公路的地方。不过，他们知道，有的工厂已经发出机器轰鸣声了，而更多的人肯定会接踵而至，早到一步就是优势。

  有些外来务工人员去了丽水的“人才市场”，这算得上是当地的找活中心吧。“人才市场”的主楼位于市中心，挂着一块巨大的电子显示屏，不断地滚动播放着各式各样的职位信息。年轻人聚在一起，仰着脖子，看着那些用中国特色的术语列出的职位信息：

  招碎石工。

  男性，体健，愿意吃苦。

  日薪40元，包吃。

  招普工，女性。

  中学文化。

  相貌端正，1.55米及以上。

  各种职位通常都要列出对身高的要求，中国人常常痴迷于此。对女性来说，更是这样，因为她们求职成功的把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们的长相：

   招超市收银员。

  女性，中学文化程度，或财贸学校毕业。

  1.58米及以上。

  肤色好，长相好。

  女性的工资也会低一些——这样的细节，连同地区倾向性，都会在求职列表中公开标明：

  招男工，日薪35元，

  招女工，日薪25元。

  招普工。

  江西人和四川人免谈。

  这样的列表很像一份份电报——招工单位要按字数付钱，他们因此把列表做得极尽简略。他们只列出最基本的要求，按照老板最感兴趣的几个特点把人进行了高度浓缩。有时候，他们甚至把整个工作的描述都省掉了，让人看得一头雾水。要求只具备下列特点即可，那么它到底是招人做什么的呢？

  招女工

  1.58米，长相好。

  月薪600—800元。

  招工

  视力4.2及以上。

  月薪800—1200元。

  很多工厂不愿意到人力市场去操心，仅在工厂的大门口贴出招工告示。他们认为，务工人员自己会找上门来。在丽水开发区的第一个2月，到处都是成群结队闲逛的人们，那景象很像是春节大假的延续。他们大都是年轻人，穿着新衣服，一边沿着各厂区溜达，一边兴奋地高声交谈着。同一地方来的人喜欢结队而行，如果遇到另一队人马，他们通常会在街上交换一下信息。在胸罩调节环制造厂所在的那条街上，我遇到了一队人马，有三十人之多。他们当时正聚集在那一带最大的工厂——金超人造革厂的大门前。工厂的保安正在检查求职者的身份证，如果谁的身份证上显示的家庭住址是贵州，保安会马上把他赶走。贵州省是中国最贫穷的省份，深处内地，居住着很多少数民族。

  一群年轻的贵州人刚刚被拒之门外，此刻，他们站在大街上，商量着下一步的打算。我问他们其中的一个，金超人造革公司为什么不愿意招聘贵州人。“他们没有说理由，”这个人回答道，“可是，贵州来了那么多人，这些工厂竟然不要我们。”

  在中国，任何公司根据籍贯而进行地域歧视都是违法的，尽管这种做法时有发生。我很好奇，想要听听金超的理由。于是，我跟着几个求职者进入了工厂。这几个人上到二楼，副经理在他的办公室进行面试。当我就限制条件提问时，他没有表现出丝毫的迟疑。“贵州来的人喜欢打架，”他说道，“他们在工厂里尽惹麻烦。这一带的很多小混混也是贵州来的。所以，我不喜欢他们到我的工厂打工。”

  我原本以为他会在说到关键之处时讲点技巧，或者拒绝回答。可他竟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直白：他拒绝招聘贵州人，竟然是因为他不喜欢他们。谁还会找到比这更好的理由呢？对围着办公桌的那群求职者，他同样直截了当。其中一个人抱怨说，仿皮生产线上有害物质太多，要求把工资调高一点。这位经理高声吼叫道：“如果不想在上班的时候闻毒气，你可以去当老师啊。”另一个人所抱怨的，则是生手的小时工资起薪标准定为三元八角实在太低。经理回答道：“如果是女的，挣得会更少。女孩子只有三元四角。你拿三元八角，应该感到很高兴才是啊。”我问他，为什么干同样的工作，女孩子的工资要低些。这其实也是个不好回答的问题。“因为女孩子不够壮实，”经理实事求是地回答道，“有些事情，男孩子肯定做得更好一些，所以，我们要多给一点。”

  不过，我注意到，工人们还是跟这个人进行着交流，尽管从他嘴里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带有冒犯之意。对那些刚刚返回、到他办公室来登记的工人，他倒是轻易表现出了默契。不仅如此，那些大胆的求职者往往会有所收获。有个人对他的起薪不满意，因为他在另外一家工厂里做过类似的工作，他觉得他的工作经验应该得到更高的薪水。经理十分干脆地拒绝了他的请求（“回你原来那儿吧”），可是那位工人并没有离开。他站在办公桌边上，整理着他的箱子，经理则应付着其他的求职者。偶尔，他们会用类似带刺的话交锋一下（“早知你这么不公道，我就不会来你这里啦”；“你来不来这里关我什么事？”），但两个人谁也没有生气的样子。整整一个小时之后，经理终于调高了他的薪水。他就靠这个赢得了别人的尊重——耐心、决心，还有一点倔强。

  其实大家这么做的时间都不长。十年前，绝大部分中国人的工作都是由政府安排的。在那个年代，中国人很少自己去找工作。从那以来，人们学得很快，不过程序却是全新而陌生的——一小群盲目的人招聘着另外一大群盲目的人。他们没有时间去琢磨美国的人力资源部门。没有禁忌语，没有间接迂回，没有人说“成为团队的一部分”、“成长的机会”、期待每个人“动力十足，极富创造力”之类的话。人们怎么想，就怎么说出来。人们进行的评价极尽直白，根据兴致或偏见行事，十分随意。在中国，“人力资源”这个词的意思更多停留在字典的层面：几百万人需要找活儿干，大大小小的工厂则需要这帮人拼命干活，再精妙的语言也淡化不了如此严峻的供需关系。

  在丽水，像胸罩调节环制造厂这样第一次招聘员工的，远远不止一家。高老板和王老板把面试地点设在了二楼的办公室。跟厂里面所有的东西一样，这间办公室设计得极为仓促，房间的陈设给人一种临时应付的感觉。房间的水泥地板上铺了一块地毯，已经有些脏了。房间里摆着一套廉价的长沙发，一只矮茶几，两张办公木桌，两株盆栽植物，由于无人管护，已经出现了枯萎的迹象。其中一张办公桌上摆放着几只上色极好的胸罩调节环，那是房间里唯一的亮色。每当求职者问及工厂生产什么样的产品，王老板就会把桌子上的调节环推到他的面前，颇有几分赌场发牌人的样子。“内衣配件，”他还会说上这样几个字。通常情况下，这样的解释就已经足够了，尤其对于女性求职者更是如此，因为她们一眼就把那玩意认出来了。只有男性求职者，得跟他们解释那个调节环到底是做什么用的。

  工厂开出的起薪标准是每小时三元五角。在丽水市，这也是法定的最低工资标准。中国没有全国性的工资标准——因为各地的财富状况存在巨大的差异，所以，各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最低工资标准。2006年，像广州这样的较发达地区，最低工资标准是每小时四元三角，不过，那并不能保证工人们拿到的钱比那个数字要高。在经济发达的城市，低档次的活儿更不好找，而干活的小时数可能也不多。对于工人来说，这才是关键的细节，他们既关心起薪标准，更关注干活的时间。多数人愿意尽可能地多干活儿——因为离家在外，让他们在周末或节假日休息，根本没有什么意义。如果厂里要加班，他们会高兴不已。最好的工作，就是让工人们除了放春节这样的全国性大假之外，没有任何节假日。有时，流水线女工会十分骄傲地对我讲，她每个月的累计工时已经快到三百小时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丽水的小时最低工资变成了月工资九百八十元——对一个没有读过书的务工人员来说，这笔钱算是相当丰厚了。

  实际上，王老板并不清楚，他要工人们干多少小时的活儿，或者说他到底需要多少工人，因为这一切都要靠别人对他的产品的需求量而定。不过，他还是向求职者们讲了一些他们很想听到的话：他保证让大家每天有十个小时的活儿干，每个月放假的时间不超过一天。那就是丽水的老板们开出的空头支票——他安慰性地告诉求职者，他会让他们即使累死累活都有活儿可做。而事实上，可能每周的干活时间不过四十小时而已。偶尔有聪明的求职者会问，公司干这一行有多长时间，很多人则会询问公司的生产流程。通常，女孩子会问：“你们这里有没有异味？”在丽水，那就是在问有没有二甲基甲酰胺，也就是仿皮加工厂需要使用到的一种溶剂。对于它的危险性，谣言已经传开，即便是一字未识的新来者，对这个东西也有了令人叹服的认识。没有生育过的女孩子一般都尽量避免在仿皮加工厂找活儿干，因为有谣传说，那种化学物质会引起出生缺陷。只有在薪水可观的条件下，男孩子才愿意在那样的地方干活——仿皮加工厂因此得把薪水开得比最低工资标准再高一些。

  在胸罩调节环制造厂，高老板的父亲帮着忙招工的事儿，在跟求职者进行面试的时候，他同意我坐在他的办公室进行旁观。求职者多是些十几岁的年轻人，他们低着头站在那里，嘟嘟囔囔地回答着提问。他们颇为紧张地把玩着那些胸罩调节环——只要是进到这个房间的人，都会把注意力转向那几个花花绿绿的东西。不过，偶尔会有一两个求职者，跟别人有些不大相同。面试中，高先生问其中一个女孩子多大岁数了，她回答道：“你是问我的真实年龄，还是身份证上的年龄？”

  “身份证上是多少？”

  “身份证上写的是二十五岁，不过那不准确。我第一次出来打工的时候做过改动，因为当时我还太小。那是好多年前的事了。现在呀，我实际上是二十三岁。”

  高先生点点头，把她的名字加到了合格者名单上。看得出，在中国的工业城镇，时间过得到底有多快：这个女孩子先是把自己的出生日期改大，那么，十几岁的她才能找到活儿干；到了现在，她担心的则是二十五岁这个年龄成为她找活儿干的不利因素。那女孩子走出房间后，我问高先生，像这种篡改证件的人，他会不会有些担心。“不会，那反而是个好兆头，”他说道，“这只能说明，她是真的需要找到活儿干。像她那样的人，很可能会成为一名很好的员工。”

  不管老板们把理想的员工想象成什么样，动机最重要。说到理想员工，老板们常常把这几个字变成了像机器人一样的东西——王老板和别的老板一次又一次跟我讲，他们希望那些求职者年轻，没有经验，没有文化。他们不希望看到与众不同的发型，不希望员工们有任何业余爱好，不需要干活儿的员工表达意见。不过，另外一个事实是，即便是最务实的老板也会受到坚韧个性的影响。第二天，调节环制造厂招的人已经把员工名单填满了，高先生就在办公室门口把后来者挡了回去。他跟一个年轻的女孩说，他会把她的名字加在备录名单上，可她在办公室逗留着不肯离去。

  “你就不能把我的名字写在录用名单上吗？”她问道。

  “我跟你讲过，录取名单已经满了。我把你的名字写在第二个名单上。如果有人不干了，我们会给你打电话。”

  她甜甜地笑了笑，说道：“把别人的名字换成我的嘛。”

  “不行。已经招满了。我们招了十九个人。”

  “我在厂里干过。评过优秀员工。”

  “你在哪里干过？”

  “在广东。”

  “那么年轻，就有工作经验了！”

  那女孩子的身份证显示，她名叫陶玉染（音译），出生于1988年。她才十七岁，刚刚超过法定年龄。中国的法律规定，公司招聘的所有员工，年龄至少到十六岁。陶玉染留着短发，一双眼睛充满生气。跟别的求职者不一样，她在说话的时候会直接看着这位老人。她也不住地把玩着桌子上那一堆胸罩调节环——任何人都会——可她把玩的方式跟其他人有所不同。她抓起几只调节环，紧紧地攥在手里，仿佛那是一场游戏，她一定要赢。

  “只是改一下名字嘛，”她说道，“不会有多大关系的。”

  “不行。”高先生回答道。

  “要是昨天知道，我昨天就过来了。”

  “我保证把你的名字放在第二批名单的第一个，”他说道。于是，他把她的名字写在了那张纸的最上面。“看见了，我还在你的名字旁边写了‘优秀员工’！”

  可是，陶玉染对这样的照顾并不领情。她在办公桌边站着，手里抓着那几只调节环，继续为自己的事求情。过了五分钟，高先生不再说话。他自顾自地忙着那一堆文书活儿，根本不理会那女孩子的存在，可她依旧在那里求情。“就把我的名字换上去嘛，”她继续说道。

  高先生还是一言不发。

  “能不能把我的名字加上去嘛？”

  沉默。

  “那有什么关系嘛？”

  沉默。

  “我一定会好好干的。我在广东干过。”

  沉默。

  “别人又不知道你改了名字！”

  十分钟过去了，高先生终于发了善心，把她的名字加了上去。不过，他随即看了看名单，温州人的迷信思想出来说话了。“有二十个了，”他说道，“二十，这个数字的读音不吉利——跟‘饿死’太像了。我得在你的名字后面再加一个。”

  陶玉染谢过他，然后把那几个沾着汗液的调节环扔在桌子上。她快要推门而出时，高先生给她敲了一下警钟。“记住，老板最后说了算，”他说道，“如果老板说二十一个太多了，那就还是十九个。”

  那女孩子又走回到办公桌跟前，挺着下巴，显得颇为坚定，“把我的名字写到前面嘛。”

  五分钟后，经过又一轮的单边对话，陶玉染的名字赫然写在了名单的中间位置。她胜利地离去了，这位老人也有一些疲倦。那女孩子走了之后，他转头看着我，佩服地摇摇头。“那个女孩啊，”他说道，“懂得怎样把事情搞定。”

  很快，老板们知道了，那年轻的女孩子并不是她自己说的那个人。她没有工作经验，从没有进过厂，也没有到过广东省。她不是十七岁，也不叫陶玉染。陶玉染是她姐姐的名字：她借用了她姐姐的身份证，其他则全是在吹牛。那个把事情搞定的女孩子只有十五岁。

  在丽水，女孩们的面孔代表着这个经济开发区发展的新阶段。每一次，当我驾车从即将建成的厂区穿过时，总有一些新东西吸引着我的视线，它们预示着又蹒跚地往前迈进了一步。胸罩调节环制造厂坐落在遂松路上，2005年，当我第一次驾车经过时，那儿除了一条土路，什么也没有。不知为何，当时就立好了公交标志——几根孤独地竖立着的金属标示物，标着一连串目的地，其中多数还并不存在。而且，一年时间之内，没有一条公交线路为那些地方提供过服务。在那次旅行中，我看到遂松路上走着的全是男人。那多是些建筑工人，不过也有一些充当先头部队的老板们。这些开拓者们驻扎在遂松路的西边，面向着正在建设的各个工厂，他们的店铺主要是那种花钱不多的灰墙板房。他们出售建筑材料，也向收入不高的打工仔们出售面条、面粉、蔬菜、猪肉之类的简单食物。真正称得上店铺的——有专门的标志和大家都认识的商标的那种——属于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在新兴的工业城镇，手机店一般很早就会出现，因为大家都是外出务工人员，都需要往家里打电话。

  十月份，我又回到这里的时候，所有的公共汽车标志牌全被偷走了。工人们正在遂松路下面铺设排污管道，道路西面的那一排商店和小餐馆也已经搬走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家印刷厂——这是第一家既不出售食物和电话卡，也不出售建筑材料的大商店。这家印刷厂专门印制公司标识和员工身份牌，它的出现相当于一个前兆，那些机器很快就会运转起来。好几家工厂已经在大门口挂出了标识牌：美国格雷专业电气工程公司，新年玻璃公司，盛安不锈钢公司。一月份，工人们铺完了遂松路。十几个人顺着大街一路走下去，平整着路面，却让那些窨井洞口大开着。在新兴的工业城镇，窨井盖常常要晚些时候才能安装到位，因为有人偷盗那样的金属盘子，就像偷来的公共汽车标识牌那样被当成废品卖掉。

  2月份，我看见一个女子开着一辆本田轿车，左前轮掉进了窨井。车辆没有受到损伤，附近的男人们从商店里跑出来，帮着把车子从窨井里拖了出来。到下个月，所有的窨井盖才全部安装到位。窨井盖不是金属做的：上海一家叫作春意的公司用复合塑料做出了一种新型的盖子，可以防止被人偷盗。我开车走在遂松路上，第一次不用担心车轮被毁。也是在这次考察过程中，我注意到女人的数量超过了男人。这一切都是在顷刻之间发生的：建筑工人大都已经离去，工厂的老板们开始为自己的生产线招聘女工。到了晚上，多数工人下了班，他们成群结队地在大街上溜达，很多人依旧穿着工厂的制服。没过多久，购物的品种也发生了变化：两家鞋店出现了，与之一同出现的是一家很大的服装商店，一年到头都打着“半价”的牌子。另外，还出现了一家诊所，一家百货超市。遂松路上还开设了五六家发廊，其中两家闪着绯红的灯光，说明里面有卖淫女。

  在九个月的时间里，这个地方经历了深刻的变化，我就是闭着眼睛，也能感受得到。晚上，传来一阵阵休闲娱乐的声音，年轻人们大笑着，闲聊着，白天的声音也因此带有了新的特点。半年的时间里，经济开发区充斥着建筑工程的喧闹声：推土机，手提钻，钻孔机。这样的喧闹声一阵阵地传来，飘摇不定，钻孔机每隔半分钟就会发出一阵哀嚎声，手提钻会跟着发出轰隆声，接着是一阵短暂的沉默期。然而，这样不规则的切分音符随着工厂的出现而结束了。工厂有自己的节奏——生产线发出轰鸣，像是进行着一场有规律的合唱表演。一天下午，站在遂松路上，我闭上眼睛，用心聆听着每一条生产线奏出的颂歌。嘭——哧，嘭——哧，嘭——哧，那是大铁墩冲压未成形的胸罩调节环时发出的空气嘶鸣声。喀嚓，喀嚓，喀嚓——那是生产简·爱牌电灯开关的聚碳酸酯磨床发出的冲击声。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那是格雷专业电气工程公司的工业卷线机正在收卷铜线。所有这些机器一起歌唱着——嘭——哧，嘭——哧；喀嚓，喀嚓；嗖嗖嗖，嗖嗖嗖——随即，我明白过来，这些声音跟早先的建筑工程发出的声音有一点差异。工厂的声音没有停止过。每一种声音都像心跳声一样稳定，也像呼吸声一样真实可信。就这样，这片社区终于富有了生机。

第二章

  自从那位十五岁的女孩来到胸罩调节环制造厂上班后，她就无意再隐藏年龄的秘密。事实上，她还把她的姐姐介绍到工厂里来，说她才是那张身份证上的“陶玉染”。当然，真正的陶玉染的确也需要一份工作。既然名字都已经进了名册，那个女孩儿又站在跟前，急于得到一份活儿干，老板们当然别无他法了。他们给她在那台机器的生产线上安排了一个位置。同时，出现了一个问题，怎么处理那个假的陶玉染。其实，她的名字叫作陶玉凤（音译），还有差不多一年才十六岁，中国的法律是禁止雇佣这么年轻的人做工的。可事实上，这种事十分普遍，尤其是在很多情况下，求职者会使用假身份证。有人如此急于得到一份活儿干，你又能怎么办呢？于是，老板们让那个女孩子留了下来，在流水线上培训她做胸罩衬骨。

  下一个要考虑的陶姓人，名叫陶非（音译）。他是这个家族的老大，长相跟这样的角色很相配：个子高大，体格魁梧，有着当兵人一样挺直的身板。他的头发花白，剪得很短。他的脸庞瘦削，面颊凹陷，不停地抽着西湖牌香烟。在他两个女儿的身上，找不到这个人的一丁点儿影子，至少从表面看来如此。这两个女孩都有着柔弱的、孩子般的特点，缺少父亲身上的那种威严仪态。不过，当这个男人笑起来的时候，有着一点点相似——他跟他的两个女儿一样，透出某种伶俐的眼神。那是一种天生的聪明，夹杂着决断和果敢，这样的眼神正是陶家三人带到工厂里来的一种品质。

  原来，这家人在安徽省靠种田为生。他们住在太和县陶楼村——从字面意思来看，那个地方算得上是“陶家的庄园”。实际上，那儿的所有人都姓陶。不过，尽管叫“陶楼”，可他们多半穷得舔灰。以前，老陶和他老婆在不到一亩的土地上种植玉米、小麦和黄豆。他们生养了三个孩子，三个子女的顺序跟农村经典的排行顺序一模一样：女儿、女儿、儿子。跟许许多多农民一样，老陶和他老婆通过交罚款的方式来规避计划生育，直到生了个儿子才心满意足。

  近几年，跟中国所有的农村一样，年轻人都陆陆续续离开了陶楼村。通常情况下，留在家里的只有老一辈人，他们耕种着田地，靠孩子们在厂里打工挣钱寄回来维持生计。不过，老陶和他老婆也想打工，于是，他们一家人一起离家外出。到了丽水，他们从一个农民手里租了一套房子，每个月的租金也就一百七十多元。那套房子是土坯砌成的墙，铺着廉价的地砖，面积不足十四平方米。陶家五口人全都住在这里，晚上还要用来堆放货物。老两口算得上是开路先锋中的一员，他们在调节环制造厂的附近安顿下来，摆了一个很小的杂货摊。这个杂货摊仅有一张长条桌，盖着一张防水布，摆着一些专供打工者购买的廉价商品：低档的电池、塑料刮胡刀、洗发水，以及别的廉价梳洗用品。货摊旁边，老陶的妻子正在一台脚踏式天鹅牌缝纫机上忙活着。为工人们改制服是她的专长：工厂的打工妹们一般都不喜欢厂里发给她们的那些松垮垮的工作服，于是，她们来到陶家开的缝纫摊，花上两三块钱，把工作服的大小改得更合适一些。这项活计的收入比较稳定，此外，他们还从废旧杂志和旧书买卖中获得一些收入。每个月，老陶都要去丽水城区的国营新华书店，以一元三角左右的价格购买废旧杂志。在他的杂货摊上，这些废旧杂志可以卖到一元五六角。他也做以物易物的买卖——打工者可以用两本杂志换走一本。这都是老陶获利的手段。对安徽人来说，这样的营生十分平常。因此，他们以在工业城镇开设小摊小铺而出名。

  陶家人是在听了同村人的介绍后来到丽水新建的经济开发区的。一段时间里，更多的亲戚跟了过来。隔三差五地，某个表兄妹或者侄儿侄女进入了胸罩调节环制造厂。有时候，厂里边三分之一的劳动力竟然都是陶家的人。老板们仍旧需要临时性的劳动力，因为他们还处在起始阶段，而陶家总有人愿意临时性地干上几个小时的活。他们是驻扎在丽水的斯诺普斯家族——一旦这个家庭站稳了脚跟，其他人就紧跟而至。

  先把最年轻的人派出来，可以算得上是一种天才。如果让老陶最先进入工厂参加招聘，他肯定不可能被雇佣，因为年龄太大——老板们是不会招聘那些四五十岁的老头的。即便老陶找到了工作，那么他每介绍一个女儿或者表兄妹进厂，都得向别人求情，那样的角色当然十分尴尬。相反，他们派出了最年轻的女孩子，拿着她姐姐的身份证前来应聘——实际上是一箭双雕之举。随后，她的父亲跟着进场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因为他也正好愿意做那些收入极其微薄的活儿。一旦老陶进到了厂子里，他就有机会掌控自己的两个女儿，而且保证她们的收入不会拿得太差。他把两姐妹每个月的薪水收起来统一保管——姐妹俩从没有碰过自己的薪水。

  小女儿玉凤上到初中二年级就辍学了。她告诉我，她一直都算不上好学生，而每年的学费却要八百多元。“我在学校读书的时候，觉得给我家里形成了很大的负担，”她说道，“我对于辍学一点也没有感到难过。”即便她仍旧留在学校，也不过是看着自己的同伴一个接着一个地离校而去。因此，她觉得还不如早一天离开校门，到工业城镇尽早开始自己的职业之路。来到丽水之后，这个女孩子寻思着，到了十八岁，她就可以到别处找个好一点的工作来干——到那时，她的年龄不再是不利条件，她可以到大厂找工作，那样的地方会认认真真地检查身份证，还会发放正儿八经的工作服。她很喜欢到制鞋厂工作，也许在那里她能够学到很多东西，然后自己开一家工厂。“如果我开了厂，我要赚好多好多的钱，然后回老家去修一栋房子，”她跟我这样讲。“一栋真正的房子，两三层楼那么高。我爷爷奶奶就可以住在里边了。”举家外出的头几年里，这个女孩一直由爷爷奶奶照看着，因为她那个时候太小，没办法跟着父母亲外出。现在，老人们成了她和那个小村子唯一的联系。一次，我问玉凤，她爷爷奶奶长什么样，那女孩沉默下来，眼睛里充满了泪水。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问过她爷爷奶奶的事情。

  在厂里，她主要处理胸罩的衬骨。具体的工作，是把那些U形铁片一个一个地放在盘着的细长松紧布之间，一条松紧布可以放得下五十七个衬骨。接着，衬骨的两端要蘸上一点尼龙粉，然后送进工业烤炉中进行烘烤。在厂里，玉凤干的活儿是为数不多的、不以上班时间计算报酬的工种。玉凤干的是计件的活儿，工厂根据她安放的衬骨数量支付报酬。更准确地说，她的薪水以副为单位计算——毕竟，衬骨的数量跟胸罩的个数是相关的。在工厂里，大家觉得计件的活儿是流水线上级别最低的工种，一般只有年龄不够的工人才愿意从事。

  每放置一副衬骨，玉凤可以挣到五分钱。一开始的时候，她对活儿不熟悉，一个小时只能挣到两元钱。但是，这个女孩十分机灵，学得很快。没过多久，每小时就能挣到六元四角了，这比丽水市的最低工资标准还高出一倍。她左手的大拇指上戴着一只顶针，每放一副衬骨到松紧布里边的时候，那金属片就会碰得咔嚓作响。咔嚓，咔嚓——那声音有节奏地响着，像是一只节拍器，快得我都数不过来。

  一天下午，我看着玉凤放完了几千个衬骨，全部都是B75型号。这家工厂采用的是欧洲算法，通常情况下，她会连续十个小时放置一个型号的胸罩衬骨。她可以做到不用中断手中的活儿、不用抬头也能回答我的提问：咔嚓，咔嚓，咔嚓。她说，她喜欢安放衬骨，不喜欢安放调节环。

  “做这个不需要用到机器，”玉凤解释道，“如果要用到机器，那得靠机器来决定节奏。这样的话，更自由些。我想干就干，想干多久就干多久。”顶针上下翻飞着：咔嚓，咔嚓，咔嚓。那女孩继续跟我聊着：“实话实说，我经常会感觉到很平静。一个人干活儿，没有人来打扰我。尤其是我什么也不用考虑。如果我要考虑什么事情，那就做得没有这么快了。所以，我尽量让自己的脑子里面什么也不要想。”

  各大工厂开始投产之后的头几个月里，经济开发区里边还没有什么正式的娱乐项目可供选择。没有戏院，没有酒吧，没有卡拉OK，政府也没有修建起开放式的公园。不过，大街基本上起到了那样的作用——街上车辆不多，任何人只要在马路上摆个临时性表演摊，谁都可以使用。到了晚上，在遂松路上，某个小老板会摆上一台电视机，接上卡拉OK机，就可以以每首歌一元的收费标准开始营业了。有时，也会有某个巡回表演团驶下高速公路，给当地的人们带来另一种娱乐方式。低档次的演出——尤其是带有靠运气赌博性质的演出——十分常见，不过，也有一些比较精致的表演。有一次，一支传统婺剧团在遂松路的中心位置支起一个木制舞台，连续一个星期，每晚都进行演出，吸引了几百名观众观看。在经济开发区，这样大规模的演出活动通常是免费观看的，因为有大公司提供赞助。像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这样的大公司将服务对象锁定为数量巨大的外来务工人员，这批人就这样助推了娱乐市场的发展。年轻的工人们离家在外，到了晚间便无事可干，很多人甚至是人生中第一次挣钱。

  有一周，红星杂技艺术团来到了城里。他们开着一辆破旧的玉康大货车，这辆大货车进行了改装，侧厢板变成了幕布，上面印着彩色的图片，图片上是一群女人，穿着比基尼。幕布的中心部位挖了一个窗口，算是临时的售票处。在车尾对着的地方，他们支起了一顶帆布帐篷。电子扩音器的音乐响起来了，在整条大街上回响着。幕布的四周挂上了横幅：

  杂技团巡游四海

  迎来八方观众

  欢迎大家观看！

  他们停车的地方，就在遂松路上，跟同丰人造革公司离得很近，离胸罩调节环制造厂也不过几个街区的距离。附近还有另外两家仿皮公司：金玉和华都。杂技团选择这样的地方落脚，是经过了精心考虑的——他们知道，仿皮厂雇佣的多半是男工。因此，他们在傍晚时分把那一大幅比基尼图画的大幕撑了起来。那是工厂交接班的时候，也正是经济开发区展现魅力的时候，所有的街道上都挤满了人。很快，四五十个人围拢在幕布的周围，杂技团的人开始对着麦克风说话了。

  “女士们，先生们！”他大声说道，“老板们，工友们！兄弟们，姐妹们！欢迎大家观看杂技表演！我们知道，大家辛苦了，干了一天的活儿，都累了。欢迎大家前来观看表演，放松放松！”

  这位拉客者皮肤黝黑，骨瘦如柴，高颧骨，眯眯眼。他穿着细条纹套装，套着马甲，表袋里挂着一根廉价的黄色链子。他穿的那件衣服有些宽大，在支帐篷的时候沾上了不少的尘土，这让他看上去很像一个稻草人。尽管瘦弱，他的双手却很粗大，手腕的肌肉也很发达——手臂更像是一个农民。他用有些缓慢、有些黏糊的强调招徕着观众。“工——友们——，老——板们——！”他高声叫道。“兄——弟们——，姐——妹们——！今晚，我们将会进行专场演出……”

  如果观众中间有老板的话，我没有认出来。此外，也没有姐妹。幕布上的比基尼招徕的只有男人：他们在那大幅广告跟前转悠着，听着拉客者的吆喝。很多人都穿着各自厂里的工作服，有些还戴着安全帽。杂技团每人收费五元，比普通工人一小时的薪水略高一些。在半个小时的时间里，拉客者极其耐心地把他们劝进了帐篷——“工——友们——，老——板们——！”——总的算起来，他们拉到了七十名观众。观众们坐在窄窄的凳子上，面朝着一个粗陋的台子，搭台子用的木板连油漆都没刷。

  表演开始了，一个中年妇女首先演唱了一首爱国歌曲“走进新时代”，以歌颂改革和发展。之后，两个女孩儿穿着胸罩、短裤和白色短袜走上了舞台。一个女孩儿高而瘦，另一个矮而胖，她们和着电子音乐的节奏跳起了舞蹈。她们无视节奏的存在，也无视彼此的存在，好像只是在随着自己脑子里面的旋律舞动着。两个女孩儿没有笑容，眼睛也一直盯着脚下的木板条。偶尔，那位拉客者——现在充当起了司仪的角色——对着麦克风吆喝着：“姑娘们，摇呀！摇呀！摇呀！摇呀！”

  观众们一片沉默，唯一有生命的迹象，是那黑暗中闪烁着的烟头。男人们看上去眼神茫然——人们闻了十个小时的仿皮味儿，然后又来观看这样怪头怪脑的表演，那种表情是不可避免的。一个年轻男子走上舞台，心不在焉地表演了一段霹雳舞。接下来，穿着短裤和短袜的那两个女孩儿又回到了舞台。她们表演之后，一个面带肺痨病人那种疲态的老头走上舞台，抿着嘴唇对着观众笑了一下，给大家唱了一首流行歌曲“青藏高原”。接着，一男一女上台表演了一段喜剧小品。表演结束时，男演员的拉链划开了，女人则抄起了一把剁肉刀。这个节目之后，那位司仪走上舞台，给大家演起了一段冗长的独角戏。他讲起了他的童年往事，在一个贫穷的小村子里，大人们都外出务工了，他如何孤独地成长着。他的爸爸和妈妈都离家进厂了，多年来杳无音信，只好跟着自己的爷爷奶奶生活，这让他不禁心生愧疚。后来，他独自上了路，来到沿海地区四处寻找，寻找自己的父母亲。他沿着一个个工业城镇打听着，但一直没有找到。再到后来，这个善良的杂耍团收留了他。独角戏表演到尾声时，一个女人从舞台的边上钻了出来，手里端着一碗刚刚煮好的饭菜。“妈妈！妈妈！”司仪哭喊着，可那女人还是走下了舞台——原来，那只是一场梦。

  讲完自己的故事，司仪端着一只碗绕场走了一圈，希望观众中有人慷慨解囊。男人们的脸上依旧面无表情，不过还是有两个人捐了几个小钱。轮到肩术表演时，他们的募捐稍微慷慨了些。进行肩术表演的是另外一个人，只见他走上舞台，将肩胛骨挤出关节窝，随着募集现款的那只碗在帐篷里慢得揪心地绕场传递着，表演者的身体也在痛苦地扭动着。为肩术表演画上句号的，是另一个跳着舞的女孩儿——脸上没有笑容，双眼盯着木地板——慢慢地褪下短裤，面向观众裸露着身体，足有五秒钟之久。到此，观众们终于有了反应：男人们低语着站起身来，嘴里的香烟依旧闪烁着红光。接着，表演结束了，音乐停止了，观众们退出了帐篷。外面，天已经黑了下来，同丰人造革厂的窗子里亮起了上夜班的灯光。

  红星杂技艺术团来自河南省一个叫作小红的贫困乡村。他们其实就是一大家子人：三兄弟，和他们的父亲、一位叔叔、一位远房表亲，以及几个年轻人的配偶。跟他们一起的还有一个残疾人，也是他们的乡邻，一路上帮他们煮煮饭，做做清洁卫生。到了晚上，他们就睡在改装卡车上那一排排的双层床上面。几对夫妻都有小孩，但都留在了乡下，由年老的亲戚负责照料着。

  杂技团的人很好相处，也很健谈。第一天的演出结束后，我跟他们一起就在卡车边上吃着饭。那位精瘦的司仪名叫刘长福，已经有十五年的表演经历。他只上到小学四年级，说到自己知识的局限，他十分坦率。“我差不多算是个文盲，”他对我说。对于表演，他也没有抱过幻想。“真蠢，”他说，“我们的水平真的很低，连套正规的服装都没有。”

  正是因为质量不高，所以他们基本上每天都要换个地方表演。“人们看了表演之后，就再也不会花钱看第二次了，”刘司仪解释道。只要可能，他们就会在工厂的附近支起帐篷，因为流水线上的工人是他们最理想的观众群体：这些人十分无聊，而且要求不高。各处的经济开发区为他们安营扎寨提供了很好的场所。每一年，红星杂技艺术团都会沿着新修建的高速公路，走遍沿海地区，从一个工业城镇走到另一个工业城镇。最近，他们从江苏省南京市附近的某个地方启程，一路向南走到了这里。上个星期，他们被赶出了永康市，也就是以制造电子衡器闻名的那个小镇。

  那也是他们只得不停地赶路的又一个原因：因为从好几个方面来说，他们的表演是不合法的。他们没到文化局登过记，改装的卡车也没有得到批准，十一个团员中连本驾照都没有。他们还表演脱衣舞，这在中国是受到严格禁止的行为。就在这次巡演的途中，他们因此被赶出了南京和杭州。

  “只要我们遇到了麻烦，”刘司仪说道，“我就说，‘好吧，我们这个团那么小，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只是不想麻烦文化局的同志们！’一般情况下，那样说还是很管用的，他们也就不管我们了。”

  不过，他们主要的问题还在于竞争越来越激烈。在经济开发区，娱乐性质的艺术团和音乐会已经越来越常见。就在丽水市，他们在仿皮厂附近表演的那一晚，另外一个剧团也在同一条大街上进行着表演。刘司仪认为，那肯定会影响到票房。于是，第二天，红星艺术团开着车往南走了一段路，几乎到了经济开发区的边上，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更好的地点。半小时后，他们把车停在了工厂区跟一大片农田交界的地方。也许不久的某一天，这个地方也会变成又一个建筑工地，但目前来说，当地人仅仅把它当成了一处垃圾场。到处都是一堆堆的垃圾，还有成群的苍蝇，空气中弥漫着难闻的气味。我们头顶的天空飘散着仿皮厂排出来的褐色烟雾。不过，刘司仪对这个地方十分满意。“这儿有个村子，那儿也有一个村子，”他说道，“边上还有个工厂。”他指了指那一排排的楼房：一家仿皮厂，一家化工厂，一家不锈钢厂。在刘司仪眼里，它们都成了潜在的顾客，而那些污物则是奖赏——有了它，大家的期待值都会保持在最低点。

  他们刚开始支起帐篷，几个村民踱了过来。刘司仪的父亲向其中一个村民打听，最近有没有什么别的人来表演过，那人点了点头。“很多啊，”他回答道，“今天晚上还有音乐会哦。”

  大家都愣了。父亲再打听是什么样的音乐会。

  “免费的音乐会，”他说道，“中国移动的。”

  他们都耷拉下了脸——对于杂耍表演者来说，再大的沮丧也不如“中国移动”的竞争更让他们感到沮丧。经过紧急磋商，杂技团决定派父亲去执行侦察任务，其余的团员留下来继续撑帐篷。不过，他们也抬头看了看天，天空不仅布满仿皮的废气，还充满了更加不祥的预兆。“中国移动”和大雨——如果警察出现，那会使事情变得更加糟糕。

  昨天晚上，他们只挣了不到八百元钱。过去两年时间里，他们的收入持续下滑，因为不断遇到新的竞争对手，他们从刘司仪每晚都要表演的“迷失的打工者”这个独角戏中得到的捐赠也大不如前。20世纪90年代末期，他从别的杂技团那里学到了这个节目。他解释道，这个故事能够讲述成功的关键在于其中的多愁善感：一定要是某个离乡背井之人的故事，最好是双亲尽失，或者是弃儿，或者是老婆被拐跑。因为观众多为男性，所以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一个无法企及的女性人物，那也正是刘司仪以梦境结束表演的原因。对于那个故事，他有两个版本可演：有时候是一个孤儿梦到了自己的母亲，有时候是他梦到了自己失踪的妻子。如果是梦到母亲，她出现的时候会端着一碗饭；如果是妻子，她会抱着一个孩子。刘司仪一直没弄明白，哪个版本的效果会更好一些，因此，他在节目单上一直保留着两个版本。在他们那只用来求施舍的碗里面，一般能装上四五十元钱。不过，也有那么一两次，有人扔进了百元大钞。“也许，那个故事让他感到有些悲伤，”刘司仪说道，“也许是他们觉得好玩。我也不明白。”

  没过几分钟，父亲执行完侦察任务回来了。他手里拿着一张传单，上面带着令他们感到倒霉的标志：“中国移动”的徽标，以及“免费演出”这几个大字。该公司正在促销一款新的手机卡，每分钟只收一毛八分钱。

  “我们要走，”刘长福说道。

  “不一样，”他父亲说道，“他们是演唱会，我们是耍把戏。”

  帐篷已经撑起来，云朵变得更阴沉了。就在他们讨论这事的时候，“中国移动”的表演场过来了五六个人。他们二十来岁的样子，穿着光鲜，一看就是城市人。他们穿着领尖钉有钮扣的白衬衫，脖子上挂着个大大的“中国移动”的身份牌。他们的样子并不像是在生气——只是出于好奇，有点自大，更有一点瞧不起人。在垃圾满地的田地里，他们跟刘家的一大家人面对面站立着。

  “你们表演什么？”“中国移动”的一个人问道。

  “杂技，”父亲回答道，“什么都有。”

  “中国移动”的那个人走到画着比基尼女郎的幕布跟前看了看。“你们的女人在哪里呢？”他问道。

  “她们在帐篷里边。我们正在做准备。”实际上，那些女人一直要等到表演开始才现身。这样一来，那些可能掏腰包的顾客才不会看到参与表演的女人远远没有幕布上画着的那些女人漂亮。

  “你们知道吗，我们的表演是免费的？”“中国移动”的人问道。“如果看我们的表演不要钱，是不会有人到你们这儿花钱看演出的。”

  “没事，我们的表演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嘛。”

  “你们要知道，我们是个大型的演出。”“中国移动”的人仰着脑袋说道，“我们的表演总共花费了五千块钱。”

  “我们的设备还可以，”父亲说道，“我们的表演是用电脑控制的。”

  为了显示证据，他朝着一只大盒子指了指，那里面装着一台坏掉的雅马哈电子琴。

  “你们的门票多少钱？”“中国移动”的人问道。

  “五块。”

  “那么便宜！”

  “中国移动”的人指着我问道：“这个老外在这儿干什么？他要表演吗？”

  “是的，”父亲回答道，“他跟我们是一起的。”

  我决定让这事就这么过去得了——我一直都没有说话，“中国移动”的人一定以为我听不懂中文。我不得不佩服那位父亲的胆量，他挺着胸膛，跟“中国移动”的几个小伙子对峙着。一下子，他们全都不说话了，也许在想象，竟然有一个外国人和一大群身穿比基尼的女子同台演出。不过，他们很快又自鸣得意起来。“我觉得你们最好还是搬到其他地方去，”“中国移动”的人说道。

  “我们就要在这里，”父亲高声说道，“你们招徕你们的人，我们招徕我们的观众。”

  几个年轻人摇了摇头，纷纷离去了。父亲的脸上显露出骄傲、不服输的神情，抄着双手，看着“中国移动”的那一伙人渐渐走远。直到他们走到了看不见的地方，他才转过来跟几个孩子说话。

  “我们得马上离开这里，”他说道，“只要那几个家伙在这里，我们是不会有观众的。”

  半个小时后，他们收好帐篷，重新上路了。几滴大大的雨滴落了下来，他们朝北一直开去，直到找到一块空地才停了下来。不过，当地一个工人告诉他们，就在头天晚上，一家医药公司刚刚主办过一场免费的音乐会。接着，他们又到一家拉链厂附近试了试，不过那个地方太狭窄。最后，他们找了个前景不错的地方，旁边是另外一家叫作苏恩优的仿皮厂。就在他们支好帐篷，音乐才刚刚响起的时候，一辆警车出现了。

  那是我在经济开发区第一次看见警车。下来两个警察，他们站到了售票窗口前的梯子上。其中一个警察问刘司仪，他们的杂技团是否登过记。

  “没有，”刘司仪回答道，“可我们只是个小团，只在这里呆一个晚上。”

  两位警察商量了几分钟，其中一个又回过头来对刘司仪说话了。“好吧，”他说道，“不过记住，千万别出乱子。”

  警察们走了之后，刘司仪开始了他那喋喋不休的推销：“工——友们，老——板们！”几个从苏恩优走出来的工人穿着蓝色工作服，聚到了卡车跟前，两眼直直地盯着那张幕布和比基尼女人们，很快就买了票。跟往常一样，真正的女人们还是没有出现。那天早些时候，我跟刘长福说起了裸体的事情。“杂耍嘛，总得有这个东西，”那个瘦瘦的男人解释道，“人们买票进场之前总要问一句，‘你们的表演是不是比较开放的那种哦？’我们只能说是。表演结束时做的那点事，不过小事一桩而已。可那也就够了，我们就可以说，‘对，我们的表演很开放。’”

  我问刘司仪，他的老婆是否表演过结尾时的那种脱衣舞。他的老婆有点胖，头天晚上我看演出的时候，她上台表演过。她穿着胸罩和短裤在那儿跳舞，踩不上节奏，眼睛还老盯着地板。

  “没有！”刘司仪瞪大了眼睛回答道，“我不会让她演那个。我兄弟的老婆也不会演那个。那不太好，你知道，如果近亲演那个，不太好。所以，每次演出的时候，都是另外那个女人去表演。”

  在红星杂技团的组织架构里，那是个最低下的位置：最远最远的表亲的老婆。她姓王，二十三岁。在团里，她是唯一算得上是美人的团员，有一双黑黑的眼睛，脸上总带着温顺的表情。我没听到她怎么说话。不过，有一次撑帐篷的时候，她十分害羞地凑过来。“你有没有美元？”她问道。

  我的钱包里刚好有一张，于是拿出来让她看了看。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她说，“值多少钱？”

  “大概八块吧。”

  “我给你十块钱，换得到不？”

  那真像是给一个脱衣舞女的小费——我把那张钞票递给她，并告诉她，其他的事情就不要管了。她面露喜色，向其他人炫耀着，对那件外国人给的小礼物感到十分自豪。第二天晚上，他们演出前，我跟他们道了别，开车走了。刘长福说得对：那样的表演，是不会有人再看第二遍的。我已经慢慢地喜欢上了这个杂技团，怎么也无法再看一次他们的表演。

  2006年3月，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胸罩调节环制造厂正式做好了形象标志、网站、名片，以及样品手册。这全部都是温州的一个设计人员为他们制作的，费用大概有六千多块钱，很多都是借用竞争对手或者其他公司的模板设计的。他还给公司取了个英文名字：the Lishui Yashun Underdress Fittings Industry Co.， Ltd.（丽水娅顺内衣配料实业有限公司）。在公司的网站上，设计者贴上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栋高层大楼闪闪发光的图景，可这栋大楼跟丽水的这家工厂没有任何关系。网站还标明，该厂具有“多年的”胸罩调节环生产经验。提到那台机器时，更是显得特别骄傲：“德国进口的全自动生产设备。”

  公司的主色调是热烈的粉红色。在网站上，那台机器的棱角是粉红色的，网站上还有几个粉红色的泡泡在弹跳着。样品手册也是一样的颜色，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几个外国女人的图片，她们穿着胸罩和三角背心，显得十分奔放。就连老板们的名片也印成了粉红色。名片上还装饰着公司新设计的形象标识：

  我第一次看见这个标志的时候，以为那可能是一只飞翔的鸟，或是一颗心。随后，我又仔细看了看，禁不住想，那是不是表示一对乳房呢。“我不明白那究竟是什么，”王老板承认。“不要紧，只要好看就行。设计人员也许是从其他公司那儿拷过来的吧。”

  老板们有更要紧的事情需要操心。首先，他们生产的胸罩调节环无人购买。这家新厂买来了机器和原材料，请来了技术人员和在流水线上做工的工人——却连一个顾客也没有，至少没有找到胸罩调节环的买家。对于衬骨，他们有几个老主顾，因为他们生产衬骨有好些年头了嘛，可他们生产的新产品却需要一个良好的开端。高老板告诉我，浙江的企业就是那个样子。“如果你没有做出产品，当然卖不了啦，”他说，“你得首先把产品生产出来，然后再去寻找买家。那就是我们要先把这些东西搞起来的原因吧。”

  一旦样品手册印刷完毕，几位老板就开始了他们的浙江巡游之旅，跟各大胸罩生产企业的代表们见面开会。为了建立起关系，对于新厂来说，用礼物去打动买家是他们的典型做法，仅仅让他们看看样品是不够的。胸罩调节环制造厂的几位老板送出了一瓶瓶五粮液白酒，一条条中华香烟，这都是浙江的老板们喜欢的牌子啊。有时候，他们也会送出去一盒盒黄花鱼，这算得上是温州人的最爱。除了各大厂家的买主，政府官员们也伸出手来。税务局尤其重要——如果没把这些干部们弄高兴，他们会让你的企业完全垮掉。“你知道在中国是怎么回事吧：偷税漏税，”高老板说道。他这么说的意思，是指如果工厂要跟着大家做那种低报营业收入的勾当，先得跟那些干部们把关系搞好。“我们还没有做到这一步，但稍后，我们肯定要请税务局的官员们出去吃吃饭，”他说。我问他，这些宴席上要不要送礼，他摇了摇头。“饭桌上是不送礼的，”他跟我讲，“那些事情都是单独的。要送礼，得到他们家里去。”

  正因为如此，他们也没怎么从银行贷款。在中国，对中小企业家来说，要获得贷款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时常也需要用到关系这个东西。高老板对我说，那得跟银行官员和审批贷款的人员结交朋友，大家都希望有人请吃送礼。为了免掉这样的开销，王老板主要用现金进行投资，高老板也只从银行贷了一点点款。他得把这笔贿款省下来，用到更重要的官员身上。他告诉我，在丽水市，这样的干部会要求送礼的金额在两千块钱上下。在温州，行贿的代价还要高一些，那也正是他们把厂址选在这个地方的原因之一。“这儿的租金便宜一些，拉关系的费用也少一些，”高老板解释道。

  一开始，关系这个东西的方方面面都显得十分神秘和复杂，因为我是一个外国人，是无法参加宴会和秘密会谈这些活动的。不过，过了一阵子，我终于明白，那其实已经形成了体系，在浙江南部这样的地方，这样的体系具有十分强大的功能。送出去的礼物已经标准化，需要便于携带，这就使它们更像某种现金。某个商人可能收下一条中华香烟，他送给了另外的某个人，然后又转手送到了某位干部的手中，而这位干部可能又把它送给某个职位更高的人物。要是中华香烟能够说话就好了！也许一箱箱的中华香烟就这样从瓯海的滩涂地踏上旅程，送到了杭州的某个庭园里，最后转遍了浙江省全境，一路上只在钮扣城或者仿皮村做过短暂的停留。不过，最要紧的是，有了关系就方便多了。高老板告诉我，他有时候要给一些官员们送现金卡，那样的卡在当地的超市就可以使用。我问，他怎么知道送多少才合适。

  “反正知道呗，”他说。

  “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我也说不清楚，不过那是明摆着的，”他说，“在这里，连一个学生娃都知道该送多少。”

  三月的一天下午，我正在楼上的办公室里坐着跟几位老板聊天，税务局来的三个官员走了进来。他们的到来完全在意料之外。王老板正在清理一些文件资料，高老板则在琢磨那本刚刚送过来的样品手册。税务干部们走进来的时候，他正在把胸罩调节环往那本样品手册上粘贴。高老板怔了一会儿，好像是突然被人看见了正在玩小孩子玩的游戏一样。所以，他迅速合上了那本手册。为了显得更有尊严，他站起身来，给几位干部递上了他那粉红色的名片。

  几位干部都不太注重着装，不过，他们还是高昂着头，其中一个拿出丽水市国税局的身份卡晃了一下。他姓刘，穿着蓝色牛仔裤和橘黄色T恤衫。他蓄着平头，这样的发型在中国一般意味着麻烦来了。在中国，那是恃强凌弱者的经典发型，我只要看见这样的平头，心就会不由自主地往下沉。不过，我还是给刘干部递上了我的名片。他琢磨了一阵子，然后耸了耸肩：只要我跟这家公司没有任何瓜葛，他是不会对我产生丝毫兴趣的。他转向了王老板。

  “我们给你们带了几份登记表过来，”他说，“你们得在上面填一下。你们在投产之前应该把这些表格先填好。”

  “我——懂，”王老板说道，“我们正打——算投产呢。不过，我们还没有开始销售产品。”

  王老板一紧张，说话就会口吃。那一阵子，他的眼皮不停地眨动着，他的声调则升高了好几个八度。他给那几个人倒上了茶水，招呼他们在仿皮沙发上坐下来。不过，他们依旧站着。刘干部走过去，对着那扇门查看了一番。

  “这个地方好像不太安全哦，”他说，“为什么不换一把安全点的锁呢？”

  “我们刚刚搬进来，才在清理这些东西。”

  “从窗子也可以翻进来。你们的发票保存在什么地方？”

  王老板让他们看了看那个金属档案柜。

  “你们应该做得更牢靠些。这一带是有小偷的。”

  另外两个人在房间里来回走动着，把那些破旧的摆设看了看。其中一个人对着高老板的电脑显示屏琢磨了一阵子，另一个人则拿着那本样品手册翻看了一下。“这是你们生产的吗？”他问道。

  “就是。”

  “需要什么材料？”

  “只需要金属和尼龙电镀粉。很简单的。”

  “会产生哪些副产品？有危险吗？”

  “没有危险。只需要水，还有高温。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你知道，”刘干部说道，“你们应该早些跟我们打一声招呼。”

  王老板涨红了脸。“我——跟税务局打过电——话，但没有得到要填登记表的答复，于是，就觉得我该等一等再填。你要知道，我在这儿又不认识人。我们才刚刚开——始生产。如果我亲自来见你们，可能会好一些，所以，我觉得在电话上说起来不太方便。”

  其中有两个人终于坐到了沙发上，不过刘干部还是踱着方步。他站到了窗边，往窗子外的遂松路上看了看。“这里的环境不太好哇，”他说道。

  “所有的东西都是新的，”王老板说，“他们还没有把街道整结束。”

  “你们有多少个工人？”

  “十二——个，嗯，十三个吧。等我们找到客户之后，我们还要再招几个人。”

  “多少呢？”

  “可能五六十个吧。”

  “那边的房子是谁的？”

  “那不是我们的。另外一家公司已经租下来了。那家公司是从上海搬过来的。”

  “他们生产什么？”

  “热水瓶。”

  刘干部点了点头——也许，他走到哪里都是这么干的，一路上收集那些即将落成的新建工厂的相关信息。他又转过来面对着王老板。“你们有会计人员吗？”

  “我们的秘书可以做账。我们暂时还用不上专业的会计人员。”

  “噢，不久你们就会需要的。”

  “一旦业务上了正轨，我们是要请一个才行。”

  刘干部从他那仿皮手包里掏出一张名片。“你可以给这家公司打个电话，”他说，“老板是我朋友，他可以为你们提供会计服务。”

  稍稍顿了顿，王老板立马就反应过来了。接着，他恰如其分地问了一句：“多——少钱？”

  “我想可能也就六七百块钱一个月吧。不过我也拿不准。你可以给他打个电话。他们那家公司还不错。”

  王老板把那张名片放到了办公桌上。对刘干部来说，那可谓一箭双雕：既帮了朋友的忙，又额外收集到了一些信息，因为会计服务也可以让他了解到这家公司的业务状况。当然，最绝妙之处还在于，胸罩调节环厂即将花钱请人对自己实行监控。

  刘干部拿出登记表，王老板在上面盖上了公司的公章。末了，那位官员又提到了会计的事情。

  “好吧，”王老板说道，“我会给他打电话的。我只想让事情变得方——便些。”

  “我们也想方便些，”刘干部笑着说。他朝房间外面走去，另外两个人跟在他的身后，没有人握手道别。那几个人一走，我才意识到，刚才看着他们进行那一段对话的时候，自己有多么紧张，于是，我仰头靠在了椅子上。不过，王老板已经抄起了办公室的电话。他照着那张名片上的电话号码拨了过去：“喂，我想让你给我介绍一个会计……”

  关系是有逻辑的（“连一个学生娃都搞得清楚！”），而且从个体的层面上来看，其作用是非常明确的。官员得到了礼物，工厂就能够得到优惠待遇——对这样的交易，也就没有什么神秘可言了。只不过，要看清楚一个城市会为这样的系统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还很困难。在丽水市，驾车走在崭新的道路上，沿途经过一个个建筑工地时，我常常会想：谁在为这一切买单？以浙江省的标准来看，丽水是一个欠发达地区。2006年，它的年人均GDP仅有一万一千八百多元。目前，由于计划经济早已不存在，中央政府往这个地方投入的资金少之又少。中国的各大城市只能靠自己筹集所需的资金，可是法律又不让他们像美国的城市那样发行地方债券。他们也无法征收财产税，因为土地是国有的。税收的基础十分薄弱，对于刚刚起步的工业区尤其如此：在丽水的经济开发区里，公司在开始投产后的头三年内，享受税收减免。那之后，大多数公司会想方设法在自己的收益报告上做手脚。这对于公司和官员们都是皆大欢喜的事情——他们可以得到优惠待遇、收到现金和应有尽有的中华香烟——可是，这座城市要靠税收维持运行却不大可能。

  然而，跟中国的大多数城市一样，丽水却到处都在花钱。从2000年到2005年，丽水花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钱达到了七百一十多亿元，相当于之前半个世纪投资总和的五倍。经过那一次大规模的花钱运动之后，他们立刻又赶超了自己：在2006年的上半年，也就是胸罩调节环制造厂开业那阵子，丽水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比头一年又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一点七，房地产投资增长了百分之五十七点二。这都是货真价实的现金投资啊，所有这一切全都扔到了新道路、新桥梁和新建筑的建设上，这可不是几条中华烟换换手那么简单的事情。可是，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呢？

  答案就在那些建筑工地的下面。就是土地，或者更准确地说，就是土地使用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过程。在中国的农村，所有的土地都是集体性质的，像魏子淇这样的农民们无权到开放的市场上去出售自己的土地或者房屋。相反，村里面把持着所有的买卖行为。如果某个城市拿定主意要发展到某片农田所在的地方，连村组织也没有多少讨价还价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可以随心所欲地占领土地，他们所支付的价格，是政府早就订好了的。一旦完成出售行为，农民们就得从原来的土地上搬家，城市才能在上面进行基础设施建设，那片地方也就变成了城市。城市的土地使用权可以按照市场价格拍卖给出价最高的一方。这是一种套利交易，从农村买来土地，作为城市土地再次出卖。而这种行为，只有镇以上级别的政府才有资格进行。

  从类似交易中获得的利润是巨大的。王利娜（音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位经济学家，她告诉我，沿海地区的各大城市财政收入的一半来自房地产交易。在她看来，中国的城市跟公司有很多相似性，市长则是CEO。“他们的目的就是赚钱，这是明摆着的，”她说，“不过，他们不能只出卖房地产。投资者不是傻瓜——他们的心里十分明白，不禁要问，如果城市里面没有工业，谁还会来买房子。”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地方政府往往会成立一个经济开发区，里面的土地使用权按成本价出售。便宜的价格吸引着各大工厂来此落户，工厂反过来又会上缴税金。不过，关键的地方，还是他们使城市得到了拓展。更多的老板、店员、务工人员跟了过来——这一切都意味着，郊区面积扩大，房地产市场更火热。

  城市如果要想把债务还清，它就得不断地进行扩张。为了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地方政府从国有银行借出了巨额贷款。王丽炯是丽水市经济开发区的一个主任，他告诉我，在2003年，市政府为了炸毁那些山头用于修路，从银行获得的贷款大约有五亿元人民币。“要想用羊毛，就得养绵羊，”他是这么解释的。可是在中国的很多地方，地方官员纯粹是在碰运气，赌的是那些永远都不会出现的投资者。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经济开发区就永远是个半拉子工程，贷款成为坏账，然后，整个泡沫也就破灭了。

  到2006年，中央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这样的体系存在着的巨大风险，从而力图放缓发展速度。利息提高了，各个城市凡是大一点的扩建项目必须经过严格的申请审批程序。然而，权力已经极度分散，这样的规章制度很难得到真正的贯彻执行。王利娜说，国土资源部根本没有足够的人手进行必要的现场调查。有时候，他们只能尝试着依靠卫星影像来推断，哪些城市在搞大规模的建设项目。预算也跟着遭灾，因为地方政府很容易就能作出决定，哪些东西该上报，哪些东西该隐瞒。王利娜最近到河南省的一个城镇做过调查，据当地政府报告，他们一年的财政收入仅有两亿元，可他们花在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上的钱却是这个数字的五倍。王利娜想不明白，这些钱到底从何而来——她推测，当地政府从房地产交易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而他们同时也有各种各样的办法可以免报所有的交易行为。跟所有人一样，领导干部们都参与了这一场场的关系游戏，但凡大的交易行为总是跟贿赂和送礼相伴而行，但谁也不会留下任何书面证据。只有傻瓜才有闲功夫去想什么长远利益。“每隔五年，地方政府的官员就要换个地方做官，”王利娜说，“因此，他们知道自己机会有限。他们会为下一届领导而担心吗？他们只要能捞，就尽量捞。”

  跟很多学者一样，王利娜相信，中国政府到头来不得不实行土地私有化政策。有了财产税这一大笔稳定的收入，政府就可以结束现行的房地产思路了，但是现在谁也没有朝这方面进行改革的动机。最遭殃的是那些最没有权力的人——农民们。他们失去的土地实际上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提供了补贴，而他们没有任何法律意义上的追索权——要推翻一个村党支书记已经难上加难，更不用说其他的了。不过，大多数农民们一心想的是外出务工，或者变成个体户，因此，他们丝毫不会为修改宪法这样的事情操心。

  在这样一个国家，每个人都在流动之中，连土地本身也在流动，至少在法律意义上是这样。丽水这样的城市周围，农庄变成了郊区，每一个建筑工地都是政府的钱袋子。在主城以东一个原先叫作夏河的地方，正在进行着一个很大的开发项目。夏河原是横跨好溪两岸的一个小村子，曾经一度，这里的农民们靠种植水稻、柑橘和蔬菜为生。可是在几年前，丽水市政府征用了村子里总面积达一百亩的土地。为了拿到这块土地的使用权，市政府总共支付了不到八千万元钱，主要用于对搬迁村民进行补偿。我碰到了一个叫作张巧萍（音译）的村民，他原先靠着仅有的两亩地，供养着一家四口。在失去那两亩土地之后，得到了十二万元的赔偿款。

  市政府取得夏河村这片土地之后，在上面修建了路网，安装了下水管网，然后把这个开发项目卖给了一家叫作银泰的私人公司。银泰本打算修建一片商住楼，而张巧萍先前听说，他们为拿到这块地一共花费了两亿九千一百万元。跟张巧萍交谈过后，我前往银泰公司的办公大楼进行拜访，开发部主任向我出示的文件证明，实际价格是两亿九千九百万。换句话说，丽水市只以八千万的价格买得这片土地，经过了三年时间，他们就以接近三个亿的价格抛了出去。而这一切都是公开进行的——就连农民都知道这笔买卖大致赚了多少钱。我问过张巧萍，这样的买卖是否公平，他只是耸了耸肩。“他们有权力征地嘛，”他说。事实上，那块土地原本可以值一百六十多万，但他却没有为那十二万元的安置款抗议过。相反，他收下了那笔钱，在银泰公司计划修建的商住楼正对面开了一个小商店。那个项目正在日夜赶工，建筑工人们时常会光临张巧萍的小商店，买点食品和饮料。知道自己无力和制度进行抗争，张巧萍只能尽自己所能，从中得到一点补偿。

  新修建的商住楼取名叫作“江滨”，一共有二十八栋楼房，最高的那一栋有十一层。计划中的中心广场将会修建一座音乐喷泉，面积比一个足球场还要大。为了建这个项目，银泰公司举债两亿两千六百多万，很大一部分是从那些等着赚取高额利息的私人手里借来的。在浙江省，这样的做法十分普遍——公司经常从私人投资者手里筹集资金，因为这比从银行借贷要容易许多。从制度上来说，这样的筹资方式是不合法的，但是在常常出现资金短缺现象的国度里，这样的方式还是深得各方容忍。在银泰公司，他们的领导认为，在还款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麻烦，因为他们对时机把握得很准确：在过去的五年时间里，丽水的平均房价上涨了六倍。银泰公司的副董事长告诉我，他们有望从“江滨”项目中获利一亿五千多万。

  副董事长名叫季胜军，是银泰创始人的儿子。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季氏一家人还是桥头镇的贫苦农民。他们的当家人在一家个体建筑队里打工，后来便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他赶上了快速发展的第一波浪潮，把业务做到了浙江各地，到目前为止，三个儿子都跟他一起工作。季胜军年龄最小，只有二十七岁。除了大家庭的开发公司之外，他还另外开了几家公司作为兼职，其中就有当地称作马希尔的夜总会。一天晚上，我跟他在那个地方楼上的VIP包房见了面。他穿着黑色的普拉达皮鞋，黑色的普拉达裤子，以及红黑相间的范思哲衬衫，手里拿着一只镀金的都彭打火机，价值接近五千元。当然，他抽的是中华香烟。跟来到VIP包房的所有人一样，季胜军用他精挑细选的酒招待了我，酒是马谛氏尊者苏格兰威士忌，散发着绿茶的甜味，用高脚玻璃杯装着端了上来。时不时地，呷过一口酒，季胜军都会躬身向前，将痰直接吐到地毯上，然后用他那双普拉达皮鞋来回擦拭着。他没有穿袜子。

  VIP包房里有五六个人。季胜军的私人保镖在门口看护着，那人身材魁梧，穿着紧身黑T恤。保镖每天的职责之一，就是在季胜军巡游丽水的过程中，帮他拿着那只路易威登皮包式钱夹。在夜总会里，挨着季胜军的身边坐着一位漂亮的年轻女子，一只手搭在他的大腿上。当季胜军告诉我他即将举行婚礼时，我犯了个错误，把这位女子当成了他的未婚妻，逗得大家哄堂大笑。季胜军很友善，也很随和，他只要开口一笑，就会露出满口黄牙。他的身材极为单薄，也就是大家经常在乡下见到的那种，因为那儿的人稍微有些营养不良——如果不是穿着普拉达，带着贴身保镖，这个人跟农民没一点区别。而他那上亿元的公司筹资的方式也是农民式的，主要依靠关系，以及向私人借贷。季胜军未加思索地告诉我，他开那家夜总会花费了一千多万。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他的未婚妻。我在VIP包房看到的那位年轻漂亮的女子正在舔着棒棒糖。她抚着季胜军的胳膊，在他的耳旁低语。从两人的表情看来，他们似有浪漫之情，不过，我后来听到了他们谈话的一些只言片语。纯粹是生意上的事：她当时在请季胜军帮忙弄签证，以便她能够前往葡萄牙找事情做。

  7月的一天下午，一场暴雨即将袭来，胸罩调节环制造厂收到了一封特快邮件。当时正值仿皮天气时节——在经济开发区，大雨刚刚下来的时候，那些粗大的雨点十分肮脏。邮递员把那信封举在头顶上，以便挡住那肮脏的雨点。进入厂区后，他把那信封在他的裤子上擦了擦，然后交到罗师傅的手里。信封里除了四条尼龙胸罩肩带之外，什么也没有。每一条肩带的颜色都不相同，有粉红色的，有白色的，有褐色的，还有浅蓝色的。里面没有任何信件，也没有发票——就连对型号进行说明的文字都没有。那几条肩带就像一盏信号灯，而罗师傅知道谁能解读它。“小龙！”他对着楼上宿舍里的人高声叫道。“邮件！”

  小龙是工厂请来的化工师傅，全名叫作龙春明（音译），不过大家都叫他小龙。他穿着一双走起路来劈啪作响的塑料拖鞋，还有一件蓝白相间的篮球服走下楼来。在大一点的工厂，工人们一般穿着统一的公司制服，可胸罩调节环制造厂还很小，又没有正式投产，所以大家就按照自己的喜好随意着装。小龙穿着的短裤和篮球服都是彪马牌尼龙仿制品，那身打扮给人的印象，就是他是一位正在进行比赛的运动员。他查看了一下信封上的寄出地址：东阳市的一家胸罩组装厂。

  “几天前，他们订购了胸罩调节环，这是他们需要的颜色，”他解释道。因为工厂的业务量很少，所以这很容易记住。那时，他们只有四个固定的买家，而且全是小厂。高老板和王老板常常一出去就是十多天，争取找到新的买主。不过，当他们归来的时候，总是拉长着脸，而且脾气十分暴躁。工人们已经开始有了流言蜚语——有谣传说，工厂遇到财务上的麻烦了。几位老板已经把生产线上好几位女工解雇了，而且也只是偶尔在有订单的时候才叫陶家人过来干干活儿。只有五六个像罗师傅和小龙这样的人还在全天候上着班。

  小龙破译完那封邮件之后，我跟着他走进了位于那台机器间隔壁的实验室。穿着彪马牌篮球职业服，小龙捡起了他的兵书——一本活页笔记本，里面粘贴着一排排胸罩调节环，其颜色随着页码而逐渐变换着。每一只调节环旁边，小龙都写下了染色公式及其英文名称。他写的那些字念起来十分怪异：例如，一只红色的调节环边上标示着“Sellan Bordeaux G-P”（“瑟兰·波尔多G-P”）字样。小龙并不会说那些语言，可他从其他样书上把这些长长的句子抄了过来：

  Padomide Br. Yellow 8GMX

  Podocid Violet NWL

  Sellany Yellow N-5GL

  Padocid Turquoise Blue N-3GL

  Padomide Rhodamine

  “我已经知道怎么调出粉红色和蓝色来，”他说，“现在，我得试试褐色。”他把那胸罩肩带剪下一截，跟活页笔记本里的褐色对比着，试图找到合适的公式。接着，他拿出三种染料粉剂：蓝、黄、红。他把三种粉剂各倒了一些到一只烧杯里，放到天平秤上称了称。然后，他在笔记本上另起一页写下了它们之间的比例关系。“这一种需要的蓝色和黄色多一些，红色少一些，”他说。他烧了一点水，加到几种粉剂里面进行搅拌，试着在几段肩带上进行染色，观察着结果。他把染得的颜色跟那条肩带进行了比对——太淡了。蓝色还多一点，红色还多一点。他又试了一次：还是太淡了。试了三次，他总算配上了颜色。“广东有很多大师级人物，只要看一眼颜色，就知道该怎样配方，”他说，“他们都是为香港大公司打工的，像他们那样的大师一个月能挣到好几万块呢。我跟那样的水平相比呀，还差得很远很远。”

  突如其来的暴雨已经停止了，空气中却又有了泥泞的味道。门外的温度超过了三十七八度，在实验室里面，因为开着炉子，开着机器，显得更加酷热。第一轮着色实验结束之后，小龙脱去了篮球上装，那架势就像一个正在球场上鏖战的专业运动员，刚刚打完了第一场比赛，正准备正儿八经地继续战斗。最后，我也跟着脱掉了上衣，我们俩汗流浃背地站在实验室里，看着那几只调节环在工业搅拌器里面旋转着。实际上，在夏季，整个工厂的男人们都赤裸着上身。

  小龙刚刚二十出头，全厂就他一个不是汉人。他是苗族人，这个民族是西南地区的原住民，跟老挝和越南的赫蒙族具有文化上的关联。小龙的肤色比汉人的要黑一些，他的脸型也有细微的差异，有些女孩子气：双唇饱满，颧骨很高。他的面相很美，且有些自负，尤其说到他的头发时更是如此。他把头发蓄过了肩膀，染得很红，用化学术语来说，最好是“瑟兰·波尔多G-P”。每当空闲时分，他会把大把大把的时间用来和陶氏姐妹以及其他女工打情骂俏。

  他来自于贵州省的一个贫困小村子，他家种植的主要农作物是茶叶和烟叶。念完初中后，小龙就去了广东打工。一开始，他在一家纺织厂打工，后来又到一家专做出口的胸罩厂找了份工作。“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他有一次这样对我说。我期待着他会给我谈一谈笼统的分类情况，因为这样的对话在农村是十分常见的。可是，小龙的世界观却非常经验主义：他通过胸罩肩带和胸罩调节环所构成的密集网络看清了世界上的所有地方。“日本人喜欢缀着小花图案的胸罩，”他接下来说道，“她们喜欢画得很细微的小花儿。俄罗斯人却刚好相反——她们不喜欢花草图案，不喜欢小型号。她们只喜欢简朴的胸罩，只喜欢色彩非常明亮的胸罩。还要够大！”

  小龙很上心，在南方的各大胸罩公司，他把这个专业学上了手。在生产线上干过一阵之后，他进到化学实验室，学起了着色的技术。他跟着大师们学习这个行当，染色是个技术活儿，拿到的薪水是很可观的。在丽水，他之前的工资是每个月二千五百元。不过，他对那样的情形并不满意。在他房间里那没有粉刷的灰泥墙壁上，刻写着这么一句话：

  人生何处不成名，

  学不成名誓不还。

  在胸罩调节环制造厂，工人们常在宿舍的墙壁上写下一些励志的语句。这曾经是毛泽东的誓言，如今成了小龙的口号。几年前，他在一本励志书里读到了这句话，然后就把它作为了自己的引路哲学。他的目标是通过在工厂打工挣到足够的钱，然后回到家乡做生意。有时候，他会谈起养兔子卖给餐馆这样的事情，他还曾经有过一个想法，那就是向小商铺老板批发商品。这些计划还很模棱两可，全都寄托在遥远的未来，而他目前考虑问题的重点，是集中精力干好工作，拼命存钱。节假日，他尽量不回家。只要意志上稍有松懈，他就会想起远在老家耕田种地的母亲。母亲是他们一家人中间唯一还在村子里的人——小龙的父亲和两个兄妹都已经来到沿海地区务工。“每当我感觉困倦的时候，就会想起我的母亲，”他说，“每当我感到气馁的时候，就会想起她一个人孤孤单单地留在家里。”最近，他写了一首歌来纪念他的母亲，还想过要在电话里唱给她听，可又怕那会让她流泪。因此，他只是把歌词记在了日记本里：

  很多人说，你的日子过得很苦，

  可你却笑着说，只要我们在，你就永远不会伤心……

  小龙用一本螺旋条笔记本来记日记。里边夹着一封长信，那是他写给从前的女友的。还有他用来练习写拉丁字母的几页纸，他曾经想自学这个东西。日记本里通篇都记着他摘抄下来的格言和警句，其中有几句还刻在了宿舍的墙壁上。在他的床头，用几个大字刻写着一句话：“马到成功。”另一句话是“面对未来”。他还把他曾经看过的一本励志书的书名刻在了墙壁上：《方与圆》。

  跟工业城镇的很多年轻人一样，小龙是励志文学的大消费者。他最爱读的是《方与圆》，这是本中国的畅销书，写的是现代社会的行事之道。书名来自于一句古语——方乃一个人内心之综合素养，圆则是与他人相处时所必需的灵活性。作者把这一经典观念运用到沿海新兴工业城市激烈的竞争当中，最后的结论多少有些扰乱人心：这本书花了大量的篇幅教人怎样为利益撒谎，操控工友。总体而言，它教人做后共产主义时代的马基雅弗利式的人物。其中有一个章节，讲述向老板提出要求的最佳方式（首先，提一个不现实的要求，因为拒绝这样的要求会使之产生一种责任感）。另有一个章节讲的是在一个地位、身份等方面比你高的人面前以什么样的方式哭泣才有效果（不要做得过头）。作者也提出了一些建议，教人怎样正确地维持友情。（“如果你和好友相处愉悦，那么你们现在是真正的朋友。不过，假定有一笔价值百万的业务等着你们去做，如果你不把他晾在一边，或者他也不把你晾在一边，那你们的脑子一定是进水了。”）

  除了《方与圆》，小龙还经常阅读中文版的《哈佛大学MBA综合卷之引领你自己进入社会》。“我还不够成熟，”他对我说，“像我这样的年轻人需要得到帮助，而这本书就帮得上忙。如果我遇到了什么问题，又没有法子跟人去讲——在那方面，我是很孤单的，这样的书籍可以给我提供一些意见，教我怎么去处理类似的问题。”他所依靠的，是《生活成功宝典》。他最喜欢的，是一本《经典故事集》，里面讲述的全是外国人的故事，尤其打动小龙的，是讲述约翰·D·洛克菲勒的那个章节。在《经典故事集》里，那位石油大亨每天都到当地的同一家餐馆吃午饭，而且会留下一美元的小费。几个星期之后，那里的服务员终于忍不住对他说道：“如果我是你的话，是不会那么小气，只给那么一点点小费的。”洛克菲勒回击道：“正因为你是那样的想法，所以你只能做餐厅服务员。”《经典故事集》用这样的道德训示作为结尾：“很多人成不了富翁，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花钱太大方。”还有一章写的是耶稣基督的故事，尽管那个寓言故事在《圣经》里面根本就没有出现过。在这本用中文写成的书籍里，一个喜欢帮忙的人，总是越帮越忙。最后，耶稣干脆让他收手了事。那正是弥赛亚的要旨——接受现实的世界吧。“在真实世界里，我们总想把事情做得完美，可是，现实的情况和我们的愿望总是相互矛盾的，”里面的道德训示这样写道，“我们一定要相信，承认我们现实所拥有的，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小龙天生具有温和的性情，从这一大堆书籍里，他学到的经验就是要镇定自若。那也是他从所有的伟大导师们——孔子，耶稣，洛克菲勒，毛泽东——那儿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我要坚持不懈，”他对我说，“我不能让那些事情扫我的兴或者令我生气。”他把自己的誓言刻写在宿舍的墙壁上，而且始终记住一点：对加班劳动从不抱怨——在他看来，厂里面的人抱怨太多。他想让自己的内心平和，想与他人和谐相处。“在一个集体里面，一个人应该具有灵活性，”他说，“这是一种平衡，既要往前走，又要走对路子。”小龙的这几句话可能直接引用于道教典籍，上面关于耶稣基督的那一则寓言故事可能也是出自于道教典籍：它呼应的是“无为而无不为”这一经典说法。这倒让我想起自己曾经在四川当英美文学老师的经历，我的学生们当时也总是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去阐释西方的经典作品。尽管外国的物质产品滚滚进入中国市场，年轻人会受到这些新东西的影响，但他们的天性里依然保持着很厚重的传统观念。

  对小龙而言，洛克菲勒的故事激励着他换掉了抽烟的牌子。读了餐厅服务员和石油大亨的差别之后，他决心要更加节俭地过日子。于是，他不再抽利群香烟，转而买起了芙蓉牌。芙蓉牌香烟质量不高，每支只要一角三分钱，那商标让人立马就能判断出是农民的品牌。不过，小龙下定决心要学习洛克菲勒，摈弃这些小气的思想。每抽一包烟，他就能够省下三元钱，如果这笔钱累计起来，数量可不少。也许有一天，他积累了足够多的钱，就能够完成刻写在墙壁上的那段毛泽东誓言了：

  人生何处不成名，

  学不成名誓不还。

  在丽水市，尽管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外国买家或者外国投资者，我却总在谈论着外面的世界。外国买家或者投资者没有理由要来经济开发区，因为这里由外国投资兴建的工厂相当稀少。像丽水这样偏远的地方生产出来的东西，总还需要一两步流程才能做成成品。胸罩调节环需要运送到别的地方才能安装到胸罩上面，仿皮要运到更大一些的城市才能最终变成手提包或者汽车坐椅。义乌的商品以大宗形式出售，那儿的批发商铺吸引了大批的外国买家。可这些人不会大老远地来到丽水，每当我在这个城市驾车周游，看到那些外国东西时，总觉得有些奇怪，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市区里面开设的第一家健身房取名为“闻香识女人”。在经济开发区里，格雷公司生产出来的一箱箱电灯开关叫作简·爱。几栋楼房之外，在丽水市三星轴承有限公司的大门口，老板们挂起了大大的标志牌，想来也是英语吧。可是他们把字母从右写到左，跟中国人曾经书写汉字的方式一模一样：

  DTL，.OC YRENIHCAM REWOP GNIXNAS IUHSIL

  不过，丽水人民——务工者、老板们、创业者们——生产出来的很多东西都卖到了外面，他们也很喜欢谈论国外的事物。他们会搜寻那些他们觉得具有美国主题的励志书籍，他们的好奇心永无止境。每当我遇到类似小龙这样的人的时候，他们那充沛的精力，坚定的信心，让我想到了别的地点，别的时间。那就是中国版本的工业革命：乡下人涌向城市，他们在自主发明方面所具有的天资完全可以跟狄更斯笔下的那些人物媲美。他们践行着没有任何限制的资本主义模式，这样的模式对任何美国历史学家来说都一眼就能够识别出来。在胸罩调节环制造厂，当我听到刘宏伟如何记住那台机器的构造并仿制出来时，我想起了在19世纪初同样会耍这一手的弗朗西斯·凯博·罗威尔。那一时期，美国社会蒸蒸日上，而英国人把卡特莱特水力织布机的设计图纸看管得十分严实。不过，罗威尔冒名参观了曼彻斯特的作坊，回到马萨诸塞后，凭着照相机一样的记忆力把那台机器组装了出来，他所在的公司由此成为了美国纺织工业的基地。

  在中国，仅仅是变化的速度跟美国的大发展时期也很相似。19世纪，当美国城市扩张的第一波浪潮横扫西部大地时，来自欧洲的访客们十分迷惑，因为他们看到那些新的定居点仿佛在一夜之间冒了出来。那种神奇的感受跟当今时代外国人在中国的感受十分相似，因为这里的经济开发区纷纷变成了快速崛起的新兴城镇。不过，随着我在丽水停留的时间越长，看着那一个个工业区获得生机时，我也看到了更多的关键性差异。不仅仅是时代不同、文化不同——在一个新城镇定居下来的根本动机都完全不同。对中国的新兴城镇而言，前来报到的头几批开路先锋具有很明显的局限性。而当美国的新兴城镇刚刚开始成型时，第一拨居民往往是商人和银行家，跟他们一起来的还有律师。当人们还在住帐篷的时候，当地的第一份报纸已经刊印。最先修好的永久性建筑物一般是法庭和教堂。在当时，那的确是一个非常严酷的社会，不过，至少已经具有了早期意义上的社区和法律。

  然而，中国的新兴城镇里存在的，只有商业这一样东西：工厂、建筑材料供应点、手机卡销售商店，等等。自由市场决定着发展初期的雏形，娱乐项目很快就出现了，却很少有社会组织现身此地。没有私人报纸，没有独立的劳工联合会。宗教也许会在个人层面得到繁荣，可在组织层面上却相当弱小。在丽水市的经济开发区，没有人修建教堂或者寺庙。没有任何法律事务所，也没有任何非盈利组织。警察和政府干部的身影差不多同样难得见到——只在有利可图的场合，他们才会现身。

  2006年7月，在金丽温高速公路上，我收到一张超速罚款单，那也是我跟当局第一次打交道。罚款单是自动拍摄的：我把租来的桑塔纳轿车交还给昌盛汽车租赁公司的时候，才知道了这件事情。他们的计算机显示，在一个限速八十公里的路段，我行驶的速度为九十六公里，因此被照了相。那笔金额为两百元的罚款直接从我的预付金里被扣除了。

  那是我第一次违法，从那以后，防洪闸门得以洞开，在高速公路沿线的工业城镇行驶时，我收到了好几张罚单。在钮扣之城桥头镇附近，一架照相机逮住了我的违章，在以制造内衣闻名的金华市，我又被罚了款。最多的一次，我一天收到了三张罚单。有一次在丽水市，我在一个小时之内两度被逮住。我并不是一个轻率鲁莽的驾驶员，我之前的记录没有留下任何污点——拿到中国驾照的五年间，在来到浙江之前，我从来没有违章行驶过。可是，南方各地的有关部门很快就琢磨出了超速陷阱所具有的投资潜力。他们把照相设备装在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十字路口。在高速公路上，有些路段的速度限制会在毫无理由、毫无提醒的情况下突然降低。他们还设置了雷达枪。本地的驾驶员都能够记住那些地点，我也尽可能地去记住那些地点，可要记的路段竟是如此之多。首先，我得提防那些开着奥迪A6以一百六十多公里时速飞奔，然后在雷达照相机面前急踩刹车的老板们。在那条高速公路上，我从来没有看见真人警察出现过。

  “对警察来说，这是一笔不错的业务，”每当我抱怨又收到一张罚单时，“昌盛汽车”的一个经理总是这样跟我说。他说得对，警官们以私人股东的形式投资雷达照相机，然后以股息的形式获取收益。在浙江，一个警官如果在高速公路超速陷阱上投资五万元，那么，他可以从每张违章罚单的收益中分到百分之七点五的利润。每部照相机以四个投资者为限，年轻警察没有资格购买股份，只有累积到一定的资历后才获得购买资格。阶位高的警察可以多买相机股份。他们有抽奖系统，决定哪几个警察购买高速路上哪几个路段的照相机。这个产业甚至催生了私人借贷者，因为人们知道，借钱给警察用于参股超速陷阱没有任何后顾之忧。跟新兴城镇的各个方面一样，这里并不是完全没有法律——实际上，有严格的规定，严控警察投资。可那只是统治集团和利益集团的规定，并不是维护法律和秩序的规定。

  每一张超速罚款单都会在驾驶员记录里进行记分处理，我后来由于分数累计得太多，根据法律，应该重新参加驾驶课程的学习。不过，汽车租赁公司的经理告诉我，只要我亲自到丽水市的公安局去一趟，就完全没有重新学习的必要了。在公安局，一个警官用计算机调出了我那些杰出的违章记录。他打印了几张表格，然后就叫我到中国银行去交钱。银行就在马路对面，倒也十分方便。新近的几张罚款单加在一起，达到了五百元之多。

  “记分的事情怎么办？”我问道。

  “我已经给你消掉了，”那位警官说道，“只要你去把钱交了，一点问题都没有。”

  在银行，我排在了专交罚款的长队里。有好几个城市白领早已等在那里。一步一步地，我们往前挪动到了前台，银行职员麻利地收下了我们的罚款。当时正是二月份，可银行大厅里的一条英文大标语上还写着“Merry Christmas”（圣诞快乐）。就在那个星期，我在高速公路上看到了一条新标语：

  安全驾驶！

  此路段已有二十六人丧生！

  截止7月底，胸罩调节环制造厂仍然只有四个客户，库房里已经积压了一百万只胸罩调节环。一连数天，那台机器都静静地躺在那里。很明显，工厂现在遇到了大麻烦。他们不再招徕临时性的组装工人，削减了所有高层技术人员的薪水。小龙的薪水被削减了百分之四十，罗师傅的薪水减掉了一半。这都违背了他们几个跟工厂之前签订的劳动合同。从理论上说，他们可以向当地劳动部门进行投诉，可中国的工人们很少迈出这一步。他们对于政府很少有信赖感——“这些事情，得靠你自己处理，”罗师傅总是这样说。他告诉我，就目前来说，他需要的是耐心。如果事情没有转机，他得另找一份工作。

  罗师傅干胸罩调节环这一行已经很多年了，连做梦都在想着这个东西。睡梦中，他会看着调节环从那台机器的传送带上掉下来，还会看见成堆成堆的调节环，等着分拣，等着装箱。在他的噩梦里，他常常会和老板们进行无休止的争吵。一次，我们在机器间闲聊的时候，罗师傅说起了头天晚上把他惊醒的那场梦。“我们刚刚收到一批尼龙粉，但质量不高，”他说道，“可是王老板觉得那批货很好。我说不行，那批货起不到作用。王老板说很好。我说不行，你简直是在放屁！”

  在工厂里，罗师傅属于那种被称之为“大师傅”的人。他才三十好几，可有二十三年的时间是在中国各地的工厂里打工度过的。实际上，跟他那一代人的很多大师傅们一样，他也是在农村长大的。他的父母在湖北省松滋县种植棉花。20世纪70年代末期，农村的学校办得很糟糕，罗师傅受到的正规教育十分有限。“我们当时只有两本教科书，”他回忆道，“语文和算术。就那样。”开始上中学了，可他还基本上算是个文盲。不过，他的父母亲已经决定，不再为他支付学费了。“他们说，他们也要用钱。所以，我最好出去找事干。”

  1984年，他十四岁的时候，在湖南省的一家玩具厂找到了一份工作。他在那儿干了一年的时间，从每个月两百多块钱的薪水里拿出很大一部分寄回家里。不久，他去了深圳。20世纪80年代，这个最南边的经济特区走上了快速发展之路。有一阵子，罗师傅在一家纺织厂上班。随后，他又换了一份工作。这成了他的套路：在十年时间里，他从一个城市转到另一个城市，从一家工厂转到另一家工厂，从一种产品转到另一种产品。他在湖北生产过螺丝钉，在新疆的一家油漆厂干过一阵子。他在广州的一家碗厂生产过塑料碗，在云南省靠近缅甸的边境上做过小生意，在东北靠近西伯利亚的黑龙江一家玩具厂停留过。

  可最终，他回到了深圳，回到了南方的其他城市。几年后，说到这一地区的时候，他仍带有喜爱之情。因为20世纪80年代，在深圳这个地方，他参加了私人办的一些培训班。“八点钟就要上课，我们在下班过后得马上赶过去，”他回忆道，“每节课五元钱，时间是四十五分钟。上课的内容有电气布线、机床加工技术、焊接技术等——全都是有用的东西。老师是北京来的，是个退休老师，的确教得很好。我们上课的地方跟这儿大小差不多，可每天晚上都有两百多个学生去上课。之所以那么多人挤着去上课，就是因为那位老师名气很大。”

  那个时候，罗师傅每个星期的上班时间是六十个小时，但他依然抽出时间去上夜校。那笔投资意义非凡——他每个月的工资收入只有五百块，可他愿意每次拿出五块钱去参加课程学习。在经济开发区，私人开办的学校或者辅导课程十分常见，因为那些有积极性的工人们知道，有朝一日他们总要离开生产线。二十多岁的时候，在他的空闲时间里，罗师傅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也得到了提高，最后竟成了个不折不扣的文化人。在深圳，他通过了政府主办的考试，取得了函授高中毕业证。

  除了天生的聪颖和坚定的意志，罗师傅不具有其他的天然优势。他在贫困中长大成人，按照中国人的标准来看，长得也不好看。他的个子很矮小，脸上长有雀斑，这在中国也算得上是瑕疵。他的眉毛很浓密，长鼻子，牙齿长得不好看。不过，他的表情中透出一种开朗。他很爱笑，而且一笑起来，眼角的细纹就会舒展开来。他脸上所具有的那种神情，是经历了太多事情、却没有太多愤世嫉俗的人才有的那种神情。随着时间推移，他成了我最了解的工厂打工仔。他的视野比大多数人要宽广——他对那些自学成才的人有一种天然的好奇心。作为大师傅，他经常处在老板和劳动者之间的位置上。在汕头市，他帮着管理工人和机器，这样的经历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保管着全厂所有的登记表格，因此我发现，很多工人连字都不会写，”他说，“中国竟然还有那么多人没有读过书！不过，你知道，这些人有时候也很聪明。在汕头市，我知道有一个人，他在蓝天宾馆开电梯。他没有上过学，不会看书也不会写字，但他就是天生的聪明。一次，宾馆的发电机坏掉了，几个电工都搞不定。电工败下阵后，那个电梯操作工跟老板说，‘让我看看吧。’老板说：‘这些东西你是弄不懂的。’不过最后还是让他试了试，结果竟在一个小时之内把它修好了。之后，老板让他担起了更多的责任，而另一个老板以每个月两千八百元的薪水雇佣了他。那个工人来自四川，人也很老实。他说：‘我既不识字，也不会写字，怎么能够拿那么多钱哦？’那个老板说：‘我不管，只要你懂的东西多就行。’后来，又有一个老板以四千块的薪水雇佣了他。他连名字都不会写，可什么东西都修得好。他说不出道理来，但就是修得好。”

  在汕头市郊的潮南区，罗师傅在工厂这个圈子内逐渐崭露头角。20世纪90年代后期，他在汕港科技找到了一份工作，汕港科技是最先走进胸罩调节环这个行当的厂家之一。罗师傅学会了修理那台机器，到2002年，他每个月的薪水可以拿到一千六七百元，相当可观。同时，潮南的其他老板们听说胸罩调节环这个产业利润可观，其中有一个人便向他发出了召唤。一开始，那位老板并没有说工作的事儿，只是请罗师傅到和平饭店这些十分高档的餐馆一起吃饭。“我们点的有螃蟹、鱿鱼、龙虾等，”罗师傅回忆道，“他点了十八元一瓶的啤酒，给我买了中华烟。然后，我们去了咖啡店，接着又去唱了卡拉OK。三次之后，那位老板才跟我说：‘你能过来帮我吗？’他说他当时那个师傅很坏，他需要找个懂行的人。”

  多年以后，罗师傅依然能够侃侃谈起那些相互之间充满竞争的老板们前来动员他时的错综复杂的细节。当时的他颇有舞台新秀的架势：他若有所思地说起那些故事，追忆着每一家宾馆、每一家酒楼，甚至每一道菜肴、每一份价格。第二个老板提出要给他双倍的工资，罗师傅答应了。很快，那家公司也大获全胜。轮到下一个老板向他发出召唤的时候，罗师傅的地位又升了一档，求贤的仪式也更精致了。“我们去过金色花苑宾馆两次，”他说，“去吉祥花园宾馆也有两次，去过一次金龙，一次金色郦城。”到高老板和王老板卷入其中的时候，那已经是打算雇佣罗师傅的第四个胸罩调节环制造厂了。一路走来，他的月薪从不足一千六百元，慢慢地涨到了五千六百多元。

  罗师傅离开一家公司的时候，总是按照既定的套路进行。他不会跟现任老板说别人对他抛出的绣球，只是想方设法把他应得的工资拿到手。然后，他会请上几天假，说需要回老家处理点紧急的家庭事务。有时候，他会在工厂的宿舍里留下一两件不太值钱的行李，给人造成他还要回来的印象。之后，他只需要换个电话号码，就可以在新厂上班，并尽量避开老厂的同事就行。在潮南，他把这样的套路走了三次，三次都是在不同的胸罩调节环制造厂，而且几家公司都位于同一个社区之内。

  “他们不会生气么？”我问他。

  “当然会了！”他说，“不过，等他们发现的时候，也无可奈何了。那也是我不提前告诉他们的原因。如果提前说了，他们会想方设法让你留下来，比如留着你的工资不发，或者威胁你，或者别的什么。”

  “如果新换的工作不好，又想回到原来的老厂，那怎么办呢？”

  “哦，那很麻烦，”他笑了笑说。他告诉我，上一次跳槽很轻松，因为丽水市和潮南区相隔好几百公里。这让他心存幻想，说不定以后还可以回到原来的老厂上班。时不时地，罗师傅会找出他原来的SIM卡放到手机上，把那个老号码用一用，给原来的老板打打电话，说因为老家有人不幸患了重病，他现在还在湖北老家。用这样的办法解决问题，就像中国人阅读的《方与圆》这样的励志书籍里鼓吹的——如果说谎有用，没什么不可以；如果不行，那就把桥拆毁算了吧。在经济开发区，没有人想什么长远的事情，也没有人反思过什么事情。“找新工作就像是一场赌博，”罗师傅解释道。“你一旦离开了老厂，那就期待着在新厂里一切安好。如果不如意，你要回到原来的老厂，去过原来的生活，那是不大可能的。过去的事情，就让它留在过去吧。”

  丽水是罗师傅第一次博弈并且输掉的地方。跟原来的工作相比，高老板和王老板给这位技术人员涨了工资。他们许诺，如果工厂的生意顺利，还可以增加他的工资。可是，两位老板在财务上遇到了麻烦，于是削减了罗师傅的工资，后来连一分钱都不发给他了。跟常理相悖，这竟然是防止他离开本厂另寻工作的最佳办法。如果两位老板继续发给他很少的薪水，他可能会弃厂而去。可如果厂里始终欠着他一大笔钱，要走的可能性反而很小。整整一个夏天，每到月末的时候，高老板和王老板都会编造各种各样的借口，做出各种各样的承诺，希望通过欠债的方式把罗师傅留在丽水市。他们想方设法也要留住罗师傅——他是所有雇员中唯一搞得懂那台机器的人。

  在南方的经济开发区，夏天通常是十分懒散的季节。对很多工厂来说，生产任务在秋季开始慢慢增加，以便为欧美国家的圣诞购物季节做好准备。不过，这样一年一度的节奏放缓跟天气也不无关系。南方的夏季热得要命，而多数工厂都没有安装空调。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比7月中旬在仿皮厂的生产线上劳动更糟糕的事情。工厂的工人们显得无精打采，老板们也没有了任何积极性，建筑工人们则躲到了阴凉处。那年夏天，我去丽水的时候，遂松路上的劳动节奏大为放慢，几乎停了下来。人行道仍然没有完工，一堆堆铺石在太阳底下炙烤着。乏力症似乎已经降临，使所有人的速度都降低了一半。

  对胸罩调节环制造厂来说，他们的产品跟圣诞购物季没有什么关联，他们所遇到的问题也绝非天气不适这么简单。两位老板神情紧张，一言不发。罗师傅说，两位老板为了投资的事情发生过口角。最初，王老板和高老板一致商定，两人按照五五比例出资，各投入七十五万元，可两人都没有按照承诺的数量足额出资。到了这个夏天，两个人都等着，谁也不愿意先拿出钱来。按照罗师傅的说法，这种家族式的公司经常麻烦不断。“最好是找个朋友作为合作伙伴，”他说，“如果是朋友，你可以直截了当地提出来。跟亲戚就敏感得很，而且很容易发火。”

  不过，根本的问题似乎是缺乏一套完善的体系。工厂没有设立管理委员会，没有制定投资计划，没有人在乎法律契约，也没有人在乎预先订好的规约。两位老板基本上全部是用现金进行注资，这不仅增加了风险，还在家族内部造成关系紧张。他们在一小时零四分钟的时间内为自己的工厂画出了设计图纸。他们至关重要的那台机器，竟然是由一个只上过中学的农民凭着记忆设计出来的。对于正式的营销规划，哪怕一丁点最细微的线索分析都没有做过，却指望着通过送几瓶五粮液白酒和几条中华烟就能把未来的客户给搞定。到7月份，厂里面最大的一笔流动资产竟然是装在无数个塑料袋子里的胸罩调节环，多达一百多万，也就不足为奇了。

  如果有什么稀奇的话，那就是他们竟然走到了这个地步，这让人迷惑不已。厂里面读书最多的人要数高老板，也不过就是在财贸学校读了两三年。多数雇员所受到的正规教育严重不足，他们那批人——从上到下——都是从农村走出来的。高老板和王老板的家里靠种植水稻为生；罗师傅出生的地方，是一块棉花地；掌管胸罩衬骨的老田，曾经在家种过水稻；小龙的父母亲靠种植茶叶和烟叶为生；陶家人精通的是小麦和绿豆；那位秘书——差不多算是会计吧，因为记账的就是她——生长在产梨大县；一位从前的柑橘种植户现在在厂里操控起了金属冲压机。还好，他们种植的这些农产品被他们抛在了身后。这些曾经的农民们现在生产的是两种吃不进嘴的东西：薄如剃刀的胸罩衬骨，以及重量仅有零点五克的胸罩调节环。

  在中国，差不多每个工厂都有类似的故事。人们也许缺少正规教育，但他们来到了这样的环境里，被强迫着边干边学。最重要是，那是一大批人。在全国的十三亿人口里面，年龄在十六岁到六十四岁之间的人占到了百分之七十二。在现代史上，这个国家从来没有过这么高比例的劳动大军，要他们离开自己的老家也远非难事。各地的道路都修好了，务工网络也建好了。社会主义的老式户口登记制度早已变得十分宽松，人们可以想到哪儿就走到哪儿。过去的岁月使他们变得坚强起来——工人们足智多谋，目的明确，创业者们更是无所畏惧。政府的基本政策正是为了释放这种人类力量，让市场本身建立起丽水这样的新兴城镇。

  不过，在个体仅凭着意志力究竟能走多远的问题上，仍存在诸多限制。哪怕是胸罩调节环这样简单的产品，也存在着问题。由于缺乏系统的管理结构，由于雇员们没有经受过正规教育，现在遇到了麻烦。而更大的问题，还在于中国的各个公司能否超越低利润率的产品发展起对创造力和创新性提出要求的相关产业。到头来，这才是中国的快速发展和西方工业革命之间的最大差异。在欧洲和美国，工业的发展要求人们的思维模式做出快速改变，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当时存在劳动力缺乏的局面。例如，在19世纪的美国，土地很充足，而人口则相对较少。任何人只要怀揣几个月的储蓄，就可以前往西部，尝试着发展农垦事业。农业和西进步伐使身强力壮的劳动者们耗尽了精力，老板们只能充分利用剩下不多的劳动力。对效率的需求激发着人们的创造力，这样的创造力反过来又改变着世界的面貌：棉籽酒、缝纫机、装配线、标准化的“美国体系”，以及可替换零件，等等。

  然而，在今天的中国，几乎不存在节省劳动力的诱因。每一年，外出务工人员的数量估计会增加一千万，年轻人离开农村的年龄呈现出越来越早的趋势。对于将要前往新兴城镇的学生们来说，正规的学校教育似乎毫无关联性，因为传统的中国教育体制除了死记硬背外，教给学生们的东西少之又少。这一切——众多的人口数量、社会机构的缺乏、教育体制改革的缓慢——共同麻木着人们的创造能力。无可避免，任何国家都面临着浪费巨额财富的诱惑，而中国正巧面临的是对人力资源这种财富的浪费。从罗师傅的个人经历来看，他算是大获全胜了，可他生产的也不过就是胸罩调节环这种玄妙深奥的东西；再说，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做到他这个样子，永远都做不到的人又何止千千万万。

  在丽水市的两位老板当初录用罗师傅的时候，他告诉他们，他已经有了一个小孩，正计划着在短期内生第二个小孩。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过他的妻子和第一个孩子，跟许许多多的务工人员一样，罗师傅没有把家人带在身边。不过，他明确地让两位老板了解到他所肩负的责任——这个法子在争取多要薪水上十分奏效。王老板自己也有两个孩子，因此，他对于跟计生干部打交道时所必须的贿赂和罚款是十分熟悉的。

  临近7月底，罗师傅要请假回湖北老家，去照顾即将给他生下第二个孩子的妻子。不过，到这个时候，两位老板也学精明了，懂得用金钱方面的责任来对付他。

  “你应该留在这儿，”王老板说，“现在回老家要浪费很多钱。”

  罗师傅则辩解说，厂里面反正不忙，他也没有打算要回去很久。但重要的是，妻子生孩子的时候，他得呆在她的身边。

  “生第一个的时候，你在场，对不对？”王老板问，“那就够了嘛。生第一个孩子才激动嘛。生第二个小孩就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了。我老婆生第二个的时候，我一点都没觉得有什么好激动的。”

  整整一个礼拜的时间，他们一直进行着这样的对话，就像经济开发区里面的绝大多数协商那样文火慢烧着。没有最后通牒，没有人发火，没有人表现出不耐烦，大家的话语依然十分平静，平静得就像是在讨论头天的晚饭一样。不过，那场对话就那样文火慢烧着，一天一天，还是出现了些许细微的紧张迹象。罗师傅的脸涨红着，很少露出笑容。王老板给大家发烟的次数也少了。这些日子，他的结巴更厉害了——生意清淡已经给他带来了不小的压力；现在罗师傅要请假，无疑又给他增加了几分压力。一般情况下，王老板会不假思索地同意罗师傅的请假，可他现在很担心罗师傅会借机离开厂子不再回来。他的担忧是有充足理由的：在以往，差不多就是以这种家庭大事为借口，罗师傅曾经频繁跳槽。

  多数情况下，他们是在以顺便协商的方式进行着沟通。打工仔说起什么事情，老板也会做出回应，而他们谁也不会看上对方一眼。很多时候，他们的对话非常轻描淡写，让我很难听清楚他们到底在说什么。一天晚上，我跟罗师傅一起呆在那机器间的时候，他转向王老板跟他说起话来，我听到了“薪水”这个词。王老板马上把头转了过去，看着别处。

  “以——后吧，”他说道，“目前生意不太好。”

  “我只是问你要两个月的，”罗师傅说道，“你总共欠了我三个月呀。”

  “不——行。”

  “我只不过请四天假，四天假就够了呀。”

  “不——可能。我们随时可能接到新的业务。”

  说完这句话，王老板就离开了房间，而罗师傅则看着我笑了一下。这段时间，我已经学着小心翼翼了——跟罗师傅在一起的时候，我总是非常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不久前，我请他到遂松路上的一家馆子吃饭，喝了几杯啤酒，聊了两个多小时。第二天，王老板就对我满腹疑惑：昨晚上你跟罗师傅去哪儿啦？你们怎么去了那么久呀？你怎么对厂里边的事情那么好奇呀？在中国的其他地方，在对其他项目进行报道的时候，我时不时地要向别人保证，我写出来的故事不会给他们带来政治上的麻烦。可是，浙江南部的这两位创业家担心的不是这样的问题。他们唯一的担心跟做生意有关：他们担心我可能是前来卧底的竞争对手，也许正满心期待着自己开一家胸罩调节环制造厂呢。注意到王老板的紧张情绪之后，我给他看了我之前写过的一本书，还从互联网上把我曾经发表过的故事打印了出来。我也跟他讲了实情——我丝毫没有兴趣来他这里挖罗师傅，我很热爱写作，不会为了浙江省的胸罩调节环而放弃它。

  在厂里边，这一场协商一致持续到了2006年7月27日早上十一点整，也就是罗师傅得知自己的儿子降生的那一刻。他是从手机上得知这一消息的，因为他的一个亲戚给他发来了一条短信。孩子是剖腹产的，母亲则需要在医院待上两三天。刹那之间，工厂里边进行的那场对话有了进展。王老板准了假，给他支付了一个月的欠薪。他们依旧欠着他两个月的工资，两位老板算过，这笔钱足以保证罗师傅回到厂里继续上班。他立马出去，买了张去湖北的火车票。他预计在那天午夜的时候可以出发，如果一路上没有什么耽搁的话，儿子生下三天的时候，就可以见着他的爸爸了。

  那天夜里，罗师傅临走之前，为了表示我的祝贺，我请他在丽水市区吃了顿饭。坐在我租来的桑塔纳轿车里，罗师傅解释说，这是他三个月以来第一次离开经济开发区。他挑了一家四川饭店，我们点了麻辣鳝鱼、重庆鸡丁、麻婆豆腐等。那个饭店没有他记忆中的潮南那些地方——金龙、金色郦园——那么气派，不过，罗师傅很是高兴。

  “我多么希望还是在广东啊，”他说，“如果我还在广东，我会去买彩票，因为今天是我的幸运日。在广东，他们可以卖香港六合彩，这里根本买不到。”

  我问他准备怎么对付那些计划生育干部。外来务工人员如果违反了政策，他们通常会带着自己的孩子离开暂住地。可是，罗师傅的孩子是在老家出生的呀。他曾经跟我讲过，他的大儿子也在老家。此刻，他迟疑了一阵子，考虑着我提出的问题。过了一会儿，他终于说道：“没事儿。”

  “那你还要交罚款吗？”

  “没事儿，”他说道，“都处理好了。”

  他改变了话题，端起了酒杯，我们共同为他新生儿子的健康干了一杯。罗师傅笑着，再次说起了他希望买香港六合彩的话题。他被拖欠了一大笔钱，打工的工厂濒临破产，儿子出生时又不在身边。可在他看来，在那个夏夜，他是全丽水市最幸运的人。

第三章

  有一年多的时间，我定期前往浙江南部考察，那个地方仿佛成了我另外一个家。我喜欢开着车在那条新建成的高速公路上行驶，看着瓯江沿岸那些熟悉的景致。我时常会把车停在同一个地方，会见同一批人。丽水市新修了一家叫作现代广场的宾馆，我同他们的经理协商到了特价，一晚只要一百六十元。在几个街区之外，我加入了那家叫作“闻香识女人”的健身俱乐部。那是丽水城区唯一的一家健身房，既对男人开放，也对女人开放。他们的经理告诉我，之所以取那个名字，是因为那几个字听起来好听。他们几个人谁都没有看过那部同名的美国电影。实际上，那家健身房有一股很重的仿皮味，因为健身器材全是崭新的。

  如果天气好的话，我会到城南的小山上跑跑步，穿行在一片片柑橘林之间。那儿的水果长得棒极了——那也是我喜欢去那儿打发时间的另一个原因。我发现了一家还算不错的川菜馆，找到了一家堪称一流的面馆。于是，我沿着高速公路在各城镇之间穿巡着。我喜欢循着一条固定的线路行走，喜欢新兴工业城镇那种急匆匆的生活节奏，以及那么多人走在路上时所表现出来的朝气与活力。不过，在我的南行途中，也难免会有一些荒诞不经的事情。每次一离开北京，飞机刚一着地，我的手机立刻就会收到一条短信：

  欢迎您来到中国十大最具活力的经济中心之一：温州。在“大胆开路人，和谐市民”的创业之乡，中共温州市委热忱地希望您在此建立友谊，寻找商机，收获成功。

  在一次飞行途中，我遇到了“毛泽东”。那是早上七点三十分北京飞温州的第一个航班，也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一架专机。上了飞机，我一坐下来，马上就睡着了。跟往常一样，这架飞机上坐满了生意人和领导干部。其他旅客还在登机，我时断时续地打着盹。有那么一下子，半睡半醒之间，我的视线仿佛穿过一层迷雾，看见了一个乘客跟毛主席长得极为相似。我没有理会，以为只是一场梦而已。可还没有等到飞机起飞，我就听到有两个空勤人员在议论着。

  “演毛主席的那个演员又来了！”其中一个人说道。

  “在哪一排？”

  “二十五排！”

  他坐的是中间的位置，被两个温州商人夹在中间。差不多跟飞机上所有的乘客一样，这两个温州商人也睡过去了，但是扮演毛主席的那位演员却非常警醒。他穿着一件灰色中山装，打着红色领带，在舞台上表演的妆容尚未褪去——脸上因此闪着不自然的红光。他的牙齿也泛着光，头发染成了黑色，发型则是毛主席曾经蓄过的那种大背头。在他下巴的左边一点，甚至还有一颗假的黑痣。每一个去厕所的人从他身边走过时，都会忍不住多看一眼：“毛泽东”坐在经济舱的二十五排E号位置上。

  飞机在温州机场降落之后，一辆公共汽车驶过来，把所有的乘客从飞机上转运到航站楼。公共汽车比飞机还要拥挤，我所处的位置刚好在“毛泽东”的边上。我向他做了自我介绍，还给了他一张名片，他也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了我。他名片上的头衔至少有七个：

  金阳

  伟大领袖毛泽东扮演者

  凤之凰文化艺术中心主任

  华夏国际影视有限公司总导演

  北京强盛国际武术文化发展公司副总经理

  北京影视研究所商业总监

  中华社会大学电影学院荣誉导演

  中国红蜻蜓集团高级顾问

  中国红蜻蜓商业与文化中心总巡视员

  他此次来温州是为了参加中央电视台一部电视短剧的拍摄工作。该剧讲述20世纪40年代发生的一场战争，当时的红军和日本侵略者在浙江进行了一次遭遇战。金阳说，他在电影和电视剧中扮演毛主席已经有十年之久。他看着我递过去的名片，禁不住笑了笑。

  “哦，你是个记者呀，”他说道，“曾经有一个美国记者，名叫埃德加·斯诺，他跟毛主席还是好朋友呢。”

  我知道埃德加·斯诺，对于任何想以中国为题进行写作的密苏里人来说，他的故事都算得上具有警示意义。20世纪30年代，斯诺成了毛泽东和周恩来最好的朋友。后来，他慢慢地听信了他们的宣传动员。大跃进时代，有好多中国人因饥饿而死，埃德加·斯诺在中国周游了一圈，然后写出报道，说关于饥荒的事情全是不真实的谣言。不过，在温州，我更想知道的是金阳背后的故事。他是怎么被人们发现的？在扮演伟大领袖毛泽东之前的那段时间，他在干什么？

  可是，每当我提出问题时，他总是用毛主席的生活轶事来回应我。他告诉我，他是长沙人——跟毛主席是真正的同乡。我问他以前是什么职业，这位演员说道：“你知道，毛主席那张最著名的照片就是埃德加·斯诺拍摄的。”

  “这我听说过，”我说道，“可在当演员之前，你是做什么的呢？”

  “人们说到青年毛泽东的时候，用的就是那张照片，”他继续说道，“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好多地方都加印过那张照片。”

  我们乘坐的公共汽车歪歪扭扭地向着温州航站楼驶去，挤得满满当当的车厢里，人们纷纷对着手机叫嚷着。不过，金阳的脸上始终带着笑容，一如他下巴上那颗塑料黑痣，一如他在乘机旅行中那份慈祥的眼神，仿佛他仍旧是国家领导人，而不是坐早间专机的中间位置来到温州的普通乘客。我一直在揣摩他的背景。我琢磨着他的名片，然后就他在“北京强盛国际武术文化发展公司”的头衔提出了问题。“你练武术吗？”我问道。他沉着地笑了笑，然后回答道：“是的。毛主席经常强调，体育活动很重要！你知道吗，他曾经畅游过长江呢？”他接着又跟我说了一次，他是长沙人。他说，埃德加·斯诺写的书第一次把毛主席向西方人做了介绍。随着他讲起一件又一件道听途说的生活轶事，他的笑容似乎越来越令我感到紧张。最后，我只好结束了跟他的交谈。这人是怎么了？他真的以为自己就是毛泽东吗？

  在航站楼，我取到了我的行李。走出机场之前，我去了趟男卫生间。里面除了“毛泽东”，空无一人。他站在第一个尿槽跟前，我听见他好像在低声自语：“美国记者，美国记者。”我心想，还是用远离他那个尿槽吧。我以最快的速度撒完了尿，拉上拉链，一言不发地走了出来。他脸上依旧带着慈祥的笑容，一个人站在卫生间，愉快地自言自语着。

  在胸罩调节环制造厂，工人们在夏季的懒散拖沓状况一直捱过了8月。随着“深咖啡色”的出现，这种状况才终于烟消云散。9月份，一个新客户订购了十多万只调节环，要求全部染成一种颜色。经历了几个月的无所事事之后，小龙突然忙碌起来了。他的实验室里摆满了各种各样的试管，里面装着的东西全呈黑褐色。在他那本颜色手册里，这种颜色被标作“Deep Coffee”（“深咖啡色”）。尽管小龙和罗师傅对新客户不甚了解，他们还是知道，那是浙江南部的一家胸罩组装厂。老板们一般不会把客户的信息透露给雇员，因为害怕他们拿着这些潜在买家的名单跳槽到别的公司去。因此，两位老板只是跟罗师傅说，这位买家是做出口的。那也就意味着，这一批胸罩调节环的质量要求是最高的。至于最终目的地，罗师傅不清楚——那一定是喜欢褐色内衣的某个国家吧。

  还是在那个月，另外一个新买主签下了一张大订单。现在，整个厂子里又开始运转起来了。那是自春季以来的第一次，两台金属冲压机投入了使用，那台机器每天八小时不停地轰鸣着。陶家人又一起回来了：两姐妹、父亲、表亲又被叫回来按天干活儿。之前好几个被解雇的装配线女工也被工厂请了回来。王老板告诉我，9月是他们第一次收入大于开支的月份。从他们最先设计厂房算起，十一个月过去了。尽管离收回投资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可他们的生意毕竟开始盈利了。

  就在那个夏天，工厂的宿舍区迎来了年龄最小的住客。王老板的老婆和他两岁的儿子有时候会过来住上几个星期。如今，这儿也成了罗师傅新生儿子的家。这孩子还不到两个月大的时候，他的母亲程有琴（音译）就带着他坐了二十多个小时的汽车，穿越了大半个中国。他们一家人的宿舍在三楼，那是一个尚未完工的房间。房间里只有一张简易木床，一只小电炉，几样炊具，以及一个用来储存衣物的纸箱子。除此之外，他们基本上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程有琴十分自豪地告诉我，他们的孩子基本上已经可以在隆隆的机器声中入睡了。

  孩子出生五十天的那一天，我邀请他们一家人出去吃饭。在中国，人们通常很看重这样的日子，出生后的一百天尤为重要。我到宿舍跟他们碰了面，罗师傅给他的儿子换衣服的时候，嘴里抽着利群香烟。因为厂里面很热，孩子最近刚刚剃过头。跟他妈妈一样，这孩子长着一双好看的眼睛，胖胖的脸蛋，粉嘟嘟的双唇，鼻子像是来自钮扣城：真是一个好看的孩子。罗师傅把他交到我的手里。

  “他的哥哥还好吧？”我问道。我本以为，那个大一点的孩子还留在村子里，由他的爷爷奶奶或者其他亲人照看着。然而，一听到我的问题，罗师傅的脸马上沉了下来，他的妻子则尴尬地看了他一眼。

  “有件事，我得告诉你，”罗师傅慢慢说道，“这实际上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王老板和高老板雇佣我的时候，我跟他们说我已经有了一个儿子，那是为了要求多点薪水。我并不想对你撒谎，可是，我们俩交谈的时候，他们两个人也在身边。我担心他们偷听，所以，我没有跟你说实话。本来上次临走之前，我应该跟你说实话的，可我没有说。非常抱歉。”

  我告诉他，不必感到抱歉。不管怎么说，当王老板不让他回家去陪着生孩子的时候，那个并不存在的孩子已经让罗师傅魂牵梦绕了一次。那一次，老板就坚称，事情不怎么重要，因为毕竟是第二个孩子了。我问他，老板现在是否知道真相。

  “不知道，”罗师傅说道，“现在来不及了，还是不要跟他说吧。我就假装家里还有一个孩子。”

  我很难把那看成是个谎言，因为这样的故事在新型工业城镇太普遍了。当人们跟老板协商工资的时候，他们会尽一切可能地找到有利于自己的理由。因此，我也明白那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孩子的重要价值。即便是现在，他依然扮演着一个角色。如果罗师傅打算辞去他在丽水的工作，要到别处找工作，他还可以为那个并不存在的孩子编造一个并不存在的病症。那样，他就可以找到理由请假了。

  在遂松路上，我们碰到了罗师傅的一个朋友。他是个创业者，在附近摆了个小摊，出售廉价服装。他告诉我们，就在那个街区的尽头，一家新的火锅馆正在盛大开业。在火锅馆，食客们围着盛满辣椒和油的大锅而坐，一束燃气火焰把锅里的东西煮到一片沸腾。顾客们自己烹煮着食物，把生鲜蔬菜和肉食往油锅里倒进去，主料通常有猪肠子和其他内脏。这种吃法的吸引力主要是它具有社交功能：吃这样的饭，喝啤酒是再合适不过了。餐馆里总是水汽弥漫，人声嘈杂，跟中国人喜欢吃夜市是同一个道理。火锅馆也是我最不愿带一个孩子去庆祝他五十天生日的地方，可没有人问过我为孩子着想的建议。

  这家馆子的出现标志着这个社区的发展又上了一个台阶。火锅馆并不便宜，但它对经济开发区里面的经理和技术人员这类中产阶级很有吸引力。这是遂松路上一个月之内开业的第二家火锅馆，门口装饰着鲜花，标志着开门营业。他们也放了鞭炮——我们刚一坐下来，餐馆老板就在大门外点燃了一挂鞭炮。听到鞭炮声，孩子的眼睛一眨一眨的，但没有哭闹。我们点着了火，罗师傅和他的朋友抽着利群香烟。很快，孩子那嫩瓷一样的脸上闪出了汗珠子，面颊红得像胡萝卜，眼睛里出现了迷离的神情。在那个餐馆里，我是唯一没有抽烟的成年男子。可是，那孩子的表情依然十分平静。后来，我干脆什么也不想了。他已经受了五十天的罪，再说，在经济开发区，这样的日子永无止境。

  靠近餐馆大门口有一张大圆桌，八个人刚刚吃完了饭。他们一定是天一黑就来了，而且，显然喝了不少的酒。其中一个人欺负服务员是女的，冲着她大声地抱怨饭菜不行，餐馆老板连忙跑了过去。老板三十多岁的样子，他老婆也在帮着打理那个场子。他尽量安抚着那位顾客，主动赔礼道了歉，可其他人还在那里大声嚷嚷着。最后，老板给他们打了折，还免费招待他们喝了一圈啤酒，可那几个人的声音却越来越高。

  在中国，如果有人抱怨饭菜不好，那是常事。中国人可能会对很多东西都逆来顺受，但饭菜不在其列。我认为，那正是他们长期以来既有一流美食，又有政治灾难的原因之一。不过，火锅馆的那一幕跟平时多少有些不一样。又打折又免费敬酒是很少见的，一般来说应该是可以让另一方闭上嘴巴的。可是，这一群人竟然继续在那里大声叫嚷着。他们把老板叫过去，跟他继续打着嘴仗，还对着他的老婆大吼大叫。接着，他们坚持要跟厨师理论。可怜的厨师穿着脏兮兮的白色工作服，瞪大眼睛站在那里，其中一个醉鬼对着他的脸上指点着。他抱怨做菜用的油不好，肉没有切好，还抱怨蔬菜不新鲜。餐馆很小，其他食客都在津津有味地看着这一幕。那帮人离去之后，终于清静了一分钟。可是，那个醉得最厉害的人又突然折了进来，颇像恐怖电影里的恶棍。他又高声抱怨了一长串，同伙才把他拉了出去。

  那边完事之后，餐馆老板才过来招呼我们这一桌。“对不起，刚才吵到各位了，”他说，“不过，你们要知道，他们并不是真对饭菜不满意！”他解释道，那一切都是同一条街上的另外一家火锅馆老板安排的。那位老板花钱请来几个人早早地就来吃饭，然后喝醉，再大吵大闹。他们的目的是要搞砸这家火锅馆的开业，幸亏老板很快就识破了他们的闹剧。

  这位老板做事非常认真，说起话来轻言细语，从这张桌子走到那张桌子，一遍遍地解释着刚才发生的事情。可是，已经无可救药了：中国人的抱怨总是具有一定的传染性，就像有害菌一样在人群之间传播着。这跟群体冲动有一定关系，大家根本就是情不自禁——如果他们看见别人这么做，马上就会产生共鸣。在火锅馆，我们这一桌就是如此。罗师傅点评说，这个地方一点都不干净；他的朋友则说，这家馆子的蔬菜看起来也不咋样。汤太咸，肉的分量不足，质量也不高——他们一边抱怨着，一边把菜肴倒进油锅中，大快朵颐。中国人的饭菜评论通常是：评论归评论，胃口可不会受到影响。吃完了饭，程有琴甚至把茶水也贬了一番。一句坏话也没说的，只有那个小孩子——他平静如常，吸着二手烟，流淌着汗水。在火锅馆的烟熏火燎中，真像一只可怜的小猪仔。

  不甚满意的饭菜全都吃完了，罗师傅的朋友把筷子放进啤酒杯里蘸了一下，然后放进小孩子的嘴里。小家伙皱了皱眉头——那天晚上，就那一刻，他的表情最丰富。这激起那位朋友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应能力测试。他摇晃着手掌，仿佛要揍那孩子，可他的手就在离那颗钮扣鼻头一点点远的地方戛然停住，小家伙依旧不为所动。“他的视力还不太好，”那人说道，“才这么大一点，眼睛还看不太清楚。”

  “看得见！”程有琴说道。

  “看不见！”那人又挥舞着拳头：依旧没有反应。“看见了吗？我就说嘛。”

  没有哪位母亲愿意看着自己的孩子受到这样的诽谤，因此，她立马奋起捍卫。只见她将筷子朝小孩的脸上刺去，在两三厘米远的地方猛然停住——小家伙终于眨了下眼睛。“看见没！”她如获至胜地说道，“他的视力好着呢！”

  “可他并没有看见这个！”

  “他看见了！”

  “你看，他都没有反应。”

  “他看得见！你要这样做！”

  “老实说，我觉得有点热，”我说道，“我们可以走了吗？”

  往外走的时候，餐馆老板给了我们五十元的消费券，算是表示歉意。“我再也不来这儿了，”出了餐馆大门，来到遂松路上，罗师傅这么说着，“这儿的饭好难吃。”可他还是把那几张消费券折叠好，放进了口袋。外面，空气清新，小家伙也不流汗了。他的双眼依旧一眨不眨，平静如常，似在为五十天之后可能扎到他脸上的任何东西做着准备。

  无论何时，只要驾车从温州经高速公路前往丽水，我都会在沿途的小城镇停下车来。好几个小城镇已经纳入规划，即将融入这条高速公路：每一个出口附近，都在修建新的社区。有的社区坐落的位置曾经完全是一片耕地。其中一个小城镇名叫石帆乡，位于丽水市以南十六公里。我第一次造访石帆乡的时候，高速公路还没有完全开通使用。那时候，这个小镇还只是一个建筑大工地，到处都是尚未完工的街道，搭着脚手架的住宅楼。在一条大街的尽头，有一块告示牌：

  重视滩坑大坝，

  为迁来移民服好务，

  距首批移民搬迁还有：

  三十二天

  告示牌上的数字可以更换，下方的地面上丢弃着好几张前些日子撕扯下来的纸片。这儿有一张“五”，那儿有一张“四”，写着“三”的那一张被人撕碎了，扔在一边：这都是新社区的倒计时啊！我顺着大街溜达的时候，一个手提大锤的人向我走来。“你是来买房子的吗？”他问道。我说不是的，我是个记者，正要前往丽水市，只是路过这里。“哦，你是记者呀，”他说道，“你是不是在找那些痛恨修大坝的人？”

  那是我在石帆听到的头两样事情：空空的住宅楼，心怀不满的人们。我了解到，石帆乡是为了那个叫作滩坑水电站项目而建在高速路口的城镇之一。滩坑大坝位于丽水市西面的高山上，建在小溪之上。建设周期五年，投资总额超过四十九亿元。工程完工后，库区将淹没十个城镇和八十个村庄，迁移人口总数为五万多人。所有这些数据全都印在了工地附近的公告牌上，可除此之外，在其他地方很难了解到有关滩坑大坝的资料数据。关于这个项目，浙江的报纸上基本没有什么文章涉及，国外的媒体更是只字未提。关于滩坑大坝，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那五万多人将会被悄无声息地转移安置——至少就媒体而言的确如此。

  在中国，修大坝太稀松平常了，根本就不会引起媒体的注意。再说，国内的媒体也普遍不对这样的建设项目发表批评意见。因为空气污染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心，政府需要为火力发电厂寻找替代物，水电项目常常是他们的首选。在丽水这样的地方更是如此。这儿有高山，雨量充沛，而且还梦想着成为重要的工业中心。这个地方因为修建大坝而声名鹊起，何况当地对电力的需求还在不断增加。在经济开发区，一位政府官员告诉我，工业用电量占到了丽水市总用电量的百分之七十。这个数据是针对辖区全境的，它囊括了所有的小城镇和农村地区的用电量。由于重工业和机械化生产等因素，比例才这么高。不过，这个数据也反映出当地生活水平的低下。与之相反，美国的工业用电量仅占全国用电总量的三分之一。

  毋庸讳言，随着第一轮基础设施投资和工业投资开始发挥效益，丽水的生活水平肯定会有所提高。高速公路开通六个月之后，丽水市的购车总数与往年同期相比翻了一番。人们搬进了像季氏家族修建的江滨住宅小区这样更加宽敞的住房。在城北，另一家房产公司正在修建白云住宅小区，这也是全市第一家独栋别墅小区。白云小区的每家每户都修建了车道和车库——他们的经理很自豪地告诉我，这是丽水的又一个第一。不过，房子修大了，注定要给这个城市的电网带来更大的压力。丽水本已极度依赖外购电力，而滩坑大坝正是要力图减少这种依赖性。滩坑大坝具有一定的优势，因为它位于高山之间，那儿的人们比较贫困，反对搬迁的可能性极小。

  在受影响的地区，北山是最大的一个乡镇，总人口约有一万。2005年秋季，移民搬迁的日子越来越临近时，当地政府找到了一位算命先生。他断定，农历的九月二十三是动工拆迁的黄道吉日。那天一大早，我开着租来的桑塔纳轿车，一路往西朝北山驶去。那条没有名字的公路非常狭窄，顺着小溪蜿蜒前行。满布巨石的溪谷里，河水一路奔流。偶尔，可见一两个渔民沿着岸边涉水而行。小溪的水并不深，无法行船。因此，附近人烟稀少。种庄稼也很困难：两岸的山坡太陡，梯田是开不出来的，稻田只能在河边的平地上顺势而为。这里的农村地势如此崎岖，仿佛跟温州的工业地区丝毫没有关联。可事实上，温州离这儿的直线距离不到八十公里，连乌鸦也能飞过去。正是这样的地形，形成了南部浙江人的商业天性。几个世纪以前，这里的高山逼迫人们到沿海地区以商为业。及至最近，这里的人们才学着把他们的创业精神用到制造业上。到头来，他们又回到内陆地区修建大坝，以期为他们的工业城镇提供更充足的电力资源。

  一路上，到处都是红狮水泥的广告牌，几乎看不见其他广告。多数居民点规模不大，而且很穷，但路上还是挤满了车。一条车流缓缓地从北山往下流淌着：解放牌大卡车、破旧的大货车、劈啪作响的拖拉机……一箱箱、一堆堆家具堆放在车上，又脏又旧的床垫在卡车货箱两侧竖立着。这些车辆从政府竖立在路边的一个个告示牌旁驶过：

  建好滩坑大坝

  造福千秋万代

  今天支持滩坑大坝

  明日造福子孙后代

  跟我同一个方向行驶的车辆，多半是这样或那样的受益者。水泥搅拌车轰隆隆地朝着大坝的方向驶去，跟它一起的则是拉着建筑工人的敞篷货车。捡破烂的则开着空车：拆迁现场总有砖头、木材、废旧金属可供再利用。也有领导干部们乘坐的黑色奥迪A6，以及警车——我在浙江的农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多警察。驶往北山的途中，我经过了大坝的坝址，那儿也竖着一块告示牌，说整个工程需要十六万四千立方米的混凝土。那可是红狮水泥在这儿拔得的头筹啊，工程的大头还没到来，整个挡土墙工程才在河里插下了几根桩子，还有脚手架撑着。往上走，满目疮痍的山坡表明，那里是未来的堤坝所在地——相对的两座山上已经挖出了一道大槽，从沟谷的这一头延伸到另一头，就像一个拼图游戏，只差最后一片没有摆上了。

  我之前曾经来过一次北山，当时这个小镇一片繁荣。可是，我今天差点认不出它的模样来。一条大街上，竖立着一个倒计时牌子，跟石帆乡的那一个一模一样。在北山，上面的数字显示为两个“0”，拆迁队已经清理完了曾经的镇中心地段。由政府安排的拆迁队穿着白色工作服，在一栋栋大楼之间穿梭着，确保没有任何居民藏身其中。至于拆毁工作本身，主要依靠那些自谋生计的拾荒者。在经济开发区，凭着市场经济的力量，整个社区拔地而起，工厂和商店差不多同时冒了出来。而在摧毁北山方面，获利的动机具有同样的效果。屋顶上有瓦片，墙壁上有砖头，地底下有金属——这全都可以卖钱。因此，一队队人马迅速地穿城而过，活像田地里的蝗虫，所经之处仅留一片荒凉。

  我花了十分钟时间才开进原来的城中心。因为一辆辆大卡车得排队上货，转运物资，我只有在车流中一寸一寸地挣扎着。终于，我把车停在了路边，仔细地聆听着。在工业城镇里，机器的噪声成天到晚响个不停。而在北山，所有的拆迁工作基本上都靠手工完成。木板被扯开，钉子被拔出，混凝土被大锤一下下地砸开了。我听到了一个拾荒者捣毁墙壁的声音——啪、哧、咚；啪、哧、咚——最后，“咣当”一下，什么也听不见了。这样的空寂，是北山命中注定的：它的沟谷永远不可能具备厂房里的闲忙节律，永远不可能响彻着夜班工人的劳作声。相反，它注定要变成一个静谧的水库，唯一的声音只有湖水拍打库岸的哗哗声。在几十米深的沉寂水底，这个地方将不复存在。

  2006年11月的两天时间里，经济开发区里出现了树叶。还是在那个月，政府派人完成了遂松路人行道的贴砖工程，甚至安上了几只垃圾箱。之前，创业者们在这一地区搞建设的时候，人们随地乱抛垃圾，垃圾便沉积在排水沟里。但是现在，这里开始实行垃圾定期清理。他们开行了通往城区的公共汽车。工人们沿着经济开发区的各条大街植上了樟树，这些樟树先前经过培育，已经长到了两米多高。每隔五十米栽上一棵，规则得如同装配线上的工作站。突然之间，工业区里有了绿色——仿佛在提醒着我们，刚刚在一年前，在山头没被轰掉、机器没有安装到位之前，这儿还全是农村。

  树刚栽上没几天，那台机器所在的装配线上干活儿的一位女工庆祝了她的十六岁生日。她叫任静（音译），来自安徽省的一个小村庄，离陶家人的老家没多远。跟陶家人一样，姓任的也来了一大家子：父母双亲、两个女儿、一个儿子。父母亲开了一个蔬果摊，专为工人们服务；大女儿卖盗版光盘。在胸罩调节环制造厂，任静跟陶玉染——也就是陶家两姐妹中年长的那一个——一起上班。她们的任务，就是对从装配线上生产出来的胸罩调节环进行分拣。晚上，这三个打工妹下了班以后，经常在一起打发时间，她们的父母则在各自的小摊前忙活着。正是这个原因，几个女孩儿都很喜欢自己的工作作息——一到晚上，她们就不受管束了。

  祝贺生日的那天，她们到晚上八点钟才走下流水线，因为厂里正在为一个新客户的订单而加班。陶氏姐妹给任静买了一个生日蛋糕，上面用糖霜混合物写着几个英文单词：“Luck for You！”（“祝你好运！”）任静的姐姐在卖光碟的间歇，抽空做了七道菜。她十九岁，今晚上做好了草鱼、鸡丁、花菜和莲藕。她们吃饭的地点就在任家的家里，其实也就是从当地一个农民的一套房子里面租住的一个房间。那个地方是用混凝土抹的墙壁，地上铺着粗糙的瓷砖，一箱箱苹果、一箱箱橘子占去了大部分空间。几个女孩坐在父母的床上，享受着晚宴，用雪碧和可口可乐相互敬酒。

  他们为几个男人买来了双鹿啤酒。任家大姐的男朋友也在场——他在一家仿皮厂干了十二个小时的活儿，刚下班过来。老田也从厂里赶了过来。老田是衬骨生产线上的监工，管着陶玉凤，也就是工厂第一轮招聘时，那个刚满十五岁却又对自己的年龄撒谎的女孩儿。今天晚上，啤酒刚一打开，她就把目标对准了老田。

  “老田，喝一杯，”她说道。她给老田的杯子倒满了啤酒，给自己倒上了雪碧。他们俩都喝了，玉凤马上又把杯子倒满了。

  “再喝一杯，”她果断地说道。

  “等一下，”老田说，“我得歇一歇。”

  “喝！”

  “等一等。”

  “马上就喝！马上就喝！”

  杯子一干，她又倒上了。

  “现在该你了，”她指着任家大姐的男友说道，“跟他喝一杯。我要他喝醉，明天早上他就管不着我了。”

  “我哪有管你！”

  “跟他喝！”

  姐姐的男友遵命之后，她又转向了我。“接下来是你，”她吩咐道，“跟老田喝。”我没有犹豫——我明白，最好不要碍玉凤的事。从她靠撒谎进厂工作的那一刻开始，玉凤就已经在厂里树立起了她那自然之力的形象。她年轻的脸上带着男孩子气，面颊长得胖乎乎的，蓄着短发。不过，她的态度比所有成年工人加在一起还要复杂。任何人做起胸罩衬骨来都没有她的速度快，因此，她不愿意受到老板们的管束。有一次，王老板告诉玉凤，接下来有几天没有活可干。她一边大骂着他，一边跑出了厂房。“那个女——孩儿啊，脾气真——大，”她走了之后，他和善地说道。跟厂里的其他人一样，他拿她最没办法：对这样年轻而又泼辣的女孩儿，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老田尤其不是她的对手。他的体重不到九十斤，长着一张淘气的脸，生活中遵循着一条两句话的座右铭：“快乐度过每一天！新的一天从现在开始！”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他离开四川农村的老家时，这就成了他的格言警句。那个时候，他靠修表为业，日子过得还可以，在经济开发区的大街上摆了个摊。可是没过多久，他发现他被前进的步伐甩在了后面。本世纪初，手机的价格一下子降了下来，连收入最低的人也可以买个手机——还能当手表使用。修手表的买卖过时了。跟许许多多中国人一样，老田明白，在新知识面前来不得骄傲自满。他已经从农业转向了钟表，可现在又到了学习新知识的时候。他立马动了起来——这就是永恒的乐观主义：新的一天从现在开始！在温州，他找了一份工作，先在一家工厂当技术人员，后来专门做起了胸罩衬骨这一行。

  他拿的薪水很高，大约有三分之一都被他用来买彩票了。在中国，国营的福利彩票为社会事业提供资金支持，老田贡献的远超于自己享有到的福利。老田着了迷——他记下所有的中奖号码，写在了他宿舍的墙壁上。他住的是底楼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光秃秃的抹灰墙上写满了他关于“快乐度过每一天”的格言警句，以及令人眼花缭乱的彩票号码：

  95 1.3.17.20.21.24＋16

  97 1.5.9.13.15.33＋14

  97 11.14.15.20.26.27＋12

  98 6.7.10.11.15.23＋16

  99 7.12.18.23.24.27＋5

  工厂里的每一个工人，都在偷偷地谋划着未来的梦想。玉凤告诉我，她想开一家鞋厂，小龙说过要饲养兔子或者做批发生意。罗师傅有经商的念头，就是把莲藕榨干用真空包装的形式卖到北方去，因为那儿没有莲藕生长。有一次，老田正在捣鼓厂里的机器。我问他，如果运气够好赢了大奖的话，他要做什么。他指着胸罩衬骨笑了笑。“我要做这个东西，”他说，“我要自己开一家厂，生产这个东西。”在厂里，他是唯一一个还愿意从事老本行的人。在中国，那实际上是一场白日梦，几乎跟买彩票中大奖一样不可能：完全相信你自己做的营生永远不会过时。

  生日晚会上，老田因为喝了啤酒，脸很快就变得绯红。玉凤逼着他喝了不少，好不容易才大发善心饶过了他，他便在房间角落里的一张床上躺了下来。几个女孩子则聊起了厂里的工作。她们提到了关于仿皮的谣传，说仿皮会引起婴儿出生缺陷。玉凤说，还是鞋厂好一些。

  “那儿也会有毒气，”任静说道，“问题都是一样的。”

  “那种气体不一样，”姐姐玉然纠正说，“鞋厂的问题，是他们用的那种胶水对身体不好。不过，没有仿皮气味糟糕。”

  玉然只有十七岁，可说起工厂那些事儿来，却显得非常老练。这是她在生产线上干过的第三份活。之前，她做过鞋，也做过衬衫。严格地说，任静——也就是过生日的那个女孩儿——今天才达到法定工作年龄，可这已经是她做过的第二份活儿了。十四岁时，她就在一家低档服装厂做起了缝纫工。“我们是做计件的，”她对我说，“这个工作好一些，因为是计时。这要轻松得多。”

  “我喜欢我以前工作的服装厂，”玉然说道，“老板人很好。一天晚上，我们加班到很晚，因为有一笔订单要做嘛。他给我们每个人都买来了饮料，没有人叫他这样做啊。”

  “高老板绝不会那么做。”

  “高老板太抠门了。”

  “服装厂的老板懂得照顾工人。”

  “王老板人很好。可他随时都有操不完的心。”

  “你们看老田！”

  几个女孩儿大笑着——那位喝得醉醺醺的监工已经倒在角落的那张床上睡着了。蛋糕已经分光了，桌子上摆放着一大堆礼物：一只玩具猪，一头小牛，一只软布做的狗。任静很喜欢填充动物玩具，跟所有的女孩一样，她有时候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小。她们从来没有谈过男孩子的事儿，至少在男女混合的公司里面没有提到过。她们非常乐意听从父母的话，这在美国的年轻人看来简直难以想象。不过，从其他方面看来，她们是非常成熟的。在美国，没有几个女孩儿能够为一个甜蜜蜜的十六岁生日聚会做出七道菜肴。而且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不会有十五岁的女孩儿逼着自己的监工喝得烂醉。不过，有些特征倒是哪里都找得到的。这几个安徽女孩一开口闲谈，立马变得兴高采烈起来，显得从未有过的开心。整整一个小时，任静和她的朋友们坐在一起，聊着工作，聊着老板，聊着哪家工厂最好。

  那年的一个秋夜，从温州驾车经高速公路返回丽水的路上，高老板的轿车失控了。那是一个雨夜，天空一片漆黑，他的行驶速度在一百公里以上。在一个弯道处遇到一摊积水，刹车抱死了，他只好开起了水上飞机。他那辆车的名字倒也取得恰如其分：别克赛欧。^[2]轿车原地打转，在高速路上发生侧滑，撞上了防护栏。金丽温高速公路上，很多路段悬空而建，有些地方紧邻悬崖，高老板在那个路段出事，实属幸运——安全防护栏给他和他的车起到了阻挡作用。当时正是深夜，路上的车辆很少。随后，那辆车在路肩上停住了，高老板抽了一支三五牌香烟，让自己的神经平静下来。不过，车辆的损失很轻微，他还能够继续开回丽水。

  两位老板的家都在温州市附近，他们每个星期要往返两三次。在一定程度上，那是由于机器质量所引起的问题：厂里有些东西总会时不时坏掉，迫使他们回到温州去购买配件或者送修。以往，两位老板都不怎么开车，新开通的高速公路却搅乱了他们的方寸。费用也很昂贵——每往返一趟，大概要两百元通行费。那年秋天，工厂差不多才刚刚开始盈利，两位老板就开始商量着要不要把工厂整体搬迁到自己的老家去。

  经济开发区长期的不稳定性也是原因之一。在这样的地方，人们对于搬迁和调整早就习以为常，喜欢到各处敲敲打打成了他们的天性。通常情况下，一丁点小成功带给他们的不是满足，而是方寸不稳。老板们一开始赚钱，就满脑子想着削减成本。厂里面共有二十来个工人，而且常常加班到深夜，可两位老板一直不愿意再雇人手。他们抱怨房租太高，因为厂里的空间太大太大。他们当初规划这个企业的时候野心太大，满以为在六个月之内肯定有大规模的扩张。可一年过去了，企业的成长远远低于他们的预期，顶楼上的很多空间都闲置着，形成了极大的浪费。

  每当两位老板相互之间商量要事的时候，他们就讲自己的方言，其他工人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对于他们的计划，几乎没有跟任何人说起过。可那年秋天，两位老板问过罗师傅，假如工厂要搬迁，他把那台机器拆下再装好大概需要多少时间。罗师傅说需要十天的时间。之后，他们没再问罗师傅任何问题，他也就弄不太清楚，他们说的可能要搬迁是不是真的。他觉得在年底之前，他们不大可能那么做，因为业务刚刚兴旺起来，这个时候迁厂风险很大。不过，罗师傅也承认，尽管在工业城镇呆了这么多年，他仍然无法预料老板们会不会做出仓促的决定。尤其在浙江这个地方，人们很少会做周密的计划。从罗师傅的角度来看，这里比他几年前呆过的广东还要无序。“他们做事情大不一样，”他跟我说，“那儿更讲逻辑性。在广东，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修路，然后才是建厂。可在这儿呢，倒过来了。先建厂，然后才是修路，等等。”

  秋天快要过去的时候，罗师傅打定了主意，最好让他的妻子和孩子回贵州老家去。他拿不太准工厂会不会搬迁，而两位老板还扣留着一部分工资没有发给他。春节过后，他有可能要另找工作。不管是哪种情况，都免不了要搬家。如果有小孩子在，做这些事会麻烦得多。跟许许多多外出务工人员一样，他们决定先分开住，等到罗师傅的工作稳定下来后再作打算。

  程有琴在她的行李包里塞进了尽量多的东西，她把那部新买的佳能数码相机也带上了。那是他们家里最值钱的东西——孩子出生后，他们拿出一千二百元钱买了这部相机。程有琴带着大大小小的包裹，还有一个婴儿，坐汽车离开了丽水，然后转乘火车到达了贵州省的省会贵阳。坐了一个通宵的车，她和孩子到达贵阳的时候还不到五点钟。在贵阳火车站，一个看上去很友善的女子走向程有琴，问她要去什么地方。那个面善的女子告诉程有琴，她知道某个人有一辆车，要去的地方正好跟她是一个方向。她开出的价钱不贵，程有琴就答应了。她的老家在贵阳的乡下，有两个多小时的路程，通常要转好几趟车才能回到家里。

  她跟着那个年轻的女子走出了火车站，可她一看见那辆车心里就紧张起来。那辆车脏兮兮的，空间很狭小，就是人们所说的微型“面包车”。里边已经坐了三个人，其中两个体格魁梧。程有琴坐进去的时候，他们只顾抽烟，什么话也没说。她心里在想着要不要回去等公共汽车算了。可当时天还很早，从丽水坐长途车过来也让她感到非常疲倦。儿子在她的怀里睡得很熟。最终，她还是决定把事情尽量往好处想，于是坐进了面包车。

  他们的车在贵阳市区兜了一圈，朝着乡下驶去。另外四个人相互认识，但他们不怎么交谈。越往前走，这种沉默的局面越让程有琴心里感到害怕。贵州是一个贫困而偏远的省份，地形十分崎岖不平。没过多久，他们就驶离了贵阳郊外的最后一片居民区。驶上一条空旷的路段时，程有琴闻到了一股浓浓的化学物品散发出的气味，她立刻觉得头昏眼花起来。面包车在路边停了下来。接下来，所有的事情都仿佛发生在一片迷雾中：那几个人让她把现金、值钱的东西，还有手机统统交出来。他们威胁说，如果她不配合，他们就杀掉她和孩子。程有琴身上带着一千元钱的现金，她把这些钱和手机都交给了他们。他们又要她的耳环，她也取了下来。可她没有跟他们讲藏在婴儿物品袋子最底下的那部数码相机。即使那几个人威胁说，如果她敢撒谎的话他们就要杀掉母子俩，她也没有承认还有值钱的东西。

  几个强盗把程有琴和她的孩子扔在路边后跑了。当时正值清晨，空气又湿又冷，程有琴的脑子还有些昏昏沉沉的。她相信自己是被下药了——最近有报道说，有些强盗喜欢用化学物品麻醉受害人。幸运的是，路边不远处就有一栋农舍，程有琴抱着孩子跌跌撞撞地走了过去。一对上了年纪的夫妇给程有琴开了门，给她找了些吃的东西，还把电话借给她用。她做的第一件事情，是给手机号码本上的亲戚和朋友挨个打电话。中国的窃贼偷到手机之后会检查号码簿，然后给其中一些号码打去电话。他们会编造谎言，说电话的主人受伤严重，无法开口说话，马上要接受治疗，如果不先交钱，医生就不看病。如果有亲戚朋友听信了他们编造的故事，窃贼们会要求他们把钱马上电汇过来。

  程有琴听人说起过这样的骗局，所以她尽量把每一个号码都回忆起来。然后，她给罗师傅打去电话，问他要那些想不起来的号码。她给亲戚朋友打了半个钟头的电话，解释她所遭遇到的事情，提醒他们不要上当受骗。随后她才注意到，她的孩子还在沉沉昏睡。一般情况下，这个时候他该睡醒了，可今天却好像喝醉了一样。慌乱之下，程有琴又给罗师傅打了个电话。他让她立刻给孩子洗个澡，洗的时候用力擦洗，以清除药物的影响。

  在农舍里，那对老夫妇给孩子洗了个澡，他终于醒过来了。之后，似乎一切正常。接下来的几个星期，程有琴密切地观察着他的情况。他还是跟往常一样平静，一样快乐。她这才相信，那些化学药品没有伤害到他。后来我再次见到她的时候，她跟我说，她敢肯定，如果不是因为她有孩子的话，那几个强盗会把她杀掉。她很自豪，因为她在那部数码相机上骗了他们——即便在胁迫之下，她还是保护着全家最值钱的那件东西。

  随着孩子一点点长大，他的脸蛋越来越像罗师傅。这个小男子汉也长着长鼻子、粗眉毛，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也许有一天，他也会像罗师傅一样具有沉静的个性、阅历丰富而又不愤世嫉俗，可谁知道呢。在头四个月的人生岁月里，这个孩子做了两次穿越中国的旅行，住在工厂的宿舍里，在几次工资协商中充当了马前卒的角色。他在火锅馆里见证了拆台者把玩的伎俩，侥幸逃脱了电话被抢后可能引发的骗局。他被下过药，被抢劫过。父母给他取名为“文”，是“文化”的“文”。罗师傅之所以选那个字作名字，是因为他梦想着有一天，他的儿子将会变成一个文化人。

  罗师傅从来没在他宿舍的墙壁上写过任何口号。他不看那些励志书籍，对宗教也没有什么兴趣。他崇敬邓小平，因为他的实用主义而崇敬。在工业城镇工作了二十多年，罗师傅的生活哲学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如果你有什么问题，你得自己搞定。”在经济开发区，经常听到人们说这样的话。那些功成名就的人一般都是凭着自己的天资或者努力来实现，他们既没有期待也没有实际得到过来自政府、工会，或者其他人的支持。某个工人如果处在上升势头，他也很少有兴趣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这样的身份跟他在工厂干的活关系不大。合法的劳工组织其实也存在，那就是政府主导下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可在丽水，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哪个工人向这个组织求援。事实上，我唯一看到的这个组织的活动，是几次街头的娱乐表演。每个月，中华全国总工会都会在遂松路上支起银幕放电影，每个人都可以免费观看。每一年，他们都要为工人们组织大型的卡拉OK比赛。除此之外，在我去丽水进行的几次考察过程中，一次也没有碰到过他们。

  在工业城镇，人们对于当地政府的态度大多漠不关心。很多人抱怨当地政府官员贪污腐化，可说起这些事情的时候用的尽是些非常抽象的话语，因为他们跟领导干部很少有正面接触。这跟高速公路上的超速罚单十分相似：如果有警察把车子拦下来，找驾驶员的麻烦或者粗暴地施以罚款，驾驶员们可能会勃然大怒。不过，当局在这些方面精明一些。因此，他们常常会找到合适的策略，既弄到了钱，又不让事情太针对个人。最主要的是，老百姓对此能够忍受，有时候甚至甘愿听其摆布。一个工厂的老板告诉我，他为了公共服务方面的事情行过贿。“你得让他们感觉到自己很了不起，”他对我说，“你得给他们送烟，你得请他们吃饭——多少给他们一点面子。如果他们不干这些事情，就只能成天待在办公室。替他们想想吧，他们不能做生意，也不敢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他们的日子多无聊啊！”

  等到人们真正向政府求助时，那通常是走投无路的标志。当我沿着高速公路驾车前行的时候，只有在因为修筑大坝而被迫搬迁的城镇里，才能听到那里的人们偶尔满怀希望地说起，可以从领导干部那里得到什么东西。那些地方是我在浙江省的考察中看过的最令人沮丧的地方。这样的城镇多数孤零零地修建在高速公路的出口边上，他们所能感受到的只有这刚刚建成的城镇，却活力全无。在这些建筑工地上，即将完成的东西一样也没有：我去看过丽水市南边的石帆乡，在为期两年多的时间里，那条主大街一直没有完工。每一个新兴工业城镇都是一模一样，作为开路先锋的总是那些小商店——“中国移动”、建材商店、家居装饰等。这些店铺出售瓷砖、水龙头，用来装饰公寓的商品也不少。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主大街一直没有进入下一个成长阶段，找不到生意兴隆的餐馆，也找不到路边娱乐场所。石帆想要获得生机，可是没有机会，因为附近没有什么大的产业。

  这就是一个开车路过的城镇而已，它所得到的也只有用车子拉进来的活儿。偶尔，某个大城市的工厂老板会顺着高速公路来到这里，给当地人提供一些挣外快的机会。有一次，我把车停下来，路边上刚好有五六个老太太。她们正坐在大街上，一边悠闲地聊着天，一边把一些珠子穿在一根布条上。这个活是温州一家制鞋厂委托给她们做的，每穿一串，可以挣到一块钱。这些穿好的珠串最终会粘贴到童鞋上。几个月之后，我又去石帆走了一趟，看到那几个老太太正在把珠子穿到一个个束发带上。有一阵，大家会把小灯珠串起来做成电子信号牌。又过了一阵，她们会一连几个月做着廉价的棉布手套。

  石帆最雄心勃勃的产业，应该是网络游戏。有一大群年轻人买来几台计算机，接入高速互联网，然后开始玩“魔兽世界”——为了挣钱。“魔兽世界”是全世界最流行的在线游戏，玩家们通过积累虚拟财富而创造角色。这个游戏传播甚广，已经形成了各式各样的市场，各式战利品均可以用真钱进行买卖。在美国和欧洲，有的玩家太忙碌，没有时间耗在游戏上，可他们愿意花钱请人来做这种枯燥乏味的工作，帮自己练级。这叫作金农：从本质上来说，这就是娱乐产业的外包服务。有一次，石帆的这几个年轻人赚了大钱。他们一天二十四小时轮番玩着“魔兽世界”，然后把获得的点数卖给远在德国的玩家们。可是，随之而来的是“魔兽世界”管理者们的这一做法遭遇政府的制裁，只好关闭在中国的所有账号。最后，石帆的这些玩家们只好放弃他们的经营活动。他们卖掉计算机，沿着高速公路往南进发，前往温州或者别的地方找活去。对于修建在高速公路出口的大多数工业城镇的年轻人来说，那是他们对于机遇匮乏做出的最显而易见的解决之道：离开这个地方。

  不过，也有一小群人因为滩坑大坝项目被弄得恼怒不已，正在寻求公平和正义。在搬迁的过程中，当局答应根据每一户人家的房屋种类和土地种类进行补偿。如果他们要在石帆或者其他高速路出口附近的城镇买房子，还可以享受价格上的优惠。有些规定的细节非常清楚明白：如果某人原来的房子是砖房，那他可以得到每平方米二百二十元补偿；如果是木板房，补偿费是每平方米一百八十元。灶的补偿标准是固定的。另有四百八十元的搬家费。如果家里有人做全日制工，可以得到四百八十元的额外补偿，补偿搬迁期间的误工损失。如果有樱桃树，每一棵都会记下来并根据树龄进行评估，据此进行赔偿。平均算下来，每一个人应得的补偿款要超过八万元。但由于贪污腐败的原因，他们拿到手的实际数字比这少了许多。实际上，石帆的所有人都在抱怨搬迁这件事，其中有几个人怒气很大，他们已经准备正式上访。

  他们的目标，是要找到政府里面某个级别更高的官员。跟许许多多中国人一样，他们对当局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信任，觉得贪腐只是地方一级官员的毛病。他们去了省城杭州，在各个专门设置的办公室里排队等候，以期引起某个官员的关注。我一直没有听到石帆的人们说起过他们在这样的上访中得到了什么样的正义，可他们还是要努力一试。差不多算是每一次，当我在他们的镇里停下车来的时候，总有人找到我想跟我讲一讲那些事情。我跟他们解释，我写的书只在国外出版，根本不可能在浙江发行，但他们还是想跟我摆谈摆谈。也许，只是想找一个愿意听他们抱怨的人：通常，我会坐上半个小时，看着某个失去家园的农民翻弄着那本安置手册。很显然，他对此已经烂熟于心，每一个细节，每一个不公——他原来住的是砖房，得到的赔偿却是木板房，要不就是房间的面积算错了，要不就是明明已经长大的橘子树被当成了幼苗。这样的对话让我感到无助，因为只要当地的媒体稍微管管就能搞定这些事情。可是浙江的记者们却被告知，不要掺和到大坝建设工程中去。在这个开车路过的城市里，我感觉自己只不过是个开车路过的记者而已，听完了那些悲伤的故事，又从高速公路上离他们而去。

  尤其令人感到沮丧的是，这样的制度竟然运作良好。它不一定非要取悦于人，而且肯定没有绝对的公平，可却非常管用。政府很精明，他们不会把所有的人安置在一个地方，因为那样的话可能会酿成政治风波。相反，他们把这些人分散到沿高速公路出口修建的各个城镇里。他们还制订了一些小规则，使人们没有精力去顾及大事情。他们要测量平方数，要数果树的棵数，他们要在砖房和木板房之间制造出差距。这样的做法给人一种合理合法和按既定程序办事的印象，可实际上却是毛病多多。关于大坝的修建，本应该举行公开的会议，媒体也应该在其中发挥作用，人们对于世代耕种的土地应该具有所有权。石帆这样的新兴城镇本应该放在靠近工业城市的地方，人们才能有活可干。不过，这一切很少在我跟他们的谈话中间出现过，因为当地人所迷恋的都是些细枝末节。

  在大坝建设初期，北山曾经出现过一些示威活动。当地人告诉我，官员们雇人把组织者揍了一顿。甚至有传言说，他们还杀了一个人。最后，当局不费吹灰之力便平息了那场骚乱。在中国，这样的昙花一现十分常见——北山被拆迁的那一年，公安部公布说，全国有八万七千起“扰乱公共秩序案件”。每一年，中国都会公布类似的数据，这些数据总会给人难以置信的感觉。不过，从实际情况来看，抗议的次数无关紧要。真正要紧的是抗议的目标。如果人们抗议土地使用法框架下的基本结构，问题就严重了。可是，如果某个人感到不高兴，仅仅是因为他的房子有一百五十平方米，却被算成了一百平方米，那就该另当别论了。在中国，基本上所有的抱怨都停留在这个层面：仅限于一个地方，而且是孤立事件。还有一个紧要之处，那就是看进行抗议的是些什么人。在农村，也就是滥用权力最严重的地方，有能耐的人往往都会外出务工。如果某个有能耐的人碰巧留在家里没有出去——就是三岔村的魏子淇那样的人，而且又是中共党员，他最后也很可能会被网入权力结构中。也因为这一点，这样的体系才显得十分管用：比比皆是的施压阀能够把那些具有潜在危险的人的精力分散到各个方向上。

  最重要的是，有能耐的中国人都知道，参加公开的政治活动毫无意义，但这并不是说他们没有权力。这里的社会流动性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要高，天资聪明和辛勤劳动通常会得到回报——从罗师傅他们的经历来看，这一点十分明确。可是，这样的人实际上没怎么依赖政府。他们在别的服务机构找到了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自己花钱参加私人培训课程，自己学会动用关系，自己找工作换工作。他们利用种种自己能够找得到的有利条件，跟老板们进行着艰难的协商。如果被安置到某个了无生机的社区，就只有一走了之。面临着这么多选择与流动，跟领导们去打一场注定没有结果的战争，实在没有什么意思。

  在石帆，我所遇到的请愿者多数都显得孤注一掷。他们读的书没有一般人多，工作前景没有一般人好，通常跟外出务工者一样时运不济。他们中间有很多人受到过创伤——因为在他们进行请愿的过程中，受到过这样那样的威胁。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使他们成功的可能性更小，但他们还是要继续尝试，因为他们已无退路。只有一次，我遇到的上访者给我留下了很有能耐的印象。他把那次会见安排得很周到。我们是通过一个双方都认识的熟人介绍的，见面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看看我那由政府颁发的记者证。在高速公路出口修建的这些城镇里，之前从来没有人这么要求过。

  “实话实说，我更愿意找别人说这件事情，”他说，“我真想跟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或者英国广播公司的人说这件事儿。”

  我很敬重他这一点——他需要的是到电视上去说这件事，而不是接受某个蹩脚的期刊记者的访谈。不过，那一天，我是他手中唯一的选项，所以，我们还是坐下来交谈了一个多小时。他向我抱怨说，没有人知道滩坑大坝到底是怎么通过审批，怎么进行融资的。有传闻说，一些私人投资者会从所产生的电力中获取利益。“如果他们要修建这样的东西，我们有必要知道为什么，”他说，“我们有必要知道，那些投资者是谁。不过，我反对的主要理由，是政府什么也不给我们这些人。仅仅给我们钱和房子是不够的。在这样的地方，人们怎么生活嘛？你看看外面——这儿什么都没有啊。在北山的时候，我们做生意的位置多好啊，因为那是中心位置，周围村子的人都要去那里。”

  那是我第一次碰到当地人对大坝背后的基本问题显得有所关心。而且，出于原则，他还拒绝接受现金安置。他的穿戴很不错，手里拿着一部价格不菲的手机。于是，我问他靠什么养活自己。“我是做生意的，”他说，“我在这儿开了好几家商店，附近就有一家。”

  我问他，商店卖些什么东西。

  “地板砖，”他说。

  他拒绝接受政府的现金安置，还在设法把他的故事写进新闻报道，可他同时又从这些高速公路出口处的城镇里的建筑工地上获取好处。对于他想保全自己的赌注，我并不打算加以指责——至少他在尽力弄清事情的真相。也许某一天，会有更多的中国人像他一样，想方设法也要坚持了解有关的基本问题。或许教育制度会得到改进，公民们将具有更广阔的视野，可以跟他们的实际技能结合起来。在经济开发区，最让我为之一振的是那些个人主义的迹象——一些人据此摆脱了小村子里的群体思维模式，学会了自己拿主意，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可如果要把他们个人的经验教训用来解决社会层面上的问题，还需要迈出关键性的一步。也许，最终的动机还在于经济——我常常感觉到，中国需要发展到某个点上，让中产阶级和上层人士都感觉到，这样的体系对他们获得成功已经形成了障碍。不过，这种情形还没有发生，即便在高速公路出口的小城镇里也没有发生，因为他们仅凭着卖几块地板砖也能赚到大钱。

  11月初，两位老板决定搬迁他们的胸罩调节环制造厂。他们一直没有告诉大家，什么时候搬迁，要搬到哪里。对这些问题，也许他们自己都还没有答案。偶尔，高老板开着他那部别克赛欧轿车往高速公路的方向驶去，一两天后才回到厂里，然后和王老板悄悄地商量着什么。罗师傅相信，两位老板仍旧在寻找新的厂址，具体地址很有可能就在温州附近。不过，他也拿不太准。老板们对这样的消息进行保密，已经形成了一种特色。如果他们提前宣布搬迁计划，工资拿得不多的工人们要么会提出加薪，要么会马上另找工作。因为业务正在好转，这个时候两位老板可担不起劳动力缺失的代价。因此，他们只告诉大家，搬迁的事情还早得很。

  王老板突访老陶，和他进行了第一次协商。到这个阶段，老陶已经可以充当发言人的角色了，因为他代表着厂子里差不多四分之一的劳动力：他的两个女儿、陶家偶尔来厂里做做零工的几个表亲、同样来自安徽省的十六岁女孩任静以及老陶本人。王老板本来不屑于跟这个人商量，可他别无选择，尤其是那几个女孩儿，都是非常宝贵的女工。一天，他问老陶，他们一家人是否愿意跟着搬迁。

  “搬到哪里？”老陶问道。

  “还——没——确定，”王老板说。当他跟老陶打交道的时候，总会出现结巴的现象。“不过，应该不会太远。”

  “嗯，那么我也不好说，”老陶说道，“你得告诉我，搬到什么地方，这样我才好答复你呀。”王老板不想说得太细，他们只好就此打住——那不过像一点火星，然而，这点火星足够引燃文火慢烧似的协商进程。

  在厂里，还没有能够像老陶那样讨价还价的人。每当入夜，流水线上的活儿干完之后，他就想着法子打理一家人的干货摊。对此，他也很在行。他的摊上备有几百本书籍、杂志，廉价商品也有好几十种，这些东西的价格他都记在心里。跟别的店老板不一样，对那些可能成为顾客的人，他不会笑脸相迎，或者假装热情。他能够镇得住人：因为有那样的身高，因为有那样挺直的身板，他天生就是个令人敬畏的讨价还价者。可令他出名的还是他那很好的鉴别力，当地的其他一些店主有时候都要前来向他讨教。

  陶家的摊位摆在跟遂松路相连接的一条小巷子里。小巷创业者多来自安徽省，尽管他们之间存在着竞争，但相互间还是有一种同乡情谊。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有的小摊变成了真正的商铺，其中一对夫妻开了一家店面，跟老陶的小摊隔街相望。这对夫妻有一个十个月大的儿子，他的外形跟其他中国人差异很大。这个小家伙长着一头纤细的头发，接近金黄色，两只眼珠子呈现出浅灰色。他的皮肤也很白皙——当地人都叫他“小老外”。傍晚时分，我有时候会到陶家的小摊上跟老陶坐上一会儿。每当这时，邻居们就会跟我开玩笑：“喂，那可能是你的小孩儿哦！”他们这么说，让我感到十分窘迫。在中国，我时不时会看到有些长得比较特别的小孩。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在这个国家曾经出现过的多民族融合，远远超乎人们的想象。经过了若干个世纪的迁徙与移民，一定会飘荡着各式各样的基因，有时候肯定会出现在某个小孩子的身上。这些小孩常常受到一些不太友善的关注——丽水的这个小孩太小，还理解不了这一点。不过，我可以想象，总有一天他会对这样的话语感到厌烦。

  他的父母关系一直不太和睦。陶家人告诉我，自从搬来经济开发区后，那两口子就一直口角不断。11月的一天傍晚，那样的口角终于演变成了一场十分恶毒的公开争吵。跟往常一样，这次的纷争跟钱有关。在中国的家庭里，通常男人比较喜欢挥霍钱财，他把钱用来买烟买酒下馆子，这也正是这对安徽夫妇争执的焦点。他们对峙了五分钟之久，站在小巷子中间，朝着对方吵骂着。之后，那位丈夫突然大步离开了现场。过了好一阵子，那位妻子站在那里气得满脸通红，向着远处大声吼叫。她长得很强壮，有着农民特有的黝黑肤色。真难以猜想，那小孩子白皙的皮肤是怎么得来的。我去陶家的小摊上坐了那么多次，从来没有看见那个女人露出过笑容。

  那天晚上，她大吵大闹了一刻钟之久，然后开始放火焚烧店里的东西。她先是搬出几箱尼龙袜，放在巷子里当作引火柴，然后拿来了打火机。她把小孩子放在店铺冰冷的水泥地上，孩子立马号啕大哭起来。很快，围观的人群里聚集了二三十个人。不过，这些围观的人跟一般的街头围观者有所不同。通常而言，中国人把街头争吵和打架当成一种公共娱乐活动来看待。不过，今晚参与围观的人群中，谁也没笑。大家都显出很吃惊的样子，终于有一个穿着工厂工作服的人站了出来。

  “不要这样子，”他说道，“这样做不好。回屋里去吧，他都已经走了。”

  老板娘用力甩开他的手，继续拨弄着打火机。当时她非常愤怒，费了些时间才打着火，引燃了纸箱的一角。此时，那小孩子涨红了脸，满脸都是泪水。

  “不要让他哭了，”另外一个人说道，“他还小！”

  可是，老板娘充耳不闻。她又掀动打火机，引燃了另外一只纸箱子。老陶一言不发，走到了巷子里。跟往常一样，他依然十分决断，懒得跟那位老板娘说话，那位也没有理睬他。老陶抱起那小孩儿，穿过巷子，回到了自己的小摊上。

  很快，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刺鼻的气味。那些袜子十分便宜，只卖一两元钱一双，不大容易燃烧，并且释放出浓浓的黑烟。那女子回到店铺里，在货架上查看着。人群开始嘀咕起来。

  “不要让她再烧东西了。”

  “她把这事忘了就算了！”

  “别管她！”

  老陶抱着小孩儿，小孩儿也就看不见自己的妈妈。他从干货摊上取来一个塑料蜘蛛侠玩具，小孩儿终于不再哭喊。火还在闷烧，可老板娘似乎已经找不到什么东西再放进去烧了。这场争执本来就因为金钱而引起的，即便在怒火中烧的时候，她依然保持着她的节俭品质：她专门拣出最便宜的袜子来点燃。这时，她沉重地坐在店门口，满脸怒容，呆呆地看着前方。人群中，有几个人心神不安地笑了笑，终于散去了。有人用脚把火踩熄。最后，老陶跨过小巷子，把小孩还给那个女人。

  她呆呆地摇着头，那小孩儿又开始哭了起来，可他的妈妈看都不看他一眼。老陶没有办法，只好又穿过了小巷。接下来的四十五分钟时间里，小孩变得更加狂躁不安。老陶的妻子抱了他一会儿，然后把他递到了我的手里，我又把他交还给了老陶。我们全都轻言细语地哄着他，想让他安静下来，可是一点指望也没有。他大声嚎哭着，金色头发下面的小脑袋涨得通红。无论谁靠近那位母亲，她都视而不见。她管不住自己的丈夫，那场篝火令她难堪，她只能把最后一丝怒气撒在她唯一能够控制的人身上。

  我们站在那里轮流抱着孩子，一直等到九点钟以后，陶家两姐妹总算加完晚班回到家里。玉然，也就是年龄稍大一些的那个，立马抱起仍在大哭不止的小孩儿。玉然只有十七岁，刚刚上了十一个小时的班——分拣着粉色和紫色的胸罩调节环，可她又从容地承担起这一很有挑战性的任务。她柔声哄逗着小孩儿，轻轻地抖晃着，他那疲倦的双眼终于慢慢闭拢了。玉然第一次抱着小孩穿过小巷的时候，他的妈妈拒绝了。玉然抱着小孩儿耐心地等待着，又试了一次。她一个字也没有说——她抱着孩子，就那么面对着那个女子。最后，在那场戏开演差不多两个小时以后，女人接过了孩子。抱着孩子，她走进了自己的商店。

  后来，再次见到玉然的时候，我问她，那位老板娘的丈夫回来之后，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她摇了摇头：那天夜里很晚的时候，他就回来了，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玉然很年轻，脸上还带着稚气，但她说的话却显得很老成。“他们总是那样搞来搞去，”她说道，“他们就那样子。有些人就是喜欢打架。”

  在丽水市南部，政府已经在开始修建另外一条公路了。最终，这条路会接入金丽温高速公路，向西南穿过经济开发区，延伸到农村地区。这个项目仍处于建设初期，建筑工人们正在悬崖峭壁上进行隧道爆破。除了那些拆毁点，周围一片沉寂。有时候，当我想离开经济开发区短暂休假时，我便会朝那个方向开过去。从今开始的几年以后，一座座工业城镇可能会在这些地方拔地而起。但就目前来说，这儿依旧是一片农田。

  在大港头附近，离丽水市三十公里远的地方，高速公路将会开设一个出口。一直以来，大港头就是位于大溪上的一个小渔村。几百年前，人们在这里筑起了一道石堰。小村里有一条卵石街道，两旁都是传统的木结构瓦房，当地政府便把这里确定为“绿色产业”的最佳位置。因为丽水市早年是依靠仿皮加工发展起来的，现在的领导干部们开始引进更清洁的产业。于是，他们决定在大港头兴建艺术家公社。他们的目的有两个：画家们画出适合出售的画作；高速公路通车后，吸引外来游客。唯一还缺乏的，就是富有活力的艺术社区。对此，政府打算采用引进的方式，跟当初他们引进产业的方式一模一样。在经济开发区，所有工厂在头三年内都可以享受税收减免的优惠；而在艺术家公社，所有搬迁来此的画家都可以享受头三年房租减免的优惠。这项政策如果对仿皮工业有效的话，为什么不可以用到艺术上呢？

  领导们给这个项目取名为“古堰画乡”，他们宣称那是根据巴比松画派而命名的。巴比松画派是19世纪的一个油画派别，始于法国枫丹白露附近的森林。当时的画家们聚集在此，以画乡村景色和农民主题闻名于世。在巴比松精神的指引下，丽水市政府委托画家们以周边农村的景色为题创作了一系列画作。他们为这些画专门修建了一个陈列馆。陈列馆刚开放没多久，我就去那里看了一下。我在陈列馆里一边溜达，一边观看着这一地区的风景：大溪上的一段田园风光、山坡上静静的橘子林、传统的农村民居，等等。多数画作深受法国印象主义画派的影响，使用了大量的浊色和柔光，有些细节描绘还带有欧洲风格。一幅画上面画着三头慵懒的母牛，这样的母牛我在丽水从来没有看到过。有一幅画采用了凡·高的绘画手法去描绘一棵橘子树。有一幅画受莫奈风格的启迪，画了糠壳燃烧的场景。在陈列馆主厅里陈列的二十六幅风景画作中，只有一幅画里面出现了人的形象。如果这幅画的场景是在法国某个地方，画面上又没有人物的话，看上去跟丽水市也没有什么分别。

  古堰画乡刚刚开业，但关于租金免费的承诺已经吸引了十一家艺术公司。这些小公司多是聘请几个画师，让他们画一些美国和欧洲的城市风光，然后再卖到海外市场。这些画家在遍布浙江的艺术学校里接受过培训，很多人以临摹威尼斯风景画为专长。红叶是当地最大的公司之一，那里的一个经理告诉我，他们跟欧洲一个买家达成了协议，每个月需要一千张威尼斯风景画。在欧洲，这些油画被卖到旅游商店、宾馆，以及饭店。荷兰大师们的画作临摹品也有很好的市场。中国的艺术家们把这样的风景画称作“荷兰街”，他们通常只要一天多点时间就能画出一张来。

  在一家叫作波米亚的画廊里，我看见一个名叫陈美子（音译）的女人正在画一幅“荷兰街”。这幅画里有鹅卵石、马拉车，以及她称之为“塔”的建筑物。我告诉陈美子，那其实是一座教堂。她说，之前她也很怀疑，但一直拿不太准。她大致估计了一下，画这一幅画可能有三十次了。她经常画的其他主题有圣马可大教堂和意大利总督宫，尽管她连这两个地方的名字都说不上来。跟当地其他画师一样，她把威尼斯称作“水城”。她从小在浙江省某地的农村长大，我问她是怎么对艺术产生兴趣的。

  “因为我学习成绩不好，”美子说道，“我成绩不好，考不上高中。艺校比技校好考些，就是这么回事。”

  “你小的时候喜欢画画吗？”

  “不喜欢，”她回答道。

  “但你很有天赋，对吗？”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她说道，“我刚开始学画画的时候，连画笔都拿不稳。”

  “你学习很好吗？”

  “不，我是班上最差的学生。”

  “你喜欢画画吗？”

  “不，一点也不喜欢。”

  在我看来，美子的技术似乎很棒，她的画看起来很不错。可她说到自己的工作时，一丁点热情都没有。中国人对这类事情一般非常直截了当，如果他们是农村人，那更是如此。不过，这倒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在广告公司信手涂鸦的美国年轻人，可能会对创造力、灵感这些东西侃侃而谈——只要公司能够让我按照自己的灵感作画就行了！可是美子根本不来这一套。美子个子娇小，声音沙哑，称得上是个美女。她穿着白色的画师工作服，我提出的很多问题都让她大笑不已。她从来没有因为兴趣而画过画——当我问她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时，她看我的眼神好像是我的脑子进水了。对巴比松这个概念，她嗤之以鼻。跟大多数外出务工人员一样，她最讨厌的东西，就是乡村的宁静。她之所以搬到大港头这个地方来，完全是因为这里的房租全免。我问她，她画的哪一幅画自己最喜欢，她说道：“我一幅也不喜欢。”我问她有没有崇拜过莫奈或者凡·高这些著名艺术家的作品，她给出了类似的回答。“没有我最喜欢的作品，”她说道，“那类作品跟我们现在画的东西没有任何联系。”

  她跟男朋友住在一起。她的男朋友名叫胡建辉（音译），也是个艺术家，两人一起经营着波米亚画廊。他们请了几个艺校毕业生跟他们一起画画。每过一个月左右的样子，胡建辉就要收拾起一堆画作，然后坐火车去遥远的东莞市。东莞有一个市场专门买卖他这种画作，胡建辉的客户多来自欧洲和俄罗斯。买主根据尺寸付钱：8×10的通常可以卖到五十元，12×16的可以卖到一百元，30×40的可以卖到三百六十元。平均每个月，美子和建辉能够挣到八千元，这在丽水算是很不错的收入了。就工厂里的技术人员而言，只有大师傅才能拿到那么多钱。

  一天下午，我闲逛到他们的画廊那儿，他们俩正在作画。我们的谈话慢慢转到了品位这个话题上，建辉说起了他在艺术品市场上发现的一些东西。“美国人喜欢比较明亮的图画，”他说，“他们喜欢淡色的风景画。俄罗斯人也喜欢明亮的色调。韩国人喜欢柔和的色调。德国人喜欢带点灰色的东西，法国人也是这样。”

  美子正在翻看一本书，书中展示的是各种风景画的样本。她指了指那幅粗陋的域外风光图，图上是一片海滩，画着几棵棕榈树。“中国人喜欢这样的画面，”她说，“真蠢，只有小孩才喜欢这样的地方。中国人真是没品位。法国人的欣赏水平最好，其次是俄罗斯人，然后是其他的欧洲人，美国人都要排在他们后面。我们画的画，欧洲人根本不会购买。如果我把那幅画拿给一个中国人看，他肯定会说：‘画的真好！’”

  有时候，艺术家们会拿到一些委托任务。任务是几张照片，需要把它们画成油画。那个星期，一个美国人送过来几张照片，美子给我看了看：一个大大的白色谷仓，矗立着两个筒仓。我问她，她是怎么想的。

  “经济开发区呗，”她回答道。

  我告诉她，那是一个农场。“农场用得着这么一片地呀？”她问道，“这些东西是做什么用的？”

  我说，那几个筒仓是用来装粮食的。

  “那么大的东西用来装粮食？”她大笑着说，“我还以为是用来储存化肥的呢！”

  于是，她重新审视着那幅图画中的景色。“真不敢相信，这玩意有这么大！”她说道，“村里的其他人在什么地方呢？”

  我告诉她，美国的农场主通常不会住在小镇上。

  “他们的邻居在哪里呢？”美子问我。

  “他们的邻居呀，可能也隔得很远呢。”我说。

  “他们不会感到孤独吗？”

  “没事儿，”我说，“美国的农场就是这样子的。”

  她给我看了其他的照片，多是些商店的店面以及一些老式建筑物，从表面上看，应该是美国的某个小城镇。对于委托本身，美子跟我说不出更多的东西来——那是通过一个中间人转过来的，他不愿意把最终买家的信息透露出来。从商店的店名，以及我从互联网上查询的结果来看，那些老式建筑物位于犹他州的帕克市。一开始，我以为这事儿肯定跟那儿的旅游宣传有关，可当我跟帕克市的人取得联系时，他们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家或者商店被拍了照片，现在正在中国被画成巴比松风格的油画。也许是某个人在穿越犹他州北部的时候，带了部相机，照了几张快照，然后委托人把它们画成油画。最有可能的是，这些画会被当作装饰画卖掉，用来挂在宾馆或者餐馆里，而它们的最终归宿很可能在美国或者欧洲的某个地方。

  照片上的那些商店店名最让艺术家们感到头痛，因为他们根本不会英语。美子画过一张照片，店门上的标志是“Miners Hospital 1904”（矿工医院1904）。在那幅画上，建筑物看上去画得相当不错，可店名却变成了“Miers Hospital 1904”（米尔斯医院1904）。美子还把另外一张照片上的“Fine Sheepskin Leather Since 1973”（精致绵羊皮始于1973）写成了“Fine Sheepskim Leather Since 1773”（精致绵羊浏览皮始于1773）。“Bar”（酒吧）变成了“Dah”（大刀）。有几幅画上面写着“Hope Nuseum”（正确的英文应为“Hope Museum”，意为“希望展览馆”）。有一家商店出售“Amiques”（正确的英文应为“Antiques”，意为“古玩”），以及“Residentlal Bhoker”（正确英文应为“Residential Stoker”，意为“家用加煤机”）。

  我的内心却更喜欢他们创造出来的新版本——谁不想去那个叫作“大刀”的地方喝一杯呢？不过，我还是希望艺术家们把别人委托的事情做好。于是，我给他们指出了所有必须更正的地方。之后，我每次到丽水，都要去古堰画乡拜访一下。我喜欢那儿宁静的风景，还有那个宁静的小村子。在高速公路开通之前，这个小村子不会有什么改变。我每次去古堰画乡拜访的时候，都要帮建辉和美子把那些写错了的地方更正过来，他们总是心怀感激。有好几次，他们主动提出来，要专门为我画点什么。“你就拿一张照片来吧，”建辉跟我这样说过。后来，我把我小时候在密苏里住过的房子——我父母现在还住在那里——的照片给了他们一张。我看得出来，建辉对这件委托的活儿干得十分认真。我前去取画的时候，他跟我道了歉。

  “对这一部分我很抱歉，”他说道，“看不太清楚，所以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他指了指房子边上的车道。在照片上，树影投射在沥青路面上，使路面显得有些斑驳。我明白了，建辉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格局：丽水市第一个带有私家车道的小区是白云小区，可当时还在建设之中。我跟他解释道，很多美国人都把车停在房屋边上的沥青路上。

  “哦，我懂了，”他说，“我原来没有弄明白，那到底是一条街道还是别的什么东西。如果你觉得要改过来，我可以改一下。”

  在那幅画里，他把那条沥青路拓宽了，占了门前草坪一大半的位置。多年来，我远在密苏里的父母一直不愿意改建那条老式的车道，他们觉得修新的两车停车库显得有些多余。可是，建辉现在竟然替他们完成了拓宽工程。我对他说，整幅画作堪称完美，只有一点不足：没有签名。这些艺术家通常不在画上署名，因为欧洲人不想看到威尼斯的风景画上出现中国画家的名字。可我还是叫建辉在油画上签下了他的名字。我卷起那幅画，后来坐飞机把它带回了美国。我的父母十分激动，把它当作礼物挂在了厨房里。每当我看到那幅画的时候，就会想起，那是我对于丽水最美好的回忆，那个宁静的小村子变成了古堰画乡。不过，那幅画也让我感到一点点内疚，因为美子和建辉拒绝收取这次委托活儿的钱。在我跟他们打交道的时候，那次是他们最接近于因为乐趣而画画。

  11月底，两位老板终于决定搬厂。高老板开车去了温州西南边的瓯海，高速公路最近在这个地方开了一个出口。他在这里找到了一座很大的仓库，足够放得下那台机器和金属冲压机，他便和老板签订了租赁合同，租金比现有的厂房便宜。签下租赁合同后，两位老板去找了一个算命先生。算命先生的建议明确无误：11月28日恰逢农历初八，没有哪个日子比两个八更吉利。

  他们一直拖到11月26日才把这个消息通知给工人们。不出所料，生产线上的多数员工马上离职而去，罗师傅和其他几位技术人员则打算趁搬迁之机要求涨工资。不过，老板们颇有能耐，把他们提出的要求一一回绝了。剩下一个问题，陶家一家人和任静会不会随厂搬迁。王老板一直等到27号早晨，才径直来到老陶家。协商刚一开始，就充满了火药味。

  “你跟——不跟我——们一起走？”他问道。

  “不走！”老陶回答道，“我儿子要在这儿上学。我们走不开。再说，我还有生意要做。”

  “到了那边，如果你要做生意，可以照常做生意。”

  “你说得轻巧，”老陶说，“我们在这儿生意做得好好的。”

  王老板来的时候，我正在跟老陶聊天。老陶这个人很随和，也很幽默。可是现在呢，他的身体语言完全变了个样：背挺得直直的，头抬得高高的，下巴向前挺出去。王老板又试了一下。“先——去试——一下嘛，”他说。

  “我得留在这儿，我要照看我的儿子呀。”

  “那么，你的两个女儿要跟我们走吧，”实际上这才是王老板的如意算盘：把那两姐妹带走，让老陶留在这里。可老陶的反应也很快。

  “她们俩单独去是不行的，”他说，“她们还很年轻。再说，我们在这儿签的是一年的合同。如果你搬走了，不就违约了么？”

  “我没有违约！是我请你跟着搬过去。”

  “合同上根本没说搬到另外一个城市的事儿。我一大家人怎么搬嘛？”

  “那是你的事，”王老板说，“我还让你干同样的活儿。那就是合同。”

  “如果我去劳动局告你，他们恐怕不会这么看哦。”这样的威胁言辞徒劳无用——如果老陶真的愚蠢到要去劳动局上告，碰巧奇迹出现，领导们愿意听他投诉的话，他们的反应恐怕应该是停止对玉凤这个十五岁童工的非法使用。然而，那番话还真的管用了：王老板似乎感到有些无趣，老陶似乎感到有些高兴。还可以协商的时间剩下不到一天，不过，对他这样的人来说，那点时间已经显得很充裕了。

  午饭时分，老陶不见了踪影，他出门办一件十分神秘的差事去了。老陶离开工厂后，罗师傅请玉凤和任静到他的宿舍一起吃饭，老田也跟来了。吃完饭过后，两个男人开始数落起那两个女孩儿来。

  “你没有自己的银行账户，对吧？”罗师傅问玉凤。

  “没有。”

  “你还把钱全部给你的父母哇！到了你这个年龄，应该有自己的账户哦。”

  “他们需要我拿钱出来帮补家用。”

  “你学会独立了，才是真正的在帮补他们，”他说，“好多人到了你这个年龄，都独立了。在我们村，大家一出去打工，马上就开了个账户。”

  “唉，我们村跟你们村不一样，”玉凤说道。她抱着双臂，倔强地看着门口。任静跟她坐在一起，一言不发。她的妈妈已经跟她说过，除非陶家两姐妹跟着搬，否则她是不允许跟着走的。

  “你现在就应该去银行开一个账户，”罗师傅说。

  “好吧，我明天就去开！”玉凤大声说道，“不用你管！”

  “我只不过觉得你应该自己拿主意，”罗师傅柔声说道，“如果你有了银行账户，就可以给自己买点什么东西嘛。在我们村，那些年轻人回家过春节的时候，穿的是名牌鞋子，用的是名牌手机。”

  “我们村那些年轻人还不是这个样子！”玉凤又顶了回去。“我还记得，有一个女孩儿回家的时候，骑了辆摩托车。大家都说她发了。”

  “噢，你也应该那样嘛。至少，你可以自己拿主意嘛。”

  “那不是我的主意！”

  “不，看得出来，不是你拿的主意，”他说，“你是让你的父亲替你拿主意。他不想让你独立。你留下来干什么嘛？”

  “我可以去鞋厂打工，”玉凤说。

  “那你挣得了多少钱？”

  “不知道。”

  “你觉得鞋厂现在会要你么？都年底了。”

  女孩儿沉默了——她知道，罗师傅说得对。11月份很难在工厂找得到工作，很多人都在等着放假过后跳槽呢。不过，同样有道理的是，11月份也很难找到新人，那也正是罗师傅和老田在这场对话中所下的赌注。搬机器是一项十分浩大的工程，他们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就是培训新手。罗师傅心里清楚，不管协商什么事情，他肯定会半路杀进来——高层次技术人员担当这样的角色很普遍。

  老陶在出去办自己的差事之前，把条件讲得很清楚。他要求每个人的月薪要拿到一千元：他本人、他的两个女儿，还有任静，这个薪水要求比现在的水平增加了30％。他还提出要包吃包住。王老板没有答复——搬迁临近，他手头有很多事情要处理。他的妻子已经赶来帮忙，还把三岁的儿子也带了过来。这个小男孩不论什么时候来到厂里，都会成天跑到机器房里添乱。他在几个楼层间穿来穿去，走到哪里，哪里的工人就要追赶他。工人们以此为乐——人们似乎把他当成了唾手可得的替罪羊，发泄着他们对老板的挑衅。

  午饭后，那小孩儿跑到了罗师傅的宿舍。罗师傅抓起一把大大的切菜刀，挽起袖子，蹲下身来，像个精神病人那样咕哝着。那三岁大的小男孩僵在那里，双眼圆睁。

  “啊——啊——！”罗师傅大声吼叫着，摇摇摆摆地靠近那小男孩。“啊——啊——！”

  他手里的菜刀在空中挥舞，小男孩尖叫着，跑了出去。他哭喊着，一路跌跌撞撞地顺着楼梯跑了下去。不一会儿，他又出现在化学实验室里，小龙又找到另一种极具创意的方法，把他赶了出来。等到罗师傅和老田都不再发笑之后，他们又回过头来数落着玉凤。

  “你那些钱都花在什么地方了？”老田揶揄地问道。“你自己挣的钱一点都没有留，是不是？”

  “她要学着独立呀，”罗师傅说。

  “我是想去，”玉凤承认，“可是，如果我爸爸要我留在这里，我可能就去鞋厂找个工作，学点技术。”

  “开玩笑！”老田说，“像你这样的年龄，根本找不到技术活儿。”

  “跟我们一起走，”罗师傅说，“要学会自己靠自己。再过一年，你就可以去广州、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了。”他开始讲起自己第一次外出务工的经历，也是先存了些钱，然后再去的深圳。两个女孩之前听他讲过这些事情，可她们现在还是陷入了沉思。她们听着他摆谈那些南方传奇故事，眼里闪着光芒。

  七点钟的时候，王老板把价钱开到了七百元。老陶坚持要一千元——那三百元的差距可不是一笔小数目。两个女儿下班回来的时候，他正在家里等着她们。

  “罗师傅和老田简直是在恐吓我，”玉凤抱怨说，“他们老是说我应该自己出去闯一闯。”

  “他们跟你说什么都不要紧，”老陶说。

  “可是，我要跟他们走！”

  “你要等着，看老板们怎么说。要有耐心。”

  “我要走。”她的父亲没有理睬她，她于是提高了声音：“我要走！”

  “好好说，”玉然说道。姐姐的性格文静一些，她时常管束着玉凤。“不要争吵，”她说道。

  “反正我要走。”玉凤又低声说道。

  “等一等嘛，”她爸爸严肃地说道，“只要你等着，什么事情都错不了。”

  八点钟，罗师傅来了。我们刚刚吃过晚饭，大家——陶家两姐妹、她们的父亲、他的表亲，还有我——便围着燃气炉坐了下来。那租来的房子算得上是一间土墙棚屋，11月的寒风从缝隙中钻了进来。罗师傅给几个男人递上了西湖香烟，女孩们静静地离开了房间——她们知道，这纯粹是大人们的事情。吃饭的时候，老陶和他的表亲像在农村那样漫不经心地聊着往事。现在，他们还在继续闲聊着。

  “明朝一开始很强大，可是后来慢慢地变弱了，”表亲说道。

  “经常都是这个样子嘛，”老陶说，“人也是这个样子。老了就不中用了，就死了。”

  “明朝的时候，中国的确很衰，”罗师傅轻轻松松就接过了话头，“他们被满族人打败了。满族是个少数民族，竟然统治了四百年时间。那么几个人，统治着那么多人！”

  “到毛泽东出现之前，中国一直都很衰，”老陶说。

  说到这里，我们本来可以往好几个方向接续这个话题，但罗师傅把我们拉回了正题。“你看，你要的条件我都可以答应，”他对老陶说道，“目前，我不想雇太多的新手。你要知道，我是站在你这边的。”他顿了顿，吸了一口香烟。“王老板和高老板说了，今年剩下这几个月，你们过去干活，每人可以给两千块。如果生意好，他们还会给你们发奖金。过春节的时候，你们每个人都有红包。春节过后，他们保证每个月给你们八百。王老板说，多了他不给。”

  红包是过春节的礼物，这是习惯，但老陶不为所动。“我不想把这个家庭弄得四分五裂，”他说，“那样的话，我们要多花很多钱。”

  “我懂，”罗师傅说，“我跟他说了，如果我要请工人，要培训他们，每个人大概要花五百元。我跟两个老板讲了，你们的要求不算高。”

  “不包括吃住吗？”

  “不包吃，”罗师傅说，“包住。”

  “我要两样都包。”

  “抱歉，但你别忘了，他们要给你发奖金，还有红包啊。”

  “不管红包不红包，奖金不奖金，”老陶说，“要有保障的才算数。如果他们不包吃不包住，那就给我每天发七块钱的生活费。每个人都一样，包括任静。她是我的责任，跟我那两个女儿一样。”

  “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说。”罗师傅的双手有些紧张，把手里拿着的那张纸不停地折过来折过去。这时，老陶的妻子走进棚屋，围着炉子坐了下来。

  “我刚开始打工的时候，”老陶说道，“每小时拿四块半，可我没在那个厂干下去。有人跟我说，这个地方的工资高些，其实根本不是那回事。所以说，如果没有保障，我是不会跟着你们搬的。”

  “我懂，那肯定是个麻烦事，”罗师傅说道。

  那个女人开了口。“何必费那个心呢？”她说道，“我们可以把她们两姐妹送到鞋厂去嘛。”

  “先把这事说清楚，再送到鞋厂去也不迟，”老陶说。

  “就这段时间，两千块可以了，”罗师傅说，“春节过后，你们肯定能够拿得到八百元。”

  “今后的事情，我根本管不着，”老陶说，“‘保证’还不是哄骗我们这些工人的话。玉凤一天可以弄一万套胸罩衬骨。你们去哪儿找那么快的新手？”

  之后的四十五分钟，房间里一直萦绕着这样的对话。男人们不停地抽着西湖香烟，抱怨搬厂和雇新人的麻烦。大家都同意，浙江的老板普遍不值得信任。可是，有好一阵子，谁也没有提到那个具体的数字。“过节前的这段时间，他们每个月要给我们每个人增加一百块，”老陶终于说道，“跟他们说，那个钱是用来抵生活费的。”罗师傅点点头，掐灭烟头，走出了棚屋。他在那儿已经呆了一个多小时。

  工厂里，王老板和高老板正在跟一群搬家工人商量着什么。一连几天，除了讨价还价，他们什么也没有干。现在，他们终于得到了罗师傅传过来的信息。

  “我们就给吧，”高老板说，“谁在乎那点钱啊？”可他还是看着他的叔叔，看他怎么做这个最后的决断。王老板想了想——很显然，跟老陶打交道让他心烦不已，尽管是通过中间人传话。

  “给他五十，”他说，“一百不行。”

  “说定了吗？”罗师傅问道。

  “跟他讲，这是最后的开价。不是他想要什么，我就给什么。”

  我和罗师傅穿过遂松路，走了回来。时间已经过了九点半，夜晚越来越冷了。想到这样的程序，他苦笑了一下。“我老是做这样的事情，”他说，“不管做什么工作，都是一样的——师傅来当中间人。谁都不愿意跟对方直接打交道。麻烦！我要的是靠得住的工人，却不得不干起了这样的调解工作。”

  陶家的棚屋里没有人。于是，我们又往前来到他们家的干货摊，玉凤和玉然正在招呼客人。她们的爸爸这个时候一般都在这里，可他又出去办理什么秘密差事了，打他手机也不接。罗师傅跟两个女孩留了口信，让老陶给他打电话，可老陶一直没有打回来。那个晚上过去了，可最后的开价依然没有提交讨论。

  11月28日，也就是农历初八，这是鸿运当头、前程似锦的日子。早上，我一觉醒来，发现大众桑塔纳轿车的车胎瘪了。在中国开了五六年的车，行驶过各种各样的恶劣路段以及在建的经济开发区，那是我第一次遇到爆胎。我打开了汽车尾厢：没有千斤顶，也没有扳手。从温州市昌盛汽车租赁公司租来的车上，工具箱是空的，油箱也是空的。不过，还算运气好，车上有备胎。我给之前认识的一个丽水出租车司机打去电话，他便带着工具赶来给我换轮胎。在拧紧最后一颗螺丝的时候，他觉得双脚站在扳手上更好用力。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那颗螺丝折断了——他把螺丝头齐刷刷地拧断了。

  “没事儿，”他说，“没事儿。上得够紧了——轮胎肯定掉不下来。”

  “可是，如果又爆胎了怎么办？那颗螺丝我怎么取得下来？”

  他没说话，静静地思量着这个问题。“那倒是有点麻烦，”他一字一顿地说，“也许你不能开得太快。”

  我心里在想，就别提什么算命先生了吧。那一天仿佛是仿皮厂发了怒，经济开发区上空低垂着灰色云烟。胸罩调节环制造厂里，几位老板已经租了一台叉车、四辆解放牌卡车、七个计日工。那几辆卡车都是五吨大卡车，货厢敞开着。等我赶到的时候，其中一辆已经装满了东西。上面满载着纸箱子和几台机器，我问高老板，如果遇到下雨的话，他们打算怎么办。

  “不会下雨，”他说。

  “看起来可能要下雨哦。”

  “没办法，”他说，“我们管不了。”

  一大清早，罗师傅就开始了对那台机器的拆卸工作。他把整个生产线拆分成了三大块，一辆叉车把那个沉重的铁架子放到了卡车上。他们把几台金属冲压机和衬骨机器也搬了出来。老田和小龙把那些成品调节环用盒子装了起来：总共有一百多万只，一共装了九十四个纸板箱。到此，重要的设备已经全部搬了出来，高老板和王老板像跟在收割机后面捡拾麦穗的人那样，把每一层楼都捡了个遍。他们把楼上办公室那肮脏的地垫收了起来，把所有的金属碎片都收集在一起，这些东西还可以卖给废品回收人。他们把厂里所有的电灯泡都拧了下来，一个也没有剩下。高老板拿着榔头，把钉在木头上的所有钉子全部敲了下来。差不多一年前，他们从承包商那里订购了几扇一百元的门扉；现在，他们一扇一扇地取了下来，然后把这些门扉像叠扑克牌那样放进了卡车的货厢。到正午时分，几颗大大的雨点滴了下来，两位老板忧心忡忡地看了看天。还好，天气没变。

  下午，老陶出现了。他在那里漫不经心地站了半个小时，看着那几辆卡车装满货物。他没有走过去打个帮手：从现在起，他从这家工厂正式下岗了。最近几天，除了越说越生气的工资协商以外，他还悄悄地找起了工作，终于在附近华都仿皮厂的生产线上找到了一份活儿干。因为毒气的名声在外，它给的薪水比大多数初级工要高些：每站着工作一小时，老陶可以挣到四元六角钱。晚上，他还能够照料家里开的干货摊。他那两个女儿——关于年轻和要人陪伴那些说辞都不过是谈判中的手段而已。老陶一直很清楚，她们两个能够自食其力。现在，她们自由了，可以走了。

  任静为自己做出了同样的决定。末了，她的母亲有些惊慌失措地追着女儿走到了工厂大门口，求她留下来。她还小，这是她在厂里做的第二份工作，她应该等到明年再说！可是，任静主意已定：她把所有的财产装在了一个小包里，等着搭乘搬厂的卡车。她什么话也没有说，也不看她的母亲。那女人求着情，突然大哭起来。女孩儿依旧不为所动。最后，母亲让步了，大声叫道：“去吧！你愿意去就去吧！”

  她转过身来，拖着僵硬的双腿慢慢地穿过了遂松路，大声哭喊着。她一走开，女孩儿也不自禁地大哭起来——她把头埋在双膝间，抽泣不止。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母亲和女儿站在街道的各一边，哭泣着。她们都很生气，不跟对方说话，不看对方一眼，可母亲还是不愿意离去。这是中国人的传统，一直要看着自己所爱的人离去。即使心头有气，这位母亲也不会置自己的孩子于不顾。

  后来，任静的姐姐来了，隔着遂松路传递着口信。“她叫你要当心，”她对任静说道。十六岁的女孩儿回了一句：“告诉她，我不会有事的。”五分钟后，姐姐又说道：“她哭了。她是真的想让你留下来！”可是，任静的口气很硬：“今天晚上一到那边，我就给她打电话。”工人们花了好长时间才装好了第三辆卡车，任静终于爬上了车。最后，母亲眼看着所有的哀求都无济于事，便送过来两百元钱。她仍旧站在那里，泪水从脸庞上滑落下来。卡车载着她的女儿，消失在远方。

  陶家两姐妹离去的时候，谁也没有哭泣。两个女孩各自收拾了一个小箱子。走向老厂的时候，她们俩激动地交谈着，恰似上大学的美国孩子。老陶陪着她们走到了厂门口，但他没有停下脚步。没有拥抱，没有亲吻——直到最后一刻，他也像个军人。传统的离别方式对他来说不成问题；他关心的是更重要的问题。他最后的交代是：“衣服要穿暖和。天气凉了，如果不注意，要生病的。如果生病了，又得花钱买药。衣服要穿暖和，好吧？再见。”

  说完这些，他转过身去，大踏步地走了。十点钟的时候，最后一辆卡车开出了老厂。车辆抵达新厂后，大家都干活儿到深夜，确保所有的设备都搬下车来，安全地放进了屋里。竟然在一天的时间内，他们把所有的东西都搬走了——那台机器和金属冲压机，电灯泡和一百元一扇的门扉，胸罩衬骨和一百多万只胸罩调节环。差不多是他们刚一搬完，天空犹如撕开一道口子，没完没了地下起了倾盆大雨。

第四章

  2007年夏天，我的中国驾照过期了。那时，我已经回到美国，重新适应了新的道路行驶规程。在车流中，我学会了不开快车，也不从右边的路肩上超车。我的手指不再摁住喇叭按钮不放。走到十字路口，遇到绿灯变亮时，我得压制住在中国开车时迎着来车立即左转的冲动。我不再担心遇到三轮拖拉机、长途大客车，或是黑色奥迪A6轿车。我把车开到修理厂的时候，修车师傅没有抽烟。有一次，在丹佛市，一位女士开的车刮蹭了我的后保险杠，我们给对方的是电话号码，而不是现金。科罗拉多警察把我的车拦过两次，每次都是警告一番就让我走了。他们叫我稍微开慢一点，并祝我度过愉快的一天。

  那年年底，我回了一趟中国。一个朋友告诉我，驾照有效期过后还有宽限期，于是我去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填了一大堆表格。整个过程极其简单，他们便给我颁发了新证，2013年前有效。我坐飞机到了温州，租了一辆大众桑塔纳，转动了点火钥匙：红灯。那时，我早已熟知昌盛汽车租赁公司周围八公里范围内所有的加油站，于是，我把车开到了最近的一家中国石化加油站。正在加油的时候，两个警察推着一辆警车进入了加油站。警车的发动机没有动静，两个警察挂着空挡把车推了进来。我问他们，是不是车子坏了。

  “不，车子没事儿，”其中一个警察乐呵呵地说，“车子没油了！”

  故地重返的感觉真好。沿着金丽温高速公路，我往北开去，在那一个个生产单一产品的小镇之间穿行着：下斜村的攀爬架、桥头镇的钮扣，等等。在丽水市，我停留了几天，开着车在经济开发区内转悠。政府最近在当地开展了一个东扩项目，将使工业区的面积扩大四倍。他们计划引进高技术产业，项目总投资约为七十多亿元，其中大部分靠贷款解决。给我提供这个数据的，是曾经当过坦克手的经济开发区主任王丽炯。王主任告诉我，为了完成东扩项目，他们又需要削平四百座大大小小的山头。

  我还记得在2005年观摩过的那一次爆破过程，也就是他们在胸罩调节环制造厂附近进行的那次爆破工作。我开着车回到了那个位置，那些人早已不见了，那座山头更是踪迹全无。原来是山头的地方，现在耸立着四家新的工厂。一家生产建筑材料，另外一家向杜邦公司出售化工产品，第三家生产仿皮厂所需要的聚亚胺酯。第四家工厂写着大大的英文标识：浙江人力环保有限公司。公司厂房是一长溜低矮的建筑物，几只大烟囱正吐着滚滚白烟。没隔多远，几百只锈迹斑斑的金属桶子一字排开，上面盖着简易雨棚。一面墙上，写着一条标语：

  保护环境，人人有责

  我踱进了厂区，没有人介意我的唐突造访。一个工人把我领到了办公室，一个身着黑西装的人递给我一张名片：叶春生（音译），人力公司副总经理。他给我介绍道，人力是一家个体企业，专门处理仿皮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有毒溶剂二甲基甲酰胺。丽水市大大小小的仿皮厂每经过一轮生产周期，二甲基甲酰胺就成了废品。然后，他们就把这些废品用车拉到人力公司来。外边那些锈迹斑斑的金属桶装的就是那玩意，正在等着处理呢。

  “这些设备一天二十四小时都运行着，”叶先生说，“国内只有我们一家公司搞这个业务。我们在温州和这儿各有一套设备。”

  我向他打听那些滚滚白烟的事，叶先生向我一个劲地保证，那都是些清洁烟雾。“全都经过了政府的批准，”他说。他递给我一支香烟，跟我握了握手，欢迎我下次再来。往外走的时候，我数了数，一共有六百四十桶二甲基甲酰胺。在我看来，只有在中国，你才会有两年前看到的是一座山，两年后就变成所谓“人力环保有限公司”的经历。

  胸罩调节环制造厂搬迁过去后，一开始生意很不错。他们的新厂址位于瓯海市，也就是温州南边的那座滩涂城市。之前已经宣布过，该市的部分区域将搬迁掉所有的工业企业，腾出土地建设绿化带。在中国的城市，这样的项目通常是环保意识觉醒的前期信号。不过，要走的路还很长。在瓯海，当建设绿化带的计划公布之后，人们立刻做出了反应，把一大批纯属污染大户的低端企业搬了进去。他们以为，这个即将寿终正寝的地区在监管方面一时会比较松懈。再说，租金也很便宜。这是吸引王老板和高老板的主要原因——在租金上，他们省了不少的钱。最终，他们还要搬一次厂。可是，暂时还没有理由去担心这些问题。

  搬迁后没几个月，附近的一个老板悄悄地接近了罗师傅。这位邻居已经注意到，胸罩调节环的销路很好，他也想加入这个行当。于是，他向罗师傅提出，罗师傅可以在他打算成立的新公司中占有股份。但是，罗师傅回绝了——他觉得温州人不太值得信任。“我就是在给这些家伙打工的过程中学到的，”他说，“只要是温州老板许诺的，你就知道，他肯定不会遵守。”

  不过，这位邻居老板给清水机械制造公司下了订单。没过多久，那台机器在温州地区就有了老二，源源不断地生产出胸罩调节环。在跟罗师傅的一次闲聊中，他告诉我，如果外人要投资做这个行当，只要他罗师傅出面，所需资金不到三十万便可解决问题。他知道怎样购买那样的机器和装配线，他找得到厂址。工人的工资也很便宜。罗师傅还提到，他已经有一些存款，可以拿出来凑齐开业所需的三十万。最后，我终于明白了他的意思。我向他表示了感谢，同时向他解释，我不是做生意的料，尤其不适合在中国做生意。不过，如果我今后放弃写作，决定改行做胸罩辅料的话，我想不出除了他还可以跟谁合伙。

  几个月后，罗师傅离开了胸罩调节环制造厂。他们一直没有按照承诺的标准给他工资，欠的工钱将近一万元，这笔钱在中国也算是相当多了——他最终决定要尽量减少自己的损失。他又回到了南方，找到了一个想加入胸罩调节环这个行业的老板。罗师傅帮着这位老板组装了两台机器，销售量很快便蒸蒸日上。可就在这时，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到来了。2008年下半年，全中国所有的工业城镇都感受了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影响。“每一天，你都会听到两三家公司破产倒闭的消息，”罗师傅对我说。他所在的那家工厂解雇了不少工人，类似做法在那段时间司空见惯，成了家常便饭。在温州，高老板和王老板把自己的工人数量削减了一半。最终，工厂总算挺了过来，但那一年真是过得十分艰难。

  这个地区的其他公司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在丽水市，房产价格骤然跌落。银泰房地产公司——也就是修建了我去看过的江滨住宅小区的那家公司——突然陷入了困境。他们的融资很大一部分来自私人，但是，到了2008年夏天的时候，银泰公司连为这些融资支付利息都很困难，恐慌情绪很快就在私人投资者中间扩散开来。大家都想把钱要回来，而公司又拿不出钱来。一个农民被逼得神经错乱，服药自杀了。政府介入进行调查，揭开了大家熟知多年的事情——银泰公司一直在非法筹集资金。共有一万五千多人把钱借给了这家公司，加在一起，集资额超过了八个多亿。因为无法还钱，政府冻结了公司账户，没收了财产，逮捕了银泰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公司创始人连同他的几个儿子，被关进了监狱。2009年的时候，他们仍在候审阶段。季胜军，也就是我在夜总会里见过的那个副董事长——穿着普拉达，带着贴身保镖，喝着绿茶和马谛氏尊者苏格兰威士忌——可能会在大牢里呆上若干年。在调查季氏家族的过程中，政府没收了四十多辆豪华轿车，其中包括一辆法拉利。

  不过，在中国很少发生这么大动干戈的公司倒台现象，他们似乎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能够更好地抵御这场危机。他们没有遇到美国那么普遍的房产抵押问题，因为信用消费对中国人来说很难获取。即便是银泰这样极其糟糕的局面也无损于它的体系，因为这种借款属于私人行为，得不到国家的支持。银行没有损失什么，投资失利的只是些普通百姓。在中国，整个国家的崛起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外来务工人员和中小创业者的积极性，而这些私人投资者正好充当了抵御金融危机的缓冲器。他们在心理上已经做好了应对经济衰退压力的准备：大家见惯了动荡和艰难时世，心里都很清楚，机遇总会有来有往。2008年，当各个工厂进行裁员的时候，他们纷纷回到了自己的老家，等着情况的好转。中国人已经在改革开放时期学到了很多新的技能，他们变得反应敏捷、足智多谋、善于思考。不过，他们也会耐心等待——这是他们所具有的一种古老的品德，跟这个国家一样历史悠久。

  中央政府为了应对这场金融危机，又开始了大规模的道路建设工程。2008年，他们宣布了一项为期两年的刺激计划，所需资金为四万多亿，其中半数的资金将用来修建公路、铁路和机场。有评论家发问，既然有这么多资源，为什么不投向教育？那也许是一次良机，最终可以确立起更好的教育制度，培养人们更好地从事创新劳动。然而，政府宁愿采用这种屡试不爽的解决方法：把钱用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大家自己挣钱自己花。他们尤其把目光对准了农村地区，希望把几亿中国农民变成一个巨大的消费群体。国务院通过一项决议，该决议如果得以实施，将会允许农民们拿自己的土地使用权进行出租或交易——不是出售。有些农村已经在开始实验，用它来获取小额抵押贷款。国家政府还启动了一项新的项目，叫作“家用电器下乡”活动。政府给购买电冰箱、电视机、移动电话，以及其他商品的农村居民提供补贴。这既是农民们的实惠，也是工业城镇的福音——这可以大大地减少他们的库存积压。

  在丽水市，这些战略似乎奏效了，至少开始初步奏效了。2009年年中的时候，王丽炯主任告诉我，他们那个城市当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有望增加百分之十。全国范围内都是这样的情形——中国的出口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但全国的经济增速依然保持在百分之八左右。中国拿海外消费者换得了国内消费者，光是这个国家的规模就能够使这种交换变成现实。就是汽车市场也表现不俗，尤其在政府降低新车购置税之后更是如此。2009年第一季度，历史上头一次出现了中国消费者购买的汽车总数超过美国人的局面。

  在金融危机当头的时候，罗守云终于完成了从大师傅到老板的转变。二十多年来，也就是改革开放以来，他一直在为别人打工。从一字不识的装配工开始干起，在全国上下辗转奔波于城市和工厂之间，他终于成长为一个技艺娴熟的技术人员。他跟靠不住的老板打过交道，自己也违反过合同。他做过那么多胸罩调节环，晚上做梦都想着它们。然而在2009年，他把这一切都抛在了脑后。他开设了自己的公司，合伙人是他的侄儿，他们把公司开在了南方的佛山市。他们干的是废物循环利用——从国外买来垃圾，变成原材料，然后卖给中国的工厂。公司专做高档塑胶，罗师傅凭着他的技术，装配好了机器设备。年中的时候，他们已经请了十多个员工，罗师傅赚的钱高过他做胸罩调节环的那些日子。他的妻子跟他一起工作，儿子继续留在贵州，由亲戚照看着，正在上幼儿园。

  当我叫他的新头衔“罗老板”的时候，他笑了笑。“我是从你们国家买的垃圾哦，”他说。他们定期收到来自美国、欧洲、澳大利亚的货物，很多货物运到的时候外形还很好。他认得出哪是电冰箱，哪是电视机，甚至哪是汽车零部件。他们把这些原材料拆散开来，把其中的塑胶进行加工，然后卖给中国的制造类公司。“有些人用这个东西来制造玩具，”罗老板说，“不过，我们有些客户也用来做电冰箱和电视机——就是我们从老外手里买回来的那些东西。基本上是同样的玩意儿。”

  在浙江，胸罩调节环制造厂搬到温州之后没有多久，陶氏姐妹和任静都离开了这家工厂。看来，那也是老陶早就安排好的计划的一个方面：在假期到来之前，他为拿到更多的薪水进行了艰难的协商。随即，一旦奖金和红包到手，他就把几个女孩儿撤了回来。她们几个都回到了丽水，一起在一家生产烟灰缸的工厂里找了份工作。玉凤满十六岁之后，就好在大公司找工作了，她们于是又跳槽到了华都仿皮厂，具体工作是质量控制。她们监测着成品，找出有瑕疵的产品。经过她们的批准之后，一卷一卷的仿皮被送到了世界各地。

  我最后一次去丽水考察的时候，到陶家那个单间的棚屋停留了一会儿。玉凤刚刚下了班，一提起她的工作，她就兴奋地叽叽喳喳说个没完。“他们要给加班工资哦！”她说，“我每个月发九百元，如果把加班工资算进去，一般会有一千五。”这样的工资算是很高了，是入门级流水线工人工资的一倍还多。玉凤很骄傲地告诉我，他们工厂生产的皮革质量不是一般的好：有的用来做摩托车坐垫，有的用来做汽车内饰。“我喜欢我们的老板，”她说，“如果我们做累了，睡着了，他也不会发火。如果我们一天工作的时间长了，他会给我们买水果、零食之类的。真好玩。”

  她打算在仿皮厂再干上一年左右，然后用家里的积蓄做点生意，也许跟她爸爸一起做吧。他们想开一家正儿八经的商店——有屋顶有门窗的那种，而不是沿街摆放的小摊儿。“在皮革厂你不能做得太久，”她说，“那儿有毒，对人有害。我们做质量控制的还好点，但也是对身体不好。你在那里呆上一两年，就要离开才行。如果不是因为有毒，在那个地方上班倒是很不错的。”

  玉凤就要满十七岁了。我第一次遇到她差不多是在两年前，她当时拿着姐姐的身份证第一次出来找工作。那个时候，她的个子有些矮胖，身材像个男孩子。她抓着胸罩调节环的架势，如同在把玩着赌博用的筹码。她说自己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以此向老板推荐自己。然而，在二十个月的时间里，她慢慢地走进了自己编造的那个故事。她儿时的肥胖不见了，转眼之间就变成了美女——高高的颧骨，精致的下巴，精心打理的发型。她修了指甲，这在打工妹中间是很罕见的。小村子已是两年前的事情，更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事情，她没再谈起她的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也没有说起过原来的同班同学。她想要说的就是明天——新的工作、新的计划、新的生活，以及随着时光匆匆流过，其他有望实现的所有事情。

  一天下午，我开着车去了胸罩调节环制造厂原来的厂址。遂松路上，那栋三层楼高的建筑物依然空荡荡的，尽管格雷公司以后可能会扩展到这些空间来。格雷公司开足了马力，生产铜线缆和简·爱牌电灯开关。一个保安告诉我，他们的业务真的很好。我问他，可不可以到原来的厂里面去看一看。他说，没有问题。我从石狮子边上走了过去，经过了折叠式安全门，从美国国旗边上走了过去。老板的鎏金书法依然在墙壁上熠熠生辉：

  未来震撼眼前

  进了厂房，我发现的第一样东西是那些胸罩调节环。自从搬迁之后，没有人愿意费心去打扫这个地方。到处都是调节环：黑的、红的，弯折的、破损的。在玉凤原来上班的那个房间，一大堆衬骨像吸管一样缠绕在一起。地上有空的双鹿啤酒瓶、皱巴巴的三五牌空烟盒、用过的包装胶带卷，等等。一只破花瓶里栽着的植物已经枯萎。一颗卒子象棋，一支筷子。一张标着11月22日的挂历纸。一个空的纸尿布袋子，一只童鞋。一楼，在老田曾经睡觉的地方，墙壁上写着一串彩票号码：

  95 1.3.17.20.21.24＋16

  97 1.5.9.13.15.33＋14

  97 11.14.15.20.26.27＋12

  98 6.7.10.11.15.23＋16

  99 7.12.18.23.24.27＋5

  只要有工人生活过的地方，到处都写着东西。用来写字的有铅笔、钢笔，还有油漆。他们那些励志口号在污渍斑斑的墙壁上纵横交错。我循着原来的宿舍区走着，一路经过的尽是格言警句：

  马到成功

  快乐度过每一天！

  新的一天从现在开始！

  面对未来

  人生何处不成名，

  学不成名誓不还。

  一阵凉风吹拂着窗户。繁忙的秋季已经到来，经济开发区里的工厂大多在起劲地生产着。在外面，我能够听到那些机器有节奏的声音——割玻璃的嘎嘎声、做塑料模具的隆隆声、收卷铜线的嗖嗖声。但是，没有一丝人声。整整半个小时，我一个人站在那里，读着空荡荡的厂房墙壁上写的那些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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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正确的标示应该是“Main Lane”和“Overtaking Lane”。——译者

  [2] 赛欧的英文名是“Sail”，意为“风帆”。——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