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章 第二次工业革命：全球性影响
当代社会出现了许多重大事件，是全世界所有种族人民都要面对的。1985年，全世界各国争先恐后地维护国家安全,，约有10 000亿美元的资金用于军备。然而，资金投入越多，感觉却越不安全。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武器储备，可是美国人和苏联人一点都不觉得安全，他们同小国家的人民一样惶恐不安，比如瑞士或斯里兰卡。另外，第三世界国家尚不发达，它们的两大灾难是失业和贫穷。然而如今，不仅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人们面临穷困，西欧和北美成千上万的民众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全球的生态环境逐渐恶化，通常由于第三世界国家只顾眼前利益。这些国家推行政策，准许百姓大面积砍伐国内的热带森林，造成了严重的沙漠化，耕地逐渐被沙漠占据。然而，发达国家也存在类似问题：美国中西部的地表土壤继续遭受侵蚀，仿佛进入了沙尘暴时代；加利福尼亚的中央盆地原本极为肥沃，如今盆地的一部分正逐渐演变成含盐的沙漠。另外，在美国东北部、加拿大东部和欧洲北部，酸雨逐渐使广袤的森林变成深褐色，美丽的湖泊变成死气沉沉的深蓝色，还有伦敦、巴黎和科隆的那些著名建筑和纪念碑，都遭到环境污染的侵蚀。
那么，是什么原因给全球各地带来了苦难和悲剧？事实上，原因有很多，各种力量都在起作用，但最根本的原因大概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萌发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对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如今第二次工业革命引发的影响却更加深刻，更加迅速，遍及各个方面。在这一章中，我们将探讨这场大工业革命的起源和特征，然后再考察它对全世界各国以及人们生活的各方面影响。
一、第二次工业革命：起源和特征
第二次世界大战推动了多项高端技术的成果突破，这些重大技术带来的意义和影响如此深远广阔，以至于可以将它们归属为第二次工业革命。
核能 第一次工业革命发明了蒸汽机、发电机和汽油发动机之类的新机器，人们因此获得了许多新能源。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新墨西哥沙漠里引发的一场巨声爆炸，标志着人类从此掌握了核能源。
此后原子弹在日本广岛和长崎发射爆炸，核能最初被使用在军事方面。今天，核能被广泛用于许多其他领域，如核动力船只、生物学、医学诊断与治疗，以及建立核动力工厂。
机器取代劳动力 第一次工业革命发明制造了大机器，能够大大节约劳动力，然而第二次工业革命正在发明制造一些机器，试图完全取代劳动力。这些新机器的最初样式可以追溯到二战期间，英国使用了一些高射炮台，炮台的装置里充满了计算机，包括电子存储器、指令机器，还有对储存资料进行分析的程序等。由于微型半导体的出现，即计算机芯片，计算机的体积变得越来越小，运算操作也越来越快。如今计算机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和商业的重要支柱，广泛用于发电站、办公楼、超市收银台、纺织机器、电话交换机和工厂生产线。计算机成为机器的“大脑”，如今这些机器能承担焊接、油漆、搬运等工作，未来将会出现机器人，帮助人们做各种家务。
航天科技 二战时德国人用V-2火箭轰炸伦敦。几年之后，这些原本用于战争的武器却引领人类进入了航天时代。1957年10月4日，苏联人发射人造卫星1号，顺利进入环绕地球的轨道。这是人类有史以来首次冲破地球引力，可以逍遥自如地探索奇妙的宇宙空间。
当时没有人能准确预测这将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宇宙空间计划为制造商提供了许多有利的机遇，如调控失重，适应无边无际的真空状态，以及应对超高温和超低温。从而也就出现了许多新型产业，人们为了生产各类疾病疫苗和纯组织培养液，计划建造全自动化太空制药厂；为了生产电路中精细无瑕的晶体，计划建造全自动化太空晶体工厂，人们还计划建造巨大的太阳能收集器，通过微波形式把太空能量传送到地球。当时思想超前的美国物理学家杰拉德·K·奧尼尔和苏联天体物理学家I·S·什克洛夫斯基等人，他们预测人类将在宇宙建造巨大的空间平台或空间岛屿，最终大部分人都会在宇宙空间生活，数量也许比在地球上生活的人更多。
基因工程 1953年，科学家发现了人体中的DNA（脱氧核糖核酸)，这是一种奇妙的化学结构，它携带所有生物的遗传密码物质。从此人类学会了解DNA基因信息，科学家们因此研究并尝试基因切断和基因拼接，将动物或人类的基因放入细菌体内进行繁殖，甚至能在试管中合成全新的人造基因，通过基因组合编写全新的基因信息。因此如今的科学家已经能读懂并修改基因密码，同时还可以创造出新的基因密码。其实，从大约10 000年前开始，人类不断地驯化动物，栽培植物，始终对基因的发展施加外力影响，只是如今这种影响已经变得非常直接、明显、迅速。如今的科学家不是等待动植物进化许多代之后再进行物种选择，而是在每一个单独的基因中进行挑选，并加以处理。这种基因工程的发展为新型农业革命提供了各种可能。另外，在医学领域，基因工程已经创造出激素和新疫苗，包括胰岛素、生长激素，还有防止牛感染严重口蹄疫的疫苗。
信息革命 这场信息革命包括两个方面：信息积累和信息传播。今天，知识以爆炸性的速度积累，这种速度是绝对空前的。世界各地每天公布的科学信息量能写满7 套24卷的《不列颠百科全书》。同样得到卓越发展的是计算机储存检索信息的速度，另外还有通过卫星传递信息的速度，以光速的方式将信息传向全世界。全球所有国家的人们都能从报纸、杂志、广播、电视机或电脑中获得这些信息。
新农业革命 农业革命伴随第一次工业革命发展起来，以圏地、种子改良、科学饲养，还有新农业机械等为特征。一场新农业革命也伴随第二次工业革命而兴起，这也是一场绿色革命，由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市场需求引发而起。战争期间，对各类农产品的需求猛增，农产品的价格急剧上涨，主要粮食作物的各种杂交品类相继而生，灌溉、肥料和农药的广泛运用，也最大限度地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这就意味着农业革命的爆发。20世纪90年代，基因工程在农业方面发展迅速，继前一次“绿色革命”之后，再一次出现了更大规模的“绿色革命”。在这次革命中，科学家们把来自不同生物的基因片段进行混合和配对。基因技术被运用在医学领域，已经合成了人工胰岛素和干扰素等对人体有用的物质。基因工程如今被广泛应用在农业方面，可以制造出具有顽强生命力的植物，能在含盐土壤或干燥土壤中茁壮生长。这类植物也能自动产生氨肥，而且不容易感染病毒、细菌、真菌和蠕虫，不会引发各种疾病，作物产量也更高，还具有更高的营养含量。因为农业革命的爆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第三世界国家的粮食产量远远超过人口增长速度。
第一次工业革命对发源地欧洲大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影响也非常巨大。如今，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状况也是如此，但是这场革命的强度和力度比前一次更为巨大迅猛，因而对世界各国的影响相对而言也就更加广泛全面，其弊端也更具有破坏性。
二、对第一世界国家的影响
战争后的繁荣与衰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5年是资本主义的兴盛时代。世界工业与世界贸易的年增长率分别以从未有过的5.6%、7.3%的速度迅速增长。如此长时间的兴盛是由众多因素引起的，其中有需要补偿战争时期的损失、在战争期间被忽略和压制的商品和劳务的强烈需要、军事技术如电子学及喷气式飞机运输普及到民间、朝鲜及越南两次战争期间以及冷战时期内的巨大军事需求。
在这段繁荣时期，全球经济扩张中的急先锋是部分跨国公司。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了某些革新，如集装箱运输、卫星通讯及电脑现金管理系统，跨国公司凭借革新首次获得了全球经营所需的技术。这一时期的中等跨国公司凭借这些革新有可能在11个不同的国家生产22种产品。现在跨国公司不仅仅向第三世界的国家输出制成品，还在第三世界国家建立工厂。在第三世界国家，每位工人每天的工资与所属跨国公司本国工人的每小时的工资相差较多，有的时候甚至更低。所以在这25年的兴盛时期，跨国公司每年的增长速度是10%，非跨国公司的增长速度仅达4%。
工人阶级凭借全球化的兴盛而受益，至少在工业化的国家如此。工资的大幅度提升，让他们有足够的资金去进行周末短途旅行、每年例常的假期旅游及分期购买个人住房、汽车以及其他耐用消费品。这种现象让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是他们制定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导致了必要的购买力，避免了过去常常发生的繁荣—衰退的经济循环。但是事实却证明，他们的乐观与1929年经济大衰退前经济学家的乐观相同，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20世纪70年期中期，市场繁盛逐渐被滞涨所取代，滞涨是一种让人们束手无策的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结合的产物。不断扩张的生产力在战争损失得到弥补、战争期间难以满足的消费需求得到满足的基础上，出现了生产过剩，从而达到了它的极限。第三世界国家的大部分人都没有从全球经济兴盛中获益，起码他们没有作为消费者受益。并且，跨国公司建立的海外工厂所支付的低水平工资也对当地购买力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因此过度生产导致出现了剩余物资。世界银行的统计资料显示，工业国家1950年的人均收入是经济不发达国家的10倍，到了1965年，这一比例变成了15:1。二战之后的繁荣有一个基本的结构性弱点，就是二战后的繁荣依靠的是一体化的全球生产，但是缺乏全球消费来支撑。并且这个不平衡还因为第三世界国家下降的原材料价格与它们本身所负担的沉重外债的不成比例而加重。1986年，第三世界国家的外债接近10 000亿美元，为了支付债务利息，出口收入的四分之一到一半都被用于付债。为了支付债务利息，第三世界各个国家的政府都降低了它们的社会支出和进口。但是，工业国家出口的产品三分之一的目的地都是第三世界，因此第三世界进口额的降低让第一世界国家的失业人数不断增加。经合组织15个成员国1973年的失业率平均在3.4%，1979年失业率达到了5%，1983年达到8.3%，1995年达到了11.3%。失业率的提高又引发了各个国家对保护性关税的需求，这种对保护性关税的需求让人们很容易想起了20世纪20年代导致大萧条的贸易保护主义。
这些经济问题打消了二战后的自信心和愉快。现在那些原本以为他们赶走了经济“繁荣—衰败”循环的经济学家开始变得困惑不安。在1983年6月国际高级研究协会联合会召开的一次会议期间，15个不同国家的学者一致同意，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大体上都让人满意。“我们生活的星球是一个正常秩序被打乱的星球，它以一些与当代现实脱节的经济概念为基础……我们不同意那些基本信条，要试着去修正或调整。”在1996年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的报告中提到，全世界30%的劳动力失去工作或无法就业，这也充分证明修正或调整这些信条亟待进行。
社会影响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学家因一些经济上的挫折感到困惑。对于习惯富裕生活的人们来说，这种经济上的挫折对他们具有破坏性。20世纪70年代，为了抵消不断增长的贸易逆差，美国联邦政府鼓励农民增加农产品的出口。农民积极响应政府号召，美国从1971年80亿美元的农业出口额迅速增加到1981年的438亿美元。但是在苏联入侵阿富汗后，华盛顿禁止对苏联出口农产品，由于美元定价过高，相当于1984年向美国出口商品征收32%的附加税，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由于财政受到束缚，政府纷纷减少进口导致美国国外市场突然缩小，美国农业出口物的物价水平在1981年至1983年间下降了21%，出口量下降了20%。
美国农民发现此时自己处于经济紧张的状态下，尤其是为了响应政府提出的生产更多产品的号召，许多农民以高利率大量借款以便买更多的土地和设备。破产的农民无家可归，20世纪30年代，家庭农场的数目达到顶峰，有680万，1980年下降到280万，1994年又下降到190万。美国人口调查局发现，农场家庭的收入在1985年仅为非农场家庭收入的四分之三，经营农场的人贫困率达到24%，不经营农场的居民的贫困率为15%。这些导致了负面情绪与社会叛乱的产生，并在自杀率上反映出来：1984年，衣阿华州农业县的自杀率高出全国平均水平一倍。
由于失业率保持在较高水准，都市社区的混乱也同样明显。与大萧条时期的失业率相比，虽然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失业率较低，但是许多城市的工人仍然认为自己现在更加贫穷。在20世纪30年代，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失业是具有周期性的，认为它一定会随着经济由不景气到兴盛的过渡而结束。但是如今人们因为以下几点原因不再有这种推测。理由一，随着工厂从劳务费用昂贵的国家搬到劳务费用低廉的国家，西方工人不再奢望能得到和以前一样的高工资。理由二，工厂里的“蓝领工人”和办公室里的“白领工人”被普及的自动装置和机器人所取代。1970年1月，西方世界的失业人数有1 000万，1983年1月上升到3 100万。事实上，虽然工厂提供的工作机会在减少，但是如银行收银员、快餐服务员、旅馆接待人员、娱乐与健康方面的服务人员的服务性行业正在迅速增加，但是服务性行业的工资水平远低于制造业的工资水平。
人道主义的含义在1985年的一份统计资料报告中已经被阐述得很清楚。这份报告是一个特别工作组提交的，这个工作组由22名成员组成，以调查美国饥饿问题为内容，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J·拉里·布朗担任负责人。在寻找“饥饿面孔”的过程中，特别工作组除了采访忍受饥饿的人外，还采访了州长、市长、教师和社会工作者。这些调查者推断，约有2 000万的美国人正在忍受饥饿，具体来说，就是他们没有钱购买新的食物并且家中的食物被定期消耗殆尽。这些医生说：“饥饿在美国是一场影响健康的全国性的流行疾病。我们断定，美国的未来10年到15年，饥饿问题比以往更加普遍、严重……我们确信，饥饿和营养不良在如今的全国各地都是严重的问题。事实上，我们无论去哪座城市、哪个州，都会发现饥饿是普遍存在的。”
福特汉姆大学的社会学家在1993年10月发布了一份年度社会健康报告，反映了美国的饥饿问题。这份报告以美国人口调查局提供的社会问题报告为依托，评估了社会福利问题。人口调查局的报告中称美国目前面临着包括失业、青少年自杀、辍学率居高不下、住房负担沉重等16个最主要的社会问题。报告中显示，1973年的指标值为77.5，表示社会问题状况良好，但是调查本年度的指标值下降到38.8，如此大的降幅让调查者感到非常惊讶。
三、对社会主义世界的影响
第二次工业革命在对资本主义世界产生影响的同时也对社会主义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深远的影响导致了社会主义世界的解体。斯大林制订的“五年计划”加速了苏联经济的发展，1932年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二大工业国家。接下来，由于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受了巨大的人力、物力的损失，导致遭遇了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但是由于苏联经济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期间受益极剧上升，经济复苏十分迅速。赫鲁晓夫凭借这次经济腾飞在1960年夸下海口，称1980年苏联的工业产量将超过美国。但是事实证明并非如此，20世纪70年代苏联的发展速度缓慢下来，不仅没有赶上和超过美国，反而进一步落后于美国。
致使苏联经济发展速度减缓的一个原因是供应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数量不断减少，这种情况与斯大林时期的情况截然相反：斯大林时期供应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数量是充足的。苏联经济发展速度减缓的另一个原因是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导致经济内容逐渐复杂，进而导致中央原本计划好的做法实施起来举步维艰并且收效甚微。也许苏联经济发展速度减缓的最主要原因还是政治方面的原因——苏联的工人、技术人员和科学家想要争取决策权，而不仅仅是对于上级唯命是从。当年与斯大林打交道的主要是从未受过教育的乡村农民，但是如今苏联的建设力量中包括很多高学历的工程师、管理者和专家。如果想参加进行中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就要运用高学历人群的创造力。但是事情没有按照设想进行，导致了正如具有极强判断预言性的苏联著名物理学家、坚持不同政见的安德烈·萨哈罗夫所说的灾难性的结果。萨哈罗夫和身兼物理学家、历史学家双重身份的同伴在1970年3月提出了一份《苏联科学家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党政领袖的倡议书》。在这份倡议书中，对苏联存在的各种弊病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并值得在此引用：
为什么苏联不仅没能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先锋，而且正如大家所知晓的，甚至远落后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呢？资本主义制度为它的生产力提供了发展机会，难道社会主义没有为它的生产力提供同样的机会？难道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战役中资本主义将要获得胜利？
当然并非如此。社会主义制度不是让我们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而是我们在生活中与社会主义相悖、不相符的做法。这一根源在于民主的旧习，在于建立于斯大林时期并沿用至今的公共行为准则……
在社会政治领域中，有很多阻碍我们经济发展的障碍，凡是不能清除这些障碍的措施注定都是无效的……
在外国朋友眼中，有时候我们会听到他们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联盟比作一辆大型卡车，驾驶员在用一只脚用力踩下油门的同时在用另外一只脚踩刹车。更明智地利用刹车的时候到了！
如果不采取一种倾向民主化的做法，我们的国家还有什么期望呢？它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逐步回落到一个二流地区大国的位置。
勃列日涅夫的统治时期是从1964年到1982年。在此期间，萨哈罗夫提出的“更明智地利用刹车”的建议一直被不予理睬。相反的是，人们仍在狂踩刹车。苏联官员对陆续有人提出的分解苏联经济——给地方政府及行政部门一些主动权的建议予以回绝。甚至还把有同样呼声的人们作为潜在反动因素关押起来，严格控制探望他们的人，并做记录。
猛踩刹车所造成的影响正如萨哈罗夫预言的那样。事实证明，管理死板和因循守旧与第二次工业革命是格格不入的。当下全球经济的特点是：迅速的技术变革、日趋变化的消费喜好和世界一体化中的激烈竞争。这一切所需要的品质是苏联冗杂的党和国家机关所缺乏的灵活、高效、强适应性。因此1950年至1970年到1971年至1975年，苏联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从5%至6%下降到3.7%，1976年至1980年间又下降到2.7%。结果苏联不仅没像赫鲁晓夫预言的那样超越美国，反而被日本超越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强国。
伴随着勃列日涅夫和在位短暂的继承者（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去世，苏联领导人中已经没有了创建国家的元老。1985年，年轻一代的掌门人戈尔巴乔夫执掌了政权。年轻一代已经意识到，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只要一只脚踩刹车，一只脚踩油门，苏联这辆“卡车”就会被甩在时代的末端。在1986年2月25日召开的苏联第二十七次共产党代表大会上，戈尔巴乔夫直言不讳地评判了勃列日涅夫党政时期的种种弊端，他的言辞不禁让人想起萨哈罗夫在1970年的警醒之语，并证明了萨哈罗夫当初的警醒之语是正确的：
我们国家的政府好像一潭死水、停滞不前，我们工作的效率在减退，官僚主义逐步上升——这些造成了巨大的损失……20世纪70年代，经济上的困境伴随着增长率的剧降出现……科学和教育、健康保护、文化和日常服务性事业的物质基础逐渐落后……当时的一种普遍想法让人感到遗憾，认为经济结构中的每一项改革都是与社会主义原则相违背的……对于我们不利的局面我们要进行转变，但是能在不改变任何事物的前提下就改变这种不利的局面？
戈尔巴乔夫掌握政权后，立即以彼得大帝式的手段大张旗鼓地修改前任遗留的政策。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6月召开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上直言不讳地说，他下定决心与过去一刀两断：“社会正在发生急速变化……我们面临着各种前所未有并且复杂的问题……我们难以保证不出现过错，但是我相信，最大的过错就是害怕犯过错。”
戈尔巴乔夫所说的“害怕犯过错”与美国罗斯福总统的那句“除了害怕之外没有什么让人觉得害怕的”非常相似。事实也是如此，戈尔巴乔夫在20世纪80年代的重组与罗斯福在20世纪30年代的新政有异曲同工之妙。两种政策都是在面对经济重创时，对胡佛时期的大萧条和勃列日涅夫的止步不前的反映。这两项变革都是各自民族具有领导能力的人从上层阶级开始逐步向下进行的。罗斯福和戈尔巴乔夫并不是旨在推翻原有的社会制度，而是想通过改革来保留和激活原本的制度。虽然改革不是为了推翻制度本身，但是由于保守派害怕改革会触动原本的制度，激进派会觉得看似换汤不换药的外部举动没有触动本质，因此本国的保守派和激进派都反对两个领导人的主张。所以，在右派眼里，罗斯福被批判为本阶级的背叛者，左派激进主义者的代表是路易斯安那州的州长休伊·朗，休伊·朗主张“分享我们的财富”。
罗斯福和他主张的新政最终被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挽救。二战期间开设了工厂，工厂的建立提供了工作机会，终止了大萧条的噩梦。但是戈尔巴乔夫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因为没有第三次世界大战来解救他走出困境，当然，这对于世界来说是一件幸运的事情。所以，戈尔巴乔夫别无选择，他不得不面对更加困难重重的一系列困境，并与之斗争。这些困境包括苏联16个盟国中个性独特的少数民族，他们因为遭受了与美国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同样严重的经济困难，所以他们对苏联的反感与日俱增。戈尔巴乔夫主张的重组计划燃起了人们盼望改善经济条件的热情。但是，事与愿违，此时的经济形势却一日不如一日。小企业因为产量较小不得不缩减员工薪水甚至是裁员，导致失业率骤然上升。美国和西欧国家的本地民众指责少数外来移民应该对失业和降薪负责，苏联不断上升的失业率带来的社会动乱也加剧了种族动乱和战争。
急需戈尔巴乔夫解决的问题堆积如山。1991年，叶利钦取代了戈尔巴乔夫。一个名为独立联合体的松散政治联合体取代了原本的苏联，苏联解体了。列宁格勒的民众决定更用沙皇时期的名字圣彼得堡，这证明了人们厌弃了旧的共产主义秩序。
戈尔巴乔夫想要做的事情很多，但是叶利钦的改革举措更多——解体苏联，叶利钦希望通过这些变革给独联体一个崭新的未来。叶利钦取消了农业上的国有农场和集体农场。在1993年，国有工业企业的三分之一变为私有工业企业。但是还有一个出乎人们预料的不受欢迎的变革是，很多在经济危机中失业的高学历的科学家移民。1987年，39 000人由于境外移民的限制取消而离开了苏联，1991年有60万人移民，1992年有100万人移民。以前移民的人大多都是不受欢迎的少数民族，比如犹太人、伏尔加河边的日耳曼人和亚美尼亚人。有人担忧由于现在众多的顶尖科学家移民国外，导致没有能力培养下一代科学家。
还有同样值得很多俄罗斯人警惕的，那就是意识形态的虚无。以前，正统的斯大林意识形态能够回答一切问题。他们从小被灌输的思想是，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政府必须掌握所有生产手段的权利，经济计划的制订和监督运行必须由中央计划委员会决定。最开始，人们对这种方式很满意。但是直到1990年，正如萨哈罗夫在70年代预言的那样，苏联似乎真的要沦落为 “二流地区国家”，人们不得不面对这个事实。俄国人此刻面临着毁灭性的经济下滑和让人尴尬的意识形态困境。
当第二次工业革命急速开展的时候，为了迎合高科技时代的到来，世界人民不得不修正社会制度。认真辨别数不清的相互争论的社会制度并且区分是否适合，这是一个艰难并且让人忐忑的任务，这让人们回到了一个古往今来都困扰人类的关键问题，技术变革和社会变革之间存在一段较长的时间来适应。我们称这个问题为：不断在依靠智慧拓展知识与利用拓展了的知识之间寻找平衡。
让人庆幸的是，任务可以完成。从这个意义层面上来讲，20世纪经历了多次粗放主义后仍然能在创造与创新中终结。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如果20世纪逃不过在不幸中结束的命运，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结果会非常残酷。独联体建立在从北爱尔兰到卢旺达、从波斯尼亚到苏联解体后的废墟之上，肆虐的野蛮开始萌芽。
四、对第三世界的影响
二战以来，政治上的获胜与经济上的挫折构成了第三世界的历史。当殖民地国家被摧毁取而代之的是独立国家时候，政治高潮达到顶峰。可是，第三世界国家的生活水平下降的同时，它们的经济也衰败到极点。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正常生活受到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影响是造成经济恶化的最主要原因。
农业生产力因绿色革命的新种子和新技术得到提升。除了中、大型农场的农场主有能力参加绿色革命外，大部分农民缺乏买杂交种子、肥料和灌溉机器的资金，他们并没有享受到绿色革命的益处，但是有能力的中、大型的农场主却通常不种植粮食作物，而是种植利润空间更大的出口作物。而且中、大型农场主可能会采用能带来更多利润的机器进行劳动，这种行为让无业的农民不得不搬到贫民区。在贫民区，他们觉得和在乡下的时候一样，是边缘人。这种现象在墨西哥尤为明显，美国冬天时期可以食用的水果和蔬菜都是墨西哥效率最高的农场生产的，但是墨西哥的玉米和豆类却是从美国进口的，并且很多农民正在去边境外别的国家寻找工作。同时，首都墨西哥城的人口数量在1980年达到1 400万，超出控制，预计未来20年还要再增长1 400万。
都市化在各大洲飞速发展。所以到了2000年第三世界有将近40个大都会的人口超过500万，甚至是更多，而第一世界同等规模的大都会只有12个。1990年全球最大的大都会，按人口排序，由多到少依次是：伦敦、纽约、巴黎、柏林、芝加哥、维也纳、东京、纽约、上海、北京、里约热内卢、孟买、加尔各答、雅加达。至今未出现伴随而来的工业化是造成这些全球城市化的重要原因，初来乍到的人不得不去做那些入不敷出的工作，至少工作可以让他们不至于挨饿，但是没有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这些人在路边叫卖杂货、擦皮鞋、跑腿、推车和蹬人力车来挣钱糊口。
五、对全球的影响
所有国家的社会分别受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特有的影响，也对这些国家的人们产生了具有相同深远的影响。纵观人类历史，技术变革一直在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从狩猎采集到农业的变化让人们从动荡的游牧生活转变到稳定的农村生活。第一次工业革命带给人们的影响也是意义深远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新技术影响将更加广泛，也更有分裂性。下面分析在全球影响中最为重要的四个方面：生态、种族关系、性别关系、战争。
生态的影响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力量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它不仅仅在人类身上留下印记，还给人类生活的地球留下了印记。对地球的影响表现在生态上。其实以前任何时候人们都在改变环境，人因为需求而掌握技术，尽管这些工具只是石器、火。但是第二次工业革命造成了技术爆炸和人口爆炸，导致对环境的影响更大。
马来西亚有一个游牧民族叫西芒族，大概有2 000人到3 000人。西芒人刀耕火种式生活所在的生态环境和现在生态环境的对比是最能体现出这种巨大影响的。他们的日常生活不因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他们在河水中洗澡、洗衣服、如厕、钓鱼，而且也饮用。同时，他们还火烧丛林用来耕地，用火来清理地上的植物，然后进行游牧生活，把动物在野外的残留物收集起来。
按照这种生活方式，西芒人日均消耗热量不足5 000千卡（1卡=4.12焦耳）（40%源自人力，60%源自木柴），相比较而言，美国人日均消耗热量25万千卡。由此可见，西芒人的生活很简单，对他们所处的河流和周围的森林几乎没有造成影响。但是机器不断扩张，人数从几千膨胀到几十亿，这种行为在全世界就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由于机器和人数的持续暴增导致生态环境恶化。农业生产力和工业效率的提高能够养活更多的人，并且医学技术的进步和公共健康的发展让死亡率大为降低，导致世界人口迅速增加。人类经过几百万年在1830年达到10亿，过了100年增长10亿，之后经过30年增长了10亿，又经过15年增长了10亿，再经过11年增长了10亿，人口增长速度越来越快。
如果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生产的机器，被地球新近增加的几十亿人使用，我们的家园必然会遭受巨大并且持续增加的压力，这种压力远远大于祖先流传下来的不利状况。即使在人口稀少、资源丰厚的美国，这种压力的痕迹也随处可见。从内布拉斯加到得克萨斯潘汉多之间，大草原带灌溉的奧格拉拉大蓄水层枯竭了；加利福尼亚的牧场和长岛的马铃薯耕地被毁坏，用来开发房地产；西北部残存的原始森林也被砍伐殆尽；全国99%的有毒垃圾没有及时处理，仍在污染水源。
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传播，生态困境并不是美国独有的，它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最快，进而成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国。这种工业化进程异常猛烈，几乎全部由其丰富的煤炭资源推动。但煤炭是最不清洁的燃料，燃烧中释放大量的碳，中国因此占据了污染物排放榜上的第二名，也许2025年它就会“荣升榜首”了。中国有超过10亿的庞大消费者，他们想要更多私家车、冰箱、家庭采暖设备等，想努力追求与世界上其他任何消费者一样的高品质生活。可是，他们需要的设备会占用和耗费更多的能源。一些环保主义者已经开始将生态问题的矛头指向这些“一无所有的人”，认为是他们越来越多的消费需求造成的。但是，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却指出，西欧人自己发动工业革命，才引发了随之而来的生态问题，他们无权指责那些“一无所有的人”，更不能认为他们会“永远一无所有”。
对种族关系的影响 有史以来，技术就决定着人口增长和人口迁移的方式，进而深刻地影响了种族关系。例如，我们最古老的祖先将自己的技术带到了非洲热带地区，如生火制衣、建房等，接着就以非洲为基地把这些技术扩展到欧洲，最终到达美洲和澳洲。无独有偶，第一次工业革命带来了农业和工业的进步，使欧洲的人口剧增，从1650年的1亿上升到1914年的4.63亿，也导致了18世纪和19世纪时大批欧洲人移居到西伯利亚和美洲这样人烟稀少的地方。如今，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而来的，是又一波移民潮。只不过这拨移民潮是从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的，跟以前是反向进行的。随着食物产量增加和健康科技的进步，如大众免疫、DDT、口腔再水化疗法等，欠发达国家的死亡率急剧下降。而欠发达国家出生率则能保持很高的水平，发达国家1950年至1970年间年均人口增长率是1.1 % ，欠发达的第三世界人口增长率是发达世界的两倍，达到了2.2 %。事已至此，第三世界的人口就主要是年轻人，这种新的模式就很难改变了。这一情况对未来意义非常。
就像上文所说的那样，第三世界人口迅速增长，而大多数国家的经济都已陷入停顿，以至于他们发现很难养活自己。因此，一旦有机会，这些迫于生计的人就会离开贫困的祖国，去发达世界寻找机会，他们会接受任何性质的工作。在二战后的全盛时期，很多工作都是开放的，因此会有大约1 500万到2 000万工人移居到西北欧——德国、英国、法国和北欧国家。其中大部分来自南欧的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希腊、南斯拉夫和土耳其，其他的则来自其他洲，主要集中在北非、巴基斯坦、印度和西印度群岛。
一开始，欧洲人还是很欢迎这些移民的，以为这些人只会在这里待几年，有了积蓄就会衣锦还乡，所以亲切地称他们为“来宾工人”，但是欧洲人并没有如愿。岁月流逝，这些“来宾工人”在这里扎了根，自然也就不愿再继续漂泊。而他们的孩子也自认为自己是德国人、法国人或瑞典人，而不承认自己是土耳其人、巴基斯坦人或西印度群岛人。随着战后经济全盛时期的结束，失业成为欧洲人面临的严重问题，那些所谓的“来宾工人”发现自己已经不再是香饽饽了。相反，他们被人仇视，甚至会受到其他失业人员的攻击。这些国家不得不采取措施，试图向那些移民提供津贴让他们回家，以此来解决严重失业的困境，但极少有人愿意接受这一政策。
渐渐地，欧洲人被迫不情愿地接受了这个事实：他们面对的不是一个暂时性的问题，不是简单的外来少数民族问题，他们将要接受一个新的多种族、多文化、多宗教的大陆。如今，这些始终保持洁身自好的欧洲人，遇到了许多并不愉快的情况。例如，他们会看到自己的城市出现新建的清真寺的尖塔，听到每天都从这里传出的大声祈祷，他们要接受电视和广播频道用外语全天候地播出，还要应付穆斯林孩子在公立学校对教唱“向上的基督士兵”的抗议。
这些类似的不和谐情景，在美国也常有发生：美国1995年的人口调查研究表示，占美国人口8.7%的2 260万人都不是在美国出生的。加利福尼亚25%的人口是在外地出生的，纽约则有16%的人出生在外地。事实上，相关专家对此做出了总结，目前美国出现了多种族混合，如果照这种速度持续下去，几代之后大部分美国人的肤色会从白色变为棕色，美国混合种族的孩子也会从1970年的50万增至1990年的200万。
这种程度的种族改变，在美国以外的其他地方也产生了同样的影响。1994年，美国的路易斯·哈里斯曾做过一份人口调查，结果显示有色人种认为他们的机会比白人少，但是尽管有色人种反对白人时态度一致，他们内部也会产生憎恨和歧视。最后的结论令人不寒而栗：“如果拥有了多样化和更多的少数民族团体，我们就必须克服更多的偏见和歧视。”
如此想来，还真有些让人不寒而栗，因为全世界大规模的移民已经造就了许多少数民族团体，也随即产生了偏见和冲突。但我们纵观老虎·伍兹的一生会发现，这样的移民结果也不一定会引起全球恐惧：作为一个高尔夫大师赛的冠军，他其实是一个混血儿，融合了泰国、美国黑人、高加索美国人和印度美国人多种血统。
对于性别关系的影响 在整个历史中，性别关系也不可免俗，技术发展对其产生了同种族关系一样深刻的影响。在食物采集时代，女人与男人享有同等的地位，因为她们为家庭提供的食物与男人们是等量的。伴随着农业革命进行的是女人们对流浪生活和村舍生活的舍弃，她们已经不能同男人一样为家庭提供同等食物了，而是将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家里，专心地抚养孩子和从事家务。不过，第一次工业革命却成为很多妇女生活的转折点，她们除了抚养孩子和做家务，还可以选择进入工厂，从事有薪工作。
而妇女们尝到的另一个甜头，则是后来建立的公共学校，她们可以在那里接受与男子相同的教育。20世纪初期的时候，妇女已经初步获得了选举权。1900年时，仅有一国的妇女获得了全国选举权，而到1950年时，已经有69个国家的妇女可以参与选举，1975年时，这项权利已经扩至129个国家。今天，妇女的选举权已经普及到全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除了一些阿拉伯国家（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同第一次工业革命一样，第二次工业革命对妇女的影响也很深刻。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避孕药应运而生，这为妇女控制生育提供了可能。从此以后，她们就不再受限于那些传统意义上的设定，也摆脱了“自然意志”所定义下的男女的社会角色。妇女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母亲这一角色，而避孕药所造成的计划性生育，也可以让妇女在生养子女以后重操旧业或者另谋新职。然而，当今世界只有50%的妇女会使用避孕药，而这50%当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不能正确使用。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可能是政府和教会的反对，可能是丈夫的阻止，他们希望借此证明自己依然具有雄性魅力，或是想有人传宗接代继承家业，因此要生个儿子。
如今，教育对妇女也敞开了大门，造就了妇女地位的第二大变化。全球女性文盲在迅速减少，已经赶上了男性文盲的降低速度。1960年时，世界上有59%的妇女摘掉了文盲的帽子，而1985年就上升到了68%。然而妇女们仍然面临着教育上的差别待遇，主要体现在教育内容和教育质量上。女孩子早期的学校教育，主要是被引导着学习厨房和起居室里的相关实用技能和知识，而很少接触外界的社会知识。女孩子主要学习艺术、文学、家政和缝纫，男孩子学习的内容却是工程、数学、物理学以及机械。
教育内容上的差别导致了男女实际收入上的差别。近年来，全球有大批妇女开始参与劳动，这就是妇女角色的一大变化。1890年时，美国只有18.9%的成年妇女参加工作，但到1940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1945年）时，这一比例就已分别上升到25.8%和35%，到1984年更是上升到了54%。
对妇女而言，参与劳动是一件获益颇丰的好事。它让妇女更加独立并开阔了眼界，也让自己有更多机会发掘自己的潜能。而越来越多的妇女参与国家经济，也相应地增加了国家的生产和财富。以美国为例，如果夫妇双方同时工作，就会有很多家庭可以享有豪宅豪车、定期休假，并且能为孩子们争取到更多的受教育机会。
但是另一方面，妇女的这一新地位也有其弊端。如果妇女离开家庭从事工作，她就要承担来自家庭和工作的双重压力。除了每天的工作，美国的妇女平均每周要花费24.2小时来处理各种家务劳动，而男人每周只需要花12.6小时。这种差别在苏联时期就更为明显：妇女们每周花25-28小时做家务,而男人却只花4-6小时。在日本，就算妻子也是职业女性，男人每天做家务的时间也不会超过半小时。
全世界的妇女不仅面临着这种经济上的从属关系，还面临着不同程度的暴力威胁。男人常常会对妻子和其他妇女施加暴力，几乎所有文化都有这一现象深刻的历史根源，所以它早就被宽容地接受了。如果有男人因维护个人的政治观点而被杀，人们通常会谴责这种杀害行为违反了人权，但是如果女人因为自己的身份或别的原因挨打甚至遇害，人们却解释说这是“文化传统”。然而，这并不是一种个别现象，也不是落后地区才存在的问题。在美国，每15秒钟就会发生殴打妇女的事件，而每五分钟就会有一起妇女被强奸的案件。
很多文化传统里存在的女性暴力，甚至可以追溯到女孩子出生以前。为了应对期待子嗣这一巨大的社会压力，印度和中国的妇女常常会采用羊膜穿刺术来测试她们婴儿的性别。这是一种用于检测出生缺陷的遗传检测法，如果测试出是女孩，这个孩子往往会通过流产被扼杀。举例而言，孟买的一家诊所如果有8 000例人工流产，其中的7 999个婴儿都是女孩。这家诊所宣传的性别测试的广告，恰好反映了这项技术背后所隐藏的动机。这则广告宣称，花38元流掉一个女孩，总好过以后去花3 800元为她置嫁妆。与此同时，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也造成了很多女婴被扼杀的案例，以至于1982年湖北省一个村子里满周岁婴儿的男女比例竟然为503：100，而正常之下的男女平均比例实为106：100。
扼杀女婴在全世界范围内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全世界因此少了大约1 亿女性。这些女婴或是被流产，或是一出生就被扼杀，或是被家人饿死，或是救助不及时而病死。如果女孩腹泻，就会被家人看成不祥之物；而男孩腹泻就被家人视为当务之急，需要马上看医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一位官员也承认：“要是男孩生了病，父母会立刻送他去医院；而女孩生病，父母们就会安慰自己说，等等再说吧，可能明天就好了呢。”
非洲和中东的一些地区，则存在着另一种残害女性的暴力形式——割礼。这种手术会切除女孩子全部或部分的外生殖器官，残酷地剥夺了受害者在性行为时的感觉。而且，这一残害形式不仅使女孩在手术过程中遭受痛苦和危险，她们以后生产的过程中可能面临更大的生命危险。这种习俗产生的根源，就是要减少年轻女孩的性欲望，从而确保她们在婚前能够是处女之身。世界各方面对彻底废除女子割礼做出了很多努力，但却受到了当地的阻碍，其中的原因就是外来的组织和观念已经危及到了“非洲的重要传统”。这一切，就像肯尼亚的女性杂志《V I A》中写的那样：“没有任何‘非洲特色’是不公正的，是暴力的。无论有没有虐待妻子、母亲或贫民，无论有没有对她们实行割礼，那些身穿西装、脚蹬皮鞋的男人，只要说‘这是非洲特色’，就可以对女人做出一切不公正行为。”
1997年12月，埃及国家最高法庭宣布，针对妇女施行割礼，这是不被《可兰经》规定的伊斯兰宗教行为中所允许的。直到此时，埃及的妇女才算真正赢得了解放。非洲每年都有200万妇女遭受割礼，而埃及妇女的解放，则极大地鼓舞了整个非洲的反割礼运动。
对于战争的影响 第二次工业革命最显著的影响表现在战争领域，这是很正常的。因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军事意图，才催生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先进技术。细数一下这次战争时期的发明，有英国的雷达、德国的弹道导弹和美国的原子弹及电子计算机。
在此过程中，与技术进步同等重要的，是对军队、科研工作者和企业经营者进行一体化，成为一个高度有效的联合体，因此形成所谓的“按需发明”。实战中积累的经验，刺激了对新型武器的需求，因此亟须将现有武器改造成新型武器。像一战时期的坦克、毒气和潜水艇，都是为满足战争需求而发明的新型武器。如果将这种需求与科研工作者—军队—企业经营者的一体化联系起来，往往能够起到非常好的效果。正因为如此，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军事技术发展都空前活跃。
二战以后，由于艾森豪威尔总统受“军工综合体”这一危机的触动，才得以建立科研工作者—军队—企业经营者一体化。一体化体现在实施的策略防御计划（即“星球大战”）上，1983年国会授权拨款也可以窥见当局者的考虑。截至1987年，已经有80所大学和460家企业参与签订了合作协议。其中，大学以麻省理工学院为首，总金额达3.5亿美元；企业以Lockheed为首，总金额达10亿美元。
战后军事技术迅速发展的趋势从未减弱，一直蔓延到整个冷战时期。早在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爱因斯坦就曾警告过“人类已经濒临灾难的边缘了，到时候将无法收拾”。但是人们却无视警告，军备竞赛也愈演愈烈，每出现一项新的军事发明，都会造就一项与之对应的军事技术进行防御和抵抗。例如，美国于1945年发射了A导弹，苏联便紧随其后于1949年成功地发射了另一颗导弹；美国于1952年发射了H导弹，1953年苏联的该项技术研究也取得了成功；1968年苏联研制出了反弹道导弹，而1972年美国也成功地了发布了该项发明。这种恶性的军备竞赛造成的后果就是，使世界成为一个容纳5万颗核武器的巨型火药库。
通过各国科学家的共同努力，这种僵持状态带来的隐患渐渐浮出水面。1983年11月，来自不同国家的科学家一致认为，即使引爆现存的一小部分核武器，也势必会引发一个“核冬天”——剧烈的爆炸会使太阳被大量的油烟和灰尘包围，整个地球随即会被寒冷和黑暗覆盖，这样的情况会持续三个月到一年，也可能会持续更长时间。全球性的环境变化，足以造成地球上一些动植物的灭绝。而这样的大灾难，也势必会造成人类的伤亡。
基于这一令人震惊的论断，几个国家的科学家开始进行一项迫切的研究。有人认为全球变冷不足以严重到形成“冬天”，而是折中地提出了“核秋天”的概念。但他们在另一方面达成了一致，认为核战争将毁灭臭氧层，人类将不能再免受太阳紫外线的辐射。他们同时也提出了警告，如果直接摧毁核武器，产生的辐射将会伤害到上百万人。除此之外，全世界还会有五分之一到五分之四的人口死于因粮食匮乏导致的饥荒。因此，即使在印度境内没有发生原子弹爆炸，像这样需要大量进口粮食的国家，也仍会有最大面积的人员死亡。一直以来，一种可怕的预测(1982年)严重地威胁着人类，全球每年会花6 500亿美元来发展军备，平均每分钟的花销就是100万美元。然而就算花费了天文数字，也不能给人们带来所追求的安全，而是“核秋天”的寒冷——这已经算是好的了，如果是“核冬天”就更糟糕了。
关于人类的自我毁灭，人们津津乐道的还只是上面提到的可能，但这种可能性其实具有浓厚的嘲讽意味，就像认为人类的技术可以实现一切想象中的事物一样荒谬。然而，这种荒谬却正契合了我们对人类进化的审视，它暗示我们“人类的暴力行径之所以会从个人恩怨发展、升级成为大规模的战争，正是以往的各项技术进步和发明所致”。早在食物采集时代，人类没有任何战争动机，也没有手段来发动大规模的战争。直到后来，随着技术的进步、人类积累的财富日益增多，已经值得一战了，发动战争的手段和动机也随之充足起来。人类走到这步田地，跟农业和工业革命休戚相关。这场农业和工业的革命，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生产并缔造出了富裕文明，这种文明与此前的各个社会形态都截然不同。对敛财者来说，不管是肥沃的耕地、殷实的谷仓，还是能够聚集众多财富的城市中心，这些都是他们的战利品。正因如此，战争变成有利可图的手段，此后更是一发不可收拾。罗马独裁者利用战争来开辟新大陆，游牧民族被迫大肆迁离沙漠草原，侵略者用枪炮武器和十字架横扫几大洲，再后来的人又用更先进的发明来征服世界、建立帝国，例如炮舰和机械武器以及近些年才出现的直升机、电脑等。
但是，我们这个年代具有巨大的不确定性。农业和工业革命使战争成为有利可图的对象，甚至成为一种必然，第二次工业革命就有可能使战争无利可图，成为一条死路。
爱因斯坦曾警告过，我们正面临着新“思维方式”和“无法平衡的灾难”之间的抉择，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但必须做出这一抉择的，并不是只有人类而已。此前，有数不胜数的种群也曾面临过这样的威胁，只是这些种群遗传下来的环境适应能力很差，难以应付冰川时代这样的环境骤变，因而大都灭绝了。但目前，人类却能够发动脑筋，创造生存环境来适应我们自身的需求，例如火的使用、服装制造以及建造掩体，这与那些种群有根本不同。不过，由于第二次工业革命发展的速度超常，给我们带来了巨大活力和强大技术，也为我们创建了一个需要快速适应的生存环境。因此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能否合理地再次运用自己的头脑，来适应我们发明创造的新世界。面临这样严峻的挑战，我们比其他已经灭绝的物种有优势，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威胁并非是不可知的，不像冰川时期威胁那样神秘。如果我们的生存环境超过我们的控制能力和眼界，我们的问题不是如何适应它，而是让创造的生存环境来更适应我们的需求。
最近，核能科学家委员会在午夜之前把进行倒计时的“世界末日之钟”的分针从三分钟调到了十四分钟，人们从中看到了生的曙光，开始觉得伯特兰·罗素的“人们将会比预想中灭绝得更快”这种说法或许是过于悲观了。但是，回头想想，过去百年间已经有几百万人死于非命，估计历史学家是不会质疑罗素说法的有效性的。但是我们无法预知，这个“世界末日之钟”的分针到了21世纪会走向哪个方向，也无法预知这个时钟是否仍然只是单纯的一个标志，更无法预知它是否会像在广岛被发掘出的时钟一样，就算时间流逝，它的指针也永远安安静静定格在8:15。
历史对今天的启示?对人类过去的探索已经到了最后阶段。在整个探索的过程中，当每一个小节结束的时候，我们都要稍作停留，将已经研究过的东西仔细梳理一遍。我们一直在扪心自问一个问题：“时至今日，历史对我们还有着何种意义？”——在这本书的每一个研究阶段我们都会将这个问题当作思考的中心。在代表结束的这一章中，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回答都会更加深刻，毕竟如今的世界不同于过去，越来越多的历史事件正在不断发生，而且，徜徉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我们要对曾经的历史加以总结，才能将人类取得的成就和犯下的错误转化成21世纪社会进步的充足养分。
这本书是建立在广阔的调查范围之上的，其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应是，人类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取得了不可忽视的成就。在人类萌芽之初，大概在极早之前的非洲就出现了人类族群，当时的人类渺小、脆弱不堪，面对复杂的世界几乎是毫无抵抗能力的，而未来的希望也被激烈的生存竞争威胁，没有任何可靠的保障。我们比不上大象的体积庞大；也不拥有狮子的强壮力量；也赶不上羚羊飞跑的速度；甚至连臭鼬、野猪或者乌龟的自我保护手段都没有。但是今天人类已经站在生物链的顶端，成为超越所有物种的高等族群，这种艰辛的荣耀与人类的智慧是分不开的，我们懂得让客观环境为人类的需要服务，我们不会像其他的生物一样适应复杂的环境，而是按照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改造环境，使之适应我们的生存需要。
这种智慧正是人类的独一无二之处，因为人类是命运的创造者，而不是衍生物。卡尔·萨根曾提及此种特点。这位已故的空间科学家认为，当前人类拥有的高端科技可以让人类免于很多自然灾祸，在地球周围运行的小行星如果再发生爆炸，人类也不会因此灭绝；即便冰山时代再次笼罩世界，人类也能找到应对之法；目前的科技能预知小行星的运动轨道，我们能用原子弹将行星爆炸的碎片化为乌有，也能利用科技将威胁到地球的小行星推送到其他轨道上去。与此相同，人类也可以利用镜子的作用集中太阳光，避免冰山时代的到来。这些研究和探索出来的高端科技能为人类提供保护，即便未来地球遭遇宇宙灾难，人类也能在科技的保护下独善其身，不会从地球上灭绝。这些科技给人类去其他星球定居提供了可能：人类能在不同星球生存，这是更高一层的保护措施，使人类能绵延不绝地生存下去，即便遇到未来灾难也不会有太大的威胁。
如此一来人类的首要任务和目标就是生存安全。很多科学家寄希望于一种乌托邦式的将来。斯坦福大学的威利斯·哈曼是一位伟大的工程学教授和系统理论专家，他宣称：“地球上正在发生着很多美妙的事情，这些事情都非常有创造力。人们一直在建造各不相同的事情，创造奇特的经济，崭新的发展方式，新的居民区。崭新的社会正在日积月累地形成，它不是任何共产主义的运动，更不属于其他任何形式，这种社会是没有任何威胁的。它是一种有机的世界……当前我们所生存的时代是人类历史上最美好的时代之一。我对将要来临的一切都有绝对的信心。”还有一位地球化学家对我们当今的时代给予高度的赞誉，哈里森·布朗，他说：“我能毫不夸张地说，如今的人类所拥有的力量远远超出自己的估计。我相信目前人类已经有足够的能力去建造一个完美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会拥有自由、小康、有创意的生活……我知道人类一定能创造出一个完美的世界，伯里克里统治的黄金时代在它面前也会变得微不足道。”
不过目前国际上一些风行的书籍，表现出与这种积极的设想完全对立的态度，这些书名看上去都很消极，诸如“世界末日”“历史的结束”或者“未来的终止”等。不仅仅是书籍表现出了悲观的情绪。不久之前，一个国际小组对来自不同地区的30 000多名男女进行了调查研究，虽然这些人来自诸如美国、加拿大、意大利、法国、德国、中国台湾地区、黎巴嫩、新西兰等不同的地方，但是研究发现这些人中带有严重的消极心理的人数，要比他们祖父母那代人高出三倍左右。
我们的时代变得复杂而矛盾。从一个角度来说，现代人勇敢地登上了喜马拉雅山，而从另一个角度就发现，对自己的消极怀疑使得人们的步履犹疑不定。并不是担忧在山顶死去，而是恐惧行过“死亡之谷”之时倒下。报纸内容和电视节目中到处充斥的地狱场景，与哈曼和布朗设想中的美好世界同时存在，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人们总是表现出自我怀疑。福特汉姆大学的年报中曾描述过此种现象，在《社会健康指数》中详细地写出了自我怀疑与现实之间的差距。这个报告对青少年自杀、吸毒、失业、高中辍学率进行了大量的数据收集，甚至统计了供房能力的数据，这些统计数据对美国社会的健康状况进行了检测。而这个指数在1970年和1991年的对比显示，美国社会健康的程度从75下降到36。当时年报的负责人认为这个结果是“极度糟糕可怕”的。
但是为何科学家们所预测的完美世界与社会现实之间存在如此大的差别呢？而且这个差距目前还在不断扩大。我们的文化可能是最好的解答。几乎所有的民族文明和文化当中都存在着一定的约束机制，以此规范人类的日常行为。文化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不断产生和积累，深刻体现出社会生存的机制。而不论是何种文化价值观，都是出于社会团结和社会生存的目的，最大限度地为这个目的服务。也就是说民族文化中所蕴含的价值观念一般来说，是要最大可能地保证种族繁衍、物质生产和军事自卫。
几千年的发展使得文化成为社会的基本基石。文化让每个人知道如何进行社会活动，而任何威胁到文化价值的事情都变得很严重，就像威胁到基本物质生产需要的水和食物一样严重，所以人们不愿接受时代对文化和历史传统的巨大变革。从历史的长河来看，文化对各种改变都包含着敌对和反抗的态度。即便是在开放的今天，科技的进步对文化传统造成一定冲击的时候，文化依然表现出抵抗的姿态。一般来说科技的变革是很受欢迎的，这种科技更新会带来一拨好的效应， 比如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等等。但是文化的变革会威胁到传统的实践和价值观，就会引起恐惧和反抗。
上述矛盾一直存在于历史之中，于是科技如同狂风暴雨洗刷着我们的物质生存条件，改变人们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状态，但是社会的进步却是缓慢而滞后的。这种矛盾也造成了人类历史上不可忽视的暴力革命和血腥屠杀。在现代社会当中，这种分歧也对我们的生活造成了影响，不论是间接影响还是直接影响，略微扫视一眼新闻就能一清二楚。
工作 人类学家们达成了普遍的一致，远古旧石器时代的人类比现代社会的人们更清闲，他们采集食物之后拥有更多的时间休息。现在依然存在的采集食物的族群，不论是澳大利亚的土著还是南非卡拉哈里沙漠中的“功人”，他们每个星期只会用15-20个小时来收集食物。这种清闲的生活方式保证了他们有很多的时间可以用来进行社会交际，也包括制定规则来准备和分配食物。人类历史中有很大一部分时间都是这样度过的，不过当农业革命发展起来的时候，也就是大约一万年前，这种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可以说，农业革命引发了一系列的反应，科学技术上的突破，很快引起了冶金业、轮胎业、纺织业、造瓷业、造币业的大发展，甚至成为18世纪末工业革命和二战后高科技革命的先驱。科技带来的革命提高了人类的生产力，但是令人疑惑的是这些革命也不断地延长人们每日的劳动时间。例如，农业要求在耕种、施肥、收获农作物和养殖牲畜方面投入更多的劳动；工业革命时期的工人的劳动时间更长，基本上每个工人每周要工作六天，每天的劳动要在10小时-16个小时左右。后来对此做了调整，工作日开始出现减少的趋势，1900年一个美国人每个星期平均要工作60个小时，而到1935年的时候法律规定将其减少到每星期工作40个小时。
二战之后，出现了一些可以代替劳动者劳动的机器设备，人们普遍希望这可以使工作时间有所减少。1992年威廉姆·格林，也就是美国前任劳联主席宣称：“如今我们面临的唯一选择就是失业或者休息。”现在看来，我们面临的唯一选择是失业。很多公司都不愿意缩短工作时间，他们认为这样做会使得劳动成本进一步增加，会使企业丧失竞争的能力。于是一本书应运而生——《过于劳累的美国人》，在机器和计算机平分天下的时代里，这个问题可是很严重的。与此同时，日本人新创造出一个名词“过劳死”，用来指称因为过度工作导致加速死亡的疾病。日本国家公众健康学院对此做出定义，认为这种疾病引起高血压病情恶化，最终能导致死亡。而一个比较严肃的事实是，现在的日本，“过劳死”的致死率仅次于癌症，是第二大致命疾病。
不公正 “过劳死”并不是机器时代面临的唯一问题，技术和社会变革的不一致导致了更深层的问题——社会的不公平，在全世界经济富足的时候却存在着世界性的贫困和营养不良。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人们一直认为不公平是由人类的贪婪特性和侵略本性决定的，然而心理学家证实并不是这回事。最新研究认为，人类的合作性和贪婪占有欲并不是天生的。具体来说，人性还是具有很强的可塑性的，现实社会中流行的文化形态会对人们产生作用，人性也会被塑造成各种形式。例如，在旧石器时期，游牧文化影响下的人们很难接受贪得无厌的思想。因为游牧民族需要不停地迁移，个人财物的掠夺和积累不利于重新扎营。
但是农业革命的发展使得人们从游牧生活进入到村落聚集的定居式生活，物质财产的收集变得很方便，人们对它们的渴望也就很强烈。人类历史时期中从游牧生活到农业定居生活之间的变化，造成了农民和贵族之间、世袭贵族和普通民众之间的分裂。一位社会学家说：“技术和经济的发达，会让社会越来趋向不公平。”现在看来是很贴切的。
而且这位社会学家的结论在现代社会能得到更多的证明，如今，科学技术和生产力不断发展，社会也正在发生着越来越多的不公平。1994年联合国《人权发展报告》认为，在人类发展过去的50年里，世界收入得到了7倍的增长，人均收入也增长了3倍左右。但是，不管是从国内社会还是从国际社会的状况来看，收入分配是很不合理的。报告指出：“1960年到1991年之间，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占了世界人口的20%，而拥有的财富比例从之前的70%增加到85%，而世界人口中最贫穷的20%所拥有的财富比例，从之前的2.3%下降到1.4%。”
这种不公正不仅体现在全世界范围内，而且在各个国家都有体现。哈佛公共卫生学院的主席拉瑞·布朗是“美国医生反饥饿任务力量”的领袖，1985年他们在报告中讲得很详细。这个组织对大量州长、老师、部长、社会工作从事者和贫穷人群做了调查和走访。他们得出一个结论：美国大约有2 000万饥民，他们没有能力购买食物，不能按时达到温饱。组织里有医生认为：“ 美国一个全国性的疾病就是饥饿。根据组织的调查和研究，现在美国的饥饿现状比过去的10年到20年之内所面临的状况更加严重，范围和程度都是不容小觑的。我们认为，如今饥饿问题和营养不良问题在美国的各个地区都已经是很严肃的问题，根据调查可以证实，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城市或者州能避免饥饿现状。”
哲学家罗素仔细地研究了日本的“过劳死”问题和美国的广泛性饥饿问题，得出了一个令人恐惧的结果：“人类将会比预想中更快地消失。”放眼20世纪，有数以千万计的人死去，这足以说明罗素的预想是正确的。而且，如果我们还将自己看作生物链中比较重要的一环，我们的未来恐怕会变得更加可悲。现在地球上还存在着大约4 000万各种各样不同种类的动植物，但是在历史时期中，地球上曾经存在着50亿到400亿不同的生物。换句话来说就是目前世界上只有千分之一的生物还存在着，也就意味着地球上的所有物种中，99.9%的物种都失败了。
目前人类在地球上虽然还占据着中心主导地位，但是多种多样的生物的消失，让我们必须开始担忧自己的命运了。有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历史时期中有一些生物曾在地球上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它们没能适应大的地球环境变化，比如冰川时期气候的变化，于是它们匆匆地消亡了。智慧是人类与那些99.9%的物种不相同的地方，我们能依靠智慧来改变世界——这是人类独一无二的能力，我们不是如其他物种一样改变自己来适应环境变化。所以，只有人类，才是主导自己的造物主，而不是接受命运安排而产生的衍生物。但是智慧无所谓好坏，我们很难确定和保证在使用智慧的过程中所做的事情是完全正确的：我们的智慧决定了我们能运用合理的技术建造出任何完美世界，但是迄今为止，人类真的创造过什么值得自豪的世界吗？再严肃点讲，有些环境学家也警告得很清楚，我们的努力难道不是在背道而驰吗？我们是不是正在创造一个不适合人类生存的世界呢？
假如真是如此，那么我们跟星象学家米奇奥·卡库所总结的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难道不是正如他所说的在复制一个自我毁灭的银河系吗？如卡库所认为的，2 000亿星球组成的银河系中，成千上万的星球上说不定有更高智慧的生物存在。地球人却对100光年之外的星球一无所知，更不要说接触到那些高智慧生物可能进行的探索或者已经进行的探索了。有些科学家认为，带有智慧的生命形式可能已经发展到一个阶段，他们能够提取“铀”来进行自我毁灭，也就类似于地球人恐惧的“核冬天”的威胁。卡库这样说：“也许不同于地球的文明，有些文明是倾向于自我毁灭的。这还是无法认知的事情，但是银河系之中的我们还是如此贫瘠可能说明一些问题。现在也许该我们自我毁灭了……也许有一天地球会变成其他文明感兴趣研究的一个死去的文明。”
上面的推测几乎没有什么依据，虽然从古至今，人类一直都在做一些愚蠢的事情。但是无法改变的一个事实是，如今我们拥有着先祖们没有的优势，这种优势让我们能看到希望和光明。一个优势是不断提高的科技和生产力，依靠它们，人类历史上出现了第一次全球繁荣。过去我们的先祖都经受着长期的贫困，他们只能依赖有限的自然资源发展自身。但是时至今日，我们的自然资源已经不是我们依靠的重心，几千年来积累沉淀的科学技术和知识变得尤为重要。因此我们能做出的蛋糕不再有限，我们也无须为了生存而进行残酷的斗争，也不需以政治为重心而忽视精神思想。但是传统的政治还是存在的，就像全球不公平问题所指出的一样。
另一个优势是目前比较火热的通讯革命，人类进步所获得的成果都能通过通讯迅速地让所有人了解和使用。不必再像过去的农业技术和冶金术一样，要历经千年才能在区域内流通使用。过去人类的成就首先在一个区域内流通，在传播开来之前，只能局限在很小很封闭的区域内为人所知；随后这些成就会不断发展变化，从石器时代再到青铜器时代……如此一代一代地传承和发展。
如今，人类已经不再被自然资源所局限。我们不再需要像以前一样，从岩石中提取宝石、矿物质和铜铁等物质，再高成本地加工之后才能使用。现在，科学家们会根据具体的需要设计出某种物质，这种人造的东西会在世界范围内流行起来。过去的石器、青铜器和铁器等很是流行，现代社会却是建立在各种合成物质和塑料制品等人造物质之上。
我们的新时代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科学家们用分子分析来构造特制的东西，这种东西可以根据需要变得坚硬、便宜等等，而且也可以被用作机械制作，比如飞机、摩托以及各种合成物（生物物质），也能运用在人体中，制作骨头移植、心脏移植等等。
人类的科技在挽救生命方面也发生着极大的变化，生命与死亡受到了人类的干预。以天花病毒为例来说明，大约在2 000年之前，远东地区首先出现了天花病毒，公元8世纪左右这种病毒在欧洲开始泛滥，接着哥伦布的探险将它带往了美洲。这种全世界都恐惧的病毒随着欧洲殖民地的大肆扩张到处传播，有大批的海外居民因此被夺去了生命。之后各洲的原住居民例如美洲印第安人、澳大利亚土著、波利尼西亚和加勒比群岛居民也都被这种病毒折磨不休。仅仅是在欧洲，天花病毒引起的瘟疫就夺走了三分之二人口的性命。
直到1796年爱德华·詹纳发现了预防天花的方法，这位伟大的英国医生用接种牛痘的方式预防天花，这种病毒才开始被驯服。如今天花几乎完全不成问题了，全世界只有美国和俄罗斯的实验室里还存在着病毒样本。1977年索马里天花是已知的最后一例天花病毒，到1980年所有天然天花病毒都被消灭殆尽。
有些科学家担心天花病毒外泄，曾希望毁掉所有病毒的样本。不过最后还是决定将其保留，以备未来的研究需要此种样本借鉴。现在来讲这种担忧很可能不复存在，科学家们已经研制出对人体没有害处的天花病毒模型，其DNA和完整的基因图谱能帮助科学家们在没有样本的情况下也能进行研究实验。1996年6月30日是全球毁灭天花病毒的截止时间，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执行委员会在当年1月就予以批准。如此，人类在生物界和非生物界再一次占据了统治地位。
物理学家维纳·汉森伯格在总结中提到：“在时间推进的长河中，人类在地球上第一次碰面的只有自己，他们没能发现其他的同伴或者敌人。”我们所处的时代最大的讽刺就是，人类自以为是的主导权正是之前所讲的全球精神压抑的病源。排除了所有潜在的对手之后，人类已经没有了其他竞争对象，剩下的就是要面对自己。我们的面前摊开了一个艰难的任务，打败内在的自己，而不是以往的外部环境。这不仅仅要我们吸收更多的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事实上，我们在这方面早就所向披靡了，只需要在知识的王冠上安装一个伦理的指南针，来为以后的道路指明准确的方向。
17世纪的时候，科技革命开始出现在历史的舞台。英国的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提醒人们，在挖掘它无限量的潜能的时候，又要防范随时潜藏的危害。他对于通过科学追求“知识与技能”表示强烈的赞同，但是他也强调在追求的同时又要用“谦虚和慈善”的心情，不能够只是“为了喜悦的心情，或者为了争论，又或者为了相较别人的优越，更不能为了名利和权力，即使是这些东西的内在物质，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更多的生活利益。”
福特汉姆大学的《社会健康指数》和电视荧屏上的新闻都清晰可见，直到现在，我们都有注意到培根警示的正确性。整篇分析中都提到了一个关键字眼“直到现在”。这个词提出了人类最基本的问题：我们现在的境遇是否和之前的许多困境一样，是最终会被克服的暂时性困难？还是说现在的困窘建立在人类天生的抢夺性和贪婪的天赋上，也就是说这种困境是不会打破的？
假设已经决定的基因让这个命运不得不接受的话，那么整个世界的悲观情绪就可以理解了，但是这件事情没有证明的必要，最近的一些研究对人类已经默认的命运提出了怀疑。这个领域的领军人物是生物学家玛利·克拉克，她不仅对以基因为基础的人类掠夺性和贪婪的说法提出否定，还进一步提出“人类需要理论”来代替。这种理论认为“社会中发生的冲突大多是因为邻里之间以这种生物的需要建立的合作被其他的社会安排扰乱”。合作比冲突更是人类本质的说法得到了密西西比和沿岸的伊利诺伊小城尼奥塔的大力肯定与支持。1992年中西部发生洪水，驻扎在周围新兵营中的被判刑的西班牙裔黑人毒贩被分派到尼奥塔来加固受到洪水猛烈冲击的堤坝。
他们刚到小镇的时候，其中一个犯人心情很复杂地说：“走着瞧吧，不用多久我们就会被他们叫黑鬼的。”几个月之后，犯人根据自身的经历说，我们在等待着，但是现实却是根本没有人这样做。“他们不仅没有受到侮辱，反而得到了大家的尊重。在没日没夜地工作了9天之中，犯人们获得了居民们由衷的感谢和称赞。”“他们还给我们送来了百事可乐，”一个犯人回忆道，“他们让我们在阴凉的地方休息，我们可以从他们的水龙头上喝水。大家都十分善良，我们还有烤牛肉和鸡肉晚餐，还有无限量的夹肉面包和苹果派，每天晚上，他们都向我们表示感谢。”虽然在洪水的相关报道中，媒体并没有关注到这点，但是所有参与的人都不会忘记的，一个犯人还记录下当时在大堤扔沙袋时唱的歌：
在尼奥塔，他们说
食物很美味
他们每天给我们提供两顿饭
现在，我们都是好朋友
哦，上帝，不要再发洪水了
在尼奥塔，他们说
人们十分的慈善
我们的肤色虽然不相同
但是他们并不在意
思维在各个方面都做出了改变，就像是事例证明的那样到了“清洁”的时候。生活在城市的人，要么选择更多的罪犯入狱，要么选择一批学生来支援。对于监狱里的人，市民们达成了一致，所以短时期之内，不同种群的中西部人会用相互尊重，相互爱护的方式改变惯有的害怕和恐慌，对此有怀疑的人表明，水位的抬升压迫整个部落一起工作，而这样的行为恰恰改变了旧观念，所以这种质的飞跃是有可能的。显然，这一切都是真实的，但另一个真实是全球的水位也在不断抬升，也有可能会帮助全球的人类跨越偏见和恐慌。世界上始终处于主体地位的大机体的快速衰落加快了这种转变，但又使个体不得不接受日益趋下的环境。职权和责任不可能再一次稳妥地放在控制中心，不管是白宫，是克里姆林宫还是唐宁街10号。全世界范围内，人们都在严肃地重新争取管理权利，为社会建造稳固的房屋。
苏联 苏联共和国底层环境主义者就针对本国范围内的生态环境恶化情况，与克里姆林宫的决策产生冲突，而且双方火药味十足。他们不停地发起抗争运动，促进苏联共和国朝着民主方向转变，最终迸发革命。在苏联解体之后，环境主义者的运动还在继续，他们试图通过社会生态协会的操作，为独联体寻找有作为的继任领导者，继续对环境和人权问题负责。
瑞典 每一次广大市民开展的运动，其目的都是不遗余力地将瑞典转换成一个典型的可持续发展社会。在一些优秀科学家的带领下，政府领导们都在尝试着给自然和可持续发展的细节下定义。他们把结论写在一封信内，冠以国王的名义发给瑞典的居民区和学校。瑞典的49个地方政府，瑞典农民联盟和瑞典的22个大公司，都积极参与到国家的评估和整合当中。
肯尼亚 肯尼亚妇女的“绿带运动”成立了1 500个基础托儿所，种植培育了1 000多棵绿色植物。她们不断进取的精神给非洲其他国家的妇女带来许多鼓励，让更多的妇女也积极参与这样的活动。
以色列 以色列约旦河西岸中间的山顶上有个居住着140户居民的村庄，村庄的名字叫东维·沙勒姆或瓦哈特。沙勒姆，在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中的意思都是“和平的绿洲”。村庄是两名阿拉伯人和两名犹太人组成的管理委员会操作的。还有很多家庭都在等待着村庄的认可，然后他们搬到村里住。现在，村庄正在周围建立一所大学来传授处理冲突的办法。“和平与共存”，一个早期的居住者和村民说，“在这个国家里是永远都不会实现的。想要教这些知识，人们要展演出一个‘和平的绿洲’一样的村庄来肯定人是可以实现的。”
美国 现在，美国正在兴起“自助互助”的运动。参与运动的人员同样面对着相同的困境和麻烦，他们不仅需要志愿者在情感上的支援，更需要行动上的支持。这项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两名酗酒者提倡的相互协助的“匿名酒者”运动的激励。在美国自助组织提供的持续增长的数目可以体现人们对“自助”和“互助”运动的需要程度：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成员数目是500万-800万，80年代的时候，数字已经增长到1 200万-1 800万。运动的内容很广泛，“匿名吸毒者”“匿名暴食者”“匿名阳痿者”“匿名神经病患者”“匿名压抑患者”“匿名受虐者”，更有“性爱上瘾者”“匿名同性恋”等等，数目与类型不胜枚举。一位参与的学生解释说：“人们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控制个人生活的一些事务，国际事务是不受他们操控的，但是他们能够控制邻里之间的压抑或者哮喘。人们的希望不仅仅是消费者，而是这个社会的参与者。”
人民群众的活力可以追根溯源到智者托马斯·杰斐逊时代，两个世纪之前签署《独立宣言》的时候，曾经欢呼鼓舞地宣布众人的眼睛都向人权睁开或者正在睁开……人们生下来的时候不再背着马鞍，更不会是上帝称赞的少量特权人拳打脚踢和合法买卖的奴仆。惊醒的杰斐逊将毋庸置疑地发现，21世纪前夕，每个大陆板块的眼睛都在睁开，而不止是少数的欧美国家；每个阶层的眼睛都在睁开，不止是那些受过教育的贵族阶级。
这种新出现的全球性的觉醒和现代高科技独特的无限潜能表明，现代忧郁症是不切实际的。当然，这不可能是一个自欺欺人的时代，也不会是一个悲观预测的时代。这个时代是一个需要客观实际评价流传已久的实践和机能，是一个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时代。更为精准地说，现在进行的是什么？是中国正在进行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还是东欧国家所放弃的原有的计划经济，还是正不遗余力地保留原来的“安全网”的努力？
目前的实验已经打破了计划经济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平衡，它既包括了资本主义的其他形式（美国的多种不受限制的自由企业；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多样化，重点说明福利国家是工人共同造就的），还有社会主义的其他形式（中国独有的社会主义；苏联的不稳定性，曾经有一位经济学家尼古拉·希梅列夫呼吁他的同胞们不要为失去思想纯洁性而惶恐）。
21世纪是一个有巨大潜力和挑战性的世纪。历史学家如果离开了水晶球，就难以预测事情发生的必然性和可能性。但是他们能够有依据地准确预测，21世纪是充满一切可能的世纪，既非乌托邦的，也非反乌托邦的。事实证明，可能性要想成为现实，要靠具有崇高品质并且富有聪明才智的人类，而不是依靠宿命。正如培根的“劣性”理论，如果提前预想可能被创造的价值，那么创造力就提供不了确定的东西。在以后的日子中，这种趋势或许会让罗素“人类宁愿死也不愿意思考”的格言成为真理。与这种可能性有关的，还有一位英国哲学家伯克，他曾经说过一句至理名言，“善良人的沉默和无动于衷，造就了邪恶的成功”。
善良的人如果不沉默或选择做事情，他们应当做什么？科学家爱因斯坦的至理名言可以引导我们。爱因斯坦晚年尤为关注他所热爱的科学的存在理由。20世纪，爱因斯坦再三强调几个世纪前培根就论证过的基本伦理假设。对于培根来说，科学是可以“让生活得到好处，并且被利用的工具”。爱因斯坦也坚定地认为：“来自于思想的创造是祈祷，而不是对人类的诅咒。”
如果只是为了工作能增加对人类的贡献，你才理解并应用科学，这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关注人的自身和命运，才会对各种科学技术形成持久的兴趣。仅仅关注劳工组织和货物分配，这样无法解决重大问題。事实上，来自于思想的创造是祈祷，而不是对人类的诅咒。在你的图表和方程式中，永远都不要忘记这一点。
爱因斯坦执着地相信，他眼里的“祈祷”具有成功的可能性，他说过：“在互相摧残和自我毁灭的残酷命运下，人类不应该因为生理构成而受到谴责。”由此可见，他坚决反对通过基因提前决定人类命运的建议。
人类疯狂发展的技术导致他们不断遭受各种社会问题，虽然人们不是像爱因斯坦说得那样，天生具有自我毁灭性，但所遭受的各种社会问题中最重要的就是不公平：过度饮食和肥胖现在成为美国人的头号杀手，但是有些地方的人却营养缺失，饱受饥饿之苦。当一个穷困潦倒、骨瘦如柴的非洲小女孩儿瘫倒在地上，完全没有自卫能力，身旁的秃鹫等她一死就以她为美食，而美国孩子们正在享受母亲的过度宠爱。
我们所在的这个核时代的战争也十分严重，尤其在1998年5月份表现得最为明显。在印度进行了五次地下核试验之后，巴基斯坦立刻有针对性地同样进行了核试验。国际社会对南亚核武器竞赛行为发起了一片广泛的谴责，但是，游行者手里拉起条幅，对核试验优点和缺点进行讨论，却是一个让两国人民振奋的舆论话题。这种情况充满了矛盾。
印度人对政府进行核试验的各种反应全都体现在标语当中，这就证明了爱因斯坦的论点：“人类不愿任由残酷和命运摆布。”换言之，我们可以创造21世纪，而且可以随时改变它。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政府如游行者所愿，在1998年9月宣布即将签署反对核试验的国际条约，这个事实也证明了这个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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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进度：第51章 第二次工业革命：全球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