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的出版自由

  早在1937年，我就开始构思这本书的主题，但直到1943年年底才把它写下来。等到写完之后，我发现要将其付梓显然是很困难的事情（尽管当前图书十分稀缺，任何东西只要冠以书的名义就能“大卖”），后来果然有四个出版商拒绝刊行这本书。只有一个是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其中两个出版反苏联图书已经很多年，另外那个向来没有明显的政治色彩。某个出版商^[20]刚开始倒是接受了这本书，但在做出初步的安排之后，他决定咨询信息部^[21]的意见；该部警告他，或者毋宁说强烈建议他，不要出版这本书。下面的文字摘录自他的来信：

  我提到了信息部某个高官就《动物农场》给我的意见。坦白说，他的看法促使我深思……现在我明白它为什么会被认为非常不适合在当前出版。如果这个寓言只是泛泛地影射独裁者和独裁统治，那是毫无问题的；但现在我终于明白，这个寓言完全以苏俄的历史进程及他们的两个独裁者为蓝本，它影射的只能是俄罗斯，而不可能是别的独裁国家。还有就是，如果寓言里的统治阶级不是猪，那可能还不是太得罪人（我不知道这个修改建议是某先生本人的看法，还是源自信息部，但看上去带着官方的烙印——奥威尔注）。我认为让猪来当统治阶级无疑会得罪很多人，尤其是那些有点敏感的人，而俄罗斯人毫无疑问是很敏感的。

  这种事情不是个好迹象。政府部门显然不应拥有对非官方资助的图书进行审查的权力（涉及国家安全的审查除外，这在战时是不会有人反对的）。但当前言论和思想自由面临的主要危险并不直接来自信息部或者任何官方主体。如果现在的出版商或者编辑利用职权不让涉及某些话题的内容付印，那不是因为他们害怕受迫害，而是因为他们害怕大众的意见。在这个国家，知识的懦弱是作家和新闻工作者必须面对的敌人中最糟糕的，这在我看来已经是无需讨论的事实。

  任何有新闻从业经验的人只要凭良心说话，都会承认战争期间官方的审查不算特别讨厌。我们并没有受制于那种非常有理由出现的极权主义“调控”。新闻出版界的抱怨诚然是有原因的，但政府表现得很好，而且一直以来对少数派的意见也是出奇地容忍。英国出版审查的恶劣之处在于，它大体上是自愿的。不受大众欢迎的思想可能会被噤声，可能带来麻烦的事实可能会遭遮蔽，而且这完全不需要官方下禁令。任何人只要在国外生活得足够长久，都会知道有许多轰动的重大事件——足以成为头条新闻的大事——完全被排斥在英国的媒体之外，这不是由于政府的干预，而是因为大家普遍认为提到那些事情“不太好”。就报纸而言，这种情况是很容易理解的。英国新闻业的集中程度非常高，大多数报纸掌控在几个富人手里，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动机去封杀某些话题。这种披着面纱的审查也出现在图书和杂志出版业，以及戏剧、电影和广播等领域。反正英国社会向来有一套正统的思想，一些大家认为所有头脑正常的人都会理所当然地接受的观念。有些话没人禁止你说，但是你说了“不太好”，就好像在维多利亚时代中期，人们在女士面前提到裤子“不太好”那样。谁要是敢挑战这种主流的正统思想，谁就会很快被剥夺发言的机会。真正不合时宜的意见几乎是不可能被听见的，无论是在普通的报纸上还是在高端的杂志上。

  当前主流的正统思想要求大家对苏俄只能敬仰，不能批评。这是每个人都知道的，也几乎是每个人都遵守的。任何批评苏维埃政权的严肃文章，或者揭露苏维埃政府宁可隐瞒的事实的报道，都没有什么发表的机会。而奇怪的是，这种全国人民不约而同地大拍盟国马屁的事情，竟然会发生在我们这个真正提倡言论自由的社会。因为虽然你不能批评苏维埃政府，但你至少有很大的自由去批评我们自己的政府。几乎没有人能发表攻击斯大林的文章，但攻击丘吉尔倒是十分安全，无论是在图书里还是在期刊上。这场战争已经持续了五年，开头两三年我们为国家的存亡而奋斗，期间有无数提倡向德国忍辱求和的图书、宣传册和文章没有受到干预就得以出版。另外，它们出版后也没有引起太多的不快。只要不涉及苏联的声誉，言论自由的原则是相当受支持的。目前也有许多别的话题是被禁止的，我可以随便举出几个例子，但最病态的是社会上对待苏联的主流态度。它和从前一样是自发的，并不是任何团体施压的结果。

  自1941年以后，大部分英国知识分子总是照搬和重复俄国人的宣传，这是很让人吃惊的，但更令人吃惊的是，在后来几件事情上，他们也表现得奴性十足。在许多有争议的问题上，他们总是不假思索地接受俄国人的观点，然后再予以公布，完全不顾历史事实或知识分子的颜面。比如说，英国广播公司在庆祝红军建军二十五周年时竟然没有提到托洛茨基^[22]。这就好比纪念特拉法加海战^[23]而不提纳尔逊^[24]，但英国的知识界没有人出来表达抗议。而在谈到几个被占领的国家的内部斗争时，英国的媒体几乎都站在俄国人支持的派别那边，谴责对立的派别，有时甚至不惜掩盖真相。南斯拉夫祖国军的领袖米哈伊洛维奇^[25]上校是个特别引人注意的例子。俄国人在南斯拉夫扶植的是铁托^[26]将军，他们指责米哈伊洛维奇和德国人勾结。英国的媒体很快就报道了这种指责，米哈伊洛维奇的支持者得不到辩白的机会，而与此相反的事实则彻底登不了报。1943年7月，德国人悬赏十万金克朗捉拿铁托，也为活捉米哈伊洛维奇开出了相同的赏格。英国媒体大肆报道了捉拿铁托的赏金，但只有一家媒体用很小的字体提到米哈伊洛维奇也被悬赏的事情，而且他们还继续指控后者跟德国人勾结。西班牙内战期间发生的情况也差不多。当时英国的左翼媒体也抨击了俄罗斯人打算摧毁的几个支持共和国的少数派，任何为这些派别辩护的言论都是登不了报的，哪怕是以读者来信的形式。在目前，英国的媒体不仅会指摘对苏联的严肃批评，有时候还会刻意掩饰这种批评的存在。比如说，托洛茨基在去世之前，写了一本斯大林的传记。这本传记自然含有不少偏见，但它是有销路的。有个美国出版商准备将其推向市场，并且已经下厂印刷，我相信他还寄出不少预读本请人撰写书评。但这时苏联参战了。这本书立刻被收回。英国媒体上没有一个字提到这件事，尽管这本书的出现和它被封杀的事情是值得写上几段的新闻素材。

  很有必要区分英国的知识分子自我实施的审查和因为某些团体施压而出现的审查。众所周知，有些话题因为“既得利益”而不能被讨论。最有名的例子是对专利药品的质疑。同样的，天主教会对媒体也有很大的影响力，能在某种程度上封杀批评它的声音。媒体很少会报道涉及天主教神父的丑闻，而英国国教的神父要是惹上麻烦（例如斯蒂夫海角的神父^[27]），那就是头条新闻了。舞台上或者电影里也很少出现反天主教的东西。随便哪个演员都会告诉你，如果某部戏剧或者电影攻击或者取笑天主教会，那么它肯定会遭到媒体的抵制，从而难以取得成功。但这种事情是无害的，或者至少是可以理解的。任何大型的组织都会尽量捍卫自身的利益，而且公开的宣传并不值得反对。人们不会期待《工人日报》^[28]刊登不利于苏联的报道，同样也不会期待《天主教先驱报》^[29]谴责教皇。但每个有头脑的人都知道《工人日报》和《天主教先驱报》是什么性质的报纸。令人不安的是，凡是涉及苏联及其政策，你看不到言之成理的批评，而且在很多时候，你连自由派作家和记者坦诚相告的文章也看不到，尽管这些人不会由于某些直接的压力而被迫说谎。斯大林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的政策有好几个方面是不能被严肃讨论的。这条规则自从1941年以来一直普遍存在，但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是，它在那前十年便已经发挥了作用。自那个时候以来，左派对苏维埃政权的批评很难被听见。反俄罗斯的文献资料确实有很多，但绝大多数是站在保皇派的立场上，充满谎言，观点陈腐，而且居心不良。从另一方面来说，支持俄罗斯的宣传材料也很多，而且也同样充满了谎言，这让那些想要理性地讨论重要问题的人心生反感。确实，你可以出版反俄罗斯的图书，但你这些图书肯定会遭到大部分高端媒体的忽略或者歪曲。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下，都会有人警告你这么做“不太好”。你说的话也许是真实的，但这么说“不合时宜”，这是为反动派“摇旗呐喊”。他们在为这种态度辩护的时候，通常会说这是国际形势所需，因为英国急需和俄罗斯结盟，但这显然是强词夺理。英国的知识分子，或者说大部分知识分子，已经养成了一种忠于苏联的心态，他们由衷地认为，质疑斯大林的智慧跟亵渎上帝差不多。他们用不同的标准来判断俄罗斯的事情和其他地方的事情。那些毕生反对死刑的人为1936年到1938年大清洗^[30]期间发生的无穷无尽的处决拍手叫好；印度发生饥荒会得到公开的报道，而乌克兰的饥荒则会被刻意隐瞒，这种做法也被认为是合情合理的。战前知识界的氛围就是如此，现在也没得到多大的改善。

  但现在回头来说说我这本书。大多数英国知识分子看到我这本书后的反应将会很简单：“它不应该被出版。”自然，那些深谙贬损之道的评论者将不会拿政治立场来攻击它，而是会另外找文学的理由。他们会说这是一本无趣而愚蠢的书，出版它纯粹是浪费纸张。他们说的也许没错，但这个理由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人们不会因为一本书写得很糟糕就说它“不应该被出版”。毕竟每天有大量的垃圾被印出来，而且谁也没有在意过。英国的知识分子，或者说大部分知识分子，会反对这本书，是因为这本书背叛了他们的领袖，在他们看来是有害发展大业的。如果这是一本歌颂斯大林的书，他们是不会说它坏话的，哪怕它在文学上的缺陷比现在多上十倍。举例说吧，左派图书俱乐部^[31]曾有四五年经营得很成功，这充分证明他们非常愿意容忍刻薄的言论和邋遢的文风，只要作者说的是他们想听的话。

  这里涉及的问题十分简单：是不是每一种观点，无论它是多么不受欢迎，甚至是多么愚蠢，都有资格被听到？如果你这样问，那么几乎每个英国知识分子都会觉得他应该说“是的”。但如果你举个具体的例子，问他们“攻击斯大林的言论呢？它有资格被听到吗”，答案往往是“没有”。凡是触犯到主流的正统思想，言论自由的原则就会崩溃。喏，当一个人要求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时候，他要求的并不是绝对的自由。只要组织化的社会继续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审查就将永远存在。但是自由，正如罗莎·卢森堡说过的，就是“给别人自由”。相同的原则也可见于伏尔泰那句名言：“我反对你说的话，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知识的自由是西方文明的独特标志，如果说它有什么含义的话，那就是每个人都有权利言说和出版他对真相的看法，只要这么做不会明确地给社会上其他人或者机构造成伤害。直到今天，资本主义国家和西方的社会主义国家依然信奉这个原则。我们的政府，正如我已经指出的，依然尊重这个原则。街头巷尾的普通人——部分原因或许在于他们对那些让他们无法忍受的观点没有足够的兴趣——也依然隐约认为“我支持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只有文学界和科学界，反正主要是这些理应捍卫自由的知识分子，开始鄙弃这种原则，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

  对自由主义的背弃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特殊现象。马克思早就说过“布尔乔亚的自由”无非是幻觉，但姑且不提这句著名的论断，当前有一种流传很广的观点，认为人们只有通过极权主义的手段才能保卫民主。如果你热爱民主，这种观点认为，你必须不择手段去摧毁它的敌人。谁是民主的敌人呢？那不仅包括那些公开地、刻意地抨击民主的人，也包括那些通过传播错误的信条而“客观地”威胁到民主的人。换句话说，保卫民主就是彻底摧毁思想的独立性。例如有人已经用这种观点来为俄罗斯的大清洗辩护。就连最狂热的亲俄者也不会相信那些受害者全都犯了他们被指控的罪行，他们持有异端的看法，这就“客观地”伤害了苏维埃政权，所以不但屠杀他们是可以的，就连冤枉他们也是可以的。这种观点也被用于为当年左派媒体抹黑托洛茨基主义者和西班牙内战中几个支持共和国的少数派的做法辩护。莫斯利^[32]在1943年获释时，媒体反对法庭向他颁布了人身保护令，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这些人并不明白，如果你鼓励极权主义的手段，那么终有一天这些手段将会被用于反对你，而不是拥护你。如果你坐视不经审判就将法西斯主义者投入监狱，那么将来被这样投入监狱的也许就不仅仅是法西斯主义者。在被查禁的《工人日报》复办后不久，我到伦敦南区某个工人学院开讲座。听众都是工人阶级和中下层阶级的知识分子——以前经常在左派图书俱乐部各个分支机构聚会的也是这批听众。我在讲座中谈到了出版自由，讲完之后，让我震惊的是，有几个人站起来问我，我是否觉得解除对《工人日报》的禁令是个大错误？我问他们为什么这样问，他们说该报对祖国的忠诚是很可疑的，而这在战争期间是不应被容忍的。我情不自禁地为《工人日报》辩护，而这份报纸以前曾多次诽谤过我。但这些人是从哪里学到这种纯正的极权主义观点呢？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是从他们当中的共产主义者那里学来的！英国人历来有宽宏和大度的优良传统，但这种传统并非不能遭到破坏，我们必须通过有意识的努力来维护它。传授极权主义教条的结果是削弱了自由的人民对什么东西危险、什么东西不危险的本能认识。莫斯利的案子就是例证。在1940年羁押莫斯利是完全正确的，不管他到底有没有犯过罪。当时我们正在为祖国的存亡而战斗，绝不能让一个卖国贼逍遥法外。但在1943年不经审判就把他关起来是一种暴行。社会上大多数人不明白这个道理，这是一种糟糕的迹象，不过释放莫斯利引起的哗然确实有部分是假装出来的，还有部分是其他异议者的诡辩。但目前这种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倾向在多大程度上要归咎于过去十年的“反法西斯主义”及其采取的那种不择手段的做法呢？

  我们必须认识到当前这种俄罗斯狂热只是西方自由主义传统的普遍衰落的一个象征。假如信息部横插一手，下令禁止出版这本书，绝大多数英国知识分子将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妥。现行的正统思想要求人们要忠于苏联，不能对其提出批评；在涉及苏联利益的时候，英国的知识分子不但能够容忍审查，还可以容忍对历史的故意篡改。举例来说吧，在《震撼世界的十天》——记录俄国革命早期的第一手资料——作者约翰·里德^[33]去世之后，这本书的版权落到了英国共产党手里，我相信这是里德的遗赠。几年后，在竭尽所能销毁这本书的原版之后，英国共产党发行了经过篡改的版本，彻底删除了提及托洛茨基的段落，还拿掉了列宁撰写的序言。假如英国仍然存在激进的知识界，那么全国所有报纸都会揭露并抨击这种造假的行径。可惜实际上没有任何抗议的声音。对许多英国知识分子来说，这么做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对这种明目张胆的造假的容忍不仅仅意味着崇拜俄罗斯正好是当今的潮流。这种特殊的潮流很可能持续不了多久。在我看来，等到我这本书出版之后，我对苏维埃政权的看法很可能会被广为接受。但这有什么用呢？用一种正统思想取代另一种正统思想并不是进步。我想要反对的是那种留声机的心态，那种正在播什么唱片就只听什么唱片的做法。

  我熟知各种反对思想和言论自由的观点——有些观点认为这种自由不可能存在，有些观点宣称这种自由不应该存在。我的回应很简单：这些观点并没有令我信服，我们四百多年来的文明是建立在与此相反的信念之上的。从差不多十年前到现在，我一直认为当今的苏联政权是十分霸道的，我认为我有权利这么说，尽管苏联现在是我们的盟国，尽管我也希望英国和苏联能打胜仗。如果不得不选一句话来为自己辩护，我会选择弥尔顿^[34]的这句诗：

  根据已知的古老的自由原则

  古老这个词强调知识的自由是源远流长的传统，假如缺乏这种传统，我们独特的西方文化是否能够存在是很值得怀疑的。当今的知识分子正在远离这种传统。他们接受的原则是，要判断一本书应该被出版或者被查禁，应该被称赞或者被诅咒，标准不是它的优缺点，而是政治大气候。有些人其实不持这种看法，但却因为特别懦弱而对其表示赞同。这种情况的典型例证是，英国有无数和平主义者从来不反对当今社会上盛行的对俄罗斯军国主义的崇拜。在那些和平主义者看来，所有武力都是邪恶的，他们在整个战争期间不停地敦促我们投降，或者至少要忍辱求和。但他们有多少个人曾经提出由红军发起的战争也是邪恶的？显然俄罗斯人有权利保卫他们自己，而我们这么做就是犯下了滔天大罪。这种自相矛盾的表现只能有一个解释：他们很懦弱地想要和大部分知识分子维持友好的关系，因为那些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指向的是苏联，而不是英国。我知道英国知识分子的懦弱和虚伪是有很多理由的，实际上我能把他们为自己辩护的借口背出来。但至少让我们别再胡扯什么反抗法西斯主义是为了保护自由。如果说自由真的有什么含义，那就是向人们说出他们不想听的话的权利。普通人依然模糊地记得这个原则，并且也实践这个原则。在我们国家——各国的情况不尽相同，共和国时期的法国^[35]不是这样的，当今（比如说1945年〈！〉）的美国也不是这样的——害怕自由的正是自由主义者，想要玷污知识的正是知识分子——而我写下这篇序言，正是为了让大家注意到这个事实。

  乔治·奥威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