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余论
本文论郗鉴，意在探索东晋初年内乱迭起的政局，怎样在郗鉴斡旋处置之下逐渐安定下来，对东晋政局的发展有些什么影响。我认为，江左草创之时，司马氏为了应付江南士族的挑战并和辑南来的侨姓士族，主要依靠琅邪王氏，于是而有“王与马共天下”，司马氏政权与侨姓士族都得以在江左立定脚跟，逐步形成门阀政治的格局。从此以后，挑战主要来自侨姓士族内部。门阀士族之间的角逐，一是以争据朝廷势要的形式出现，目的是控制皇权，借以发号施令，压倒对手；一是以竞据形胜方镇的形式出现，目的是以外制内，凌驾建康。如果某一士族在这两种形式的角逐中都占有压倒优势，那就会出现严重的局面，而这是门阀政治所不能允许的。应付这种挑战而获得重要成就的人，首推郗鉴。郗鉴的努力，使士族诸门户间的权力平衡状态得以维持，使门阀政治得以延续，也使东晋政权得以存在较长的时间。
如前所论，东晋门阀政治格局形成的原因，是士族专兵和皇权不振。士族专兵而又不允许一族独占兵权，皇权不振而又不允许任何其他士族取代司马氏的地位，这就需要一些人物的调处经营。郗鉴对付的办法，一是维护司马氏皇权的存在使之成为维持稳定局面的因素，一是抑制过分强大的士族门户以绝觊觎。郗鉴在江左完成的几件大事，都是属于这类性质。
在一一探究郗鉴的几件大事时，我发现胡三省在《通鉴》注中对此都有所评论。其一，郗鉴建议用流民帅的兵力以平王敦之叛问题，《通鉴》太宁二年（324）胡注曰：“夫理顺者难恃，势弱则不支。以〔王〕敦、〔钱〕凤同恶相济，率大众以犯阙。虽诸公忠赤，若只以台中见兵拒之，是复周〔
〕、戴〔渊〕石头之事。微郗鉴建请而召刘遐、苏峻，殆矣。”其二，郗鉴协调当权门户王氏、陶氏、庾氏关系问题，《通鉴》咸康四年（338）胡注曰：“庾亮之谋（案指庾亮废王导之谋），微郗鉴拒之于外，孙盛谏之于内，必再乱天下矣。”[54]其三，郗鉴经营京口，控制东道问题，《通鉴》咸和三年（328）胡注曰：“晋都建康，粮运皆仰给三吴，故欲先断东道。王敦、苏峻之乱，匡复之谋，郗鉴为多。”[55]本文所论郗鉴数事，都暗合胡三省之所见。当然，把这些事放在一定的时代条件下并联系起来探寻其本质，是胡三省为其史观所限所不能做到的。正是由于这类原因，今人研究历史，必须汲取前人成果，而又不能囿于前人成果。
郗鉴名义上虽居朝廷三事之列，但从未入主中枢。他的所作所为，主要属于战略性的奇谋异策之类。《世说新语·排调》“郗司空拜北府”条王徽之已讥其“应变将略非其所长”[56]。所以他在东晋并没有什么轰动的事迹足资称述，古今史家也多不甚重视郗鉴其人。同时，他的家族在江左也未曾获得最高的社会地位，像王、谢那样。郗鉴先世，郗虑以后没有显宦，其家族在两晋之际，基本上未曾脱离东汉儒学家族轨道，直到郗鉴的子侄辈，才完成向玄学士族的转化过程。两晋之时，居于显赫地位的士族人物，往往多方网罗名士，充实幕府，制造声誉。东晋王敦、庾亮、桓温府内，莫不名士充盈，人才济济。可是郗鉴以三公之尊居重镇历十余年，而名士出其州府者则寥寥无几。这也是郗氏家族地位、门户状况的一种反映。当然，郗鉴与出自另一儒学大族的卞壸又有所不同。卞壸与门阀政治格格不入，可以为司马王朝死节，而不能像郗鉴那样厕身于门阀政治之中并能有所建树。
《世说新语·言语》：“郗太尉拜司空（案在咸和四年，329年），语同坐曰：‘平生意不在多，值世故纷纭，遂至台鼎，朱博翰音，实愧于怀。’”《礼记·曲礼》下：“鸡曰翰音。”《易·中孚》：“翰音登于天，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长也？’”《说文》：“翰，天鸡也。”郗鉴之意，以为自己只不过是像朱博那样的吏才而得登于台鼎，像鸡飞上天一样，在门阀政治中，这本来是想象不到的事。《太平御览》卷二〇七引《晋中兴书》：“郗鉴为太尉（案在咸康四年，338年），虽在公位而冲心愈约，劳谦日仄，诵玩坟索，自少及长，身无择行。家本书生，后因丧乱，解巾从戎，非其本愿，常怀慨然。”郗鉴两拜三公，相隔近十年，而谦退旨趣前后如一。正因为郗鉴不操其柄，无竞于朝，所以能够久任于京口，善始令终而无殒坠之虞。
不过，郗鉴毕竟是流民帅，也有过流民帅所共有的杀人越货之事，已见前引。《晋中兴书》说他“自少及长，身无择行”，是一种溢美之词。《世说新语·品藻》：“卞望之（壸）云：‘郗公体中有三反：方于事上，好下佞己，一反；治身清贞，大修计校[57]，二反；自好读书，憎人学问，三反。’”三反，犹今言三种矛盾现象[58]。郗鉴在性格和素养上，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
本文之始，曾引用《晋书·明帝纪》史臣之言曰：“维扬作寓，凭带洪流，……不得不推诚将相，以总戎麾，楼船万计，兵倍王室，处其利而无心者，周公其人也。”史臣本指王敦有上游形胜之利，遂启篡窃之心，因而感叹世无周公。借史臣此论以观郗鉴，虽不处顺流之势，但建康锁钥在手，亦可谓“处其利而无心”。他身居危朝而能阻遏觊觎，终于对东晋朝廷有所匡救。如果郗鉴舍京口地利而居官建康，不以谦退自处而务求竞逐，以他本不优越的门望实力，在东晋翻云覆雨的门阀政治中，未必能有多少建树。
[1] 郗鉴之姓，今俗读为希。案郗，《广韵》在上平六脂，《晋书音义》作丑脂反，《通鉴》注作丑之反，《通鉴释文》作丑饥反。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二有考。今人郗姓习从俗读，但旧读不能不知，故附志于此。
[2] 《世说新语·言语》“元帝始过江条”。尊经阁本汪藻《考异》有敬胤驳“寄人国土”之说，以为其时中朝朝廷仍存，琅邪王为中朝方伯在建业，“何谓为寄也？”敬胤此议近人类皆从之。今案：言“寄人国土”者，吴、丹阳、吴兴等三郡本为武帝子吴王晏封国，琅邪王镇此，是寄治吴国之土，故《世说》所记“寄人国土”本不误也。两京陷后，琅邪王改称晋王，曾为史臣非议，谓“建小晋于大晋之中”。疑琅邪王改称晋王，就是为了易吴国为晋国，改变“寄人国土”的状况，为以后即晋帝位作准备。至于顾荣所谓“陛下勿以迁都为念”，则确实是以元帝即位以后的言语，误置于琅邪王初过江之时。或者“陛下”为“殿下”之误写。
[3] 传国玺，玉玺，永嘉末没胡后，永和八年始归东晋，见《晋书》卷七九《谢尚传》。东晋无天子玉玺，凡四十二年。在此期间，东晋乘舆别有六玺，皆金为之，亦见《南齐书·舆服志》。白板、板授，或作白版、版授。
[4] 板授，诸家解释有歧义。《通鉴》宋孝建元年（454）二月条胡注：“晋宋之制，藩方权宜授官者谓之板授”，得其简要。此“板授”亦作“白板”，常与“台除”相对而言，例见《真诰》卷一五《阐幽微》、《宋书》卷五《文帝纪》元嘉二十七年（450）、同书卷六《孝武帝纪》大明五年（461）。故《通鉴》齐永明十一年（493）七月引“或曰：未经敕用者谓之版授。”同条胡注又曰：“宋泰始初（案当指466年）南攻义嘉，军功者众，版不能供，始用黄纸”，则此时版授又重于黄纸也。
[5] 此段文字，余氏《笺疏》、徐氏《校笺》句读均如此。我疑“讽旨”是讽朝廷之旨，故句读以作“……告朝廷讽旨。时贤祖车骑……”较胜，但未敢遽断。
[6] 须，待也。它本作虽。周家禄校勘记谓，“虽”下脱“难”字。若尔，此句当读作“开荒虽难，一年之后即易。”案，两读皆可通，作须略胜。
[7] 案当指江淮流民之散在吴兴郡者。
[8] 《宋书》卷九七《蛮传》豫州蛮条：西阳有五水蛮，“所在并深阻，种落炽盛，历世为盗贼，北接淮汝，南极江汉，地方数千里。”山夷当即此蛮。
[9] 使流民著籍而征发为兵，似是此时朝廷聚兵的一个主要途径。另一个途径是募兵。成帝咸和时孔坦为吴兴内史，朝廷“使坦募江淮流人为军”，因乱东还的殿中兵也有应募者，见《晋书》卷七八《孔坦传》。元帝、明帝时当亦有募兵，不过难测数量多少。这种募兵大概不会是已著籍的流民。
[10] 流民帅中效忠而为朝廷信任之例，如褚
从淮南受戴渊之遣赴王敦之难，遂为京师五校之一。苏峻之难，为侍中在成帝左右，有忠贞之誉。事见《晋书》卷七七《褚传》。
[11] 征北指王导从弟王邃。《元帝纪》永昌元年十月“以下邳内史王邃为征北将军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诸军事，镇淮阴。”
[12] 本书撰写既竟，得见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社会的研究》（日本岩波书店1982年版），书中也注意到晋明帝听从郗鉴建议，召苏峻、刘遐援京师，依靠这些“北来兵团”平定了王敦之乱，并消灭了助王敦叛乱的吴兴豪族沈氏、钱氏势力这一事实（见该书第228至232页《北来流人兵团和王敦之乱》一节），但并未细究原委。川胜为日本研究六朝史富有成就的学者之一，不幸于1984年逝世。
[13] 冶城公即王导。王导宅在冶城，吴时鼓铸之所。据《世说新语·轻诋》注引王隐《晋书·戴洋传》及《太平御览》卷一七〇引《晋书》，王导久病，问术士戴洋，戴洋为言云云，导乃令移冶于石城。
[14] 严格说来，排抑宗室是庾、王合谋。南顿王宗之死，系庾亮遣右卫将军赵胤收之。据《晋书》卷五七《赵诱传》附子胤传，诱事王敦；胤事王敦、王导，为王导从事中郎，又得为护军将军。传称“胤杀宗，于是王导、庾亮并倚仗之。”
[15] 案卞壸所奏王导“无敬”、“不敬”，罪只免官，与“大不敬”罪至弃市者本不相同，但程树德《九朝律考》则将此二科混淆为一。其《汉律考》以涉此二科之例裒辑一处，不加区分；其《晋律考》但有“大不敬”，无“无敬”之例。其实，前于程氏之书的沈家本《汉律摭遗》卷三，已论“不敬”与“大不敬”并非一科，惜未用卞壶奏弹王导之事以为例证。
[16] 《晋书》卷八〇《王羲之传》略同，惟太傅作太尉。案太尉为郗鉴最后官位，死前一年始受。郗鉴未尝作太傅，太傅盖郗鉴死后赠官太宰之讹。太尉、太傅（太宰）皆以鉴最高官位称鉴，史籍此例甚多，非谓郗、王婚事发生在郗鉴临死前后。
[17] 案上章首过为道家礼法，郗、王均道教世家。
[18] 《晋书》卷八一《刘胤传》。《太平御览》卷三三引《三十国春秋》谓刘胤以疾被征为右将军，与此异。刘胤货殖，温峤熟知。《太平御览》卷七〇四引《语林》：“刘承胤（胤字）少有淹雅之度，王、庾、温公皆素与周旋，闻其至，共载看之。刘倚被囊，了不与王公言，神味亦不相酬。俄顷宾退，王、庾甚怪，此意未能解。温曰：‘承胤好贿，被下必有珍宝，当有市井事。’令人视之，果见向囊皆珍玩焉，与胡父谐贾。”按此当为刘胤为江州以前之事。
[19] 案郭默在北方，原属刘琨系统，见《晋书》卷六三《李矩传》。郭默与温峤有旧，由他来继替温峤江州刺史一职，符合王敦乱平后几个家族划分上游势力范围的原则，这也许是王导允许郭默刺江州的根据。所以《陶侃传》陶侃致书王导反对此举时，只是说“郭默杀方州，即用为方州”之不当，而没有说郭默不具备出刺江州的条件。陶侃杀郭默后吞并江州，破坏了长江流域的平衡局面。
[20] 《北堂书钞》卷六四、《太平御览》卷二三八引《晋中兴书》叙此事，称郭默为“远人”，郭默自谓为右军将军内辅是“更用虚名”。
[21] 陶侃死后又发生庾、王二族中庾怿、王允之对江州的激烈争夺。
[22] 《晋书》卷七三《庾翼传》，翼于建元元年（343）七月谋北伐，曾请路永出屯合肥。《晋书》卷八《穆帝纪》永和元年（345）八月“石季龙将路永屯于寿春。”路永降石氏当即其出屯合肥以后事，时王导已死数年。
[23] 陶、王交恶，陶对王一贯盛气相凌，咄咄逼人。《世说新语·方正》：“梅颐（案当作赜）尝有惠于陶公，后为豫章太守，有事，王丞相遣收之。侃曰：‘天子富于春秋，万机自诸侯出。王公既得录，陶公何为不可放？’乃遣人于江口夺之。”此可与“害宰相”语参读。
[24] “遵养时晦”，晋人习用语，出《诗·周颂·酌》，意谓养其
昧以成其恶，然后取之。
[25] 《法苑珠林》卷九二入此事于《赏罚篇·感应缘》，谓此出《冤魂志》，当即《还冤记》。
[26] 尊经阁本《世说新语》汪藻《考异》“祖士少道王右军”条注引王隐《晋书》及今本《晋书》卷八一《桓宣传》，卷一〇〇《祖约传》有邵陵人陈光，为流民帅，曾降桓宣，又投石勒，其事迹早于郗鉴遣陈光入卫京师数年，似是一人。
[27] 成帝幼时见导每拜；成帝给导手诏用“惶恐言”、“顿首言”、“敬白”；中书作诏用“敬问”；成帝幸王导宅，拜王导妻；导元正上殿，帝为之兴；咸和六年冬蒸祭太庙，诏归胙于导，等等。
[28] 吕台、吕产、上官安、上官桀，均西汉外戚之有逆迹者。
[29] 它本《世说新语》于此条甚多异字。如“……诣丞相，翘鬓厉色”作“……诣丞相，丞相翘鬓厉色”，重“丞相”二字，义不可通。又如“冰矝（矜）”当为“冰衿”或“冰襟”之误。嵇康《家诫》有“冰矜”一词。《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罗新、叶炜编，中华书局，2005年）第五八页李伯钦墓志（2001年出土），志文有“桂质冰襟”，意即襟怀高洁。但它本亦有可正写本之处，如“方当永别”作“方当乖别”，“辞殊不溜”作“辞殊不流”，均较写本为长。本书所用《世说新语》唐写本资料，据王先谦《世说新语》校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所附罗振玉影印唐写本残卷。
[30] 西晋时，徐州督将的军号皆以东为称，以其地居洛阳之东也。愍帝建兴（313—316）之初，司马绍（即后来的东晋明帝）受命镇广陵，犹拜东中郎将。其时司马绍以王导从弟王舒为司马。建武元年（317）司马睿称晋王，以王子司马裒镇广陵，军号始不称东。司马裒亦以王舒为司马。是年裒死，王舒代镇，除北中郎将监青徐二州军事。从此以后，徐州督将军号遂相沿以北为称，因而产生了北府之号。《世说新语·排调》“郗司空拜北府”条注引《南徐州记》曰：“旧徐州都督以东为称。晋氏南迁，徐州刺史王舒加北中郎将，北府之号，自此起也。”此言近实。唯王舒但监青、徐军事，未尝为徐州刺史，其时徐刺实为蔡豹，治所亦不在广陵。
[31] 晋武帝语，见《晋书》卷五二《华谭传》。
[32]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第162—163页。
[33] 《晋书》卷九八《王敦传》，此作“并东南众军之力”，南字误，点校本《晋书》已出校。
[34] 司马昱徙会稽王，在王导出王舒为会稽太守以为外援后不久，一王一马，反映了东晋对会稽的重视。
[35] 《晋书》卷七六《虞潭传》。虞潭所督实为包括会稽在内的六郡，作五郡误。六郡地境除会稽一郡外，与此后五郡所督者不同。
[36] 会稽太守、内史，历来以门望居之，南朝亦然。
[37] 大明三年（459）又改扬州六郡为王畿，改东扬州为扬州，大明八年复孝建元年之旧。见《宋书》卷三五《州郡志》（一），同书卷六《孝武帝纪》。
[38] 庱亭位置，《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读史方舆纪要》等书所记大体相同。而《通鉴》东晋咸和三年六月胡注引丁度曰：“庱亭在吴兴。庱，丑升翻。”今本丁度《集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卷六则曰：“庱，丑拯切，亭名，在吴。”
[39] 据《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唐代宗初年刘晏主东都至江南等处漕运，他“分官吏主丹阳湖，禁引溉，自是河漕不涸”。丹阳湖，当指练湖，可知其时练湖兼有输水济运和灌溉农田的功能。两种功能矛盾时，宁禁引溉以利河漕。
[40] 新丰塘即新丰湖，亦在丹阳，东晋初年张闿所开，见《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五，谓“成灌溉之利”。据《宋书》此条，可知新丰塘亦兼有调剂此段运河水量的功能，与练湖类似。
[41] 今本《三国志·吴志》无此条。
[42] 《三国志·吴志·孙皓传》另一处，以及《三国志·吴志·张
传》注引环济《吴纪》、《初学记》卷二四引环济《吴纪》均有岑昏事，《吴纪》亦涉功作。
[43] 案此当出顾野王《舆地志》。顾野王死于开皇元年（581），叙事不得至隋平陈之时。“自隋平陈”以下文字当为顾祖禹之言。
[44] 东军指自曲阿来者。
[45] 中国书店1989年影印《北堂书钞》孔广陶校注本，“方九十四尺”，原注谓陈、俞本“方九十”三字作“万九千”，则颇具规模。
[46] 《晋书》卷六九《刁协传》咸康中蔡谟与庾冰书，谓“刁氏今贫”。刁氏“固吝山泽”，见同卷《刁逵传》。
[47] 《长水集》上，人民出版社，1987年。
[48] 郗鉴于王敦乱平后受命出镇广陵，其留驻合肥的流民部曲可能重归于他，但无确证。除此不论以外，广陵、京口尚有新来旧到的更多流民。
[49] 京口城址已发掘出土，见《考古》1986年第5期镇江博物馆《镇江市东晋晋陵罗城的调查和试掘》及刘建国《晋陵罗城初探》二文。据出土城砖文字，知“晋陵罗城”是该城自名，“花山”为该城城址所在。城夯筑，里外敷砖。城周长约十里，因山为垒，缘江为境。晋陵罗城是三国时孙韶所缮京城（城在今铁瓮山）的外城，或者说东晋晋陵罗城以孙吴的京城为子城。义熙九年（413）晋陵郡治徙武进（今常州），晋陵罗城名废，但称京口或京城。郗鉴“遂城京口”，当即修建晋陵罗城。后来王恭又有所修作。郗鉴修晋陵罗城的直接目的，是防备海寇抄略。
[50] 坦传此处语气似有不足。《通鉴》咸和三年六月条，谓“王舒、虞潭等数与峻兵战，不利。孔坦曰：‘本不须召郗公，遂使东门无限……’”云云。可知孔坦之议是针对郗鉴自广陵过江后西行，离开都督扬州八郡诸军事职守，使王舒、虞潭的东军失去节度而失利，遂有“东门无限”之语。诸书皆不言郗鉴过江后为什么要西行与陶侃会。观孔坦语，知郗鉴盖应陶侃召也。
[51] 《至顺镇江志》卷一二“墓”：“晋郗鉴、郗愔墓在郡城东。”《南史》卷六五《陈始兴王伯茂传》：陈时“军人于丹徒盗发晋郗昙墓，大获晋右军将军王羲之书及诸名贤遗迹。”又，《太平御览》卷一八〇引《京口记》：“糖颓山……山南隔路得郗鉴故宅五十余亩。”
[52] 《宋书》卷六七《谢灵运传》载其《山居赋》，注谓郗氏、蔡氏、陈氏、谢氏与昙济道人，各自拥有始宁五奥之一。《晋书》卷六七《郗愔传》：愔“筑室章安，有终焉之志”，是章安亦有郗氏宅业。始宁，今浙江嵊县北；章安，今浙江黄岩南。
[53] 《晋书》卷八五《刘毅传》、《宋书》卷五二《庾悦传》。由于庾氏在京口有潜在势力，所以咸安二年庾希、庾邈得于京口起兵反对桓温。
[54] 此处胡三省只说到“庾亮之谋”而未及陶侃，是因为司马光未录庾亮致郗鉴信中关于陶侃欲起兵废王导之事，所以胡注也未论及。
[55] 此处胡三省只说到东道粮运之事而不及京口的经营，是因为司马光未措意于京口地位问题，于《通鉴》中略去了郗鉴致温峤函中“静镇京口”之语，所以胡三省作注，也就未曾言及京口。
[56] 引陈寿评诸葛亮语以论郗鉴，当然也有抬高郗鉴的用意。郗超已有此说。
[57] 计，计簿，计算；校，校实。“大修计校”，当谓大聚甲兵钱谷诸事。《三国志·魏志·崔琰传》曹操领冀州牧，“校计甲兵”；《太平御览》卷二六三引此，作“计校甲兵”。又《三国志·蜀志·杨戏传》注引《襄阳记》，诸葛亮尝自校簿书，主簿杨颙进谏，亦此意。
[58] 《日知录集释》卷一三“三反”条：“今日人情有三反，曰弥谦弥伪，弥亲弥泛，弥奢弥吝”。引此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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