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关于“不与刘、石通使”问题
《廿二史考异》卷一八晋穆帝永和七年条曰：“东晋君臣虽偏安江左，犹能卓然自立，不与刘、石通使。旧京虽失，旋亦收复[54]。视南宋之称臣称侄，恬不为耻者，相去霄壤矣。讵可以清谈轻之哉！”钱大昕所言清谈误国问题，本文不置论。所言晋宋短长问题，南宋人读史伤时，多有论及，钱氏盖本之宋人议论，我们在此且略加申叙。
袁燮《絜斋集》卷六《策问》“历代国祚”条曰：司马氏“间关渡江，蕞尔微弱，不数年而建中兴之业。王、苏之变，国势复岌岌矣，以弱制强，卒清大憝。苻、石之雄，非晋所可敌也，胜于淝水，焚其聘币。曾不见中国之为弱……。”其“边备”条曰：“尝怪晋氏之东，江左可谓微弱，而未尝辄与议和。石勒来聘，遽焚其币，不知何恃而敢然也！”其卷七《论战》又曰：“晋之渡江，国非不弱，而未尝肯与敌和。石勒来聘，辄焚其币。……盖强敌在前，晋人朝夕思虑，求胜敌之策，所以克保其国。”袁燮主要是伤时而发此议，他主张南宋不求战亦不应惮战，特别推崇东晋焚币拒和一事。焚币，即《晋书》卷六《成帝纪》咸和八年（333）正月丙子“石勒遣使致赂，诏焚之”之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一三曰：“焚石勒之币，江左君臣之志壮矣。僭号之国十六，而晋败其一（原注：苻坚），灭其三（原注：李势、慕容超、姚泓）。不可以清谈议晋。”王应麟同样是重视焚币之事而生感慨。清人阎若璩校勘王书，于此处有中肯之言曰：“王氏得毋自伤其本朝乎！”
钱大昕强调晋人“不与刘、石通使”，义同于上引袁、王赞许焚币之言。我认为，东晋“不与刘、石通使”，除了表现东晋君臣的民族气概以外，尚有其不得不然的历史理由。而这一点与本文主旨有所关涉，前人似未道及。所以，我在这里探索其背景，解释其原因，以见从八王之乱后期到东晋建国以后，也就是“王与马共天下”局面形成和确立的这段时间内，民族关系发展的某种连续性。
胡族驰骋中原，发端于八王之乱后期成都王司马颖和东海王司马越对峙的那个阶段。司马越和司马颖在诸胡族中各结羽党为援，藉其力以仇杀异己。他们是引胡骑入中原的直接祸首。八王之乱演而为永嘉之乱，永嘉之乱演而为“五胡乱华”，其终极原因在于百余年来各胡族社会的逐渐封建化、农业化和各胡族逐渐内徙，而东汉、魏、晋政权又无力阻止这一内徙的历史趋势。这里面包含着民族矛盾。但是在开头的时候，诸胡族作为八王之乱内战双方各自的同盟者起兵，则主要表现为诸王对抗而非民族对抗。至少可以说，在那个阶段，民族对抗包含于诸王对抗之内，从属于诸王对抗，还没有成为一种独立的对抗形式。
八王之乱结束后，司马颖原来所联结的刘、石，陷两京，俘怀、愍，成为北方的胜利者。而司马越的一党却在江左立定了脚跟，因而表现为刘、石与东晋的南北对峙。这时，情况变了，无论在北方社会内部，还是在南北之间，民族矛盾都占据主要地位。江左的王、马在对待北方各胡族的态度上，继承了司马越、司马颖对峙期间的既成事实，以司马越之友、司马颖之敌为友，以司马越之敌、司马颖之友为敌。司马越、司马颖的对立关系，影响着江左政策的许多方面，其中也包括江左对北方诸胡族敌友态度的区分。江左“不与刘、石通使”，与此背景有直接联系，至少在江左政权建立后的一个时期内是这样。
荡阴战后，司马越之党幽州刺史王浚，与司马越之弟并州刺史司马腾，共起兵讨伐司马颖。王浚率鲜卑、乌桓突骑南下攻邺。后来司马越西迎惠帝，王浚又以鲜卑、乌桓突骑为先驱。幽州的鲜卑、乌桓，尤其是其中的鲜卑段部，遂成为一支在王浚控制下遥助司马越逐鹿中原的重要力量，也成为以后影响于江左政治的一个因素。
王浚、司马腾起兵反司马颖之时，匈奴人刘渊行宁朔将军监匈奴五部军事，随颖在邺，请为颖发匈奴五部兵，以其二部击司马腾，三部击王浚。刘渊自魏末至晋，为匈奴任子在洛、邺等地，本人汉化很深，长期周旋于西晋官僚之间，熟悉西晋政局。他得到太原王氏等并州望族的支持，其五部之众又已布满并州诸郡县，势力颇强。刘渊起兵时，司马颖已经失势，匈奴军虽然打着司马颖的旗号，实际上却是一群无羁之马，一支不受控制的独立的军事、政治力量，但其锋芒始终指向司马颖之敌，即司马越及其所属诸军。
鲜卑、乌桓起兵，所支持的是司马越；匈奴起兵，所支持的是司马颖。既然司马越与司马颖势不两立，胡人双方也势不两立。由此可知“五胡乱华”的直接起因，是各胡族统治者分别参预西晋统治者之间的内乱。据《晋书》卷一〇一《刘元海载记》，刘渊起兵助颖，其从祖刘宣反对；刘宣力主结鲜卑、乌桓为援，联合各个胡族共同反晋，以求兴匈奴邦族，复呼韩邪之业。刘宣认为西晋的宗王都是匈奴的仇敌，所以坚决反对起兵拯救任何一个西晋宗王。刘渊则另有心机，认为匈奴不起兵则已，起兵当为“崇冈峻阜”，而不能为“培
”。从浅处理解，刘宣欲结鲜卑、乌桓反晋以夺取政权，看起来像是“崇冈峻阜”，但事成之后与鲜卑、乌桓共有天下，以夷统华，终究还是“培”。从深处理解，刘渊援司马颖起兵，先已分享强藩名分；如果能进一步从司马颖手里取得政权，那就是中原正朔，上国衣冠，华夷都将归心于他。这就是说，先附司马颖为“培”，正是为了最终成为“崇冈峻阜”。观刘渊以后建国称汉，追尊刘禅，俨然是光复汉家旧业，而不以呼韩邪单于自居，其心机怀抱，似确如此。
为了对抗匈奴刘渊之众，司马腾在并州，乞师于代北的鲜卑拓跋部首领猗
、猗卢兄弟，企图藉拓跋部力量从北面对匈奴进行牵制。光熙元年（306），司马越以刘琨代司马腾镇并州，刘琨同样倚靠鲜卑拓跋部为援，还与幽州的鲜卑段部保持密切关系。
成都王司马颖入关后，被迫取消了皇太弟称号。司马颖故将公师藩起兵赵魏，声言拥颖反越。流落冀州的羯人石勒联络马牧帅汲桑及其他胡人起兵，投入拥颖反越的公师藩军。公师藩被杀后，汲桑、石勒继续拥兵反越，并且与并州的刘渊结合，成为司马越在东方的劲敌。司马越致陈敏书说：“羯贼屯结，游魂河济，鼠伏雉窜，藏匿陈留，始欲奸盗，终图不轨。”[55]石勒成为心腹之患，司马越是深感寒心的。
石勒是被司马越弟司马腾从并州掠卖于冀州的大量羯人之一，与司马腾有深仇。他起兵后投向公师藩，采取拥颖反越的政治态度，是必然的。当刘琨入并，司马腾离并东来时，州郡吏民万余人随腾到冀州就食，号为“乞活”。以上两种力量，即被司马腾掠卖的石勒之类和随司马腾东来的“乞活”，同样来自并州，但由于与司马腾的历史关系不同，政治态度也截然相反，石勒始终与司马越兄弟为仇，“乞活”则始终支持司马越兄弟而与石勒对抗。
这样，八王之乱的最后一幕，即司马越与司马颖的对抗，由于各种势力的参与，就进一步扩大化和复杂化，不再是单纯的诸王之争。对垒双方，一方为成都王司马颖、匈奴刘渊、刘聪、羯人石勒等等，另一方为东海王司马越、鲜卑拓跋部、鲜卑段部和“乞活”等等。敌对双方阵线分明，冤冤相报，屠杀无已时，动乱愈演愈烈，仇恨愈结愈深。永嘉元年（307）春，汲桑、石勒声言为司马颖复仇，入邺杀司马腾，又杀腾子确；冬，“乞活”为腾复仇，杀汲桑于乐陵。《乐府诗集》卷八五《并州歌》曰：“奴为将军（案指汲桑）何可羞，六月重茵披衲裘，不识寒暑断人头。雄儿田兰为报仇，中夜斩首谢并州。”[56]歌中田兰为“乞活”帅，并州指司马腾。此歌当是“乞活”军中所唱，赞扬田兰为并州刺史司马腾报仇而斩汲桑之事，是司马越、司马颖两方势力冤冤相报的一例史证。最后，石勒追杀王衍和大批王公名士，焚司马越尸，俘司马越子；而匈奴刘渊、刘曜又与石勒配合，先后颠覆了司马越操纵的晋怀帝和越侄司马保钳制的晋愍帝这两个司马氏朝廷，使司马越和王衍家族在北方经营的政治势力完全覆灭。此后，匈奴刘氏和羯人石氏先后在北方立国，而“乞活”势力则长期留存于北方以与刘、石抗衡。
驰骋中原的刘、石既始终与司马越、王衍为敌，当然把由司马越、王衍派生的江左政权当作敌人。江左政权由于历史的原因而“不与刘、石通使”，也是势所必然的。何况当时北方刘、石势盛，咄咄逼人，欲通使求和亦非易事。刘、石忙于对付北方各种反对势力，也忙于应付本族内部无穷无尽的权力之争，事实上也还无暇顾及江左，一时还没有对江左形成严重而又持续的军事压力。这种情况，又使江左政权得以和辑内部，暂安一隅，无须汲汲于与刘、石通使，甚至敢于焚石勒之币以示决心。这就是前引钱大昕语的历史背景。
王导、司马睿不但继承了司马越、王衍执政时期形成的与刘、石对抗的政策，也把北方存留的拥越反颖势力，包括一些民族势力，作为自己的盟友，与之共抗不共戴天的刘、石。洛阳陷落后，司马睿即有讨刘、石之檄。《魏书》卷九六《司马睿传》：永嘉六年“睿檄四方，称与穆帝（案指拓跋猗卢）俱讨刘渊（案当作刘聪），大会平阳。”此事《晋书》及《魏书·序记》均不载。《晋书》卷五《怀帝纪》：是年二月癸丑，“镇东大将军、琅邪王睿上尚书，檄四方，以讨石勒。”不过，无论是讨刘之檄，还是讨石之檄，都只是司马睿按其既定方针对刘、石表现的一种敌对姿态而已，并不意味司马睿有力量足以采取军事行动。至于司马睿称与拓跋猗卢共同行动，虽符合司马越与拓跋部的历史关系，但也不意味果真有过与拓跋猗卢共同出兵之事。不过从这里可以看出，由于历史的原因，司马越之友，虽胡人亦江左政权之友。此时江左政权与北方政权的矛盾，并不纯粹是汉胡民族矛盾；或者说，胡汉民族矛盾之中仍然留存着相当多的其他因素。
洛阳沦陷后的中原地区，匈奴、羯胡猖獗，能暂时抵挡他们的，是曾与司马越、司马腾相结的鲜卑段部和鲜卑拓跋部。鲜卑段部曾多次与刘、石作战。《晋书》卷六三《邵续传》，邵续本为成都王颖参军，后受王浚之命转向东海王越阵容，成为北方坞壁抗胡的一支重要力量。王浚为石勒所破后，鲜卑段部的段匹
，“遣书要〔邵〕续俱归元帝，续从之。”石勒攻邵续，段匹救之，“〔石〕勒素畏鲜卑”，乃撤兵东走。同卷《李矩传》，李矩屯荥阳，刘琨遣人率鲜卑五百骑过李矩营，与匈奴刘曜军队对阵。“屠各（案为匈奴之一种）旧畏鲜卑”，望见鲜卑兵，不战而走。邵、李两传所记石勒及屠各均畏鲜卑，此二事《通鉴》均系于建兴二年（314），可知鲜卑（主要是鲜卑段部）是洛阳陷后北方抑制刘、石的重要力量，因而也是江左结盟的主要对手。
司马睿登基，领衔劝进[57]者主要都是在北方抗拒刘、石的人物，如刘琨、段匹、邵续、慕容廆等，这些人中的多数，过去都与司马越有过联系。司马睿建立东晋后，继续与这些人所遣过江的代表人物保持比较特殊的关系。刘琨遣赴建康上表的长史温峤，是刘琨的姻亲。太原温氏非第一流门第，温峤本人亦非第一流人物[58]，而温峤于江左又别无功绩。但他过江后即结好于王导、庾亮等人，政治影响很大，名望蒸蒸日上。这除了他本人才能因素以外，同他作为刘琨政治代表的身份亦当有关系。东晋对段匹亦复如是。刘琨为段匹所害，东晋为了修好段氏，不为刘琨发哀，温峤上疏理之，始获允准[59]。段匹有弟名段实（段秃）者，在建康为将军[60]。元帝之初，鲜卑段末波也曾通使于江左。邵续遣至建康的代表是刘胤。邵续之婿刘遐亦间道遣使受元帝节制。上述所有的人，都曾在江左政治、军事活动中起过作用。
在论及司马越联合鲜卑诸部、司马颖联合刘石以相抗衡的历史背景时，有一事甚可注意。据《魏书》卷三三《张济传》，东晋之末，后秦攻击洛阳的东晋军，晋雍州刺史杨佺期乞师于北魏常山王拓跋遵，北魏遣张济报杨佺期。杨佺期谓张济曰：“晋魏通和，乃在往昔，非唯今日。……与君便为一家，义无所讳。洛城救援，仰恃于魏，若获保全，当必厚报。如其为羌所乘，宁使魏取……。”《通鉴》录此事于安帝隆安三年（399）七月，文中“晋之与魏，本为一家”，胡注曰：“谓猗卢救刘琨时也”[61]，甚是。南渡之初，东晋的王、马，一方面仇视刘、石而不与之通使，另一方面远结鲜卑拓跋部以制刘、石。这既是司马越当年阵容形势的延续，又合乎远交近攻这一古老的用兵传统。当然，由于北方民族兴败形势复杂，远联拓跋这种既定方针并非不间断地延续至东晋末年，只是当年猗卢援刘琨的事迹，影响特别久远，到东晋末年还在人们的头脑里起着作用罢了。
《晋书》卷一〇《安帝纪》隆安二年（398）“十二月己丑，魏王珪即尊位，年号天兴。”王鸣盛于《十七史商榷》卷四五“拓跋魏书法”条说，《晋书》这种“魏王珪即尊位”的书法，与《晋书》所书其他各国“僭即位”一类者大不相同，因而断言“晋臣之词决不如此，唐人所追改也。”我认为王鸣盛从唐人追改求解释固可考虑，从江左政权在历史上与拓跋部的关系中求解释亦属可能。《晋书》记事，对拓跋魏另眼相看，不用贬词，例证甚多。《晋书·愍帝记》建兴四年（316）三月，记“代王猗卢薨。”代王名号本为晋室所封，所以《晋书》认同猗卢的代王身份，是合情合理的。王氏所举另一处，即卷九《孝武帝纪》太元十一年（386）曰：“代王拓跋珪始改称魏”，此事在《宋书》卷九五《索虏传》中则作“自称曰魏”，暗寓僭越之意，与《晋书》不一样。所以我认为，大概东晋官方文书，对北魏事本来就另有书法。上引杨佺期语，曰“通和”，曰“一家”，曰“宁使魏取”等等，所反映的即是这种对等的、结盟的历史关系，与“焚石勒之币”、“不与刘、石通使”，正好形成对比。东晋与拓跋部基于历史原因所形成的亲近关系，到刘宋时不复存在，这一来是由于晋鼎已移，传统已断；二来是由于拓跋部业已坐大，威胁南方之故。
刘、石起兵，导源于越、颖对立，表现为诸王对抗，已如上述。但他们一旦兵起，民族矛盾就会逐渐显露出来。北士过江者，于刘、石多有家仇，邓攸弃子事是其显例。南渡人士在江左招魂葬亲，一时蔚为风气。《通典》卷一〇三建武二年（318）袁瓌上表请禁断招魂葬，所列入葬人物有尚书仆射曹馥、监军王崇、太傅司马刘洽等人，一皆下诏禁断。东海王妃裴氏南渡后，亦请招东海王越魂卜葬广陵，元帝特许之[62]。晋室王公士族名士死于刘、石者如此之多，江左王、马自然不能与刘、石通使以招众怒。由此可见，江左不与刘、石通使，除历史原因外，尚有现实的考虑。如果南北遣使通好，本来是虚弱的东晋抗胡政权就不可能继续团聚南来的士族和流民，也不足以慰吴姓士民之心，因而抗胡政权本身也会失去立足之点，失去存在的价值。
历史的理由与现实的考虑，促使王、马政权不得不采取这种“不与刘、石通使”的态度。照理，在东晋初建阶段，王、马应当同仇敌忾，不共戴天，亟思所以报复刘、石。王、马表面上确实持此态度，但是实际上又并非如此。
在南渡士族中，王导有“江左管夷吾”[63]之誉，又曾作“戮力王室，克复神州”[64]的豪言。但是王导并没有一匡九合的抱负，只是尽力于笼络南士，和辑侨姓，以图苟安。司马睿之所急，也是在江左建立霸业，并不真正以中原为念。史言司马睿“方拓定江南，未遑北伐”[65]，确是事实。终司马睿之世，终王导之世，他们未尝以北伐为务，在抗御刘、石方面始终是消极的。永嘉六年（312）石勒治军葛陂，威胁建康，江左派去抵拒的人，不是王敦之类的实力人物，而是南士纪瞻。愍帝使至建康，希望江左遣军北进，以减轻关中承受的军事压力，也被拒绝。迨至长安不守，愍帝出降，司马睿、王导故作姿态，扬言北伐而不出师，卒以“督运稽留”罪杀令史淳于伯以塞责，成为江左一宗冤狱。对曾为东海王越典兵参军的祖逖的北伐，他们也多方掣肘。朱熹谓“元帝与王导元不曾有中原志。收拾吴中人情，惟欲宴安江沱耳。”又谓“当是时，王导已不爱其如此（案指祖逖北伐事），使戴若思辈监其军，可见如何得事成！”[66]朱熹居南宋偏安之世，对北伐问题看得格外清楚。王、马朝廷居衮职而真正以“克服神州”为念的人，可说是绝无仅有。他们的最高愿望，只在于保境苟安，尽量避免刺激刘、石，而无其他。在此以后，侨人逐渐安于所居，南北分割局面随之为人们所接受，北伐口号也丧失了原有的意义，往往成为强臣增益权威的一种手段，因而总是得不到朝野一致的支持。
石勒于老暮之年致币与江左修好[67]，自然是考虑到灭东晋既不可能，北方内部又不稳定，为子孙守业计，宁与江左言和。江左拒和，事诚可嘉；未与刘、石通和，亦属事实。但袁燮言东晋“朝夕思虑求胜敌之策”，钱大昕言其“卓然自立”，似皆溢美之词，历史事实未必真正如此。
[1] 《通鉴》太兴三年（320）录“王与马共天下”之语，谓其时“敦总征讨，导专机政，群从子弟布列显要”云云，得实。“王与马共天下”局面的形成，王敦所起的实际作用不比王导小。本文从中枢政局着眼，只论王导。
[2] 《晋书》卷六五《王导传》略同，“元帝正会”作“帝登尊号”，无“中宗引之弥苦”句。
[3] 分见《晋书》卷六五《王导传》，卷三九荀奕、卷七八孔坦等传，卷一二《天文志》以及《太平御览》卷三九五引《晋中兴书》。参看《十七史商榷》卷四八《敬司徒王导下（不）》条。
[4] 明于慎行《谷山笔麈》卷四《相鉴》谓“自古大臣殊礼，至于赞拜不名而止，过则不臣矣。”于氏盖就北周太宰宇文护故事立论如此，并谓至宇文护，“诏诰及百司文书，并不得称公（护）名，甚于赞拜不名矣。……当此之时，识者已为之寒心矣。”于氏所论不及东晋王导事，似欠周全。
[5] 诸王与王国官有君臣名分，至刘宋时始有诏禁止。《宋书》卷六一《江夏王义恭传》载，孝武帝欲削弱王侯，讽有司就江夏王义恭及竟陵王诞希旨所陈九事增广为二十四事，其一为“郡县内史相及封内官长于其封君既非在三，罢官则不复追敬，不合称臣，宜止下官而已。”诏可其奏。案，州郡长吏与掾属间有君臣名分，东汉已是如此，诸王与王国官属有君臣名分，更不待言。
[6] 案前一“国王”疑当作“王国”，后一“国王”疑当作“国人”。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于前一“国王”亦谓“当作王国”，于后一“国王”则未出校语。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59页注②则说：“‘国王侍郎’，谓在邺之王府官；‘出为绵竹令’，自邺出也。‘国人归之’，颖复召还之也。”此说似嫌牵强。
[7] 据《晋书》卷三《武帝纪》，成都王颖始受封在太康十年，同书卷五九颖本传，谓太康末受封邑。
[8] 《晋书》卷六五《王导传》。
[9] 《世说新语·言语》“顾司空未知名”条注引邓粲《晋纪》。
[10] 《晋书》卷九八《王敦传》。
[11] 《晋书》卷七六《王廙传》。
[12] 案诸葛恢为琅邪阳都人，颜含及刘超均琅邪临沂人。《北齐书》卷四五《文苑·颜之推传》载《观我生赋》：“吾王所以东运，我祖于是南翔。”原注：“晋中宗以琅邪王南渡，之推琅邪人，故称吾王。”这也可证诸王与王国士人的密切关系。
[13] 《晋书》卷六五《王导传》。
[14] 《晋书》卷六《明帝纪》，未著年月。案《世说新语·方正》“王敦既下”条及注引刘谦之《晋纪》以及《太平御览》卷四一八引《晋中兴书》均载此事。《御览》所载温峤反对王敦之谋，有“当今谅
之际”语，可知事在元帝已死、明帝初立之时。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有考。
[15] 参阅《通鉴》永兴元年（304）十二月丁亥条。
[16] 《晋书》卷七一《孙惠传》，记孙惠此时以书干谒司马越，谓越“虎视东夏之藩，龙跃海隅之野（指在东海国和东方各地活动，并收兵下邳），西咨河间（河间王颙），南结征镇（征南司马虓，督豫州；镇南刘弘，督荆州，均党于越），东命劲吴锐卒之富（扬州刘准），北有幽并率义之旅（幽州越党王浚，并州越弟司马腾），宣喻青徐（青州越弟司马略，徐州司马楙），启示群王，旁收雄俊，广延秀杰，纠合携贰……”云云。这大体是其时司马越势力分布图。
[17] 《晋书》卷四三《王衍传》。
[18] 《晋书》卷四三《王澄传》。《世说新语·品藻》“王大将军下”条谓庾
、王衍、王澄、胡母辅之为王敦四友。同条注引《八王故事》、《晋书》卷四九《胡母辅之传》又另有说，不备录。
[19] 《世说新语·赏誉》。《晋书》卷五〇《庾传》谓“越府多俊异”。案越府僚佐可考者不下五六十人，其中绝大部分为当时士族名士。
[20] 《晋书》卷六《元帝纪》。
[21] 《晋书》卷四三《王衍传》。《通鉴》系此于永嘉元年十一月，后于司马睿镇建邺二月。
[22] 《世说新语·简傲》“王平子出为荆州”条注引《晋阳秋》。案此与《晋书》王衍、王敦等传都说王敦出刺青州，《通鉴》亦同。而《世说新语·识鉴》“潘仲阳（滔）见王敦”条注引《汉晋春秋》、《通鉴》永嘉元年十一月乙亥条《考异》引《晋阳秋》，并谓其时王敦出刺扬州。
[23] 《晋书》卷二七《五行志》（上）：“孝怀帝永嘉四年四月，江东大水。时王导潜怀翼戴之计，阴气盛也。”
[24] 《晋书》卷一〇〇《陈敏传》。同书卷五九《东海王越传》越致敏书：“将军建谋富国，则有大漕之勋。”
[25] 参田余庆《汉魏之际的青徐豪霸》文中《广陵之役与中渎水道问题》一节，《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中华书局2004年。
[26] 《初学记》卷八河南道“邸阁”引《西征记》：“宿预城下邳之中路旧邸阁”，当即指此。
[27] 《太平御览》卷一七〇引《建康图〔经〕》：“西晋乱，元帝自广陵渡江”云云。
[28] 关于“乞活”来历及其政治动向，参看周一良《乞活考——西晋东晋间流民史之一页》一文，见其《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中华书局，1963年）。本文“不与刘、石通使”一节对此亦有所论述。
[29] 《晋书》卷六一《周馥传》。参看同书卷二九《五行志》（下）“豕祸”条。周馥事涉统治阶级中其他矛盾，但也表明司马越、王衍无意南迁。
[30] 《晋书》卷四三《王衍传》。
[31] 此据《晋书》卷五九《东海王越传》。同书卷五《怀帝纪》、《魏书》卷九五《石勒传》数各不同。
[32] 李恽及“乞活”部众均并州人，故不东奔，但也不回并州。其奔广宗，盖欲附司马越党幽州刺史王浚。浚旋以恽为青州刺史。广宗的上白，遂为“乞活”的一个重要据点。
[33] 《晋书》卷六〇《阎鼎传》。阎鼎实际上是巴西安汉人，吴仕鉴《晋书斠注》据《新唐书》卷四三《宰相世系表》（一三）有考。又，秦王是唯一尚存的晋武帝的后裔，名分居先。尽管他操纵在西人之手，只要他尚在，建康的司马睿就不敢称帝。所以建兴四年愍帝被俘，五年司马睿只称晋王；是年冬愍帝死，翌年司马睿始称帝。
[34] 《晋书》卷七一《孙惠传》。
[35] 《晋书》卷三五《裴楷传》。《三国志·魏志·裴潜传》注引《晋诸公赞》载侍中王旷与司马越书曰：“裴郃（邵）在此虽不治事，然识量弘达，此下人士大敬附之。”这些都说明司马氏、王氏、裴氏的密切关系。王旷书当系旷弃丹阳居下邳时作。
[36] 《太平御览》卷三三七王旷《与扬州论讨陈敏计》。
[37] 《太平御览》卷一八四引。
[38] 《世说新语》文学、轻诋等篇及注引《裴氏家传》、《续晋阳秋》。
[39] 三说之外另有一说。《南齐书》卷五二《文学·丘灵鞠传》灵鞠谓人曰：“我应还东掘顾荣冢。江南地方数千里，士子风流皆出此中。顾荣忽引诸伧渡，妨我辈途辙，死有余罪。”这是丘灵鞠自以仕途不顺的愤懑之词，并非叙事，可不置论。
[40] 本书所用《世说新语》汪藻“叙录”、“考异”、“人名谱”等资料，均据王先谦《世说新语》校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所附该书尊经阁本（日本珂
版影宋本）。
[41] 《晋书》卷六《元帝纪》记此事甚略，只说“属太妃薨于国，自表奔丧，葬毕，还镇。”
[42] 《晋书》卷五二《华谭传》晋武帝策问华谭语。
[43] 《晋书》卷四六《刘颂传》。
[44] 自江入沔汉，据《晋书》卷四《惠帝纪》永兴二年（305）十二月条，《通鉴》同。《晋书》卷一〇〇《陈敏传》作自江入河，误。因为当时惠帝在长安，陈敏循沔汉可以与长安联系，而不必通过大乱的黄河流域。
[45] 《三国志·吴志·孙
传》注引《文士传》谓华谭父（《晋书》谭传作谭祖）融，“江都人，祖父避乱，居山阴蕊山下”，与吴士张温有深交。华融世仕吴，所以华谭与吴士多交往。
[46] 华谭为越府军咨祭酒，见《晋书》卷一〇〇《陈敏传》，谭传失载。
[47] 《晋书》卷一〇〇《陈敏传》。
[48] 见《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49] 按三月上巳修禊之事，《续汉书·礼仪志》（上）、《宋书·礼志》（二）皆有记。《后汉书·周举传》、同书《袁绍传》亦记上巳。历来都说禊事取三月上巳日行之，后来则固定于三月初三，仍称上巳。宋元人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下“十干纪节”条，谓“上巳当作日干之己，古人用日，如上辛、上戊之类，皆用日干，无用支者。若首午尾卯，首未尾辰，则上旬无巳矣。”清人王应奎《柳园随笔》卷三亦引此。清人宋凤翔《过庭录》卷一五则驳周密之说，以为上己之说不合《后汉书·袁绍传》章怀注所谓建除祛灾之法。异说纷纭，并识于此，以备参考。关于巳，可参《日知录》卷三二“巳”条。关于上巳节的其他种种，可参看劳干《上巳考》，台北《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29集；宋兆麟《上巳节考》，《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总第13—14期。至于定禊事为三月三日，似始于东汉。《晋书》卷五一《束皙传》，晋武帝“尝问挚虞三日曲水之义，虞对曰：‘汉章帝时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村人以为怪，乃招携之水滨洗祓，遂因水以泛觞，其义起此。’”《续齐谐记》同。宋王楙《野客丛书》卷一六则谓“自汉以前，上巳不必三月三日，必取巳日。自魏以后，但用三月三日，不必巳也。”
[50] 贵人、名士出行，时人于道旁窥其风采，盖当时习俗如此。参看《世说新语·企羡》“王丞相拜司空”条及“孟昶未达”条。此风至南朝犹在。《颜氏家训·勉学》：梁时贵游子弟“从容出入，望若神仙。”
[51] 此据《高僧传》卷四《竺道潜传》。《世说新语·德行》注谓“僧法深（案即道潜），不知其俗姓，盖衣冠之胤也。”余嘉锡据此疑法深非王敦之弟，不出琅邪王氏，见《世说新语笺疏》。又《高僧传》卷四《竺法崇传》附释道宝传，谓道宝本姓王，琅邪人，晋丞相王导之弟。事亦难于考实。
[52] 《魏书》卷九六《司马睿传》。《晋书》卷九八《王敦传》略同。
[53] 参看《世说新语·方正》“王敦既下”条余嘉锡《笺疏》。
[54] 案指东晋三次收复洛阳之事，一为永和七年至兴宁三年（351—365），一为太元九年至隆安三年（384—399），一为义熙十二年以至东晋之末（416—420）。
[55] 《晋书》卷一〇〇《陈敏传》。
[56] 《并州歌》多异文，备见逯钦立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中《晋诗》卷九。逯辑题作《军中为汲桑谣》，似未能点明歌词的主旨所在。
[57] 《艺文类聚》卷一三载刘琨等劝进表凡四，《文选》卷三七及《晋书》卷六《元帝纪》录其一。元帝报刘琨令，《艺文类聚》卷一三及《晋书》卷六二《刘琨传》各录一通。
[58] 《世说新语·品藻》“世论温太真”条：“世论温太真（峤）是过江第二流之高者。时名辈共说人物第一将尽之间，温常失色。”
[59] 温峤疏文，见于《敦煌石室佚书》所收写本《晋纪》，今本《晋书》失载。
[60] 将军段实，见《晋书》卷六《明帝纪》。《魏书》卷九七《司马睿传》谓为段匹之弟段秃。案段实原在李矩军中为司马，见《晋书》卷六三《李矩传》。其归建康，当在李矩南奔失败之后。
[61] 关于猗、猗卢与晋司马腾、刘琨关系，参《魏书·序纪》及《魏书》卷二三《卫操传》所载晋光熙元年（306）卫操所立碑文。
[62] 此据《晋书》卷八三《袁瓌传》。同书卷五九《东海王越传》，裴妃欲招魂葬越而元帝不许，“裴妃不奉诏，遂葬越于广陵。大兴末，墓毁，改葬丹徒。”考虑到元帝深德裴妃，似以《袁瓌传》为得。
[63] 《世说新语·言语》及注，《晋书》卷六五王导、卷六七温峤传。元帝亦以管仲目王导，尊之为仲父。
[64] 《世说新语·言语》，《晋书》卷六五《王导传》。
[65] 《晋书》卷六二《祖逖传》。
[66] 《朱子语类》卷一三六。
[67] 《晋书》卷一〇五《石勒载记》（下），勒咸和七年死，年六十。案七年为八年之误，点校本已出校记。石勒致币，在其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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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进度：四 关于“不与刘、石通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