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通识课

四六文

  六朝时的骈文，因形式在变化发展中，未曾固定，因而有些雅丽自然的趣味。唐朝时，政府以诗赋取士，朝廷章奏也用骈体，于是骈文定了型，声律、对仗都有一定规则，用典很多，所以唐以后的骈文不如六朝文活泼。

  唐朝的陆宣公李贽，他所写的奏议用骈偶的旧形式，写政事的新内容，能够流畅表达而无刻意骈偶的痕迹。如他代德宗写的《罪己诏》，有“长于深宫之中，暗于经国之务……天谴于上，而朕不悟，民怨于下，而朕不知”等句，颇真挚感人，行文如流水。

  宋朝开始，骈文有“四六”的讲究。北宋有欧阳修和苏轼两个古文家，南宋有骈文作家汪藻、王安中、周必大、綦宗礼、洪迈父子等，诗人陆游、杨万里，理学名臣真德秀，也会作骈文。汪藻为隆祐太后作《告天下诏》，有“历年二百，人不知兵，传序九君，世无失德。虽举族有北辕之衅，而敷天同左袒之心”及“汉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兴；献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等名句。

  一般人认为，宋四六的特点是散文化，议论多，长联多，典故多。因为当时的博学鸿词科考试四六，有考生“以一联之工，擅终身之官爵”，所以十分受重视。明朝不大盛行普通的骈文，而考试用的“八股文”却是骈文的一种。清朝除八股之外，擅长一般骈文的人有很多。清中期有胡天游、洪亮吉、汪中这三大家，此外有陈维嵩、毛奇龄、袁枚、吴锡麒、孔广森、纪昀、阮元、刘开、王闿运、张之洞等。民国以来，官绅应酬还是用骈文。如黎元洪的秘书饶汉祥，常作四六电报。清嘉庆时，陈球用骈文写小说《燕山外史》，全书三万多字，是古今最长的骈文。

  凡作骈文，必研究《昭明文选》，这种研究称为“选学”。作骈文必多用辞藻，多记典故，那些专家，平日读书，必搜集许多材料。如胡天游去世后，家人发现他床下有十竹篓的资料。这表明骈文和“灯谜”、“酒令”一样，成了一种文字游戏。清人热衷于各种文字游戏，如“诗钟”及“对联”，都与骈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