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通识课

王充之学

  王充是东汉时期富有批判精神的思想家，在历史上以哲学家、思想家的身份为后代书籍所记载，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着重要的地位。同时，他也处在两汉经学向魏晋玄学过渡的关键环节。

  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人。其先祖曾因军功而受封，级别虽然不高，但可以坐食其税，算是个中小地主。可惜好景不长，一次突发事变，祖上失去了爵位和地位，家产被没收。家族无爵可继，且有家难归，于是，王充一家人在封地附近安置下来，以经商为业。后因王充的父亲王诵好勇任气，得罪了地方豪强，又举家迁走，从此，家族走向衰落。

  到王充出世时，家里已经是“贫无一亩庇身”，“贱无斗石之秩”，再加“宗祖无淑懿之德”，王充一家被称为“孤门细族”。也就是说，在这个家里，迎接王充降临的，不仅没有任何财产、名誉地位，而且更让他背上了一个先人无德、祖宗无行的沉重包袱，以致后来王充成名后，还有人以此来讥讽他。

  家穷无书可读，王充就经常逛书肆阅读。他游学洛阳，在班彪门下学习，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很多书看一遍就能够背诵，加之读的书又比较杂，很快便精通了百家之言。

  当时的洛阳是东汉的帝都，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王充在此地“入太学，访名儒，阅百家，观大礼”的经历，使其大开眼界，增进了不少学问，初步形成了他博大求实的学术风格。

  可是，王充一生业儒，仕路不亨。只做过几任郡县僚属，终因与上级争论不合而离职，回到乡里教书。

  王充是儒家学者中的特出之士，他信奉儒学，但又不囿于一般的“俗儒”之学。在东汉前期谶纬神学猖獗的年代里，他以“重效验”、“疾虚妄”的求实精神，对“天人感应”、谶纬神学等迷信思想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抨击。在哲学上，他提出了以“天道无为自然”为基本特征的一系列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王充哲学有着道家的思想，他的《论衡》一书，即根据道家自然主义的观点，来批评当时一般人的迷信。他说“人，物也；物，亦物也”，认为人死后没有灵魂，祸福是人自己所造成，不是鬼神主使。

  他驳斥阴阳家天人感应、灾异示警的学说。关于天和天人关系的问题，王充认为，天是物质的天，没有情感，也没有知觉。天地之气能感动人物，人物却不能感动天地之气。所以他说：“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能随行而应人。”既然人事不能感动天，天也无从干预人事，所谓“天谴”、“天怒”、“天罚”等说法，自然是无稽之谈。这样就割断了天人之间的联系。

  王充的方法论颇符合科学，他立论必根据事实证据，再以自己的理解加以诠释，是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统一。《论衡·说日》篇说：“日之长短，不以阴阳……夏时日在东井，冬时日在牵牛。牵牛去极远，故日道短；东井近极，故日道长。”又说：“云雾、雨之征也。夏则为露，冬则为霜，温则为雨，寒则为雪。雨露冻凝者，皆由地发，不从天降也。”可见王充有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与严格的科学精神。

  王充提出了“元气”一元论。“元气”是天地万物的原始的物质基础。“气”和“气化”可以说明万物、人及各种自然现象的产生，“天地合气，万物自生”。他认为，物之生是元气的凝结，死灭则复归于元气，犹如水凝而为冰，冰释而复为水一样。

  关于万物之间的关系，王充认为：“同气相成，殊气相革。”即不同性质的东西才能互相作用、革化。他把这作为普遍规律，用它来解释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王充还试图用这种“斗争”观点来分析某些社会矛盾现象。他举例说：“一堂之上，必有论者；一乡之中，必有讼者。讼必有曲直，论必有是非；非而曲者为负，是而直者为胜。”

  关于人性，王充著有《本性篇》作专门讨论，认为“人性有善恶，犹人才有高有下也”。形成人性善恶的原因是气禀的不同：“禀气有厚泊（薄），故性有善恶也。”人性善恶可随环境而变迁，所以要注重教育。他将人性分三品：上智为善性，下愚为恶性，两者不可改变；中智善恶混，可习而改：“中人之性，在所习焉。习善而为善，习恶而为恶。”世间大量存在的是善恶混的“中人”，中人之性可以改变，创造良好的环境加以教育改造，他说：“蓬生麻间，不扶自直，白纱入缁，不练自黑。夫人之性，犹蓬纱也，在所渐染而善恶变矣。”

  他对于历史的见解，是今优于古的进化观，反对一般贵古贱今的观念，认为今人和古人相“齐”，没有什么不同，也没有什么根据说古人总是胜于今人，所以，没有必要“颂古非今”。这种见解与“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是完全对立的。

  他在《非韩》篇，非难韩非，在《问孔》及《刺孟》篇，说明孔子、孟子的学说里也有矛盾，在《说天》和《说日》篇，非难邹衍及天文家的学说。他对于《论语》里面孔子教子贡去“食”存“信”—宁可失去粮食而饿死，也要坚持信义，提出反对的意见，他说：“让，生于有余；争，起于不足。今言去食，信安有成？……夫去信存食，虽不欲信，信自生矣；去食存信，虽欲为信，信不立矣。”

  自孔子成为偶像以来，数千年来，没有人敢公开批评孔子的议论，只除了王充和明朝的李卓吾两人。李卓吾的书曾被焚烧，王充的书幸获保存，可见汉朝虽尊崇六经为官学，但并未禁止民间的学术思想。宋明以来，儒家的思想专制变本加厉，清朝研究诸子百家的风气渐开，不过是在“参证经义”的大前提下进行，不敢直接阐扬诸家学问与儒家对抗。所以，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代，王充敢于说话，不愿恪守一家之言、章句之学，甚至敢于议论经典之书、圣贤之言的是非得失，这在整个中国封建时代都是难能可贵的。

  但同时，他又认为 个人的贵贱福祸，国家盛衰治乱，都由命中注定，人力不可改变。他在《命禄》中说：“命不可免，时不可力。”“命当贫贱，虽富贵之，犹涉祸患矣；命当富贵，虽贫贱之，犹逢福善矣。”命运不可逆转，富贵不可强求，人在天命面前无能为力，最多不怨天不尤人而已。这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宿命论。这或许是他一生坎坷，仕途屡遭贬黜的境遇所造成的创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