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经》
《礼经》在唐朝时被拆分为《周礼》、《仪礼》、《礼记》三部书，现在五经中所说的礼经，指的是《礼记》。在古代，所谓“《礼经》十七篇”指的是《仪礼》，它是孔子门徒附在《礼经》后面的笔记。
《仪礼》原来有两种本子，一种是汉代高堂生所传的今文仪礼，一种是从孔家宅壁中得到的古文仪礼。东汉的郑玄将它们合二为一，成为现在流传的《仪礼》。
《仪礼》简单说来就是各种各样仪式的礼仪，内容包括冠、婚、丧、祭、朝、聘、燕享等典礼的详细仪式，读了之后能了解到古代贵族们的繁文缛节，可以想见古代宫室、舟车、服饰、饮食等日常生活的面貌，以及宗教信仰、亲族制度、政治组织、外交方式，等等。
《周礼》是汉朝初年河间献王从民间抄来献给朝廷的。篇目按照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划分，缺冬官一篇，有人就找了一篇《考工记》来补上。后来刘向的儿子刘歆校理群书，将这部书编入经籍，称为“周官经”。从《周礼》的内容看，大约是战国时的人根据战国前的行政制度写成。
《周礼》是儒家推崇的理想官员制度，也包含了古代事实上的制度。所谓的六官是：
天官冢宰掌邦治。冢宰即太宰、丞相，统领百官。相当于国务院的总理。
地方司徒掌邦教，布五典，安兆民。相当于教育部兼财政部。
春官宗伯掌邦礼，洽神人，和上下。这是一个宗教官。古代行政，祀神占一大部分，所以特设一个大官来办理。
夏官司马掌邦政，统六师，平邦国。相当于陆军部。
秋官司寇掌邦禁，诘奸慝，刑暴乱。相当于司法部。
冬官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时地利。相当于农工部。
《礼记》里的《王制》一篇，也讲官制，和《周礼》大致相同。我国历代官制，多半以此为依据。比如清朝政府的吏（民政）、户（财政）、礼（祭祀和科举）、兵、刑、工六部，就是六官制度。《礼记》大部分内容还是规范风俗礼制方面，如《内则》篇专门规范妇女的行为，《少仪》篇规范青年人的行为。《礼记》中有一些精彩的文章，如讨论教育问题的《学记》，讨论音乐的《乐记》，讨论个人修养的《儒行》，讨论治国的《礼运》。
现在《礼记》也叫“戴记”、“小戴礼”，原本也是河间献王抄来献给朝廷的。后来受命典校古籍的经学家刘向又发现几种，合编起来共两百一十四篇，信都王刘嚣的太傅戴德做了删节工作，整理成八十五篇，这就是《大戴记》。现存的《大戴记》只有残本，没有列入十三经。他的侄子戴圣又删为四十篇，这就是《小戴记》，在此基础上，东汉儒学家马融又增编了几篇进去，合成四十九篇，就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礼记》。四书中的《大学》、《中庸》都是《礼记》中的文章。
相传《大学》是孔子的学生曾子所作，文辞简约，内涵深刻，主要概括总结了先秦儒家道德修养理论，以及关于道德修养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对儒家政治哲学也有系统的论述，对今人如何做人、做事、立业等均有启迪意义。所谓“大学”，就是治国安邦的学问，后人将《大学》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三纲领”和“八条目”。
“三纲领”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这是“大学之道”的总纲，意思就是，做治国安邦这种大学问的方法在于，提倡和发扬正大光明的德行和德政，广泛地亲近民众和尊重民意，以至善至美为奋斗目标。
“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有关道德修养的具体方法，是一步步实现“三纲领”的具体步骤：古代那些要使美德彰明于天下的人，要先治理好国家；要治理好国家的人，要先整顿好自己的家；要整顿好家的人，要先进行自我修养；要进行自我修养的人，要先端正思想……思想端正了，才能完善自我修养；自我修养完善了，才能让家庭整顿有序；家庭有序了，才能国家安定繁荣；推而广之，达到天下平定。
如果说《大学》是指导人实现政治理想的启蒙书，那么《中庸》便是指导人实现完美修养的启蒙书。其主旨在于通过自我教育，达到“至诚”的境界。《中庸》的思想，主要集中表现在“中庸”和“诚”这两个范畴上。
何谓“中庸”？“中庸”并不是“中立、平庸”，而是“执中、中和”的意思，所谓“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在一个人还没有表现出喜怒哀乐时的平静情绪为“中”，表现出情绪之后经过调整而符合常理为“和”。
“诚”是充分表达个人的本性，所以《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人的天性本来是诚的，若能依着这天性去做，若能充分发展天性的诚，便是“教”，便是“诚之”的工夫。
宋朝以后，《中庸》逐渐成为儒家学者的研读重点，很多儒学、理学的概念和命题都出自《中庸》。许多思想家也都坚持“中庸”的信条，开始用“中庸”的方法论思考问题。
在儒家思想体系里，政治和伦理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但是，从论述的角度出发，两者却有不同的着重点。《大学》比较通俗平易，强调各种伦理规范对于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意义，实践性很强；《中庸》比较高深微妙，把这些伦理规范提升到了天人关系的高度加以考察，思辨性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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