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

太平世界

　　我們在一片安謐中長大成人，

 

　　忽然被投進這大千世界，

 

　　無數波濤從四面向我們襲來，

 

　　我們對一切都感興趣，

 

　　有些我們喜歡，有些我們厭煩，

 

　　而且時時刻刻起伏着微微的不安，

 

　　我們感受着，而我們感受到的，

 

　　又被各種塵世的擾攘衝散。

 

　　——歌德

 

　　倘若要我今天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我長大成人的那個時代作一個簡明扼要的概括，那麼我希望我這樣說：那是一個太平的黃金時代——是最為精闢不過的。在我們那個几乎已有一千年歷史的奧地利君主國，好像一切都會地久天長地持續下去，而國家本身就是這種連續性的最高保證。國家賦予自己公民的權利，是由自由選舉出來的代表人民的機構——國為用書面檔案確認的，同時，每項義務也都有詳細的規定。我們的貨幣——奧地利克朗，是以閃光發亮的硬金幣的形式流通的，因而也就保證了貨幣的不變性。每個人都知道自己有多少錢或多少收入，能幹什麼或不能幹什麼。一切都有規範、標準和分寸。擁有財產的人能夠確切算出每年盈利多少，公職人員和軍官能夠有把握地在日曆中找到哪一年他將擢升和退休。每戶人家都有自己固定的預算，知道一家人食住要開銷多少，夏季旅行和社交應酬要花費多少，此外還必須留出一小筆錢，以敷生病和意外的急需。自己有住房的人都把一幢房子看作是為子孫後代留下了萬無一失的家園。庭院和商號都是代代相傳；當一個乳嬰還躺在搖籃裡時，就已經為他以後的生活在儲蓄罐或儲蓄所裡存下第一筆錢，這是為未來準備的一筆小小的“儲備金”。在這個幅員遼闊的帝國裡，一切都牢牢依靠着國家和至高無上的年邁皇帝。誰都知道（或者這樣認為），一旦他去世，就會有另一位皇帝接替，原先安排好的一切絲毫不會改變。誰也不相信會有戰爭、革命和天翻地覆的變化。一切激烈的暴力行動在一個理性的時代看來已不可能。

 

　　這種太平的感覺是千百萬人所夢寐以求的財富，是他們共同的生活理想。唯有這樣的太平世界，生活才有生活的價值，而且越來越廣泛的社會階層都渴望着從這種寶貴的財富中分享自己的一份。最初只有那些有財產的人為自己遇上這樣的太平盛世而慶幸，但是後來漸漸擴大到廣大群眾，於是，這個太平的世紀便成了保險業的黃金時代。人們為自己的房屋作了防火和防盜保險；為自己的田產作了防雹和防災保險；會防意外事故和疾病作了人身保險；為自己的晚年買好終生養老儲備券；同時在女孩子的搖籃裡放上一張保險單，作為將來的嫁奩。最後甚至連工人也都組織起來，為自己爭得了標準工資和醫療儲蓄金：傭人們為自己儲蓄了老年保險金和預先存入一筆自己身後的喪葬費。只有那些把未來看得無憂無慮的人才盡情享受眼前的生活。

 

　　在這種以為能阻止任何厄運侵入自己生活的深刻信念中，包含着一種巨大而又危險的自負，儘管對生活抱著十分克勤克儉的態度。十九世紀懷着自由派的理想主義真誠地相信自己正沿著一條萬無一失的平坦大道走向“最美好的世界”。人們用蔑視的眼光看待從前充滿戰爭、饑饉和動亂的時代，認為那是人類尚未成熟和不夠開化的時代；而現在，一切邪惡和暴虐均已徹底消滅，這也只不過是幾十年的事。對這種不可阻擋的持續“進步”所抱的信念是那個時代的真正信仰力量；人們相信這種“進步”已超過聖經，而且他們這樣的神聖信條看來正在被每天每日科學技術的新奇蹟雄辯地所證實。事實上，在這個和平的世紀即將結束的時候，普遍的繁榮變得愈來愈明顯、愈來愈迅速、愈來愈豐富多采。照亮夜晚街道的，已經不是昏暗的燈光，而是耀眼的電燈。從主要街道到市郊的沿街店舖都散射出迷人的新的光彩。人已能用電話進行遠距離的談話。人乘坐的車輛已不再用馬匹拖拉，而是以新的速度在飛馳。人已實現了伊卡洛斯①的夢想，能在太空翱翔。舒適方便的設備已從高貴的府邸進入到市民家中；水已經不再需要從水井或者從水渠裡去提取；爐灶生火也不再那麼費勁，到處講究衛生，已不再滿目骯髒。自從用體育運動來鍛鍊自己的身體以來，人們都變得愈來愈漂亮、愈來愈強壯、愈來愈健康。畸形殘廢、甲狀腺腫大、斷肢缺腿的人在街上已日益少見，而所有這些奇蹟都是科學——進步這個天使創造的。社會方面也在不斷前進；每年都賦予個人以新的權利，司法愈來愈溫和與人道，縱然是一切問題的問題，即廣大群眾的貧困問題也不再顯得無法克服。愈來愈廣泛的社會階層獲得了選舉權，從而有可能通過合法手段來維護自己的利益。社會學家和教授們競相為使無產者享有比較健康乃至比較幸福的生活狀況而出謀劃策——因此，這個世紀為自己所取得的成就而自豪，並覺得每隔十年便標志著更上一層樓的進步，又有什麼可奇怪的呢？人們不相信還會有象在歐洲各族人民之間發生戰爭這樣野蠻的倒退，就象不相信還會有女巫和幽靈一樣；我們的父輩們始終不渝地深信容忍與和睦是不可缺少的約束力。他們真心實意地以為，各國和各教派之間的界線與分歧將會在共同的友善中逐漸消失，因而整個人類也將享有最寶貴的財富——安寧與太平。

 

　　那是被理想主義所迷惑的一代人，他們抱著樂觀主義的幻想，以為人類的技術進步必然會使人類的道德得到同樣迅速的提高，而在我們今天把“太平”一詞早已作為一種幻想而從自己的詞彙中抹掉的人看來，那是十分可笑的。由於我們這一代人在這個新世紀裡已學會了對任何集體獸行的爆發不再感到驚異；由於我們等待着在未來日子裡還會有比以前更加臭名昭著的一天，所以我們對人的道德的可教性是大抱懷疑態度的。我們不得不承認弗洛伊德的正確，他看出我們的文化、我們的文明只是隨時都能被破壞性的罪惡慾念的力量所衝破的薄薄的一層。我們今天的人已不得不使自己漸漸習慣于生活在一個沒有立足點、沒有權利、沒有自由、沒有太平能世界。我們早已為了自己的生存而摒棄了我們父輩們的以為人性會迅速和不斷提高的信念。鑒於一場猛一下就使我們的人性倒退近一千年的災難，在我們這些得到慘重教訓的人看來，那種輕率的樂觀主義是十分迂腐的。然而，儘管那只不過是一種幻想，卻也是我們父輩們為之獻身的高尚和美好的幻想，比今天那些惑眾的口號有人性和有益得多。所以時至今日在我內心深處似乎還沒有完全擺脫那種幻想，雖然我對此已充分認清和完全失望。一個人在童年耳濡目染的時代氣息已溶入他的血液之中，是根深蒂固的。不管現在每天在我耳邊聒噪的是什麼，不管我自己以及無數和我命運相同的人經歷過怎樣的侮辱和磨難，我仍然不能完全違背我青年時代的信仰：儘管有這樣那樣的挫折，總有一天會重新好起來。今天，我們懷着偶然若失、一籌莫展的心情，象半個瞎子似的在恐怖的深淵中摸索，但我依然從這深淵裡不斷仰望曾經照耀過我童年的昔日星辰，並且用繼承下來的信念：我們所遇到的這種倒退有朝一日終將成為僅僅是永遠前進的節奏中的一種間歇——來安慰自己。

 

　　① 伊卡洛斯，希臘神話中代達羅斯的兒子。他和父親一起被關在克里特的迷宮裡，父子兩人身上裝着用羽毛和蠟制的雙翼逃出克里特。他由於忘記父親的囑咐飛近太陽，蠟翼遇熱融化，墜海而死。

 

　　在巨大的風暴早已將世界擊得粉碎的今天，我們終於明白那個太平世界無非是夢幻中的一座宮殿。然而，我的父母生活在那座夢幻中的官殿裡，就好象住在一幢石頭房子裡一樣。從未有過什麼風暴或者僅僅是一股強烈的穿堂風闖入過他們溫馨、舒適的生活；雖然他們當時還擁有一種預防風雲的特殊手段：即他們是有錢的人，他們正在漸漸變得富有，甚至會變得非常有錢，這在那個時代是抵擋不測風雲的可靠窗戶和牆壁。我覺得，他們的生活方式是那種所謂“上流猶太資產階級”的典型，這個階級曾對維也納文化作出過非常重要的貢獻，而所得到的報答，卻是自己被徹底消滅，所以我在這裡敘述我的父母的那種悠閒安適和不事聲張的生活，其實講的並不是個人的私事，因為在那個一切價值都有保障的世紀裡，在維也納有一萬或者兩萬個像我父母那樣生活的家庭。

 

　　我父親的祖籍是摩拉維亞①。在那方圓不大的鄉村地區居住着猶太人的世族。他們和當地的農民和小市民相處得非常融洽，所以他們完全沒有那種受壓抑的心情，但也沒有東方猶太人——加利西亞②猶太人的那種隨時都會顯露出來的急躁。由於生活在農村，他們體魄強壯，就象當地的農民穿越日野一般，邁着穩健、從容的步伐走自己的路。他們早就不是正統的宗教信徒，而是時代的宗教——“進步”的熱烈追隨者；在政治上的自由主義時期，他們選出了自己的在國會裡最受尊敬的議員。當他們從自己的故鄉遷居到維也納以後，就以驚人的速度使自己適應了更高的文化生活，他們個人的發跡都是和時代的普遍繁榮有機地聯繫在一起的。在這種轉變過程中，我們的家庭是十分典型的。我的祖父曾經銷過手工紡織品。然後，奧地利的工業在上個世紀的下半葉開始景氣。從英國進口的織布機械和紡紗機器由於使用合理而使紡織品的價格和老式手工織布機的產品相比大大降低。是猶太人率先以他們天才的商業觀察力和全球目光認識到在奧地利實行工業化生產的必要性，唯有工業化才能獲得厚利。他們用極少的資本建立起那些臨時匆匆搭造的、最初只是以水力為動力的工廠，那些工廠以後就逐漸發展成為控制整個奧地利和巴爾幹半島的強大的波希米亞紡織工業中心。如果說我祖父兄是一個經營成品中間貿易的早期典型代表，那麼我父親已決心跨入一個新的時代，他三十歲時在波希米亞北部創辦了一家小織布作坊，然後經過多年經營，小心謹慎地把它漸漸擴大成為一家規模相當大的企業。

 

　　但是，儘管當時經濟景氣得十分誘人，我父親仍然採取那種小心謹慎的擴大方式，那完全是一種時代意識。再說，它也特別符合我父親的那種剋制而絶不貪婪的性格。他牢記他那個時代的信條：“穩妥第一”。他覺得擁有一家依靠自己的資本而“紮紮實實”——那個時代最愛說的詞——的企業，比通過銀行貸款或者什麼抵押而擴建成一家大規模的企業更為重要。在他畢生的時間裡，從未有人在一張債據上、一張期票上見到過他的名字，而他在自己的銀行裡——毫無疑問是在最可靠的信貸銀行：羅思柴爾德銀行裡始終處在貸方的地位，這是他一生的唯一驕傲。他討厭任何投機買賣，哪怕要冒一點點風險也不幹。他一生從未參與過一筆不瞭解的交易。當他漸漸地有錢和愈來愈有錢時，他也從不把它歸功于大膽的投機或者特別有遠見的行動，而是把它歸功于自己適應了那個小心謹慎的時代最普遍的方法，即始終只用收入的極小一部分來作開銷，而把逐年遞增的巨額款項用來補充資本。我父親像他同輩中的絶大多數人一樣，如果看到一個人把自己收入的一半無憂無慮地花盡，而不“想一想以後”——這也是那個太平年代常說的一句話——就會把他視為一個靠不住的敗家子。其實，對一個有錢的人來說，用這種變利為本的不斷積累而使自己富起來，在那經濟騰飛的時代僅僅是一種保守的生財之道，因為當時國家還沒有想到要從巨額收益中多徵收百分之幾的稅，而國家有價證券和工業股票在當時卻能帶來很高的利息。不過，這種保守的生財之道也是值得的，因為當時還不象以後通貨膨脹時期那樣，克勤克儉的人會遭到偷盜，規矩正派的人會遇到詐騙，當時，恰恰是最有耐心的人、不搞投機的人得利最多。我父親由於順應了他那個時代的這種一般方法，因而在他五十歲時，縱然用國際標準來衡量，也可以稱得上是一位巨富了。但是，跟這種財產的驟增相比，我們家庭的生活開銷依然是非常節儉的。我們只是逐漸替自己添置一些方便生活的小設備。我們從一幢較小的住宅遷居到一幢較大的寓所。我們只是在春天的時候，到了下午才租一輛出租馬車。我們外出旅行時坐的是二等車廂。我父親到五十歲時才第一次享受了一回豪華生活：和我母親乘車到尼斯③去度了一個月的冬天。總的說來，持家的基本原則始終是：量入為出，而不是寅吃卯糧。我父親即便成了百萬富翁以後，他從未吸過一支進口雪茄，而只吸普通國產的特拉布柯牌雪茄——就象弗朗茨·約瑟夫皇帝只吸他的廉價的弗吉尼亞雪茄一樣。而且在他玩牌的時候總是隻下少量的賭注。他始終不渝地堅持自己這種剋制的作風，堅持過一種既舒適又不惹人注意的生活。雖然他比自己的大多數同行體面得多、有教養得多——他鋼琴彈得非常出色，書法清麗，會說法語和英語一但他卻堅決拒絶任何的榮譽和榮譽職位，在他一生中從未追求或者接受過任何頭銜和身分，而象他這樣的大工業家是完全可以經常授予那些頭銜的。他從未向人要求過什麼，也從未向人說過一聲“請求您”或者“必須道謝”這一類話，這種藏於內心的自豪感對他來說比任何外表都顯得更為重要。

 

　　① 摩拉維亞，捷克斯洛伐克中部摩拉瓦河流域一帶的舊名，當時屬奧地利。

 

　　② 加利西亞（Galicia），東歐喀爾巴阡山區的歷史地區名，在今波蘭東南部和烏克蘭西部。

 

　　③ 尼斯（Nice），法國南海岸療養勝地和旅遊中心。

 

　　大概在每個人的一生中都必然會出現一個和自己父親的性格相同的時期。我父親不願拋頭露面而願意靜悄悄地獨自生活的那種個性，現在開始在我身上變得一年比一年明顯，儘管它和我的職業原是十分矛盾的，因為我的職業在某種程度上必須宣揚自己的名字和讓自己拋頭露面。不過，出於同我父親一樣的那種內在自豪，我也一貫拒絶任何形式上的榮譽，我從未接受過一枚勛章、一個頭銜，或擔任過某個協會的會長。我也從未當過什麼研究院院士、理事，或者某個評獎委員會的委員；我覺得，就是坐在一張盛宴的餐桌旁也是受罪，一想到要給某人致祝酒辭，我在說第一句話以前嘴唇就已發乾。我知道，在一個只有通過手腕和逃避才能保持住自己自由的世界裡，在一個如歌德老人明智地所說“勛章和頭銜能使人在傾軋中免遭挨打”的世界裡，這種迂腐拘謹是多麼不合時宜。不過，既然這是父親遺傳給我的性格，是他留在我身上的一種內在自豪，我也就無法違抗；因為我之所以今天在內心還感到自由——我覺得這也許是我今天唯一可靠的財產——應該歸功于這種性格。

 

　　我的母親卻是另一種出身，她出身在一個國際性的大家族。娘家姓佈雷陶厄爾。她誕生在意大利南部的安科納，所以意大利語就象德語一樣，她從小就會說。每當她和我的外祖母或者同她的姐妹說些不該讓女傭們聽懂的話時，她就改用意大利語。我從孩提時候起就已熟悉意式燴飯和當時還十分稀罕的洋薊，以及其他南式風味菜。所以我後來每當去意大利時，下車伊始，就有歸家之感。不過，我母親一家並不是意大利人，而是一個有意成為國際性的大家族；最初開設銀行的佈雷陶厄爾家族（以猶太人大銀行世家①為榜樣，但規模自然要小得多）很早就從霍海內姆斯——瑞士邊境的一個小地方——分散到世界各地，一部分遷到聖加倫，另一部分遷到維也納和巴黎，我的外祖父到了意大利，還有一個舅舅到了紐約。這種國際性的聯繫使他們顯得更加體面，視野更為寬廣，同時也使他們感到某種家族的驕傲。在這個家族裡不再有小商人、掮客：而只有銀行家、經理、教授、律師、醫生。每個人都會說好幾種語言。我今天還清楚記得，在我巴黎姨媽家的餐桌上他們是怎樣輕鬆自如地從一種語言換到另一種語言。這是一個十分關心“自重”的家族。每當較窮的親戚中有一個年輕姑娘到了待嫁之年，整個家族就為她籌措好一大筆豐厚的嫁奩，目的僅僅是為了防止她“低就”成婚。我父親身為大工業家雖然備受尊敬，但是我母親卻從來不能容忍把我父親的親戚和她的親戚相提並論，儘管她和我父親的結合是非常美滿的婚姻。這種以出身于“上流”家庭為榮的自豪，在所有姓佈雷陶厄爾的人身上都是根深蒂固的。當許多年以後他們中間的一員為了表示他對我的特殊好感時，曾倨傲地這樣說：“你才是真正的佈雷陶厄爾的後代呢。”他的這句認可的話似乎是想說：“你算是投胎對了。”

 

　　這也是一種貴族——一些依靠自己的力量發跡的猶太人家族就是屬於這樣的貴族；我和我的兄弟從童年時代起就對他們一會兒覺得有趣，一會兒覺得討厭。我們老是聽到這樣的議論：這是一些“高雅”的人，那是一些“不高雅”的人；對每個朋友都要追究一番，看他是否出身于“上流”家庭，甚至對他的每一個家庭成員和親戚的出身以及財產狀況都要詳細調查。這種不斷把人分為三六九等的議論成了每次家庭和社交談話的主要話題，這在我們當時看來是極其可笑和故作高雅，因為所有猶太家族之間出現的差別，歸根結蒂也只不過是近五十年或一百年的事，猶太家族都是在那個時候先後從同一個猶太社區遷徙而來。只是到了很久以後我才明白，那種“上流”家庭的觀念——在我們男孩子們看來完全是假貴族的一種裝模作樣——表現了猶太人最內在和最令人不解的意向之一。一般人都認為發財致富是猶太人的最終和典型的生活目的。然而沒有比這種看法更錯誤的了。發財致富對猶太人來說只是一個過渡階段，是達到真正目的的一種手段，而根本不是他的內在目標。一個猶太人的真正願望，他的潛在理想，是提高自己的精神文明，使自己進入到更高的文化層次。這種把精神視為高於純粹物質利益之上的意願，早在集中反映了整個猶太民族的弱點和優點的東方正統的猶太人中間， 就已表現得一目瞭然：一個虔誠者，一個研究聖經的學者的身分，在全體猶太居民中間要比一個富翁高一千倍，就連最有錢的富豪也寧願把自己的女兒嫁給一個窮得象乞丐似的知識者為妻，而不願嫁給一個商人。這種對知識者的敬重，在猶太人的各階層中都是一致的。縱然是扛着背包、冒着日曬雨淋沿街叫賣的最窮的小販，也都願意作出最大的犧牲，想方設法至少要讓自己的一個兒子念上大學。倘若在自己的家庭成員中有一個人明顯地成了稱得上有知識的人，如當了教授、學者、音樂家，那麼就會把這種榮譽頭銜看作是屬於全家的，彷彿他通過自己的成就會使全家人都變得高貴似的。在猶太人的內心，都不知不覺地在竭力避免成為一個道德上不可靠、令人討厭、小裡小氣、把一切視為交易、只講做買賣的無知無識的人，而是努力爭取躋身于較為純潔、不計較金錢的知識者的行列，說得直率一點，彷彿他要把自己和整個猶太民族從金錢的不幸中拯救出來似的。因此，在一個猶太家族中往往是經過兩代人或至多三代人以後，追求財富的勁頭便告衰竭，而且恰恰是在家族的極盛時期遇到了一些不願接受自己父輩的銀行、工廠、規模巨大和生意興隆的商號的子孫。例如，有一個羅思柴爾德勛爵②成了鳥類學家，有一個華伯③成了藝術史家，有一個卡西雷爾④成了哲學家，有一個塞松⑤成了詩人，這些都不是偶然現象；他們都被一個無意識的相同欲皇所驅使，即：要使自己擺脫那種只知冷酷地賺錢的猶太人小天地。也許這也正表現了他們那種隱藏的渴望：通過進入知識階層，從而使自己擺脫那種純粹猶太人的氣質而獲得普遍的人性。也就是說，一個“名門”世家的涵義並不僅僅是指這種稱呼所表示的社會地位，“名門”世家是指一個猶太家族通過它對另一種文化和儘可能是一種兼容一切的文化的適應，使自己擺脫了或者開始擺脫猶太社區強加于它的一切缺陷、狹隘和小氣。不過後來由於大量的猶太人從事知識分子的職業，在猶太人中占了過多的比例，這種進入知識階層的做法，也就象以前只着眼於物質利益時一樣，又給猶太民族帶來深重的災難。大概這種無所適從、永遠自相矛盾的現象，是猶太人命中注定的吧。

 

　　① 指羅思柴爾德家族。

 

　　② 係指猶太族大銀行世家羅思柴爾德家族的後裔萊昂內爾·沃爾特·羅 思柴爾德男爵，一八九九——一九一○年為英國下院議員，著有動物學論文。

 

　　③ 係指大銀行世家華伯家族的後裔艾比·華伯（AbyWarburg），一八六 六——一九二九年，他是德國藝術史家，以研究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著稱， 他是大銀行家保爾·莫里茨·華伯的哥哥。

 

　　④ 係指恩斯特·卡西雷爾（ErnstCassiter），德國哲學家。

 

　　⑤ 係指英國詩人西格弗裡德·塞松（SiegfriedSasson），他是十九世紀西 班牙猶太巨富塞松家族的後裔。

 

　　在歐洲，几乎沒有一座城市有像維也納這樣熱衷于文化生活。正因為哈布斯堡皇朝的奧地利幾個世紀以來既無政治野心又無軍事行動，從而顯得特別繁榮昌盛，所以那種國家的自豪感也就最強烈地表現在追求藝術的卓越地位上。在這個曾一度統治歐洲的古老的哈布斯堡帝國中，那些最重要和最有價值的地區——德意志、意大利、佛蘭德、瓦龍，都早已衰落，唯有維也納這座首都——朝廷的寶地、千年傳統的保護神，始終安然無恙地閃耀着古老的光輝。羅馬人為這座城市的城牆奠定了最初的基石，把它作為抵禦蠻人、保護拉丁文明的城堡和前哨；一千多年以後，奧斯曼人對西方的襲擊，摧毀了這座城牆。這裡曾經到過尼伯龍根人；七顆不朽的音樂明星——格魯克、海頓、莫扎特、貝多芬、舒伯特、勃拉姆斯、約翰·施特勞斯，曾在這裡生活過，向全世界放射着光輝，歐洲文化的各種潮流都在這裡彙集，在宮廷裡、在貴族中、在民間，德意志的文化傳統和斯拉夫的、匈牙利的、西班牙的、意大利的、法蘭西的、佛蘭德的文化傳統有着血肉的聯繫。這座音樂之都的真正天才是，把一切具有極大差異的文化熔于一爐，使之成為一種新的獨特的奧地利文化、維也納文化。這座城市有着博採眾長的願望和接受外來影響的特殊敏感，官把那些最不一致的人才吸引到自己身邊，使他們彼此逐漸融洽。在這種思想融洽的氛圍中生活，令人感到不勝溫暖。這座城市的每一個居民都在不知不覺中被培養成為一個超民簇主義者、一個世界主義者、一個世界的公民。

 

　　這種兼容並蓄的藝術，這種猶如音樂柔和過度的藝術，從這座城市形成的外貌中就已經可以看出。在經過幾百年的緩慢發展——從內城向外進行有機的擴大以後，這座擁有兩百萬居民的城市，在人員方面已足夠提供一座大城市的豪華消費和多方面的需要，但它還沒有大到像倫敦、紐約那樣脫離自然環境的程度。城市邊緣的房屋，有的倒映在多瑙河的巨流之中，有的面向着遼闊的平原，有的散落在園圃和闐野，有的分佈在樹木蔥鬱的阿爾卑斯山最後餘脈的不陡的山崗上；人們几乎感覺不出哪裡是自然景色，哪裡是城市的起端；兩者和諧地交融在一起。可是到了市區，人們又會覺得這座城市的平面發展宛若一棵樹的年輪似的一圈一圈層次分明；在古老的要塞圍牆的舊址上是一條環城大道，用華麗的屋宇環抱著城市最中間、最貴重的核心。裡面是朝廷和貴族的古老宮殿，訴說著已往的歷史。貝多芬曾在這裡的利希諾夫斯基侯爵府上演奏過；海頓曾在這裡的埃斯特哈齊侯爵府上作過客，當時，海頓的《創世紀》正在這裡的那所古老大學①裡舉行首次演出；這裡的胡浮堡宮②曾見過歷代的皇帝，這裡的香布倫宮③曾見過拿破崙，聯合起來的基督教世界的諸侯們曾在這裡的斯特凡大教堂④裡下跪，為歐洲從土耳其人手中拯救出來而默禱感恩；這裡的那所大學曾在它的圍牆之內見過無數科學界的名人。而在這些宮殿之間則驕傲地屹立着新的建築、閃閃發亮的商店；光彩奪目的繁華街道顯示出一派富麗堂皇。不過，這裡的舊建築並不抱怨新建築，就象被敲下來的石塊並不抱怨巋然不動的大自然一樣。生活在這座城市裡是異常舒暢的，它好客地接納所有的外來人，願意把自己的一切奉獻。這裡的氣氛是那麼輕鬆愉快，就像巴黎一樣到處充滿歡樂，只不過在這裡能享受到更自然的生活罷了。誰都知道維也納是一座享樂者的城市。而所謂文化不就是用藝術和愛情把赤裸裸的物質生活蒙上最美好、最溫情和最微妙的色彩麼？享受美食，喝一瓶上好的葡萄酒和一瓶澀味的新鮮啤灑，品嚐精美的甜食和大蛋糕，在這座城市裡是屬於一般享受，而從事音樂、跳舞、演戲、社交、講究風度儀表，才是這裡的一種特殊藝術。無論是個人生活還是社會生活，頭等重要的事，不是軍事、不是政治、不是商業。一個普通的維也納市民每天早晨看報的時候，第一眼看的不是國會的辯論或者世界大事，而是皇家劇院上演的節目——這座劇院在公眾生活中具有其他城市几乎不能理解的重要性。因為這座皇家劇院，即城堡劇院⑤，對維也納人、奧地利人來說，不僅僅是一座演員在上面演戲的舞台，而是反映大天地的小天地，是五光十色的反照，社會本身可以從中觀察到自己。這座劇院是唯一真正具有高尚情趣的“宮廷侍臣”。觀眾從皇家演員身上可以看到自己的榜樣：一個人該怎樣穿著打扮，怎樣走進房間，怎樣談吐，一個有高尚趣味的男人可以說哪些言辭而又必須避免哪些話。舞台不僅僅是使人娛樂的場所，而是一本教人正確發音、學習優雅風度的有聲有色的教科書。就連那些和皇家劇院稍稍沾點邊的人，也都好象頭上有了聖像光環似的，散射出令人敬畏的光輝。在維也納大街上，總理或者最有錢的巨富豪紳可以四處行走，而不會有人回頭仰望；但是，一個皇家男演員或者一個歌劇女演員在街上走過，每一個女售貨員和每一個馬車伕都會認出他們。當我們這些男孩親眼看到那些演員中的一個（他們的照片和簽名人人都收集）從自己的身邊走過以後，我們就會洋洋得意地互相說個沒完。這種近乎宗教式的崇拜甚至會涉及到他周圍的人。索嫩塔爾⑥的理髮師，約瑟夫·凱恩茨⑦的馬車伕都是人們暗暗羡慕的體面人物。年輕的公子哥以穿著和演員一樣款式的服裝為榮。一位著名演員的誕辰紀念或葬禮成了壓倒一切政治事件的大事。每一位維也納作家的最大夢想就是能使自己的作品在城堡劇院演出，因為這意味着他從此一生高貴和享受一系列的榮譽，例如，他終生都不再需要購買入場券，他會收到參加一切公演的請柬；他可能成為某個皇室成員的賓客。我今天還記得我自己親身經歷過的這樣一種澄重禮遇。有一天上午，城堡劇院的經理把我請到他的辦公室，在事先表示祝賀之後告訴我說，我的劇本城堡劇院已經接受；當我晚間回家時，我在自己的寓所見到他留下的名片：他對我——一個二十六歲的年輕人已進行了正式的回訪。而我，作為皇家劇院的一名作者，一舉成了一位“上流人物”，以致他需要像對待一位皇家學院院長那樣來對待我。至于皇家劇院發生的事，則和每一個人都間接有關，甚至會涉及到一個毫不相干的人。例如，我今天還清楚記得在我少年時代發生過的這樣一件事。有一天，我們家的廚娘噙着眼淚跌跌撞撞走進房間，對我們講：她剛纔聽人說夏洛特·沃爾特（城堡劇院最著名的女演員）死了。這種極度的悲傷自然會使人感到莫名其妙，因為這個半文盲的老廚娘從未去過那高貴的城堡劇院，也根本沒有在舞台上或者在日常生活中見過夏洛特·沃爾特。不過話又說回來，在維也納，一位全國聞名的女演員是屬於全城的集體財富，所以她的死也會使一個毫不相干的人覺得是一種莫大的不幸。任何一個受人愛戴的歌唱家或者藝術家的去世，都會頓時成為全國的哀痛。我還記得，當曾首演過莫扎特的《費加羅的婚禮》的“老”城堡劇院拆毀時，維也納整個社交界象參加葬禮似的、神情嚴肅而又激動地聚集在劇院的大廳裡，帷幕剛剛落下，全部擁上了舞台，為的是至少能撿到一塊舞台地板的碎片——他們喜愛的藝術家們曾在這地板上演出過——作為珍貴的紀念品帶回家去。而且幾十年以後還可以看到這些不會閃光的木片在數十戶市民家中被保存在精緻的小盆子裡，就像神聖的十字架的碎片被保存在教堂裡一樣。而當那座被稱為伯森道爾夫音樂廳的建築拆毀時，我們自己的舉動也不見得理智多少。那座專供演奏室內音樂用的小小的音樂廳原本是一座完全不起眼的非藝術性建築物——它早年是利希臘施泰因侯爵的騎術學校，後來改建時也只不過在四壁鑲上木板，以適應音樂的需要，一點都不富麗堂皇，但它卻像一把古老的小提琴似的扣人心弦，對音樂愛好者來說它是一塊聖地，用為蕭邦、勃拉姆斯、李斯特、魯賓斯坦都在那裡舉行過音樂會，許多著名的四重奏都在那裡首演。而現在，它卻要為一幢新的實用建築而讓路，這對我們在那裡度過了難忘時刻的人來說是不可思議的。所以，當貝多芬樂曲（由紅玫瑰四重奏小組演奏，表演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出色）的最後旋律漸漸消失時，沒有一個人離開自己的座位。我們喝采、鼓掌，一些婦女激動得啜泣起來。誰也不願相信這是最後的告別。大廳裡的燈光熄滅了，為的是把我們趕走。可是在那四五百名音樂迷中沒有一人離開自己的座位，我們在那裡獃了半小時、一小時，彷彿我們用那種行動能夠迫使那座古老的神聖大廳得到拯救似的。而我們當大學生的時候，又是怎樣為了反對拆毀貝多芬臨終的寓所而用請願書、遊行和文章進行鬥爭的呵！在維也納，這類具有歷史意義的每一幢房屋的拆除，就象從我們身上奪取了一部分靈魂。

 

　　① 指維也納大學。

 

　　② 胡浮堡宮（Hofbrg），維也納著名皇宮。

 

　　③ 香布倫宮（Scb(nbrun），哈布斯堡皇朝的夏宮，內有希臘式建築、雕像和噴泉。

 

　　④ 指一一三七年所建的維也納著名聖斯特凡大教堂。

 

　　⑤ 維也納城堡劇院（Wiener Burgtheater），建於十九世紀，是維也納國家劇院，譯皇家劇院。

 

　　⑥ 阿道夫·馮·索嫩塔爾（Adolf von Sonnenthal），奧地利著名男演員。

 

　　⑦ 約瑟夫·凱恩茨（Josef Kainz），奧地利著名男演員。

 

　　這種對藝術尤其是對戲劇藝術的狂熱，遍及維也納的社會各階層。由於近百年的傳統，維也納本身原是一座社會、階層分明而又相處非常融洽（正如我以上所述）的城市。社會輿論還始終受皇家控制。所以，皇家的城堡不僅是空間意義上的中心，而且也是哈布斯堡帝國超越民族的文化中心。在城堡周圍是奧地利、波蘭、捷克、匈牙利的大貴族的府第——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第二道圍牆。在這道圍牆外面則是由較小的貴族、高級官吏、工業家和“名門世家”組成的“上流社會”，再外面才是小市民階級和無產階級。所有這些階層都生活在自己的社會圈子裡，甚至生活在自己特定的區域。大貴族住在城市核心區的自己府第裡，外交使團住在第三區，工商界人士住在環城大道附近，小市民階級住在第二區到第九區的內城區，最外面一層住着無產階級。但是所有的人都會在城堡劇院和盛大的節日裡彼此交往。譬如說，在普拉特綠化區①舉行鮮花彩車遊行時，十萬人會熱情地向坐在華麗的馬車裡的“一萬名上流人物”喝采三次。在維也納，凡事都可成為慶祝的理由，讓位給色彩和音樂，如宗教遊行、基督聖體節、軍事檢閲、“皇家音樂節”等，無不都是如此。縱使出殯，也是熱熱閙閙。任何一個講究禮俗的維也納人都追求“壯觀的葬禮”、豪華的排場和眾多的送葬人；甚至可以說，一個真正維也納人的辭世，對他人來說是一次大飽眼福的盛會。正是在這種對一切聲色和節日氣氛的愛好之中，在這種對演戲似的生活（生活的表演形式和反映形式；也不論是在舞台上還是在現實中）的樂趣之中，維也納全城的人都是一致的。

 

　　① 普拉特（Prater），位於維也納第二區內的多瑙河畔的綠化區。

 

　　維也納人的這種對“戲劇的癖好”，如果按戲迷們的可憐的生活條件來說，有時真可謂達到荒唐的程度，從而很可能遭到譏笑；和剛毅的鄰邦——德意志帝國相比，我們奧地利對政治淡漠，經濟落後，事實上，其中部分原因就在於過分講究享受。不過，這種對藝術的過分重視倒使我們在文化方面有了與眾不同之處：首先，我們對每一種藝術都抱十分崇敬的態度，其次，經過幾個世紀的藝術熏陶，我們有了一種無與倫比的鑒賞力，而且，正是由於這種鑒賞力，反過來又使我們最終在一切文化領域內達到超群的水平。藝術家總是在他備受尊重的地方感到最舒暢和最受鼓舞。藝術總是在它成為一件全民族生活大事的地方達到它的頂峰。正如文藝復興時期的佛羅倫薩和羅馬吸引了大批畫家並把他們培養成為巨匠一樣——因為每個畫家都感到自己必須在全體市民面前與別的畫家進行競爭和不斷超越自己的水平——維也納的音樂家和演員們也都明白自己在這座城市裡的重要性。在維也納歌劇院，在城堡劇院裡，容不得一點疏忽任何一個錯音符都會被立刻發現，一旦進入合唱聲部的時間不合拍或音符縮短，都會受到指責。而且這種監督不僅僅來自首演時的專業評論家們，而是來自每天每日的全體觀眾。他們的耳朵是敏鋭的，通過不斷的比較更是越來越尖。由於政治、行政管理和社會風紀方面一切都相當安定順當，所以在這些方面有點“馬虎”，維也納人都能包涵，有點違反常規，都能寬容諒解，但另一方面，他們對藝術方面出現的差錯卻從不含糊，因為這關係到本城的榮譽。每一個歌唱家、每一個演員、每一個音樂家，都必須始終竭盡全力，不然就會被淘汰。能在維也納成為明星是非常了不起的，但要始終保持明星的地位卻不容易；任何鬆懈都不能原諒。在維也納的每一位藝術家都清楚這種從不間斷、毫不留情的監督，從而迫使自己鍥而不捨，這樣也就使整個藝術水平達到卓絶的程度。我們每一個人從青年時代起就已習慣于在自己的生活中用嚴格、苛刻的標準要求藝術家的每一次演出。一個當年曾十分熟悉古斯塔夫·馬勒爾①領導的歌劇院裡一切鐵的紀律和曾把交響樂團裡團員們的幹勁和縝密聯繫起來視為理所當然的人，在今天也是很難對一次戲劇或音樂的演出感到完全滿意的。不過，我們這樣也就學會了對自己的每一件藝術品提出嚴格的要求。當時所達到的水平一直是我們的表率，在一個正在成為藝術家的人看來，那種水平在世界上只有少數城市具備。然而，那種關於正確節奏和情緒高昂的知識卻又是家喻戶曉的，因為即使是一個坐在“酒館”裡的小市民也會要求樂隊演奏出高水平的音樂，就像他要求掌柜給他上好的葡萄酒一樣。就連普拉特綠化區的居民們也都清楚地知道哪支軍樂隊演奏得“最帶動”，不論他們是“德國的音樂大師”還是匈牙利人；彷彿往在維也納的人都從那空氣中獲得了音樂節奏感似的。所以，正如我們這些作家們在一篇特別講究的散文中表現出那種優美的音樂性一樣，其他人則在社交場合和日常生活中充滿溫文爾雅的禮節意識。在所謂“上流”社會裡，一個沒有藝術感和不崇尚禮儀的維也納人是不可想象的。不過，縱然在下層社會，一個最貧窮的人也具有某種對美的本能要求，這是那種自然景色和人生物樂趣對他的生活熏陶所致。如果住在維也納的人沒有那樣一種對文化的熱愛，沒有那樣一種對安逸舒適生活的享受意識和審美意識，那麼他就不是真正的維也納人。

 

　　① 古斯塔夫·馬勒爾（GustavMahler），奧地利晚期浪漫派作曲家和傑出指揮家，一八九七——一九○七年任維也納皇家歌劇院院長。

 

　　所以，對猶太人來說，適應這樣的民族環境，或者說，適應這塊自己居住的土地，不僅是對外的一種保護措施，而且也是一種自己內心深處的需要。他們要求有自己的祖國，渴望安寧、養息、太平，渴望消除外來陌生的感覺，這就促使他們熱忱地把自己和周圍環境的文化聯繫起來。除了十五世紀的西班牙以外，几乎沒有一個國家在這樣一種聯繫方面比奧地利顯得更出色和更有成效。自從猶太人在這座皇帝的京城定居兩百多年以來，他們在這裡遇到的是逍遙自在、愛好和睦相處的人民，雖然這些人看上去不太講究繁文縟節，但在內心同樣蘊藏着那種追求精神和美的價值的深刻本能，正如猶太人認為這些價值對自己十分重要一樣。甚至可以說，猶太人在維也納碰到了更多的際遇：他們在這裡找到了自己的一項使命。在上個世紀的奧地利，藝術曾一度失去了自己傳統的老保護人和贊助者，即皇室和貴族。在十八世紀的時候，瑪麗亞·特蕾西亞①曾讓格魯黨來指導她女兒們的音樂，約瑟夫二世②曾作為一個行家和莫扎特討論過莫扎特的歌劇，利奧波德二世③自己就作過曲；但後來的皇帝——弗朗茨二世④和費迪南一世①對藝術方面的事就已不再有絲毫興趣了，而我們的皇帝——弗朗茨·約瑟夫一世②，在他八十年的生涯中除了閲覽軍隊的花名冊以外就從未讀過一本書或者僅僅在手裡拿過一本書。他甚至還流露出對音樂的反感。同樣，大貴族也都放棄了從前那種贊助的態度。以前，埃斯特哈齊侯爵府曾把海頓留在家裡奉為賓客；洛布科維茨侯爵府、金斯基家族③、瓦爾德施泰因家族④曾競相爭取在自己的府邸首演貝多芬的作品，伯爵夫人圖恩還懇求這位偉大的精靈（貝多芬）不要把歌劇《菲岱里奧》⑤從歌劇院的保留節目中撤銷。——然而這樣的黃金時代已一去不復返了。即使象瓦格納、勃拉姆斯、約翰·施特勞斯、或者胡戈·沃爾夫⑥這樣的人，也部已得不到他們的一丁點兒資助。於是，市民階層⑦為了把交響音樂會保持在原有的水平，為了讓畫家和雕塑家能夠維持生計，不得不出來代替他們進行支持。而猶太市民階層的自豪和抱負，恰恰是他們在維護維也納古老燦爛文化的光榮時站在最前列。他們一向熱愛這座城市，並且一心一意地在這裡居住，但是他們覺得只有通過自己對維也納藝術的熱愛，才真正算是成了維也納人，才不愧於這一片故土。本來，他們在公共生活中所產生的影響是極其微小的。皇室的煊赫使任何個人的私人財富顯得黯然失色。領導國家的高位都是世襲的，外交界是屬於貴族的，軍隊和高級官吏的職務均為名門世家所把持；而猶太人也從未有過想鑽進這種特權階層的奢望，他們彬彬有禮地尊重這種傳統的特權，認為這是不言而喻的。譬如說，我今天還清楚記得，我父親一生部不願到扎赫爾大飯店去用餐，況且並不是為了節約——因為和其他幾家大飯店相比，價格也只是略微貴一些——，而是出於那種天生的敬而遠之的感情：他覺得和一位施瓦岑貝格親王或者洛布科維茨侯爵鄰桌是尷尬和不得體的，在維也納，唯有對藝術，所有的人才感到有同樣的權利，因為對維也納藝術的愛護被視為是一種共同的義務，而猶太族資產階級通過自己的幫助和促進，對維也納文化所作的貢獻，則是不可估量的。他們是真正的觀眾、聽眾和讀者。他們光顧劇院和音樂會，購買圖書和繪畫，參觀各種展覽。他們受傳統束縛較少，思路靈活，成了各種場合一切新事物的促進者和先驅戰士。十九世紀藝術珍品的巨大蒐集收藏工作几乎都由他們完成，藝術方面的一切嘗試几乎只有通過他們才有可能得以進行；如果沒有猶太資產階級這種堅持不懈激勵一切的興趣，而僅僅依靠朝廷、貴族和那些寧願賽馬和打獵但不願促進藝術的信奉基督教的百萬富翁們的冷漠態度，那麼維也納在藝術方面也就會落後於柏林，就象奧地利在政治方面落後於德國一樣。誰想在維也納作一點藝術方面的創祈，誰從外地來到維也納作客，想在這裡找到自己的知音，那麼他就得指望這樣的猶太資產階級。記得在反猶太主義時期，曾經有過這樣一次唯一的嘗試：想在維也納創立一家所謂“民族劇院”，可是這家劇院既找不到編劇，也找不到演員和魂眾，不到兒個月的工夫，這家“民族劇院”也就慘淡地垮台了，然而恰恰是通過這樣一個具體事例第一次揭開了這樣的內情：被世界人民稱頌為十九世紀維也納文化的十分之九，是由維也納的猶太人促成、哺育、甚至是由他們自己創造的文化。

 

　　① 瑪麗亞·特蕾西亞（Maria Theresia），奧地利女皇，一七四五——一七 六五年在位。

 

　　② 約瑟夫二世，奧地利皇帝，一七六五——一七九○年在位。

 

　　③ 利奧波德二世，奧地利皇帝，一七九○——一七九二年在位。

 

　　④ 弗朗茨二世，神聖羅馬帝國最後一位皇帝（一七九二——一八○六在位），一八○四——一八三五年為奧地利皇帝。

 

　　① 費迪南一世，奧地利皇帝，一八三五至一八四八年在位。

 

　　② 弗朗茨·約瑟夫一世，一八四八年後為奧地利皇帝，一八六七年後兼匈牙利國王。

 

　　③ 金斯基家族（Kinskye），波希米亞貴族世家，一六七六年起承襲奧地利伯爵封位，一七四六年起承襲侯爵封位，家族成員多在奧地利外交界。

 

　　④ 瓦爾德施泰因家族（Waldsteins），波希米亞貴族世家。

 

　　⑤ 《菲岱里奧》（Fidelio），貝多芬作三幕歌劇。

 

　　⑥ 胡戈·沃爾夫（Hugo Wolf，一八六○——一九○三），奧地利著名作曲家。

 

　　⑦ 市民階層（Burgertum），在德語中是指除了貴族和僧侶以外居住在城市裡的一切人。

 

　　因為正是在十九世紀的末年，維也納的猶太人在藝術創作方面變得相當活躍——而在西班牙的猶太人當時正面臨着藝術方面的可悲沒落——誠然，這種藝術絶不可能是以一種猶太人特有的形式出現，而是通過移花接木的奇蹟，表現出最強烈的奧地利和維也納的特點。在音樂創作方面，戈德馬克①、古斯塔夫·馬勒爾和勛柏格②成了國際性的人物，奧斯卡·施特勞斯③、萊奧·法爾④、卡爾曼⑤使圓舞曲和輕歌劇的傳統獲得新的繁榮。霍夫曼斯塔爾、阿圖爾·施尼茨勒、貝爾一霍夫曼①、彼得·阿爾滕貝格②等人使維也納文學達到歐洲的水平，這是格里爾帕策③和施蒂弗特④所代表的維也納文學從未達到過的。索嫩塔爾、馬克斯·賴因哈德⑤使這座戲劇城市再度譽滿全球。弗洛伊德和科學界的泰斗使早已聞名的維也納大學舉世矚目。——這些身為學者、藝術名流、畫家、導演、建築師和新聞工作者的猶太人，在維也納的精神生活中無可爭辯地到處享有較高和崇高的地位。由於對這座城市的熱愛和那種入鄉隨俗的願望，他們使自己完全適應了這裡的環境，並且覺得能為奧地利的榮譽效勞，不勝榮幸；他們覺得為自己的奧地利作出貢獻，是自己的世界使命，的確，應該實事求是地再次指出這一點：在現今歐美的音樂、文學、戲劇和工藝美術中被人讚譽為是奧地利文化獲得新生的相當一部分——如果不說大部分的話——是由維也納的猶太人創造的；而猶太人自己則在這種移花接木的工作中達到了千餘年以來精神追求的最高成就。幾個世紀以來無處尋找出路的智能在此和已趨式微的傳統結合在一起，以新的生氣和勃然的活力使舊的傳統獲得新的生命，煥發出新的青春。只是最近幾十年想把這座城市強行民族化和地方化的企圖，才大大褻瀆了維也納，因為這座城市在精神和文化方面恰恰遇到最多樣化的因素，它在思想上完全是超民族的。維也納的天才——一種獨特的音樂天才，從來都是把民族和語言的一切對立因素和諧地融合在自身之中，維也納文化是西方一切文化的綜合。凡是在維也納生活和工作的人都感覺到自己擺脫了偏狹和成見。再也沒有一個地方能比在那裡更容易當一名歐洲人。而我知道，我之所以能早早學會把歐洲共同聯合的理想作為我心中的最高理想來加以熱愛，在相當程度上應該感謝這座早在馬可·奧勒留①時代就維護着羅馬精神——兼容一切的精神的城市。

 

　　① 卡爾·戈德馬克（Karl Goldmark，一八三○——一九一五），奧地利著名作曲家，祖籍匈牙利，著名代表作有歌劇《示巴王后》、交響樂《鄉村婚禮》、交響序曲《沙恭達羅》等。

 

　　② 阿諾爾德·勛柏格（ArnoldSch6nberg，一八七四——一九五一），奧地利作曲家和音樂理比家，十二音體系寫作法的奠基人。

 

　　③ 奧斯卡·施特勞斯（Oscar Strauss，一八七○——一九五四），奧地利作曲家，以創作輕歌劇和喜歌劇的樂曲聞名于世。曾于一九三八年經巴黎前往紐約和好萊塢，一九四八年重返維也納。

 

　　④ 萊奧·法爾（LeoFal1，一八七三———九二五），奧地利作曲家，新輕歌劇作曲家的重要代表之一。

 

　　⑤ 埃梅裡希·卡爾曼（Emmerich K(im(n，一八八二，——一九五三），匈牙利作曲家，世界著名輕歌劇作曲家。

 

　　① 裡夏德·貝爾一霍夫曼（Ricliard Beer-Hofmann，一八六六——一九四五），奧地利作家，曾攻讀法學，霍夫曼斯塔爾的朋友，一九三八年流亡瑞士，後移居美國，猶太復國運動的參加者，主要作品有未完成的戲劇三部曲《大衛王的 冒險故事》。

 

　　② 彼得·阿爾膝貝格（Peter Altenberg，一人五九——一九一九），奧地利 散文家，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在維也納負有盛名。

 

　　③ 弗朗茨·格里爾帕策（Franz Grilparzer，一七九一——一八七二），十 九世紀奧地利著名劇作家，人道主義者，深得歌德和拜倫的讚賞，代表作有“命 運悲劇”《太祖母》、愛情悲劇《薩福》等。

 

　　④ 阿達爾貝爾特·施蒂弗特（Adalbert Stifter，一八○五——一八六八）， 奧地利小說家，早期受德國浪漫派影響，日後傾向古典主義，擅長寫中短篇小說， 用文筆優美而獲較高評價。

 

　　⑤ 馬克斯·賴因哈德（Max Reinhardt，一八七三——一九四三），奧地利 著名演員，一九○○年任柏林德意志劇院領導人。

 

　　① 馬可·奧勒留（MarcAure1，即 Marcus Aurelius，Antoninius，一二一一一八○），一六一至一八○年的古羅馬皇帝，新斯多葛派哲學的主要代表之一，經年用兵，勢力達到多瑙河畔，相傳因瘟疫死於 Vindobona（今維也納）附近。

 

　　在那古老的維也納，人們生活得很好，生活得輕鬆愉快，無憂無慮，而北邊的德國人卻用一種略帶惱怒和藐視的目光眼望着我們這些居住在多瑙河畔的鄰居。這些鄰居並不“能幹”，也沒有緊張的秩序，而願意享受生活：吃得好、在節日和劇院裡尋找樂趣，併為此搞出了卓越超群的音樂。維也納人確實不喜歡德國人那種最終會使其他一切民族的生活變得無比痛苦和遭到徹底破壞的所謂“能幹”，不喜歡那種要凌駕于其他一切人之上的野心和拚命的追逐，他們喜歡怡然自得地聊天，習慣于相安共處，讓每一個毫無妒意的人在與人為善和或許是漫不經心的和睦氣氛中各得其所。“自己生活和讓別人生活”曾是維也納人的著名原則，在我看來，它至今仍然是一個比一切絶對的命令更富於人性的原則，而這一原則當時曾順利地被一切社會階層所遵循。窮人和富人、捷克人和德意志人、猶太人和基督教徒，都可以和平相處，儘管偶爾也有互相嘲弄的時候。縱然是政治和社會運動，也都不帶那種可怕的仇恨之心。仇恨之心是作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餘毒才侵入到時代的血液循環中的。在從前的奧地利，人們在互相攻擊時，尚且講豪俠氣概，那些國會議員們雖然也在報紙上、國會裡互相責罵，但在經過西塞羅①式的長篇演說之後，仍然會友好地坐在一起喝啤酒或咖啡，並且彼此以親昵的“你”相稱。就是反猶太主義政黨的黨魁盧埃格爾②當上了維也納市長的那會兒，他在私人交往方面也沒有絲毫變化，我個人必須坦白承認，我當時身為一個猶太人，無論在中學還是在大學和文學界，都沒有遇到一丁點兒麻煩和歧視。在當年的報紙上，還不是每天都充斥那種國與國之間、人民與人民之間、派與派之間的仇恨，它還沒有把人與人、民族與民族徹底隔離；那種在公共生活中表現出來的老百姓的情緒也還沒有像今天這樣激烈得令人討厭。那時候，個人所作所為的自由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而在今天這簡直不可想象；當時的人並不像今天似的把寬容視為一種軟弱，而是把它尊為一種道德的力量。因為我出生和長大成人的那個世紀並不是一個充滿激情的世紀。它是一個階層分明、按部就班、秩序井然的世界，一個從容不迫的世界。機器、汽車、電話、無線電、飛機等的新速度尚未影響到人的生活節奏；歲月和年齡依然有着另一種尺度。人們生活得相當悠閒安逸。當我今天想儘量回憶起我童年時代那些成年人的形象時，我記得最清楚的是，他們中間有許多人過早地發福。我的父親、我的叔叔伯伯、我的老師們、商店裡的營業員、樂譜架旁的交響樂團演奏員，在他們四十歲的時候就都已成了大腹便便、“氣派非凡”的男子。他們舉步緩慢，談吐斯文，談話時撫摸着自己保養得很好的、常常是已經灰白的鬍子。不過，灰白的鬚髮僅僅是莊嚴的一種新標誌，而一個“穩重”的男子則要有意識地避免那些被認為是青年人不太得體的舉止和自負的神氣。我今天怎麼也記不起來，在我孩提時代曾見過父親急匆匆地上下過樓梯或者有過任何明顯的慌慌忙忙的舉動，當時他還不到四十歲呢。在那個時候，任何匆忙和慌張不僅被看作是不文雅的，而且事實上也大可不必，因為在那個憑藉自己無數的小保險和支持措施而對市民階層來說相當穩定的世界裡，從未發生過什麼突然事變；即使外面世界上發生了什麼災難，也透不過這堵“保險生活”組成的厚牆壁。英布戰爭③、日俄戰爭、即使是巴爾幹戰爭，對我父母的生活全都沒有絲毫的影響。他們把報紙上所有的戰情報道當作體育專欄似的隨隨便便一翻而過。說真的，奧地利以外發生的事和他們又有什麼相干呢？又會使他們的生活發生什麼變化呢？在他們的奧地利，那是一個風平浪靜的時代，國家沒有天翻地覆的變化，貨幣不會突然大肆貶值。那時候，要是證券交易所的股票一下子跌了百分之四或者百分之五，就被說成是“破產”了，人們就會蹙起眉頭，憂心仲仲地談起這場“災難”。那時候，也有人抱怨“高額”的稅收，但那種抱怨更多的是出於習慣，而不是真的這樣認為。因為事實上當時的稅收和第一次大戰以後的稅收相比，只不過是施給國家一點點小費。那時候，人們還時興立下最詳盡的遺囑，好象這樣就能使自己的孫子和曾孫免遭任何財產損失似的，以為用這樣一張看不見的債券就可以永遠有效地保證子孫們的安穩生活，於是他們自己也就生活得悠然自得，即使有一點小小的擔驚受怕，也無非是像撫摩聽話、好玩而根本不用害怕的家畜時的那樣一種心情。所以，每當我今天手中偶然得到一張從前的舊報紙，讀到那些關於一次小小的區議會選舉的激動文章時，每當我回想起為了城堡劇院演出中的微不足道的問題而議論紛紛時，或者回想起我們青年時代對一些根本無關緊要的事情進行不值當的激烈討論時，我就會忍俊不禁。當時的一切憂慮就是這麼一丁點兒！那是一個多麼風平浪靜的時代呵！我的父母和祖父母那一代人有幸遇到了這樣的時代，他們平靜、順利和清白地度過了自己的一生。不過話又說回來，我不知道我是否要為此而羡慕他們。因為他們像生活在天堂裡似的，從而對人間的一切真正痛苦、對命運的種種險惡和神秘力量懵懵懂懂，對一切使人焦慮的危機和問題視而不見，然而那些危機和問題卻愈來愈嚴重！由於陶醉在安寧、富足和舒適的生活裡，他們很少知道，生活還可能成為一種負擔和變得異常緊張，生活中會不斷出現意想不到的事和天翻地覆的事；由於沉湎在自由主義和樂觀主義之中，他們很難料到，任何一個明天，在它晨光微熹之際，就會把我們的生活徹底破壞。即使是在最最黑暗的黑夜裡，他們也不可能醒悟到人會變得多麼險惡；不過他們也同樣很少知道，人有多少戰勝險惡和經受考驗的力量。而今天的我們——我們這些被驅趕着經歷了一切生活急流的人，我們這些脫離了與自己有聯繫的一切根源的人，我們這些常常被推到一個盡頭而必須重新開始的人，我們這些既是不可知的神秘勢力的犧牲品、同時又心甘情願為之效勞的人，我們這些認為安逸已成為傳說、太平已成為童年夢想的人——都已切身感受到極端對立的緊張關係和不斷出現的新恐懼。我們歲月中的每個小時都是和世界的命運聯繫在一起的。我們遠遠超出了自己狹隘的生活小圈子，分享着時代與歷史的苦難和歡樂，而從前的他們只侷限于自己的生活小圈子。因此，我們今天的每一個人，縱然是我們同類中最微不足道的人，也要比我們祖先中最睿智的聖賢瞭解現實勝千倍。不過，我們卻沒有從中占到什麼便宜，而是完全為此付出了代價。

 

　　① 西塞羅（Marcus Tulu Scicero，公元前一○六——一四三），古羅馬政治家，以擅長演說著稱。

 

　　② 卡爾·盧埃格爾（Karl Luegar，一八四四——一九一○），奧地利政治家，基督教社會黨人，反猶太主義者，一八九七至一九一○年任維也納市長，反對大德意志主義和社會民主黨。

 

　　③英布戰爭，又稱“布爾戰爭”，是英國對南非布爾人的戰爭。布爾人是荷蘭在南非移民的後裔。一八九九年英國發動戰爭，布爾人戰敗。一九○二年媾和，布爾人統治的德蘭土瓦和奧蘭治被英國吞併，一九一○年該兩地併入英國自治領南非聯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