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

情竇初開

　　在那八年中學期間，對我們每個人來說，都發生了一件純粹屬於個人的事：我們從十歲的孩子漸漸長大成為十六歲、十七歲、十八歲具有男性特徵的年輕小伙子，那種自然的本能開始要求得到滿足。看來，青春期性的成熟好象完全是個人問題，但每一個正在成長髮育的人，卻不得不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和這個問題鬥爭。在那情竇初開之際，是完全忌諱在公開場合談論性問題的；但對我們那一代人來說，青春發育期已超出它本身的範圍。它同時導致另一種意識的覺醒。因為性的成熟第一次教會我們以更多的批判意識去觀察那個我們曾在其中長大成人的社會世界，去觀察它的各種習俗。總的說來，兒童和年輕人都願意讓自己先體面地適應自己生活環境中的各種規範。但是，只有當他們看到，要他們遵守的那些社會習俗也被其他所有的人誠實地遵守時，他們才會去遵守。教師或父母們身上的任何虛偽行為都不可避免地會促使年輕人用懷疑的，從而也是更尖鋭的目光來觀察他環境周圍的人。

 

　　而事實上，不用很久，我們就發現我們以前一直寄於信任的各種權威——學校、家庭、社會道德，在性這個問題上的表現是極不誠實的，甚至可以說，他們要求我們在這件重要事情上也要鬼鬼祟祟、偷偷摸摸。

 

　　因為三、四十年前關於這類事情的想法和我們今天的世界完全不同。在社會生活中，或許沒有一個領域有象兩性關係那樣在僅僅一代人的時間內發生如此全面的變化，這是由一系列因素造成的：婦女解放運動、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體育運動的發展、青年一代的自主獨立等。十九世紀的市民道德，基本上是一種維多利亞時代的道德，如果想區分它和我們今天流行的更為自由、更為無拘無柬的觀念有什麼不同，那麼也許首先應該看到這樣一個具體狀況：那個時代由於感覺到自己內部的不太平而小心翼翼地迴避性問題——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而在人們尚且真誠信奉宗教的更早時代，尤其是在嚴格的清教徒時代，性問題倒反而容易解決。中世紀的權威們曾一味深信，官能上的要求乃是魔鬼刺激所致，肉慾乃是猥褻和罪孽。他們正是本着這種信念對待性問題。他們用粗暴的禁令、殘酷的懲罰——尤其是在喀爾文教的日內瓦——貫徹自己僵化的道德觀念。而到了我們那個世紀，就不同了。那是一個早已不信魔鬼，甚至也不太信神的寬容時代，因此也就不敢再採取這樣一種極端的革出教門的嚴厲手段。不過，我們那個世紀仍然覺得性問題是一種造成不太平的亂世因素，是和當時的倫理不根容的，所以也就不可以讓性問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因為除了婚姻之外的任何形式的自由愛情，都有悸于資產階級的所謂“正派作風”。鑒於這種矛盾，我們那個時代發明了一種特殊的折衷辦法。那個時代的道德規範雖不禁止年輕人過自己的性生活，但卻要求年輕人以某種不引人注意的方式處理這種難堪的事。既然性問題已不能從這個世界上消除，那麼至少應該讓它在社會風氣範圍之內看不見。於是形成了這樣一種默契：無論是在學校還是在家庭裡，以及在公眾場合，都不談論這個令人不快的情結，把能引起想到性慾存在的一切念頭都壓抑下去。

 

　　弗洛伊德告訴我們，誰想有意識地去壓抑自然的情慾衝動；情慾並不因此而消失，只不過危險地進入潛意識罷了。所以我們今天很容易對當時那種無師自通的遮遮掩掩的愚蠢伎倆啞然失笑。但是十九世紀卻完全囿于這樣一種妄想：以為人能夠用理性主義的理智解決一切衝突；以為人把自然的本能藏得越深，自己那種令人煩躁的衝動也就越能得到緩解：以為只要對年輕人從不提起性慾的存在，他們也就會忘卻自己身上存在的性慾。當時，社會的各個方面都抱著這種通過不聞不問的辦法來剋制性慾的妄想，共同組成一條守口如瓶的封鎖綫。學校、教會的牧師、沙龍、司法機關、報刊、書籍、社會風氣，原則上都迴避談到任何性的問題；甚至科學——它自身的任務本來應該是對一切問題進行毫無約束的探討——也以可恥的方式參與這種“自然而然的不光彩行徑”。科學也以研究這類污穢的課題將有失科學的尊嚴為藉口而屈服了。如果我們今天翻閲一下當時的哲學、法學，甚至醫學方面的書籍，我們將會一致發現：凡是涉及性問題的地方都小心翼翼地避開了，那些研究刑法的學者們在學術會議上討論監獄中符合人道主義的措施以及牢房生活有失道義的內容時，也都害怕觸及這個本來是最中心的問題——性慾問題。同樣，那些神經科的醫生雖然在許多情況下清楚知道某些歇斯底里病狀的原因，但卻不敢說出真相。我們今天仍可在弗洛伊德的著作中讀到，縱然像他所尊敬的老師夏爾科①這樣的人，也曾私下向他承認，他雖然知道某些病人的真正病因，卻從未公諸于世。至于當時的所謂“美”文學，更是不敢作如實的描寫，因為它是專以表現美學方面的美為己任的。在我們之前的若干世紀裡，作家們並不怯于提供一幅真實而又廣闊的時代文化風貌的畫面。我們今天仍然可以在笛福、普雷沃神甫②、菲爾丁、雷蒂夫·德·拉布列塔尼③的作品中看到那種對真實情況不加歪曲的描寫。可是到了我們那個時代，只允許表現“充滿感悄”和“高尚”的事，不允許表現使人難堪而又真實的事。因此，人們在十九世紀的文學中几乎看不到對大城市青年一代的各種危險、困惑、陰暗面的反映。即使有一個作家大膽地祝到賣淫，他也必須把它精心美化一番，把女主人公打扮成“茶花女”。所以我們今天面臨這樣一種特殊情況：當今天的一個年輕人為了要瞭解上一代和上上一代的青年人是怎樣奮鬥終生而去翻閲縱然是那個時代的大師們的長篇小說，如，狄更斯、薩克雷、戈特弗裡德·凱勒、比昂遜①的作品——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除外，他們身為俄國人是站在歐洲假理想主義的對立面的——這時他就會發現，書中描寫的儘是一些經過加工、理想化的、溫和適中的事件，因為那整整一代人由於時代的壓力而不能自由表達自己的思想見解。而最能清楚說明這一點的，倒還不是文學本身的這種剋制態度，而是那個時代對祖先們的道德觀念近乎歇斯底里的迷戀，以及那種今天已難以想象的時代氣氛。要不，人們怎麼還能理解，象《包法利夫人》這樣一部完全實事求是的小說竟會被法國的一家法院視為淫書而公開加以禁止呢·怎麼還能理解。左拉的小說在我青年時的那個時代竟會被看作是色情文學；陵托瑪斯·哈代這樣一位如此平靜、古典主義的敘事文學家競會在英國和美國引起憤怒的浪潮呢·——因為這些書籍儘管寫得非常節制，還是揭露了不少現實。

 

　　①讓·馬丹·夏爾科（Jean Martin Charcot ，一八二五——一八九三），法國著名神經病學家。

 

　　② A·F ·普雷沃（Anfoine Francois Pr （vost一六九七——一七六三），十八世紀法國作家，文學史上通稱“普雷沃神甫”，代表作有長篇小說《曼儂·萊斯戈》，描寫一對青年男女因熱戀而身敗名裂的故事。

 

　　③雷蒂夫·德·拉布列塔尼（Rotif de La Bretonne，一七三四一—一八○六），原名尼古拉·愛德姆（Nicolas Edme），十八世紀末葉法國作家，出身農民家庭，信奉啟蒙思想，鼓吹社會變革。作品甚多，近二百卷，用大眾化的語言廣泛表現下層人民的生活。其成就長期湮沒，近年來才引起法國文學界的重視，被看作是“十八世紀的巴爾扎克和左拉”。其作品中的夢魔成分和唐璜主題則從另一角度引起西方學界的研究。主要作品有《墮落的農夫》、《巴黎之夜》、《當代女流》等。

 

　　③比昂斯藤·馬丁紐斯·比昂遜（Bjornstjerne Martinius Bjornson ，一八三二——一九一○），挪威著名劇作家、小說家、詩人和社會活動家，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

 

　　然而，我們正是在這樣一種令人窒息、不健康的空氣中，在這樣一種充滿香水味而又鬱悶得難受的空氣中長大成人的。對性一味隱藏和保持緘默，而又違反心理學的虛偽道德。簡直像一座大山壓在我們青年人的身上。而且由於步調一致的緘默伎倆，在文學和文化史中也就缺乏真正符合當時實情的文獻資料，從而也就不容易把那些不足信的事重新加以改正。當然，某種可循的線索還是有的：我們只需看一看當時的社會風氣就是了，因為一個世紀的每種社會風尚，都以它有目共睹的趣味愛好，無意之中顯露了那個世紀的道德觀念。在一九四○年的今天，當電影院的銀幕上出現一九○○年的婦女和男子穿著當時的服裝參加社交場面時，歐洲或美洲的任何一座城市或一個村莊的觀眾都會不約而同地笑個不停——這種現象的確不是偶爾發生。甚至今天最老實巴交的人也會笑話從前那種奇怪打扮，覺得他們簡直是滑稽人物，是一群穿戴不自然、不方便、不實用、不符合健康要求的丑角。就連我們這些還曾見過我們的母親、姑姨、女朋友穿著那種古怪的夜禮服和自己兒童時同樣打扮得十分可笑的人，也覺得那整整一代人競會毫無異議地順從那種愚蠢的穿戴，簡直是一場可怕的惡夢。當時男子的流行打扮是：讓人無法稍微鬆動一下的、筆直的硬高領，燕尾很長的黑札服和會使人聯想到煙囪的大禮帽，這已經夠可笑的了；可是從前的一位“女士”的打扮才令人噴飯呢！穿著那身打扮是既繁瑣又費勁，一舉一動都極不自然！腰間緊繫著一件用鯨魚須骨製成的緊胸衣，活像馬蜂的細腰；下身又穿著鼓起的一口大鐘似的肥大裙子；頸脖上的衣領扣得又緊又高，直至下顎；雙腳完全是蓋嚴的；梳成無數小曲鬈、螺鬟和辮子的頭髮高高聳起，上面是珠光寶氣、搖搖晃晃的頭飾；即便是最熱的夏天，雙手也都捂在手套裡。這種在今天早已成為歷史人物的“女士”雖然香氣撲鼻、戴着各種首飾、滿身是精細的花邊、褶襇、流蘇，但仍然是一個值得憐憫和不能自理的不幸之人。人們一眼就能看出，凡是打扮成這種像騎士一般全副武裝的女人，再也不可能生氣勃勃、輕盈而自由地行動；有了這樣一副穿戴，每一個動作、每一個姿態，以及全身裝模作樣產生的效果，都顯得矯揉造作、極不自然，且不說社交方面的教育，光是這一身“女士”穿戴：這類夜禮眼的穿上和脫下，程序就十分繁瑣，沒有別人幫助是根本不可能的。首先，得把背後的無數搭扣從腰身到頸脖全部扣上；讓侍女用盡全身力氣把緊胸衣繫上；讓每天來伺候的女理髮師用不計其數的髮針、髮夾、梳子、燙髮鉗、捲髮筒把長長的頭髮燙成寒曲、梳刷整齊、做成高聳的髮型——我想提醒今天的年輕人注意：三十年前，除了幾十名俄羅斯女大學生外，歐洲每一個婦女的頭髮都長到齊腰的地方——然後，再給“女士”像洋蔥皮似的一層一層地穿上襯裙、緊身內衣、上衣和短上衣，一直把她打扮到自己身上的最後一點女人氣息完全消失為止。然而，這種毫無意義的事，實際上是有它心照不宣的含義的：一個女人的線條應該通過這樣的加工處理完全掩飾起來，以致一個新郎在婚禮的宴會上也無法預料自己身旁的未來生活伴侶究竟是長得挺直還是佝僂，長得豐腴還是瘦癟，長的是長腿還是弓形腿；那個“講究道德”的時代根本不認為這種旨在達到欺騙和適應普遍理想美的目的而對頭髮、胸脯以及身體其他各部位進行人為的矯飾是不允許的。一個女人愈想成為一個“女士”，就愈不應該讓別人看出她的自然形態。其實，帶著這種明顯目的的社會風尚，無非是為那個時代的總的道德傾向效勞，因為那個時代主要關心的是，掩蓋和隱藏性愛。

 

　　但是，那種智慧的道德風向完全忘記了：一旦把魔鬼關在門外，十之八九，魔鬼會被迫從煙囪或者後門進來。用我們今天比較不受拘束的目光來看，那種服飾無非是要把露在外面的皮膚和真實的身材竭力掩蓋起來，我們根本看不出其中有什麼美德，恰恰相反，我們只看到那種時尚挑逗地突出了異性的存在，使人感到很不自在。在我們今天這個時代，一名青年男子和一個年輕婦女，如果兩人都身材修長、留着短髮、面部沒有鬍鬚，從外貌上一看，就覺得他們結為朋友很般配，可是在從前那個時代，異性之間要儘可能保持距離。男人們為了好看，蓄着長長的鬍鬚，或者至少要不時捻捻一撮很濃的小鬍子，作為男性的明顯點綴。而女人則用那件緊胸衣把女性最主要的特徵——胸脯炫耀地讓人看得一目瞭然。此外，在舉止儀態方面也特彆強調所謂堅強的男性和軟弱的女性，要求男子豪爽、好鬥、有騎士風度，要求女人靦腆、溫柔、小心謹慎，要求男子像獵手，女人像獵物，而不是兩者毫無差別。由於儀表上的這種人為的南轅北轍，那種內在的異性吸引力，即性愛也必然更加強烈。所以，當時那個社會由於採取這種違反心理的對性保持緘默和掩蓋的方法，恰恰使自己走向反面。它唯恐在生活、文學、藝術、穿著方面出現有傷風化的事，到處去防範能引起位興奮的刺激，反而使自己的念頭始終圍繞着不道德的勾當轉。它到處尋找那些可能會出格的事，反而使自己一直處于窺探色情的狀態；在當年那個世界看來，“正派作風”始終處在發發可危之中：每一個姿態、每一句話，都會有失體面。也許，今天的人尚能理解：一個女子在運動或者打球時只穿一條褲子，在那個時代簡直是犯罪；可是又怎能理解這樣一種歇斯底里的老古板呢？——一個女子在當時根本不可以把“褲子”這個詞說出口。如果她不得已要提到這樣一件有引起性感之虞的東西，譬如說，男人的褲子，那麼她必須另找一個詞來代替，清白純潔的“下裝”這樣一個詞，或者用那個為了忌諱而專門發明的詞：“難以啟齒之物”。在當時，幾個身分地位相當而性別不同的年輕人想在無人監視下舉行一次郊遊，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或者更確切一點說，在這種情況下首先想到的是，可能會“發生那種事”。這樣一種聚會，只有當監護人——母親們或者家庭女教師——寸步不離地伴隨着年輕人，才會許可。縱然在最炎熱的夏天，年輕的姑娘們想穿著露出雙腳的衣服或者甚至裸出雙臂打網球，將被看作是駭人聽聞的醜事；一個非常有教養的女子在社交場合交叉着雙腳，將被認為是大失體統的事，因為這樣一來她的裙邊底下的節骨就會露出來；即使是那些自然的要素，如陽光、水、空氣，也不能去觸及一個女人的皮膚。婦女們在遼闊的大海上，也得穿咸着沉重的服飾，步履艱難地行走；在寄宿學校和修道院裡的年輕姑娘們，必須從脖子到腳跟全部捂得嚴嚴實實，為的是要忘卻自己還有肉體，甚至在室內洗澡還要穿著白色的長襯衣。當婦女們作為年邁的老太太死去時，除了她們的接生婆、丈夫和洗屍體的人以外，從來就沒有人見過她們的肩膀線條或膝蓋——這絶不是傳奇或誇張。在四十年後的今天看來，這一切固然像是童話或者是滑稽的誇張。然而在當時，從社會的最高階層一直到普通的黎民百姓，都得了嚴重的真正神經官能症，害怕任何的肉體和自然。要不然，今天的人怎麼還能想象下面這樣的事呢·——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當第一批婦女勇敢地騎上自行車或者甚至象男子一樣兩腿跨鞍站立踩蹬犄馬時，農民們會向她們大扔石塊；當我還在上小學的時候，維也納的幾家報紙曾連篇累犢地討論那件大大有傷風化的革新：皇家歌劇院的芭蕾舞女演員們不穿針織長襪跳舞。當伊莎多拉·鄧肯①第一次身穿古希臘式短袖齊膝白色長衣，赤着雙腳而不象通常那樣穿著綢緞小鞋舞蹈時，簡直成了轟動一時的頭號新聞。我們不妨設想一下，在這樣一個時代長大成人並目睹世事的年輕人，一旦發現那件為了偷偷地掩蓋一切的體面小大衣竟有許多破綻、裂縫和漏洞時，他們一定會覺得，為那種始終受到威脅的體統而惶惶不可終日是多麼可笑。因為最終還是避免不了在五十個中學生中就有一個在昏暗的小衚衕裡遇見自己的老師乾著有傷風化的勾當，或者在家屬中愉聽到某個張三李四幹了見不得人的壞事，儘管他們在我們面前裝行非常一本正經。事實上，那種遮遮掩掩的笨拙伎倆只能引起我們更強烈的好奇心並使之達到難忍的程度。而且由於人們不願讓那自然的本能自由地、公開地流露，這種好奇心在大城市裡便替自己找到了地下的和大多不甚乾淨的發泄渠道。社會各階層的人都感覺到，由於那種對青年人的性的壓抑，隱藏的性興奮便以一種幼稚的、無濟於事的方式宣洩。几乎沒有一座柵欄或者一個廁所沒有塗上下流的字畫的；在游泳池裡用來隔開女于游泳區的木板壁上，沒有一堵不被人捅破幾個木材節孔的。那些在今天由於道德風尚聽其自然而早已衰落的行當，在當時卻悄悄地十分興隆，其中主要是裸體人像攝影。任何一家酒肆飯館，都有小販在桌子底下向青少年兜售裸體照片。還有那種“地下”出版色情文學的行當，印行最最粗製濫造的書籍：書中語言十分蹩腳，印刷紙張質量低劣，但銷路卻非常好，那些“淫穢下流”的雜誌也無不都是如此，書刊中令人作嘔的色情描寫今天已找不到類似的例子——這是因為嚴肅文學不得不始終堅持理想主義的說教和採取小心翼翼的態度。為這種時代的理想效勞的，還有以表現高貴思想和雪白的純潔為宗旨的皇家劇院，但除此以外也有一些專門演出最粗俗下流的滑稽戲的劇場和歌舞場。凡是受到壓抑的東西，總要到處為自己尋找迂迴曲折的出路。所以，說到底，迂腐地不給予任何關於性的啟蒙和不准許與異性無拘無束相處的那一代人，實際上要比我們今天享有高度戀愛自由的青年一代好色得多。因為只有不給予的東西才會使人產生強烈的慾望，只有遭到禁止的東西才會使人如痴若狂地想得到它；耳聞目睹得愈是少，在夢幻中想得愈是多；一個人的肉體接觸空氣、光線、太陽愈是少，性慾積鬱得愈是多。總而言之，加在我們青年人身上的那種社會壓力，無非是引起我們內心對各有關當局的不信任和怨怒罷了，而並沒有提高什麼道德品質。從我們春情萌發的那一天起，我們就本能地感覺到，那種不誠實的道德觀念想以掩蓋和緘默，從我們身上奪走理該屬於我們年齡的東西，為了一種早已變得虛偽的習俗。犧牲我們希望坦誠的意志。

 

　　①伊莎多拉·鄧肯（Isadora Duncan，一八七八——一九二七），美國著名女舞蹈家，一九○○年後成為在歐洲的芭蕾舞改革派的主要代表，主張舞蹈擺脫學院式芭蕾的束縛，倡導“自然”的表演和形體美的和諧。

 

　　甚至可以說，那種一方面在私下為性的存在和性的自然宣洩創造各種條件、另一方面又在公開場合對此諱莫如深的“社會道德”，只不過是在進行兩面三刀的欺騙罷了。因為它一方面對年輕的男人睜一眼閉一眼，甚至向他們使眼色，慫恿他們“變得滑頭一些”——正如當時人們在家庭隱語中懷着善意的戲謔所說的那樣，而另一方面它對婦女則憂心忡忡地緊閉雙眼，裝成她本人始終赤着雙腳，身穿短袖自羊毛齊膝長衣跳舞，因大反當時的芭蕾傳統而名噪一時。瞎子。甚至社會習俗，也僅僅不得不預設：一個男人有性慾衝動和可以有性慾衝動。但是，如果老老實實地承認：一個女人也同樣可能被性慾征服；造物為了自身永存的目的也同樣需要陰性這一極，這就觸犯了“女人聖潔”的觀念。在弗洛伊德以前的時代，一個女人在被男人引起性的要求之前——毫無疑問，只有在正式的婚姻生活中才許可——自己是不能有任何肉體要求的。這種定約曾被當成公理貫徹。可是，即使在那些講究道德的時代，空氣中也總是充滿各種危險的能引起性愛的傳染物——維也納尤甚，因此，一個出身上流家庭的姑娘，從她出生一直到她和丈夫一起離開婚禮聖壇的那一天止，必鬚生活在一種經過徹底消毒的氣氛之中。為了保護年輕的姑娘們，絶不讓她們獨處須臾。她們都由一位家庭女教師看管着，絶不讓她們在無人保護的情況下離家門一步，無論是上學還是去上舞蹈課和音樂課，都有人接送。她們讀的每一本書都經過檢查。而最主要的是，讓年輕的姑娘們整天忙個不停，使她們無暇產生可能有的危險念頭。她們得練習鋼琴，學習唱歌、繪畫、外語、文化史和文學史。她們受到各種培養，甚至有點過分。但是，就在把她們培養成為非常有文化、非常有教養的同時，人們又不安地擔心她們對於最最自然的事一竅不通，她們對於男女之間的事一無所知的程度是我們今天的人無法想象的。一個上流家庭出身的年輕姑娘不許對男性的身體結構有任何的瞭解，不許知道孩子怎樣來到人間，因為要讓這位天使在結婚之前不僅自己的肉體沒有被人接觸過，而且她的心靈也要保持絶對的“純潔”。對一個年輕姑娘來說，“受過良好教育”在當時完全成了對於生活無知的同義詞；有時候，當年的婦女們對生活一輩子都是無知透頂。我有一個姨媽，曾發生過這樣荒唐的事，時至今日還使我忍俊不禁。她在新婚之夜的凌晨一點鐘突然回到父母的寓所，大吵大嚷，說什麼她再也不願見到那個和她結婚的下流男人，說他簡直是個瘋子和壞蛋，因為他一本正經地想扒下她的衣服，她費了好大的勁才使自己擺脫了那種顯然是病態的要求。

 

　　當然，我也不能不指出：這種無知在另一方面又使當時的年輕姑娘們產生神秘的誘惑。羽毛未豐的小姐們預感到：在她們自己天地的左右和後邊還有着另外一個她們什麼也不知道和不許知道的世界。這就使得她們好奇、嚮往、熱衷，和有一種身不由己的心緒紛亂。一旦有人在街上向她們打招呼，她們就臉紅——今天還會有臉紅的年輕姑娘麼·當姑娘們單獨在一起時，她們就嘀嘀咕咕、竊竊私語、嘻嘻哈哈笑個不停，微醉了似的。她們懷着對那個和他們隔絶的未知世界的各種期待，對生活做着羅曼蒂克的夢想，但同時又羞於被人發現。她們的肉體渴望着那種連自己都不甚瞭然的溫存撫愛。稍一想入非非，就會使她們的整個舉止不斷失態。她們走路的姿勢也和今天的姑娘們不同，今天的姑娘們經過體育運動的鍛鍊，身體的動作和小伙子們一樣的輕鬆自在，而在當時，只要看一個女子走上數百步路，就能從步履和姿態上分清她是年輕姑娘還是已婚婦女。她們比今天的姑娘們還要姑娘氣十足，而不會象已婚婦女，從本質上來說，她們像是暖房裡用人工加溫培養起來的花朵；沒有經過任何的風霜，非常嬌滴：她們是用一種特定的教育和文化精心培養起來的產物。

 

　　而當時的社會就是要把年輕姑娘培養成這種樣子：既有很好的教養，可又什麼都不懂，既好奇又害羞，對男女之間的事愚昧無知，缺乏自信和不懂實際，由於那種脫離生活的教育，使她命中注定在以後的夫妻生活中任憑丈夫左右和擺佈。當時的社會風尚似乎是要把一個姑娘作為它的最密而不宣的理想的標誌，即把她作為女性的端莊、貞潔、超脫世俗的象徵來加以保護。可是當這樣一個年輕姑娘一旦耽誤了自己的光陰，到了二十五歲、三十歲還沒有結婚，又是多麼可悲呵！因為社會習俗冷酷地要求一個三十歲的姑娘為了“家庭”和“體統”始終保持那種和她的年齡早已不相稱的、沒有性經驗、沒有性要求的性盲狀態，然而這副嫻淑的形象以後往往會遭到可怕的醜化。未婚姑娘成了“嫁不出去的”姑娘，“嫁不出去的”姑娘成了老處女，於是無聊的小報便向她們極盡諷刺挖苦之能事。誰今天翻開一本從前的《散頁畫報》①或當時的一份別的什麼幽默刊物，他就會可怕地發現，每一期上都有對老姑娘們的窮極無聊的嘲諷——那些老姑娘由於神經失常而已不知掩飾自己的自然性愛要求。她們曾為了家庭和自己的好名聲而不得不壓抑自己內心的自然要求——對愛情和做母親的要求，然而人們不但不體諒這種以犧牲自己的生活而造成的悲劇，反而以那種使我們今天感到厭惡的不通人情去嘲笑她們。一個以極不誠實的態度壓制人的自然本性而犯了罪的社會，總是最最無情地反對那些泄露了它的秘密並公諸于世的人。

 

　　①《散頁畫報》（“Fliegende Blater”），一八四四至一九四四年在墓尼黑由布勞恩和施奈德出版社（Verlag Braun＆Schneider ）編輯出版的帶有插圖的幽默雜誌。

 

　　如果說，當時的資產階級社會鳳尚想竭力維護這樣一種假設，一個“上流社會”的女子，只要她不結婚，她就不會有性慾和不許有性慾——不然，她就會成為一個“不道德的人”而被逐出家門——，但同時卻又不得不承認一個青年男子身上有這種性慾衝動的存在。因為根據經驗要想阻止已成年的青年男子過自己的性生活是不可能的，所以人們不求奢望，但願他們能在被奉為神聖的社會道德的大牆以外來滿足自己不體面的享樂。象大城市一樣，上面是豪華商店林立、打掃得乾乾淨淨的大街和優美的林蔭道，地底下卻隱藏着排泄污泥濁水的陰溝。青年人的全部性生活也應該在“社會”道德的表面下進行。而對青年人在這方面會遇到哪些危險和陷入哪些勢力範圍，則漠不關心。同樣，學校和家庭也由於畏首畏尾而耽誤了對青年男子進行這方面的啟蒙教育。只是到了上世紀的最後幾年，才間或有某些懂得未雨綢繆的父親，或者像當時所說的那樣，一些“思想開明”的父親，在發現自己的兒子剛開始長出鬍子的時候，就想著要幫他在這方面走上正道。於是家庭醫生被請了來；醫生便偶爾把那青年人請進房間，先慢條斯理地擦一會兒眼鏡，然後開始作關於性病危險性的講演，並勸告那青年人要節制性生活和不要忽略採取安全措施，其實，青年人到了那個年齡對此早已無師自通。另有一些父親採用一種更為奇特的手段。他們聘一個漂亮的姑娘到家裡來侍候，她的任務就是用實際行動向那個年輕公子教會這方面的事。因為那些父親們覺得：讓青年人在自己家裡干泄欲的事，在外表上仍然可以保持禮儀，而且還可以防止青年人落入某個“騙子”之手，這豈不更好。但是社會各界卻始終唾棄這樣一種公開和直率的啟蒙方法。

 

　　那麼對資產階級世界的一個年輕人來說，究竟有哪些泄欲的途徑呢·這個問題在所謂下層社會的各個圈子裡是不成其為問題的。在農村，一個長工在十七歲時就和一個侍女睡覺，而且一旦這種關係有了後代，往後也就無所謂了。在我們阿爾卑斯山的大多數村莊裡，未婚同居生的孩子遠遠超過結婚生的孩子。在無產者中間，一個工人在他能結婚以前早已和一個女工同居多次。在加利曾信奉正教的猶太人中間，一個几乎剛剛成年的十七歲小伙子就娶妻成親，四十歲就能當爺爺。只是在我們資產階級的社會圈子裡才鄙夷這種解欲的方法——早婚，因為沒有一個家庭的父親願意把自己的女兒託付給一個二十二歲或二十歲的小伙子，認為如此“年輕”的丈夫尚欠成熟。這裡也再次暴露了一種內在的虛偽，因為資產階級的年曆和自然的年曆根本不一致。從身體的自然發育來看，十六、七歲已經成年；但對社會來說，年輕男子只有當他獲得“社會地位”以後才算成年，而這在二十五六歲以前几乎是不可能的。於是，在身體的實際成年和在社會上的成年之間產生了六年、八年或者十年的人為間隔。在這段時間裡，一個年輕男于不得不自己為泄欲尋找“機會”或為尋求“風流”而操心。

 

　　但在這方面，當時的時代並沒有給他提供太多的可能性。只有極少數特別富有的年輕人才可能享受這種奢侈：“贍養”一個“姘頭”——也就是說，為她準備一套住宅和負擔她的生活費。和一個已婚婦女發生關係——這是當時可以在長篇小說中描寫的風流韻事的唯一文學典型，同樣只有少數特別幸運的人才能夠碰上。其他大多數人是在和小鋪子的女售貨員和飯店女招待的廝混中使自己的內心略微得到滿足。由於當時婦女解放運動尚未興起，婦女尚未獨立地參與社會生活，所以只有極貧窮的無產者出身的姑娘們一方面沒有那麼多的清規戒律，另一方面對那種萍水相逢、不打算結婚的兩性關係擁有充分的自由。她們衣着寒酸、不修邊幅（在那些時代，一間浴室尚屬富家的特權），經過十二小時的勞動之後己疲憊不堪。日工資低得可憐。這些窮苦的姑娘在一個狹窄的天地里長大，生活水平要比自己的情人低得多，以致她們大多數人自知形穢而不願和情人在公開場合露面。雖然當時的社會習俗已事先為她們的窘迫採取了特別措施：設立所謂單間餐室。在那裡和一個姑娘共用晚餐是不會被人看見的；至于其他的一切則可以在昏暗的偏僻小街旁的小旅館裡干，那些小旅館是專為讓人幹這種事而開設的；但是所有這些幽會都必須倉促進行，而且也缺乏原有美的感覺，與其說是愛情，毋寧說是為瞭解決性慾。因為幹這種事的時候從來都是偷偷摸摸、匆匆忙忙，像是十一件違禁的事。此外，還有另一種可能，即和某個兩棲人——一半屬於資產階級一半又不屬於資產階級的人搞兩性關係，諸如女演員、女舞蹈演員、女藝術工作者之流，她們是當時唯一“解放”的婦女。但總的說來，構成當時婚外性生活的基礎是娼妓。似乎可以這樣說：賣淫是資產階級社會這座華麗建築的黑暗的地下室的拱頂，在它上面豎立着耀眼的無瑕門面。

 

　　關於賣淫在二次大戰前的歐洲廣泛蔓延的情況，當今的一代行年几乎已很難想象。今天，我們在大城市的街道上已難得遇到妓女，就象難得在行車道上看到馬車一樣。可是在從前的人行道上到處都是賣笑的婦女，要躲避她們比找到她們還要難。此外，還有許多“非公開的場所”，如通宵酒店、歌舞場、備有女舞伴和歌女的舞廳、有性感姑娘應召的酒吧。當時，賣身的女人就象商品一樣，按不同的價錢論小時公開出賣；一個男人不用花多少時間和費多少勁，就能把一個女人像一包香煙或一張報紙似的買來，消受一刻鐘、一小時或一夜。但對今大的青年人來說，這種當時不可缺少的場所几乎已經自然而然地變得不必要了；而且，把賣淫從我們這個世界清除出去的，並不是警察和法律；這種由假道德造成的悲劇性產物之所以自行消亡——儘管尚有若干殘餘——是由於對它的需求日益減少的緣故。我覺得，要強調說明當今的生活方式和愛情方式更為誠實和自然，莫過于這樣的事實了。

 

　　對於當時這種不光彩的事情，國家及其道德觀念的官方立場從來都覺得十分尷尬。從社會道德的角度，誰也不敢公開承認一個女人可以有賣身的權利；但從生理需要的角度，又不能沒有這種賣淫，因為它能疏導令人煩躁的婚外性慾。於是，那些權威們便自相矛盾地試圖求助于把賣淫分為兩種的辦法：一種是被國家視為不道德和危險而要取締的暗娼，一種是有營業執照和向國家納稅的合法妓女。一個決心當妓女的姑娘將得到警方的特別許可和一本准予營業的證書。當她把肩己置幹警方的監督之下和履行每週讓醫生檢查兩次的義務，她就有營業的權利了：把自己的內體以她認為合適的任何價格出租。這種合法的妓女就像其他一切行業一樣，被認為是職業，但又並不完全承認——這裡恰恰露出了社會道德的馬腳。譬如說，一個妓女把她的商品，即自己的肉體賣給了一個男人，而這個男人事後又拒絶支付預先商定的價錢，妓女卻無法對他進行控告。她的要求突然之間變成了一種不道德的要求，得不到政府當局的保護——因為按照法律的解釋，這種案情是可恥的。

 

　　從這樣一些細節已可覺察到那種觀念的自相矛盾性：一方面把那些賣身的婦女納入國家允許的職業範圍之內；另一方面又把她們個人看作是置於普遍權利之外的棄民，而實際上的不公正是在具體掌握。也就是說，所有那些限制只是針對比較貧窮的階級。一個芭蕾舞女演員可以在維也納以兩百克朗一小時的要價把自己賣給任何一個男人，當然，她不需要任何執照；而一個流落街頭的少女只能要價兩克朗一小時。至于那些大交際花，報紙會在一篇關於跑馬或跑馬大賽的報道里把她們的名字排在顯貴人物的行列，因為她們早已躋身于“社交界”。同樣，一些為官廷、貴族和資產階級的富豪們介紹這些奢侈商品的女經紀人也往往受到法律的庇護，而法律通常對拉皮條是判以重刑的。嚴格的條例、無情的監督、社會的擯斥，只不過針對成千上萬的妓女大軍罷了，而她們卻用自己的肉體和被玷辱的心靈維護着那種反對自由和自然的愛情形式、早已腐朽了的舊的道德觀念。

 

　　這支賣淫大軍分成不同的種類——恰似一支真正的軍隊分成騎兵、炮兵、步兵、要塞炮兵各兵種一樣。最早的妓女就像要塞炮兵。她們佔據城市裡的幾條固定的街道，作為自己的大本營。那些地方大多是中世紀時代的刑場，或者痲瘋病院區、或者墓地，幾個世紀以來，資產階級早就避免在那裡居住，只有一些無業游民、劊子手和其他一些受社會歧視的人在那裡棲身。當局在那裡開闢若干條小巷作為色情市場，就象日本的吉原街①和開羅的鮮魚市場，幢幢青樓，一戶挨着一戶。到了二十世紀，那裡還有兩百或五百名婦女，一個挨着一個，在平房的窗戶前招待：這些廉價的商品分晝夜兩班營生。

 

　　①吉原街，是日本東京妓院集中的一條街道。

 

　　流動性的賣淫——無數在街上替自己尋找顧客的賣身姑娘——就象騎兵或步兵，在維也納通常把她們稱為“徘徊女郎”，因為警方給她們劃了一條無形的界線，只允許她們在某一段人行道上做自己的生意。她們穿著一套好不容易買來的冒牌時髦服裝，白天黑夜地在大街上徜徉，從深夜走到黎明，不時用化妝得很糟糕的、已經倦容滿面的臉，向每一個過路行人裝出一副賣弄風情的微笑。她們給人以歡樂，自己卻沒有歡樂，而且沒完沒了地從這個角落轉移到那個角落，最終不可避免地都要走上同一條路——走進醫院的路。我覺得，自從大街上再也沒有這樣一群忍饑挨餓、愁眉若臉的女人以來，今天所有的城市顯得漂亮和人道多了。

 

　　但是即使有了這樣一群娼妓，仍不夠滿足經常不斷的需要，有些人要過一種比在街上尋求這種飄忽不定的蝙蝠和可憐的極樂鳥更為方便和更加隱秘的生活。他們要享受一種更加歡愉的愛情：要有燈光和溫暖；要伴有音樂和跳舞；要有一副闊綽的派頭。因此，為這類嫖客另有一些“不公開的去處”——妓院，一些姑娘們聚集在院內的一間擺着假冒華貴陳設的所謂“沙龍”裡。她們有的穿著貴婦人式的長禮服，有的顯然穿的是晨服。男男女女先在那裡一起飲酒、跳舞、聊天，一邊還有一個彈鋼琴的不時奏着音樂供他們消遣，然後成雙成對地偷偷溜進一間臥室。有些高級妓院——尤其是巴黎和米蘭的一些享有國際聲譽的妓院——往往會使一個未經世面的人產生一種錯覺：他彷彿被請進了一座聚集着一群略微有點放縱的社交貴婦人的私邸。這類妓院裡的姑娘和在街上拉客的姑娘們相比，在相貌上要更好一些。她們不必冒着風雨在污泥濁水的小巷中遊蕩；她們坐在溫暖的房間裡，穿戴着漂亮的服飾，有豐富的食物，尤其是有足夠的酒可喝。但實際上她們卻因此而成了老鴇們的俘虜；老鴇們供給她們衣着，是為了抬高她們的身價，供應她們膳宿，是為了有利可圖的目的，因為這樣一來，即使是最勤勉、最有毅力的姑娘也都始終背着還不清的債，她們將永遠無法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離開這個家。

 

　　如果把某幾家這類妓院的秘史寫出來，一定會引人入勝，而且會成為當時文化的一種重要文獻，因為這類妓院隱藏着最最奇特的秘密之處；而平時非常嚴厲的官府對這些秘密無疑是十分熟悉的。那裡有秘密的後門、專用的樓梯，社會最上層的人物——正如人們私下傳說的，還有宮廷裡的人物——能夠從此進入妓院，而不會被其他該死的人看見；那裡有四面鑲着鏡子的房間；還有可以從裡面偷看隔壁房間裡的一對男女正在毫無察覺地尋歡作樂的房間；那裡有專為迷戀異性衣着的性變態者準備的最最奇特的化裝服飾，大大小小的箱子裡鎖着從尼姑的長袍到芭蕾舞女演員的穿戴。而恰恰是這樣的城市、這樣的社會、這樣的道德風尚，當年輕的姑娘們騎上自行車，就要憤懣地斥之為有損于科學的尊嚴；當弗洛伊德角他冷靜、清楚、透徹的方式說出真相時，卻不以為然。恰恰是這個慷慨激昂要維護婦女貞潔的世界，竟容忍這種可怕的賣身，甚至統籌這種賣身行業，並從中漁利。

 

　　但願今天人們不會受那個時代的多愁善感的長篇小說或中篇小說所迷惑；對青年人來說，那是一個非常糟糕的時代：年輕的姑娘們在家庭的管束下，完全與現實生活隔絶，身心的自由發展受到妨礙，年輕的小伙子們又迫于那種基本上誰也不相信、誰也不遵循的社會道德，不得不背地裡去幹偷偷摸摸的事；青年男女之間很少有無拘無束、真誠的關係——按照自然法則，它恰恰意味着青春的幸福和歡樂。在那一代青年人中間，誰也記不得在他和女人的最初接觸中有多少值得他懷着真正出自肺腑的喜悅留戀的插曲。因為除了那種迫使他們不得不始終小心謹慎和藏藏掖掖的社會壓力之外，當時還有另一種給心靈蒙上陰影的因素，即使是在最充滿深情的時刻也擺脫不掉這種陰影，即害怕傳染上性病。在這一點上，當時的青年和今天的青年相比，也要吃虧得多。因為不要忘記性傳染病在四十年前流行的程度要比今天嚴重一百倍，而更主要的是，要比今天危險和可怕一百倍。這是由於當時的醫院對性傳染病實際上是束手無策，沒有像今天這樣一種又快又乾脆的科學治療方法。今天，性傳染病已不當一回事。中小型大學的校醫院用保爾·埃裡希①的療法常常只需幾個星期就把性傳染病治癒了，以致一個教授無法給他的大學生們看一種剛傳染上梅毒的初期病症。但在當時，根據軍方和大城市的統計，十個年輕人中至少有一兩個成為性傳染病的犧牲品而喪命，因此不斷有人提醒青年人要注意這種危險，當你在維也納沿街行走時，每隔六七家門面，就會看到這樣的招牌：“皮膚病和性病專科醫師”。再說，不光是害怕傳染上性病，更令人害怕的是當時那種望而生畏和有失人格尊嚴的治療方法；今天世界上的人已不再知道那種治療方法了：一個傳染上梅毒的患者得把整個身體讓人用水銀塗上好幾個星期；其副作用則是牙齒脫落、身體其他各部位受到損害。一個偶然沾上了這種惡疾的不幸犧牲者感到不僅自己的心靈而且身體也大大受到法污。再則，縱然經過這樣可怕的治療之後，患者也不能一輩子肯定，可怕的病毒是否就不會從包囊中隨時復發，以致由於脊椎麻痹而全身癱瘓，前額後面的大腦軟化。所以，當時有許多年輕人一旦發現自己被診斷患有梅毒，就立刻拿起手槍自殺是毫不奇怪的，因為他們認為，讓自己和自己的近親被人懷疑患有不治之症而討嫌，在感情上是無法忍受的。不僅如此，一種始終只能在暗地裡過的性生活還會帶來其他種種憂慮。當我今天細細回憶過去時，我几乎不知道在我青年時代的同伴中有哪一個不是帶著蒼白的面容和惘然若失的目光突然而來的，其中有一個是因為得了梅毒，或者說他怕自己已經得了梅毒；第二個是因為要讓女方墮胎而受到敲榨勒索；第三個是想背着家裡去治病，但又沒有錢，第四個是因為他不知道該如何為了一個女招待推給他的孩子支付贍養費；第五個是因為他的錢包在一家妓院裡被竊但又不敢去告發。總而言之，在那個假道德的時代，青年們的生活比那些御用文人所寫的小說和戲劇要戲劇性得多，另一方面也要不乾不淨得多，緊張得多，同時也令人沮喪得多。無論是在學校還是在家裡，就青年人的性愛而言，几乎談不上有什麼自由和幸福；而那種性愛卻是他們的年齡所決定的。

 

　　①保爾·埃裡希（paul Ehrlic ，一八五四—一九一五），德國著名醫生和化學家，由於發明治療梅毒的藥品“六○六”而聞名于世。

 

　　這一切之所以必須在一幅忠實反映時代風貌的畫面中反覆強調，是因為當我今天和第一次大戰後的年輕人聊天時，我几乎經常不得不強迫他們相信，我們當時的青年人和他們這一代青年人相比，根本不能說是幸運的。當然，從公民的意義上講，我們比今大的一代青年享有更多的自由。今天的一代青年得被迫去服兵役、服勞役，目的無非是為了讓許多國家的群眾服從某種意識形態，而主要是聽憑那種愚蠢的世界政治的專橫擺佈。而我們當時卻能不受干擾地獻身于自己的藝術和各種精神愛好，使私生活更加個性化。我們生活得更富有世界主義，全世界都向我們開放。我們不需要護照和通行證就能到處旅行，想上哪裡就上哪裡。沒有人檢查我們的思想、出身、種族和宗教信仰。我絲毫不否認，我們事實上享有比今天多得多的個人自由。我們不僅熱愛個人自由，而且充分利用這種個人自由。但是正如弗裡德里希·黑貝爾①所說的：“我們一會兒缺酒，一會兒缺酒杯。”在一代人的時間裡，兩全俱美的事是很少有的。當社會風尚給人以自由時，國家卻要去束縛他。當國家給人以自由時，社會風尚卻要想法去奴役他。我們確曾有過較好的生活和見過較多的世面。但是今天的青年生活得更豐富，而且更有意識地在度過自己的青春時代。今天的年輕人，從自己的中學、大學走出來時，總是昂着頭，帶著愉快的面容，興高采烈，小伙子和姑娘們能相處在一起，在學習中結成自由的無憂無慮的友誼，而沒有虛假的羞澀靦腆。他們一起運動、一起遊戲、一起滑雪，象古希臘羅馬時代似的在游泳池裡自由自在地比賽，男女兩人乘着小轎車穿過田野，他們像兄弟姐妹似的過着各種各樣健康而又無憂無慮的生活，沒有任何內在和外界的壓力，每當我看到這種情景時，我總覺得，我們和他們之間不是相隔四十年而是一千年；當時我們為了表達愛情和接受愛情，總得找個隱蔽的角落。我非常高興地看到，有利於青年一代的社會風尚的變革有多麼巨大！他們在愛情和生活方面重又得到了那麼多的自由！並且在這種新自由中身心都變得非常健康！我覺得，自從允許婦女們舉止風度可以自由隨便以來，她們漂亮多了，走起路來挺胸直腰，眼睛顯得更加有神，談話也不再那樣裝腔作勢。這新的一代青年擺脫了父母、姑姨和教師們的監督，早已不知道那些曾妨礙我們發展的各種阻力、畏懼和緊張情緒。他們平時除了對自己和對良心負責以外，無需向任何人彙報自己的所作所為，這是他們所具有的另一種自信心。他們再也不知道我們當年為了幹一件男女之間違禁的事而必須採取拐彎抹角和偷愉摸摸的伎倆，他們理直氣壯地認為幹那種違禁之事乃是他們的權利。他們熱情洋溢、生氣勃勃、以那種和他們年齡相當的漫不經心和無憂無慮態度，幸福地享受着青春年華。不過我覺得，這種幸福之中的最大幸福，是他們不必在別人面前撒謊，而是可以把自己的自然感情和慾望誠實地披露，不必自欺欺人。今天的年輕人可以一輩子無憂無慮地生活，心中沒有我們當年青年人畏俱的各種精神壓力。由於認識到男女相愛是很自然的事，因此我們當年在愛情中覺得特別珍惜和誘人的那擋子事，他們可能覺得無所謂；在他們身上沒有那種羞澀和靦腆的神秘阻力，沒有那種合情脈脈之中的多愁善感，他們甚至根本不會料到，正是那種對忌諱之事所抱的恐懼才神秘地增加了享樂的趣味。但是我覺得，所有這一切和下面這樣一種拯救人的轉變相比較，都是微不足道的，即，今天的青年沒有那種戰戰兢兢和沮喪消沉的情緒，而是充分享有我們當年不曾有的東西：無拘無束的感情和自信。

 

　　①弗裡德里希·黑貝爾（Friedrich Hebbel，一八一三——一八六三），著名德語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