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的崩溃四、琦善与广东谈判_在线阅读

四、琦善与广东谈判

　　琦善与伊里布旨趣相投，却没有伊里布的那份幸运，他的面前，只是死路一条。英方的开价与清方的还价差之霄壤，没有调和的余地。

　　《巴麦尊致中国宰相书〉作为英国政府的正式文件，向清政府提出下列要求：

　　一、赔偿被焚鸦片。

　　二、中英官员平等交往。

　　三、割让沿海岛屿。

　　四、赔偿商欠。

　　五、赔偿军费。

　　但是，以上五项并不是英国的全部要求。1840年2月20日，与《巴麦尊致中国宰相书》一并发给全权代表懿律和义律的，还有巴麦尊的第1号训令，其中包括了更多的要求。为了使全权代表能充分理解不致有误，巴麦尊还拟就了对华条约草案，供懿律和义律在谈判中使用。该草案共有10条：

　　一、中国开放广州、厦门、福州、上海、宁波为通商口岸。

　　二、英国可在各通商口岸派驻官员，与中国政府官员直接接触。

　　三、割让沿海岛屿。

　　四、赔偿被焚鸦片。

　　五、中国废除行商制度，并赔偿商欠。

　　六、赔偿军费。

　　七、未付清的赔款以年利百分之五计息。

　　八、条约为中国皇帝批准后，解除对中国沿海的封锁；赔款全部付清后，英军方撤离。

　　九、条约用英文和中文书写，一式两份，文义解释以英文为主。

　　十、条约在规定期限内由双方君主批准。

　　如果我们将此两文件对照，就会发现，《条约草案》中第一、七、八、九、十条为《致中国宰相书》中所无，而第二项中增加了派驻官员，第五项中增加了废除行商制度。对清朝说来，后一份文件要苛刻得多。

　　那么，这两份内容有着不小差异的清单，又应以哪一份为准呢？巴麦尊规定，以后者为准，同一天他给懿律和义律的第4号训令指出，条约草案中一、二及四至九各条，是“必不可少的条件”，表示了毫不通融的态度。对于可以通融的第三条，即割让沿海岛屿，他又提出了五项交换条件：

　　一、允许英人在通商口岸进行极度自由的贸易和各种活动。

　　二、清政府公布进出口关税则例，清政府官员不得征收高于该则例的税费。

　　三、给予英人最惠国待遇。

　　四、中国不得对从事非法贸易的英人以人身虐待。

　　五、给予英国领事裁判权。

　　巴麦尊还明确指示，如清政府不同意割让岛屿，须将上述五条，列入条约的第二条以后，其余各条的编号也随之改变。由此看来，只有第十条，即双方君主批准条约的时限，是可以讨价还价的。

　　我到现在还弄不清楚，为何巴麦尊在《致中国宰相书》中没有开列英国的全部要求？他开出两张不同的清单是否出于某种策略上的考虑？不过，我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巴麦尊在其《致中国宰相书》开列其全部要求，必会遭至道光帝的严拒，就不会有主“抚”这一层波澜，更不会有琦善的广东之行。

　　清方的还价不像英方的开价，有一份可以列出甲乙丙丁的清单。这是因为，道光帝对“情词恭顺”的英“夷”，并不打算开多少“恩”，主持操办的琦善，有时的让步只是得到事实上的批准。因此，清方的还价，出自圣裁的有：

　　一、惩办林则徐。

　　二、准许英人在广州恢复通商。

　　出自琦善的建策或出自琦善的实际操作而为道光帝同意的有：

　　三、部分赔偿被焚鸦片。

　　四、中英官方文件来往用“照会”。

　　此外还有一项不见于任何文字材料，但今日的研究者可歙歙闻到的是，道光帝打算对猖獗于中国沿海的英国鸦片走私眼开眼闭，不再绳之以法了。

　　从清方的还价来看，其第一项本非英方的要求，而清方又最为看重，此中反映出来的两种文化的差别是深层的；其第二项，只是循规旧态，与英方要求五口通商的进逼恰恰相反；其第三项不能满足其全部赔偿的要求；其第四项虽解决了平等文书的问题，但没有确立两国官员交往的其他程式。即便那项对鸦片走私的默许，也不符合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脾胃。他们此时虽没有正式提出要求，但巴麦尊已指示英方代表劝说清政府同意鸦片贸易合法化。

　　总之，清方只回答了英方要求的皮毛。

　　谈判中讨价还价本是一种战术，但其中最重要的条件是谈判者有权做出让步。而主持广东谈判的英方代表义律和清方代表琦善，显然都不具备此等资格。

　　英方的全权代表本为懿律和义律两人。1840年11月，懿律因身体不适去职。义律成为唯一的全权代表。他虽有“全权”之名，但从巴麦尊训令中可以看出，他无权降低英方的要价。实际上，巴麦尊本人根本不相信谈判，在1840年2月20日训令中明确主张用大炮来说话，对方要么接受条件，要么动武，不必纠缠于交涉。

　　琦善身为钦差大臣，其职权范围比义律还小。他不仅没有提高还价的全权，而且据清朝的律规，他亦无与外国签订条约的全权，时时事事都需请旨办理。他在京请训期间，道光帝有何指示，今已无从查考。但是，从后来道光帝的上谕中可以看出，对英“夷”的“桀骜不驯”,道光帝是决不让步，主张立即动武的。

　　因此，真正有资格发言的是巴麦尊和道光帝，义律和琦善只不过是他们手中的牵线木偶，一举一动都应受之操纵。若按照两位牵线人的本意行事，那么，双方一经交涉就应立即开战，完全用不着如此许多的啰嗉。但是，无论是伦敦还是北京，都距离广东十分遥远，牵线人手中的线一放到那么长，木偶的手脚就不可能绷得很紧。于是，义律和琦善都利用这小小的松弛，一轮又一轮的交涉，演出了双方导演没有编排的众多节目。

　　所谓广东谈判，实际上是义律越权、琦善违旨的活动，其中义律走得比琦善更远。

　　这样的谈判又能有什么结果呢？

　　以上的分析，是今天研究者冷静思索的判断，而当时的两位当事人，琦善和义律，都是十分投入的。

　　1840年11月20日，义律由舟山南至澳门，29日，他发照会给琦善。也就在这一天，琦善由北京南至广州，途中56天，比他的前任林则徐少用了5天。12月3日，他发照会给义律。

　　中英广东谈判正式开场。

　　在这次谈判中，让人感到奇怪的是义律。他似乎没有把巴麦尊训令放在心上，从现存文字材料中，似从未和盘托出巴麦尊起草的《条约草案》的全部内容。他最先的出牌，仍是《致中国宰相书》的条件，以后的出牌又不停地变化。他好像是害怕一开始就吓跑了对手，采取的是逐级加码的战术。

　　自1834年以来，义律来华已达6年，由随员升至对华商务总监督、全权代表，期间从未回国。他对中国的国情颇为了解，善于用曲折的手段达到目的，得寸进尺。在与邓廷桢、林则徐等人多次交手不利后，突然实现能与“大臣爵阁部堂”琦善这样的“天朝”顶尖人物对等直接交涉，不免喜出望外。从他给巴麦尊的报告来看，他对此时清廷出现的和缓意向非常感兴趣，企图诱导这种意向的发展而不是挫败之。他的报告也使人产生一种模糊朦胧的印象，他似乎想做一个力压千斤的秤砣，由此操纵中国政治的趋向。当然，所有对他的行为和动机的研究，已经游离于本书的主旨之外，不必深究下去。但若要我作一个一般性的评论，那就是，他在“天朝”呆得时间太长了，手法上不免多了一些东方的阴柔之气，而对母国那种霸道手段有些生疏，用起来不那么老到了。

　　琦善在交涉之始，便予以同意赔偿烟价500万元，而对英方的其它要求均予婉拒。他本以为有此烟价之“殊恩”，即可大体成交，而没有想到对手竟如此不近事理，要求无厌。因此，在步步设防之后，他又作出一些退让：一、烟价增至600万元；二、“代为奏恳圣恩”，在广州之外另辟一口岸，但只准在船上交易，不得上岸居住。

　　特别有意思的是，琦善在照会中不断更换角色，有时如英方和道光帝之间的调解人，有时如义律的朋友提出一些“善意”的劝告，而不太像清政府进行交涉的正式代表。还须指出，尽管在今人的眼光中，琦善的照会充满了滑稽可笑的“天朝”用语，但放在当时的背景中，琦善的嗓门还是属于低调的。这也是义律可以接受、巴麦尊不能容忍的原因（详见绪论）。

　　实际上，自1840年8月天津交涉以来，琦善对英国的了解也确实多于许多清朝官吏，但始终没有弄清楚两点：一、“天朝”对英国有多大的经济制裁的优势？茶叶大黄制敌说已不再提起，而断绝通商必令其败的观念仍未动摇，准许通商仍是他手中最重要的王牌。二、英国发动这场战争的目的究竟为何？既然英国口口声声宣称为报复林则徐而来，那么，林已革职、林的举措已不行、甚至林焚毁的鸦片都赔钱，.英国还有何“冤抑”，还有什么理由非分要求不休呢？至于英国要进入中国市场，要将中国纳入其全球贸易体系等等原因，既没有人向他说明，而且即使有人说明他也不可能理解。因此，琦善虽已看出事情非常难办，但还以为手中有几分左右局势的能力，照会上仍游笔自如。

　　如此的笔墨官司打了一个多月，双方的来往照会共达15通。期间义律多次要求当面会谈，但在天津经历过6小时争吵的琦善，一直拒绝。1841年1月5日，义律终于搬出巴麦尊训令中的杀手锏，照会琦善，“依照兵法办行”。

　　1841年1月7日，英军攻占了虎门口的沙角、大角，清军大败（详见后节）。

　　战败的现实，似乎使琦善尚有幻想的头脑变得冷静了：自己原来并没有讨价还价的本钱。但他先前稳妥有序的手脚，却不免慌乱失措。1月11日，他竟不顾自己的身份和权限，擅自作主，照会义律，作出重大让步：一、“代为恳奏”“予给口外外洋寄居一所”；二、“代奏恳恩”广州开港恢复贸易，条件是英军归还舟山。很可能在其心目中，用虎门口外的不毛之地换取舟山，外加英军从沙角、大角两处撤退，还算是有利的生意。琦善的胆量真是够大的。

　　而义律此时的表现，也全无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风度。他明明知道琦善照会上所允的一切，只不过是“代奏”，算不上是正式同意，尚须得到圣旨的批准，但是却硬将生米当作熟饭吃。我在绪论中巳经提到，1841年1月20日，他据琦善照会中那句含义不确的话，宣布已与琦善达成四项初步协定：一、割让香港；二、鸦片赔款600万元；三、中英平等外交；四、1841年2月2日恢复中英广州贸易。1月26日，英军强占香港。1月28日，英国远征军海军司令伯麦致函清军将领，声称有“文据在案”，要求撤退香港岛上清军。

　　义律此类偷偷摸摸的勾当，激起巴麦尊的极度不满，并从根本上怀疑这种协定的存在。

　　如果说从澳门到伦敦长达6个月以上的通信周期，使义律有充分时间放开手脚越权，那么，从广州到北京仅仅40天甚至更短时间的快报来回，本不应给琦善如此之多的自由活动的余地。可是，琦善抗旨不遵。

　　1840年12月25日，道光帝收到琦善关于广东谈判的第一批奏折（12月7日发），态度已有转变，即下旨让琦善准备“剿办之事”。12月30日，道光帝收到琦善关于广东谈判的第二批奏折(12月14日发），认为谈判已进入死胡同，毫无希望，遂下旨“乘机攻剿，毋得示弱”。同日，道光帝恐广东兵力不足，命四川、湖南、贵州备兵共4000人，听候琦善调遣。

　　1841年1月6日，道光帝收到琦善关于广东谈判的第三批奏折(12月19日发），大为光火，下了一道不留任何余地的严旨：

　　“逆夷要求过甚，情形桀骜，既非情理可谕，即当大申挞伐……逆夷再或投递字帖，亦不准收受，并不准遣人再向该夷理谕……朕志已定，断无游移。”(重点为引者所标）

　　他还下令启用已被革职、在广州听候处理的林则徐、邓廷桢，让林、邓协助琦善“妥为办理”.

　　此后，道光帝在谕旨中，主“剿”的调门越来越高，对琦善的态度也越来越严厉。

　　由此可见，道光帝一接到广东谈判的奏报，旨意顿变，由主“抚”而转向主“剿”。而1月6日的谕旨，更是明令关闭谈判的大门。他本因英“夷”的“情词恭顺”而主“抚”,此期的变化亦在情理之中。12月19日以前的“夷情变化”，虽仍不出《巴麦尊致中国宰相书》中各项要求的范围，但此时对他又成了新鲜事情，可见他对这份重要的英方文件并无仔细的分析和研究，几个月后，忘得差不多了。

　　根据清方的档案，前引第一份上谕以“五百里”的速度发出，前引第二、第三份上谕皆以“六百里”的速度发出。其到达广州的时间，当在1841年1月中旬。据琦善奏折，他于1月20日收到1月6日的上谕。因此，若按照旨意办事，琦善最晚也应在1月20日改弦更张，转向主“剿”。

　　但是，琦善的行动，恰恰相反。他不仅继续“收受”英方的照会,“遣人”与英方交涉，而且亦改变先前拒绝会面的做法，前往虎门，与义律直接会谈。

　　1841年1月26日，琦善与义律相会于虎门。27日和28日，双方进行了有关条约的谈判，争执的要点是香港问题。谈判陷于僵局，琦善见势不妙，便以身体不适为由，要求会议延期举行。

　　琦善回到广州后，于1月31日拟定了中英条约的修正案，即《酌拟章程底稿》(后将分析），派人送给义律。但义律拒绝此案，坚持己见，并以战争相威胁。双方照会频频。后根据琦善的提议，双方定于2月11日再次会谈。

　　与广东的情势正好相反，1月27日，正当琦善和义律会谈于虎门莲花山之际，北京的道光帝收到沙角、大角战败的奏报(1月8日发)，即由内阁明发上谕宣布英逆罪状，决心全力攻剿，并由军机字寄上谕给琦善，下了一道死命令：

　　“现在逆形显著，惟有痛加剿洗，以示国威，尚有何情理可谕？……著即督带将弁，奋力剿除，以图补救。”

　　这道谕旨于2月9日到达广州，可是琦善仍旧不肯回头。2月10日，即收到谕旨的第二天，他依然按计划离开广州。11日和12日，他与义律在虎门蛇头湾举行第二次会谈。

　　关于此次会谈，义律的报告称两人长达12小时的讨论的结果，成功地拟成了全部条文”，但琦善没有签署这个条约，要求展期10天。看来，琦善在英军压力下已经不敢公开抵制，只是耍了个滑头，到了关键时刻没有签字溜了回来。琦善对这次会谈也有报告，但已经全是谎言了。他奏称前往虎门是为了查勘该处的防务，适遇义律求见，为“缓兵之计”而与之会谈。他还奏称，会谈完全围绕香港问题，他批责了英方强占香港的行径，再次声明，只是“寄寓一所，并非全岛”。

　　此后，琦善如同前面所叙的伊里布，全靠谎言来维持日子。2月13日，琦善从虎门回到广州，收到了两份重要的文件：一是道光帝于1月30日的谕旨，授奕山为靖逆将军，隆文、杨芳为参赞大臣，并从各地调集大军前往广东“剿夷”。二是义律根据蛇头湾会谈拟就的条约草案——《善定事宜》，并在照会中要求早日会晤，共同签署。同一天内受到两方猛击，琦善已无路可走。2月14日奏折中，他称会见义律是“缓兵之计”，实际上是“缓”道光帝“之计”；他又称会谈围绕香港问题，很可能是风闻同僚广东巡抚怡良乘他不在广州，于2月11日出奏弹劾他“私许香港”。

　　由上可见，最晚从1月20日起，琦善一直对抗道光帝的谕令，拒不攻“剿”，坚持用和谈来解决争端。而到了此时，新的将军、参赞即将到来，换马已成事实，他被黜只是时间问题，也不得不改弦更张，准备武装抵抗。为此，他还在2月14日奏折中向道光帝保证此后该夷再来投文，自应遵旨拒绝。”

　　后来的事实表明，琦善对和谈还不死心。1841年2月16日，义律照会琦善，称英军已撤离舟山，要求于2月20日前在他的《善定事宜》上签字，否则“仍复相战”。琦善经受不住此等恫吓，立即忘记了自己的保证，于2月18日复照义律，真的行使起“缓兵之计”：“日来抱恙甚重，心神恍惚，一俟痊可，即行办行。”

　　2月19日，琦善派他的交涉专使鲍鹏去送这份“缓兵”的照会，怕义律不会善罢甘休，便另撰一文件，再次做出让步：从原先的“只许香港一隅”，扩大为“许他全岛”。他嘱咐鲍鹏：“看光景恭顺则付，倘有反复，不要给他。”第二天，鲍鹏还是带回了这份文件，因为，据这位当过买办、贩过鸦片、被地方官指名捉拿、甚至民间传说是大鸦片商颠地的幸童、而被琦善加以八品顶带的信使的观察，“光景不好”。

　　就历史的结论而言，即使琦善和义律达成了协议，也决不会被两国政府批准。但作为历史的考察而言，分析一下两人各自提出的最后价码，也不是没有意义的，这可以使人们清楚地看到他们的思想。

　　琦善对英方是不停地还价，其最高还价是1841年1月31日向义律提交的<酌定章程》，该条约仅有4条，内容为：

　　一、准许英人在广东通商，准许英人在香港地方一处寄居。

　　二、此后英人来广东贸易，悉按旧例办理。

　　三、英船夹带鸦片和违禁品、或漏税走私者，货即没官，人即治罪。

　　四、英人今后对此处理不得有异议.

　　由于琦善打算用私下解决的方法处理被焚鸦片的赔款，条约内对此事没有涉及。从琦善所拟的条约内容来看，除给予香港地方一处寄寓外，并没有其他违旨条款，反而明确重申了以往的旧例。在当时条件下，面对凶恶的敌手，可以认定琦善已经尽其最大可能维护中国利益了。

　　义律最后的出价，是1841年2月13日送交琦善的《善定事宜〉，该条约共有7条，内容为：

　　一、英人前往广州贸易，按旧例领取牌照，准许自由出入。中国政府保证其生命财产安全。查无违禁品的英船主，无须具结。

　　二、两国官员公文平等往来。商人业务由商人自办，并按旧例向中国官宪具文。

　　三、中国皇帝批准将香港一岛给予英国国主，并准许中国船只去香港通商。

　　四、在华英人犯罪，由英、中两国官员共同审理，在香港服刑。在香港的中国人犯罪，引渡给中国，由中、英两国官员共同审理。

　　五、英船按旧例驶入黄埔。英商交纳行商费用以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一日（1841年1月23日）为准，不得再增。两国通商章程、税率等项，由中国行商3人和英国商人3人共同讨论拟定，由广东官府批准实施。中国行商3年内还清欠款，3年内取消行商制度。

　　六、今后英商携带违禁品入境，货物没收，人犯或由中国驱逐，或交英方处理。

　　七、条约由英全权代表和清钦差大臣盖印，然后由英国政府批准，再由清朝钦命大学士盖印。

　　由于义律也同意私下处理鸦片赔款，条约对此没有涉及。

　　义律所拟的《善定事宜》与《巴麦尊致中国宰相书》的要求相比，减少了赔偿军费一项，与巴麦尊拟定《条约草案》相比，减少了增开通商口岸、英国在通商口岸派驻官员、赔偿军费、赔款付清前占据舟山、未付赔款计息诸项；相应地增加了领事裁判权、另订通商章程、取消行商制度等内容。若以义律的《善定章程》与巴麦尊的《条约草案》相比较，前者更对中国有利。义律完全违背了巴麦尊训令。

　　但是，若将义律的价码与琦善的价码相比较，双方的差距仍是非常之大。由此看来，即使没有道光帝停止谈判、大兵开战的谕旨，琦善是否会同意义律的要求而在《善定事宜》上签字，仍是不能肯定的。

　　有论者据义律于1月20日宣布的所谓《初步协定》和后来的《南京条约》相比较，认为此期琦善外交取得了大胜利。我以为，此论似为不妥。

　　其一，无论是义律1月20日宣布的《初步协定》，还是2月13日送交的《善定事宜〉，琦善实际上都没有同意；而琦善1月31日发出的《酌定章程〉，义律也没有同意。在广东谈判期间，中英双方根本就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又何从与《南京条约〉相比较，又何从称之为外交胜利？

　　其二，义律在广东谈判期间所作出的让步，似为其个人的行动，而非琦善所致，巴麦尊后来几次批责义律，都说明了这一点。我们检视琦善谈判中的所有照会以及有关谈判的资料，看不出他在外交上有何高明之处，似不能把他那种不断变换角色的说词，当作可嘉的战术。此时他与清王朝绝大多数官员的差别，仅仅在于，别人主“剿”，因而无“外交”可言；而他反对“剿”，因而有此“外交”的磨难。

　　琦善在广东谈判期间的抗旨，无论怎么说，都不能算作是细节。因此，按照儒家学说和清朝的法律，琦善罪无可逭。

　　可是，若不以君主的是非为是非，反过来检讨道光帝的决策，我们又可以看到，如同先前由“剿”转“抚”一样，此期的由“抚”转“剿”仍是十分轻率的。从他这一时期的朱批和谕旨来看，他似乎不是很注意英方提出条件的具体内容，而是震怒于英方提出条件的行动本身。”情词恭顺”催生主“抚”，“桀骜不驯”促成主“剿”。他的这种看问题的视角，自是“天朝”大皇帝的风格所定，而这种表现又在某些方面类似文化革命期间的“打态度”。

　　君主的好恶，酿成一波三折。

　　作为一名臣子，琦善完全知道抗旨的风险。但他坚持和谈，一方面是出自自信，以为自己既可以说服道光帝又可以说服义律，这一点是虚幻的；另一方面是出自清军不敌英军的判断，而这一点恰恰是事实。与伊里布的支支吾吾不同，琦善在奏折中是真话实说，反复上陈。这也是琦善唯一可贵的地方。

《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第25页，第52页，第57页，第60至61页，第63页，第69页，第44至45页，第48页，第58页，第71页，第79至81页，第492页，第89至93页，第100至104页，第192页至196页。
《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第29至31页。除原设兵丁和陈化成所调兵丁外，伊里布实派援兵共计4600名。
《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第39至40页，第63页；《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第377至378页。除原设防的宝山、上海、崇明三处外，伊里布另调兵协防金山、南汇、奉贤、华亭、常熟、海门等处，并以江宁将军坐镇京口（今镇江），指挥长江内的防御。又，伊里布“封备”闽、粤商船的做法，又可观其作风。既准备用之应战，又不给商人以雇值。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第506、377—379页。
《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第25页，第52页，第57页，第60至61页，第63页，第69页，第44至45页，第48页，第58页，第71页，第79至81页，第492页，第89至93页，第100至104页，第192页至196页。
《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第25页，第52页，第57页，第60至61页，第63页，第69页，第44至45页，第48页，第58页，第71页，第79至81页，第492页，第89至93页，第100至104页，第192页至196页。
伊里布获此重咎，主要是道光帝训斥他的谕旨中有“妄行驰奏，徒劳驿站”一语。按照清代制度，擅用驿递是很重的罪名，于是吏部议奏的处分是“革职”，道光帝加恩改为“革职留任”。次年开复。
《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第25页，第52页，第57页，第60至61页，第63页，第69页，第44至45页，第48页，第58页，第71页，第79至81页，第492页，第89至93页，第100至104页，第192页至196页。
《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第66至68页。伊里布因浙江木料短小，要求从福建调入。道光帝后来谕令所请赶造船只之处，恐缓不济急，徒劳无功，著毋庸议。”(《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第409页）
《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第25页，第52页，第57页，第60至61页，第63页，第69页，第44至45页，第48页，第58页，第71页，第79至81页，第492页，第89至93页，第100至104页，第192页至196页。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第400—401、409、459、466—467页。
就在此时，浙江的福建陆路提督余步云于8月26日又奏请调派闰、粤水师各2000人援浙。道光帝于8月30日收到此折，旨意又有动摇，命伊里布“详审情形，悉心商酌，应否调拨之处，具奏请旨。”（《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第413至414页）伊里布收到此谕时，计划已变，也不再要求派援了。
《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第70至71页。关于收复定海的水师问题，伊里布似乎显得语无伦次。他称：既然闽、粤水师不能北上，收拾定海水师的溃兵败将，再募一些水勇，亦可充一时之需。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第400—401、409、459、466—467页。
《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第25页，第52页，第57页，第60至61页，第63页，第69页，第44至45页，第48页，第58页，第71页，第79至81页，第492页，第89至93页，第100至104页，第192页至196页。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第400—401、409、459、466—467页。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第400—401、409、459、466—467页。
《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第25页，第52页，第57页，第60至61页，第63页，第69页，第44至45页，第48页，第58页，第71页，第79至81页，第492页，第89至93页，第100至104页，第192页至196页。
《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第25页，第52页，第57页，第60至61页，第63页，第69页，第44至45页，第48页，第58页，第71页，第79至81页，第492页，第89至93页，第100至104页，第192页至196页。
伊里布在其奏折中称：英“五桅夷船一只”、“杉板船两只”行至慈谿县观海卫洋面,“夷众蜂拥登岸”，清军“奋力迪击”，击毙“夷匪”7人，生擒4人，英船“逃逸”。后又行至余姚县利济塘，余姚县地方官派哨船两只引诱，英船误陷软沙，清军生擒“夷匪二十二名”（《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第503至504页）。这一说法与英方记载完全不同。英方仅称其航行失事。
《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第85页，第493页。很可能伊里布已知琦善在天津的公文处理方式，在与英方的文件交往中，使用“照会”这一格式。又，伊里布照会中所提到的“通商”一事，系指1840年7月英军在浙投递巴麦尊致中国宰相书一事。
《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第86至87页，第493至495页。辛好士显然不知风鸢号之事，于9月25日的复函中要求提供被俘人员名单；至于归还舟山，称将等到伯麦回舟山后再“转呈阅查”。伊里布9月28日复照中，声称释俘一事“必须恳乞天恩”，即得到道光帝的批准，这就反过来表示自己是愿意释俘的；他还要求伯麦回舟山后对归还定海一事“缕晰详复”
《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第82至84页。值得注意的是在该奏前一天,9月27日，伊里布曾上有两折，对他从9月22日以来进行的交涉活动一字不提。即便是9月28日上奏时，在此折前另有一折，大谈淸军在慈谿、余姚与英船风鸢号交战获胜事。显然，伊里布此时还摸不清道光帝的底牌，对他进行的交涉活动，多方掩饰，恐怕此种被当时人认为过于软弱的举动，会引起道光帝的愤怒。
《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第497页。懿律在照会中还蛮横地提到，已扣留了中国30多艘民船，若清方释俘，英方放船，企图以此作为交换条件。伊里布对此没有回答。
《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第25页，第52页，第57页，第60至61页，第63页，第69页，第44至45页，第48页，第58页，第71页，第79至81页，第492页，第89至93页，第100至104页，第192页至196页。
张喜:《探夷说帖》，《鸦片战争》第5册，第336页。

《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第25页，第52页，第57页，第60至61页，第63页，第69页，第44至45页，第48页，第58页，第71页，第79至81页，第492页，第89至93页，第100至104页，第192页至196页。
关于10月3日懿律的照会，我未能查到原文，伊里布奏折中称，“其大致与前文约略相同”（指9月29日照会）；又据？律后来的照会，10月3日照会似为义律与伊里布会谈记睪的备忘录（《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第498页）。关于10月4日伊里布照会，见上书，第91至92页。
奥塞隆尼:《对华战争记》,第54页。海军的病况不详。
《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第496页。值得注意的是，懿律和义律的这一计划是违反巴麦尊训令的，巴麦尊后在1841年2月3日的指示中，对懿律和义律撤出舟山的理由予以全面的驳斥（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1卷，第720至726页)。
《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第98至99页（此即当时英军的译本）；第498页（此即今人的译本）。两者可对照阅读。
伊里布后来在奏折中抱怨道惟是该夷性情狡诈，变幻多端，其文理尤属不通，多有不可解释之处。”（《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第475页》
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第99至100页。此时，伊里布奉到道光帝的谕旨，令其将战俘押解广东。于是，伊里布在复照中称，如果立即归地，可立即释俘，如果将归地与其它事件一并讨论，将把战俘解往广东由琦善处理。
未见照会原件，其内容据伊里布奏折(《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第475页）。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第476页。
道光帝9月17日谕旨中称，对南下英军“不必开放枪炮，但以守御为重，勿以攻击为先”。这里不应包括定海英军。最明显的证据是，9月18日，道光帝谕令伊里布对林则徐所奏以民众制服英军的办法作出判断，可见道光帝没有改变武力收复定海的旨意。但此时的道光帝完全被伊里布牵着鼻子走，在伊里布的这份照会进呈后，道光帝朱批“所谕甚是”。
该照会的原译本未见，此据今人译本，见《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第498至499页。英方要求伊里布发布“告示”的主要原因是，英军占领舟山后，浙江巡抚乌尔恭额仿效广东的做法，颁示赏格，鼓励民众捉拿英军。英方再求伊里布再出“告示”,取消赏格，并让定海百姓俯首听命。
《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第25页，第52页，第57页，第60至61页，第63页，第69页，第44至45页，第48页，第58页，第71页，第79至81页，第492页，第89至93页，第100至104页，第192页至196页。
张喜:《探夷说帖》,《鸦片战争》第5册，第336至342页。据张喜称,27日派张喜备鸡鸭牛羊“赏犒”英军，是出自张喜的建议，目的是为了能见到懿律，并侦察敌情。伊里布给他的任务是探明英舰船数量，并邀懿律来见。然此“赏犒”行动当时颇受非议。
照会原文未见，据伊里布奏，该照会“仍系求出告示，并无他语”(《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第102页)。
《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第104页。伊里布亦于10月30日上奏道光帝，将此处理结果上闻。而道光帝似乎默认了他的做法，没有评论。
未见到原文，此处内容引自伊里布奏折。
被人们广泛引用的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中译本，很可能增加了这种误解。该书称懿律通告，“总司令现须通知远征军队：两国谈判期间，钦差大臣和本人之间业已订立了停战协定……”（《鸦片战争）第5册，第129页）查英文原著，“业已订立停战协定”一语，作“a truce have been agreed”,其准确含义是“已经达成了停战”，并无“订立”和“协定”的意思。
《中国丛报》，第9卷，第531页。《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第105页。
?懿律在通告中称，英军占领的岛屿为舟山本岛及其附近小岛，但其英文岛名（许多是英方自己命名的）我很难对应现在的中文岛名，但从通告来看，双方的界线大约在今崎头洋、金塘港一带。
关于浙江停战问题，伊里布七次上奏的时间为：道光二十年九月初三日（附英方照会两件、清方照会两件)，九月初九日（附英方照会三件，清方照会两件)，九月十四日（附英方、清方照会各一件），九月十九日（附英方、清方照会各一件)，十月初六日（附英方照会两件、清方照会和告示共三件),十月十二日（附英方照会一件），十月二十二日（附英方、清方照会各一件)。以上奏折，现均全文发表，见《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由于档案保管的原因，附件不全，主要是九月初九日，十九日，十月初六日、十二日奏折所附英方八件照会。但伊里布所发出的照会是全的。《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虽收录了这些奏折的摘要，但因篇幅关系，刪去了附件，同时也将折内关于随奏进呈附件的说明文字也一并删去，使人们很容易误解伊里布将收到或发出的照会隐匿不报。
此时浙江镇海、宁波、乍浦一带共有防兵1万余名，伊里布计划撤退5100名，存留5400名。但他在执行时颇有心计，恐事后武力不足，每隔数日撤退百十名，至1个月后，形势有变，仍有防兵9800名，伊里布便停止裁撤(《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第114页，第165页）。
参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第648—759页。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第751—753、759—760页。道光帝收到伊里布2月2日的奏折，极度失望，朱批不料汝如此游疑畏葸，何能为国宣力也?”
张喜：《探夷说帖》,《鸦片战争》第5册，第348页。伊里布后来奏称，他于2月21日才收到江苏的咨会，显系为掩盖其擅权自专而作了手脚(《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第193页)。
据张喜的《探夷说帖》，2月22日晚，伊里布与余步云商议时，为是否出兵而犹豫不决，恐“获按兵不动之咎”。后伊里布称进兵不胜，其罪轻，按兵不动，其罪重”,乃定计出兵。
以上记述据张喜的《探夷说帖》。英方的记载可验证张喜的说法,《英军在华作战记》称，英军交还舟山时，清方只有张喜和几名下级军官(《鸦片战争》，第5册，第136页）。按照伊里布后来的奏折，3000清军搭乘150艘船开往舟山。伊里布2月22日子夜方下决心，若无事先的计划,3000清军需集结，150艘船需调动，没有一二天时间是很难完成的。由此看来，葛云飞等部的迟到，可能是受客观条件的限制。但是，作为统帅的伊里布为何如此决策，交由葛云飞看管的安突德等人为何不随军行动，都是很难解释的。由此看来，无论是伊里布，还是葛云飞等人，虽已动兵，但似乎都有意避战。

《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第25页，第52页，第57页，第60至61页，第63页，第69页，第44至45页，第48页，第58页，第71页，第79至81页，第492页，第89至93页，第100至104页，第192页至196页。
《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第25页，第52页，第57页，第60至61页，第63页，第69页，第44至45页，第48页，第58页，第71页，第79至81页，第492页，第89至93页，第100至104页，第192页至196页。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第830、989—990、608、618、632、812—814、719页。
张喜在实际交往中，对英方军事力量了解颇详，见《探夷说帖》、《鸦片战争》第5册，第337页，第339页，第344页，第346至347页
英军撤离舟山是义律擅权的决定，详见后节。由此可见，伊里布本无出路可言。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第830、989—990、608、618、632、812—814、719页。
本节的撰写，我在多处受益于佐佐木正哉先生的论文：《论所谓《穿鼻草约》》中译本见《外国学者论鸦片战争和林则徐》上，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鸦片战争研究——从英军进攻广州到义律被免职》第一部分“交涉破裂与开战准备"，第四部分“琦善的革职被捕及其在香港问题上的交涉”（中译本见《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8辑，第15辑）；第八部分“对琦善的审判”（见日《近代中国》杂志，第11卷）；《鸦片战争初期的军事与外交》(见日本《军事史学》第5卷，第2号）。后两种日文论文由李少军先生翻译并提供。
转引自严中平：《英国鸦片贩子策划鸦片战争的幕后活动》，《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4期，第72至76页。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1卷，第714页，第713页，第305至306页，第735页。
转引自严中平：《英国鸦片贩子策划鸦片战争的幕后活动》，《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4期，第72至76页。
这方面的证据是：一、琦善一到广州，很快提出鸦片赔银500万两的方案，他虽在照会中称“其银并非大皇帝准给，系本大臣爵阁部堂另行筹办”(佐佐木正哉：《鸦片战争の研究》资料篇，第30页），但在奏折中亦明确说明此事，若无道光帝的批准，琦善决不敢如此办理。二、1840年11月御史曹履泰奏称，赔偿烟价须英军交还舟山后方可给予（《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第540页)。此时琦善尚未到达广州，言官即有此议，可见道光帝同意赔偿在当时京城已为许多人所知，不再是秘密了。
当时琦善和伊里布与英方的往来照会，皆随奏附呈御览，道光帝没有表示异议，可视为道光帝已经默许。
对于懿律的去职，当时和后来都有许多评论。我以为，懿律与他的堂弟义律在政策上有分歧，当为事实；而其身体有病，也是事实。他的离华，有着双重的原因。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1卷，第714页，第713页，第305至306页，第735页。
佐佐木正哉：《鸦片战争の研究》资料篇，第27—52、61一62、75、80—84页。
佐佐木正哉：《鸦片战争の研究》资料篇，第27—52、61一62、75、80—84页。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1卷，第714页，第713页，第305至306页，第735页。
佐佐木正哉：《鸦片战争の研究》资料篇，第27—52、61一62、75、80—84页。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1卷，第714页，第713页，第305至306页，第735页。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第830、989—990、608、618、632、812—814、719页。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第830、989—990、608、618、632、812—814、719页。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第830、989—990、608、618、632、812—814、719页。
从北京到广州的“五百里”、“六百里”谕旨需时约14至19天。据1841年1月18日琦善奏折，他已经收到道光帝1840年12月30日的谕旨，但未称具体时间（《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第765页,《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铅印本误为1月20日发）;而12月25日的谕旨，琦善奏折中未提及。这种不寻常的做法，反映出琦善抗旨的意向。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39页。这一时间又可得到林则徐的验证，见《林则徐集》日记，第379页。
关于“割让”香港一事，琦善一直存有误解，而这种误解又似肇因于义律。1840年12月29日，义律在照会中写道：“惟求予给外洋一所，俾得英人竖旗自治，如西洋人在澳门竖旗自治无异。”（佐佐木正哉：《鸦片战争の研究》资料篇，第46页）“予给”一词作何解，姑且不论，“如西洋人在澳门”一语，就不能不使琦善发生误会。澳门是葡萄牙人向中国租借的居留地，不是葡萄牙的领土，清政府亦在此保留了许多权力。而琦善1841年1月11日复照义律时，称给予口外外洋寄居一所。”（同上书，第61页)“寄居”一词的含义应当最清楚的。又，琦善在其奏折中，一直以澳门为例来说明香港的地位问题。
义律致巴麦尊，1841年2月13日，转引自佐佐木正哉：《论所谓《穿鼻条约》草案》，中译本见《外国学者论鸦片战争和林则徐》上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841年2月7日，义律致琦善照会中称据差人称，请于本月二十日（2月11日）再行面谭等语。”（佐佐木正哉：《鸦片战争の研究》资料篇，第79页）可见这次会谈是琦善主动提议的，尽管他后来在奏折中否认。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第711至713页。有论者据该谕旨中有“通谕中外”一语，认为是道光帝正式宣战。这是一种误解。此处的“中外”，并非是今日之“中国与外国”之意中”是指“宮中”,如“留中不发”等等。”外”与“中”对立，指“宫外”，即“官民人等”之意。另外，当时中国对国际法中的“宣战”程序亦毫无所知。
佐佐木正哉：《鸦片战争の研究》资料篇，第27—52、61一62、75、80—84页。
义律致巴麦尊，1841年2月13日，转引自佐佐木正哉：《论所谓《穿鼻条约》草案》，中译本见《外国学者论鸦片战争和林则徐》上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第830、989—990、608、618、632、812—814、719页。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第830、989—990、608、618、632、812—814、719页。
《林则徐集》日记，第381至382页。琦善在奏折中对收到此谕旨的时间，多加掩饰。1841年2月14日，他在奏折中含混地说道昨奉垂询……”好像是2月13日才收到此谕。这显然是为了掩盖他抗旨，继续与英方会谈的行为(《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第814页)。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92至94页。怡良是在林则徐等人的策划下出奏的。怡良的奏折中称：“该大臣到粤如何办理，虽未经知会到臣……”言下之意是琦善到广东后一直对他封锁消息，这是很值得怀疑的。义律的告示2月1日发布，伯麦致赖恩爵的照会1月28日发出，按照当时的通讯速度，广州于2月3日便可得到消息。据林则徐日记，琦善2月10日离开广州前，曾于2月4日和5日有两次与林则徐、怡良会谈，即使琦不表白，怡良又为何不问？琦善后来受审时，对怡良的这种说法完全否认琦善与怡良系属同官，时常接见，岂能不谈公事？惟因夷务机密，有未及相商之处……”（同上书，第472页）由此可见，怡良若是琦善未告真情，完全有机会询问清楚，而他乘琦善刚离开广州，便上奏弹劾，目的就不是弄清真相而是扳倒琦善了。又据这一时期林则徐致怡良的信件，怡良出奏时非常注意保密。
佐佐木正哉：《鸦片战争の研究》资料篇，第27—52、61一62、75、80—84页。
佐佐木正哉：《鸦片战争の研究》资料篇，第27—52、61一62、75、80—84页。
鲍鹏续供，《鸦片战争》,第3册，第253页。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第815页。后来琦善打算将香港一处地方扩大为全岛，但鲍鹏最终未给文件，故应不视为出价之列。从当时的情形来看，琦善拟定的《酌定章程》，是对义律1月20日宣布的四项初步协定的还价。尽管两者之间差距甚大，但琦善致义律的照会诡称：“本月初九日酌定四条，寄阅大意，亦与贵公使大臣所拟，不甚相远，不过汉文通顺，是以语句字面，每有不同。今若逐条辩论，转滋意气……”（佐佐木正哉:《鸦片战争の研究》资料篇，第79页）
《善定事宜》中文本，见佐佐木正哉：《鸦片战争の研究》资料篇，第81至82页。据见过该条约英文本的佐佐木正哉所述，条约的英文本与中文本还是有所区别的，并在其论文:《论所谓《穿鼻条约》草案》中予以说明。此处是结合两种文本叙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