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的崩溃四、镇海的天险_在线阅读

四、镇海的天险

　　一直到1841年10月8日，即定海失守后的第8天，道光帝收到的浙江军报，仍是好消息（镇海崎头的盛岙、双岙和象山的石浦击退来敌、定海清军初战获胜、裕谦率文武官员大誓死战等情事）；他虽然因厦门战败而对颜伯焘大为失望，但坚信裕谦一定会给他带来“宣威海徼”的喜讯。为此，他当日再次下旨叮嘱这位主“剿”最坚决的疆臣（前一次为10月4日），“一有捷音，即由六百里加紧驰奏。”

　　可是,2天之后，10月10日，裕谦用“六百里加急”给他送来定海失陷的战报;又过了8天，10月18日，他又收到杭州将军奇明保等用“六百里加急”发来的镇海失陷、裕谦殉难的奏折。道光帝不由得在此折上朱批愤恨之至!”

　　道光帝“愤恨之至”者为何？为英军乎？为裕谦乎？抑或为失陷的镇海乎？

　　镇海位于杭州湾之南，大峡江（今称甬江）的出海口，它是宁波的门户，历来为海防重地。伊里布任钦差大臣，驻节此地。裕谦接任钦差大臣，亦驻节此地。由此可见它在当时人们心中的地位。.

　　与厦门、定海不同，驻节镇海的两位钦差大臣，似乎都不太注重此地的防卫工程的建设。就伊里布而言，其任务是进攻定海，防守本是做给道光帝看的（详见第三章第二节)。就裕谦而言，他以为镇海已具备英军难以克服的天险。

　　大峡江由宁波流至镇海县城时，大体是由西向东，快到出海口时，折为由南向北。江口的两端，各有一座山（大峡江之“峡”由此而来），西面是招宝山（康熙年间宁波对“番舶”开放，由候涛山改名，意在招外洋之宝)，山上有威远炮城（明代为防倭始建)，东面是金鸡山。江面宽约1000余米。由于当时的河道，未如今日已得到疏浚，水浅滩多，岸边亦积有淤泥，宽以里计。

　　镇海县城紧靠海口。其东北面为招宝山，东南和南面为大峡江，北面原瀕大海，此时亦有宽达二、三里的淤泥地带。（详见后图）

　　1841年2月，裕谦从江苏到镇海，见此地形，顿时信心大增。这位尚未见过英军舰队的钦差大臣认为，英军的巨舰大艘，“不畏风涛而畏礁险”，镇海一带的淤泥浅滩，正是抵御英军的天然屏障；若以小船驶入，“无篷帆、无炮位、无锅灶”，又何足惧；若舍舟登陆，“不难全数歼捡”。他还将此心得专折上闻，请求道光帝下令沿海各将军督抚，“遍历本属洋面，测量水势之深浅，滩岸之远近，沙线之险易分别最要次要”，“不必到处张皇”。很显然，在他的心目中，镇海不属“最要”，仅为“次要”。他更关心的是定海。昧于“夷情”的道光帝，言听计从，将此折转发各地，下令参照执行。

　　然而，此时的浙江巡抚刘韵珂，是一位颇有心计的官员。虽说在他之上先后有两位钦差大臣，镇海防务可不用其插手，但他却两次前往镇海，鼓动伊里布、裕谦在此修筑工事。1841年6月，裕谦回江苏接受两江总督篆印期间，刘与以四品卿衔来浙江军营的林则徐等人，在此处大力设防。由此至开战前，镇海的防御工程虽不若厦门、定海那般形制宏大，但也颇具规模

　　一、招宝山。在该山上原设威远城上驻兵设炮，又恐该城地势过高，炮力难及敌舰，又在该山的西脚、南脚，另设置沙袋炮台。在该山背后紧靠县城北墙的勾金塘，亦建有炮台一座。由浙江提督的余步云率兵镇守。

　　二、金鸡山。在该山北脚建石筑炮台，在该山东北方向建造内设大炮的土堡，另在山顶建有军营，驻兵策应。由江苏狼山镇总兵谢朝恩指挥。

　　三、大峡江。在江口层层扦钉，填塞块石，使河道变窄，以防英舰蓦然闯入；在港内设火攻船30只、十六桨快船及车轮船（即人力明轮船)20只、大小渔船60只，为作战时追截、瞭探、策应之用；在县城东南的拦江埠，两岸各设炮台一座，以对付窜入港内的敌舰。由衢州镇总兵李廷扬督兵驻守。

　　四、镇海县城。在临海的北城墙上厚集沙袋，以御敌炮。钦差大臣裕谦直接坐镇此地，指挥全局。

　　整个镇海县城一带，共有清军兵勇4000余人，配置火炮157位，其中67位是铜炮。（详见后图）

　　就镇海布防态势来看，有如虎门，主要还是防英军舰船由大峡江直闯内犯，尚未接受虎门之战的教训。就清军的工事而言，其简陋难以抵御英军的凶猛炮火。而最致命的缺陷，仍是难以防御敌登陆钸队。1841年9月25日，裕谦收到道光帝于厦门之战后发出的加强陆路防御的谕旨，便在招宝山、金鸡山等处挖暗沟、布蒺藜，以为如此便可“杜其冲突”。

　　当然，以上分析只不过是我们今天的认识，而在裕谦的内心中，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设防的本身，而在于军队的士气。他认为，在镇海防军中，仅徐州镇兵1000人可以言战，其余皆不足恃。为此，他特在战前“躬率文武官员，誓于神前”：

　　“今日之事，有死靡贰。幕府四世上公（指班弟），勋烈不沫。受命专讨，义在必克。文武将佐，敢有受夷一纸书去镇海一带者，明正典刑，幽遭神殛！“

对于这一仪式，他还向道光帝作解释：

　　“此非奴才敢效匹夫之勇，甘为孤注之投，盖因镇海地方稍有疏虞，则逆敌愈张，兵心愈怯，沿海一带必将全行震动。非此不能固结兵心，灭此朝食，更非此不能挽回一年来瞻顾徘徊之积习。”

　　裕谦准备以“固结”的“兵心”，来对敌英军凶猛的炮火。

　　英军自1841年10月1日攻陷定海后，稍事休整，着手准备再攻镇海。10月8日，英军留下400名士兵和3艘运输船驻守定海，主力在黄牛礁一带集结，次日，英舰队驶往镇海。

　　就战术而言，英军此次行动与其在沙角、大角的表演有相通之处。

　　10月9日，英海军司令巴加和陆军司令郭富侦察了镇海的防御，也互相作了分工：大峡江东岸，即金鸡山一带，由陆军负责，海军配合；大峡江西岸，即招宝山和镇海县城一带，由海军负责，陆军配合。

　　次日早晨，英轻型舰队驶往金鸡山一带轰击守军。与此同时，英登陆部队左纵队共约1060人在金鸡山防御阵地以东至少三公里的沙滩上登陆，越过小峡江，向金鸡山之后的蟹沙岭攻击前进。英登陆部队中央纵队共约460人在笠山一带登陆，清除清军的零星防御后，直扑金鸡山阵地。与此同时，其主力舰队在招宝山至镇海县城以北摆开战阵，以优势炮火轰击该处的清军各阵地。

图九、镇海之战示意图

　　坐镇于镇海县城的裕谦，得到开战的消息后，立即登上东城墙，指挥各处迎战。清军原先准备与闯入大峡江的英轻型舰船作战，火炮的方向也主要对准内江。可是这些狡猾的敌人竟不肯深入，凭借其火炮射程之远，在口外轰击，只有一艘机动性能甚强的轮船皇后号，稍稍深入，不停地向两岸清军各炮台开炮。且英军的火炮威力直至此时方为裕谦所领悟，在招宝山之北的英舰，竟能使炮弹飞越山岭，落于东岳宫、拦江埠一带。战斗的实情与裕谦的战前估计完全相反，出现了彼能击我、我不能及彼的态势。清军根本无法作出有力有效的抵抗。

　　最先失陷的是金鸡山，英登陆部队左、中央两纵队，从清军设防地带的侧后发起攻击。守军猝不及防，临急抵抗，却未奏效，总兵谢朝恩战死，而大多数兵弁被驱出阵地，挤压于大峡江边，损失惨重。

　　正当金鸡山一带陆战正鏖时，英主力舰队经过数小时的炮击，基本摧毁了招宝山一带清军各炮台及工事，其登陆部队右纵队共计770人由招宝山外侧登陆。这些被认为“腰硬腿直”的“夷”人，竟然矫健地攀上峻峭的岩石，向招宝山顶的威远城冲击。清军此时已无心恋战，稍事抵抗后便纷纷溃散。英军右纵队占据招宝山后，继向镇海县城攻击前进。

　　从裕谦家丁余升后来的叙述中，裕谦此时似乎已陷于迷惘，懵懵懂懂地从东城墙上退了下来，可行至县学时（距东城墙不足150米），突然清醒，意识到自己已是无路可退！于是，他望阙磕头，跳入泮池。在他身旁的家丁亲兵，立即将其救起，抢护出城，在宁波易衣灌救后，发现尚有微息，立即奔走省城，行至余姚（距镇海县城70多公里）气绝身亡。

　　从儒家的学说来看，裕谦向泮池中的一跃，是其忠贞不二的殉节的表现，无疑应当彰扬。道光帝获此讯后，亦称其“临危致命，不忝前人（指班弟）”，赠其太子太保，开复生前一切处分，按尚书例赐恤，准附祀昭忠祠，并允诺在战争结束后，于镇海建立专祠，以彰荩节。圣上的种种恩悯，当使裕谦的亡灵得以慰安。但是，若从军事学术的角度出发，主帅在败局中放弃统率权而去自杀，必使其部队置于无指挥混乱状态之中；而其家丁亲兵“抢护出城”的举动（尽管处于昏迷中的裕谦本人可不负责任），在实际效果上，与临阵脱逃并无二致。镇海县城内的守军随之亦奔。由此，已经占领金鸡山的英军，远远地望见这种奇特的场景，英军右纵队从东门攻入城内，清军从西门逃出城外。英军在攻克县城时，未遇抵抗。

　　大约至下午2时，战斗全部结束。如同先前的各次战斗，英军在此战中的伤亡亦少，尽管统计数字有所不同：一种记载称共战死16人，伤数人；另一种记载称战死3人，受伤16人。清方对自己的伤亡人数始终未有准确统计，英方对此记载也说法不一，但最保守的说法亦称清军的损失数以百计。

　　人类的自杀行为，依据心理分析，是一种绝望的表现。

　　作为当时头号主战大吏的裕谦，他的自杀，本应当是一个明白无误的信号：战争已经陷于绝望。他的家丁余升一开始也说过，伊主如此，是“知事不可为”。

　　可是，这一信号当时就被扭曲了。

　　裕谦死后不久，其家丁余升至杭州，向浙江巡抚刘韵珂递上禀帖，声称：镇海开战之初，裕谦在东城墙督战时，浙江提督余步云两次登城面见裕谦，“欲暂事羁縻”，并言“可怜”其一家三十多口，又有女儿当日出阁等语，被裕谦正词驳回。又声称：镇海之败，是因余步云驻守的招宝山先陷，余步云逃往宁波，致使金鸡山、县城失守。刘韵珂收到此禀后，不敢怠慢，询问随护裕谦左右的江苏江宁城守协副将丰伸泰。丰伸泰称：当时他看见余步云上城与裕谦“附耳密语”，正值炮声震地，不知言何，但闻裕谦高声喝道汝如退守宁波，极救百姓，即自行具奏。倘镇海被占，我即殉节。”刘韵珂获此密闻，立即上奏，并附呈了余升、丰伸泰的禀词。

　　按照余升、丰伸泰的说法，镇海之陷当归咎于余步云，非为英军之不可敌，而是守将之不敢敌。裕谦的自杀，应当由余步云来负责。问题由此而变得复杂起来。

　　道光帝收到此奏，念及忠臣，朱批：”览之不觉泪落“,并下令扬威将军奕经、浙江巡抚刘韵珂密查。

　　事实果真如此？余步云又何许人也？

　　余步云，四川广安人。1798年以乡勇随军镇压川、楚白莲教，积功迁把总、千总。此后，转战川、滇、陕等地，平定叛乱，由都司、游击、参将、副将升至四川重庆镇总兵，并获“锐勇巴鲁图”名号。经历正如其名，“平步青云”。他一生最得意之时，为道光初年平定张格尔之役，率部随杨芳等人进击，连克喀什噶尔、和阗等城，擒敌酋玉努斯。战后论功行赏，他获乾清门侍卫，迁贵州提督，并绘像紫光阁，道光帝亲撰赞词。以后，历湖南、广东、四川、云南等省提督，在镇压各处反叛，尤其是少数民族造反中，战功卓著，加太子少保，再加太子太保，多次获得道光帝所颁大缎、荷包、翎管、玉褋等赏件。可以说，在各省武职中，余步云的名气仅次于杨芳。

　　1838年，余步云调福建陆路提督。1840年英军占领定海。道光帝第一个想到的便是余步云，调其入浙剿办。钦差大臣伊里布主持浙江军务期间，与余步云过从甚密，共讨对策。浙江停战之后，余步云专上一折，主动要求留在浙江继续效力。道光帝同意了他的请求。未久，又将浙江提督祝廷彪休致，改余步云为浙江提督。

　　裕谦接替伊里布主持浙江军务后，与余步云一直有隙。余氏自恃军功，倚老卖老，似乎看不太起这位比他年轻十多岁、靠笔头功夫连跳三级的后起之秀；而裕氏更是意高气盛，认为“武员大抵不学无术，全在驾驭者之严毅方正”，“若稍事优容，必将志满意得”，“事事与人为难”,不把这位战功赫赫的老将放在眼里。钦差大臣毕竟位尊，余步云即便浑身都是本事，也只能听命。

　　1841年5月，裕谦升两江总督，在回苏接印前，曾上有一折：

　　“提臣余步云虽久历戎行，而系陆路出身，于海疆夷情未能谙熟，似无把握。上年到浙后，即误信定海镇总兵葛云飞张皇摇惑之辞，不能化解。虽经奴才委曲开导，终不免中怀疑惧。”

裕谦的这番言论，使道光帝很不放心，命令裕谦部署江苏防务后，立即返回镇海，对浙江提、镇大员是否相宜于战守，是否需要调动，“据实陈奏”。裕谦回到镇海后，复奏：“余步云于水务虽未能谙习，而一年以来亦已渐知大概，且究竟久历戎行，薄有声望，亦足振慑匪徒，其措施自比陈化成事半功倍。“看来，裕谦虽然对余步云不满意，但因无合适人选而未逐之。正因为如此，余步云得以保留。

　　余步云与裕谦的间隙，除了个人的意气外，也有政见的不同。裕谦对英“夷”极为蔑视，言辞激越，种种举措不留余地。余步云老于军伍，知武事之艰，对“夷”策略上更倾心于伊里布。两人后为处理英俘而正面冲突。

　　1841年9月，镇海军民俘获英鸦片船赖拉号(Lyra)上的两名船员。审讯结束后，余步云提议：将英俘“好为养活，随时讯问敌情，并作别用”。裕谦一下子就看穿了余步云的用意。他的反应是，就“好生养活”而言，英俘此时已经受伤，能否养活尚有疑问；就“讯明敌情”而言，恐真假难辨；余氏的真正用意在于“并作别用”，企图效法伊里布，以英俘为人质，将来与英军讨价还价。裕谦认为,“广东之失事，由于各怀两端，可为前车之鉴”，如果留下这两名俘虏，存留余步云等人的和谈幻想，“适足摇晃军心”，于是，便用剥皮抽筋的方法处死俘虏，“杜其首鼠两端之念”。

　　此后，裕谦率余步云等人大誓神前，决一死战，并非无的放矢。其誓词中“不肯以保全民命为辞，接受逆夷片纸”，很可能也是针对余步云的。

　　1841年9月27日，道光帝收到裕谦关于处理英俘的奏折。尽管裕谦仅仅是影射了几句余步云斗志不坚，但他仍觉得问题严重，下旨让裕谦另行选择替代人选，“据实奏明请旨”。看来道光帝已决计换马，但这份谕旨到达镇海时，定海已经失陷，镇海决战在即，裕谦即便有心，也巳经来不及了。

　　如此看来，余升、丰伸泰举报余步云在开战之初建议裕谦“羁縻”一事，似非无风之浪，当合乎余步云的思想。

　　但是，问题的麻烦在于，余升、丰伸泰后来都变了卦。

　　1842年底至1843年初，军机大臣会同三法司（刑部、大理院、都察院）奉旨审讯余步云。余步云对登城见裕谦的这一情节的回答是：

　　“二十六日（10月10日），裕谦曾将该革员约至镇海城上，虑及守兵单弱，该革员答以早应奏添。裕谦云：‘你是提督，你也可奏。’并嘱以总须敌住方好。该革员随即回营，实无劝令羁縻及自称家眷可怜等语。”

由此情况大变，从原先的余步云请见裕谦，变为裕谦约见余步云。军机大臣等提讯证人余升，答曰：

　　“伊是日系在公寓看守印信（不在现场），得之兵、民传说，实未亲闻。并云丰伸泰向伊告称，裕谦与余步云说话时，有‘若要退守，你亦可奏’之言，是以于呈内叙及。”

　　军机大臣等又提讯证人丰伸泰，答曰：

　　“当时实止听闻裕谦有‘你是提督，你也可奏’一语。后丰伸泰因见余步云退守宁波，意想当时必系与裕谦商议退守，故向余升牵连述及，此外实无欲行羁縻并提及家眷等语。”

清代的对簿公堂，往往是越审越乱，原因在于公堂之后的种种交易。道光帝于1842年5月下令锁拿余步云，8月槛送至京师，次年1月16日才由军机大臣等定谳上奏。在此期间，这位“太子太保”的家人、下属、同官、好友，又有何种幕后关节，今日自然无从查考。我们不知道余升、丰伸泰出尔及反尔的种种细节和真实原因，但仅凭直觉，就觉得余步云所叙理由似不太可靠：在开战之初，裕谦将前敌主将找来谈一些不着边际的话，不是没事找事吗？

　　由于余升、丰伸泰的改口，军机大臣等对此的结论是原控“不尽得实”;而余升等人之控，被认为是“痛主情切所致”。

　　尽管我们有理由怀疑余升、丰伸泰是在幕后交易下改变证词的；但是，镇海之败又确非由余步云所致。

　　我在前面叙及镇海之战的经过时，提到金鸡山先于招宝山失守，这是依据英方的记载及刘韵珂等人的战后调查，场余步云于此无涉。他当时负责防守招宝山，指挥位置在招宝山与镇海县城之间的东岳宫（详见前图）,招宝山最主要的防御工事威远城，由护处州镇总兵张化龙驻守。而余氏之所以居此角落，当系原先设想的英军战法是舰船突入大峡江，在此可前（招宝山）后（拦江埠炮台）照顾，居中策应。据余步云自称，当英军由招宝山侧背登陆攻击威远城之时，他曾督兵前进击退英军，救出张化龙，然后又返至江边，开炮击损英舰船数只。对照英方记载，此说全系粉饰之词。但是，从侧后袭来的英军占据威远城，转攻东岳宫时，余步云也确实无招架之功，因为这又是清军柔软的腹部。

　　招宝山之陷，导致英军直逼镇海县城，而余步云从东岳宫退至县城时，昏迷中的裕谦已由余升、丰伸泰等护往宁波。也就是说，在余步云回撤之前，裕谦已经由东城墙上退下自杀；余升、丰伸泰护其出奔宁波，也在余步云回城之前。县城失陷的职责，不应由余步云一人负责。

　　看来，裕谦在密折中的种种不利于余步云的言论，已为余步云所悉。因而在战后次日，10月11日，这位长期在文官遮盖下的武将，终于有机会单衔上奏，对裕谦反唇相讥：

　　“奴才因见县北城被贼用炮攻击，飞炮触燃城中药局，其势甚凶，奴才忍痛赶至西城（掩盖其撤退，谎称前往救援)，见兵、民全行退出，城中一空，裕谦不得巳退回宁波。”“再，因裕谦退回宁郡后，随即起程前走，是以未经会衔”。

10月12日，他再次上奏，言辞锋利：

　　“自裕谦于二十六日（10月10日）由镇海退入宁波，是曰戌时（下午7时至9时）即率江南将弁丰伸泰等兵丁数百名，星夜退走余姚、绍兴，所有衢、处二镇官兵借以护送为名，概不入郡守城，以致全郡百姓惊皇逃避，拥挤道途，自相践踏，哭声遍野，而无聊匪徒又乘机纠伙劫夺。”

余步云在奏折中一字不提裕谦因自杀而陷于昏迷状况（此事可见于当时宁波知府邓廷彩之禀)，中伤及倭过之意十分明显，但余升、丰伸泰等人护送奄奄一息的裕谦，跑得比余步云还快，又被后来的调查证明为事实。

　　如果说裕谦将“剿夷”看得太简单了，吃尽苦头，不得不自杀的话；那么，余步云也把“羁縻”看得太简单，同样也吃到苦头，差点丢了性命。

　　1841年10月12日，即裕谦离开宁波的第三日，实际上已经成为主帅的余步云，目睹无兵可战，无险可守，便效法伊里布，派出曾作为伊里布信使之一的陈志刚，送一份照会给璞鼎查，要求“善议”，他身为一省军事将领，未奉君命，擅与英方联络，可谓胆大包天。尽管我们不知道陈志刚在“口议”中谈到了什么，也不知道余步云心中的底价，但先前模糊不清扑朔迷离的裕、余两氏的战、和分歧，由此事而得到完全确认。

　　照会送出后，余步云急迫地等待着英方的消息，哪知道英方没有送来照会，而是派来了军队。

　　10月13日，英军舰船离镇海，沿大峡江上溯，直逼宁波。余步云获悉慌忙逃往上虞。尽管他在10月20日的奏折（整整耽搁了7天）中大谈其如何奋勇杀敌，以致坐骑被敌弹击中而压伤其右腿;但从英方的记载来看，英军是兵不血刃地占领空城宁波，第18团的军乐队还在城墙上轻松地奏起了国歌。余步云所受之伤，只能是逃跑中的慌张所致。

　　一直到了10月16日，英全权代表璞鼎查才傲慢地复照浙江巡抚刘韵珂和余步云，宣称接到余步云照会时，英军已经开行，他本人只与钦派的“全权”大臣会谈。与这份照会一同发出的还有：璞鼎查致“大清钦命专理外务宰相”的照会、巴麦尊致“大清专理外务宰相”的照会(1841年5月3日发出）以及英远征军海军司令巴加、陆军司令郭富致刘韵珂、余步云的照会。最后一份照会如同土匪绑票的通知，宣布若要“救杭州并一带城邑，免致攻破之难”，必须“即限时期，缴给银两”!

　　英方的上述照会是派一名中国人送往杭州的，但5天之后，该人未达到目的而返回。也幸亏这位不知姓名的信使未能完成任务，否则余步云擅给照会的行为当时就会被揭露，当时就会遭到灭顶之灾。

　　时隔7个多月后，1842年5月31日，浙江战局一败如水，不可收拾，道光帝为力挽危局，振作士气，下令逮问余步云；7月6日，又命军机大臣会同三法司严讯。1843年1月16日，军机大臣等讯明结案，否认了余升、丰伸泰的控词，但仍以“拟斩监候，请旨即行正法”上闻。道光帝此时又稍动恻隐之心，下令“著未经与议之大学士、九卿科道再行详议具奏”。1月24日，参加审议的大员们再次上奏，“请旨即行正法，以肃法纪而昭炯戒”。道光帝当日明发圣旨，宣谕中外，将余步云“即行处斩”!

　　这是鸦片战争中唯一被执行死刑的高级官员。裕谦在战前率余步云大誓中的“明正典刑”一语，果然应验。

　　余步云与镇海之战，是鸦片战争中的一粧公案，历来为史家津津乐道。我在此处连篇累牍不胜烦扰读者，一方面是为了说明事情的真相（以往的叙述多有偏误)，另一方面是要继续回答我在绪论中提到的“奸臣”问题。

　　尽管军机大臣会同三法司的最后判决，完全否定了最初的控词，尽管刘韵珂等人的调查，认定余步云逃离镇海的时间在裕谦之后，但是，150多年来的史学家们言及镇海之战时，仍大多归咎于余步云。这不仅是因为他们不若今日可读到更多的资料（许多档案材料刚刚发表)，更重要的是，他们坚信，顽强抵抗就能获胜。

　　按照这一思路，杨芳、奕山未坚持抵抗，自取败道；颜伯焘是个口头主战派，临阵脱逃，不足效法；陈连升、关天培死战却失利，咎因“奸臣”琦善；定海三总兵之败，本属寡不敌众，且血战六天六夜；而在镇海，头号主战大员裕谦兵败绝望自杀，这就出现了一个漏洞。余步云恰恰能补上这一漏洞。

　　于是，余步云如同琦善一样，成为大清朝的另一名“奸臣”。本来由个人意气、政策分歧而引起的裕谦、余步云之间的矛盾，变成了“忠”“奸”矛盾。而且，若不是“奸臣”的破坏，“忠臣”的抵抗（镇海之战）是很有可能成功的。

　　因此，余步云被时人及后人如此定性，并非出自于史料，而是出自于排列史料的思想。也正是由于这种思想，在虎门之战的“奸臣”琦善、镇海之战的“奸臣”余步云之后，我们还会看到吴淞之战的“奸臣”牛鉴。与之相对立的是，关天培、裕谦、陈化成的精忠报国。

　　余步云的真相由此而被遮盖了。

　　我在这里还须强调的是，余步云不属冤狱。按照清代的军律，守将失城寨者，处斩。这一条严格的军律，在当时的军事将领的心目中，如同“杀人抵命”一般详熟。陈连升、关天培、祥福、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谢朝恩，以及后一章将要出场的乍浦副都统长喜、江南提督陈化成、京口（镇江）副都统海龄，皆死于战位，并未因战败而逃生；金门镇总兵江继芸在厦门之战中驻守石壁，兵败后爬出工事投海而死。这里除了他们与“逆夷”不共戴天的抵抗精神外，严格的军律又使之自知将领的职责。在余步云之前，虽有定海镇总兵张朝发在第一次定海之战中兵败负伤逃往镇海，但按当时的规定，定海镇为水师镇，总兵无守城之责！

　　军机大臣等人之所以拟余步云处斩，非据余升、丰伸泰等人的控词，而是究其在镇海失守中应负的责任。由此可见，余步云罪当此刑。顺带说一句，余步云擅给璞鼎查的“善议”照会，当时并未揭露，若不是佐佐木正哉先生从英国档案馆中找出此件，恐今天也无人知晓。按当时的律法，这一行为可按“通敌罪”论处，至时的判决就可能不仅仅杀他一人，而且会祸及家人。

　　道光帝正式批准余步云“处斩”，时为中国历法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按照习惯，这一命令将在第二天执行，也就是中国人的小年夜。在这喜庆的日子里，余步云在刽子手刀斧即下之时又作何感想？可以确认，余步云若战死，凭着他太子太保的头衔、绘像紫光阁的殊荣、征战40余年的功绩，道光帝对他的恤例，一定会高于关天培和陈化成。

【60】《中国丛报》第10卷，第524页，第526至527页。
【61】裕谦的生年，史籍多不载。1832年，吴其濬在裕谦的《益勉斋偶存稿》序中说，“鲁珊官太守几十载，今年才四十”（“几十载”应读为“几”近“十载”）。按当时的虚岁推算，裕谦生于1793年。
【62】除直隶、四川仅有总督外，广东、湖北、福建、云南巡抚均与总督同城，几同陪臣，无职权可言，相对此四省，江苏巡抚权力要大得多。又，甘肃当时不设巡抚。
【63】总督的本职为正二品，应例兼兵部尚书，故为从一品。
【64】1832年，裕谦将其文牍编为《勉益斋偶存稿》八卷，1834年又编《勉益斋续存稿》五卷。从这些文牍来看，他留心政务，也常常会想出一些办法。其最后一卷，名《州县当务二十四条》，记载他作地方官的一些心得。就一般层面而言，裕谦还算得上是一名好官，但若以优异来衡量，也确无突出的政绩。
【65】1839年4月，江苏布政使牛鉴迁河南巡抚，正好为复官不久的裕谦腾空了升级的位置。
【66】《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第695至696页，第700至702页，第735至738页；第3册，第97至100页，第293页，第420页；第4册，第85页。
【67】《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第695至696页，第700至702页，第735至738页；第3册，第97至100页，第293页，第420页；第4册，第85页。
【68】林则徐抄录的原件由林纪焘先生藏。转引自杨国桢：《林则徐传》第332至333页。折片见《道光朝留中密奏》，《鸦片战争》第3册，第514至517页。
【69】《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第870页，第888页，第963页，第944页；第1册，第440页。
【70】见《入寇志》，《鸦片战争》第3册，第321至332页。后来裕谦果然对奕山网开一面，并无过激的不利言论。
【71】《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339至341页。这4名汉奸是杨阿三、虞権珍、郁秀钦、布定邦。其中布定邦为广东香山人，原为买办，随英军来浙。英军撤离舟山时，曾向清方索要（见张喜：《探夷说帖》，《鸦片战争》第5册，第350页）。又，按清朝法律，在战争期间，前方主帅有权实行死刑，不似平时须层层审判，最后由皇帝勾决。
【72】《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219页。后来，一名英军军官对此亦有公正的评论：“我几乎没有理由责备中国人如此报复我们的坟墓，因为我们去年在修建T事时，也破坏了许多他们的坟墓。”（穆瑞：《在华战役记》，A.Murry：“Doings in China”，London，1843，第36页）又，英军占领舟山期间，病疫大作，病死448人以上，皆埋于该岛。
【73】《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第695至696页，第700至702页，第735至738页；第3册，第97至100页，第293页，第420页；第4册，第85页。
【74】《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290页。”凌迟”是清代刑法中对“大逆”等罪而施行的极刑，俗称“剐刑”。这位英国俘虏是英军运输船佩斯汤基？伯曼基号（Pestonjee Bomanjee)的船长史蒂德（Stead),见《中国丛报》第10卷，第291页。其捕获的情况，又见《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382页。
【75】《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4册，第84至85页。据裕谦随奏附呈的英俘供词，被俘白人为一商人，名温哩，曾在广东见到璞鼎查。璞鼎查嘱其前往浙江销货，并刺探军情。又据英方记载，该船为运输鸦片的民船赖拉号(Lyra),被俘白人为大副，被俘黑人为船员。
【76】道光帝对裕谦的这些手段多有赞语。在其掘尸的奏折上朱批“亦可稍称一快”;在其拆毁“红毛道头及夷馆基础”的奏折上朱批“可嘉之至”;在其“凌迟”处死英俘的奏折上朱批“所办是”；在其对英俘剥皮抽筋的奏折上朱批“甚有定见”(《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219页，第293页，第290页；第4册，第85页）。
【77】《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第695至696页，第700至702页，第735至738页；第3册，第97至100页，第293页，第420页；第4册，第85页。
【78】裕谦在江苏巡抚任上时，曾在吴淞修建土塘，与土城类似，详情见第六章。他至浙江后，与浙江巡抚刘韵珂的意见一致，决计在定海修建土城。又，英军撤退后，定海难民纷纷返回，裕、刘用以工代賑的方法，修建土城，对安民、守御均有好处，也使土城能迅速完工（《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192页）。
【79】奥塞隆尼：《对华战争记》，第180至181页插图。该插图的标题为“舟山的高地”，似为了表示背景中的山，而非准确的描绘土城样式的示意图，因而在比例上可能有不太精确之处。土城高为3至4米，因而其垛口不会如此之大，又土城长为4.8公里，因而其火炮排列也不会如此密集。
【80】我没有找到“土牛”的资料。但吴淞土塘亦有“土牛”，其样式据牛鉴奏，“有似雉垛，其缺口倶安设火炮”（《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3册，第1623页)。牛鉴的这一说法，与奥塞隆尼一书的插图相吻合。又，吴淞和定海的防御工程皆由裕谦主持，估计样式相同。
【81】定海设防的记述，据裕谦、刘韵珂的奏折，《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第849至850页，第887页，第943至945页，第1066页；又参考《定海直隶厅志》卷二二，第8页，第16至17页。定海的地理形势又参阅《定海县志》。
　　定海清军的火炮数量，清方资料不全。1841年3月11日裕谦奏称，调拨“一二千斤及数百斤炮五十位”;4月11日又奏称，定海有炮70位;7月1日刘韵珂奏称，土城和震远炮城、炮台设铜铁火炮22位，县城设大小火炮41位（《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第863页，第963页，第1066页）。但战前清军火器的实际数量，我还没有查到有关记载。英方的记载较详，但各有差别。宾汉称，定海火炮总数为170位，其中土城和震远炮城、炮台为95位，县城城墙上设炮41位（《英军在华作战记》，《鸦片战争》第5册，第262页，第320页）。伯纳德称：土城上设炮80位，震远炮城设火炮12至15位(《复仇神号航行作战记》第2卷，第191页)。穆瑞称：战后共缴获铁炮100位，铜炮42位(《在华战役记》，第38页)。奥塞隆尼称，土城一带有炮150至200位（《对华战争记》,第179页）。这里，宾汉关于土城一带的火炮数与伯纳德相符，关于县城一带火炮数与刘韵珂的说法相同。因此，我这里采用宾汉的说法。
【82】《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第870页，第888页，第963页，第944页；第1册，第440页。
【83】据裕谦奏，定海额设水师77艘，上次战斗损失24艘，遭风击坏等情30艘，实际在航者仅23艘(《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340至341页）。
【84】《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第945页，第1067页。据裕谦奏，这里水勇使用的船只为“新造十六桨快船及买、雇渔船百余只”。
【85】《定海善后事宜》共计16条，其中最主要的有4条：一、将定海县升格为直隶厅，直隶于宁绍台道。二、组建定海城守营。三、改造战船。四、浙江提督每年巡阅定海一次，并于每年夏秋两季驻扎镇海，以重海防。裕谦的这些建议是1841年5月17日上奏的。5月27日道光帝下发军机大臣核议。8月12日，军机大臣等核议批准。结果，除了定海县升格外，其余各项并未落实(《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429至436页，第616至628页)。从裕谦的奏折内容来看，并未切中当时的要害，即便完全落实，对后来的战斗也不会起什么作用。

【86】《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第695至696页，第700至702页，第735至738页；第3册，第97至100页，第293页，第420页；第4册，第85页。
【87】《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第870页，第888页，第963页，第944页；第1册，第440页。
【88】《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第943页。尽管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裕谦的判断，但裕谦立论的基础是完全错误的。英军之所以从道头—带发起进攻，并非害怕舟山的崇山峻岭，而是自恃实力，有把握从清军设防最坚处突破。
【89】《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第870页，第888页，第963页，第944页；第1册，第440页。
【90】《定海直隶厅志》卷二八，大事记。
【91】《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3册，第1244页。在鸦片战争史的研究中，使我最为困惑的就是“汉奸”说，几乎没有一位前方主帅不是大谈汉奸问题，并称汉奸参战。而英方文献对此极少记录，至多不过是雇中国人充当苦力，从事运输。这个问题的真解决，仍有待于智者高手。但我以为，清方文献中“汉奸”说流传甚广，很可能是以为英军不善陆战，而将登陆英军合理想象为汉奸。
【92】英军“二万”的说法，见于夏燮《中西纪事》第102页；英军“三万”的说法，可见于梅曾亮所撰《王刚节公（锡朋）家传》，《柏枧山房文集）卷九。此两人的材料来源不明，疑为听讹。
【93】《中国丛报》第10卷，第524页，第526至527页。
【94】《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4册，第95页；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鸦片战争》第5册，第261页。据裕谦奏，英军受打击后逃窜回船，清军阵亡2人，受伤1人。据宾汉称，英军的行动是为英船赖拉号的两名船员被捉（详见注【75】)而采取的报复行动。英军烧毁了此处淸军的营地和火药库，己方毫无损伤，主动撤回。
【95】《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4册，第95至96页，第98页。伯纳德:《复仇神号航作战记》,第2卷，第176至181页。裕谦奏称，石浦清军击退了英军的进犯；而伯纳德称，英军进攻石浦，是为了砍取木材，作为轮船的燃料，英方还占据了石浦清军的炮台。
【96】伯纳德:《复仇神号航行作战记》第2卷，第186页。
【97】裕谦奏，《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3册，第1324页；伯纳德:《复仇神号航行作战记》第2卷，第186至187页；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鸦片战争》，第5册，第261页。又，英军将盘峙岛称为茶岛(Tea Island),可能是盘峙西面有大、小荼岙所误。定海亦有茶岛，位于外长屿岛以南。
【98】裕谦在晓峰岭建有围城，驻有兵员，并没有准备安设火炮，但英军误将此围城当怍炮台，故派兵前往破坏。
【99】裕谦奏、奇明保奏，《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3册，第1243页，第1250页；伯纳德：《复仇神号航行作战记》第2卷，第192至195页；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鸦片战争》第5册，第262页；穆瑞：《在华战役记》,第24至26页。
【100】以上作战经过，综合以下资料：裕谦奏，奇明保奏，《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3册，第1243至1245页，第1249至1251页，第1263页，第1265页；《英夷入粤纪略》，《犀烛留观记事》，《鸦片战争新史料》,见（鸦片战争》第3册，第17页，第262页，第439页；伯纳德:《复仇神号航行作战记》第2卷，第195至200页；穆瑞：《在华战役记》，第26至36页；奥塞隆尼：《对华战役记》，第180至185页；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鸦片战争》第5册，第263至264页。
【101】此战英军的伤亡，英方记载小有不同。宾汉称：第55团战死2人，受伤24人，其他部队受伤3人，但又在总计中称受伤28人（《鸦片战争》第5册，第264页）。伯纳德称：第55团战死2人，受伤19人，其他部队受伤8人(《复仇神号航行作战记》第2卷，第200至201页）。穆瑞称：第55团战死1人，受伤19人（《在华战役记》，第28至29页）。
【102】《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第588页；第3册，第214至216页，第260至261页，第422页，第446页，第573页；第4册，第85页，第111至112页，第118页，第150页，第164页，第166页，第173至174页，第180页，第184贸，第198页，第202页，第224至225页，第240至241页，第243页，第294页；第5册，第341页，第568页；第6册》第717至719页，第734页，第756至757页。
【103】《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3册，第1243至1246页，第1269至1272页。
【104】《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3册，第1243至1246页，第1269至1272页。
【105】《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第588页；第3册，第214至216页，第260至261页，第422页，第446页，第573页；第4册，第85页，第111至112页，第118页，第150页，第164页，第166页，第173至174页，第180页，第184贸，第198页，第202页，第224至225页，第240至241页，第243页，第294页；第5册，第341页，第568页；第6册》第717至719页，第734页，第756至757页。
【106】《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第588页；第3册，第214至216页，第260至261页，第422页，第446页，第573页；第4册，第85页，第111至112页，第118页，第150页，第164页，第166页，第173至174页，第180页，第184贸，第198页，第202页，第224至225页，第240至241页，第243页，第294页；第5册，第341页，第568页；第6册》第717至719页，第734页，第756至757页。
【107】以下设防情况综合伊里布、刘韵珂、裕谦等人的奏折，见《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第670页；第3册，第440至441页，第520至521页，第571页；第4册，第110页。
【108】镇海防兵共计约5000人，但其中一部分驻在旗头的盛岙、双岳和澥浦等处。据战后余步云称，县城一带防兵仅3000余人（《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441页；第6册，第717页）。此处合并该处雇勇700名一起计算。
【109】我未查到清方有关火炮的数目的资料，此处据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鸦片战争》第5册，第320页。伯纳德:《复仇神号航行作战记》第2卷，第222页。
【110】《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第588页；第3册，第214至216页，第260至261页，第422页，第446页，第573页；第4册，第85页，第111至112页，第118页，第150页，第164页，第166页，第173至174页，第180页，第184贸，第198页，第202页，第224至225页，第240至241页，第243页，第294页；第5册，第341页，第568页；第6册》第717至719页，第734页，第756至757页。
【111】《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第588页；第3册，第214至216页，第260至261页，第422页，第446页，第573页；第4册，第85页，第111至112页，第118页，第150页，第164页，第166页，第173至174页，第180页，第184贸，第198页，第202页，第224至225页，第240至241页，第243页，第294页；第5册，第341页，第568页；第6册》第717至719页，第734页，第756至757页。

【112】鲁一同：（书裕靖节公死节事略》,《鸦片战争》第6册，第302页。
【113】《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第588页；第3册，第214至216页，第260至261页，第422页，第446页，第573页；第4册，第85页，第111至112页，第118页，第150页，第164页，第166页，第173至174页，第180页，第184贸，第198页，第202页，第224至225页，第240至241页，第243页，第294页；第5册，第341页，第568页；第6册》第717至719页，第734页，第756至757页。
【114】由于镇海的地形地貌，经历百余年的自然变迁和经济建设，巳经有了很大的改变，此图的地形地貌绘制，参阅俞樾等纂《镇海县志》，1879年；王荣商等纂《镇海县志》，1932年所附各代地图。其中拦江埠两炮台位置，据王荣商等纂《镇海县志》卷九中的遗迹资料核准：东岳宫、县学泮池位置，据该志所附“镇海县城区图”。
【115】《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第588页；第3册，第214至216页，第260至261页，第422页，第446页，第573页；第4册，第85页，第111至112页，第118页，第150页，第164页，第166页，第173至174页，第180页，第184贸，第198页，第202页，第224至225页，第240至241页，第243页，第294页；第5册，第341页，第568页；第6册》第717至719页，第734页，第756至757页。
【116】以上战斗经过，综合以下资料：一、淸方奏折（余步云、刘韵珂、奇明保、穆彰阿等奏）：见《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4册，第173至174页，第180页，第184至188页，第198页，第201至202页，第289至291贸，第294至295页，第329页；第6册，第549至552页，第716至719页。二、英方记载：伯纳德:《复仇神号航行作战记》第2卷，第213至223页；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鸦片战争》第5册，第266至274页；奥塞隆尼：《对华战役记》第188至191页；穆瑞：《在华战役记》第42至57页，其中作者将镇海误作为“定海"（Tinghai)，而将定海只写作“舟山"（Chusan);《中国丛报》，第10卷，第588页，第626至629页。三、清方私家记载：夏燮《中西纪事》，第103页，第308至309页；鲁一同：《书裕靖节公死节事略》，《鸦片战争》第6册，第302至304页；梁廷枬：《夷氛闻记》，第96至99页。此战中，英军的伤亡人数宾汉称战死16人，伯纳德称战死3人；《中国丛报》一文称，定海、镇海两次战斗，英军共战死17人，受伤36人，若按定海之战的英军伤亡人数（见注【101】)计算，更接近于宾汉的说法。
【117】《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第588页；第3册，第214至216页，第260至261页，第422页，第446页，第573页；第4册，第85页，第111至112页，第118页，第150页，第164页，第166页，第173至174页，第180页，第184贸，第198页，第202页，第224至225页，第240至241页，第243页，第294页；第5册，第341页，第568页；第6册》第717至719页，第734页，第756至757页。
【118】《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4册，第201至202页。该奏附呈的余升、丰伸泰的禀词未见，其中余步云嫁女情节见于道光帝的谕旨（同上书，第408页），可能余升的禀帖谈到此事。
【119】《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第588页；第3册，第214至216页，第260至261页，第422页，第446页，第573页；第4册，第85页，第111至112页，第118页，第150页，第164页，第166页，第173至174页，第180页，第184贸，第198页，第202页，第224至225页，第240至241页，第243页，第294页；第5册，第341页，第568页；第6册》第717至719页，第734页，第756至757页。
【120】《清史列传》卷三九，本传。
【121】《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第588页；第3册，第214至216页，第260至261页，第422页，第446页，第573页；第4册，第85页，第111至112页，第118页，第150页，第164页，第166页，第173至174页，第180页，第184贸，第198页，第202页，第224至225页，第240至241页，第243页，第294页；第5册，第341页，第568页；第6册》第717至719页，第734页，第756至757页。
【122】《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第588页；第3册，第214至216页，第260至261页，第422页，第446页，第573页；第4册，第85页，第111至112页，第118页，第150页，第164页，第166页，第173至174页，第180页，第184贸，第198页，第202页，第224至225页，第240至241页，第243页，第294页；第5册，第341页，第568页；第6册》第717至719页，第734页，第756至757页。
【123】《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第588页；第3册，第214至216页，第260至261页，第422页，第446页，第573页；第4册，第85页，第111至112页，第118页，第150页，第164页，第166页，第173至174页，第180页，第184贸，第198页，第202页，第224至225页，第240至241页，第243页，第294页；第5册，第341页，第568页；第6册》第717至719页，第734页，第756至757页。
【124】《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第588页；第3册，第214至216页，第260至261页，第422页，第446页，第573页；第4册，第85页，第111至112页，第118页，第150页，第164页，第166页，第173至174页，第180页，第184贸，第198页，第202页，第224至225页，第240至241页，第243页，第294页；第5册，第341页，第568页；第6册》第717至719页，第734页，第756至757页。
【125】《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第588页；第3册，第214至216页，第260至261页，第422页，第446页，第573页；第4册，第85页，第111至112页，第118页，第150页，第164页，第166页，第173至174页，第180页，第184贸，第198页，第202页，第224至225页，第240至241页，第243页，第294页；第5册，第341页，第568页；第6册》第717至719页，第734页，第756至757页。
【126】《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第588页；第3册，第214至216页，第260至261页，第422页，第446页，第573页；第4册，第85页，第111至112页，第118页，第150页，第164页，第166页，第173至174页，第180页，第184贸，第198页，第202页，第224至225页，第240至241页，第243页，第294页；第5册，第341页，第568页；第6册》第717至719页，第734页，第756至757页。
【127】《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第588页；第3册，第214至216页，第260至261页，第422页，第446页，第573页；第4册，第85页，第111至112页，第118页，第150页，第164页，第166页，第173至174页，第180页，第184贸，第198页，第202页，第224至225页，第240至241页，第243页，第294页；第5册，第341页，第568页；第6册》第717至719页，第734页，第756至757页。
【128】《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第588页；第3册，第214至216页，第260至261页，第422页，第446页，第573页；第4册，第85页，第111至112页，第118页，第150页，第164页，第166页，第173至174页，第180页，第184贸，第198页，第202页，第224至225页，第240至241页，第243页，第294页；第5册，第341页，第568页；第6册》第717至719页，第734页，第756至757页。
【129】《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第588页；第3册，第214至216页，第260至261页，第422页，第446页，第573页；第4册，第85页，第111至112页，第118页，第150页，第164页，第166页，第173至174页，第180页，第184贸，第198页，第202页，第224至225页，第240至241页，第243页，第294页；第5册，第341页，第568页；第6册》第717至719页，第734页，第756至757页。
【130】英方的记载可见注【116】;刘韵珂的调查，见《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4册，第289至290页，第294页；刑部尚书阿勒清阿的调查，见同上书，第6册，第551至552页。
【131】《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第588页；第3册，第214至216页，第260至261页，第422页，第446页，第573页；第4册，第85页，第111至112页，第118页，第150页，第164页，第166页，第173至174页，第180页，第184贸，第198页，第202页，第224至225页，第240至241页，第243页，第294页；第5册，第341页，第568页；第6册》第717至719页，第734页，第756至757页。
【132】《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第588页；第3册，第214至216页，第260至261页，第422页，第446页，第573页；第4册，第85页，第111至112页，第118页，第150页，第164页，第166页，第173至174页，第180页，第184贸，第198页，第202页，第224至225页，第240至241页，第243页，第294页；第5册，第341页，第568页；第6册》第717至719页，第734页，第756至757页。
【133】《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第588页；第3册，第214至216页，第260至261页，第422页，第446页，第573页；第4册，第85页，第111至112页，第118页，第150页，第164页，第166页，第173至174页，第180页，第184贸，第198页，第202页，第224至225页，第240至241页，第243页，第294页；第5册，第341页，第568页；第6册》第717至719页，第734页，第756至757页。
【134】《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第588页；第3册，第214至216页，第260至261页，第422页，第446页，第573页；第4册，第85页，第111至112页，第118页，第150页，第164页，第166页，第173至174页，第180页，第184贸，第198页，第202页，第224至225页，第240至241页，第243页，第294页；第5册，第341页，第568页；第6册》第717至719页，第734页，第756至757页。
【135】《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第588页；第3册，第214至216页，第260至261页，第422页，第446页，第573页；第4册，第85页，第111至112页，第118页，第150页，第164页，第166页，第173至174页，第180页，第184贸，第198页，第202页，第224至225页，第240至241页，第243页，第294页；第5册，第341页，第568页；第6册》第717至719页，第734页，第756至757页。
【136】佐佐木正哉:《鸦片战争の研究》资料篇，第136至141页。
【137】《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第588页；第3册，第214至216页，第260至261页，第422页，第446页，第573页；第4册，第85页，第111至112页，第118页，第150页，第164页，第166页，第173至174页，第180页，第184贸，第198页，第202页，第224至225页，第240至241页，第243页，第294页；第5册，第341页，第568页；第6册》第717至719页，第734页，第756至757页。

【138】佐佐木正哉:《鸦片战争の研究》资料篇，第136至141页。
【139】璞鼎查致巴麦尊，1841年10月31日，转引自佐佐木正哉：《南京条约的签订和其后的一些问题》，日《近代中国》第21卷，中译本由李少军先生提供。又，据刘韵珂奏称：1841年11月2日，镇海县童生陈在镐至其衙门，投递“夷书”两封：璞鼎查致刘韵珂、余步云照会，巴加、郭富致刘韵珂、余步云照会，但缺璞鼎查、巴麦尊致“钦命专理外务宰相“照会两件（案：璞鼎查前次派送照会之人，5日内返回，若从10月16日出发，应于10月21日返回，又璞鼎查10月31日报告已说明其返回，可见第一次投书人并非陈在镐）。刘韵珂因奉谕旨，“不准接受夷书”，又恐将原书退回，会引起英军进攻杭州，遂授意他人，将“夷书”仍交给陈在镐，告以英方照会系交刘韵珂与余步云共同开拆，余步云不在杭州，刘韵珂不愿“独行拆阅”，令其“毋庸呈投”。又告以陈在镐，浙江已蒙钦放将军，即将到来，不如等将军到来，陈在镐再投。此外，刘韵珂还让陈在镐“自写书信一件，遣人寄交逆夷，以缓其进兵攻扰之谋”，又将陈在镐交钱塘县严行看守，“候扬威将军等抵浙后”，“再行酌量办理”（《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4册，第298至301页）。佐佐木正哉先生在英国档案馆查寻的档案中，有一件“王定胜信”，谓蒙委递公文，十八日到省(11月1日），探问佘宫保，未知驻扎何处，刘抚院现有小病，且探得有新放钦差，十月初（指阴历）可以抵杭，刘大人不便作主，我亦不便轻递，只得借居心腹朋友家，待钦差到来，再行呈递，方为妥当。应恐误了约期，有烦挂念，为此觅乖觉人寄书先达……”从此信的内容来看，寄信人王定胜应是刘韵珂奏折中的陈在镐，该信的收信人为“马老爷、甲老爷”，似为当时英军的翻译马儒翰（马礼逊）、甲士立（郭士立）。又该信的附言中称路上官兵土兵，自绍至杭，陆续不绝，但未知防守何方，归宿何处，看其器械膂力，较从前定海、镇海几处，似为精壮完密……”（《鸦片战争仍研究》资料篇，第142页）。此时绍兴到杭州根本无兵防守，此处作此言，当为刘韵珂为推迟英军的攻势，嘱陈在镐如此，以迷惑英方。道光帝下令奕经办理此事，奕经又将陈在镐押往苏州审讯，查明陈在镐在英方化名为王定胜，1840年英军据定海时，即前往医眼病，与郭士立等人有交往，诘问“夷书”中所言何事，陈在镐称书写时他曾“亲见”、“其中无非要讨几处通商”、“并索要银数百万两”，因此，奕经又将陈在镐“解至黄河以北汉奸较少地方”，“听候提质，将来事定后，再行严讯”。而最为关键的“至所递夷书，据该童生所供皆挟制要求，并非恭顺乞怜之语，应听其随身携带，无庸拆阅”（《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4册，第446至447页）。这样，陈在镐送来的照会，刘韵珂、奕经都没有拆阅。后陈在镐作何处理，及所携照会如何处理，我未查到有关资料，不详。.又，佐佐木正哉论文中对王定胜的身份说明，当误。
【140】《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第588页；第3册，第214至216页，第260至261页，第422页，第446页，第573页；第4册，第85页，第111至112页，第118页，第150页，第164页，第166页，第173至174页，第180页，第184贸，第198页，第202页，第224至225页，第240至241页，第243页，第294页；第5册，第341页，第568页；第6册》第717至719页，第734页，第756至757页。
【141】《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第588页；第3册，第214至216页，第260至261页，第422页，第446页，第573页；第4册，第85页，第111至112页，第118页，第150页，第164页，第166页，第173至174页，第180页，第184贸，第198页，第202页，第224至225页，第240至241页，第243页，第294页；第5册，第341页，第568页；第6册》第717至719页，第734页，第756至757页。
【142】《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第588页；第3册，第214至216页，第260至261页，第422页，第446页，第573页；第4册，第85页，第111至112页，第118页，第150页，第164页，第166页，第173至174页，第180页，第184贸，第198页，第202页，第224至225页，第240至241页，第243页，第294页；第5册，第341页，第568页；第6册》第717至719页，第734页，第756至757页。
【143】《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第588页；第3册，第214至216页，第260至261页，第422页，第446页，第573页；第4册，第85页，第111至112页，第118页，第150页，第164页，第166页，第173至174页，第180页，第184贸，第198页，第202页，第224至225页，第240至241页，第243页，第294页；第5册，第341页，第568页；第6册》第717至719页，第734页，第756至757页。
【144】当时的论者（如《中西纪事》的作者夏燮，《夷氛闻记》的作者梁廷枬）在言及镇海之战与余步云时，已经涉及到许多奏折，因而可推测他们也有可能找到刘韵珂调查此事的奏折或军机大臣等最后定谳的奏折；我在这里引用的史料大多未发表，今日的论者很难去档案馆一一查询，但英方的资料完全可以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