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世紀的學校
我在國民小學畢業以後被送進中學，這只不過是一件順理成章的事。因為每戶有錢人家為了自己的社會地位都精心培養“受過教育”的兒子，要他們學習法語、英語，讓他們熟悉音樂，並先後讓家庭女教師和家庭男教師管教他們的禮貌舉止。然而，在那“開明”的自由主義時代，只有所謂“高等學府”的教育，即進入大學，才完全有真正的價值。因此，每個“上流”家庭都追慕在自己的兒子中至少有一個在名字前冠有博士學銜。但這條通往大學的道路卻是相當漫長和一點都不令人感到愉快。因為在此之前必須坐在硬板凳上唸完五年國民小學和八年中學，每天要坐五至六小時，課餘時間則完全被作業占滿，而且還要接受除了學校課程以外的“常規教育”，即，除了學習古典的希臘語和拉丁語以外還要學習“活”的語言——法語、英語、意大利語，也就是說，除了幾何、物理和學校規定的其他課程以外還要學習五種語言。學習負擔重得不能再重，几乎沒有進行體育鍛鍊和散步的時間，更談不上消遣和娛樂。
我今天還依稀記得，我們七歲的時候非得學會和合唱一首什麼“愉快、幸福的童年”的歌。那首簡單樸素的小歌的樂曲今天還在我的耳際迴響，但它的歌詞我當時就唱不利索，更沒有作為一種信念進入我的心坎。因為老實說，我對從小學到中學的整個生活始終感到無聊和厭倦，一年比一年感到不耐煩。盼望儘早擺脫那種枯燥乏味的求學生活。我記不得在當時那種單調枯燥、缺乏溫暖、毫無生氣的學校生活中曾有過什麼“愉快”和“幸福”。學校生活徹底破壞了我們一生中最美好、最無拘無束的時代。甚至可以坦白地說，當我看到本世紀的兒童比我們當時幸福、自由、獨立得多時，我還真有點妒忌哩。當我看到今天的兒童無拘無束和几乎是平等地與自己的老師閒聊時，當我看到他們不像我們似的始終懷着一種隔閡的感覺而是毫無畏懼地奔向學校時，當我看到他們可以在學校和在家裡坦率地說出自己的願望和年輕、好奇的心靈中的愛好時，我還總覺得有點難以置信。——他們是自由、獨立、自然的人，而在我們那個時候，當我們還未踏進那幢可憎的學校大樓以前，我們就得全身緊縮，免得撞上那無形的架軛。學校對我們來說，意味着強迫、荒漠、無聊，是一處不得不在那裡死記硬背那些仔細劃分好了的“毫無知識價值的科學”的場所。我們從那些經院式或者裝成經院式的內容中感覺到，它們和現實，和我們個人興趣毫無關係。那是一種無精打采、百無聊賴的學習，不是為生活而學習，而是為學習而學習，是舊教育強加於我們身上的學習。而唯一真正令人歡欣鼓舞的幸福時刻，就是我永遠離開學校的那一天——我得為它感謝學校。
這倒並不是我們奧地利的學校本身不好。恰恰相反，所謂“教學計劃”是根據近一百年的經驗認真制訂的，倘若教學方法生動活潑，也確實能夠奠定一個富有成效的相當廣博的學習基礎。但是正因為刻板的計劃性和乾巴巴的教條，使得我們的課死氣沉沉和枯燥透頂。上課成了一種冷冰冰的學習器械，從來不依靠個人進行調節，而僅僅象一具標有“良好、及格、不及格”刻度的自動裝置，以此來表示學生適應教學計劃的“要求”達到了什麼程度。
然而，恰恰是這種索然無味、缺乏個性、對人漠不關心、兵營似的生活，無意之中使我們不勝痛苦。我們必須學習規定的課程，而且凡是學過的東西都要考試。在八年之中沒有一個教師問過我們一次，我們自己希望學些什麼，更沒有鼓勵的意思，而這正是每個年輕人所悄悄盼望的。
這種死氣沉沉的樣子從我們學校那幢摟房的外表上就可以看出。那是一幢典型的實用建築，是五十年前用低廉的造價，馬馬虎虎倉促建造起來的。陰冷的走廊粉刷得十分糟糕，低矮的教室裡沒有一幅畫或者其他使人賞心悅目的裝飾。整幢樓房都能聞到廁所的氣味。兵營似的學校裡使用的是一些旅館裡的舊傢具，這些傢具以前已經有無數人使用過，而且說不定以後還會有無數人同樣漫不經心地或者湊湊合合地使用下去。一直到今天我還不能忘記樓房裡那股子在奧地利的所有官署辦公室裡比比皆有的霉味，我們當時有人把它稱為“國庫”味，凡是堆滿積物、供暖過分和空氣從不流通的房間都有那種霉味，它先沾染一個人的衣服，然後再沾染他的心靈。學生們象被判處在櫓艦上划槳的囚犯似的兩人一排地坐在一張低矮的長板凳上——長板凳矮得足以使人變成佝僂——一直坐到骨頭疼痛。到了冬季，沒有燈罩的煤氣燈發出藍幽幽的火光，在我們的書本上閃爍；到了夏季，所有的窗戶都被經心地遮上了窗帘，為的是不讓學生看到那一角藍色的天空而思想開小差。上個世紀還沒有發現：正在發育的青少年是需要空氣和活動的。因此，以為在硬板凳上坐了四五個小時以後只要在陰冷、狹窄的過道里休息十分鐘就夠了。我們一星期兩次被帶給體操房，在那裡的木板地上毫無目的地來回踏步走。體操房的窗戶關得嚴嚴實實，每踏一步，塵土揚起一米高。而這樣一來，也就算是考慮到了衛生保健措施；國家也就算對我們盡到了“智育基于體育”的“責任”。許多年以後，當我路過那幢暗淡、凋敝的樓房時，我還有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我總算不必再跨進那間我青年時代的牢房了。而當那所顯赫的學校舉行五十週年校慶時，我作為以前的高材生受到邀請，要我在部長和市長面前致賀辭，但我婉言謝絶了。因為我對那所學校沒有什麼可感激的，所以，任何一句感謝之類的話也無非是謊言而已。
不過，那種令人沮喪的學校生活也不能怪我們的老師。對於他們，既不能說好，也不能說壞。他們既不是暴君，也不是樂於助人的夥伴，而是一些可憐虫。他們是條條框框的奴隷，束縛于官署規定的教學計劃，他們也象我們一樣必須完成自己的“課程”。我們清楚地感覺到：當中午學校的鐘聲一響，他們也像我們一樣獲得了自由，歡愉之情和我們沒有什麼兩樣。他們不愛我們，也不恨我們，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們根本不瞭解我們。過了好幾年，他們也還只知道我們中間極少數幾個人的名字。而且，就當時的教學方法而言，他們除了批改出“學生”在上次作業中有多少錯誤以外，再也沒有什麼要關心的了。他們高高地坐在講壇上，我們坐在台底下；他們提問，我們回答，除此以外，我們之前沒有任何聯繫。因為在師生之間，在講壇和課椅之間，在可以看得見的高高在上和可以看得見的眼皮底下之間，隔着那堵看不見的“權威”之牆，它阻礙着任何的接觸。一個教員理應把學生當作一個希望對他自己的特殊個性有深入瞭解的人來看待，或者甚至象今天司空見慣的那樣，有責任為學生寫出“報告”，即把他觀察到的學生的情況寫出來，但在當時，這些是大大超出他的權限和能力的。更何況，私人談話還會降低他的權威性，因為這樣談話很容易使我們這些“學生”和身為“前輩”的他平起平坐。我覺得，最能說明我們和教員之間在思想感情上毫不沾邊的一點是，我早已把他們所有人的名字和麵貌忘得一乾二淨。在我的記憶中，只清清楚楚保留着那座講壇和那本我們始終想偷看一下的班級記事簿的形象，因為裡面記着我們的分數。我今天還記得那本教員們主要用來評分的小小的紅筆記本，記得那支用來記分的黑短鉛筆，記得自己那些被教員用紅墨水批改過的練習簿，但是我怎麼也記不得他們之中任何一個人的臉——也許因為我們站在他們面前的時候總是低着頭或者從不認真地看過他們一眼。
對學校的這種反感並不是一種個人的成見；我記不得在我的同學中有誰對這種一成不變的生活不反感的，它壓抑和磨平了我們最好的志趣。不過，只是到了很久以後我才意識到，對我們它少年的教育採用這樣一種冷漠無情的方法，並不是出於國家主管部門的疏忽，而是包藏着一種經過深思熟慮、秘而不宣的既定意圖。我們面臨的世界，或者說，主宰我們命運的世界，它把自己的一切想法都集中在追求一個太平盛肚的偶像上，它對青年一代是不喜歡的，說得更透徹一點，它對青年一代始終抱著懷疑。
對自己有條不紊的“進步”和秩序感到沾沾自喜的市民社會宣稱，在一切生活領域中從容不迫和中庸節制是人的唯一能見成效的品德，所以，任何要把我們引導向前的急躁都應該避免。奧地利是由一位自發蒼蒼的皇帝統治着和由年邁的大臣們管理着的一個古老的國家，是一個沒有雄心壯志的國家，它只希望能防止各種激烈的變革，從而保住自己在歐洲範圍內的安然無恙的地位。而年輕人的天性，就是要不斷進行迅速、激烈的變革。因此他們也就成了一種令人憂慮的因素，這種因素必須儘可能長時間地被排斥在外或者壓制下去。所以國家根本沒有打算要使我們學生時代的生活過得愉快。我們應該通過耐心的等待才能得到任何形式的陞遷。由於這種不斷的往後推移，因此年齡也就像今天一樣完全要用另一種標準來衡量。那時候，一個十八歲的中學生就像一個孩子似地被對待，如果當場抓住他在吸煙，就要受到懲罰，如果他因要解手而想要離開課椅，就得畢恭畢敬地先舉手。不過話又要說回來，在那個時候，縱然是一個三十歲的男子漢，也還會被看作是一隻羽毛未豐的小鳥呢，而且即便到了四十歲，也還被認為不足以勝任一個負責的職位。所以，當有一次三十八歲的古斯塔夫·馬勒爾被任命力皇家歌劇院院長時，好象發生了一樁驚人的意外事件：這樣一個首屈一指的藝術機構競託付給一個“如此年輕的人”（他們完全忘記了莫扎特在三十六歲，舒伯特在三十一歲就已經完成了自己的作品）——維也納全城的人都為之詫異，竊竊私語。這種不信任感——把每一個年輕人視為“不完全可靠”——在當時遍及所有的社會階層。我父親在他的商行裡就從未接待過一個年輕人，而且誰不幸看上去顯得特別年輕，那麼他就得到處克服那種不信任感。於是，產生了一種今天几乎不能理解的風氣：年輕，處處成為陞遷的障礙；年老卻成了有利條件。而在我們今天這個完全變了樣的時代裡，四十歲的人幹事的時候，願意讓人看上去象是三十歲似的；六十歲的人願意自己像四十歲似的。今天，到處推崇年輕、活力、幹勁、自信；而在那個太平年代，任何一個想要進取的人，為了使自己顯得年老一些而不得不想盡各種辦法打扮自己。報紙上宣傳介紹怎樣加速長鬍鬚的方法。剛剛從醫學院畢業的二十四五歲的年輕醫生都已蓄起大部鬍鬚和戴上金絲邊眼鏡，儘管他們的眼睛根本沒有這種需要，之所以這樣做，僅僅是為了給第一批病人留下“有經驗”的印象。男人們都穿長長的黑色小禮服，步履從容穩重，而且可能的話，挺起一個微微凸出的圓肚子，以體現那種刻意追求的老成持重。有虛榮心的人，都竭力裝作自己已脫離那種被人視為靠不住的青年時代，至少在外表上要這樣。我們在中學六、七年級的時候就已不願意再背中學生的書包，而願意用公文包，為的是不讓人一看就知道是中學生。青年人的那種朝氣、自信、大膽、好奇、歡樂——這一切在我們今天看來都是令人羡慕的素質，但在那個一味追求“持重”的時代，卻被看作是靠不住的表現。
唯有瞭解這樣一種特殊的觀念，才會明白，國家就是要充分利用學校作為維護自己權威的工具。學校首先就得教育我們把現存的一切尊為完美無缺的，教師的看法是萬無一失的，父親的話是不可反駁的，國家的一切設施都是絶對有效和與世永存的。這種教育的第二個基本原則，就是不應該讓青年人太舒服。這一原則也在家庭中貫徹。在給予青年人某些權利之前，他們首先應該懂得自己要盡義務，而且主要是盡完全服從的義務。從一開始就應該讓我們牢牢記住：我們在一生中尚未有任何的貢獻，沒有絲毫的經驗，唯有對給予我們的一切永銘感激之情，而沒有資格提什麼問題或者什麼要求。在我那個時代，從孩提時候起就對人採用嚇唬的蠢辦法。女仆和愚蠢的母親們在孩子三四歲的時候就嚇唬他們，說什麼如果他們再閙的話，就去叫“警察”。當我們還是中學生的時候，如果我們拿着某一門副課的一個不好分數回家，我們就會受到恫嚇，說再也不讓我們上學了，送我們去學一門手藝——這在資產階級世界裡是最可怕的恫嚇了，因為它意味着重新回到無產階級的行列。而當年輕人懷着最真誠的學習目的，要求成年人解釋一下重大的時代問題時，遇到的是盛氣凌人的訓斥：“這些事你還不懂呢。”不論在家裡，還是在學校和國家機關，到處都採用這種手段，不厭其煩地一再提醒年輕人：他還沒有“成熟”，還什麼也不懂，他應該恭恭敬敬地聽別人說話，而沒有資格插嘴或反駁。正是出於這種想法，學校裡的可憐虫——教員，便高高地坐在講壇上，始終象一尊不可接近的泥菩薩。我們的全部心思也都應該侷限在“教學計劃”之內。至於我們在學校裡是否覺得舒服，是無關緊要的。根據那個時代的意向，學校的真正使命與其說是引導我們向前，毋寧說是阻止我們向前，不是把我們培養成為有豐富內心世界的人，而是要我們儘可能百依百順地去適應既定的社會結構，不是提高我們的能力，而是對我們的能力加以約束和消滅能力差異。
對青年一代的這種心理上的壓力，或者更確切些說，這種非心理性的壓力，只會產生兩種截然不同的效果：不是使他們麻木不仁，就是使他們激奮勇進。不過，人們不妨去翻閲一下那些精神分析學家們的文獻，看看這種荒唐的教育方法究竟產生了多少“自卑情緒”。要知道，這種所謂“自卑情結”還恰恰是由那些本人經歷過我們奧地利舊學校的人士所發現的呢。或許這不是偶然的吧。我個人也要歸功于這種壓力，是它使我很早就顯露出對自由的酷愛，而其激烈的程度，是今天的青年一代無法瞭解的；同時，我又對一切權威，對一切曾經伴隨我一生的“教訓口吻”的談話深惡痛絶。對一切不容置疑的說教抱著絶然的反感，多少年來，簡直成了我的一種本能。我早已忘記這種反感是從何產生的。不過我記得，當有一次演講旅行時，有人為我選用了大學裡的大講堂。我突然發現，我必須從講壇上向下說話，而坐在底下長椅上的聽眾，好像我們以前當學生似的老老實實地不許說一句話地坐在那裡，我頓時感到一陣不快。我想起了在我整個中學年代那種高高在上、非同伴式的、權威性的誇誇其談的說教是怎樣使我受罪的。於是我感到一陣害怕，我怕從這高高在上的講壇上說話，很可能就像當年我們的教員對我們說教似的，不得人心。正是由於這種思想顧慮，所以那次演講也就成了我一生中最糟糕的一次。
在十四五歲以前，我們還覺得學校生活相當不錯。我們開教員的玩笑，懷着新鮮的好奇心學習每一課書，但是以後學校就使我們愈來愈感到沉悶和心煩。一種值得注意的現象不知不覺地出現了：我們這些十歲進入中學的男孩在八年中學的前四年就已在知識方面超過了中學的水平。我們憑直覺感受到，我們在中學已經沒有什麼正經的東西可學了，甚至在有些我們感興趣的課程方面知道得比我們可憐的教員還要多。那些教員自從唸完專業以後由於考慮個人利益再也沒有翻過一本書。同時，我們也日益感覺到另一種矛盾現象：我們在原先坐著埋頭學習的課堂上已聽不到什麼新的內容或者我們覺得有知識價值的東西；而在課堂外面卻是一座令人產生無窮興趣的城市，是一座有劇院、博物館、書店、大學、處處都有音樂、每日每時都會給人帶來意外快樂的城市。所以我們那種被壓抑的求知慾、那種在學校裡無法滿足的對知識世界、藝術世界、人生享樂的好奇心，統統如饑似渴地轉向學校以外發生的一切。起初，我們中間只有兩三個人發現自己身上有這樣一種對藝術、文學、音樂的興趣，接着是十幾個人，到最後，几乎是全體。
因為在青年人中間熱情從來就是一種互相感染的現象。
它在一個班級裡就像麻疹或者猩紅熱一樣會從一個人身上傳到另一個人身上。由於那些新參加的人都懷着天真的虛榮心，想儘快地使自己在知識方面拔尖，所以他們往往是互相促進。
至於他們那種熱情究竟向什麼方向發展，一般說來都是偶然的。如果在一個班級裡出現了一個集郵者，那麼他很快就會使十幾個人同樣入迷；如果有三個人對女舞蹈演員羡慕不已，那麼每天就會有另外一些人站在歌劇院的舞台門旁。比我們年級晚三年的另一個班級，完全被足球所迷醉；在我們前面的那個班級是熱衷于社會主義或者托爾斯泰。而我則偶然進入到一屆對藝術發生狂熱興趣的班級，或許正是這件事決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不過，就這種對戲劇、文學和藝術的熱情本身而言，它在維也納是完全自然的。維也納的報紙為文化界發生的一切騰出特別的版面。一個人不論走到哪裡，隨時都會聽到左右兩邊的成年人在談論歌劇院和城堡劇院的事；所有的證券交易所都陳列着著名演員的畫像；體育運動當時被看作是粗野的事，一個中學生羞於問津，而符合群眾理想的電影又尚未發明。所以我們這種熱情，即便在家裡也不用擔心遇到阻力，因為與打牌以及和姑娘們交朋友相反，戲劇和文學是屬於“無害”的嗜好。再說，我父親也像所有在維也納的父輩們一樣，他在青年時代也曾對戲劇如痴若狂，懷着和我們相類似的熱情去觀看裡查德·瓦格納的歌劇《羅恩格林》，就像我們去觀看裡夏德·施特勞斯和蓋爾哈特·霍普特曼的戲劇首場演出一樣。對我們中學生來說，擠着去看每一場首演，是不言而喻的，因為如果誰第二天早晨不能在學校裡敘述首演的每一個細節，那麼他在比他更幸運的同學們面前不知會感到怎樣的羞辱呢。假如我們的教師不是完全漠不關心的話，那麼他們一定會發現，在每一場盛大的首演以前的那個下午就會有三分之二的學生神秘地病了——因為我們必須三點鐘就去排隊，以便買到我們唯一可能得到的站票。倘若他們注意得十分嚴密的話，那麼他們也一定會同樣發現，在我們拉丁文語法書的封皮裡夾着里爾克的詩。而我們的數學練習本則用來抄錄借來的書籍中那些最優美的詩歌。我們每天都會想出新的花招，利用學校裡無聊的上課時間，看我們自己的讀物。當教員在講台上念他的破講稿——關於席勒的《論質樸的詩和感傷的詩》時，我們就在課桌底下看尼采和斯特林堡的作品，他們兩人的名字是台上那位迂腐的老先生從未聽說過的。我們渴望着要瞭解和認識在藝術和科學的所有領域裡發生的一切。下午，我們混在大學生中間，到大學裡去聽課。我們參觀各種藝術展覽會，走進解剖學的課堂去看屍體解剖。我們用好奇的鼻孔聞嗅一切。我們偷偷溜迸交響樂隊的排練場；到舊書店去翻閲古書；每天去瀏覽一遍書店裡的陳列品，以便立刻獲悉從昨天以來又出現了什麼新書。而最主要的事是看書。凡是能到手的書，我們什麼都看。我們從各公共圖書館借書，同時把我們能借到的書互相傳閲。但是，使我們瞭解一切新鮮事物的最好的教育場所，則始終是咖啡館。
為了明白這一點，必須知道維也納的咖啡館是一種非常特別的設施，在世界上還找不出一種類似的設施與之相比較。它實際上是一種只要花一杯咖啡錢人人都可以進去的民主俱樂部。每一位顧客只要花上這麼一點錢就可以在裡面坐上幾小時，可以在裡面討論、寫作、玩牌、閲讀自己的郵件，而最主要的是可以在裡面免費閲讀無數的報刊。在一家較好的維也納咖啡館裡，擺着維也納所有的報紙，不僅有維也納本地的報紙，而且還有全德國的報紙，以及法國的、英國的、意大利的、美國的報紙；再加上全世界最重要的文學藝術雜誌，如《法國信使報》（Mercure de France ）、《新觀察》（Neue Rundschau）、《創作室》（Siudio）、《伯林頓雜誌》（Burlington Magazine），所以，我們可以從第一手材料——從每一冊新出版的書、從每一場演出中知道世界上發生的一切，並且把各種報紙上的評論進行比較。一個奧地利人能夠在咖啡館裡十分廣泛地瞭解到世界上發生的一切，而且能夠隨時和朋友們進行討論，也許再也沒有比這更能使他頭腦靈活和掌握國際動態的了。我們每天坐在咖啡館裡幾個小時，可是什麼都知道，因為我們依靠的：是趣味相投的集體力量，不是用兩隻眼睛去注視全球的藝術動態，而是用二十隻和四十隻眼睛。這一個人疏忽的事，另一個人就會提醒他。由於我們幼稚地愛炫耀自己，簡直就象在運功場上爭奪榮譽似地竭力要用最新的知識來超過別人，所以實際上我們始終是競相要爆出聳人聽聞的消息。譬如說，當我們在討論當時被人貶滴的尼采時，突然會從我們中間冒出一個人，帶著故作姿態的高人一籌的神氣說：“不過就自我主義思想而言，齊克加德①還超過他呢。”於是我們立刻就會變得不安起來。“某某知道而我們不知道的齊克加德是誰呢·”第二天我們就會擁進圖書館，去找這位不知所蹤的丹麥哲學家的著作。因為我們覺得別人知道的新鮮事我們不知道，這是一種自我貶低。我們的熱情所在，正是要去發現和預先知道那些尚未為人廣泛涉及的最近、最新、最怪、最不尋常的事——首先是我們一本正經的日報的官方文學批評尚未涉及的事——（這種熱情在我個人身上曾持續了許多年）。我們的特殊愛好，就是要去認識那些尚未得到普遍承認的事、那些難以理解、異想天開、新鮮和激進的事。因此，沒有什麼事情可以遠離人世，隱藏得那麼好，以致我們競賽似的集體好奇心無法把它從隱藏之處發現。譬如說，斯蒂芬·格奧爾格②或者里爾克，他們在我們的中學時代總共已出版了兩百或者三百冊書，可是其中頂多只有三冊或四冊書到了維也納，沒有一個書商在自己的倉庫裡備有他們的書，官方的批評家中沒有一個人曾提到過里爾克的名字。但是我們的魯德爾卻通過自己意志的奇蹟知道他的每一節和每一行詩。實際上，我們這些尚須整天蹲在中學課堂裡、嘴上無毛、尚未完全長高的小伙子是每一位年輕詩人夢寐以求的理想讀者。我們既好奇又會鑒賞，且有傾心喜愛的熱情。因為我們那股狂熱勁是無限的。有好幾年時間，我們這些半成年的男孩子在學校裡、在上學和放學回家的路上、在咖啡館和劇院、在散步的時候，除了討論書籍、繪畫、音樂、哲學以外，沒有于別的。無論是男演員還是指揮家，誰經常登台；誰出版了一本書或者在報紙上寫了文章，都象星辰一般出現在我們的天空裡。多年以後，當我在巴爾扎克的書中讀到這樣一句描述他青年時代的話：“我總以為名人就像上帝一樣，他們不像平常人那樣說話、走路、吃飯。”我簡直大吃一驚，因為他所描述的和我們的感覺一模一樣：當我們在街上看到古斯塔夫·馬勒爾時，就像個人獲得了偉大勝利，第二天早晨就會得意洋洋地向同學們報告。當我還是一個小男孩的時候，有一次被介紹給約翰內斯·勃拉姆斯，他友好地拍拍我的肩膀，我簡直受寵若驚，神魂顛倒了好幾天。雖然我這個十二歲的小男孩一點也不清楚勃拉姆斯的成就何在，但是僅憑他所享的榮譽之高、影響之大這一點，就足以使人傾倒。當蓋爾哈特·霍普特曼的戲劇準備在城堡劇院首演，在開始排練之前，我們全班的同學就會激動好幾個星期。我們悄悄地溜到演員和無台詞的小角色的身旁，為的是能在他人之前先瞭解到情節的發展和演員的陣容；我們到城堡劇院理髮師那裡去理髮，僅僅是為了探聽到一些關於沃爾特或者索嫩塔爾的秘聞（我並不羞於在這裡寫出我們當年那些荒唐事）。如果在低年級中有一個學生是歌劇院的某位燈光監督的外甥，那麼他就會得到我們這些高年級學生的特別寵愛和各種各樣的籠絡，因為我們通過他有時候就能偷偷溜到舞台上去看排練——而踏上那舞台時的誠惶誠恐的心情，比維吉爾③登上神聖的天國時還要厲害。對我們說來，演員的聲望所具的威力，真可謂無邊無沿，即便中間轉了七八個彎，仍然會使我們肅然起敬；某個貧窮的小老太婆在我們看來就象一個超脫肚俗之人，那僅僅因為她是弗朗茨·舒伯特的外孫女。縱然是約瑟夫·凱恩茨的一個男仆，一旦被我們在街上看見，也會懷着敬意注目而視，只因為他有這樣的幸運：可以獃在這樣一位最受愛戴、最富天才的演員身邊。
①索倫·齊克加德（Soren Kierkegaard ，一八一三——一八五五），一譯克爾凱戈爾，丹麥神學家和哲學家，存在主義先驅。
②斯蒂芹·格奧爾洛（Stefan George ，一八六八——一九三三），德國詩人，十九世紀末二十肚紀初德國“為藝術而藝術”文學潮流的主要代表。
③普布利烏斯·維吉爾。馬洛（Publius Vetgilius Mato），古羅馬詩人，但丁在《神曲》中以維吉爾為他的老師和引路人，歷經地獄、煉獄，天國。
我今天當然清楚地知道，在這種盲目的狂熱之中包含着多少荒唐行為；我們象猴兒似的互相模仿着演員們的舉動，想著法兒要壓他人一頭，其中又包含着多少幼稚的虛榮心。我們洋洋得意地覺得自己通過藝術活動已凌駕于周圍不懂藝術的親戚和老師之上。不過，時至今比我還始終感到驚訝：我們這些年輕小伙子當年憑藉過分的文學熱情知道了多少事呵！我們通過不斷的討論和分析競這麼早就具備了批判鑒別的能力！我十七歲時就不僅知道波德萊爾或者沃爾特·惠特曼的每一首詩，而且還能背誦重要的名篇。我覺得在我以後的全部歲月中再也沒有象我在中學和大學時代那樣讀得勤奮。不言而喻，那些通常要在十年以後才會受到人們重視的作品的名字，在我們的頭腦裡卻是十分熟悉，包括那些生命十分短暫的作品，因為我們以莫大的熱情蒐羅一切。有一次，我告訴我尊敬的朋友保爾·瓦萊裡①，我和他的文學作品打交道已經有多少年頭了，我說，我在三十年前就已經讀過和喜愛他的詩歌。瓦萊裡善意地笑着對我說：“您別瞎說了，老夥計！我的詩一九一六年才出版。”可是當我分毫不差地向他描述了我們于一八九八年在維也納第一次看到他的詩的那本文學小刊物的顏色和開本時，他不勝奇怪，說：“可是那本刊物在巴黎也几乎沒有人知道，您們在維也納又怎麼能搞到呢·”我只能這樣回答他：“正如您作為一個中學生能在自己的省會讀到馬拉梅②的那些在當時文學界鮮為人知的詩歌一樣。”他贊同地說：“是呀，年輕人總能替自己發現自己想要的詩人，因為他們要從中發現自己。”事實上，在那股風尚未越過邊界來到奧地利以前，我們就已聞到了風向，因為我們從來都是帶著靈敏的鼻孔生活。我們能夠找到新的知識，因為我們想要新的知識，因為我們如饑似渴地在尋找那些屬於我們和只屬於我們——而不是屬於我們父親那一輩和我們周圍的人——的東西。青年就象某些動物那樣對氣候的變化具有一種特殊的敏感，所以我們青年一代比我們的教師和大學裡的師生更早地感覺到：隨着舊世紀的結束，某些藝術見解也將告結束，一場革命或者至少是價值觀念的改變業已開始，而他們當時並不知道這一點。我們覺得，我們父輩們那一代的優秀大師——文學界的戈特弗裡德·凱勒①、戲劇界的易卜生、音樂界的約翰內斯·勃拉姆斯、繪畫界的萊勃爾②、哲學界的愛德華·馮·哈特曼③——同那個太平世界一樣，深思熟慮和慢慢悠悠，儘管他們在藝術性和思想性方面都十分卓越，但已不再使我們感興趣。我們憑直覺感到他們那種冷靜、中庸的節奏和我們好動的氣質是不協調的，也是和時代已經加快了的速度不合拍的。而恰恰是在維也納，住着那位德意志青年一代中最機警的天才——赫爾曼。巴爾④，他作為一個思想界的闖將，為正在轉變和到來的一切披荊斬棘。憑藉他的幫助，在維也納開創了“直線派”⑤，這一分離派為了震驚舊的學派，展覽了來自巴黎的印象派和點畫派⑥畫家的作品，展覽了挪威的蒙克⑦、比利時的羅普斯①、以及一切想到的激迸畫家的作品，從而也為他們不受人重視的先驅格呂內瓦爾德②、格列柯③和戈雅④開闢了道路。人們突然見識到一種新的視野。同時，在音樂方面由穆索爾斯基⑤、德彪西⑥、施特勞斯、勛柏格帶來了新的節奏和音色。在文學方面由左拉、斯特林堡、霍普特曼開創了現實主義。陀思妥耶夫斯基帶來了斯拉夫的魔力。魏爾倫、蘭波⑦、馬拉梅賦予行情詩的語言藝術以前所未有的純粹和精煉。尼采使哲學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一種更大膽、更自由的建築藝術擯棄了裝飾繁縟的古典主義風格，提倡毫無裝飾的實用建築。舒舒服服的舊秩序突然之間遭到了破壞。向迄今為止對這種秩序來說不可缺少的“美學上的美”的規範提出了疑問。我們資產階級“正統”報紙的官方批評家們對那種常常是大膽冒失的實驗感到吃驚，並且試圖用“頽廢墮落”或“無法無天”這樣的罪名來遏止那種不可阻擋的潮流。而我們年輕人則熱烈地投身到這股潮流的洶湧激流之中。我們覺得，一個為我們而開創、青年人最終將在其中獲得自己權利的時代——我們自己的時代開始了。於是，我們那種不安地四處尋找和摸索的狂熱，一下子獲得了意義：我們這些念中學的年輕人，能夠在那些為了新藝術市進行的激烈和常常是粗暴的戰鬥中助上一臂之力。凡是進行實驗的地方，例如，一場魏德金德①戲劇的演出，一次新抒情詩的朗誦會，我們必定到場，我們不僅全神貫注，而且雙手也使儘力氣；有一次，首演阿諾爾德·勛柏格青年時代的一部十二音體系②的作品，當一位紳士使勁地吹口哨和發出噓聲時，我親眼目睛我的朋友佈施貝克同樣使勁地打了他一記耳光；我們是每一種新藝術的突擊隊，到處為它當開路先鋒，只因為它是新的，只因為它要為我們改變那個世界——現在該輪到我們過我們自己的生活了。因為我們覺得那“是和我們有關的事”。
①保爾·瓦萊裡（Paul Valory，一八七一——一九四五），法國詩人，早期詩歌創作深受象徵派詩人蘭波和馬拉梅的影響。
②斯特幾納·馬拉梅（Stophane Malarm（，一八四二——一八九八），法國著名詩人。
①戈特弗裡德·凱勒（Gotfried Keler，一八一九——一八九○），十九世紀瑞士德語文學中傑出的現實主義作家，代表作有自傳體長篇小說《綠衣亨利》。
②威廉，萊勃爾（Wilhelm Leibl ，一八四四——一九○○），德國畫家，畫風寫實，形象質樸，代表作有《讀報》等。
③愛德華·馮·哈特曼（Eduard von Hartmann ，一八四二——一九○六），德國哲學家，以其第一部著作：《無意諷的哲學》而成名。
④赫爾曼·巴爾（Hermann Bahr，一八六三———九三四），奧地利詩人、劇作家、導演、文學批評家，具有非凡的應變能力，在文學上歷經自然主義、新浪漫派，到印象主義和表現主義。
⑤直線派（Sezession ），十九世紀末德國的一個藝術流派，又稱脫離派。
⑥點畫派（Poiotilisten），亦稱點彩派，興起於印象派之後，故又稱斬印象派，亦即分色主義。
⑦愛德華·蒙克（Edvard Munch，一八六三——一九四四），挪威表現主義畫家。
①費利西安·羅普斯（F （licien Rop5 ，一八三三——一八九八），比利時版畫家和畫家，所描繪的女性裸體特具肉感。
②馬蒂亞斯·格呂內瓦爾德（Mathias Gr（newald，一四五五——一五二八），德國畫家，創作清動處在德國宗教改革運動時期，他的不少宗教畫是中世紀到文藝復興時期德國祭壇畫中的突出作品，主要代表作有《依薩漢姆祭壇畫》。
③艾爾·格列柯（El Greco），西班牙畫家。原籍希臘。受威足斯畫派和風格主義影響。所作多宗教題材，人物形象瘦削修長，色調陰冷，表現超現實的氣氛，為反對宗教改革服務。作品有《奧爾加斯伯爵的葬儀》、《尼諾·德·蓋瓦拉肖像》、《托列多風景》等。
④弗朗西斯科·何塞·戈雅（Francisco Jos （ GoYa ，一七四六——一八二八），西班牙傑出畫家，筆致豪放，構圖大膽，後期畫風由色彩明朗鮮艷轉為深沉渾厚，其畫風對歐洲十九世紀繪畫有深刻影響。拿破崙入侵西班牙時，他創作了法國士兵槍殺西班牙起義者為題材的《戰爭的災難》銅版組畫。
⑤莫台斯特·穆索爾斯基（modest Mussorgski ，一八三九——一八八一）俄羅斯作曲家，作品富於民族特色，其音調反映了俄羅斯語言和俄羅斯民歌的特點。
⑥德彪西（Claude Debussy，一八六一——一九一八），法國作曲家，和法國象徵主義派詩人馬拉梅等過從甚密，後來對爪哇等地的東方音樂很感興趣，從此開創了音樂上的印象派。
⑦阿爾圖爾·蘭波（Arthur Rimband），十九世紀法國象徵主義詩派的主將之一。
①弗蘭克·魏德金德（Frank Wedekind），德國劇作家，一八八九年開始寫作，因反對自然主義，常把霍普特曼當作諷刺對象。一八九一年發表的《青春覺醒》，打破傳統戲劇的規範，採用象徵手法，寫青年人的生理要求同成年人狹隘的道德觀念之間的矛盾。
②十二音體系（atonal）是和 tonal相對的，即是不成調的，亦稱無調性音樂。
不過，我們之所以對那種新藝術如痴若狂，其中還有一點另外的原因，那就是它們几乎毫無例外地是年輕人創造的藝術。在我們父輩們那個時代，一位詩人、一名音樂家，只有當他“經過磨煉”和適應了資產階級社會的那種四平八穩、循規蹈矩的藝術趣味之後，才能獲得聲譽。而人們教我們應該去尊敬的那些男士們，他們的舉止風度，又個個裝得十分尊嚴。他們穿著絲絨上衣，留着灰白的漂亮鬍鬚。例如，維爾布蘭特①、埃貝斯②、達恩③、保爾·海澤④、倫巴哈⑤——這些人物今天早已銷聲匿跡，但卻是那個時代的寵兒。他們拍照時總是帶著沉思的目光，擺出一副“尊貴的”、“詩人”的恣態。他們舉手投足，儼若樞密顧問和紅衣主教，而且還要象這些人似的佩戴着勛章。而年輕一代的詩人、畫家、音樂家，至多被看作是“有希望的人才”罷了，要想得到首肯的承認，暫時還得涼一會兒。在那個小心謹慎的年代，人們不喜歡在一個人尚未表明自己有多年的“卓著”成就以前就予以認可。可是新湧現出來的詩人、音樂家、畫家，又都那麼年輕。默默無聞的蓋哈爾特·霍普特曼突然嶄露頭角，三十歲時就統治了德語戲劇的舞台。斯蒂芬·格奧爾格、萊納·馬利亞·里爾克二十三歲時，也就是說比奧地利的法定成人年齡還要早，就已有了文學聲譽和狂熱的追隨者。在我們自己這座城市，一夜之間出現了一個由阿圖爾·施尼茨勒、赫爾曼·巴爾、裡夏德·貝爾一霍夫曼、彼得·阿爾滕貝格等人組成的“青年維也納”派。他們通過對各種藝術手段的精心加工，使獨特的奧地利文化第一次在歐洲範圍內發生影響。不過，使我們迷醉和不勝崇拜的，主要還是胡戈·馮·霍夫曼斯塔爾這個非同凡響的人物。我們青年人不僅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所抱的崇高志向，而且也在這個几乎是同齡人的身上看見了一個完美的詩人。
①阿道夫·馮·維爾布蘭特（Adolf von Wilbrandt ，一八三七——一九一一），德國作家，一八八一——一八八七任維也納城堡劇院院長。以寫影射慕尼黑藝術家的小說而著名。著有文學史、論文、詩歌、傳記多種。
②格奧爾格·埃貝斯（Georg Ebers ，一八三七——一八九八），德國的埃及學研究者和作家。
③費利克斯·達恩（Felix Dahn，一八三四——一九一二），德國作家、歷史學家、法學家，所著小說多取材于大遷徙時代的民歌和神話。
④保爾·海澤（Paul Heyse，一八三○——一九一四），德國作家，一九一○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代表作有《特雷庇的姑娘》等。
⑤弗朗茨·馮·倫巴哈（Franz von Lenbach ，一八三六——一九○四），德國寫實主義肖像畫家。
年輕的霍夫曼斯塔爾的出現、作為早熟的偉大奇蹟之一，今天和以後將始終為人們所稱道。在世界文學中，除了濟慈和蘭波以外，我不知道還有別的像他這樣了不起的天才，這麼輕的年紀就能駕馭如此完美無瑕的語言，想象力如此豐富，即便是極為偶然寫成的一行詩，也都充滿詩意。他在十六七歲時就已寫下了不朽的詩篇和一種至今尚未有人能夠企及的散文，從而使他載入德語發展的史冊。他突然出現，並且從一開始就表現出完全的成熟，這種不尋常的現象在一代人的時間內是絶無僅有的。因而，他的出現，簡直是一件超乎自然、不可思議的事，使所有那些最早知道他的人無不為之驚嘆。
赫爾曼·巴爾常常向我講述他當時是怎樣的驚訝。有一次，他收到一篇投給他的刊物的文章，而且就是從維也納寄出的，作者是他不認識的一個名叫“洛裡斯”的人——當時不允許中學生用自己的名字公開發表作品。他在來自世界各地的稿件中還從未收到過這樣一件作品：語言是那麼典雅而富於想象，內藴是那麼豐富，落筆又是那麼嫻熟飄逸。這位不相識的“洛裡斯”是誰呢，他問自己。肯定是一位把自己的見解琢磨了多年並且在神秘的隱居中把最純正精微的語言冶煉成一種几乎是勉力無窮的享受的老人。這樣一位智者，這樣一位天才詩人，就住在同一座城市裡，而他卻從未聽說過！巴爾立刻給這位不相識的人寫了一封信，並且約定在一家咖啡館——著名的格林斯坦特爾咖啡館、青年文學的大本營——裡會面。突然，一名穿著童裝短褲、身材頎長、尚未留鬍鬚的中學生邁着輕鬆、敏捷的步履，走到他的桌旁，微微一鞠躬，簡短而又堅決地說道：“霍夫曼斯塔爾！我就是洛裡斯。”嗓子都還沒有完全變為成年男子的低音。事情雖然過去了許多年，但當巴爾說起自己的驚愕時，仍舊十分激動。他說他開始簡直不敢相信。一個中學生竟會創造出這樣的藝術，有這樣的遠見，思想這樣深刻，在自己尚未親歷過生活之前，就對生活有這樣鞭闢入裡的認識！阿圖爾·施尼茨勒也曾向我講述過類似的情況。施尼茨勒當時還是一名醫生，他自己的最初文學成就似乎還不足以保證生計，不過他已成了“青年維也納”派的領袖。而且一些比他更年輕的人歡喜來向他請教，傾聽他的建議和看法。有一次，他在偶然相識的熟人那裡認識了這位個兒高高的年輕中學生。這位中學生用自己巧妙的機智引起了他的注意。爾後，這位中學生請求能朗誦一出詩劇給他聽聽。於是，他高興地請他到自己的單身住房來，儘管不抱很大的期望。他想，無非是一出中學生寫的劇，不是感傷主義就是假古典主義，所以他只邀請了幾個朋友。霍夫曼斯塔爾穿著童裝短褲來了，顯得有點緊張和拘束，接着便開始朗誦。施尼茨勒告訴我說：“幾分鐘後我們都突然豎起耳朵仔細聆聽，同時互相交換着讚賞和近乎驚奇的目光。詩句是那樣的完美、形象，無懈可擊，音樂性是那樣的鮮明。我們還從未聽到過一個當年在世的人寫出這樣的詩句，我們甚至認為，自歌德以後几乎不可能有這樣的詩句。然而，比這種形式上的無以匹敵的（以後在德語中再也無人達到的）卓絶更為令人讚嘆的是，他對世界的認識。對一個整天坐在課堂裡的中學生來說，這種認識只能來自神秘的直覺。“當霍夫曼斯塔爾朗誦完後，大家還都默默地坐在那裡。施尼茨勒對我說：“我覺得，我平生第一次遇到了一個天生的奇才，而在我以後的一生中再也沒有如此為之傾倒過。”一個在十六歲開始時就這樣——或者更確切一點，不是說開始，而是說一開始就這樣完美——的人，勢必會成為歌德和莎士比亞的一個兄弟，而實際上，這種完美也愈來愈顯得成熟：繼這第一部詩體劇《昨天》之後，便是氣勢壯觀的《提香之死》①的片斷，然後是詩歌創作，他每發表一首詩，對我們來說都是不尋常的大事，直至數十年後的今天我還能一行一行地背誦那些詩，後來他又寫作短劇和散文，他的散文把豐富的知識、對藝術的精闢見解、對世界的睫望，神奇地濃縮在數十頁空白的稿紙上。總而言之，這位中學生、這位大學生所寫的一切，如同水晶一般從內在深處散射出光彩，同時又顯得深沉和熾烈。詩歌、散文，在他手中猶如伊米托斯山上芬芳的蜂蠟，緊緊地揉合在一起。他的每一篇詩作，從來都是恰到好處，不多也不少，不落窠臼，人們總覺得在那前人足跡未至的道路上必有一種不可理解的力量在神秘地引導他。
①提香（Titian，原名 Titiano Vecelio，一四七七——一五七六），意大利文藝復興盛期成尼斯畫派國家。
我今天几乎無法重複這樣一位非凡的人物當時是如何使我們這些已學會追求真正價值的人入迷的。因為對年輕一代的人來說，知道在自己的身旁，在自己一代人中間，就有着這樣一位卓越、純正、天才的詩人——對於他，始終只能用荷爾德林、濟慈、萊奧帕爾迪①的傳奇形式去想象，可望而不可即，一半猶如夢幻———還有什麼能比這更使人陶醉的呢·所以，時至今日，我仍能清楚記得我第一次親眼見到霍夫曼斯塔爾的那一天。當時我十六歲。由於我們悉心注意我們這位理想中的良師益友的一切行動，因此當報紙的一角登出這樣一條不起眼的簡訊：他將在“學術俱樂部”作一次關於歌德的報告，特別引起我的注意（我們簡直不能想象，這樣一位天才竟在這麼小的範圍內作報告；按照我們中學生崇拜的程度，我們原以為，當霍大曼斯塔爾公開露面時，那間大廳必然爆滿）。可是，在那次報告會上，我們再次證實，我們這些小小中學生的評判能力和對富有生命力的事物的那種已被證明是正確的直覺，都已遠遠超過廣大公眾和官方的評論；因為在那狹小的講堂裡總共只有一百三四十人，所以我為了保證坐到座位而急不可待地提前半小時出發，實屬毫無必要。我們等候了片刻。忽然，有一個不惹人注意的瘦高個青年穿過我們這一排座位，向講台走去，並且立刻開始演講，以致我几乎沒有時間把他仔細打量一番。霍夫曼斯塔爾動作靈活，蓄着還沒有完全成形的稀軟的上髭，看上去比我想象的還要年輕。一張輪廓分明、有點象意大利人的黝黑的臉，綳得緊緊的，顯然有點緊張。他的一雙漆黑、柔和而又高度近視的眼睛流露出來的不安，更加深了這種印象。他彷彿一下子就全身投入到滔滔的演講之中，就像一個游泳者投身于熟悉的洪流一般。他越往下講，舉止越自在，態度越鎮靜，一旦思路展開，開始時的那種拘束全消失了，只見他輕鬆自如，侃侃而談，就像這位靈感豐富的人平時一樣（我以後在同他私人交談時也常常發現如此）。只是在他講最初幾句話時，我就發覺他的嗓音並不悅耳，有時候簡直近乎假嗓子，很容易變得尖鋭刺耳。不過，當他的演講使我們感到十分興奮和忘乎所以時，我們也就不再去注意他的嗓門和麵孔了。他講的時候沒有講稿，也沒有提綱，甚至沒有詳細的準備。然而，由於他有一種天賦的講究形式的神奇感覺，所以每一句話都十分完美。他令人迷惆地提出那些最大膽的反命題，為的是緊接着用清楚而又出人意外的措詞來加以解答，使聽眾不禁感到，他所講的，只是他從豐富得多的內容中隨手拈來的一部分，他對內容的駕馭就像他本人一樣的輕鬆自如，倘若要深入展開，他還可以這樣滔滔不絶他講上幾個小時而不會使內容貧乏和水平降低。我在後來幾年和他私人交談時也感覺到這種魅力，誠如斯蒂芬·格奧爾格讚譽他時所說：“他的話猶如氣勢磅磷的歌詠和妙趣橫生的對談。”他性格急躁、馬虎，對什麼事都十分敏感，在私人交往中常常容易激動和怏怏不樂，不容易和他接近。不過，當他對某一問題感興趣的那一會兒，他就象一團火似的，把任何討論迅速而熱烈地引入到他自己的和只有他才能達到的領域。除了有時和考慮問題比較穩重、想法比較明朗的瓦萊裡和脾氣急躁的凱澤林②的談話以外，我還從未遇到過一次談話有象和霍夫曼斯塔爾談話時那樣的思想水平。在他真正靈感勃發的時刻，他所接觸過的一切：讀過的每一本書、見過的每一幅畫和每一處風景，都會在他的精靈一般清醒的記憶中復活。他用的比喻是那樣自然、妥貼，就像用左手比喻右手似的，他的觀點是那樣突出，就象兀立在遠方地平綫盡處的背景。——在那次演講會上，我第一次在他身上真正感到這種“氣息”，即，一種令人振奮鼓舞、難以用理性完全理解、不可捉摸的氣息；我在以後和他個人的接觸中也感到這種氣息。
①賈科莫·萊奧帕爾迪（Giacomo lecpardi，一七九八——一八三七），意大利詩人。
②赫爾曼·凱澤林（Graf Hermann Keyserling ，一八八○——一九四六），伯爵，德國哲學家。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霍夫曼斯塔爾再也沒有超過他在十六至二十四歲時所創造的無與倫比的奇蹟。儘管我同樣讚賞他後期的某些作品——優美的散文、《安德烈亞斯》①的片斷（這部未完成作品或許是德語中最美的長篇小說）和戲劇的部分段落。但是，隨着他日益束縛于現實戲劇和時代趣味，隨着他的創作具有明顯的意圖和功利目的，那些充滿稚氣的早年詩歌創作中的純粹的靈感消失了，夢遊者似的那種描繪消失了，從而也就失去了對我們這些好挑剔的青年人的勉力。我們以一種尚未成年者特有的神秘知覺預先就知道，在我們青年一代中，他這樣的奇蹟只可能出現一次，在我們一生中不會重演。
①《安德烈亞斯》（Andreas oder die Verelnigten），長篇小說片斷，一九三二年出版。
巴爾扎克曾以無可比擬的方式描述過拿破崙這個典型人物是怎樣在法國使整整一代人激奮起來的。一個小小的少尉波拿巴竟莫名其妙地登上了叱吒世界風雲的皇帝寶座，這不僅意味着是他個人的勝利，而且也是青年人這樣一種思想的勝利，一個人為了早早獲得權勢，並非生下來就必須是玉于或侯爵不可，一個人不論出身在哪種小戶人家，甚至出身在一個貧窮的家庭，同樣可以在二十四歲成為將軍，三十歲成為法國統治者和很快成為世界統治者的——這樣一種舉世無匹的成功，使數以百計的人離開了自己卑微的職業和省城：波拿巴少尉使整個一代青年人的頭腦發熱，使他們更加野心勃勃。他造就了那支偉大軍隊的將軍們與人間喜劇中的主人公和烈士。一個出類拔萃的年輕人，一旦在他自己的領域中一舉達到前人未能達到的成就，僅僅這一事實，就會永遠鼓舞他周圍和身後的所有青年。從這個意義上講，霍夫曼斯塔爾和里爾克對我們這些更年輕的人來說，是對我們尚未成熟的能力的一種不同尋常的推動。我們倒不希望我們中間會有人能再現霍夫曼斯塔爾的奇蹟；但是隻要他存在，就會給我們增添力量，因為他存在這一事實本身就清楚地說明了，縱使在我們那個時代，在我們自己的城市裡，在我們這樣的環境中，同樣可以產生詩人。他的父親是一家銀行的經理，像我們其他人一樣，出身于猶太市民階層，因此，這位天才詩人是在一幢和我們差不多的住房里長大的，裡面擺着同樣的傢具，從小接受同樣的道德教冑，進入一所同樣死氣沉沉的中學，學的是同樣的課本，要在同樣的木板凳上坐八年，像我們一樣感到不耐煩，像我們一樣熱衷于一切精神財富。然而你瞧，為他還必須坐在硬板凳上磨破褲子和在體操房裡來回踏步走的時候，卻成功地跳出了自己狹隘的小圈子——這座城市和家庭。一躍進入無涯的神遊世界。在某種程度上，通過霍夫曼斯塔爾這個實例，向我們顯示了，即使像我們這樣的年齡和在一所奧地利中學的牢籠般的氛圍中，要創作富有詩意的作品，乃至完美的詩歌，原則上是可能的。甚至有可能當他在家裡和在學校裡還屬尚未成年、無足輕重的時候，他的詩作已經出版，已經享有聲譽和出名——這對一個童心十足的人來說，具有多大的誘惑啊！
而里爾克對我們來說又是另一種類型的鼓勵，它以一種給人以安慰的方式，補充了霍夫曼斯塔爾的那種激勵。因為縱使在我們中間最膽大妄為的人看來，要和霍夫曼斯塔爾爭個高低，也屬冒天下之大不匙。我們知道：他的這種至善至美的早熟是一種舉世無雙的奇蹟。這種奇蹟是不可能再現的。當我們這些十六歲的人把自己的詩句和那些他在同樣年齡寫下的非常著名的詩句相比，都不禁汗顏。我們同樣感到，自己的知識在他面前真是相形見繼，他在念中學時就已博學多才。而里爾克則不同，他雖然也在同樣早的時間——十七歲或十八歲就開始寫作和發表詩篇，但里爾克的那些早期詩歌和霍夫曼斯塔爾的早期詩歌相比，以及從絶對意義上來說，還是不成熟、幼稚和簡單的，唯有抱著寬容的態度，才能看出其中幾分天才的光芒。這位詩人是漸漸成名的，一直到二十二、三歲才開始成為一位受到我們無限愛戴的傑出詩人。這對我們來說無疑是一種巨大的安慰。一個人不一定非要像霍夫曼斯塔爾似的在中學時代就已完全成熟：一個人也可以像里爾克似的一步一個腳印地成才。一個人不必因為暫時寫出了一些不像樣、不成熟、缺乏責任感的作品，就立刻認為自己沒有指望了。一個人也許不能再現霍夫曼斯塔爾那樣的奇蹟，但是可以走一分像里爾克那樣比較平穩和比較尋常的成才之路。
不言而喻，我們所有的人早已開始寫作或寫詩，有的玩樂器和喜歡朗誦。自然，青年人對業餘愛好的態度都不會是消極被動的，因為青年人的本性不僅僅是要獲得若干印象，而是要對印象作出創造性的回答。譬如說，愛好戲劇，對青年人來說至少意味着希望和夢想自己能登上舞台或者為劇院做點什麼工作。他們對各種天才人物的崇拜神往，不可避免地會導致回過頭來看看自己，能否在自己未曾查明的軀體裡或者在一半尚且模糊的心靈中發現那種特殊素質的苗頭。於是，那種藝術創作的慾望在我們班級裡十分流行，這倒是和維也納的氛圍以及當時特殊的條件相適應的。我們每一個人都在自己身上尋找一種天賦，並想施展它，有四五個人想成為演員，他們摹仿城堡劇院演員們的腔調，鍥而不捨地練習台詞和朗誦，悄悄地去聽表演課，在學校休息時間裡，各自擔任一個角色，即興表演古典戲劇家們的整場片斷，而我們其他的人，則是既好奇又苛求的觀眾。還有兩三個人，是相當有素養的音樂愛好者，但是還沒有決定是否要去當作曲家、演奏家或樂隊指揮。我最初得到的關於新音樂的知識，應歸功于這幾個人，因為在交響樂團的正式音樂會上新音樂是根本看不上眼的。他們也曾不斷向我們索取他們想要的各種歌曲和合唱的歌詞。我們班上還有一個人，是當時一位非常著名的畫家的兒子，他在上課的時候替我們在作業本上畫滿各種圖畫，同時為我們班上所有那些未來的天才們都畫了肖像。不過。班上最普遍的愛好是文學。我們通過彼此的激勵，在文學方面成熟得越來越快；通過對每一首詩的互相切磋，使我們這些十七歲人所達到的水平遠遠超過業餘愛好的水平，而且使每個人真正作出有效的實際成績，這一點已經被下列的事實所證明：我們的作品不是只有被一些不知名的地方小報接受，而是被新一代創辦的主要雜誌改採納、刊載，甚至拿到了稿酬——這是最最令人情服的證明。我有一個同學 Ph.A.，我曾把他崇拜為天才，他的名字就在當時最出色的豪華刊物——《潘神》①上赫然和戴默爾、里爾克的名字一起排在最前面。我還有一個同學 A·M ·，曾用“奧古斯特·厄勒”的筆名找到了進入當時所有德語雜誌中最難入門和最古板的文藝刊物——《藝術之頁》的門徑，它是斯蒂芬·格奧爾格專為自己神聖的、成員經過嚴格挑選的文學團體而保留的園地。我的第三個同學，在霍夫曼斯塔爾的鼓勵下寫了一部關於拿破崙的劇本；我的第四個同學提出了一種新的美學理論和寫出了意味深長的十四行詩；我自己的名字則進了現代人的主要報紙《社會》和馬克西米利安·哈爾登②的《未來》周刊，後者是一份關於新德國政治和文化史的刊物。當我今天迴首往事時，我不得不十分客觀地承認，就我們當時知識的廣博、文學技巧的圓熟、藝術水平而言，對一些年僅十七歲的人來說，確實是驚人的，然而，通過霍夫曼斯塔爾那種神奇的早熟的例子，這種情況也是可以理喻的，是霍夫曼斯塔爾這個令人鼓舞的例子，促使我們奮發努力，互相不甘示弱。我們掌握各種藝術訣竅，運用語言誇張大膽，諳熟各種詩體的技巧，在無數的習作中嘗試過不同的風格——從晶達③式的悲愴到民歌的淳樸。我們每天交換自己的作品，互相指出疏忽的不足之處，討論每一個韻律的細節。當那些迂闊的教師還一無所知地在用紅墨水划出我們作文本中少了幾個逗號時，我們早已在互相展開批評，要求之嚴格，審察之細微，見解之內行，是我們那些大型日報上的官方文學評論權威對待古典大師們的作品所未曾有過的。由於我們一味熱衷于此，到了中學的最後幾年，我們在專業判斷和文采斐然的表達能力方面，甚至已超過那些著名的專業評論家。
①《潘神》（Pan ），一八九五——一九○○年在柏林出版的高級文藝刊物。
②馬克西米利安·哈爾登（Maximilian Harden ，一八六一——一九二七，德國政論家和作家。早年當過演員，一八八八年成為新聞記者，一八九二年創辦自己的政治周刊《未來》（die Zukunft），獨家經營並作為個人的戰鬥喉舌。
③品達（Pindar，約公元前五一八——四四二），古希臘會唱琴歌的職業詩人。
對我們文學上的早熟，作如此真實的描述，也許會導致這樣一種看法：我們是一班特殊的神童。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在當時維也納的十幾所鄰近的中學裡，同樣可以看到這種對文學的狂熱和文學上早熟的現象。這也不可能是一種偶然現象。這是由一種特別有利的環境造成的，即：這座城市的藝術沃土、非政治性的時代、在世紀之交新出現的思想和文學突飛猛進的局面——這樣的環境和我們內在的創作意志有機地聯繫了起來，這種創作意志在我們當時的年齡是必然會產生的。
每一個年輕人在他的青春期總有一種詩興或有一般想寫詩的衝動，儘管在大多數情況下只不過像心靈中泛起些微漣漪。青年人沒有經歷過這種愛好是極少見的，因為這種愛好本身也只不過是青春煥發的表現。後來，我們課堂裡的五位演員沒有一個是真正登上舞台成為演員的。在《潘神》和《藝術之頁》上登過名字的那幾個詩人，也在鋒芒初露之後當上了庸庸碌碌的律師和官員；也許他們今天會對自己當年的雄心壯志，憂傷地或自嘲地付之一笑。我是所有那些人中間唯一在自己身上保持了創作熱情的人，並使這種熱情成為我一生中的核心與本性。但是，我今天仍以感激的心情懷唸著那些同窗！他們曾給予我多少幫助呵！那種熱烈的討論、那種你追我趕的勁頭、那種相互的表揚和批評，曾是怎樣早早地鍛鍊了我的手和腦筋，使我的精神世界大大開闊。我們大家是怎樣輕鬆愉快地擺脫學校的無聊和單調的呵！今天，每當我聽到舒伯特的那首不朽之歌：“你，述人的藝術，總是在那無比空虛的時刻，使我們沉湎在一個更美好的世界。”這時，往事又歷歷在目，我彷彿看見我們耷拉著雙肩坐在可憐的冷板凳上，然後在放學回家的路上興奮地閃動着炯炯發亮的眼睛，評論和朗誦着詩歌，興緻之高早已把狹隘的小天地忘得一乾二淨，真的“沉湎在一個更美好的世界”。
當然，這種對藝術的偏狂，這種對“美”的近乎荒唐的過分推崇，只有犧牲了我們那個年齡的通常興趣才能得以實現。當我今天問自己，當年我們是怎樣找到閲讀所有那些書籍的時間的——因為我們白天都已被上學的時間和必要的起居用餐樹間擠滿，我這才明白，那是以大大損失我們的睡眠，從而也損害了我們精神煥發的身體為代價的。雖然我每天早晨必須在七點起床，但是我卻從未在深夜一兩點鐘以前把我的讀物釋手，而且從那時起就永遠養成了一種壞習慣：即便到了深夜，我還要看一兩小時的書。所以我當時每天早晨都是在最後一分鐘匆匆忙忙赴往學校，兩眼惺忪，臉洗得十分馬虎，一邊疾步走路一邊嚼着抹了黃油的麵包片；我今天不記得有哪一天不足這樣的，我們這一群小學究，看上去全都臉若菜色，骨瘦如柴，就像沒有成熟的水果，此外，衣着也不修邊幅——這些都毫不奇怪。因為我們把零用錢的每個赫勒①都用在看戲、聽音樂會和購買圖書上了，再說，我們也並不在乎要讓年輕的姑娘們喜歡我們；我們只是想要給高級人物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們覺得和年輕的姑娘們一起散步是浪費時間，因為我們在學問上非常傲慢，有一種先入為主的偏見，認為女性在智力上就是差，我們不願意把自己寶貴的時間化在膚淺的閒扯上。我們對一切體育運動都不聞不問，甚至瞧不起。要讓今天的年輕人理解這一點可能很不容易。誠然，體育運動的浪潮在上個世紀還沒有從英國衝擊到我們歐洲大陸。當時，還沒有這樣的體育場：當一個拳擊手用拳頭向另一個拳擊手的下顎頻頻猛擊時，上萬的觀眾會興奮得狂呼亂叫。報紙還沒有派出自己的記者，讓他們用通欄的篇幅像荷馬史詩似的報道一場曲棍球比賽。在我們那個時代，摔跤、體育協會、舉重紀錄，這一切還都是郊外發生的事。參加者乃是屠夫和搬運夫之流。只有那種比較高雅、比較貴族氣的賽跑運動，才一年有幾次把所謂“上流社會”的人吸引到賽跑場上，但也不是我們這些把任何體力活動視為純粹浪費時間的人。當我十三歲開始感染到那種對學問和文學的愛好時，我也就停止了滑冰、把父母給我用來學習跳舞的錢全用來買書。我到了十八歲還不會游泳、不會跳舞、不會打網球。一直到今天我既不會騎自行車也不會開汽車。在體育運動方面任何一個十歲的男孩都可以譏笑我。即使到了今天的一九四一年，我還不大分得清棒球和足球、曲棍球和馬球。每張報紙的體育部分，我覺得都像是用中國字寫的，一點也弄不明白。我對所有那些體育運動的成績——速度和評分的記錄，就像哪位波斯的沙阿②一樣不開竅，有一次，有人鼓動那位沙阿去參加一次跑馬大賽，他卻以東方人的智慧說道：“幹嗎·我本來就知道總有一匹馬比另一匹跑得快，哪一匹跑得快，跟我有什麼關係·”我們也同樣輕視鍛鍊自己的身體，覺得這是白白浪費時間。唯有下棋尚得我們幾分垂青，因為它需要動腦筋。而更為荒謬的是：雖然我們覺得自己正在成為詩人或者有潛力成為詩人，但是我們卻很少關心自己周圍的大自然。在我頭二十年的生涯中，我几乎沒有好好看一看維也納周圍的美麗風光。當最美、最熱的夏天來臨時，城裡空空蕩蕩，卻使我們更加迷戀這座城市，因為我們可以乘此機會在咖啡館裡讀到更多的報章雜誌，到手得快，種類也豐富。後來，我曾用了好幾年乃至數十年的時間，來彌補我身體上的那種不可避免的笨拙，來調整那種幼稚的貪多求快的過度緊張的生活。不過，總的說來，我對我中學時代的那種狂熱，對那種只用眼睛和腦子的生活從未後悔過。它曾把一種我永遠不願失去的求知熱情注入我的血液之中。我在以後所讀的書和所學到的一切，都是建立在那幾年的堅實的基礎之上。一個人的肌肉缺乏殷煉，以後還是可以補償的，而智力的飛躍，即心靈中那種內在理解力則不同，它只能在形成時的決定性的那幾年裡進行鍛鍊，只有早早學會把自己的心靈大大敞開的人，以後才能夠把整個世界包容在自己心中。
①赫勒（Heler ），奧地利貨幣名，等於百分之一克朗。
②沙阿，古時波斯國王的稱呼。
我們青年時代所經歷的，正是在藝術方面醞釀著的一些新事物，即一些比我們的父母和周圍的人所曾滿足過的更為熱烈、更成問題、更有誘惑力的事物。但是，由於被生活中的這一部分內容所深深吸引，我們沒有注意到美學領域裡的這種轉變只不過是許許多多意義更為深遠的變化的波及和先兆。這些變化將動搖和最終毀滅我們父輩們的太平世界。一場令人矚目的社會結構大變革已開始在我們這個昏昏欲睡的古老的奧地利醞釀。幾十年來，心甘情願和一聲不吭地把統治地位讓給自由派資產階級的廣大群眾，突然變得不再安分守己。他們組織起來，要求得到自己的權利。正是在上個世紀的最後十年，政治如同疾風暴雨衝進平靜、安逸的生活。這新的世紀要求有一種新的制度、一個新的時代。
在奧地利的各種聲勢浩大的群眾運動中，首先興起的是社會主義運動。在此之前，被我們錯誤地稱為“普遍”的選舉權，實際上只是賦予交納了一定稅款的有產階級。然而，從這個階級中挑選出來的律師們以及農場主們卻真誠地相信，自己在國會裡是“民眾”的代表和發言人。他們為自己是受過教育的人，甚至大部分是受過高等學府教育的人而無比自傲。
他們講究尊嚴、體面、高雅的談吐，因此國會開會時就像一家高級俱樂部的晚間討論會。這些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出於自己對自由主義的信仰，真誠地相信通過寬容和理性必然會使世界進步，他們主張用小小的妥協和逐漸的改善，來促進全體子民們的福利，並認為這是最好的辦法。但他們完全忘記了自己僅僅代表大城市裡五萬或十萬生活富裕的人，而並不代表全州兒十萬和幾百萬人。在此期間，機器生產也起到了作用，它把以往分散的工人集中到工業中來。在一位俊傑——維克托·阿德勒①博士的領導下，奧地利成立了一個社會主義政黨，旨在實現無產階級的各種要求；無產階級要求有真正普遍和人人平等的選舉權。可是，這種選舉權剛一實行，或者更確切一點說，剛一被迫實行，人們就立刻發現，備受推崇的自由主義是何等的脆弱。隨着自由主義的消失，公共政治生活中的和睦相處也就不復存在。現在處處是激烈的利害衝突。鬥爭開始了。
①維克托·阿德勒（Viktor Adlet，一八五二——一九一八），奧地利社會民主黨創建人。
我今天還清楚記得在我很小的時候使奧地利的社會主義政黨發生決定性轉折的那一天。工人們為了第一次顯示自己的力量和人眾勢大，提出了這樣一個口號：宣佈五月一日是勞功人民的節日，並決定在普拉特綠化區遊行，而且遊行隊伍要進入那條主要的林蔭大道，如果在平時，那條美麗、寬闊的栗子樹大道上只有貴族和富裕市民的馬車和華麗車輛在巡禮。善良的自由派市民們一聽到工人們的這一宣佈，嚇得目瞪口獃。社會黨人這個詞，在當時的德國和奧地利是帶著一股血腥氣和恐怖主義的味道的，就像以前聽到雅各賓派和以後聽到布爾什維克這個同一樣。人們乍一聽，根本不可能相信，這群從郊區來的赤色分子在進入市區時會不焚燒房屋，不搶劫商店和幹出一切可以想象的暴行。城裡一片驚慌。全城和郊區的警察都被派到普拉特大街上值勤。軍隊處于戒備狀態。沒有一輛私人的華麗馬車或出租馬車敢駛近普拉特地區。商人們早已拉下店舖的鐵製護窗板。我記得，父母們嚴厲禁止我們這些孩子在維也納將會看到一片火海的那一天上街。可是實際上什麼也沒有發生。工人們帶著自己的妻小，列成四人一排的整齊隊伍，十分守紀律地走迸普拉特地區。每人在自己的鈕扣眼裡插了一朵紅色的了香花——黨的標記。他們一邊列隊前進一邊唱着國際歌。不過，當孩子們第一次走進那“諾貝爾林蔭大道”的美麗的綠茵地時，卻唱起無憂無慮的校園歌曲。沒有人遭罵，沒有人挨打，也沒有人揮舞拳頭。警察和士兵都向他們發出友好的笑聲。
由於這種無可指摘的態度，後來資產階級也就不好再把工人們斥之為一群“革命的歹徒”。最後，互相作了讓步——就像在古老和明智的奧地利通常處理的那樣；因為當時還沒有發明今天這種用棍棒毆打和徹底滅絶的制度，縱然在那些黨魁們身上也還保持着（雖已褪色的）人性的理想。
當這種紅色丁香花的黨徽剛露面不久，突然之間，又有人往鈕扣眼裡插上了另一種花——白色丁香花，它是基督社會黨黨員的標記（當時人們還選用花卉作為黨的徽記，而不選用翻口靴子、短劍和骷髏，這在今天看來，豈不令人感動·）。基督社會黨完全是小資產階級的政黨，原本只是作為對無產階級政黨的一種有機聯繫的對抗運動，而且從根本上來說，它也同樣是機器戰勝手工的一種產物，因為機器生產一方面把大批群眾集中到工廠，使工人們有了勢力，社會地位大大提高，但另一方面機器生產又威脅着小手工業。大商店和大規模生產，使小資產階級和手工業企業的師傅們面臨着破產。卡爾·盧埃格爾博士——一位受人歡迎、機靈能幹的領袖人物，利用這種不滿和憂慮，提出了“必須幫助小人物”的口號，他把全體小市民和惱怒的小資產階級吸引到自己身邊；因為他們對自己將從有產者降為無產者的恐懼遠遠超過對有錢人物的嫉妒。正是這個優心仲仲的社會階層，後來成為希特拉周圍的第一批廣大群眾。從某種意義上講，卡爾·盧埃格爾是希特拉的榜樣，是他教會了希特拉隨心所欲地利用反猶太主義的口號。這一口號為不滿的小資產階級樹立了一個可見的敵人，同時卻又悄悄轉移了他們對大地主和封建華貴的仇恨。但是這兩個人物又有所不同，這也正反映了我們今天的政治已變得徹底的庸俗和野蠻，反映了我們這個世紀的可怕的倒退。卡爾·盧埃格爾留着金黃色的柔軟的絡腮鬍子，儀表堂堂，在維也納的老百姓中間被稱為“漂亮的卡爾”，他受過高等教育，而且不愧為在精神文化高於一切的時代上的學。他擅長言詞，性格爽氣而詼諧，即使是在最激烈的演說中——或者說在那個時代被人視為是激烈的演說——也從未失去過應有的風度，他雖擁有一把刮刀———把可以幹出殺人祭神的野蠻行徑的機械的切削刀——但他卻小心翼翼地控制着它。他對自己的對手始終保持某種君子的雅量，他的私生活是簡樸和無可爭辯的，他的排猶主義的政治立場從未妨礙他一如既往地對自己從前的猶太朋友懷有善意和多加關照。當他領導的運動終於征服了維也納市議會和他本人被任命為市長以後（對排猶主義傾向抱有反感的弗朗茨·約瑟夫皇帝曾兩度拒絶批准這一任命），他一直秉公處事，政績是無可指摘的，甚至可以說是民主的表率。在這個排猶主義政黨取得勝利以前一度膽顫心驚的猶太人，繼續生活得像從前一樣：享有平等的權利和受到尊重。仇恨的毒素和互相滅絶的意志還沒有侵入到時代的血液循環之中。
但這時又出現了第三種花——藍色的矢車菊花，它是俾斯麥最喜愛的花和德意志民族黨的標誌，該黨是一個具有激烈變革意識的政黨（只不過當時人們沒有明白這一點），它的目標是，用猛烈的衝擊徹底摧毀奧地利君主國，建立一個在普魯士和新教領導下的大德意志國家（比希特拉還要早的夢想）。當時，基督社會黨的勢力是在維也納和農村地區，社會黨紮根于工業中心，而德意志民族黨的黨員几乎全部在波希米亞和阿爾卑斯山的邊緣地區，按人數而論，勢力微弱，但他們用瘋狂的挑釁和無度的野蠻作風補償了這種不起眼的地位。該黨的若干名議員是奧地利國會的恥辱（從舊的意義上說）和暴政的代表。希特拉——一個同樣出生在奧地利邊區的人，在他們身上找到了自己思想和策略的衣鉢。他接過格奧爾格。舍納雷爾①的“脫離羅馬！”的口號——這個口號是當時講德語的數千名德意志民族黨黨員忠實遵循的——，從天主教皈依新教，為的是要激怒皇帝和天主教教士們；希特拉從他那裡搬來了反猶太主義的種族理論，那位了不起的鼻祖曾聲稱：“猶太種族是最下流骯髒的”。而最主要的是，希特拉從他那裡學會了使用一支肆無忌憚、大打出手的衝鋒隊，從而也就學會了這樣一個原理：用一小群人的恐怖行為來嚇住另一些數量比他們多得多但又老實和比較能忍氣吞聲的大多數人。希特拉的衝鋒隊員用橡皮根衝擊會場，在夜裡襲擊對手並把他們打倒在地，從而為國家社會主義效勞，舍納雷爾則利用奧地利的大學生聯合會會員為德意志民族黨出力。那幫大學生在大學豁免權的庇護下，開創了史無前例的毆打恐怖手段。每當他們採取一次政治行動時，他們總是把自己像軍人似的組織起來，高呼口號和吹着口哨，列隊遊行而過。那幫大學生把自己編成所謂“大學生團”，臉上帶著擊劍留下的傷痕，經常聚眾酗酒閙事，大學的講堂由他們統治着，只因為他們不像別的大學生僅僅戴着袖章和學生帽，而是手中拿着粗硬的棍棒，到處尋釁。他們一會兒毆打斯拉夫族大學生，一會兒猛揍猶太族大學生，一會兒又圍攻信仰天主教的大學生，一會兒大打意大利大學生，並把那些手無寸鐵的人趕出大學。只要那幫子大學生出來“閒逛”一趟（他們把每星期六的這種逞兇示威稱為“閒逛”），必然會發生流血事件。由於大學仍然享有古老的特權：警察不得進入講堂。所以警察不得不束手無策地在外面眼睜睜地看著那幫無賴學生閙騰；警察能夠儘力的，僅僅限于當流血受傷的人被那幫民族主義的流氓從樓梯口扔到街上以後，接着把這些人抬走。奧地利的德意志民族黨雖然人數極少，卻善於虛張聲勢，每逢這個黨想貫徹什麼意圖時，總是把那幫子大學生當作衝鋒隊，當巴德尼伯爵②在皇帝和帝國議會的贊同下決定頒佈一項語言法令時——他原以為這項法令將會在奧地利的各族人民間建立一種和平，看來還會延長皇朝幾十年的壽命——，那一小撮被煽動起來的大學生團的年輕團員們，佔領了環城大道，於是不得不出動騎兵，用軍刀和槍擊來鎮壓。但是，在那非常講人道和軟弱得可悲的自由主義時代。人們既憎惡任何的暴力騷動，又十分害怕任何的流血事件，以致政府只好在德意志民族黨的暴力行動面前退卻：總理下野，完全合法的語言法令被撤銷。在政治生活中採用野蠻的暴力行動，第一次顯示出它的成功。曾由那容讓的時代千方百計彌合起來的各民族和各階級之間隱藏的隔閡和縫隙，一下子全破裂了，變成了不可踰越的鴻溝和深壑。事實上，在新世紀之前的那最後十年裡，一場全面的內戰已在奧地利拉開序幕。
然而我們這些年輕人卻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文學的志趣之中，對祖國的這些危險變化很少注意，在我們眼裡只有書籍和繪畫。我們對政治和社會問題絲毫不感興趣。那種刺耳的不斷爭吵對我們的生活有什麼意義呢·當全城的人為了選舉而興奮激動時，我們卻向圖書館走去，當群眾舉行暴動時，我們正在寫作和討論詩文。我們沒有看到牆上着火的信號，而是象古時的伯沙撒國王③一樣，無憂無慮地品嚐着各種珍貴的藝術佳餚，沒有警惕地朝前看一眼，一直到幾十年以後，當屋頂和牆垣倒塌到我們頭頂上時，我們才認識到，牆基早已挖空，認識到：隨着新世紀的開始，個人自由也已在歐洲開始沒落。
①格奧爾格·合納雷爾（Georg schonrer，一八四二——一九二一），奧地利大莊園主和政治家，俾斯麥的崇拜者，奧地利的德意志民族黨的激進領袖，主張把講德語的奧地利併入德意志帝國，主張“脫離羅馬”皈依新教，兩度當選為奧地利國會議員，並從經濟上的排猶主義走向種族上的反猶主義。他的思想對奧地利的激進的農民和資產階級以及希特拉都有影響。
②卡西米爾，費利克斯·巴德尼伯爵（Kasimir Felix Graf Badeni ，一八四六——一九○九），奧地利政治家，一八八八———八九五年任加利曾（Galizien）總督，一八九五——一八九七年任奧地利總理兼內政大臣。一八九七年巴德尼向帝國議會提出語言法令，規定奧地利帝國的所有官員都要通曉捷克語，這一法令遭到操德語的議員們的激烈反對，甚至在維也納和別的城市發生了街頭抗議示威，動亂不斷加劇，終於導致奧地利皇帝在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下令議會暫停，免去巴德尼的職務。
③伯沙撒（Belsazar），巴比倫的最後一個國王，卒於公元前五三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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