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

重返奧地利

　　從邏輯角度看，我在德奧軍隊崩潰以後重返奧地利，是一件最愚蠢的事情。因為當時的奧地利還籠罩着早年專制皇朝的陰影，在歐洲的地圖上是一塊捉摸不定、毫無生氣、灰溜溜的地方。捷克人、波蘭人、意大利人、斯洛文尼亞人都把他們自己居住的地方分割走了；奧地利只剩下殘缺不全、好象還在淌着鮮血的軀幹。在那六七百萬不得不自稱是“德意志族奧地利人”中間就有二百萬人擁擠在首都維也納。他們在那裡挨餓受凍。早先曾使這個國家富裕的許多工廠是設在現已屬於外國的土地上。鐵路線只剩下殘缺不全的路基。國家銀行的儲備黃金已全部用來償還巨額的戰爭借款。國家四周的邊界線尚未確定，因為和平才剛剛開始，要承擔的責任還沒有最後規定。國內沒有麵粉、沒有麵包、沒有煤炭、沒有石油。看來一場革命己不可避免；要不，就是一種災難性的解決辦法。按照各種世俗的預見，這個由戰勝國人為製造的國家是無法獨立生存的——所有的政黨，各種社會主義的、教會的、民族主義的政黨，都是喊着這種腔調——看來，這個國家自己也完全不願獨立存在。就我所知，出現這種悖理的情況，在歷史上還是第一次：一個國家被迫獨立存在，而它自己卻竭力加以拒絶。奧地利的願望是，要麼和那些原來相鄰的國家重新合併，要麼和同一民族的德國統一，而絶不願在這種被肢解的狀態下過一種屈辱的乞丐似的生活。而那些相鄰的國家卻相反，他們再也不願意和這個奧地利繼續保持經濟同盟，一則是因為那些國家認為奧地利太窮了，二則是因為害怕哈布斯堡皇室復辟；至于和德國合併，是被協約國所禁止的，因為協約國不願看到戰敗的德國因此而變得強大。所以協約國明文規定：這個德意志奧地利共和國必須繼續存在，對一個自己不願意存在的國家竟下達這樣的命令：“你必須存在！”——這是歷史上的咄咄怪事。

 

　　在一個國家最困難的時期，究竟是什麼促使我自願回去的呢？今天我自己也無法說清楚。不過，我們這些在戰前成長的人，不管在什麼情況下，都有一種強烈的責任感，我們認為，在這樣一種最最困難的時刻，我們更應該屬於自己的祖國，自己的家庭。我覺得，貪圖安逸，逃避眼前在那裡發生的悲劇，是多麼怯懦。而且我，作為《耶利米》的作者——更感到有責任，用自己的話去幫助克服戰敗帶來的困難。我覺得，在戰爭朋間自己好象是多餘的，而現在戰敗之後，倒好象適得其所，尤其是因為我曾反對過拖延戰爭，所以贏得了一定的聲望，特別是在青年中間。再說，即便我不能有所貢獻，但是我能和他們一起去共嘗我曾預言過的苦難，至少也是一種彌補。

 

　　當時，要重返奧地利，所作的準備簡直就象去北極探險，必須穿上暖和的衣服和毛衣，因為誰都知道過了國境綫的那一邊沒有煤——而冬天又即將來臨。鞋子要換好鞋底，因為那邊只有木頭鞋底，帶上瑞士允許出口數量的全部貯備食品和巧克力，為的是在拿到第一次麵包票和黃油票以前不致挨餓。行李要去保險——只要保價費高到還有能力支付，因為大多數行李車都會遭到搶劫，而丟了一隻鞋，丟了一件衣服，都是無法彌補的。只是我十年以後有一次到俄國去，我才作了類似的旅行準備。列車到了布克斯邊境火車站——一年多以前我曾懷着喜悅的心情乘車駛進這個車站——我站在那裡猶豫了片刻，問自己是否在這最後時刻，還是回頭好。我覺得這是決定我一生的關鍵時刻。但最後我還是決定去迎向困難和相當艱苦的生活。我重又登上列車。

 

　　當我一年前到達瑞士布克斯邊境火車站時，我曾經歷了那興奮激動的一分鐘。而現在，當我回國的途中，我同樣在奧地利的費爾德基爾希①邊境火車站經歷了難忘的一分鐘。我一下火車，就發覺邊境官員和警察身上那種明顯的不安。他們對我們並不特別注意，過境檢查十分草率，他們顯然是在等待更為重要的事。最後，鐘聲敲響，表示一趟從奧地利方向開來的列車就要進站，站上的警察都各就各位，全體工作人員急急忙忙從木板小屋裡出來，他們的妻子也都一齊擁向月台——顯然是事先打過招呼的；特別引起我注意的是，在等待的人群中有一個身穿黑衣服、帶著兩個女兒的老婦人，從她的儀態和服飾看，大概是個貴族。她顯得很激動，不時拿手帕擦眼睛。

 

　　①費爾德基爾希（Feldkirch ），奧地利西部一邊境小鎮，和瑞士隔望。

 

　　列車徐徐地、几乎可以說是莊嚴地駛來。這是一趟特別列車，不是那種被日曬雨淋而褪了色的破舊的普通車廂，而是寬敞豪華的黑色車廂，是一趟專車。機車停住了。可以感覺到，列隊等候的人群激動起來，我還始終不知道是為了什麼。驀地我在車廂的反光鏡裡認出高高站立着的卡爾皇帝——奧地利最後一位皇帝——和他的身穿黑色服裝的夫人齊塔皇后。我簡直驚獃了，奧地利的最後一位皇帝、統治了七百年之久的哈布斯堡皇朝的繼承人要離開自己的帝國了！儘管他拒絶正式退位，奧地利共和國仍然允許他在離別時享受所有的禮遇，或者說，是他強烈要求共和國這樣做的。此刻，這位身材高大、面容嚴肅的人站在窗戶旁，最後一次看一看自己國家的山巒、房屋和人群。這是一個歷史性的時刻，卻被我親身經歷到了——我是在帝國的傳統中長大的，我在學校裡唱的第一支歌是對皇帝的頌歌；後來我又在軍隊裡服役，曾面對著這個此刻身穿庶民服裝、流露着嚴肅和沉思目光的人發過誓言：“和領土、領水、領空共存亡”，現在我目睹此情此景，更是感慨萬千，我曾多次在盛大的節慶時見過奧地利的老皇帝，那種豪華的場面今天早已成為傳奇，我曾在申布龍皇宮裡見他從台階上走下來，周圍簇擁着自己的家族和身穿閃爍發亮的制服的將軍，接受八萬名維也納學童的效忠宣誓。學童們整齊地站立在綠色的大草坪上，用童音激動地合唱着海頓的《上帝養育歌》。我也曾在宮廷舞會上、在戲劇預演時見到過老皇帝，當時他穿的是金光閃閃的禮服，我還在伊施爾溫泉看到他戴着一頂綠色的施蒂里亞人帽子驅車打獵，我曾看見他排在聖體節的行列中，虔誠地低着頭，向斯特凡教堂走去——而在那霧茫茫的一個潮濕的冬天，我終於看到他的靈車。正當大戰進行期間，人們把那個年邁的老人安葬在卡普秦陵園。“皇帝”這個詞對我們來說曾是權力和財富的縮影，是奧地利永存的象徵，我們自幼就學會用無比的敬畏來說皇帝這兩個字。而現在我卻眼望着他的繼承人——奧地利的最後一位皇帝作為被驅逐者離開這個國家。哈布斯堡皇室的光榮帝國，代代相傳了數百年，在這一分鐘裡宣告壽終正寢了。我們周圍所有的人都在這淒涼的情景中回顧着歷史，世界的歷史。憲兵、警察和士兵們都顯得很尷尬，略感羞辱地在一旁觀看著，因為他們不知道是否還可以敬老式的軍禮，婦女們都不敢舉目正視，誰都不說話，所以當突然聽到一個傷心的老婦輕輕的嗚咽聲時，都情不自禁地一怔。那一去不復返的一秒鐘開始了，機車猛一沖，好象必須這樣使勁似的，列車緩緩地離去了。鐵路工作人員恭敬地目送着它，然後又回到各自的工作崗位，露出那種人們在送葬時所能看到的窘迫神情，延續了几乎千年的皇朝在這一瞬間才宣告真正結束。我知道，我要回去的，已是另一個奧地利，另一個世界。

 

　　那列車剛剛在遠方消失，就有人要我們從潔亮的瑞士車廂換到奧地利車廂。而要想事先知道這個國家發生了什麼，也只有踏上奧地利車廂才會清楚。給乘客指引座位的列車員們，走起路來都慢慢吞吞，他們面容憔悴，好象沒有吃飽，衣衫已一半襤褸；穿破的舊制服在下塌的肩膀周圍晃來晃去。玻璃窗邊用來拉上拉下的皮帶已被割掉，因為每一塊皮都是寶。盜賊的匕首或刺刀把座位破壞得不成樣子；整塊軟墊皮面不知被哪個恬不知恥的人野蠻地劫走了，他為了補自己的鞋子，只要見到有皮革，就隨手取來。同樣，車廂壁上的煙灰缸也都不翼而飛，為的是煙灰缸上有那麼一點點鎳和銅。深秋的風穿過破碎的車窗，從外面呼呼吹來，夾帶著劣質褐煤的煙霧的爐灰；現在的機車燒的都是褐煤，煙霧和爐灰把車廂的地板和四壁都燻黑了，不過，煙霧的臭氣至少也減輕了一點強烈的碘酒氣味，而那種碘酒氣味會使人回想起這些只剩下骨架的車廂在大戰期間曾運送過多少傷病員。不管怎麼說，列車居然還能向前運行，這也可謂是一種奇蹟。誠然，這是一種折磨人的奇蹟；每當沒有上油的車輪發出吱吱嘎嘎的聲音稍微有點不刺耳時，我們就擔心疲勞過度的機器要斷氣。以往一小時運行的路程，現在需要四五小時。黃昏一到，車廂裡就黑魆魆的一片。電燈泡有的被打碎，有的被偷走。要想尋找點什麼，就得點着火柴向前摸索。車廂裡的人之所以不覺得寒冷，是因為一開始就已六人一窩、八人一堆地相互擠着坐在一起。可是剛到前面第一個車站又擠上來許多人，人越擠越多，所有的人都因為等了數小時而疲憊不堪。車廂過道上擠得滿滿的。甚至連踏板上都蜷縮着人，而顧不得已象是初冬的夜裡天氣。此外，每個人還小心翼翼地緊抱著自己的行李和食品包。誰也不敢讓一件東西在黑暗之中離手，哪怕是僅僅一分鐘。我又從和平的環境乘車回到這個以為已經結束了的戰爭恐懼之中。

 

　　機車在快到因斯布魯克前突然喘息起來，儘管呼呼地鼓氣和鳴笛呼嘯，也都無法爬上一個小山坡。鐵路工作人員拿着冒煙的提燈緊張地跑來跑去。如果等一輛輔助機車氣喘吁吁地開來，需要一個小時。到薩爾茨堡又需要十七小時，而不是以往的七小時。在這車站附近沒有一個搬運夫；最後多虧幾個衣着破舊的士兵幫我把行李搬到一輛馬車上。可是那輛出租馬車的馬，是又老，又喂得極差，看上去，與其說是馬駕轅，毋寧說是馬靠着轅才站住的，我實在沒有勇氣把箱子裝到馬車上，讓那匹鬼怪似的牲口拖着走。於是我把箱于留在火車站行李房，儘管我非常擔心，怕再也見不到它們了。

 

　　戰爭期間我曾在薩爾茨堡買了一幢房子，因為我和早年的朋友由於對戰爭所持的相反態度而疏遠。這使我心裡渴望不再住在大城市和人多的地方，後來，我的工作也處處要利用這種隱居的生活方式。我覺得在奧地利的所有小城市中薩爾茨堡不僅景色優美，而且地理位置也最為理想。因為它地處奧地利的邊唾，乘兩個半小時火車即到慕尼黑，五小時火車倒維也納，十小時到蘇黎世或威尼斯，二十小時到巴黎，是通向歐洲的真正始發點。不過，它當時還沒有因為這裡舉辦各：種藝術節而成為“群芙苔萃”的名城（一到夏季，雅士淑女雲集於此），它當時還是一個古樸、沉睡和富於浪漫色彩鯽小鎮，座落在阿爾卑斯山末端的山麓，阿爾卑斯山的峻嶺和山崗到了這裡和德國平原自然相連。我居住的那座鬱鬱蔥蔥的小山崗，彷彿是阿爾卑斯山脈波浪而至的最後一個浪峰。汽車開不到那裡，只能沿著一條已有三百年之久的有一百多級台階的崎嶇山路爬上去，當你從山崗的露台上看到那座塔樓林立的城市的許多屋頂和山牆的迷人景色時，你攀登的辛苦也就得到了報償。山崗後面是氣勢雄偉的阿爾卑斯山脈的全景（當然，也能望見貝希特斯加登①附近的薩爾茨山，不久，當時毫無名氣的一個名叫阿道夫·希特拉的人就住在我的對面）。我的那幢住宅富有浪漫色彩，但不實用。它是十七世紀一個大主教的狩獵個別墅，倚着堅厚的城堡圍牆，到了十八世紀末，別墅左右兩邊又各擴建了一間房；別墅內有一幅精美的舊壁毯和一個繪有圖畫的九柱戲球。一八○七年，弗朗茨皇帝訪問薩爾茨堡時，曾在我們那幢別墅的長廊裡親手用這個球打倒了九柱戲的柱，別墅內還保持着幾張寫有各種基本權利的羊皮紙，它們是已往輝煌歷史的見證。

 

　　①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 ），德國巴伐利亞邊境城市，隔國境綫和薩爾次堡相望，一九二三年起希特拉常在此避暑。

 

　　那幢別墅——由於門面大而顯得華麗壯觀，但廳室卻不超過九間，因為它進深淺——是一座結構奇巧的古建築，後來，我們的賓客無不為之讚歎，但在當時，別墅悠久的歷史卻不是一件好事，我們發現我們那個家几乎不能安身。雨水滴滴嗒嗒漏入房內，每次降雪後，門廊裡全是積雪，而想好好修一下屋頂在當時是不可能的，罔為木匠沒有修房椽的木頭，自鐵匠沒有修天溝的鉛皮，最破的漏洞也只能用油氈勉強補一下，要是再下雪的話，也是無濟於事，除非自己爬上屋頂去把積雪掃掉。電話常常和人作對，因為電話綫不是銅製的，而是用錢絲代替；任何零星物品都要我們自己拖上山去，因為山上無人供應。然而，最令人頭痛的是寒冷，因為四周遠近都沒有煤賣。庭園裡的樹木還都太嫩，燒起來沒有火力，只是象蛇一樣地發出噝噝聲，不是在燃燒，而是在吐着泡沫，發出爆裂的聲響。我們不得不用泥煤來對付。它至少可以產生點熱，但有三個月的時間我几乎只能捂在被窩裡，用凍得發紫的手指寫我的文章。每寫完一頁，就得把手伸到被窩裡暖一暖。然而，即使是那種無法居住的房子也還得當作寶貝，因為在那災難之年，不僅食品和燃料普遍匾乏，房子也相當緊張。奧地利已經有四年不造房子，許多房屋已經倒塌，而當時大批無家可歸的退役士兵和戰俘又突然蜂擁而至，以致每間可用的房屋都得住一戶人家。管理委員會已經來過四次，我們也早已自願交出兩間房，不過我們的房子是又破又冷，當初曾使我們非常過不去，而現在卻起到了保護作用；因為沒有人願意爬上一百多級台階，到這裡來受凍。

 

　　那時候，每次下山進城，都要碰上一件令人心酸的事；我第一次目睹了十分嚴重的饑饉。麵包都已發黑並且成了碎屑，味道不正。喝的咖啡是用烤糊的大麥熬的湯；啤酒就象顏色發黃的水。巧克力就象染了顏色的沙粒。土豆全是凍壞了的；為了不致把肉味全部忘卻，大多數人自己飼養家兔。一今年輕小伙子為了星期天的萊餚會到我們園子裡來打獵松鼠；養得肥壯一點的狗或貓走離得稍遠一點就很少能回來。衣服料子實際上是加工過的紙，是代用品的代用品；男人們几乎都穿舊的衣服，甚至是俄國人的制服，是從倉庫或者哪個醫院弄來的，是好幾個死人穿過的；用舊麻袋做褲子也為數不少。街上的陳列商品好象都被洗劫一空。泥灰象瘡痂似地從頽圮的房屋上剝落下來，路上行人明顯營養不良，勉強支撐着去工作，看了使人傷心。在平原地區，食品供應略好一些；在道德風氣普遍下降的情況下，沒有一個農民想到按法定的“最高價格”出售自己的黃油、鷄蛋、牛奶。凡是能貯藏的食物，他都貯藏在自己的倉庫房裡，等待買主用好價錢上門來買。因此很快出現了一種新職業，即所謂“囤積居奇”。那些無業男子帶者一、兩個背囊，到農民那裡挨家挨戶收購，甚至乘火車到特別有利可圖的地方去進行非法套購食品，然後在城裡以四、五倍的價格兜售出去。農民開始很高興，他們用自己的鷄蛋和黃油換來了這麼多鈔票，就象流水似的淌進家門，並把鈔票在自己家裡“攢起來”，但當他們帶著塞得滿滿的皮夾到城裡購買商品時，他們憤怒地發現自己要買的長柄鐮刀、鐵鎚、鍋爐的價格在這期間已上漲了二十倍或五十倍，而他們為自己的食物只多要了五倍的價錢。從這時起，他們只準備把自己的食品換成工業品，並要求等價交換，以物易物；自從人類進入戰壕從而有幸重溫洞穴生活以後，現又擺脫了流通千年之久的貨幣，回覆到原始的物物交換。一種怪誕的買賣方式開始遍及全國。城裡人把農民可能缺少的東西拖去賣給他們，諸如中國的大瓷花瓶和地毯，劍和獵槍，照相機和書籍，燈具和各種裝飾品；因此，如果你走進一戶薩爾茨堡的農家，就會看到有一尊印度菩薩正在凝視着你，使你大吃一驚，或者發現一具豎放著法國皮面精裝書的洛珂珂式書櫃，新主人對這種書櫃感到格外的自傲，洋洋得意。“真正的精裝書！法國的！”他們鼓着雙腮，炫耀他說。要物不要錢，已成為口頭禪。有些人為了維持生計，不得不褪下自己的結婚指環和身上的皮帶。

 

　　最後，為了制止這種實際上只對擁有實物的人有利的黑布買賣，政府進行了干預。每一個省都設立了關卡，繳收那些鐵路上和騎自行車的“囤積居奇者”的貨物，然後分配給城市的食物供應機構。囤積居奇者用仿照美國西部的走私方式組織夜間運輸，或者賄賂那些自己家中有挨餓的孩子的檢查人員的辦法作為回答。有時候也會出現用左輪手槍和匕首進行真正搏斗的場面。那些小伙子經過在前線的四年訓練，已能熟練地使用刀和槍，在平地上逃跑時也會利用軍事上進行自身掩護的那一套。這種混亂的局面一周比一周嚴重，居民們也越來越驚恐不安。因為越來越覺得貨幣一天一天地貶值。鄰近的幾個國家已用自己的紙幣替換了奧匈帝國的紙幣，並把兌換老“克朗”的主要負擔，或多或少轉嫁給了可憐的奧地利。在居民中失去信用的第一個標誌是硬幣見不到了，因為一小塊銅或鎳對於光印幾個字的紙張來說總歸是“實物”。國家雖然開足馬力印鈔票，以便按照靡非斯特的辦法造出儘可能多的人造紙幣，但是仍然趕不上通貨膨脹的速度。於是，每座城市、每個小鎮，乃至每個村莊都開始為自己印刷紙幣，這種紙幣到了隔壁的村莊就會被拒絶接受，後來終於真正認，識到這樣的紙幣毫無價值，多半被乾脆扔掉了事。我覺得，如果一位國民經濟學家能把先在奧地利然後在德國的通貨膨脹的所有階段清清楚楚地描寫出來，情節之扣人心弦不難超過任何一部長篇小說，因為混亂的局面越來越新奇。不久，誰都不知道還有什麼東西是值錢的。物價任意飛漲；在一爿及時漲價的店舖裡，一盒火柴的價錢會高出另一爿店舖二十倍，只不過那爿店舖的主人老實、心腸不黑而仍按頭一天的價格出售貨物罷了；為了報答他的這種誠實、店舖在一小時之內貨物傾空，因為人們奔走相告，每個人都奔跑去購買那裡出售的貨物，也不管良己是否需要。即使一條金魚，或者一隻舊的望遠鏡，也總歸是“物”，人人都要物而不要鈔票。最荒唐的是房租收費比例與日俱增。政府為了保護租房人（他們是廣大群眾）的利益，不准提高租金，從而損害了出租人的利益。不久，在奧地利租一套公寓的中等套間，一年盼房租還不夠一頓午飯錢；所以實際上全奧地利有五年或十年時間差不多等於自住房（因為後來連解除租房契約都不准許）。由於這種混亂不堪的局面，社會風氣一周比一周荒唐和缺乏道德。出於愛國熱忱而把自己節儉了四十年的積蓄買了戰時公債的人頓時成了乞丐。借債人全都不再還債。遵守分配用糧的人都挨餓；只有那些大膽超支用糧的人才吃得飽。善於賄賂的人路路可通；搞投機倒把的人大發橫財。誰按批發價出售貨物誰就會被人竊取一空；經過仔細核算做買賣的人總是受騙上當。在通貨膨脹和貨幣貶值之中，再無規範價值而言。也不再存在什麼道德，唯有這樣一條準則：隨機應變、八面玲瓏、無所顧忌，跳上這匹疾馳的快馬而不是被它踩在蹄下。

 

　　此外，當奧地利人在價值發生驟變之中失去任何規範時，某些外國人也看到在我們這裡可以混水摸魚。因為通貨膨脹期間——這次通貨膨脹持續了三年，而且速度越來越快——國內唯一具有穩定價值的東西，就是外幣。由於奧地利的克朗拿在手裡就會象膠水那樣流失，所以人人都想要瑞士法朗，美元；於是相當一大批外國人便利用這種經濟形勢，吞噬奧地利克朗的疲軟軀體。奧地利“被發現了”，並且出現了“外國人蜂擁而至”的災難性季節。維也納所有的大飯店都住滿了那些吞食腐屍的禿鷲；他們什麼都購買，從牙刷一直到農莊。他們把私人收藏的和古玩店裡的古董收購一空，一直到古董的主人懊喪地發覺自己遭到的是一場搶和盜的浩劫。瑞士的旅館小看門人，荷蘭的女打字員都住進了環行大道幾家大飯店裡的貴族套間。這種事似乎難以令人相信，但我作為一個目擊者可以用下列這樣一件事實作證：薩爾茨堡那家著名的豪華賓館——歐洲飯店相當長的一段時期是全部租給英國失業者住的，他們因為有充足的英國失業救濟金，而在這裡過着比老家貧民窟更便宜的生活。世上沒有不透風的牆；諸如在奧地利生活費用和物品便宜之類的消息漸漸地不脛而走，於是，貪婪的新來客從瑞典和法國源源不斷而入，在維也納市區的街道上，講意大利語、法語、土耳其語和羅馬尼亞語的人比講德語的人還要多。甚至起初通貨膨脹速度慢得多的德國——當然，起初慢得多是為了後來比我們的通貨膨脹的速度還要快百萬倍——也利用自己的馬克來對付貶值的克朗。作為邊境城市的薩爾茨堡給我以最好的機會來觀察那些每天路過的搶劫隊伍。數以百計和數以千計的巴伐利亞人從相鄰的城市和村莊象潮水似的湧到這座城市。他們在這裡清人縫製套服，修理自己的汽車，採購藥品，找醫生看病，慕尼黑的大商號在奧地利寄發國際信件和拍發電報，為的是能從郵資的差價中占到便宜。後來，德國政府終於採取行動，設立邊境稽查站，以制止所有必需品不是在本地商店購買而是在價格便宜的薩爾茨堡購買。因為到最後，一馬克在薩爾茨堡頂七十奧地利克朗用。同時，海關對奧地利出產的每一件商品實行沒收。但是，有一種商品始終不受限制，那就是喝進肚子裡的啤酒。嗜好啤酒的巴伐利亞人每天拿着交易所行市表進行核算，看看是否能夠由於克朗的貶值而使自己在薩爾茨堡的酒館裡用同樣的價錢喝上比在家裡多四五立升甚至十立升的啤酒。再也想不出有比這更大的誘惑了。於是，就有成群結隊的人帶著妻兒從費賴拉辛和賴電哈爾越境過來，為的是能好好享受一下，灌滿一肚子啤酒。每天晚上，火車站成了酪酊大醉、狂呼亂叫、打着飽嗝兒、嘔吐不止的酒徒們的真正魔窟；有些喝得實在不能動彈的人只好被拖上平時用來運箱子的手推車，送進車廂，然後列車滿載着這群又吼又唱、發酒瘋的人返口他們自己的國家。當然，這些快活的巴伐利亞人沒有想到以後會有多麼可怕的報復在等待着他們。因為當克朗一旦穩定，而馬克以天文數字大幅度下跌時，奧地利人也是從同一個火車站乘卒過來，在這一邊猛喝便宜的啤酒，開始重演同樣的閙劇；只不過方向相反罷了。這種在雙方通貨膨脹之下發生的啤酒戰是值得我特別回憶的往事之一，因為它也許是從小的方面，形象而怪誕地把那幾年的整個瘋狂現象揭示得淋漓盡致。

 

　　奇怪的是，我今天怎麼也回憶不起來那幾年中我們在自己家裡是怎樣安排生活的。當時住在奧地利的每一個人單單維持一天的生活就要開銷幾萬和幾十萬克朗，後來在德國則要開銷數百萬克朗。我不記得人們怎麼弄到這麼多錢的。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我們確曾有過這麼多錢。我們已經習慣了，我們已適應那種混亂的局面。一個沒有經歷過那個時代的外國人從邏輯上推理一定會這樣想：一個鷄蛋在奧地利的價錢相當於過去一輛豪華的汽車，而後來在德國竟高達四十億馬克——几乎相當於以前大柏林市全部房屋的地皮價——在這樣的年代，人們一定以為，婦女們披頭散髮，發瘋似地在街上匆匆而過，店舖裡一片荒涼，因為什麼物品都買不到了。尤其是戲院和娛樂場所全都空空蕩蕩。然而，使你不姓驚奇的是，情況恰恰相反。人們要求生活連續性的意志遠遠勝過貨幣的不穩定性。在那金融一片混亂之中，日常生活都几乎不受干擾地在繼續。但就個人來說，變化都很大。富人們變窮了，因為他們存在銀行裡的錢在大量發行紙幣中流失了；而投機家們卻變富了。不過，飛輪始終是以自己的節奏在旋轉，毫不停頓，從不關心個別人的命運。麵包師烤他的麵包，鞋匠做他的皮靴，作家寫他的書，農民耕他的地，列車正常運行，報紙在每天早晨的慣常時刻送到門口，而且恰恰是那些娛樂場所、酒巴間和戲院總是座無虛席。因為正是這種意想不到的事——以往最穩定的貨幣現在天天貶值，從而使人們更看重生活——工作、愛情、友誼、藝術和自然——的真正價值。處于災難之中的整個民族生活得比以往更富有情趣、更充滿活力；小伙子和姑娘們上山遠足，回家時已曬得膚色黝黑；舞廳裡的音樂一直演奏到深夜；新的工廠和商店在四處興建；我自己都几乎不敢相信我在那幾年的生活和工作竟會比以往更朝氣蓬勃。我們以前認為重要的東西，現在變得更重要了；我們在奧地利從未有象在那混亂的幾年裡更熱愛藝術，因為由於金錢的背叛，我們覺得自己心中這種永恆的東西——藝術才真正可靠。

 

　　例如，我從未在那最艱難的日子裡忘記去看歌劇。去看歌劇的人要在半明半暗的街道上摸索着走，因為由於缺煤而不得不限制照明；看一次歌劇要用一大把鈔票才能買到一張頂層樓座的票。這筆錢在從前足夠訂一年的包廂。由於劇場內沒有暖氣，觀眾得穿著大衣看戲，並且靠和鄰座的觀眾緊擠在一起來取暖；從前，場內的男人穿的是制服，女士穿的是長裙，相映成輝，而現在，場內是一片灰色，單調、暗淡！誰也不知道上演的歌劇下星期是否能夠繼續演出，如果貨幣一直貶值下去而運來的煤僅僅只夠用一個星期的話，在那座象皇家劇院那樣富麗堂皇的豪華劇院裡，一切顯得倍加淒涼，樂隊的演奏員坐在樂譜架旁，身穿破舊的燕尾服也同樣顯得暗淡無光。他們面色憔悴。由於一切匱乏而已精疲力竭。在那座變得陰森森的副院裡，我們自己也象幽靈一樣。當指揮舉起指揮棒，帷幕徐徐拉開以後，演出從未有過那樣精彩。每一個歌唱演員，每一個樂師都竭盡全力，因為大家都覺得，也許在這座可愛的劇院裡，這是最後一次演出了。我們悉心傾聽，精神之集中，是前所未有的，因為我們也覺得，這或許是最後一次了。我們大家——千百萬人在那幾個星期、那幾個月、那幾年裡部這樣生活——在崩潰前的一段時間裡都使出了最後的力量。我從未在一個民族身上和我自己心中感覺過有象當時那樣強烈的生活意志，當時最重要的事就是：生存。繼續活下去。

 

　　不過，儘管如此，當我向某個人解釋被洗劫一空、嚴重貧困、多災多難的奧地利怎麼會生存下來時，我真不知該怎麼說好。當時，在它的右邊的巴伐利亞創立了共產主義的議會共和國，左邊的匈牙利在貝拉·庫恩的領導下已變成了布爾什維克；我至今仍然無法理解為什麼革命役有蔓延到奧地利來。當時確實不缺彈葯，街道上到處遊蕩着半饑餓狀態、衣衫襤褸的複員士兵，忿忿不滿地目睹着那些靠戰爭和通貨膨脹而起家的暴發戶所過的可恥奢侈生活，兵營裡已有一個“紅色衛兵”營準備起事，而且不存在任何對立的組織。當時只要有兩百名堅決的人就可以拿下維也納和整個奧地利。可是，根本沒有發生什麼嚴重事件。唯一的動亂只是一群不守紀律的人企圖閙事，但被四五十個武裝警察輕而易舉地乎定了。所以奇蹟變成了現實；這個能源被切斷、工廠、煤井和油田處于停頓狀態的國家，這個被搶劫一空、僅僅依靠雪崩般下跌和失去任何價值的貨幣維持着的國家終於保存下來了，堅持過來了——這或許正因為它自身虛弱的緣故吧，因為人民肚子餓得太厲害了，一點力氣也沒有了，不可能再去進行什麼鬥爭；不過，這也可能是由於它自身有着那種極為神秘的、典型的奧地利的力量，即天生的和善本性吧。因為最大的兩黨，社會民主黨和基督教社會黨儘管有着深刻的內部矛盾，卻在那最最困難的時刻共同組織了聯合政府。兩黨都作了妥協，以防止出現整個歐洲四分五裂的災難局面。於是局面開始慢慢地得到整頓和鞏固，並且發生了連我們自己都感到驚異的難以置信的事：這個被肢解了的國家繼續存在着，甚至以後希特拉來向這個在貧困中無比堅強的忠實民族徵募兵員時，它曾準備起來捍衛自己的獨立。

 

　　不過，這個國家終於沒有徹底顛覆，僅僅是從表面上和從政治意義上講，實際上，在戰後的最初幾年，一場巨大的革命正在內部發生。有一些東西隨着軍隊的失敗而被破壞了：即在我們自己青年時代曾一度被培養起來的對權威從不犯錯誤的誠惶誠恐的信念被破壞了。不過，難道德國人會繼續佩服他們自己那個發誓要戰鬥到“最後一息”、卻在夜霧之中逃出國的皇帝嗎？難道德國人會繼續佩服他們的軍隊首腦、政治家，或者那些只會將“戰爭”和“勝利”、“困苦”和“死亡”這些同役完沒了進行押韻的詩人們嗎？當現在硝煙在國土上消散、瘡痍滿目時，人們才覺得戰爭的可怕。在英勇精神的名義下所進行的四年殺戮，在合法徵用的名義下所進行的四年搶劫，這種道德觀念怎麼還會被看作是神聖的呢？國家把對公民應盡的一切義務視為棘手的問題而宣佈取消，那麼國民又怎麼會相信這個國家的許諾呢？而現在正是那些人，那些所謂有經驗的原班人馬于出了比戰爭這件蠢事還要愚蠢的事：他們簽訂的和約是糟糕透頂的。今天大家都知道——而當時只有我們少數人知道——當時的和平曾為歷史提供了實現正義的一種的可能性，即使不是最大的可能性。威爾遜認識到了這種可能性。他以十分豐富的想象力，為世界各國實現真正的、持久的和解提出了一項計劃。可是，原來的那些將軍和國家領導人以及原來的利益把那項偉大的計劃付之東流了，把它撕成了毫無價值的碎紙片。曾經向千百萬人許下的偉大而又神聖的諾言：這次戰爭將是最後一次——只不過是為了從那些半絶望、半衰竭和喪失信心的士兵身上喚起最後的力量；這一諾言已經為了軍火商的利益和政客們的戰爭狂而不屑一顧地被徹底拋棄，他們表面上承諾了威爾遜的明智、人道的要求，但在幕後仍然重演着秘密談判和簽訂密約的故伎，並且獲得了成功。世界上的明眼人都發覺自己受騙了。犧牲了自己孩子的母親們受騙了，回到家鄉成了乞丐的士兵們受騙了，所有那些出於愛國熱忱認購戰爭公債的人受騙了，每一個相信國家許諾的人受騙了，我們所有那些夢想出現一個新的、更美好的世界的人都受騙了；我們終於知道，那場舊的戰爭賭博已由那些原來的賭徒或者新的賭徒重新開始；而我們的生存、幸福、時間和財產都成了那場賭博中的賭注。如果整個年輕一代的人是懷着怨恨和鄙視眼看著他們自己的先是戰敗爾後得到和平的父輩，這又有什麼可奇怪的呢？難道不是他們把一切都搞糟了？難道不是他們什麼都沒有預見到？難道不是做們把一切都估計錯了？如果新的一代因此而失去了任何尊嚴，他們怨恨和鄙視自己的父輩，不是很容易理解麼？整個新的一代青年都不再相信父母、政治家和教師了；他們對國家的每一項法令、每一次公告都投以懷疑的目光。

 

　　戰後的一代無情地拋棄了迄今為止的一切觀念，不受任何傳統的束縛，決心把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告別舊的過去，生氣勃勃地走向未來。隨着這年輕的一代，一個嶄新的世界，一種完全不同的秩序在生活的各個領域內開始了。不言而喻，開始的時候都不免過分。凡是和這年輕一代不同齡的人或事統統都在破除之列。十一二歲的孩子不象從前那樣跟着父母外出旅行，而是以兩性為基礎組織在一起，作為“候鳥協會的成員”①集體漫遊全國，直至意大利和北海。學校裡倣傚俄國的榜樣成立了監督教師的學生會。“教學計劃”被徹底推翻，因為孩子們只應該並只願意學他們喜歡的內容。純粹出於對造反的興趣，對任何有效的形式都要造反，甚至違背自然的意志，造男女永遠有別的反。姑娘們剪去長髮，風行有劉海的“小男孩髮型”，簡直無法把她們和小男孩辨別；青年男子為了顯出女性的嬌媚始終把鬍子剃得精光，男子之間的同性戀和女子之間的同性戀，不是出於內在的慾望，而是作為一種對自古以來合法的、正常的戀愛形式的反叛而盛行。生活的每種表現形式都竭力給自己染上激進和革命的色彩。藝術當然也是如此。新的繪畫宣告林布蘭特、賀爾拜因和委拉斯開茲所創作的一切都已過時，而開始光怪陸離的立體派和超現實主義的嘗試。音樂中的旋律，肖像中的相象性，語言中的可領會性，所有這些不言自明的基本概念處處遭到唾棄。德語中的冠詞“der ，die ，das ”不用了，句子的結構顛倒過來，採用“直截了當”和“簡明扼要”的電報式風格進行寫作，再加上色彩很濃的感嘆詞。除此以外，各種沒有積極意義的文學，即缺乏政治理論的文學統統被扔進了垃圾堆。音樂固執地在尋找一種新的調性和分離節拍。在建築藝術中，蓋房的程序改成了從裡向外。在舞蹈方面，華爾茲不見了，只有古巴人和黑人的形象。時裝款式在竭力強調裸露的原則下愈來愈荒唐。劇院裡，演員穿著燕尾服演《哈姆雷特》，企圖創造標新立異的戲劇效果。在各個領域開始了一個大膽試驗的時代，期望一蹴而就，超過以往一切既成事實、變化和成就。一個人越是年輕，越是學得少，顯然和各種傳統越是沒有聯繫，因而也就越受歡迎——青年一代終於成功地對我們父輩們的世界進行了大報復。但是我覺得，在那種的瘋狂的兒戲般的變化之中，可悲而又可笑的事莫過于許多老一輩知識分子的驚慌失措，他們害怕自己被人超過而變得“無足輕重”，所以他們也絶望地趕緊裝出一副敢打敢沖的假面孔，想邁着笨拙的步履，一瘸一拐地跟在後面，走人最明顯不過的歧途。老實、惇厚、鬍鬚灰自的大學教授在他們如今已賣個出去的舊的“靜物寫生”上畫上象徵性的各種立方體和六面體，因為年輕的校長們（現在到處物色年輕人，能物色到最年輕的人更好）把所有其他的繪畫都視為太“古典主義”而從畫廊裡清除出去，送入倉庫。用完整、清楚的德語寫了幾十年的作家也跟着把句于寫得支離破碎，以“積極精神”違反語法。大腹便便的普魯士樞密顧問在講台上講授卡爾·馬克思。上了年紀的宮廷舞女裸出四分之三的肉體，“僵碑”似地扭動着，跳貝多芬的《熱情奏鳴曲》和勛柏格的《昇華之夜》。老年人驚惶失措地到處追隨最時髦的風尚。使自己變得“年輕”，迅速創造出更激進和前所未有的流派，最好能隔夜翻新，這一切頓時成了唯一的虛榮心。

 

　　①候鳥協會是一九○一年由卡爾·菲舍爾創立的德國青年徒步旅行獎勵會，組織一直髮展到奧地利。

 

　　這是一個多麼狂熱、無政府主義大肆氾濫和難以置信的時代呵！因為在那幾年裡隨着貨幣的貶值，奧地利和德國的其它一切價值觀念也都在下降。那是心醉神迷和大昏地暗的時代，是焦躁和盲從的一次混合。一切奇談怪論和不可捉摸的東西，如通神學，神秘學，招魂學，夢遊症，人智學，手相術，筆相學①，印度的瑜珈和巴拉塞爾士的神秘主義都在當時經歷了自己的黃金時代。一切比迄今所知的任何一種麻醉品——嗎啡、可卡因、海洛因——更富有刺激性的東西部在當時找到了令人瞠目的市場。戲劇作品中充斥亂倫和弒父的題材。在政治方面，唯一合胃口的是共產主義或法西斯主義這兩個極端的題目。任何正常和恰如其分的事全部遭到譴責。但是，我卻不願在自己的一生中，在藝術的發展過程中，錯過那個混亂的時代，“就象每次思想革命興起之時總是不顧一切向前猛衝那樣，那混亂的時代蕩滌了舊傳統的污濁空氣，消除了多年的緊張氣氛。不管怎麼說，時代的大膽實驗畢竟起到了寶貴的推動作用。雖然偏激和過分的做法使我們詫異，但我們覺得沒有理由去責備和鄙視地否定那個時代，因為從根本上講，那年輕的一代企圖彌補我們這一代人由於謹小慎微和袖手旁觀所貽誤的一切——縱然做得過于急躁、過于激烈，他們內心深處的直覺是正確的，他們覺得戰後的時代必須不同於戰前的時代，而且必須是一個新時代，一個更美好的世界——這難道不正是我們年長一些的人在戰前和戰時所盼望的麼？只不過我們這些年長的人在戰後再次表現出自己的無能，未能及時成立一個國際組織，反對世界上新的危險的政治伎倆。雖然還在和談期間，以自己的長篇小說《火線》而贏得世界聲譽的昂利·巴比塞就曾試圖本着和解精神把歐洲所有的知識分子團結起來。那個團體將自稱”清醒社“②——意為頭腦清醒的人們。它要把所有國家的作家和藝術家團結起來，誓為反對今後任何煽動各民族之間的仇恨而鬥爭。巴比塞曾委託我和雷內·席克勒共同領導德語作家小組，這是任務中較艱巨的一部分，因為在德國還充滿着對凡爾賽和約的憤怒情緒。只要萊因蘭、薩爾和美因茲橋頭堡仍舊由外國軍隊佔領着，要想使有聲望的德國人具備超民族主義的思想，希望甚微。不過，如果巴比塞沒有在困難時丟下我們不管，那麼建立這樣一個組織還是有可能的，因為後來高爾斯華綏以筆會的形式實現了這樣一個組織。巴比塞在俄國之行中廣大群眾向他個人表現的熱情，使他堅信資產階級的國家和民主不可能導致各族人民建立真正的兄弟般的關係，唯有共產主義才有可能設想建立全世界人民之間的兄弟關係。所以他想悄悄地把“清醒社”變成階級鬥爭的一種工具。可是我們拒絶接受這種必然會削弱我們隊伍的激進化的做法。於是這項本身有意義的計劃也就提前告吹。我們在為爭取思想自由的鬥爭中，往往由於過于熱愛自身的自由和獨立，而不斷遭到失敗。

 

　　①筆相學，憑筆跡測人性格。

 

　　②昂利·巴比塞于一九一九年發起組織一個進步文學藝術家的反帝國際團體，取名“Clarte”，曾有人譯為“光明社”，據斯·茨威格的釋義，似應譯為“清醒社”。

 

　　所以只留下一件事可做：過隱居的生活，安安靜靜搞自己的創作。在表現主義者和放縱主義者——假如我可以這麼說的話——看來，我這個三十六歲的人是已經屬於業已死去的舊一代作家，因為我不會象猴似地投他們所好。我的早期作品連我自己都不再喜歡，在我“唯美主義”時期寫的書我一本都不讓再版。也就是說，我要重新開始，我還要等待，直至各種“主義”的激蕩浪潮退卻。我覺得，我的不尚虛榮有利於我的澹泊寧靜的心境。正因為此，我開始寫一套忙了多年的關於“世界的建築大師”的叢書。我抱著完全冷靜、不積極的態度寫了象《馬來亞狂人》和《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這樣一些中篇小說。現在，在我周圍的土地上，我周圍的世界開始漸漸恢復正常，所以我也不能再猶豫；一個我可以超脫的時期已經過去。我先前開始的一切都是權宜之計。而現在我已經到了人生的中途。純粹許諾的年齡已經過去；現在該是實現承諾和考驗自己的時候了，或者是徹底放棄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