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四年戰爭爆發的最初時刻
一九一四年的夏天，即使不給歐洲的大地帶來災難，我們也是難以忘懷的。因為我還很少經歷過那樣的夏天，它是那樣的美麗、那樣的花木茂繁。我今天几乎可以說，那是最典型的夏天。一連數日，天氣晴朗，湛藍的天空，空氣濕潤而又不使人感到悶熱；草地上暖融融的，百花吐芳，鬱鬱蔥蔥的樹林是一片新綠。當我今天一說起夏天這個詞，我一定會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一年我在維也納附近的巴登①度過的七月天。那是一座富有浪漫氣息的小鎮，貝多芬就非常歡喜把它選為自己的避暑之地。我之所以避居到那裡去，是為了在七月集中精力完成那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稿子，然後到我尊敬的朋友維爾哈倫在比利時的那幢小小的鄉間別墅去度過夏天的其餘時間。在巴登，不必離開那座小鎮就可以欣賞自然景色。講究實用的低矮屋舍仍然保存着貝多芬時代的簡樸和優雅的風格，零零落落地建立在小山坡上，掩映在一片美麗的樹林之中。到處都是露天的咖啡館和餐廳。人人都可以隨意和那些來休養的愉快的客人為伍，他們有的在公園裡舉行慶祝遊行；有的在小徑尋幽。
①巴登（Baden ），奧地利東部城鎮，位於維也納西南二十三公里，居民兩萬餘人。
六月二十九日一直是信奉天主教的國家奧地利為紀念“彼得和保羅”①而舉行慶祝的日子。就在這前一天的晚上，許多遊客已經從維也納來到這裡。人們穿著淺色的夏天服裝。在公園的音樂會前比肩繼踵，愉快而又無憂無慮。那一天，氣候宜人，一大片慄樹的上空，沒有雲朵，那真是喜氣洋洋的日子。大人、孩子，馬上就要放假了，夏季的第一個節日彷彿已經預示了整個夏天將無比美好；舉目望去，一片深綠、處處洋溢着歡快的氣氛，使人忘卻了日常生活中的一切憂愁。我當時坐在遠離公園人群擁擠的地方，讀着一本書。我今天還記得，那是一本梅列日科夫斯基②著的《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我讀得非常專心。不過，我還同時聽得見樹林間的風聲、小鳥的啁啾和從公園那邊飄過來的音樂聲。我一直聽著那音樂的旋律，而沒有覺得被打擾，因為我們的耳朵適應能力非常強；無論是持續不斷的雜訊、還是喧囂的街道，潺潺的小河，幾分鐘之後就會使我們的知覺完全適應。恰恰相反，只有一種節奏中的冷不防的停頓倒會使我們悉心注意。
所以當演奏中的音樂戛然中止時，我不由得停住了閲讀。我不知道樂隊演奏的是哪部音樂作品。我只覺得音樂突然停止了。我下意識地抬起眼睛，目光離開了書本。在樹林中間散步的那一批穿著淺色衣服的人看來也有了變化。他們也突然停止了走動，一定發生了什麼事。我站起身來，看見樂師們正在離開樂池。這也是一件奇怪的事，因為公園音樂會平常要進行一個小時或者更長的時間。這種突如其來的中斷必然有某種緣故，我繼續向前走去，發現激動的人群在樂池前東一堆、西一堆，正在紛紛議論一條顯然令人瞠目的消息。幾分鐘之後，我打聽到，原來是傳來一份急電，說弗朗茨·費迪南皇儲陛下和他的夫人在前往波斯尼亞檢閲演習時，成為政治謀殺的犧牲品而喪命。
①彼得和保羅，是耶穌十二使徒中的兩人，後被羅馬皇帝尼祿在迫害基督教徒時殺害。
② E·梅列日科夫斯基（一八六六——一九四一），俄國作家，出生宮廷官吏家庭，是俄國象徵主義詩歌首倡者之一，代表作有論著《列·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和創作》、長篇小說《亞歷山大一世》等。一九二○年流亡國外，所寫詩文激烈反蘇。最後死於巴黎。
圍繞着這一刺殺事件，人愈聚愈多，把這一意外的消息一個傳一個，但是說實在話：從那些人的臉上看不出特別的震驚或憤慨。因為皇儲根本不受人愛戴。我今天還記得，在我很小的時候，當有一天發現皇太子魯道爾夫——皇帝唯一的兒子在馬耶爾林被人槍殺時，全城的人悲慟萬分，大批的人湧向街頭，想看一看靈樞，充分表現了震驚和對皇帝的同情，因為人們把他的兒子和繼承人看作是哈布斯堡皇朝中一位進步和對人極富同情的皇太子，對他寄予極大的期望；但他卻在盛年之際離去了。而費朗茨·費迪南正相反，他恰恰缺少那種在奧地利認為無比重要的“和民眾打成一片”的品性，即本人討人喜歡，富有魅力，善於各種形式的交際。我曾經常在劇場裡觀察他，他坐在自己的包廂裡，顯得神氣活現，威風凜凜，一雙冷冰冰的發獃的眼睛，從來不友好地看一眼觀眾或者用真心實意的鼓掌勉勵藝術家們。從來沒有人看見他有過笑容，他的照片，沒有一張姿勢是輕鬆隨便的。他不懂音樂，缺乏幽默感，他的妻子也同樣是一副陰沉沉的面孔。在這兩個人的周圍，氣氛是冷冰冰的。大家都知道他們沒有朋友，也知道老皇帝從心眼裡討厭弗朗茨·費迪南，因為他的皇位繼承人急不可待地想得到統治權，而且還不懂得把自己的急不可待機智地隱藏起來。我几乎有一種神秘的預感：這位脖子象叭兒狗項頸，一樣粗壯、兩眼陰冷、發直的先生總有一天要帶來什麼不幸。而且這也不完全是我個人的預感，而是流傳全國的預感。因此，關於他被刺的消息並沒有引起深深的同情。兩小時以後，再也看不到真正悲哀的表示。人們又在那裡談天、歡笑，到了深夜，餐館裡重又演奏起音樂。在奧地利，有許多人在那一天暗暗地舒了一口氣，覺得老皇帝的這位繼承人的喪命對那位可愛得多的年輕的卡爾皇子十分有利。
毫無疑問，第二天各家報紙都登出了詳盡的訃告，並對刺殺事件表示了恰如其分的憤慨。但是完全沒有暗示要利用這一事件對維爾塞亞採取政治行動。對皇室來說，費迪南一死，首先引起的完全是另一種麻煩，那就是關於喪葬的禮儀問題。根據皇儲的身分，尤其是考慮到他是為帝國因公殉職的，按理說，他完全可以在維也納的方濟各會教堂墓地①——即哈布斯堡皇室的傳說陵園占一席位，可是弗朗茨·費迪南生前曾為娶他那位出身伯爵門第的肖台克，而和皇室作過長期的激烈的鬥爭。肖台克雖然出身大貴族，但根據哈布斯堡皇族四百年的秘密家法，她和費迪南不是門當戶對的，她的孩子是沒有繼承權的；在隆重的禮遇方面，其他皇子的夫人們強烈要求比這位皇儲夫人優先。宮廷的傲慢即便對一個死去的女人也絶不讓步。怎麼辦？——讓出身伯爵門第的肖台克安葬在哈布斯堡皇族的陵園？不，絶不允許這樣辦！於是，開始幕後大肆活動，皇子的夫人們川流不息地到老皇帝那裡去。當局一方面要求老百姓在正式場合表示深切的哀悼，可是另一方面又在皇宮裡玩弄一場充滿故意的權術。象通常一樣，死人總是沒有理的。負責典禮的官員們發明了一種說法：埋葬在阿爾茨台騰——奧地利外省的一個小地方，是死者自己生前的願望。找到了這樣一個假造的、尊重死者的藉口，公開向遺體告別、出殯，以及其他一切與此有關的爭執也就輕易地一筆勾銷。兩位死者的棺材被悄悄地送到了阿爾茨台騰，並排埋葬在那裡。一直好看熱閙的維也納人失去了一次大好機會，他們也已開始忘卻這一悲劇事件。再說，在奧地利的人，通過伊麗莎白皇后②和魯道爾夫皇太子的慘遭暗殺以及皇室各種成員不體面地出逃，早已習慣了這樣的想法：那位老皇帝在他的多災多難的家族歷經磨難之後，仍將寂寞而又堅強地活下去。再過幾個星期，費朗茨·費迪南的名字和形象將會從歷史上永遠消逝。
①一六二二年開始在維也納興建的方濟各會教堂墓地歷來為哈布斯堡皇室的傳統陵寢。
②伊麗莎白（Elisabeth ，一八三七——一八九八），奧地利皇后和匈牙科女王。一八五四年和奧地利皇帝弗朗茨·約瑟夫一世結婚，一八九八年在日內瓦被一名意大利無政府主義者暗殺。
可是，過了大約一周以後，報紙上又突然開始爭論起來；而且各報紙的調門愈來愈高，時間又完全一致，這就使人覺得絶非偶然。塞爾維亞政府受到指責，說它默許了刺殺事件。文章的一半是暗示奧地利對本國——據說十分受人愛戴——的皇儲被刺絶不會罷休。人們不能擺脫這樣的印象：正在準備某項國際法律行動。但是誰也沒有想到戰爭。無論是銀行、商店、還是私人，都依然如故。這種和塞爾維亞無休止的爭吵跟我們有什麼關係？——我們大家所知道的塞爾維亞，不就是因為它出口生豬而簽定了若干貿易協定嗎？我已整理好箱子，準備到比利時去看維爾哈倫，我的稿子正寫得順手；躺在石棺裡的死了的皇太子跟我的生活有什麼相干？夏天從來沒有這樣美過，而且看來還會越來越美。我們大家都無憂無慮地看望着世界。我今天還清楚記得，我在巴登的最後一天和一位朋友走過葡萄園時的情景。一位種葡萄的老農對我們說：“象今年這樣的好夏天，我們已經好長時間沒有過了。如果天氣一直這樣好下去，那麼我們今年的葡萄收成將會比任何時候都好。人們將來還會想到今年的夏天！“
不過，這位穿著藍色酒窖工作服的老頭自己不知道，他說了一句千真萬確的活。
在我每年到維爾哈倫的鄉間小別墅作客以前，我要先在奧斯坦德①附近的海濱小浴場勒科（Le Coq）度過兩個星期；當時在勒科也同樣是一片無憂無慮的氣氛，度假的人有的躺在沙灘的帳篷裡，有的在海水裡游泳；孩子們在放風箏；年輕人在咖啡館前的堤壩上跳舞。來自各國的人和平相處在一起。尤其可以聽到許多講德語的人，因為鄰近的德國萊茵蘭年年最喜歡把自己度暑假的遊客送到這比利時的沙灘上來。唯一的打擾是大聲叫喊的報童，他們喊着巴黎報紙上的嚇人標題：“奧地利向俄國挑釁”、“德國準備戰爭總動員”，以兜售報紙。我看見那些買報紙的人的臉色都是陰沉沉的，不過，那也總是幾分鐘的工夫，再說，我們多年來早已瞭解那些外交衝突，它們總是在變得嚴重的最後時刻被順利解決。為什麼這一次不會這樣呢？我看見那些買報的人半小時以後重又高高興興地劈劈啪啪踩着海水；我看見風箏在冉冉升起，海鷗在撲翅飛翔。和煦的陽光普照着那片和平的土地。
①奧斯坦德，比利時西北部城市。
可是，不好的消息越來越多，而且越來越帶有危險性。先是奧地利向塞爾維亞發出最後通牒，接着是塞爾維亞支吾搪塞的答覆，君主之間的電報往來，最後是几乎不再隱蔽的戰爭動員。我也不再整天獃在那塊偏僻、閉塞的小地方了。我每天乘電車到奧斯坦德去，以便消息靈通一些；而消息卻越來越壞。海濱依然有人遊泳，旅館裡依然客滿，堤壩上依然有許多來消暑的客人在散步、歡笑、聊天。不過，在這樣的生活中，第一次加進了新內容，人們突然看到比利時士兵的出現，而平時他們是從不到海灘上來的。安放在小車上的機槍由狗拉著走過——這是比利時軍隊的奇特之處。
當時，我和幾個比利時朋友——一位年輕的畫家和作家費爾南·克羅默林克①坐在一家咖啡館裡。下午，我們是和詹姆斯·恩索爾②一起度過的。詹姆斯·思索爾是比利時最偉大的現代畫家，一個非常古怪、離群素居、性格內向的人。飽曾為軍樂隊作過一些簡單的、不象樣的波爾卡舞曲和華爾茲舞曲，可是他為這些作品感到的自豪之情，卻遠遠超過對自己創作的油畫。他的畫富於幻想，色彩斑斕。那天他給我們看了他的作品，這本來是他很不樂意的事，因為他心中有一個怪誕的想法：希望有人願意從他那裡買走一張畫。他的美夢是：把畫高價售出，但同時又可以把一切保留在自己身邊——朋友們笑着這樣講給我聽——因為他既貪圖錢，又捨不得自己的每一件作品。每當他脫手一張畫，他總有好幾天神志恍惚。這位富有天才的阿巴貢有各種稀奇古怪的念頭，使我們覺得很開心，正當這樣一隊用狗拖着機槍的士兵從我們面前走過時，我們中間有一位站起身來，去撫摸那條狗。這使那個跟着的軍官非常生氣。他擔心對一件作戰用的傢伙表示如此的親熱很可能有損于軍隊的尊嚴。我們中間的一個嘀咕說：“部隊這樣頻繁的調動，幹嗎用？”可是另一個卻激動地回答說：“是得採取預防措施。也就是說，一旦發生戰爭，德國人要從我們這裡突破。”——“不可能！即便發生了什麼事，法國和德國互相打得只剩下最後一個人，你們比利時人也可以安安穩穩地坐著！”我非常自信地說，因為在從前那個世界裡，大家還相信條約的神聖。然而我們那位悲觀主義者卻不讓步。他說，比利時採取這樣一些措施，必然有道理，早在幾年前我們就風聞德國總參謀部有一項秘密計劃：一旦進攻法國，就從比利時突破，儘管簽訂有各種條約。不過，我也同樣不讓步。在我看來，一方面讓成千上萬的德國人到這裡來悠閒、愉快地享受這個中立小國的慇勤好客，一方面又在邊境結集軍隊準備進攻，這是完全荒謬的。我說：“無稽之談！如果德國人把軍隊開進比利時，你們就把我吊死在那根夜燈桿子上。”我今天還得感謝我的朋友們，他們後來沒有把我這句話當真。
①費爾南·克羅默休克（FernandCrommelync ，一八八六——一九七○），用法語寫作的比利時劇作家。
②詹姆斯·思索爾（JamesEnsor，一八六○——一九四九），比利時畫家和蝕刻版畫家。
但是，形勢危急的七月最後幾天接着來到了。每小時都傳來一個互相矛盾的消息，威廉皇帝給沙皇的電報，沙皇給威廉皇帝的電報，奧地利向塞爾維亞宣戰，饒勒斯被暗殺。大家都感到形勢越來越嚴重。一股不安的冷風突然吹到海灘，把海灘上的人一掃而光。數以千計的人離開旅館，向火車站奔去。縱然是最不容易受矇蔽的人現在也開始急急忙忙收拾箱子。連我自己也在剛一聽到奧地利向塞爾維亞宣戰的消息以後，就趕緊訂了一張火車票，而且也正及時。因為那次奧斯坦德快車已是從比利時開往德國的最後一趟列車了。我們站在車廂的過道里，焦慮不安。每個人都在和另一個人說話。沒有一個人能安安靜靜坐在座位上或者看書。每到一站，就有人急急衝沖走下車廂，去打聽新的消息，內心卻暗暗抱著希望：能有一隻堅強的手把這脫繮的命運重新拽回來。大家還是不相信這已經是戰爭，更沒有想到會向比利時進攻。人們之所以沒有想到這一點，是因為不願相信這種瘋子開的玩笑。列車離國境綫越來越近。我們通過了比利時的邊境車站韋爾維耶。德國的列車員登上車廂。十分鐘以後，我們就在德國境內了。
但是，列車在駛向德國第一個邊境站赫爾倍施塔爾的半途中，突然停在野外。我們擠在車廂的中間過道向窗外望去。發生了什麼事？我看到一列貨車在黑暗中朝我們這個方向對開過來，敞篷的車廂用粗帆布蒙蓋着。我隱隱約約看出其中有令人不安的大炮的形狀。我的心怔住了。這一定是德國軍隊在向前方開拔。但也說不一定這僅僅是一種防護措施，僅僅磊用戰爭動員來進行威脅，而不是戰爭動員本身，我這樣安慰自己。人總是這樣，在危急時刻抱一綫希望的意志力量是非常巨大的。終於傳來了“通行”的信號，我們的列車繼續向前駛去，進入赫爾倍施塔爾車站。我一步跳下車廂的踏板，打算去買一份報紙，看一看消息。當我準備走進候車室時，一個神色嚴厲的白鬍子車站職員守衛在緊閉的門前，說誰也不許走進車站的大廳。不過，我已經聽到門後面有軍刀輕輕的叮噹聲和槍托放在地上的篤篤聲。門上的玻璃被小心謹慎地擋上了布。毫無疑問，那件可怕的事：踐踏國際法的一切原則、德國進攻比利時的軍事行動——已在進行，讓人不寒而慄。我重新登上車廂，列車繼續向奧地利駛去。現在是再也不容懷疑了：我正在向戰爭駛去。
第二天早晨就到了奧地利！每個車站上都張貼著宣佈故爭總動員的告示。列車上擠滿了剛剛入伍的新兵，旗幟飄揚，音樂聲震耳欲聾。在維也納，我發現全城的人都頭腦發昏，對戰爭的最初驚恐突然變成了滿腔熱情。其實，誰也不願要戰爭，各國人民不要，政府不要；這次戰爭原來是外交家們用來虛張聲勢和作為訛詐手段的，但卻違背他們自己的意圖，從笨拙的手中弄假成真。維也納大街上走着各種隊伍，突然之間，到處是旗幟、綵帶、音樂。年輕的新兵喜氣洋洋地在行軍，臉上非常得意，因為人們在向他們這些日常生活中的小人物歡呼，而他們平時是沒有人尊敬和慶賀的。
說實在話，我今天不得不承認，在群眾最初爆發出來的情緒中確有一些崇高的、吸引人的地方，甚至有使人難以擺脫的誘人之處。儘管我非常憎惡戰爭，但我今天仍然不願在我一生的回憶中省略掉那次戰爭的最初幾天。成千上萬的人儘管在戰前的和平時期相處得比較好，但是從來沒有象戰爭剛開始時的那種感情：覺得他們屬於一個整體。一座兩百萬人口的城市，一個几乎有五千萬人口的國家，在那個時刻覺得自己就是世界的歷史，覺得他們共同經歷着一個一去不復返的時刻，而且覺得每個人都得到召喚，要把渺小的“我”融化到那火熱的群眾中去，以便在其中克服各種私心。地位、語言、階級、宗教信仰的一切差別都被那短暫的團結一致的狂熱感情所淹沒。不相識的人在大街上互相攀談；多年來互相迴避的人在握手；人們到處看到精神煥發的面容，每個人都經歷着一個提高“自我”的過程；他不再是一個早先孤立的人，而是群眾的一分子，他是人民，是人民中的一員；人民中平時不受尊敬的人得到了重視。一個郵局的小職員平時就是從早到晚分揀信件，從星期一分揀到星期六，從不間斷。還有抄寫員、鞋匠，他們突然之間在自己的生活中有了另一種富有浪漫色彩的機遇：他將來有可能成為英雄。而且婦女們已經在向每一個穿軍裝的人表示慶賀；那些留下來的人已事先懷着崇敬的心情用這個富有浪漫色彩的名稱——“英雄”和他們打招呼。他們承認有一種尚不知悉的力量把他們從日常生活中推舉出來。縱然是母親們的悲傷、女人們的害怕，在熱情洋溢的最初時刻也羞於把這種最自然的感情流露出來。不過，說不一定在那種飄飄然的感覺之中還有一種更深、更神秘的力量在起作用。那股向人類襲來的驚濤駭浪是那樣猛烈、那樣突然，以致把人這種動物身上暗藏的無意識的原始慾望和本能翻騰到表面上來，那就是弗洛伊德深刻看到的、被他稱之為“對文化的厭惡”，即要求衝破這個有法律、有條文的正常世界，要求放縱最古老的嗜血本能。也許這種暗中的力量也參與到飄飄然的感覺之中。熱烈的陶醉混雜着各種東西：犧牲精神和酒精，冒險的樂趣和純粹的信仰，投筆從戎和愛國主義言詞的古老魅力。
那種可怕的、几乎難以用言詞形容的、使千百萬人忘乎所以的情緒，霎時間為我們那個時代的最大犯罪行為起了推波助瀾，如虎添翼的作用。
只見到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今天一代人或詩會問自己：我們怎麼沒有經歷過那種事？為什麼一九三九年的群眾不再象一九一四年的群眾那樣熱情奔放？為什麼一九三九年的群眾僅僅是嚴肅地、堅決地、默默地、聽天由命地服從召喚？我們當今面臨的這場戰爭是一場有關思想意識的戰爭，並不僅僅為了邊界和殖民地，難道這樣一次戰爭不如上一次戰爭？難道這一次戰爭不比上一次戰爭更神聖、更高尚？
答案是簡單的：因為我們一九三九年的世界不再象一九一四年的世界那樣具備那麼多讓天真、老實的人信賴的東西。當時的老百姓還從不疑慮地信任自己的權威人物。在奧地利，沒有一個人敢想，最最尊敬的一國之父——弗朗茨·約瑟夫皇帝在他八十四歲的時候，沒有特別的必要，會號召人民起來鬥爭；沒有人敢想，如果沒有凶殘、狡猾、罪惡的敵人威脅着帝國的和平，他會要求人民作流血犧牲。再說，德國人也都事先在報紙上看到過自己的皇帝致沙皇的電報，在那些電報中，他一再聲稱要為和平而鬥爭。當時每一個普通人還都非常尊敬“最高級人物”、大臣們、外交家、以及他們的判斷和誠實。如果發生了戰爭，那麼這只能是違背他們自己政治家的意願的事；那些政治家自己不可能有過錯。全國沒有一個人有一丁點兒過錯。也就是說，發動戰爭的罪犯必定是在別的國家。拿起武器是一種自衛，是針對卑鄙陰險的敵人的一種自衛。敵人沒有一絲一毫的理由就“突然襲擊”和平的奧地利和德國，而到了一九三九年，情況則不同，在整個歐洲已經沒有這種對自己政府的誠實或者至少是能力近乎宗教般的信任。自從人們憤怒地看到外交活動怎樣在凡爾賽背叛一種持久和平的可能性以來，人們就瞧不起外交。外交家們怎樣無恥地用許諾裁軍、許諾不搞秘密外交來欺騙各國人民，對此各國人民記得太清楚了。從根本上來說，一九三九年的人不敬重任何政治家。沒有人把自己的命運信任地託付給他們。一個最不起眼的法國築路工人可以譏誚達拉第①。在英國，自從慕尼黑協定——提出所謂“為了我們這一代和平”——以後，沒有人再相信張伯倫的遠見。在意大利，在德國，群眾恐懼地眼皇着墨素里尼和希特拉：不知他又要把他們推向哪裡？當然，他們不能反抗，因為這是關係到祖國的事。於是，士兵們拿起槍桿，婦女們讓自己的孩子出發，但是不再象從前那樣抱著不可動搖的信念：犧牲是不可避免的。人們服從，但不會歡呼。人們走向前線，但不再夢想當英雄。各國人民和每一個人都已經感覺到，他們只不過是犧牲品，不是為了世界上愚蠢的政治，就是為了那不可捉摸的凶惡的命運威力。
①愛德華·達拉第（Edouard Daladier，一八八四——一九七○）。法國政治家，一九三八年三月至一九四○年三月任法國總理兼陸軍部長。一九三八年九月同張伯倫一起簽訂慕尼黑協定，對希特拉德國實行綏靖政策。
而在一九一四年，廣大群眾享受了几乎半個世紀的和平，他們對於戰爭又能知道些什麼呢？他們不知道戰爭是怎麼回事。他們事先几乎從來沒有想到過戰爭。在他們看來，戰爭是奇遇，恰恰是因為離得遙遠，從而賦予戰爭一種英雄色彩和浪漫色彩。他們還是始終從教科書和美術館繪畫的角度看待戰爭：穿著鋥亮戎裝的騎兵在進行眼花繚亂的交戰；致命的一槍總是擊穿心臟中央；壯烈的犧牲，而全軍在嘹喨聲中勝利前進——所以，在一九一四年八月，新兵們笑着向母親們高聲喊道：“聖誕節我們又回到家了。”當時，無論是在城市還是農村，誰還記得起“真正”的戰爭是什麼樣？至多有幾個參加過一八六六年反普魯士戰爭的自發老人記得起來。不過，那是一次速戰速決、流血不多、距今遙遠的戰爭。整個戰役三個星期就結束，也沒有多少犧牲，剛剛喘口氣的工夫——而這一回，普魯士又是奧地利的同盟國。在普通人的想象中，一九一四年的戰爭被描繪成這樣：一次浪漫色彩的短途旅行，一場熱烈的、豪邁的冒險。甚至有一些年輕人真的擔心自己可能會失去一生中這件美妙和令人興奮的事。因此他們急急忙忙地跑去報名參軍，在開往葬身之地的列車上歡呼、唱歌。整個帝國的脈管裡都激蕩着鮮紅的血液，頭腦發熱，希望急切。但是一九三九年的這一代人知道戰爭是怎麼回事。他們不再自己騙自己。他們知道戰爭將延續許多年，一生中的這段時間是無法彌補的。他們知道，向敵人衝鋒的時候不會戴着橡樹葉和彩色綢帶，而是在戰壕和營地一獃就是幾個星期，全身長滿虱子，渴得要死。他們知道，還沒有見到敵人，就被遠處射來的槍炮擊得粉碎和打成殘廢。他們從報紙上、從電影裡事先就知道消滅人的殘酷的新技術、新手段。他們知道，巨大的坦克在前進的道路上會把傷員輾成肉醬，飛機會把睡在床上的婦女和兒童炸得粉身碎骨。他們知道，一九三九年的一場世界大戰由於它的滅絶人性的機械化，要比人類以往的歷次戰爭卑劣、殘忍、非人性一千倍。在一九三九年的那一代人中，已沒有一個人還會相信戰爭中有上帝所希望的正義性。更糟糕的是，他們再也不相信通過戰爭而爭得的和平會有正義性和持久性。因為他們對上次戰爭所帶來的一切失望記憶太清楚了。戰爭所帶來的不是致富，而是貧困化，不是滿意，而是怨恨；帶來的是饑謹、貨幣貶值、動亂、公民自由的喪失、對別的國家的奴役、一種令人頭疼的不安全感、人與人之間的不信任。
誠然，還有這樣一種區別。一九三九年的故爭具有一種思想意義。這場戰爭關係到自由，關係到保存一種精神財富，是為了一種思想而鬥爭。這就使人變得堅決、矢志不移。一九一四年的戰爭則不同，它不知道要從現實中得到些什麼，它只是為一種幻想效勞，即，夢想建立一個更美好、正義與和平的世界。而且只是那種幻想，而不是知識使人覺得參加戰爭是一種幸運。當時的炮灰象喝醉酒似的歡呼着向葬身之地走去，鋼盔上戴着花環和橡樹葉，大街上人聲鼎沸、燈光明亮，象過節似的。
我自己沒有陷入那種愛國主義的一時狂熱，這絶不能歸功於我特別的冷靜或者看問題特別清楚，而應該歸功於我在此以前的那段生活。兩天前，我還在“敵國”獃過，而且我深信不疑比利時的廣大群眾和我們自己的同胞一樣生活在和平的環境裡，對戰爭毫無所知。此外，我長期過着一種世界性的生活，要我一夜之間突然憎恨另一個世界，這是做不到的，因為那個世界就象我自己的世界一樣，也是我的祖國。多年來，我就對政治表示懷疑，而且恰恰是最近幾年，在我和法國朋友、意大利朋友的無數次談話中討論過發生一次荒謬戰爭的可能性。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我事先就打了預防針，不相信四處蔓延的那種愛國主義熱情，而且我已準備好，面對那戰爭初期的狂熱病，仍然決心絶不動搖自己的信念：經過一場由笨拙的外交家和殘忍的軍火工業家導致的兄弟之戰以後，歐洲必然會統一。
因此，在我的內心，從戰爭的最初一剎那起，就已肯定要當一個世界公民；作為一個國家的公民，要堅持正確的立場是比較困難的。雖然我當時才三十二歲，但是暫時還不用服任何軍役，因為所有的服役檢查都說我不合格，對此我當時真打心眼裡感到高興。因為第一，這種落選替我省下了白白浪費在無聊地當一年兵的時間，此外，我覺得，在二十世紀去練習掌握殺人的兇器，是罪惡的時代性錯誤。對堅守自己信念的我來說，正確的態度應該是，在一次戰爭中宣佈自己為“拒服兵役者”。但這在奧地利是要受到嚴厲懲罰的（和英國的情況相反），而且敢這樣做，要求有一種真正為信仰而犧牲的堅定氣節。而我本性缺少這種英雄氣概——我今天不羞於公開承認這種缺點，在一切危險場合，我始終自然而然地採取迴避態度。而且不僅僅是由於這一點，我得受人指摘，說我不堅定。也許這種指摘有道理吧。鹿特丹的伊拉斯謨——我崇敬的師傅，在一個我們今天不熟悉的世紀裡也經常受到這種指摘。另一方面多作為一個相對年輕的人，在那樣一個時代，一直等到別人把他從自己的黑暗中挖出來，並把他扔到一個不該他去的地方，這也是不好受的。所以我四處尋找一項我多少能幹點什麼而又不是煽動性的工作。在我的朋友中有一個是軍事檔案館的較高的軍官，這使我有可能被安插到那裡去。我得干圖書館工作，我的語言知識在這方面有用，或者幫助修改某些要公佈的告示——當然，這不是什麼炫赫的差使——我今天願意這樣承認。不過，我個人覺得，這項工作要比一個俄國農民用刺刀戳進肚腸來得合適。而且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在於完這件不太緊張的工作之後，我還可以干另一件在我看來戰爭期間最最重要的工作：為今後的互相諒解工作。
我在維也納自己朋友圈子內的處境要比這職務上的處境更困難。我們作家中的大多數人很少受到關於歐洲的教育，完全是在德意志的視野內生活。他們以為鼓動群眾的熱情和用富有詩意的號召或者科學的意識形態來為美化戰爭打基礎，這就是他們所能做的最好的貢獻。几乎所有的德語作家，以霍普特曼和戴默爾為首的御用文人，相信自己的責任是，就象古老的日耳曼時代那樣，用詩歌和文字激勵奔赴前線的戰主要有犧牲的熱情；把必要的死亡和戰爭的勝利唱成和諧一致的詩歌，在當時層出不窮。作家們鄭重其事地發誓，他們再也不和一個法國人、一個英國人搞文化合作。更有甚者：一夜之間他們拒不承認有史以來就有一種英國文化、法國文化。對德意志人的氣質、藝術、性格來說，他們的文化都是微不足道和沒有價值的。更惡劣的是學者們的活動。哲學家們突然之間除了把戰爭解釋為能振奮各國人民力量的“洗禮”以外，不知道還有別的高論。醫生們也和他們站在一邊，他們熱烈誇獎補形術的優越，好象有人喜歡把自己的一條腿截去，用假肢代替健康的腿。各種教派的教士也同樣不甘落後，參加到這大合唱中來，有時候我彷彿聽見一番神經錯亂的人在狂吼。而正是這些人，一個星期前、一個月前，我們還十分讚賞他們的理智、他們的創造力、他們的人性立場。
但是，這種瘋狂最使人震驚的是，他們中間的大多數人都是誠實正直的。大多數人有的年事太高，有的體力不支而不能服軍役，他們誠心誠意地認為臥己有責任幹一種輔助性的“工作”。他們覺得，他們以前所創作的一切，對不起語言界，因而也對不起人民。所以，他們現在要通過語言來為自己的人民效勞，讓人民聽到自己想要聽的聲音：在這場鬥爭中，正義完全在自己這一邊，非正義在別人那一邊。德國必勝，敵人慘敗——他們完全沒有想到，他們這樣幹，背叛了作家的真正使命：作家是人類一切人性的維護者和保衛者。誠然，當最初的熱情漸漸消失後，其中有些人很快嘗到了苦頭，感到自己說的話非常噁心。但在那最初幾個月裡，聽得最多的是，說某某人喊得最凶。於是，彼此雙方都有人在一片鼓噪中吶喊和唱讚美歌。
我覺得，在這種如此真誠、同時又是十分荒唐的狂熱中，最典型、最令人震驚的事例，莫過于恩斯特·利騷①。我和他很熟。他寫一些短小精悍的詩，而且是我想得起來的心腸最好的人。我今天還記得，他第一次來看我時，我不得不咬緊嘴唇，免得笑出來。在我原來的想象中，這位抒情詩人一定是細長、瘦骨嶙峋的年輕人，就象他寫的洗煉有力的德語詩一樣。
①恩斯特·利騷（Ernst Lissauer，一八八二——一九三七），德國抒情詩人和劇作家，一九一四年以發表一首題為《憎恨英國》的詩而名噪一時。
他的詩追求非凡的簡潔。可是當他走進我的房間時，搖搖擺擺，胖得象只桶，紅光滿面，下巴不是兩層，而是四層，是一個小矮胖子，他精力充沛、充滿自信，說話結巴得厲害。他完全沉湎在詩歌之中，一再引用自己的詩句而不能自製。不過，他的所有這些可笑之處，反倒使大家喜歡他，因為他熱心、正直、友好，而且對自己的藝術有一種几乎着了魔似的獻身精神。
他出身于一個殷富的德國家庭，在柏林的弗裡德里希一威廉文科中學受過教育，也許是我認識的最普魯士化或者說被普魯士徹底同化的猶太人。他不說任何別的語言，也從未離開過德國。德國對他來說就是世界。越是德意志的國粹，他就越熱衷。約克①、馬丁·路德、施泰因②是他少目中的英雄。德國自由戰爭是他最愛寫的主題。巴哈是他音樂中的上帝。儘管他的手指又短又胖，象海綿似的，但是彈巴哈的樂曲卻非常出色。沒有人比他更瞭解德國抒情詩，沒有人比他更熱愛德國語言，為之迷醉。但是象許多猶太人一樣，他的家庭是後來才進入德國文化界的。他比最虔誠的德國人更信賴德國。
①漢斯·約克·馮·瓦登堡（Hans Yorck von Wartenbutg ，一七五九——一八三○），普魯士陸軍元帥。
②施泰因帝國男爵（Heinrich Friedrich Karl Reichsfreiher vom und zum Stein，一七五七——一八三一），德國政治家和普魯士改革家。
當戰爭爆發以後，他于的第一件事是急急忙忙趕到兵營，報名當一名志願兵。但是我今天仍能想象，當這個胖子氣喘吁吁爬上樓梯時，那些上士和列兵會笑成怎樣。他們很快把他打發走了。利騷非常沮喪。但是正象其他人一樣，他現在至少要用詩歌為德國效勞。對他來說，德國報紙和德國戰報所報道的一切都是千真萬確的事實。他的國家遭到了突然襲擊，完全象威廉街導演的那樣，最壞的罪犯是那個背信棄義的英國外交大臣格雷①爵士。英國，是進攻德國和發動戰爭的罪魁禍首，他把這種感情表現在一首題為《憎恨英國》的詩中，這首詩——我今天手頭沒有這首詩——用簡潔明了、印象深刻的詩句煽起對英國的仇恨，發誓永遠不原諒英國的“罪行”。不久就出現一種災難性的情況，說明要煽起仇恨是多麼容易（那個肥胖、矮小、昏了頭的猶太人利騷事先學了希特拉的榜樣）。那首詩就象一枚炸彈扔進了彈葯庫。也許在德國從來沒有一首詩象那首《憎恨英國》那樣如此迅速傳遍全國——縱然是《守衛在萊茵河畔》也沒有如此迅速。德國皇帝深受感動，授予利騷一枚紅色的雄鷹勛章。各家報紙都轉載了那首詩：教師們在學校裡把它唸給孩子們聽。軍官們走到前線，把它朗誦給士兵們聽，直至每一個士兵能把那仇恨經背得滾瓜爛熟。但是這還不夠。那首小詩被配上樂曲和改編成大合唱，在劇場演出。不久，在七千萬德國人中再也沒有一個人不從頭至尾知道《憎恨英國》那首詩的。不久，全世界都知道那首詩——當然，沒有太多的熱情。一夜之間，恩斯特·利騷紅得發紫，享受到一名詩人在那次戰爭中的最高榮譽。當然，那種榮譽後來就象一件內薩斯襯衣②把他焚燬。因為戰爭剛一過去，商人們又想要做生意，政治家們真誠地為促進互相諒解而努力，人們想盡一切辦法要拋棄那首要求永遠和英國為敵的詩。為了推卸自己的責任，大家把可憐的“仇恨的利騷”斥之為當時鼓吹瘋狂的歇斯底里仇恨的唯一罪人。其實，一九一四年的每一個人都有那種歇斯底里仇恨的份。每一個在一九一四年讚美過他的人到一九一九年都明顯地不理他了。報紙不再發表他的詩作。當他在同伴中間露面時，立刻出現難堪的沉默。後來，這位孤獨者被希特拉趕出他全心全意為之獻身的德國，並且默默無聞地死去，他是那首詩的悲慘的犧牲品，那首詩曾把他捧得很高，為的是以後把他摔得粉碎。
①愛德華·格雷（Edward Grey ，一八六二——一九三三），一九○五年至一九一六年任英國外交大臣，一兒一四年竭力唆使法、俄與德開戰，促成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
②希臘神話中染有半人半馬怪獸內薩斯的毒血的致命襯衣，後被薩拉克勒斯所誤穿，比喻帶來災難的禮物。
當時所有的人都和利騷一樣。我不否認，他們——那些作家們、教授們、當時突然冒出來的愛國者們——的感情是真誠的，並且真心實意地認為要于點什麼。但是，過了很短一段時間，就已經可以看出，他們對戰爭的讚美和放縱的仇恨心理釀成了何等可怕的惡果。所有參加戰爭的各國人民在一九一四年全都處于亢奮的狀態。最惡毒的謡言立刻就會變成真的，最荒誕的誹謗有人相信。在德國，會有幾十個人在一起發誓，說他們就在戰爭爆發前，親眼目睹裝着黃金的汽車從法國駛向俄國。在每次戰爭開始後的第三天或第四天很快就會傳開的挖眼睛、斬手肢的童話充斥各種報紙。是呀，那些把這類謊言傳開的不知情者，他們並不知道，用各種可以想得出來的暴行來譴責敵方的士兵——這種伎倆本身也是一種戰爭手段，就象彈葯和飛機一樣。他們不知道，每次故爭開始的最初幾天通常都能從報刊上看到這種伎倆。戰爭和理性與正常的。感情是不相通的。它需要感情的衝動，它需要有為自己事業奮斗的熱情和對敵人的仇恨。
話又說回來，強烈的感情不會無限持久，這是人的本性。個人如此，一個國家和人民也是如此。這一點軍事當局知道得很清楚。因此它需要人為的煽動，需要不斷地給人服“興奮劑”，而這種刺激工作應該由知識分子——詩人、作家、新聞記者來做。他們做這種工作時，有的心安理得，有的問心有愧，有的出於真誠，有的例行公事。他們既然敲起了仇恨的戰鼓，那麼就得使勁地一直敲到每一個不抱成見的人耳朵直響、心臟打顫。無論是在德國，還是在法國、意大利、俄國、比利時，几乎所有的知識分子都順從地為“戰爭宣傳”服務，以此來鼓動群眾的戰爭狂熱和戰爭仇恨，而不是與之鬥爭。
後果是嚴重的。當時，由於宣傳部門在和平時期還沒有變得聲名狼藉，各國人民儘管大失所星，但是仍然相信報上登的一切都是真的。所以，最初幾天那種純粹、美好、勇于犧牲的熱情漸漸轉變為一種最惡劣、最愚蠢的感情的放縱。人們在維也納和柏林、在環城大道和弗裡德里希大街和法國與英國“作鬥爭”要方便得多。商店上的法語和英語招牌必須取消，甚至“純潔的少女”（Englischen Fraulein ）修道院的名稱也不得不修改，因為人民已慷慨激昂，殊不知此處的“Englisch”（天使的、純潔的）乃是“天使”（Engel ）之意，而不是指盎格魯撒克遜人。那些老實巴交的生意人在信封上貼上或者蓋上“上帝懲罰英國”的字樣。社交界的婦女們發誓（並寫信給報紙），她們一輩子不再說一句法語。莎士比亞被趕出德國舞台。莫扎特和瓦格納被趕出法國和英國的音樂廳。德國的教授們聲稱，但丁是日耳曼人；法國的教授們聲稱，貝多芬曾是比利時人。他們肆無忌憚把精神文化財富象糧食和礦砂似的從敵國抄來。那些國家成千上萬的公民每天在前線互相殘殺，這還不夠。他們還互相在後方辱罵、中傷敵國已經死去的偉人——他們默默地在自己的墳墓已經躺了幾百年了。這種精神失常越來越荒唐。從未走出過自己住的城市和上完學以後再也沒有打開過地圖冊的廚房裡的廚師相信，如果沒有“桑夏克”（波斯尼亞邊境的一個小地方），奧地利就無法生存。馬車伕在大街上爭論：應該向法國提出哪些戰爭賠償，是五百億還是一千億，而他們並不知道十億究竟有多少。沒有一座城市，沒有一個社會階層不陷入那種可怕的仇恨的歇斯底里之中。傳教士們從祭壇上說教，一個月前還把軍國主義譴責為最大犯罪的社會民主黨人聒噪得比其他人都厲害，為的是遵照威廉皇帝的話不當“賣國賊”。那是無知的一代人的戰爭，恰恰是各國人民一味相信自己一方事業的正義性，成了戰爭的最大危險。
在一九一四年戰爭開始的最初幾個星期，要想和某個人進行一次理智的談話，漸漸地成為不可能了。最愛好和平、心地最善良的入，也象喝醉了酒似的兩眼殺氣騰騰。我始終以為是堅定的個性主義者和甚至是思想上的無政府主義者的朋友們一夜之間都成了狂熱的愛國者，而且從愛國主義者變成貪得無厭的兼併主義者。每次談話都是用這樣一些愚蠢的陳詞濫調結束，諸如：“誰不會恨，誰也就不會真正的愛。”或者表示無端的懷疑。多年來我從未和他們發生過爭論的同伴們很不客氣地責備我，說我不再是奧地利人，說我應該到法國或者比利時去。是呀，他們甚至審慎地暗示，他們原本應該讓當局知道我的觀點，諸如戰爭是一種罪行，因為“失敗主義者”是祖國的最嚴重的罪犯——“失敗主義者”這個漂亮的詞也同樣在法國發明。
於是出路只有一條：在別人頭腦發熱和亂嚷嚷的時候，隱居到自己的內心和保持沉默。當然，這是不容易的。因為縱使自我流亡到國外，也不見得比孤身一人生活在祖國壞多少——我對此在當時就有充分認識。在維也納，我和原來的老朋友們已經疏遠，找新朋友，當時還不是時候。只有萊納·馬利亞·里爾克有時還可以和他談談心。他也同樣在我們偏僻的軍事檔案館服役，因為他的神經是如此脆弱，任何骯髒、氣味、嘈雜都會使他的神經感到真正的難受。他是絶對不能當兵的。當我今天想起他穿著軍裝的那副樣子，我總是忍俊不禁。一天，有人敲我的門。一個士兵畏畏縮縮地站在那裡。我猛地一怔：是里爾克！穿著軍裝的萊納·馬利亞·里爾克！他看上去非常笨拙，脖子被衣領束得緊緊的，完全被這樣一個念頭弄得心慌意亂：他得隨時把靴子猛地並攏向任何一個軍官致敬。因為他從來都是一絲不苟，即使對那些微不足道的陳規陋習他也是要模範地遵守，所以他始終處于張皇失措的狀態。他輕聲地對我說：“自從上完軍事學校以後，我就一直討厭這套軍服，我想，我再也不用穿它。可是現在，到了快四十歲的時候，又把它穿上了！”幸虧肯幫忙的人保護了他，不久一次有利於他的健康檢查使他免于服役。他又來看過我一次，是來告別的，這一次重又穿起平民服裝。他走進我的房間的時候簡直象飄進來一樣（他的走步總是那樣難以形容的輕），他說，他還要向我表示感謝，因為我曾通過羅曼。羅蘭設法要把他在巴黎被沒收的圖書救出來。他第一次看上去不再年輕了，彷彿是對恐懼的思想使他精疲力竭。他說：“如果只能到國外去，那麼就到國外去！戰爭始終是監獄。”然後他就走了。我又再次成了孤獨一人。
幾個星期以後，為了躲避那種危險的群眾變態心理，我堅決地遷居到維也納的一個郊區，以便在戰爭期間開始我自己個人的戰爭：向利用當時群眾的熱情背叛理性的行為作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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